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龙

　　摘 要：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提出微型小说应纸短意长，题材新闻化，文体诗化、散文化，弱化情节和简化人物等观念，与目前通行的小说（Novel）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实践与观念具有源于民间，复归中国古代小说与正史参行、济《诗》与《春秋》之穷、人物塑造以形传神等倾向，暗含着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意识。

　　关键词：微型小说；文体；复古；民间；历史；情节弱化；以形传神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2-0116-07

　　梁启超、鲁迅等人以小说启蒙国民改良社会，小说观念发生现代性转变，中国古代笔記、传奇、话本以及章回等传统小说形式逐渐统称为小说（Novel）。这从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文体意识的血脉关联。以致我们今天面对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实践，针对其抒情叙事的特点，以及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提出微型小说应“纸短意长”①，可以散文化、诗化、议论化，弱化情节和人物②等小说文体模糊化问题时，西方小说（Novel）的观念与之产生了抵牾。这种抵牾是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复古倾向的表现，我们有必要探寻并分析其原因。

　　一、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兴起

　　之反思：“短书”的民间推广与普及

　　微型小说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于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及东南亚华文文学界发端，经过70年代的新兴、发展，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繁盛。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以及东南亚各国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的加速有着密切联系。微型小说选取“大千世界的一片段和一转瞬间”、“知微见彰”，故事具有趣味性和哲理性，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忙碌，节奏急速”的创作和阅读需要。④另一方面，与华文报刊因香港及东南亚当局对华政策的调整而得到发展有关。1945年至1950年，东南亚出版的华文报刊有一百多种，达到华文报刊的鼎盛期。⑤华人办报除了表达政治意图、谋取经济效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受对华政策的影响，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曾一度中断，华文作家和读者群体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报纸副刊在谋求新闻以及广告效应之外，以微型小说、框框杂文、短诗来填充报刊空白，避免出现“开天窗”的现象，同时也进行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的推广与普及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与东南亚华文报纸的副刊对文学以及文学评论的重视使得华文微型小说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及东南亚过半的华文报刊杂志都刊登过微型小说，有些报刊还开辟了微型小说专栏，并联合商家举办微型小说大奖赛等方式推广微型小说。

　　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认识到微型小说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表现出对微型小说创作的积极偏好。印尼的袁霓曾说：“在所有的文体中，我最喜欢写小说（指微型小说），因为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我可以主宰，我也可以通过小说去表达对世情的不满或愤慨，而不会伤到任何人。”⑥泰国的司马攻说：“我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尝试了好几种文体，算是一个文学杂工。在文学创作中有苦有乐，唯令我大苦大乐者，微型小说也！”⑦香港的秀实更是直白：“写极短篇，我尝到写诗和散文时没有的愉快。”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大多并非专业作家，而是既通晓中国古典文学又了解所在国家和地区社会各阶层情况，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酸甜苦辣有深刻体会的亦商亦文的作家⑨，因而其微型小说创作题材内容世俗化的民间立场也更为突出。

　　从接受传播的角度而言，微型小说对华文报刊的繁荣具有推助作用。据刘以鬯回忆，从1945年到2000年，他除了在《快报》《星岛晚报》《银灯日报》《恒报》《新晚报》等报刊开设微型小说专栏，“还不时为其他报刊撰写微型小说。”⑩东瑞也提到20世纪“受报纸编辑部之邀写稿，给《快报》写得最多，差不多每天一篇或两天一篇。”{11}司马攻曾指出：“微型小说的市场不成问题，而重要的是作品本身。”{12}这与当时华文报刊林立，为了竞争读者市场，各报刊主动约稿有关。作者、报刊、读者间形成微型小说创作、刊发与阅读，生产、流通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了华文报刊与微型小说的同步发展。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报纸副刊的宣传推广，作者民间立场的文体偏好，题材内容的世俗化，以及读者快餐阅读的需求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华文微型小说在民间兴起。这与梁启超、鲁迅等人受日本或东欧小说观念影响，试图以启蒙国民、改良社会的精英政治意识推动小说发展是不同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与班固所说的“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3}有相似性，即小说源自民间，表达民间立场。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微型小说与先秦两汉以“短书”面目出现的小说形态具有一致性。这种源于民间的短书体式在华文微型小说发展过程中既有适应时代需要的短小灵活的优点，也存在难以营造曲折情节和深入刻画人物形象等不足。为了弥补不足，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实践中出现了小说文体模糊化的复古倾向。

　　二、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

　　创作的复古倾向

　　国内微型小说研究注重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微型小说这一古已有之的文体，以西方现代小说（novel）——虚构的叙事散文（fiction written in prose）——的概念为参考标准，从小说情节、人物、环境三要素进行相关研究{14}。但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受篇幅的限制（1500字左右），为了拓展微型小说的审美意蕴，在题材选取、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复古倾向，导致小说文体模糊化，我们试分而论之。

　　（一）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题材的“新闻性”：与正史参行

　　关于微型小说的题材选择，东瑞指出：“中国大陆的微型（小说）……有不少对官僚主义作风加以讽刺鞭挞的，也有对改革开放的变化加以描写的，政治性比较强，也有对人性赞美的；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微型（小说），这方面的题材就比较少见。香港是一个城市，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题材的选择比较小，也比较生活化；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有他们的地方色彩。”{15}因为题材选择范围比较小，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注重生活题材，尤其是地方社会新闻题材的创作引人注目。刘以鬯谈及自己最受关注的微型小说《打错了》时回忆，1983年4月22日早晨吃过早餐后，他在日报《港闻版》读到一则《太古城巴士站发生死亡车祸》的新闻，因自己常去太古城巴士站搭车，心有所感，“花了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写成《打错了》。”{16}类似由新闻题材创作的微型小说在东瑞、袁霓、郑若瑟、林荫等人的作品集中不在少数。郑若瑟的《错杀》《有救么？》《喷火眼神》《投网》《自食恶果》等篇章皆取材于泰国的社会新闻，反映黄、赌、毒的社会危害和复杂。《出路》则取材于硕士研究生自主创业卖鱼丸的新闻，赞扬主人公他拉在高失业率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下务实的就业创业心态。袁霓的《雅加达的圣诞夜》《十字路》取材于印尼1998年五卅暴乱，《上报》取材于印尼女佣被雇主虐待致死的新闻，反映印尼农村的贫穷落后。林荫的《福嫂》取材于农妇杀夫的新闻，对农妇遇人不淑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

　　东瑞在给笔者的邮件中专门谈及他由新闻素材创作微型小说的心理感受：

　　——经常有些新闻的花絮感动了我。

　　韩国沉船死难者的一位父亲，交代蛙人：“你帮帮忙，一定要把他捞上来，我要抱抱他，跟他告别。”在这位父亲眼中，儿子没死，他要抱抱他，与他告别。

　　这一触机，造就我小小说《蛙人日志》的诞生。

　　德国飞机撞毁于喜马拉雅山，纯为人为的疯狂事件。那几天后乘同一航班的乘客情绪陷入极大的不安中。机师在飞机临飞前发表讲话安抚乘客，不用太担心，你们要相信我……其中有句很重要的话是，我的女朋友这次也在飞机上，我怎么可能不安全驾驶呢？这句话也感动了我，在这位机师心目中，乘客的生命和他女友的生命同等重要。说得多么感人啊！

　　这一触机，让我酝酿成后来写成的《一万一千米高空说爱你》。

　　东瑞将新闻类题材的微型小说称为“新闻小小说”。新闻类题材的微型小说并不是将整个新闻作为小说的素材，而仅是将其作为小说背景，或将其中个别细节敷衍成文。这牵涉到“文学真实”的问题。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形态，是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今日之新闻即明日之历史，是历史研究的文字材料。新闻小小说因其虚构性而不同于还原新闻事实的报告文学。刘以鬯说：“小说虽属虚构，但是为了使作品具有可信性，作者必须忠于生活，在虚构的情节中展现社会的真实面。”{17}这种保留生活真实的情节虚构不同于柏拉图所谓的摹仿失真，却类似刘知几所恶的“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史通·采撰》）。小说讲究虚构，历史重在实录，班固早已指出二者相通之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8}

　　回顾多年前创作的记录收租房东无聊生活的《一个香港人》，记录1967年捷克斯巴达足球队来港贺岁的《三比二》，受香港六七暴动而移民新加坡的《七叔的烦恼》，记录台风天香港市民生活的《台风》《“雪丽”袭港》，记录1968年7月25日香港有史以来最高温度达35.7摄氏度的《夏》等取材于旧日新闻，反映当时香港社会百态的微型小说时，刘以鬯说：“当我选辑这本集子（《打错了》）时，我也在自己的旧作中看到历史足迹，随之产生新的体会与理解。这样讲，只想强调时移事易的实际情况。”{19}新加坡的希尼尔对此颇有同感：“现实中的故事仅仅是一系列未完成的情节在等待延续、群众是创造事件的原创者；在物换星移的过程中，‘现实已转换成‘历史，为了防止过度的时空健忘及心灵上的无限麻木，微型小说往往是记录这些片段的最佳工具。”{20}其代表作《变迁——二十世纪末南洋刘氏三代讣告实录》即以刘氏三代人讣告书写语言由华文到英文的变化的三个片段折射出新加坡华人在文化、家庭人伦等方面数十年的历史变迁。林荫的《这一天……》以香港回归前夕港人离港的新闻为背景，通过周公馆的佣人六姑回忆周家三代人三次仓促离港的情形，记录了日军入港，六七暴乱和香港回归三个时代。这种历史感，是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随报纸而兴，采新闻而作，“记即日当时之事”，直面现实生活琐事，虽无关国家大事，但时代气息突出，具有“偏纪”、“小录”的特点，“而能与正史参行”{21}的缘故。这种与正史参行的叙事形态，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有明确区分：“《艺文志》以书之纪国政得失、人事美恶，其大者类为杂史，其余则属之小说。”{22}

　　要言之，香港及东南亚华文新闻题材类微型小说受篇幅限制选择“偏纪”、“小录”历史事件，暗含古代小说与历史互补的观念，为我们了解海外华人的历史提供了生动记录。

　　（二）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情节弱化”：济《诗》与《春秋》之穷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是行动的摹仿，指出“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重要的。”{23}情节由是成为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因素。被誉为“都市奇情小说家”的香港作家林荫认为微型小说应该“着重故事结构的铺排，尽量使情节紧凑，务求在最少的篇幅里，尽快令读者进入我的小说世界。”{24}这种注重情节的微型小说观念讲究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出人意表的结局，香港及东南亚的华文微型小说中有不少佳作，前人论述颇多，本文暂不讨论。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香港及东南亚，“情节弱化”的微型小说作品数量可观。

　　香港刘以鬯的《打错了》，秀实的《某个休士顿女子》，《香港极短篇》《香港微型小说选》《做脸》，东瑞的《相逢未必能相见》《东瑞小小说》《留在记忆里》等微型小说集以及东南亚莫名妙、郑若瑟、袁霓、司马攻、黄孟文、希尼尔等人的微型小说集中很多篇章存在“情节弱化”的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刘以鬯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小说讲述的是为了逃避“孤岛”上海沦陷后敌人抽壮丁，父亲托人买船票要“我”去重庆，母亲为“我”收拾行李送行的故事。作者的笔墨集中在“我”与父亲告别，母亲送行。作者淡化因果逻辑意识，在行文过程中不断渲染离别的不舍与不安，具有朱自清散文《背影》的意味。作者在文末反复五次写道：“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25}同一情景的反复渲染，离别的情绪到达顶峰。颇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意境。其他如《市长》《罗培雄与朱莉莉》等也是有意弱化情节，关注小说人物兴趣爱好或者内心情感纠葛的作品。秀实的《糖城一天》《川流不息的车辆驶过路旁的石像》《后园》等篇什都是抒发日常生活的单调的心境写意，虽有时间变化，却无情节变化。东瑞的《相逢未必能相见》讲述2003年非典时期一对青年男女戴着口罩拍拖的爱情，抒发疫情阴影下的无奈感。《长发为君留》抒发主人公他对长发女子的痴迷之情，因女子为其留下长发自杀竟终生不娶。长发意象成为美的象征。《留在记忆里》抒发顾客对老咖啡店的依恋和人情味的不舍。心田的《我一定要输》抛却故事情节，仅以散文笔法描述“我”對女主人公“你”着迷的情感来统摄全文，反映了“我”为追求“你”的内心波澜。袁霓的《生日那一天》以一个女子的心理活动来叙述她为了一个男子拒绝别的男人却等待无果的故事，情感细腻感人。《失落的钥匙圈》借钥匙圈这一意象抒发1965年印尼当局封闭华校引发故人不再的家国之痛。妍瑾的《风中的黄衬衫》以风中的黄衬衫为意象，以邓丽君《千言万语》这首哀婉的情歌来渲染氛围，牵动柔岚对过往柔情蜜意的回忆……总之，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情节弱化”的表现形态为借鉴诗歌意象意境与散文笔法的抒情叙事。

　　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抒情叙事有四种类型，一是抒发日常生活中的亲情爱情友情离别情。如女儿尽孝，父亲配合的那份深情（骆宾路《一幕难演的戏》；富二代曹青与素素因一见钟情不得而痴（汉闻《情痴》），老教授因听闻妻子亡故在课堂念苏东坡悼亡诗悲痛吐血（吴敬之《伤逝》），美国鼎鼎大名的心脏病专家不因身份地位差距钟情牛杂女的纯真之爱（吴敬之《剪不断》）；中学生对因接受电疗而掉光头发的同学的友情关爱（陈荭《杏黄色的小船》）；刘以鬯《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中的离别难舍情等。二是抒写华裔的爱国与怀乡之情。如坡希尼尔的《退刀记》通过老妇人退还购买的日本军刀而表现出不忘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爱国精神。赵美薇的《第九十七次拥抱》以海伯和艾琳身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不离不弃的爱情为切入点，通过艾琳留学英国回港与海伯带艾琳母亲回广东增城养老的不同选择折射出新老两辈人相同的回归情结。海伯的选择不仅反映出老一辈港人叶落归根的情结，也暗含香港这个与祖国离散多年的游子回归祖国的主题。东瑞的《故地》《老家》也突出表现游子落叶归根的还乡情结等。三是对美好人性与优良品质的赞美与讴歌。如东瑞《相对论》《留在记忆里》《忘不了你》《老伴》中对美与爱的赞美。张雅苗的《情妇》则通过妻子怀疑丈夫有外遇的悬念揭示，讴歌知恩图报的美德。林荫的《人间有情》表现工友们的质朴热心。林馥的《雨后的彩虹》和《绝境的呼唤》宣扬助人为乐美德在现实社会的重要。郑若瑟《以誠取信》对诚信美德的颂扬等。四是对人性丑恶的讽刺与鞭挞。如林荫的《赌徒》《财迷心窍》等作品中关于酒色财气使人堕落的批判，刘以鬯《两夫妇》对富人夫妻貌合神离的的讽刺，袁霓《米》对欺骗者的愤怒等。

　　基于微型小说的抒情叙事借用意象抒发情感，通过比兴、渲染等手法营造意境，刘以鬯总结微型小说必须“纸短意长”；东瑞指出微型小说“形式上是小说，内涵却是诗”{26}，“文字要美，篇幅要短，余韵要长”{27}；秀实则认为“好的极短篇和诗，艺术共通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要求优美经济的文字，二是要求言尽而意余。”{28}。这些作家们都认识到微型小说篇幅短小精悍，故事简洁明了，应追求思想和情感意蕴丰富的文体特征。微型小说篇幅短小、文字简练、意蕴丰富的特征与诗高度相似，故秀实感慨“（微型小说创作）与创作中国传统的律诗绝句有所类似”{29}，他认为“传统小说特重情节。极短篇中可以轻之。几百至千余两千字，难以营造跌宕的情节。写极短篇而以情节吸引读者，是不了解此种文体的特质。”并主张微型小说“可以散文化，诗化，又或议论化”{30}。这些总结性的观点一方面突出抒情叙事借鉴诗歌意象与意境丰富思想情感意蕴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明确了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受篇幅限制难以营造曲折情节而有意诗化或散文化，即弱化情节的倾向。

　　综上所述，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抒情叙事的诗化或散文化倾向以情感脉络的起伏弱化情节矛盾冲突，借意象和意境沟通小说与诗歌、散文等其他文体，具有清代王钟麟提出的“盖小说者，所以济《诗》与《春秋》之穷者也”{31}的特点，与古代笔记“无体不备”{32}的叙事形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文体模糊化的情形是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回归中国古代小说引骚抒情传统入小说叙事的审美表现。

　　（三）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人物形象的“简约化”：以形传神

　　建国后，受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影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学界评价小说人物塑造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福斯特的圆形人物论和扁形人物论也成为分析《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古代小说或戏剧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这些有关人物形象的研究范式的对象是具有篇幅优势的长篇或者中篇小说，抑或是多幕（折）戏剧。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受短书体式的限制，“不能像短篇、中篇那样细写人物性格史”{33}。小说中人物“数目既少，出现次数又不多，难做深刻的描绘”{34}，鲁迅笔下那种“嘴在浙江，腔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35}在微型小说中更是难以面面俱到。因此东瑞提出微型小说人物塑造“最大的共通点是刻画人生和人性，大部分只写一个侧面”{36}。

　　我们试以秀实的《问刘十九》和刘以鬯的《争辩》为例分析。《问刘十九》题取白居易的同题诗，但不同于白诗中“丝皑新焙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切近发问，作者选取檐蓬下的几株静含花苞的山茶开篇，几笔点染出战乱期间远离京城，消息闭塞的村野蛰居生活的宁静。不正面描写书生张成，却已将隐逸者的气质勾勒出来。夜晚张成取红泥炉子温酒时，窗外天色欲雪，诗兴勃然。但想到“论雅兴，喝酒写诗不如把盏清议”，于是他打算提着灯笼奔走26里小路去找家住红砖桥的刘十九。“不久田垄间飘着一盏灯火，恍如一只降雪前的萤火虫。”{37}小说戛然而止，灯火如萤火虫的意象象征着战火年代微弱却诗性的光亮，张成随性所至的风度神韵宛若眼前。《争辩》以甲乙丙丁四人六段对话连缀成篇。第一段对话，甲乙丙三人意见一致。第二段对话，乙丙赞同甲的意见，丁反对。第三段对话，甲乙丙三人坚持原来的意见，丁厉声反对。第四段对话，甲乙丙三人还是意见一致，但丁亮出了刀子，甲乙二人低声下气附和丁的意见，丙仍坚持己见。第五段对话，丁拔刀刺入丙的胸膛，丙至死仍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第六段对话，甲乙仍迎合丁的意见，丁却狞笑着说出相反的意见。小说没有多余的环境描写，仅就一个观点的6段对话以及神态变化塑造了四个人物：屈服于丁的武力而改变自己观点的甲乙，坚持真理而献身的丙，以及因拥有武力而颠倒黑白的丁。在短短三百字的篇幅中，3种品质迥异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作者的情感褒贬也寓于其中，令人回味。

　　如果加以比较，秀实笔下的张成与《世说新语》中雪夜访友的王子猷如出一辙；刘以鬯的《争辩》以对话塑造人物并寓褒贬是《世说新语》常用的二元对比思维。两篇小说的共同点是在塑造人物时有意识地将人物简约化，只突出一个侧面。这与宗白华总结《世说新语》塑造人物“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淡尤能传神”{38}不谋而合。在塑造人物的具体手法上，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与《世说新语》有三个相似的特点：一是轻外貌描写而重神态。《世说新语》重以形写神，以人物的神情动态塑造人物。在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中，不乏其例。或以神情变化刻画人物的残忍（刘以鬯《辩论》），或以无爱的眼神刻画人物的冷酷凶狠（黄海维《眼神》），或以长发飘动的动态来写人物的美（东瑞《长发为君留》，或以15年来形成的泡面习惯来刻画人物单调平凡的人生（秀实《赵老师泡面》）等等。二是重视人物语言和心理描写。言为心声，通过直接表达人物内心的想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世说新语》以对话体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法。刘以鬯的《辩论》《春》《大眼妹和大眼妹》，袁霓的《短讯》《痴》，东瑞的《她的爸和妈》等作品以纯对话或纯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而以对话形式加神态动作描写刻画人物性格的作品占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作品的大多数。三是借意象渲染意境，对比突出人物形象。《世说新语》借自然山水景物比喻或映衬人物形象的方法在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中也被广泛运用。如以常春藤比喻依附于人的女子（兰心《常春藤》）；以勿忘我象征令人难忘的陌生女子（兰心《勿忘我》）；以太阳花的意象贯穿小说，通过结婚前后与毁容前后的对比突显丈夫对妻子的爱与体贴（吴佩芳《太阳花》）等，而弱化情节的抒情叙事在借用意象意境塑造人物上更是直宗魏晋，如前文提及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刮》《长发为君留》《伤逝》《风中的黄衬衫》等。

　　综上所述，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在人物塑造上与古代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有两点相同：一是受篇幅限制，文笔简练，塑造人物的手法相同。二是人物形象不以全面典型见长，而以简约传神为先，复归以形传神之旨趣。

　　三、余论

　　谭帆在《“小说学”论纲》中指出当前我国小说研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或以当今的小说学观念来套用传统小说学，如‘性格、‘结构、‘叙述视角等，于是中国古代小说学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小说学的翻版，而忽略了中国小说学自身的本位性”{39}。反观这种以西释中或以西律中的情况，它一方面可以产生新的见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意识的某种遮蔽。这种遮蔽导致我们面对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复古倾向时产生了一种文体模糊化的错觉。实际上，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中暗含的源于民间的短书体式、与正史参行、济《诗》与《春秋》之穷，以形传神塑造人物等倾向，皆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具体存在形态。它们指向中国古代小说与诗、史的渊源及以形传神塑造人物，文体逐渐自觉并独立的流变过程。我们只有悬置遮蔽那些存在的外来小说观念，深入文本，才会重新认识到古代小说文体意识并未随着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及西方小说观念的涌入而消失。相反，它仍然存在，并且随着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兴起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兴起与复古倾向也让我们注意到，在与祖国隔断的历史政治环境中，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血脉并未被割断。一方面，与海外华人微型小说作家即使身处异国他乡仍然感念祖国，自觉学习、继承中国文化有关。另一方面，在远离政治中心话语的民间语境中，中国古代小说“短书”形式的原始积淀与以形传神、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形象审美观念的艺术积淀得以较好的保存，成为海外华人微型小说作家的一种文化无意识。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观念与实践表明，在社会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碎片化时代，前文所提及的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复古倾向不仅是对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一种回归，更是回归生活质感，表达自我真切情感体验的自觉选择。

　　① 刘以鬯：《淺谈短短篇小说》，钦鸿主编《香港微型小说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28}{30}{34}{37} （香港）秀实：《某个休士顿女子》，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11页；第10-11页；第11页；第11页；第65页。

　　③1999年11月27日至29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与作家形成一个共识，即微型小说是“一种古已有之，而在七十年代新兴、发展的文体”。（香港）东瑞：《〈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侧记》，《香港文学》2000年3月号。

　　④ 吴佩芳：《跳出孤独》，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43页。

　　⑤ 周中坚：《东南亚华文报刊的世纪历程》，《东南亚》2004年第2期。

　　⑥ 袁霓：《失落的钥匙圈》，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83页。

　　⑦ 司马攻：《以微喻大，事简理周》，郑若瑟《情债》，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页。

　　⑧ 秀实：《某个休士顿女子》，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11页。香港及东南亚对微型小说的称呼有多种，如极短篇，小小说，每日完小说，一日完小说等。

　　⑨ 本文论述的一个隐含前提是香港及东南亚代表性的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具有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的背景：刘以鬯等南来作家自不必说，东瑞毕业于华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秀实具有文学硕士学位，袁霓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郑若瑟等虽未取得中文专业学位，但从小就喜读家藏古旧书籍。

　　⑩{16}{17}{19}{25} （香港）刘以鬯：《打错了》，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6页；第17页；第16页；第16页；第55页。

　　{11} 东瑞：《小小说创作谈》，东瑞：《相逢未必能相见》，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58-359页。

　　{12} 东瑞：《诗意的水灯，诗意的微型小说》，《香港文学》1997年元月号。

　　{13} 班固：《汉书·艺文志》，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4} 西方现代的小说的概念参见（美）艾布拉姆斯著，吴松江等翻译：《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国内微型小说相关研究成果颇多，可参见凌焕新、刘海涛、凌鼎年、江曾培、龙钢华、姚朝文、刑可、刘文良、张春等人的研究成果。

　　{15} 东瑞：《微型小说的题材》，载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伯裘教育机构选编：《第一届全香港微型小说创作大赛文集》，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8页。

　　{18} 班固：《汉书·艺文志》，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0} 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后记》，转引自黄万华：《微型小说同海外华人社会》，《华侨大学学报》1995第3期。

　　{21} 刘知几：《史通·杂述》，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5页。

　　{22}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见上海涵芬楼影印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九卷《传记类》。

　　{23} 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24} 林荫：《生辰快乐》，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43页。

　　{26}{33} 东瑞：《魅力十足极短篇》，《留在记忆里》，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8页；第7页。

　　{27} 莫名妙：《莫名妙极短篇》，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54页。

　　{29} 秀实：《微型小说新思维》，载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伯裘教育机构选编：《第一届全香港微型小说创作大赛文集》，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31页。

　　{31} 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32} 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指出：“笔记无体不备，既与传统的传奇小说、叙事散文、抒情小品、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和语录、日记、诗话等著作体式共生共处。”笔者认同其古代笔记的概念范畴大于笔记小说的观点。此处强调古代笔记中蕴含的古代小说叙事形态。

　　{35}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36} 东瑞：《微型小说的题材》，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伯裘教育机构选编：《第一届全香港微型小说创作大赛文集》，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8页。

　　{38}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1981年版，第209页。

　　{39} 譚帆：《“小说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Tendency in the Creation of Micro-fi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al Style

　　Yuan Long

　　Abstract： In their practices， writers of Chinese micro-fi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propose that micro-fictions ought to be short and meaningful， their subject matter newsworthy， their styles poetic or prosaic， their plots weakened and their characters simplified. In reality， the practices and concepts of these writers originate from the people， with a return to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in parallel to orthodox history while exploring the depth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conveying the spiritual through the physical， containing a consciousness of the literary style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that has been obscured.

　　Keywords： Micro-fiction， literary style， a return to the classical style， of the people， history， a weakening of plots， conveying the spiritual through the phys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