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裔加拿大作家李淑芳的首部长篇小说《东方之终》是当代加拿大幽灵缠绕小说的优秀之作。本文从德里达的幽灵论视角切入，指出小说藉由先祖和家族历史幽灵的复现回归使华裔族群历史再次显形出场，形成一种有效的集体记忆政治，挑战了加拿大官方历史文化记忆和国族叙述的权威性与完整性。通过建构温哥华唐人街这一幽灵性空间，小说解构了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加国、局外与局内、过去与现在、他者与自我的二元结构逻辑，构建了一种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的在之间存在和处于中国性和加国性之间的华裔-加拿大身份认同。这一德里达式的幽灵隐喻故事所蕴藏的文学政治力量昭示着一个更趋多元化和完整性的当下存在以及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非霸权式的未来。
关键词：幽灵；缠绕；界限的模糊；在之间存在；华裔-加拿大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049-07
2007年，华裔加拿大新生代作家李淑芳①（Jen Sookfong Lee）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东方之终》（The End of East）。小说甫一出版就受到了北美評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李淑芳也一举成为华裔加拿大英语作家群里的一颗新星。作为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东方之终》很容易就被自动贴上族裔化的标签（autoethnography②），再加上小说里满载的温哥华唐人街、华裔移民家族史、奋斗史、华工、金山梦等诸多族裔元素，都使得这部小说极容易被读者和评论家从种族自传的角度来解读和阐释，或者被简单地归于华裔家族历史叙事这一范式或文类③。然而，细读之下，《东方之终》虽然包含了这些族裔叙事框架和元素，但却远远超越并挑战了传统族裔小说家史叙事的主题与旨归：小说中家族历史幽灵的缠绕归来昭示了整个华裔族群历史文化记忆的复归，由此建构了一种有效的集体记忆政治，重塑了一种在之间（in-between）的当下存在与身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当代加拿大族裔作家开始进行幽灵缠绕小说（Haunted Tales④）创作，先祖和家族历史的幽灵不断地复现回归，缠绕着这类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及其生存经验空间。这些从历史深处归来的幽灵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重述那些被遗忘或被擦除的族裔历史，重构当下的国族历史记忆和表述，并由此重新定义族裔身份和认同。这类幽灵缠绕小说的族群历史追溯已少了怀旧情绪，更多的是关照当下国家历史表述的霸权话语，期许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多元包容的未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学政治，是德里达之幽灵论（Hauntology）的文学再现与再造。
德里达式的幽灵乃是各种受压迫、被抑制的不在场的在场；幽灵的回归会不断地“质疑这一确定的诸种现在的秩序，尤其是在现在、实际的或现存的现实性的现在”⑤，同时又许诺着一种“救世主降临”式的潜在未来。当代加拿大幽灵缠绕小说，也即特殊的德里达式的幽灵隐喻故事，就是通过发掘、追溯那些看似被遗忘了的、久远的但却是不断归来的过去的幽灵，来构建一个潜在的、多元化的现在和一个可能的、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式将来⑥。《东方之终》里祖父的幽灵、温哥华唐人街的幽灵和华裔历史的幽灵不断归来缠绕，并非促使叙述者单纯地去作一般怀旧式的家族历史、华裔叙述回顾，而是借由幽灵的缠绕归来诊断和审判加拿大现时/当下的国族记忆与叙事，思考并解构东方与西方、局外与局内、过去与现在、他者与自我的二元逻辑。这样一种记忆政治蕴藏着变革历史文化的力量，召唤一个更趋多元化的完整性存在和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非霸权式将来。
一、幽灵的显形与华裔族群历史的回归
法国当代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上世纪创造发明了“幽灵论”这一发人深思的概念。德里达的幽灵永远都是那些既不在场、当下也无生命的亡魂。鬼魂总是通过归来开始，裹挟着历史不断地徘徊，注视着我们的存在。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样，一切都从幽灵的显形亦或等待幽灵的显形开始：“有一个鬼魂在那里等待着，而且是从一开始，从帷幕拉开的时候起”⑦。
《东方之终》也正是从小说叙述者萨米（Sammy）的祖父和父亲的亡魂回归开始的。萨米从蒙特利尔回到温哥华的家中，看着墙壁上的全家福，不断流动的暗影光线让她感觉父母和四个姐姐仿佛从照片里跳了出来，变成了三维立体的石像鬼。当她的目光转到已经过世的父亲脸上时，发觉父亲的眼睛正在盯着她看。她本能地向后退，父亲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她，让她确信自己看到了父亲在呼吸并不由自主地低声自语道“你是在一直盯着我看吗？你很早以前就已经离开我们了呀”⑧！
后来当“我”走在史丹利公园里时，我感觉到祖父的鬼魂一直跟在我身后。我想摆脱掉他，可他却一直跟随着我。我不愿意回头看，因为我深知“一旦我直视他的眼睛，他的目光就会一直注视着我，直到他愿意放我走，直到我完全做到了他想要的”（页13）。这里，如同哈姆雷特一样，萨米遭遇了亲人亡魂的回归。幽灵的归来迫使她回望过往的历史，正视历史和现时的真相。按照德里达的幽灵论思路，过去的历史遗产不断地“通过招魂”而复活回归。“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它向来是一项使命”⑨。因此，我最终停止了向前奔跑，“转回头去看”（页13）。
促使萨米转回头去看的是“那一阵老人的气味”（页13），是她再熟悉不过的祖父的气味。历史深处飘来的气味在《东方之终》里如幽灵般不断地萦绕，挥散不去。祖父生前天天坐的椅子一直残留着他的气味，他生前住的房间更是如此。尽管母亲把他的旧物全部清理了出去，他的气味仍然存留在房间里，深嵌在墙壁里，任何东西都无法将它擦除。祖父的气味既是头发和头油的混杂气味，也是温哥华和唐人街的混杂气味，在温哥华唐人街的理发店里度过的一生已使这股气味浸透了他的周身。气味是祖父身体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家族历史的一部分，更是整个华裔加国移民史的一部分。萨米在蒙特利尔求学期间极力想使自己身上浸染上蒙特利尔的气味，但她发现一切都是徒然，因为她身上的每个毛孔里都散发着温哥华的气味、唐人街的气味。族裔历史的传承藉由气味的幽灵钻进每一个族群成员的体内，我们无法控制它的到来、归去和再次到来，我们是继承人。
小说开篇萨米在帮助母亲清理祖父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破旧的卷烟盒，里面收藏着祖父缴纳人头税的凭证及其它移民文件和照片。一直保存着这些“老物件”说明祖父无法也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萨米叙述故事的初衷如此看来似乎只是为了拨开自己家族历史的迷雾，探明不愿忘记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又在哪里。但是，在研究当代幽灵缠绕文学的著名美国学者布罗根（Brogan）看来，这些特殊的幽灵故事都是“文化缠绕”Cultural Haunting叙事，不仅探究一个人和一个家族的心灵隐秘，更是一个族群历史的复现回归。一个家族的幽灵缠绕实则是一个更大的族群的历史意识危机⑩，因为个体文化记忆跟集体文化记忆是密不可分的，它是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之内构建成形的。《东方之终》里萨米所追溯探究的祖父、父亲的温哥华移民经历和唐人街生活经验因此便不仅仅是这个陈氏家族的家史，它也是那些被隐藏、被忽视甚或被擦除的华裔历史和群体的回归与复位。
二、建构一种集体记忆政治
幽灵不在场的在场性使得它的再次显形回归也昭示着被缺席的族裔历史和群体的再次显形出场。德里达对幽灵的定义是一个矛盾的非存在的存在，既不存在，也并非不存在。说它不存在是因为幽灵都是被现存的秩序或历史所压抑、所忽视的边缘化他者，是被缺席者；说它并非不存在是因为无论如何被遗忘、被擦除，幽灵都一直在那里，在徘徊，从未真正退场，是存在于彼处的被缺席者。李淑芳在《东方之终》里拾缀的陈氏一家三代的温哥华奋斗家史及华裔移民的唐人街生存经历和心路历程无疑都被加拿大现时的历史表述排除在外了，是加国“官方”历史文化记忆的被缺席者。但是，亡魂拒绝被埋葬，不断缠绕着生者；历史拒绝被掩藏，不断缠绕着当下。历史的幽灵拒绝被限制在唐人街这个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s），一直在徘徊着，等待着记忆的守护者和继承人萨米来记述一切。
萨米的家史叙事是从祖父在加国的人头税凭证开始的。被缺席的历史有不同的显形方式，家族照片文件就是其中之一。祖父世坤（Seid Quan）一生沉默寡言，一直将自己的“历史”锁在箱子里。但是，沉默/缺席也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方式，子代藉由沉默来感知、获取一种“后记忆”知识（postmemory{11}）。1913年，不满18岁的世坤就从中国来到温哥华，自此几乎一生都在温哥华唐人街度过。虽然加国地域辽阔，但世坤却只能在唐人街过活，只能做一些刷洗清洁的“女人的工作”（womens work），因為唐人街以外的地域是欧裔白人移民的世界，华人店主也不敢请白人女性来为他们做工。独自在唐人街生活的37年间，世坤只回过中国3次，结婚并生育3个子女。37年间他无数次觉得自己要被蚀骨的孤独和思念所吞噬，但他自己不能回乡，因为他要在温哥华没日没夜地做工、拼命地攒钱来还债养家，往返的旅费对他来说也是巨大的负担；他也不能接妻子儿女来加国，因为他只是一个缴纳人头税的“非公民”，没有接亲人来加国团聚的权利和资格。世坤每天辛苦劳作14个小时，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奉献在了温哥华，年近花甲才取得加国公民身份，才能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博文（Pon Man）。
刚到温哥华不久，世坤就见到了一片破旧不堪的棚屋，里面住着当年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如今的他们老态龙钟，瘦骨嶙峋。这里让世坤“感觉到空气里都飘散着失败”（页19）。回顾世坤初登温哥华码头时看到的遍地的中国劳工，再到这些栖居在漏雨透风的棚屋里的前代筑路华工，直到后来他接儿子博文时再次在温哥华码头见到的一船又一船的中国劳工，华裔劳工作为加拿大哥伦比亚省最早的开拓者参与建设加国这一不争的事实再次明确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金山梦的幻想和加国苦力生活的现实也一并对立呈现。殖民地历史的幽灵在这里清楚显形，挑战着加拿大的官方历史文化叙事，也挑战着加国欧裔白人主流文化对华裔社群的种族化和他者化。
世坤在温哥华唐人街亲历了两次白人抢砸华人店铺的暴力事件。第一次，致命的砖块毫无征兆地砸碎窗玻璃，飞进了世坤做工的店铺里，上面赫然写着“去死吧，中国佬，去死吧”（页20）！几年以后，唐人街再次遭遇了白人暴徒的打砸抢。这是继1907年的暴乱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华人店铺损失惨重。已是一间理发店店主的世坤跟其他华人店主一道联名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暴徒，兑现保护华人利益的承诺，但是没有任何回应。多天以后，报纸上却开始报道加拿大国会通过了《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也就是禁止华人进入加拿大的《排华法案》。唐人街的中国佬不是加国公民，没有选举权，有谁会关心他们的利益？又有谁会关心他们远在中国的妻儿家人？
官方历史与族裔群体真实生活经验之间的裂隙使得这一段“怪怖”（uncanny）的华裔历史很难进入到加拿大官方的历史表述和国族记忆之中。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其实是一个矛盾体，既有它的包容性，又具有排他性。这也就是布罗根所说的历史的虚构性或建构性（fictive/constructed nature of history）：通过抑制和擦除某些文化记忆来建构一个单一的、狭隘的、排他性的国族记忆和身份{12}。作者李淑芳的历史叙述话语简单明了、平静客观，没有呐喊，只做呈现，将先辈的这些被遗忘、被缺席的历史和失落的华裔族群真切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但历史本身的怪怖效果足够震撼强大，足以让当下的加拿大社会感受到历史的幽灵缠绕归来的颤栗和焦虑。一种有效的族群记忆政治由此得以建构。
德里达的幽灵实则是一种压抑的复现（re-
turn of the repressed），是先于存在的存在，因此幽灵裹挟着历史的再次回归宣示着幽灵般的过去全面融入当下存在的复位诉求。族裔子代通过追溯、重述本族裔的历史文化遗产所构建的这一集体记忆政治迫使加国主流社群认识到当下的国家表述和历史教科书的排他性，同时意识到国家历史和民族的丰富多元性，当下历史的权威性由此被挑战和动摇，重写历史也因此成为可能。此外，历史文化记忆往往与国族身份密切相关。德国著名文化记忆与身份研究专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教授所说的记忆是身份认同的一种实现，只有被记住的历史才能形塑个人或族群的身份定义与认同{13}。因此，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与个人和族群的国族身份和认同也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只有进入到国家记忆中，进入到官方的国家表述之中，被国家历史文化记忆所认同，族裔身份认同才能最终融入到这个国家的国族身份认同之中。
三、重塑一种“在之间”的当下存在与身份
在作者李淑芳的短篇小说《冷寂》（“Chill，Hush”2009）里，主人公玛格丽特（Margaret）与她在公交车上偶遇的老奶奶之间有一段交谈：老奶奶认为要尽可能温和地把事实真相讲出来，玛格丽特则认为真相并不总是温和的。老太太承认说真相可能会非常可怕，“但是如果没有事实真相，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迷雾里”{14}。李淑芳确实在《东方之终》里客观冷静地讲述了历史的真相，拨开了一个家族及其所象征的整个华裔族群的历史迷雾。那么，历史的迷雾拨开之后呢？德里达指出幽灵的回归是为了恢复正义，“纠正历史或者历史的错误”{15}。因此，当代加拿大幽灵缠绕叙事“招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就是要质疑现时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表述，并试图重构历史（histories）与现时的关系，“重塑构建身份的权力关系”{16}，重建一个更具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当下存在（presence）与身份认同。
文化地理学认为一切空间界限都是社会想象的构念。族裔区隔与族裔飞地概念和实践就是这类想象的种族化产物。欧洲中心观念和欧裔白人主流文化想象异化了唐人街的空间图景，刻意强化了它外来他者的“中国性”（Chineseness），导致唐人街成为了背负着族裔他者符号的华裔移民被陋巷区隔（ghettoized）之所在。但是，作者李淑芳在《东方之终》里却建构起华裔先辈世坤与温哥华的镜像映照关系，销蚀了加国主流文化人为地加诸于华裔群体的族裔他者指定身份（ascribed status）。同时，德里达幽灵论视域下的唐人街也被再制为一个东西方历史文化流动相邻的在之间地带，空间界限被有效地模糊了，进而解构了东方与西方、中国性与加国性（Canadianess）、他者与自我的二元逻辑，为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多元共生的加拿大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能。
小说第二章《到达》里描述了世坤于20世纪初乍到温哥华港口时的情景。这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关于世坤身上的气味的描写：“世坤知道他身上很脏；他可以闻到自己皮肤上沾着的整艘船的气味，那种混合着熏鱼、各种头油和腐烂木头的咸咸的、腐臭的气味。”世坤认为这个气味并非是他从中国带来的，所以“他担心这个臭味会被误认为是中国的气味”，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加拿大从来没有这样的气味，就根本不会有这个臭味”（页14）。事实上，华裔劳工作为加国哥伦比亚省最早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从一开始就跟温哥华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紧密的镜像关系：“他（世坤）看向外面的城市，看到了映衬在木制框架建筑物后面的深蓝色的、朦胧的群山。这些看起来呈棕褐色的建筑物显得很脏，成了他皮肤上的臭味的放大物”（页14）。小说特别指出世坤身上的气味是华裔劳工运输船上的臭味。劳工船往来于中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进行的是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的双向运动，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加国，处于一个“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neither here nor there）的中间状态，是两个异质空间流动、碰撞和交叠的中介存在。
德里达式的幽灵所处的都是二元结构之间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一个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在之间存在或者中介地带。温哥华唐人街本身就具有一种幽灵性，是一个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加国、历史与当下流动交叠的幽灵空间，一端是华裔历史的幽灵，另一端是加国当下的存在。唐人街的这种中间特质恰恰与华裔群体的加国生存经历互为映照，它“就像一个延长的黄昏，一个在离开和到达之间的中介时间”（页112）。身处其中的华裔子代薩米因而也产生了一种在之间的存在感受：“我正看着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身体的无数可能性”（页7）。
空间的幽灵性会产生幽灵性的自我意象与认同，“幽灵出现在温哥华的欧洲空间和中国空间之间的“接触区”（contact zone），产生多重幽灵身份”{17}。中国认同感和加拿大认同感都被模糊和虚化，继而产生一种处于中国性和加国性之间的“正宗华裔-加拿大身份认同感”（“authentic Chinese-Canadian identity”{18}）。作者李淑芳在2007年《东方之终》出版之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许多人在寻根的时候都不会在加拿大寻找。他们总是会回归故土去找寻。……你不会在这里（加拿大）找寻意义。……我们都认为家肯定在别处。……但是当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直到我开始在唐人街挖掘找寻……我开始觉得这才是我应该寻找的地方”{19}。
皮埃尔·诺哈（Pierre Nora）指出记忆的场域在集体记忆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记忆的场域……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而变成群体记忆遗产中的一个标志性元素……。”{20}温哥华唐人街就是这样一个华裔族群集体记忆的历史场域。它连接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当下，成为一个幽灵性的华裔根性文化空间。从世坤看到的那些早期筑路华工的破旧棚屋，到他自己的温哥华唐人街生存历程，再到子代博文和萨米的温哥华生活经验，温哥华唐人街的幽灵一直缠绕着华裔社区的历史，也萦绕着每一代华裔子孙的族裔文化记忆以及当下存在和身份定义。
世坤在温哥华唐人街几近一生的生存经历使得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街道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熟悉；他的双脚能够自动避开每一块隆起的地面”（页234）。当他在多伦多女儿家中暂住时，他感觉到“温哥华在召唤他，……他的脸总是朝向西方”（页240）。博文看起来是“成功”地逃离了唐人街，成为了一名会计。他在温东买了房子，有了自家的花园和汽车。但是，即便他不再是住在唐人街的穷小子了，他仍然确信“即使被蒙住眼睛，仅仅依靠嗅觉和脚下路面的陡降他依旧可以在那些小巷和街道之间找到自己的路”（页204）。萨米虽然并非在唐人街出生成长，但是唐人街的那些旧人行道在她身体里嵌得那么深以至于决定了她的行走方式。身处蒙特利尔之时，她确信人们可以闻到她身上毛孔里散发出来的唐人街的气味。唐人街就像是“我脑海中一颗尚未切割的钻石一样——暗淡地闪耀着，它的光辉持久不衰”（页243）。
前文提到《冷寂》中的一段對话，在交谈结束时玛格丽特说她不相信有幽灵存在，老太太说“幽灵只不过是那些我们还未释怀放手的东西而已”{21}。的确，招魂的过程也是驱魔的过程。《东方之终》开篇母亲焚烧祖父遗物的场景颇似一种哀悼仪式，“母亲身子站得笔直，眼睛定定地看着眼前正在燃烧的旧物”（页7）。布罗根认为哀悼是族裔文化历史记忆至关重要的一种形式，是族裔群体跟过去告别以及族裔身份被重新定义、重新命名的过程和象征{22}。祖父遗物燃烧产生的黑烟笼罩着我，旧物燃烧的灰烬，也是祖父一生最后残存的印迹“在空中飘荡并飘进我们的鼻孔里和嘴巴里”（页11）。过去与现在最终融合在一起，融进“我”的身体里。我，作为一个继承人-民族志者（“heir-ethnographer”{23}）处于东方与西方、局外与局内、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这就是我当下的存在与身份。幽灵缠绕的隐喻提醒人们这一在之间的状态是明显可感的{24}。没有东方之终，也没有西方之始，也并非东方之终就是西方之始，一切过去与当下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一个中介、交叠的幽灵空间，以及这个幽灵空间蕴含的变革力量所承诺给我们的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潜在未来。
结语
早有国内学者指出加拿大华裔文学已经跨越了族裔的屏障，走出了中国城，开始进入加国主流文学之列{25}。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华加作家融入主流作家创作意识和文学创作潮流，开始有了作家的叙述自觉。李淑芳的《东方之终》就是当代加拿大幽灵缠绕小说的优秀之作。作者藉由家族历史和华裔族群历史的幽灵归来与缠绕，以及建构温哥华唐人街这一幽灵性空间，审视了加拿大官方历史文化记忆和国族叙述的排他性与霸权性，挑战了其权威性与完整性，解构了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加国、局外与局内、过去与现在、他者与自我的二元结构逻辑，建立起了一种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的在之间存在与处于中国性和加国性之间的华裔-加拿大身份认同感。这一在之间的状态为主体打开了无数建构自我意象与认同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建构一个更趋多元化的完整性存在和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未来的可能性。
① 笔者在2016年10月14日和16日跟小说作者的邮件交流中确认她的中文姓名应为李淑芳。
② 这一概念见Ty， E. and C. Verduyn， eds.， Asian Canadian Writing Beyond Autoethnography（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见Lee， T.，“Review of The End of East，”Quill and Quire（March 2007）. http：//www.quillandquire.com/reviews/review.cfm？review_id=5437；Thiessen， C.，“‘East Side Story.Review of The End of East，”January Magazine. http：//januarymagazine.com/fiction/endeast.html；以及Jen Sookfong Lee个人网站上登载的北美报刊媒体的评论，Lee， J. S.“Personal Webpage/Words.”http：//sookfong.com/？page_id=16.
④ 这一概念见Brogan， K.， Cultural Haunting：Ghosts and Ethnicity in Recent American Literature（Charlottesvil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8）1.
⑤ 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⑥{16} Baetz， J.，“Tales from the Canadian Crypt：Canadian Ghosts， the Cultural Uncanny， and the Necessity of Haunting in Ann-Marie MacDonalds Fall on Your Knees，”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Vol. 29， No.2（2004）：66.
⑦ 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⑧ Lee， J. S.， The End of East（Toronto， Ontario： Alfred A. Knopf Canada， 2007）10.
本文所引用《东方之终》里的原文皆为笔者自译，后面不再赘述，页码随文标出，不再另注。
⑨ 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⑩ Brogan， K.， Cultural Haunting： Ghosts and Ethnicity in Recent American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8）2.
{11} 这一概念见Hirsch， M.，“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Poetics Today， Vol. 29， No.1（2008）.
{12} Brogan， K.， Cultural Haunting：Ghosts and Ethnicity in Recent American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8）13.
{13} Assmann， A.“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114. Nov. 18， 2016.
http：//archiv.ub.uni-heidelberg.de/propylaeumdok/1774/1/Assmann_Communicative_and_cultural_memory_2008.pdf.
{14}{21} Lee， Jen Sookfong，“Chill， Hush，”TOK， Book 4， ed. Helen Walsh（Toronto， Ontario： Zephyr Press， 2009）67.引文皆为笔者自译。
{15} 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7}{18} Martin， D.“Ghostly Foundations：Multicultural Space and Vancouvers Chinatown in Sky Lees Disappearing Moon Café.”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29.1 （2004）： 97， 95.
{19} Lee， J. S.“Interview with the Craig Rintoul.”The End of East. Oct. 28，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ItoQWb6Sw.
{20} Nora， P.，“From Lieux De Mémoire to Realms of Memory，”Realms of Memory：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Vol. 1： Conflicts and Divisions， eds.， P. Nora， & L. D. Kritzman（New York and Chiche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XVII.
{22} Brogan， K.， Cultural Haunting：Ghosts and Ethnicity in Recent American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8）134.
{23} 這一概念见Brogan， K.， Cultural Haunting：Ghosts and Ethnicity in Recent American Literature（Charlottesvil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8）23.
{24} Goldman， M. & J. Saul.“Talking with Ghosts：Haunting in Canadian Cultural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5.2（2006）：653.
{25} 朱徽：《当代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述评》，《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3期，第77-82页。
马佳：《由离散到聚拢，从解扣到织锦——加拿大华裔作家英文创作的主题演变》，《华文文学》2010年5期，第100-104页。
李晖：《穿越族裔的屏障——加拿大华裔文学发展趋势研究》，《当代文坛》2015年2期，第48-52页。
（责任编辑：庄园）
The End of the East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
---An Explication of the Entangled Spirits in
The End of East by Li Shufang （Jen Sookfong Lee）
Li Liangbo
Abstract： The End of East， a first novel by Li Shufang （Jen Sookfong Lee）， a Canadian-Chinese writer， is a great work of fiction of entangled spirits. Based on Derridas Of Spirit，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view that the novel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to show itself again by having the historical spirit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families re-emerge， thus forming an effectiv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challenging the official Canad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as well as the authority and totality of its national narration. By constructing Chinatown in Vancouver in a space of spirits， the novel deconstructs the dialectic logic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he Other and the Self， producing a Chinese-Canadian identity that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that exists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and that is placed between the Chineseness and the Canadianness. The power of literary politics contained in this metaphoric story of spirits a la Derrida reveals a latter-day presence that is more pluralistic and complete as well as a future that is more tolerant and less hegemonic.
Keywords： Spirits， entanglement， blurred borders， existence in between， Chinese-Canadia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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