李影媚

　　摘要：余光中是汉语新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整合两岸四地学界对余光中先生的部分纪念文章，以呈现他的丰满形象。

　　关键词：乡愁；创作；慎重；文学论战；谦和幽默

　　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112-06

　　余光中，当代学者、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50年5月到台湾，1952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58年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其间曾两度应邀赴美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7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回台，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6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并将四者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他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他的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他的诗作《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被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教授于台湾逝世，享年89岁。

　　一、一个诗人的乡愁

　　台湾作家陈幸蕙在对余光中先生纪念文章中谈到：余光中从44岁开始写于《断奶》前的《乡愁》一诗，到歌咏颂赞永恒之岛的乡情诗，到文革时期婉转怀乡、刻画伤痕、遥忆童年、近乡情怯的乡愁诗变奏，再至64岁应北京社科院之邀赴大陆访问后，所写乡愁诗之续集——返乡诗，对1949年随国民党迁台的台湾新住民余光中而言，乡愁是其一生诗歌创作中最特殊、也是最“一以贯之”的主题。①

　　许多人读余光中的第一首诗便是《乡愁》。在余光中出版的20多本诗集中，《乡愁》对于余光中广大读者而言是余光中诗歌最耀眼的名片和文学坐标。陈幸蕙在《忠于自我，无愧于缪思的马拉松作家》中说到“凡有华人处，即有余光中诗，即有《乡愁》之传诵”。时至今日，余光中仍被称为“乡愁诗人”。

　　陈幸蕙认为，传唱不绝的《乡愁》之所以引起广大回响，主要在于全诗适用明朗亲切的文字、易琅琅上口的歌谣体，更在于少小离家、两地相思、中年丧亲、晚年渴望落叶归根的小我个人经验，反映了大我普世的共同经验，于个相中呈现了共相之故。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于不动声色中，含泪点出了“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一把无情的水蓝刀”切割两岸的沉痛历史，充满不可承受之重。③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两岸交流之后，余光中地理乡愁虽解，另一种复杂的乡愁，在其心中却与日俱增，挥之不去。毕竟，“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波分两岸/旗飘二色，字有繁简/书有横直”的伤痕犹新。④陈幸蕙回忆道：近年来，台湾课纲文言文比例逐年降低，在期许新世代有更丰富未来的情况下，余光中曾语重心长地说：“不能剥夺下一代的文化继承权！”因之于白发苍苍的晚年，亲自披挂上阵，企图力挽狂澜，“拯救国文”。⑤

　　所以陈幸蕙提醒我们，如果从文化生命断裂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乡愁》结语，我们就可以发现热爱华夏且以传承为使命的余光中，地理乡愁虽已解构，却仍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文化乡愁。⑥

　　对于传统文化的“乡愁”和坚守，余光中就像其诗歌中的“守夜人”一样，“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的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二、向世界开放自己

　　“乡愁诗人”名义固佳，但余光中也曾表示“乡愁诗人”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他自己。因为除乡愁之外，余光中创作题材多元。正如陈幸蕙在纪念文章《忠于自我，无愧于缪思的马拉松作家》的评价一样——余光中作为一个对自己、对文学、甚至对时代负责的作家，他把自己向这世界开放，不自我设限，无事不可入诗，取材无比自由宽广。因此在其诗中，可见其对岁月的沉思、对生命盈缺的观照、对存在的困惑、对宇宙天启的叩问、对死亡议题的探索、对自然静物的观察题写；但家庭日常（如停电、失眠、拔牙、夜半如厕）、亲情爱情（如余师母削苹果、东京新宿的短暂失踪、为孙女祈祷）、人物显影（如梵谷、甘地、萧邦、达赖喇嘛到时装模特儿、长跑选手）乃至数码时代的自我定位（不上网的漏网之鱼）、时事新闻与政治评论（如戈尔巴乔夫、台湾选举、杜十三事件、哀悼九一一、九二一）等，也均莫不到手擒来，无一不可入诗。此外，从关怀气候变迁、地球暖化、北极熊的生存困境的《冰姑、雪姨》，到琐细尴尬、无人过问也无人能写敢写的《同臭》，余光中在大与小、轻与重、深与浅、哀伤与幽默、庄严与谐谑间，游刃有余。他的诗歌取材宽广度，可见一斑。⑦

　　余光中曾对台湾中山女高国文科教师张辉诚说过：“别人写作可能是专卖店，我的则是百货公司，应有尽有。”这就是余光中对世界开放自己的自信，他不怕自己的作品被挑选。

　　除此之外，余光中还热爱摇滚民谣。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张锦忠在回忆文章中说到听西洋歌曲、对北美歌者热衷大于读诗的他看到余光中的散文《聽，这一窝夜莺》的时候，却被深深吸引，十分乐读。⑧后来这几篇“夜莺”被收录在1974年的散文集《听听那夜雨》，余光中在后记中说，“久拟撰写的巴布·狄伦的评论才是真正的考验”。张锦忠认为，余光中对摇滚民谣的兴趣，也反映在其诗风上。虽然余光中早在《冷战的时代》里头的《带一把泥土去》、《凡有翅的》就已经以民谣体传唱，但是《白玉苦瓜》集中的《江湖上》、《民歌》、《乡愁四韵》、《乡愁》等诗最具民谣风。这几首诗以民谣体抒情叙事，语言浅显，风格明朗，更贴近民间。⑨

　　关于余光中对民谣风的兴趣，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单德兴的回忆文章也给予了极大的印证。单德兴回忆1973年其修读余光中的英国文学史的经历说到，那时余光中的诗作转向民谣风，这兴趣也反映在教学上，对《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里的民谣（popular ballads）情有独钟，每一首都仔细讲解、朗诵，自得其乐，不少学生也为之陶醉。余光中对英美摇滚乐与流行民歌的介绍，甚至模仿美国民谣歌手巴布·狄伦的作品，打开了单德兴他们这群学生的视野，把遥远的英国文学史连结上英美流行文化与当代台湾文化。⑩单德兴还回忆了1975年6月前往台湾中山堂参加歌手杨弦根据余光中诗作而谱曲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场景。当他欣赏诗人与歌手同台演出时，当他聆听余光中亲自朗诵时，当熟悉的诗句由歌手口中唱出时，诗与歌的结合仿佛使文字借着音乐活转过来，他打心底产生一股奇妙的感觉。{11}

　　除了诗歌创作、痴迷音乐之外，余光中还致力于散文、翻译和评论创作。在创作之余，余光中也喜欢自然与运动，是文艺远足队队长。小说家、前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王文兴在《余先生的后院》回忆文章中评价说，余光中“不仅是吾人现代文学的开山始祖，他甚至促进了我们现代绘画、现代音乐的诞生。”{12}正是对自然、生活和创作的无限热爱，余光中在生活和创作中始终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在各个领域不断打开自己并且发光发热。

　　三、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在《我是余光中的秘书》一文中，余光中戏谑地自称是自己的秘书。他说到——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他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他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他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13}

　　即使“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他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余光中对于评审、校对工作却从未敢松懈，更不会让人代劳。对于余光中而言，“校对不但需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有真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14}他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末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同时，他为大陆出书近年来校对的水准降低以及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而错字之多的现象感到伤心，并担忧“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之千里”。{15}这可见余光中对文字的慎重。

　　余光中对文字的慎重在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的回忆文章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陈素芳作为与余光中合作数十年的出版编辑，回忆到余光中在出版诗集《太阳点名》时候清楚地告诉她几首、几行。余光中对她说：“我不记账，却有译本诗的帐目，上面详细记载题目，行数，发表刊物与日期”。{16}

　　陈素芳于2009年向余光中提议重出《梵谷传》的时候，81高龄的余光中欣然首肯，像重译一本书一般，找到半世纪前为方便翻译拆开的原文，35万字对照校订，更动部分译名，手绘“梵谷一生的行旅图”，为梵谷名画解说，亲制人名索引，视其与梵谷的关系介绍当时重要画家，几乎可说是19世纪印象派画家的导览。{17}陈素芳评价到：一本半世纪来备受赞语的译本，他28岁翻译，50岁重译，81岁重新校订、修正，对文字的坚持这样纯粹，这样一本初衷。{18}陈素芳还说，余光中对文字的纯粹坚守的精神甚至还体现在其2016年跌跤住院后、2017年1月与7月重新出版的《守夜人》、《英美现代诗选》里。{19}

　　余光中对文字的慎重，尤见于其对翻译的慎重。单德兴的《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敬悼余光中老师》一文就有一段评价到：

　　从早期《英诗译注》就可看出老师对翻译的慎重，小自一字一句的理解，一韵一律的掌握，中至通篇的结构、技巧、意象、内容，大至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文学史地位，都能透过雄深雅健的文笔传达给读者，对译作力有未逮之处也坦白承认。他参与其事的《美国诗选》与独立完成的《英美现代诗选》在华文世界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树立了译者的楷模，对我主张翻译的“双重脉络化”也深有启发。至于修订译作再行出版，如《梵谷传》、《老人与海》、《守夜人》、《英美现代诗选》等，更展现了再接再厉、精益求精的态度，因为正如他所言，世上没有完美的翻译，“Translation is an art of approximation”，只能尽量逼近原作，无法完全传达形音义，译诗尤然。{20}

　　余光中对待文字的慎重不仅仅体现在对他自己的作品方面，更体现在对他人的作品态度方面。据单德兴回忆，余光中为人写序绝不应酬敷衍，每篇都是细读后的悉心之作，既有肯定、期许，也不吝提出改进之道，《井然有序——余光中序文集》便是集大成之作。{21}根据台湾蓝星诗社诗人向明先生的回憶，虽然为多人认真作过序言，但余光中对待蓝星诗社同仁甚少写序或评介，要有也是以极精炼的寓言或旁征侧引的介入，绝少有溢美之词。{22}

　　余光中对文字的谨慎固好，但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副作用。诚如余光中在《第十七个诞辰》一文中所预言：“蓝星似乎有一个传统，就是社友之间，较少互相标榜的倾向。当然，互相之间要截然禁绝美言佳评，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溢美之词尚少泛滥成洪水的荒谬程度，这种低姿态的作风，对于喜欢高帽子的人而言当然缺乏鼓舞性”。{23}向明在《蓝星的精神领袖：余光中》中写到，然而这样的自律的后果是蓝星的延续发生了问题，没有培植接班人，老人日渐凋零，使得诗刊无法办下去。由于自律，同仁间不互相标榜辅植，使得青年诗人对加入蓝星兴趣缺乏。{24}另外，单德兴还提及——余光中“数十年讨论翻译的文章甚多，在理论、批评、实务上都有独到的心得，当今中文西化严重，翻译体横行，这些见解颇有矫正的作用。中国大陆早就出版了《语文及翻译论集》{25}与《余光中谈翻译》{26}，读者一卷在手，就能汲取余光中多年翻译心得，增长不少功力。但台湾除了《含英咀华——梁实秋翻译奖评语集》{27}之外，余光中的其他文章散见于不同书中，有些新作甚至尚未收入书里。单德兴曾数度向余光中夫妇提及此事，甚至考虑要不要毛遂自荐，代为整理翻译论文集。然而余光中忙于整理诗集、文集与两本译诗集，对书稿整理也自有一套行之有年的严谨作业程序，他人难以代劳，所以就未积极进行。{28}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这句自嘲背后是余光中对文字的极度纯粹坚守、慎重与自律。

　　四、分裂对峙的时代感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并将这四方面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余光中也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正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彭立勋所写——余光中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对现代诗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他反对把中国诗的现代化等同于中国诗的西化，主张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既要发扬中国文学之优势，又要吸纳西方文学之所长，将观察与想象、理性与抒情结合起来。同时，余光中还深入、详细研究了诗歌形式美和构成规律，并对中国现代诗的新形式从创作到理论方面做了创造性的探索，如纠正对“自由诗”的误解，对“自由诗”与“格律诗”的关系作出科学的审视，注意研究诗歌的声调类等等。{29}余光中还提出了“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并为此长期进行着实践。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唐捐评价说，不同于纪弦、覃子豪以至洛夫等人的法国取向，余光中译介英美诗学，倡导知性与感性的平衡，依然反映出冷战时代里文化传播的变迁。而新大陆（美国）与旧大陆（中国）的相互激荡，也就养成了他笔下特有的豪迈之气，以及分裂对峙的时代感。{30}

　　由于余光中诗文丰富多产且有诸多观念，他曾参与过多次文学论战。张锦忠指出，《文星》时期的青年余光中《下五四的半旗》、《剪散文的辫子》、批言曦、战洛夫，195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战几乎无不与。{31}唐捐也说，余光中善战，以此树立名声，与创作互为表里。早年在现代诗论战里，他回应杂文家的文字，最为明快而犀利。在与所谓“恶魔派”争夺现代诗的代表权时，他思路清新，文笔结实而老到，因而在言论争锋上绝不居于下风。{32}在乡土文学论战过程中，张锦忠认为其杂文《狼来了》气势犀利逼人，正是余光中批评文体的一贯风格。但正是这篇《狼来了》引发了余光中至今存在的争议甚至导致了亦生亦友的陈芳明与他的20年的断裂与沉默。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陈芳明在纪念文章《分合与转折》中回忆说：“1976年乡土文学论战刚刚发生时，余老师发表《狼来了》那篇文字。到今天，自然还是有人无法原谅他的文学立场。在捧读那篇文字时，我心情相当激动。那时我个人的想法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应该对不同的意识形态都能够尊重与包容。只因陈映真在出狱之后所写的文章，开始用隐晦的字眼引述马克思与毛泽东，我那时当然无法接受陈映真的说理方式。尤其他企图把左派的中华民族主义置入他自己的论述里，更使我难以认同。我从未想过余光中会如此焦虑地揭露陈映真的政治立场，甚至以《狼来了》来表达他对左派意识形态的恐惧。我既不赞成陈映真，也无法同意余光中。在此之前，我把这两位作家视为我生命里的左右两盏灯，却在乡土文学论战爆发时同时熄灭。”{33}直到1996年的重逢，陈芳明对余光中的心防才瓦解。张锦忠说，论战文章的是非功过，文学史自有判断。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必争唱一时。{34}唐捐认为，余光中在诗史上的热源来自于争议性，但也立基于诗文本身的丰富性。面对如此多产的作家，我们不必太在乎那些平缓之作，而应细读其诗文精品。它们绝对足以构成一座险峰。他相信，明敏的年轻读者仍可从余光中作品中获取无穷的启迪。{35}

　　被陈素芳问到“对于长年有人批判，有人仰慕之后反目成仇，有怎样的看法”的时候，余光中回复说：“我相信自己的艺术。”诚哉斯言，一如他雅好的星光意象{36}：

　　当夜色降临，星光升起

　　我在其中，独对天地

　　夜色再沉，沉不到我心底

　　星光再高，高不过我天际

　　五、漏网之“余”的谦和幽默

　　据陈素芳回忆，余光中在网络时代戏称自己是漏网之“余”。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中，漏网之“余”的余光中是一位谦和、幽默的的先生。

　　余光中的谦和，正如王文兴写：“这几日我常想到此园（于先生在台北厦门街寓所的日式住宅），今感觉此园恐甚像我们对于余先生的回忆；他的一生，他留给人的回忆，正像此一后园，幽静，优美，春日的阳光普照，正如他一生的文学成就。”{37}虽多与人论战，论辩又多犀利，但余光中私下却是温和平静之人。唐捐的《天狼仍在光年外嗷叫》有一段文字写到：“在晚年的访谈里，余光中自承，他虽与纪弦互相讥嘲，但暗地里反而受到纪弦的吸引（按他自己的讲法，就像大家闺秀之于浪子）。实际上，余洛之争也存在类似的状况。”{38}

　　在乡土文学论战中，陈芳明给余光中写了一封，信中只有“江南之于你，犹嘉南之于我”这两句话，便从此与余光中决裂20年。两人于1996年在《联合报》在国家图书馆所举办的学术会议中再次重逢。在陈芳明纠结要回避他还是勇敢与他见面时，余光中走过来，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他开口第一句话说，你的家人好吗？你的孩子好吗？只是简单的问候，却使陈芳明整个心防瓦解。对长期不理解他的学生，余光中还是维持过去一贯的温暖，并没有做任何的辩驳和质问。{39}师生二人又重新交往，2011年11月2日，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发表会上，余光中仍欣然应邀致词。这也许是他对自己艺术的信任，更是他在生活中谦和的体现。

　　当张辉诚看到陈芳明编选的《余光中六十年诗选》，曾不解地问过余光中，为什么怀乡题材的詩歌几乎都没选了？余光中回应说：“芳明是在帮我。”张辉诚才恍然大悟，时过境迁，价值观开始转变，抉择诗歌的标准也开始转变了，不同地域、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认同，各取所需，各择所好。{40}也许余光中的谦逊平和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他对“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群对诗歌评判标准各有不同”该现象的清晰认识罢。

　　谦和的余光中身上还有难得的幽默、乐观与纯真。

　　据张辉诚的回忆，他于2016年期间去医院看望因跌倒住院的余光中。当张辉诚还停留在各种情绪里面的时候，余光中倒是先就跌倒一事说了他的看法：“年纪大了，连土地公都喜欢来捉弄，扯人后腿”；在伸手与张辉诚握别的时候，余光中突然问张辉诚有没有和周梦蝶握过手，并幽默地说，“周梦蝶手劲很大，我跟他握手，手好像被钳子夹住一样。”{41}在生病期间，余光中反而能以豁达的玩笑话安慰对其病情心怀担忧的看望者。在张辉诚的记忆里，余光中还是心里住着一个小孩，童心未泯的余光中。有一次张辉诚的儿子张小噜在余家客厅满地爬，在余光中的座椅底下钻进钻出，余光中对小噜说：“噜噜正在过山洞喔！”还有一次，余光中在台北见到白白胖胖的张小噜，直说：“噜噜现在是：内容超过形式。形式是小令，内容却是长调。”{42}

　　在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助理教授熊婷惠纪念文《遇见那来自古老国度的旅人》中，余光中是一位能在山路上从年轻人旁边超车、呼啸而过的爱冒险的可爱老师，更是一位风趣的老师。余光中有一次发现学生请假单上的英文称呼写错之后，并不直接指出学生的错误，而是幽默地说应该将“Ms.Bear”改成“Winnie the Pooh”。{43}

　　余光中幽默诙谐的一面还散见于其他学者的回忆文章之中。比如在《余光中老师的多重面貌》，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院长钟玲回忆到，1971年初与余光中、杨牧3个人饭后喝啤酒聊天，余光中与杨牧开始说笑话，在钟玲心目中严肃的余光中和含蓄的杨牧，一对上就欲罢不能，她为此始而微笑，继而捧腹。{44}正是那一次见识到余光中的风趣，先前不大了解余光中的钟玲从此对余光中畏惧全消并且和余光中夫妇开始了长达46年比较亲密的交往。钟玲回忆：“余氏夫妇好客好友，常在家中请朋友来聚餐，最常见到的是任职中文大学的陈之藩、思果、高克毅、黄维樑。置身于朋友之中，余老师很放松，他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自己却纹风不动，只眨眨眼。”{45}另外，钟玲还写到，在2017年11月28日他小中风入院前一个多月，他还写下《悼念李永平》一文，刊载在2017年12月号的《文讯》上。文中说，他当年为李永平的小说《吉陵春秋》写序文，那时李永平没有告诉他吉陵到底位于何处，“害我狂猜了好久”。余光中典型的幽默，跃然纸上。{46}

　　①②③④⑤⑥⑦ 陳幸蕙：《忠于自我，无愧于缪思的马拉松作家》，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64-65页。

　　⑧⑨⑩{11}{31}{34} 张锦忠：《在西湾斜阳的余光中——敬悼余光中老师》，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73-73页。

　　{12}{37} 王文兴：《余先生的后院》，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52页。

　　{13}{14}{15} 余光中：《我是余光中的秘书》，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10/15/content_5217716.htm

　　{16}{17}{18}{19}{36} 陈素芳：《当夜色降临，星光升起——由读者到编者，永怀余光中老师》，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70-71页。

　　{20}{21}{28} 单德兴：《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敬悼余光中老师》，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79页；第82-83页。

　　{22}{23}{24} 向明：《蓝星的精神领袖：余光中》，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54页。

　　{25} 《余光中选集》卷四，黄维樑、江弱水编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

　　{27} 九歌出版社2002年出版。

　　{29} 彭立勋：《余光中的诗歌美学思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3月25日。

　　{30}{32}{35}{38} 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嗷叫》，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55-56页。

　　{33}{39} 陈芳明：《分合与转折》，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62-63页。

　　{40}{41}{42} 张辉诚：《因为在光中——怀念余光中老师》，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76页。

　　{43} 熊婷惠：《遇见那来自古老国度的旅人》，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88页。

　　{44}{45}{46} 钟玲：《余光中老师的多重面貌》，台湾《文讯》2018年1月号第387期，第88页；第90页；第91页。

　　（责任编辑：庄园）

　　Memory as Long as the Railway Lines： the World of

　　Letters in Memory of Mr Yu Kwang-chung

　　Arranged by Li Yingmei

　　Abstract： Yu Kwang-chung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ne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has put together part of the articles written in memory of him that came from the world of letters spread across the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Keywords： Nostalgia， writing， discretion， literary debates， modest and humor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