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风骨；物哀；日本；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2-0123-06
一、迟到的登场
海外华文作家研究是近几年兴起的“热学”，而其中“边缘之边缘”的日本华文研究却仍然陷落“冷遇”，本研究直接进入冷境，挑战华文作家的日本体验与创作实践问题。本研究直接考察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30年，考察日本体验对当代日本华文作家的深度影响，试图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新的视界与空间。
近年来在日长期研究华侨华人史的廖赤阳《日华文学の系谱と在日中国人社会-新华侨文学を中心に》①引起学界重视，而后于日本立教大学国际会议上（2012.10）又发表《日本的新华侨与日华文学》，并邀请日本华文文学笔会的作家、学者藤田梨那、田原、林祁等加盟研讨，形成声势，引起了中日舆论界的注意。这个现象显示了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存在的份量，也意味着为其作史立论的必要。作为在五四启蒙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理应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016年6月13-14日，暨南大学和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在暨南大学联合主办“新世纪，新发展，新趋势——日本华人文学研讨会”②。此会构建起对话与交流的发展平台，旨在把日本华文文学的实力展现给世界，促进日本华文文学的创作、发展和传播。笔者亦作大会主题发言：日本华文文学与世界新格局——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30年述评。
2016年12月7-8日，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第二届）于北京新世纪饭店隆重召开。日本新华侨作家李长声与陈永和荣获中山文学奖。这空前但不绝后的盛会，激励了日本华文文学的创作。
2016年这两个会议，可以看做是对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热切关注，预示着新的起点。
二、“之新”与“之间”
相对于老华侨的“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蒋丰③试图以“三高”来概括新华侨：高学历高人脉高学知。如果沿袭“三高”，我们也可用“三新”概括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为：新文学新体验新视野。其新在于时间：不同于20世纪初鲁迅一代，空间：不同于西方。西方以“移民”为特点，而日本并非“移民”国家。日本把加入日本国籍称作“归化”，这个直译过来的“归化”让很多中国人不爽：谁归化谁呀！本来横在中日之间的深仇大恨就已让人难以释怀。因而，日本华文作家中持日本永住者签证居多，即便入了日本籍也多是被迫的（见华纯、黑孩、张石等华人作家访谈），其“身体”常在中日“之间”来回走动，其文风也就在风骨与物哀“之间”成长。
回顾20世纪以来的另一个“30年”，即中国现代文学30年，鲁迅、郭沫若、萧红们，遭遇日本的“现代性”，探求民族解放的自由之路，思考所以痛苦所以彷徨。而世纪末的留日学生们，得益于“改革开放”走出国门，追求中国的富强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虽然也有痛苦与追求，所谓“生存的逃亡”，却身处不见刀光剑影的和平年代；虽然现代性的主题不曾改变，但毕竟是趋向日常生活的非英雄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文学失去其诗情澎湃，变成奢侈品了吗？尤其是面临一个高度发展的现代国家，陷入他国语言圈的华文，又何以生存与发展？痛苦永远新鲜的日本体验，使其彷徨。
由于不同于西方的“移民”特点，在全球化语境下，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具有一种“之间”的生存体验与写作心态，由是，其新就新在“之间”，身体在中日之间行走，文风成长于风骨与物哀之间。笔者曾于专著《风骨与物哀——二十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④中将“风骨”视为中国文学传统，而将“物哀”与之对举，视其为日本文学传统。就在这两种传统之间，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启程30余年。
三、30年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越境的文学与文学的越境（初始期：1985-1995）
提出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鲁迅们彷徨日本；80年代至今，我们也彷徨日本。时代不同了，我们唱的是同一首主题歌吗？彷徨其间，变与不变的是什么？
笔者将贯通两岸的“学院派神话”的主人公和缔造者，北京大学陈平原与台北大学林文月的文本放在一起考察，看日本如何被阅读，“日本想象”在神话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阶段的文学，以两岸学者的日本随笔打头阵，意在衔接两代学人的日本思考，显示新一代华侨进入日本的新姿态。如，李长声以《日本文学》资深编辑的身份进入日本，开始了亲历日本的文学写作。孟庆华是中国专业作家，赴日前就有九部小说问世。随夫君赴日后是否换笔，于异域如何继续笔耕？她的自传体小说已经而且将继续作出回答。
这一阶段的华文创作多为留学生题材。留学生小说闪亮登场：东京没有爱情！那有什么呢？为什么来日本？来日本学什么？蒋濮小说《东京没有爱情》等，充满乡愁国恨情伤。特别是女作家孟庆华的纪实小说，从战争遗孤的处境看国家形象，表现出身份认同的困惑。这一阶段乡愁情诗大量涌现。几乎每一位具有思乡情结的游子，无论多么坚韧，都将受雇于一个伟大的民族记忆和原乡记忆。
已在大陆文坛暂露头角的黑孩、祁放、李长声、孟庆华、华纯、孙立川、王中忱、金海曙、陈永和等东瀛留学，一下跌落被边缘化的困境。这一时期的诗歌或散文随笔作品在“乡愁”中带有“抗日”情绪，在“越境”中开始了对异语言文化的探索。人在乡愁中与故土对话，回归自我，回归“灵魂”的家园。乡愁，其实是一种精神還乡。
1990年由留学京都大学的孙立川发起，创办了留日学生的第一份文学杂志《荒岛》（1990年，京都），继而《新华侨》综合杂志（1997年，东京）紧接《蓝BLUE》的双语（2000年，大阪），三地先后出现过三个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以各自的特色引领文学青年，培养了一批华文作家。而且最早翻译、评介了大江健三郎等日本作家作品，为中日文学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曾赞颂《荒岛》为文学“纪念碑”的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先生，特别指出“越境文学”的本质与意义：“大规模跨越国境的移动，极大地激活了人们对国民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状况的想象。曾经参与了国民国家想象的文学，现在，则在促动读者思考越境的意义。越境行为使旧有的认同废弃，要求新的认同形成；而所谓现代的文学，就是开始向读者叙述这一行为的破坏性与创造性的文学。”⑤，我们看日本学者当下对“移民文学”的称谓，用语最多的是“越境文学”。我们对于自己的新华侨华人文学第一个十年，也可以“越境文学”来概括，“越境”激活了我们的“抗日”情绪，痛苦的文学又在思索中“越境”。
第二阶段：“跨”世纪与日本性体验（成长期：1995-2005）
提出的问题：何谓日本性体验？是指新华侨对现代性的痛苦体验吗？随着跨世纪，“跨”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字，跨国界，跨文化以及跨性别……
笔者将这一阶段视为文学的成长期，越境的作家们直面日本“性”体验，即日本性的体验及日本的性体验。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大量的诗歌、随笔、小说中，读到日本新华侨对现代性的痛苦体验。其中，曾就学日本的陈希我之笔，尤为痛且狠，被称为“中国的太宰治”。作家们以“性”作为方法，针对日本性与现代性、中国性与性日本、性体验与性书写等关系进行深入性探讨，追问一系列“性”问题，挑战当下批评界的媚俗状态，展现出一种“跨”世纪的新姿态。
双语作家毛丹青提出，以“虫眼”看日本：“日本人做事细，但我偏用虫眼看他们，这样就可以看得更细，细到烂的地步。”可以说，日本的特点是精细，在日本的书写风格也就不同于西方的粗犷，而多了一些细腻，以细腻的笔触探讨国民性现代性人性之“性”。
我们看到，同样是走出国门的中国女性，在日本的书写风格也就不同于西方的激扬而更多了一份柔性（阴性），也许，日华文学的成也在此，败也在此。从黑孩、陈永和的“身体语言”可以读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子。林祁于日本获奖的纪实小说直接探讨越境的性与性的越境。日本没有性禁区，但有“红灯区”。
特别一提的是华人女作家杨逸挑战日语，直逼芥川奖的写作实践，被日本评论家誉为“站在日本社会舞台前面的中国人”。这场中日之间的双语写作，对中日文学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将在第三个十年中，继续探讨杨逸的特殊意义。
第三阶段：“放题”于中日之间（丰富期：2005-
2016）
提出的问题：异质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放题”为日语，意为自由、自助，此乃和文汉读也。旨在探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日本华文文学。笔者称其为“之间”文学：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因其文化上的“混血”特征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中日“之间”的复杂性多元性，带来各种形式的丰收，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界与新的空间。
我们看到，“跨”世纪产生了新媒体。得益于日本的言论自由和经济竞争，世纪之交新华侨华人的华文报纸风起云涌：《中文导报》《日本新华侨报》《东方时报》等等，华人的媒体社会已经初步形成，出现了与《人民日报》等大陆舆论的“接轨”现象。而且不但有纸媒，更有网媒。《东洋镜》是其中自由而活跃的媒体之一，它“以东洋为镜，以镜照东洋”，⑥成为一个反映旅日华人生活、思考和写作的“家园”。从“集合华人百家写手，荟萃东洋万种文字”⑦的多维网，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华文的兴奋点，彷徨度及其问题所在。
这时期标志性的成果是：冲上日本著名的芥川奖的华人杨逸的日语小说。它以中国女性的眼光，发现日本“透过晨光”之美。无疑双语写作拓宽了新华侨书写的场域。陈永和反映创伤记忆的《一九七九年纪事》荣获钟山文学奖也是一个大惊喜。她以身体性忏悔的冷静，对当今社会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黑孩的《樱花情人》有日本“私小说”风味，却是中国女性之“身体语言”。在中日“之间”，日本新华侨华人的女性书写独具风采。为此，《湘潭大学学报》⑧特辟专栏探讨华文女作家如何从各自的日本体验出发，介入当代女性问题的思索，呈现出对中日两国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向度思考。
这时期异质文化表现出多元的特点，带来各种形式的丰收，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哈南的长篇《猫红》以“物哀”风格讲述了中日之间的婚恋物语，试图以“温和”去化解重重冲突。孟庆华与清美是“战争遗孤”的配偶及女儿，属于另类日本人。母女作家皆以华语写就长篇小说，从母亲“无性”的叙述《告别丰岛园》，到女儿遭遇的“性无”《你的世界我不懂》，试图契入女性生命体验，从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国家的“他者”、历史的女性、性爱之救赎等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获得女性自述体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
除了诗歌小说等样式，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最突出最有成就的是随笔。从“抗日-哈日-知日”的日本体验中，我们听到贯穿30年的知日长声⑨。这些生活在日本的华人零距离体验日本，并钻进日本文化的深层机理中去探寻答案，以报刊纸媒为中心，批量生產文化随笔，成为日本言说的最大亮点。从李长声《哈，日本》⑩这富有意味的标题中，不难揣摩出作者心态。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日本情结，对日本是既熟悉又陌生，要理清它的文化，还有一些障碍。“哈”独立其首可为惊奇感叹，亦可连读成为“哈日”。哈日要哈到痒处，反日要反到痛处，友好要恰到好处。作者机智幽默，从一个细节读懂一个真实的日本。《昼行灯闲话》以微醺之笔，将日本文字信手拈来，趣谈开去：日本有茶道武士道，几乎“头头是道”，料理却偏偏不讲“味道”？漫步日本，赏“枯山水”、逛二手书店、品吟酿酒；懂点门道更好。浮世春画、AV产业，日本色情产业古今传承？日本僧人吃肉娶妻，风头盖过偶像明星？道德绅士、夏目漱石的隐秘情史，村上春树笔下人名的讲究……话题丰富多样，堪称日本文化万华镜。由于长期亲历日本而日知，日知而成“知日派”。{11}“知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慨念，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即进入其内的写作，而不是外在的臆想话语。王中忱曾评说李长声：奇思妙想，其实源于敏锐犀利的洞察。长声的一本随笔集取名《日知漫录》，{12}初看似乎是在追步顾炎武，其实“日知”二字用的是日文名词+动词结构。“日知”者，知日也。在古今中日的纵横对比中，许多事态的深层意蕴就变得显豁了。这是从事跨国写作的独得之利，长声们显然深得其中三昧。{13}
“知日随笔”上承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传统，经30年零距离的日本考察，30年菊与刀的“田野”功夫，说话有了底气，下笔不卑不亢，不反日亦不哈日，强调知性、智性“之间”性的立场，于“日本三书”（《五轮书》《武士道》《菊与刀》）之外，更添“四书五经”，一版再版，鱼龙混杂；不但以日本《中文导报》等华文纸媒，更以大陆腾讯“大家”之网媒批量生产文化随笔，“动漫日本”和“政治日本”的题材无所不包；有如万景路《扶桑闲话》更加“平民化”的书写姿态，也有姜建强{14}更加学者化的笔入日本美意识之深层的剖析。这类随笔日本以理论思考见长，却有细致入微的日本体验，原汁原味的日本“鲜见”，有如生鱼片之盛宴，引得“大家”津津有味。
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成立于辛亥百年的2011年12月11日，是以繁荣在日华人文学为目的，重新调整日华文学作家群的格局，支持会员在国内外发表作品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促进日华文学内外传播，开展双向或多向文化交流等。创会会长为王敏教授。创会以来，笔会发展到50人左右。除了小说、诗歌、随笔、散文、翻译外，还有了很多影视作品。二十一世纪新华侨华人的概念，不同于华侨华人的概念，不同于20世纪初鲁迅郭沫若一代，在空间上也不同于西方移民。日本华文文学的文学谱系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不仅以“抗日”“哈日”到“知日”这一命题，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界与新的空间，而且因其“混血”于中日文化之间的特性而跻身于世界新移民文学大潮，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角度和深度。
由是，笔者把日本新華侨华人作家及其书写定位于“之间”：在中日两国之间，“风骨”与“物哀”之间，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昼夜之间，男女之间……“之间”是一种不安定的变化状态。在“之间”碰撞，在“之间”彷徨，在“之间”成长，“之间”促使思与诗成长。
四、“之间”的美学符号
30年来，日本新华侨华人在“风骨”和“物哀”之间寻找新的生长点。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或者说在“漂流”。而我更愿意说“漂流”，因为“崛起”属于阳性的山而“漂流”则属于海。这是海洋的全球化的时代。笔者以为，在“风骨”和“物哀”之间漂流的日华文学，正在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独特的审美角度。
铃木修次教授在比较中日的文学传统时曾以“风骨”和“物哀”来概括两国文学本质和文学观念的差异。{15}“风骨”是中国文学中关怀政治，以刚健为美的正统精神。其色彩是浓重的。“把握住风骨就抓住了中国文学的主要趣味倾向”；“物哀”则为一种日本式的悲哀，不问政治而祟尚哀怜情趣的所谓日本美，它主张“淡化”，讲究典雅和消遣的和歌风格，其色调淡雅。“日本人似乎认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性质、色彩过于浓重，而将其淡化了”。“风骨”和“物哀”各自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和民族性。大陆风尚养成中国文学崇尚阳刚大气的风格；岛国风尚则养成日本文学注重阴柔细腻的风格。似乎可以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学以阳刚大气为高，日本文学以阴柔细腻为美。
我们从日本新华侨华人“天生”充满阳刚之气的诗文中，可以看到日本阴柔美的渗透。阴阳互补，使其诗文重中有轻，轻中有重。虽然，日本华文作家每每难以摆脱大陆习惯话语，美其名曰“阳刚之美，宏大基因”。而日本“物哀精神”的渗透力，使之逐渐异变，变是不奇怪的，变是可喜的冒险，冒险就可能有失败，可能变得非鹿非马不伦不类，可能不被主流文学认可。但不变就可能腐朽可能沉没。纵观这30年的探险，风景无限好。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在中日文化同与不同的交织纠葛“之间”，找到新的生长点——独特的理论洞见与新的文学审美形态。
30年的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具有如下特色：
1. 随笔日本的现代性（非虚构文学、文化散文）
贯穿30年，李长声笔下的日本形象，姜建强随笔樱花的生死哲学等等，似远非远，随手拈来，针砭时弊，如道家常。这种知日随笔，是对中国现代传统鲁迅周作人等“大家”的承继，是不同于西方移民文学而特别富有“日本味”的文学样式。
2. 以“他者”身份去发现与表现“物哀”。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笔下既有“物哀式”的清婉与哀愁，又不失中国传统的“风骨”之豪迈，如：华纯散文《丝的诱惑》“俯拾日本文明符号”。哈南小说《北海道》体现川端康成雪国的宁静，日本独特的美。和富弥生诗集《之间的心》痛，永远新鲜。清新之美与俳句精神相互交融。这种东方日华的宁静不同于西方美华的热烈，虽不乏寂寞，却宁静致幽。
3. 身体语言与“私小说”。从杨逸、黑孩、陈永和等女作家身上，可以读到华人对日本“私小说”的借鉴。20世纪以来对“身体”的关注成为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个重要议题，哲学领域对身体的重新发现引发文学的深层探讨。可以说，身体承载着历史印记，并诠释着被历史摧毁的过程。即使作者借男性的“我”叙述历史，却并未改变其女性主义视点。这类“物语”文笔细腻，从细处微处深入。
4. 原乡与他乡之间的诗情禅意。活跃于中日之间，诗人们的眼光是敏感、犀利的。如走出“朦胧诗”传统的双语诗人田原，{16}富有禅意的“春野体”，浸透“物哀”的祁放诗，还有笔者直面现代性的“裸诗”……诗人们从原乡到他乡的自我放逐，是身体放逐，也是精神放逐，同时是诗的放逐。放逐使身体和精神在时空中转换，位移，变异。在两种语言之间锤炼独特的诗歌语言，是母语的，又是超越母语的，其意义不仅是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拓展，而是中国新诗自身在海外的深入或者叫“生长”。由于这些诗生长在日本，在这块让中国人痛苦永远新鲜的地方，痛苦使其诗具有独特的异质审美价值。虽然“之间诗人”的现实处境每每是尴尬的——即使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却依旧边缘依旧孤寂。但诗人们试图在这种尴尬中赢得自由。原乡与他乡的对望将是永恒的。
5. 双语之间与“和文汉读”。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中有个奇特的语言现象，即时而直接引用日语汉字，称之“和文汉读”以激活中华传统文字。如太宰治小说名直译为“人间失格”。陈希我小说名“风吕”（日语澡堂，指温泉文化）。李长声随笔集名“四帖半”“居酒屋”闲话等等。笔者亦以“放题”为论文命名：《“放题”于中日之间》。“放题”意为自由、自助，将之“和文汉读”，用之于来去家园、此岸彼岸的自由行走。这些放题于中日文化之间的诗文不属于此岸也不属于彼岸，自由又不自由。
語言是文化的载体，离开汉语这一载体，中华文化也就无所依附。把语言作为资源来认识，这是当代语言学在语言观上的重大突破。{17}“和文汉读”激活了“汉文和读”的历史，让汉语回家，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化的语言资源，其意义将会是深远的。
五、结语：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意义
30年来（1985-2016），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其价值和意义在于：
第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与西方文学的互动来完成的，但这一互动过程一直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才得以完成。无论是文学理论，包括“文学”这一现代性概念的引进，还是文学史，比如《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还是鲁迅、郭沫若、萧红等重要的中国现代作家，都体现了这一中介的重要性。对于理解和重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日本这一中介的意义不可替代；
第二，具有现实意义：近期关于钓鱼岛的领土纷争，使中日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从“仇日”到“知日”，成为对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中国人文学者的挑战。本课题就是在这一层面展开的成果。本课题研究吻合本年度《课题指南》“中国文学与东亚文化圈研究”及“海外各大洲华人新移民文学研究”；
第三，具有文化意义：日本新华侨华人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的，所谓“第三空间”文化，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因其文化上的“混血”特征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这就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界与新的空间。
第四，具有美学意义：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风格形成于风骨与物哀之间，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以其独特的身份去发现与表现“物哀”，探求中日文化的渊源关系和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表现出对人类家园的担忧和人类生存问题的终极关怀。这些异文化体验者，在努力寻求自己的美学符号。在“风骨”和“物哀”之间寻找新的生长点。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漂流。它正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独特的审美角度和深度。
且用留学生杂志《荒岛》的创刊词作为结语：我们深知更严峻的考验来自文学本身。语言是文学者唯一的凭借，也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而现代多种传媒的发达又时时陷语言与困境之中。我们可能永远走不出荒岛。但我们渴望体验在困境中创造的喜悦，我们遵循内心的指向，执迷不悟地向前走去……”{18}
① 廖赤阳：《日华文学の系谱と在日中国人社会-新华侨文学を中心に》，《东京华侨华人研究》2010第7号。
② 2016年6月13日-14日，在暨南大学召开“新世纪，新发展，新趋势——日本华人文学研讨会”。此会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暨南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暨南卓越智库：海外华文与侨务文化工作战略等单位共同主办。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主任蒋述卓教授、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泉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长王列耀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程国赋教授、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前会长华纯女士、现任会长姜建强先生，名誉顾问李长声先生等六十余人出席。
③ 蒋丰：（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日本老华侨与新华侨：从“三把刀”到“三高”。[J]中国网china.com.cn 2010-09-07.
④ 林祁：《风骨与物哀——二十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⑤ 藤井省三：《日本文学越境中国的时候》，《读书》1998年第10期。
⑥ 陈骏：《笑谈旅日华人的尴尬》引自《东洋镜》http：//www.dongyangjing.com.
⑦ 林祁：《彷徨日本》引自《东洋镜》。
⑧ 《湘潭大学学报：“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中的性别话语研究”专题，林祁、陈庆妃主持人语》，《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⑨ 李长声乃知日派随笔之代表作家。其发言：知日二千年，于暨南大学召开“新世纪，新发展，新趋势——日本华人文学研讨会”上，2016年6月13日- 14日。
⑩ 李长声：《哈，日本》，磨铁（中国书店）2010年版。
{11} 卢冶：《否定的日本》，秀威出版2014年版。
{12} 李长声：《日知漫录》，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读译文丛）。
{13} 李长声：《长声闲话》（五卷），三联书店2014年8月。
{14} 姜建强现任日本华文笔会会长，著有《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简体本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繁体本为台湾远足文化出版公司，《另类日本文化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 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东京：东京书籍出版公司1978年版。
{16} 林祁：《双乡之间与双语写作——日本新华侨田原诗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7} 詹伯慧：《把语言作为资源来认识》，《人民日报》（2016年06月26日07版）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626/
c40531-28478957.html（2016年6月26日），访问时间：2016年6月27日。
{18} 载1990年10月15日《荒岛》纯文学刊物创刊号。
（责任编辑：黄洁玲）
Between‘Wind-bonesand‘Mono No Aware： Studies
in New Chinese Huaqiao and Huaren Literature
in Japan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Lin Qi
Abstract： New Chinese Huaqiao and Huaren literature in Japan i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realist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t goes through three phases in thirty years in which Chinese-language writers in Japan entered into the country with nostalgia， fighting against， or endearing themselves to， Japan till they knew about the country， thus beginning their exploration of the alie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ir Japanese experience， painful but always fresh， is imbued with unique aesthetic values. Differen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that has migrated to the West， the experience and writ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characterized by an aesthetic style of‘wind-bonesand‘mono no awareness， becoming not only an expansion overseas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n Japan but also a deepening， or growth， oversea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self.
Keywords： New Chinese-Japanese and/or ethnic Chinese in Japan， anti-Japanese， Japanophiles， knowledgeable about Japan， wind-bones and mono no a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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