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爱情”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不同时期的爱情观与爱情书写往往反映出时代特征。在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及建国初的主流文学中，爱情书写往往处于边缘地位；新时期以来，爱情观发生了重大改变，爱情书写也呈现出多元化、个人化特征。近年来很多文学作品在思考爱情本身及其所遇困境。严歌苓擅长写爱情故事，她的新作《芳华》聚焦中国历史与现实，爱情依然是其主线。小说跨越40多年，呈现了3种爱情模式，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精神困境：第一种展示欲望与“崇高”的道德要求的冲突，第二种写出商品化与个人情感的矛盾，第三种展现爱情与心灵创伤的关系。
關键词：爱情；《芳华》；矛盾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092-06
严歌苓是当代海外华裔作家中高产作家之一。她众多作品在讨论男女情感问题，尤其探讨个人情感与民族、国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如《小姨多鹤》写出被卖作“生育工具”的日本女子多鹤与张俭之间产生的爱情，这种爱情涉及到与民族身份、一夫一妻制等矛盾；《少女小渔》写小渔为了移民身份，在男朋友的操办下与当地老男人结婚，“丈夫”对小渔产生了真感情，而男朋友为现实牺牲她，写出在生存困境中爱情的模样；《天浴》写到下放的女青年文秀企图靠身体换取回成都的通行证，结果想要的未得到反而导致自己身败名裂，真正爱她的男人按她的暗语，结束了她的生命，自己也自杀与她同葬在雪中，小说写出精神之爱的圣洁。新作《芳华》延续对爱情的思考及对爱情困境的书写；小说原名《你触摸了我》（《You Touched Me》），讲述了文工团几个年轻文艺兵的青春时光，它跨越40多年，以发生在刘峰身上的3段情感经历，描摹出不同的感情困境，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精神境况。
一
刘峰的第一段感情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感情是对林丁丁单方面的爱恋。这段爱情展示个体欲望与“崇高”的道德要求的矛盾。
70年代的刘峰，又被叫做雷又峰。他原是贫困县梆子剧团翻跟头的孩子，后来到了文工团当演员。在文工团，他业务水平并不优秀，但心地善良、经常帮助身边的人，成为文工团的“重要”人物。在“我”初识他时，他的形象还是丰满的，尽管处处帮助他人，受到他人赞赏，但还是有缺点的、有别人不喜欢的时候，比如错把落后分子、偷红薯的妇女当成是受害者而批评“我”；比如作为文工团毯子功教员，因为监督并指导文工团学员们练习他们最不喜欢的毯子功而遭到白眼。然而，事情的变化始于刘峰当选为全军学雷锋标兵，尤其是作为军区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刘峰成为了时代价值观的范本，他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崇高”起来，成为大家眼中的“神”。正如托马斯·威斯科尔（Thomas Weiskel）对“崇高”高度简洁的定义，即“崇高的最根本的诉求，就是人能够在言语和情感上超越人性”。①在各种巡回演讲、报告、表彰会等仪式中，刘峰作为“神”的形象不断地被强化。对于刘峰，每一次表彰意味着外界“在他光荣神圣上加的枷锁，为了他更加安全牢固地光荣神圣下去”②，也意味着一次对自我的限制。
在特定的时代，道德的“神”意味着总体的道德形式，也意味着个人的价值偏好与情感需求要得到相应的矫正。王斑曾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总是匆忙地把一个个的人物捧上神坛，供我们膜拜与效仿。中国文化中对壮美、高尚的英雄人物的寻求从未止息。如果说中国现代历史的宏大叙事是一个悲剧，那么，观众则是被诱导着去赋予主角以崇高的品质”。③在一次次仪式中，大众好像观众，将原本丰满的刘峰引入到更深的牢笼。
在“神”的身份下，刘峰的“本我”被无情地压抑了。小说中，刘峰对林丁丁的爱恋始于本能的欲望，这种爱恋可以追溯到一次业务训练。在那次训练中，刘峰意外地看到了从林丁丁裤管里飞出来的女性核心处带血的卫生纸。这种源于生物的爱恋，经过灵魂的酝酿出现了升华。其实他们俩都是军官，原本是可以正经谈恋爱的，但作为各类标兵模范的刘峰决定等林丁丁事业上、政治上有了进步，尤其是顺利入党后才跟她表白。当时机成熟时，他渴望释放这种爱欲，所以有了后来的“触摸事件”。“触摸事件”是他对林丁丁爱恋的升华也是整本书的转折点。故事源于刘峰邀请林丁丁去看他帮炊事班班长打的沙发，在那个相对封闭的二人世界里，刘峰觉得林丁丁入党一事已定下来了，时机已成熟，鼓足勇气向她表白。林丁丁顿时被吓坏了，开始哭泣，刘峰一边不知所措地用一只手抱住林丁丁，另一只手为林丁丁擦泪，在不经意间顺势深入了她的后脖颈、向她的衬衣下面开始进攻。林丁丁大喊一句“救命啊”后落荒而逃。她的呼叫恰好被人听到，而林丁丁不顾郝淑雯、萧穗子的劝阻，供出了刘峰。刘峰从此从“神”的位置上坠入“道德败坏”的深渊，遭到文工团的批斗，并且受到了处罚：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伐工。后来，刘峰被调回野战军的一个工兵营，在战场上丢了右手。
小说写到林丁丁实际上并不排斥刘峰的身体，“她绕不过去的是那个概念：雷又峰怎么从画像上从大理石雕塑基座上下来了？！还敢爱我？！”④在大众眼里，刘峰是去个人的、去情欲的高度道德化的存在，林丁丁是无法接受这个“崇高”的英雄竟然变成了平凡人，竟然还有了情欲。一个人因为有了情欲而变得丰富，可是刘峰却因为“神”的身份而受到“诅咒”，无法得到爱情，因为在那个时代，“神”怎么能有凡人的爱欲，而且人怎么能与“神”去谈恋爱呢？可以说，造神的大众在无形之中排除人的丰富性，这也是刘峰作为神的代价。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写到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与自由伦理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的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⑤在这部小说，小说家对刘峰的“触摸事件”及其对林丁丁的爱恋，丝毫没有贬低之意，显然，她更注重的是自由伦理的个人叙事，她在讲述刘峰的故事中，让读者明朗那个时代里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也让人能够去思考自己该如何成为自我，而不是某一种既定的道德律令的复制品。在写刘峰受到批判回归到“凡人”，甚至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时，小说家以忏悔的口吻，反思了当时那些参与构建“神”的观众，他们不念及刘峰对他们的恩惠，义愤填膺地细数刘峰的罪行，就连刘峰为他打了一个暑假沙发的炊事班班长也没有放弃这次机会，大说刘峰的坏话；而最让人心痛的是，刘峰自己也说自己的坏话；这种自我撕裂，让“崇高”无处遁形。大众在构建神的同时，渴望瞥见神作为人一面，但是当人的本我出现时，他们又集体以极端的方式将其连根拔起，不让其回到凡人的位置。所以当刘峰被打回原形时，大众出现了一种短暂的狂欢。这种情感的释放，带有长期自我平面化压抑后的舒展。刘峰临走时扔掉他所有的奖章，一方面是对自我的释放，另一方面是对“神”的身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小说还从旁侧去强化这种个体欲望与“崇高”的道德要求的矛盾。小说中，那些充当审判的大众，一方面站在道德至高点批判刘峰，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怀疑道德之“神”的真实性，追求与这种道德判断相左的个人欲望。比如，一心只想嫁给某个首长做儿媳的林丁丁，一边娴熟地“表演”着天真无邪、“轻伤不下火线”的进步青年，一边在几个追求者之间周旋，权衡自己的利益，这种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爱情，实际上是对以奉献为价值基础的爱情观的解构；比如郝淑雯直接以身体诱惑与萧穗子恋爱的少年并让他出卖萧穗子，“她把同情、善意，甚至崇拜都给好人”⑥，但却爱上并嫁给军二流子。这些都表明“崇高”背后人的欲望是無法压制的，人的丰富性是突破符号化的理想。
刘峰原本是个善良的平凡人，因为偶在的善良品质而被推上了道德神龛，无法得到平凡人的爱情。他这一段爱情，展现特殊时代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从某种角度解构十全十美的“崇高”形象，所以在尊崇英雄的70年代，刘峰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悲剧人物。
二
刘峰第二段感情发生在80年代末的海南，是与一个叫惠雅玲（小惠）的从事性交易的女性的一段爱恋。这段爱情展现了两个时期价值观的碰撞。
20世纪80年代开始，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兴起，“反崇高的政治，即以身体对抗压抑权威，完全被更大、更‘崇高的经济发展、疯狂消费的全球政治俘虏”。⑦80年代末，刘峰在海南从事图书买卖，与惠雅玲相遇时，她正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位置。她冒雨寻找“客人”，被淋得人不人鬼不鬼而无处可去时，善良的他选择帮助这位女性。于是他收留了她在家过夜，并且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去学点手艺。他们后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小惠让他大脑里闪过林丁丁“一身笔挺毛料军服，风华绝代的独唱女兵”⑧的形象。他对小惠的感情带有矛盾性，一方面善良让他渴望去拯救弱者；另一方面，他不过是爱她的身体，并不是以心去爱她这个人，“身体爱身体，不加歧视，一视同仁；他身体下的女人身体是可以被置换的，可以置换成他曾经的妻子，可以是小惠的姐妹小燕或丽丽”⑨。而在情感上他对她是极端厌恶的，因为她永远也无法代替林丁丁的圣洁，或者青春爱欲的纯洁。这种情感如果再往深处挖掘，具有更深意义。他因为被塑造成“崇高形象”而失去了真实的爱情、因为表达真实的情欲而遭受生活的大落，而小惠是在商品经济中将性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从业者”，在小惠的身上，虽然无法满足其对爱情的欲望，但是却可以释放其身体的欲望。这一段爱情，多少写出了经济时代，原有的“崇高”价值体系的失落。小说中多次提到他右手假肢上的破洞，小说家不惜发挥想象去重构那段故事：小惠过上了一段时间从良生活后，又重新回到酒店从事性交易。刘峰发现后，俩人发生了争执。在争执过程中，刘峰对小惠发了最为朴素的誓言：我吃糠咽菜都有你一口。然而此时在经济大潮中的小惠，早已过不上这种淳朴的清贫生活，她鄙夷地看着刘峰，趁着刘峰熟睡后，将烟头摁在他的假肢上。如果说右臂的失去是因为他表达对林丁丁的爱欲而得到印记；那么这个假肢上的伤痕，成为了他这段感情的“遗产”，这写出了他落入凡人之后，原有的高尚品质连最基本的尊重也换不回了；同时写出了一代人的光荣化为尘与土的悲凉，就像是故事的结尾，刘峰的女儿刘倩把他父亲的经历看成不相关的事情，甚至“在心里带些鄙薄地偷笑”⑩，而且把年轻的牺牲者看成是多余的牺牲，看出了历史以惊人的速度被遗忘，而留给人思考如何平凡地生活。
“妓女”曾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叙事的重要极端代表之一，在这里同样适用，她体现全球经济时代，人处理自我身体以换取物质的自由。曾经代表公共道德的楷模与以性为交易的人并置；奉献、同甘共苦的价值体系，与不顾道德底线地追求物质的生活态度并置，不得不说形成一种讽刺，这既是对刘峰所受惩罚的讽刺，也是对参与造神与毁神大众的讽刺。他们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两个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碰撞，他们的分开也是必然的。小说写到刘峰向郝淑雯借了一万块钱给小惠，打发她离开，这实际上也是刘峰自我的解脱，因为他内心不断在情欲的解放与理性的鄙夷中游走奔波。自我商品化的小惠用这些钱做了高鼻梁双眼皮，类似于将商品重新包装，以便在市场上获取更高的回报。在金钱的力量下，小惠还是从良了，经济状况良好的她供女儿弹钢琴，上贵族学校，希望她将来过上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贵族”生活，这些生活细节都在向读者展示新的价值体系的表征。小说没有去评价小惠的追求与当年刘峰想让小惠从良的志向孰高孰低；刘峰当年半途而废，而经济良好的小惠则在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说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曾经的“崇高”被不断解构。当然，小说写到“把这从良的种子播撒到小惠年轻蒙昧心田的是刘峰”{11}，在这一点上依然可读出小说家对于刘峰时代价值体系及刘峰所做努力的认同。
三
刘峰的人生可以说是悲剧的，但故事结尾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温情——何小曼对刘峰的爱恋，这可以说是刘峰灰暗人生中漏出来的光。这段感情源于“创伤”，而他们最终未能真正走到一起也是因为“心灵创伤”。
小说中，何小曼与刘峰几乎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可以说何小曼才是主角。小说对她成长史的讲述几乎是完整的。幼年时，小曼有过一段温馨的生活，那时候，她可以无所顾忌地透支她亲生父亲的物质和感情。但是自从她的文人父亲被划为“右派”后“自杀”，母亲改嫁给老粗厅长，悲惨的寄人篱下生活便开始了。母亲后来又生了弟弟和妹妹，她的日子就更艰难，而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母亲为了维持慈母爱妻形象，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种“变形”让她决定离开这个家。报考文工团是她离家的道路之一。她以自虐式的翻跟头进入了“被虐”的文工团。在整个小说中，她的感情世界是破碎的，父爱、母爱的缺席，同伴的嘲弄与排挤，让她成为十足的边缘人物。然而，这个边缘人物身上无时无刻体现着现代理性话语之外作为人的真正欲望。
何小曼对刘峰的爱恋始于刘峰对其创伤的抚慰。何小曼在文工团遭到排挤，在一次排演中，与她搭档的男兵嫌弃她，拒绝托举她，刘峰主动与男兵换位置、与何小曼搭档，为她解围，让她感受到了安全、踏实。“从那次托举，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她的身体，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12}。刘峰对她破碎感情世界的修复，让她对爱与安全的渴望得到短暂的满足。所以，当大家诋毁、批判刘峰时，何小曼是唯一没有参与批斗的，就如刘峰是与所有人站在对立面去帮助她、把她当“人”来看，她也是当时唯一将刘峰还原为人、看到了他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善良”的人。刘峰临走时，何小曼主动到刘峰宿舍给他送行。刘峰被调走后，她留在了基层，因为她觉得“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就对所有人彻底寒了心”，“由于刘峰的离开，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种厌倦，渐渐地，厌倦化为悲哀”{13}。“触摸事件”对于刘峰是一种解脱，而对何小曼又何尝不是，因为刘峰从此成了“人”，且与自己同等海拔的人，她可以以最感性、最安全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恋。
1979年，何小曼因为救一个重伤员而被新闻“夸大其词”地报道了，一时间，何小曼成为“战地天使何小曼”，全军区掀起了向她学习的热潮。在又一次造神的滚滚洪流中，她被要求四处巡回演讲，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只是一个并非完满的真实个体，她内心有太多的委屈，她太渴望那缺失的母爱。她的故事把大礼堂里的中学生们都感动哭了，但是“小曼是不会哭的，有人疼的女孩子才会哭”{14}。成千上万的崇拜蜂拥而至，好像要把她过去所有的欺凌和侮辱都统统抵消过，但这份沉重终于压垮了她，她疯癫了。在她住院期间，刘峰去看望了她。要知道她住院期间只有3个人去看过她，一个是她的母亲，一个是给她送去丈夫牺牲消息的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还有一个就是刘峰。因为刘峰是懂她的，懂一个平凡人与英雄之间的距离，懂得“被边缘化”的人的卑微。刘峰与何小曼的感情实际上是两个有心灵创伤的人的相互理解与慰藉。
1998年刘峰到他侄子在北京的公司上班，第二年，小曼为了刘峰，接受了自己讨厌的工作，来到北京。她是第一个知道刘峰得了绝症的人。“她把刘峰从医院接到两居室，照顾他，在他被化疗败尽胃口时为他做点汤羹，在他连翻身都翻不动的时候，架着它，用一把骨头的肩膀扛着他，在60平方米上遛弯。小曼就那样，整整3年，为我们一百多个消费了刘峰善意欠着刘峰情分的人还情。尤其是替丁丁还情”{15}。
但是，刘峰与她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在一起，刘峰爱的能力在林丁丁喊“救命”的那一瞬间消逝。那件事给他留下太深的创伤，这种创伤往往以强烈自尊的形式表现出来，小说有一个场景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刘峰跟何小曼说，林丁丁从澳洲写过信给他，还给他寄过照片，而实际上这些关于林丁丁的细节都是从郝淑雯那里听来的，刘峰的这种表现不仅是弥补自尊，也是以虚构的形式去满足“创伤的”梦。
何小曼的边缘地位，让她具有更多自我的空间。“真实”是她最大的特征，她追寻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所爱的男人。这种爱情让刘峰与她的灰暗人生有了一点暖色调。她与刘峰的爱，是彼此的慰藉，是个体追求情感的满足，是人回到本我的自由意志。
结语
以启蒙与革命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性，追求合乎目的的线性历史，往往将个人情感置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关于建国初的爱情书写，孟繁华曾评价“自普罗文学始，革命与爱情从结伴而行到革命优于爱情并不断得到强化，在这个年代，虽然时代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文艺政策的不断变化调整，但作家对爱情表达的心态和观念，仍然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征。”{16}自70年代末始，对个人情感的书写，呈现了多元化、个体性的面貌。
一，“爱情”问题不再是禁忌或者政治、革命等附庸，而成为可以独立、公开讨论的话题。比如，伤痕文学作家刘心武《爱情的位置》（1978年《十月》第1期），開始反思“把爱情问题驱除出文艺作品乃至于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种，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流氓，这一种我暂不愿加以研究。另一种，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认爱情，只承认婚姻。”{17}小说中，孟小羽爱上烙火烧的工人陆玉春，两人情投意合，却被好朋友亚梅认为陆玉春的职业与家境不好，与孟小羽不般配。小说中提出了“爱情的位置是什么”的问题，孟小羽的爱情回答了，真正的爱情是地位与金钱代替不了的。张洁《爱，是不能被遗忘的》（1979年《北京文学》第11期），以自己对婚姻本质的思考为引子，讲述了母亲的一段柏拉图之恋，提出“爱，是不能被遗忘的”，认为婚姻不是一种道义、经济等交换，而是心与心的交换。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年《上海文学》第1期）写到“尽管已经跨入了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在天堂公社的青年们心目中，爱情，还是个陌生的、神秘的、羞于出口的字眼”{18}。故事讲述了母女两代、3个人物的情爱经历。青年女子存妮与小豹子产生了情愫，他们在一次私会中被民兵营长抓住了，存妮出于羞愧而自杀，不久小豹子也因此被认定为“强奸致死人命犯”而判刑；妹妹荒妹又与新上任的支部书记许荣树产生好感，而父母却要将她许配给吴庄三队的一个从未谋面的人。而母亲菱花是自由恋爱而结婚，但却在经济的压力下，认为自己不该选择爱情而应该选择物质，所以逼迫女儿为生存而嫁。在挣扎与痛苦中，荒妹期盼着大地回春的第一丝信息，能够来到这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些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爱情”本身的重要性。
二，爱情成为人之所以为完整的人的重要部分。如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等小说中，写主人公章永璘在劳动改造期间，黄香久给了他爱的抚慰和性的满足，重新激起了他作为男性的情欲与激情，让他意识到自己不只是一个毫无性别的“劳动力”，而是有性别特征的个体。同样，王小波《黄金时代》（1994年）中陈清扬以“伟大的友谊”的名义不断地王二偷情，一方面因为她被大众认为是“破鞋”，原本不是“破鞋”的她无法自证自己不是破鞋，所以她干脆出轨，以对得起这个称号；另一方面，在故事结尾处，陈清扬主动承认她与王二的偷情是因为她喜欢。在无性的年代，搞“破鞋”要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她认为如果是因为爱情，那就没有人有权力去惩罚他们。性爱是人的本能，对基于爱的性的理解与宽容，反映出社会对人的尊重。
三，对爱情的思考与书写呈现个人化的状态，一方面出现以消费身体欲望为内容的写作，如卫慧、棉棉等身体写作；另一方面，一批作家从更深层次去思考爱情的本质，思考爱情与历史理性，如革命、自由、进步、伦理道德等之间的关系。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思考爱情与叛徒、孝、政治权力等关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思考爱情与革命的关系等。
严歌苓一直关注爱情，她域外生活的经历为其爱情书写增加了诸如民族身份、移民生存等多重视角。《芳华》跨越了40多年，继续书写爱情这一主题，小说的故事背景回归到中国历史与当下，它以一个人物不同阶段的三段爱情来反映不同时期社会精神状态与困境：第一种“爱情”，让我们瞥见了所谓的“崇高”与个体本我的矛盾；第二种“爱情”呈现以物质为核心的爱情观与原有价值观的碰撞；第三种“爱情”是让个体情感复归个人，让凡人的爱情，拯救断臂的“神”。
① 威斯科尔（Thomas Weiskel）：《浪漫的崇高：超越的结构与心理研究》（The Romantic Sublime：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sychology of Transcendence），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转引自[美]王斑著，孟详春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引言部分第2页。
②④⑥⑧⑨⑩{11}{12}{13}{14}{15} 严歌苓：《芳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页；第59页；第164页；第167页；第173页；第212页；第166页；第109-110页；第120-121页；第136页；第209页。
③ [美]王斑著，孟详春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引言部分第1页。
⑤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⑦ [美]王斑著，孟详春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文版前言第2页。
{16} 孟繁华，《革命时期的爱情·序》，《青春小说精品读本：革命时期的爱情》孟繁华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2頁。
{17} 刘心武：《爱情的位置》，《班主任》，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18}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Position of Love： On the Sentiments in Youth by Yan Geling
Lu Lixia
Abstract： Love is an important theme of literature. Views of love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writing about love often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an ag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as written in the first years of new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ary thinking， writing about love is often placed in a marginal position. Since the New Period， however， views of love have considerably changed as writing about love has also become pluralistic and individualistic. In recent years， much thinking has been done in literary works about love itself an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s it finds itself in. Youth， by Yan Geling， good at telling love stories， has love as its main line of narrative，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realities， with a story that spans four decades in three modes of love， representing a spiritual predicament in various times： the first be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an individuals desire and the‘sublimemoral requirements，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personal emotions， and the th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s love and his or her trauma.
Keywords： Love， Youth， contra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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