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

　　摘 要：《春月》是华裔女作家包柏漪的代表作，小说以“春月”这个出生在封建大家庭的女人为主线，描写了两个老式家庭五代人的经历。包柏漪试图将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融入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岁月变迁与历史发展中，努力“再现”真实的中国形象。作品所具有的双重视角与跨文化的特征，也显示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本文从异国形象、文化身份和叙事策略等层面，对《春月》这一跨文化的中国叙事文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呈现出《春月》特殊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春月》；跨文化；叙事；他者；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122-07

　　美籍华裔女作家包柏漪的成名作《春月》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苏州张府与北京吴府两大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将家族史与民族史紧密结合，为我们呈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柏漪拥有特殊的文化烙印，使得她的代表作《春月》具有特殊的文學意义和文化意义。

　　一

　　小说《春月》描绘了国家与家族的命运变迁史，塑造了众多人物，关系庞杂。在宏大的长篇叙事中，作者着重塑造了顺从者、叛逆者和革命者三类人物形象，使人物具有“揭示中国人灵魂的能力”①。通过描绘剧烈变革下的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方文化冲突，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反思。

　　在小说《春月》中，秉毅和春月长期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把家庭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他们谨遵儒家道德伦理，提倡顺从，规范言行，是典型的顺从者形象。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文化提倡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强调集体主义，因而家庭远比个人要重要得多，个人往往把家庭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与涌入，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中西文化冲突在张家长子秉毅的身上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作为张氏家族的族长，他能够用留美学习、体察到的西方文化来反观中国，并深刻的认识到这是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并对家族进行点滴的维新改革；另一方面，尽管秉毅出国留学七年之久，但是他仍然无法融入西方社会文明，儒家思想中家庭和家族的重要性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家族身份，他渐渐被家族保守的处事方式与生活哲学所同化，为了家族只能牺牲自己，选择顺从。秉毅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困境中艰难生存，无法把自己从家族的身份枷锁中解救出来，一生都用家族礼法，伦理道德束缚着自己。侄女春月宛如一眼清泉，激起了秉毅心中的爱与自由，秉毅对春月寄托希望并对她进行新式教育，由此对她的不伦之爱也悄无声息的萌发了。然而，由于家庭与礼法的束缚，秉毅与春月的感情不得不走到尽头，秉毅强烈的控诉也在爱情结束的时候喷发：

　　“顺从！毛病就在于此。弄到最后，我们总是顺从……然后，再一次顺从。再一次按照别人的意志生活。”②

　　秉毅深知“顺从”的弊病，却始终无法彻底摆脱礼法的羁绊与家族的重担，只能发出绝望的控告与哀吟，他也代表了顺从者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无力挣脱的悲剧命运。

　　春月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中国传统大家闺秀的缩影，她一生经历许多苦难，却从不屈服，在波澜起伏的时代和命运面前不卑不亢，最终成为家族中唯一一个见到五世同堂的人。春月从小热情大方，古灵精怪，甚至有点离经叛道，她常常因违反金枝玉叶应遵守的礼仪而遭到家族长辈们的训诫。直到大伯父秉毅留洋归来，充满活力的春月让秉毅看到了生机，并对她给予了希望。他对春月进行启蒙教育，并寄托了私人的理想与情感。在秉毅的精心培育下，春月变成了一个兼具新旧文化修养的知识女性，温婉贤良、德才兼备，坚韧而柔美，能够独自承担许多苦难，不在命运面前低头。

　　春月一生经历了两次爱情。第一次是在旧式家族联姻的前提下，春月嫁到北京的吴家，与丈夫允愉相识相知。他们都排斥旧俗，两人情意相通、琴瑟和谐，因为允愉死于义和团运动，春月不得不带着女儿明玉回到张家。第二次爱情是与大伯父秉毅的不伦之恋，他们暗生情愫并且生下儿子允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人不合伦理的恋情暂时挣脱了家族礼法与道德约束，让他们享有了短暂的快乐与甜蜜，追求了叛逆的爱情。然而，两人的自由爱情只是短暂的，他们最终难逃乱伦之名，且要背负家族和社会礼法的重担。春月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学，她的一切出发点也都是家庭，她能够为了家人包容忍让，承受苦难。她遵从她爷爷所说的“必须顺从天意”③践行着，一生都在顺从。她不主动与命运抗争，却在苦难面前始终如一，不轻易低头。春月在历史的洪流中随遇而安，虽然她的生命轨迹处处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但是她却愿意包容接受。她是一个坚毅的女性，坚守道义与责任，希望在动荡的年代守住家族的根，也正是因为她性格上的容忍坚持、思想上的兼收并蓄，让她见证了家族五世同堂。

　　与秉毅和春月不同，明玉这一形象个性张扬，敢于反抗，是典型的叛逆者形象。明玉自小在教会学校学习，系统的接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熏陶，是个直率、勇敢的知识青年。她敢于反抗传统家族与长辈，热衷于轰轰烈烈的投身于政治运动和革命宣传。最终，春月与明玉这两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两代人也背道而驰，走向不同的道路：

　　最后，做母亲的说：“没有了孝道，就不可能有家庭。没有了家庭，就不可能有人伦。没有了人伦。人何异于禽兽。”她挺起身，站得笔直。“我生养了你，但是不能认一个禽兽作女儿。跪下，孩子，跪下！”

　　不！明玉心里呼喊着。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逼我这样做。有一刹那，她觉得自己要转身逃出门去。但是，不知怎么一来，她两腿一软，像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跪倒了。

　　就在她跪下的时候，明玉心里立下誓言。这是她最后一次顺从母亲了，最后一次当孩子了。她再也不下跪了；不给母亲、长辈、祖先下跪了。④

　　我们可以看到明玉自小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洗礼，她强调个性自由与独立，这与母亲春月妥协顺从、避免斗争的处事方式截然不同。明玉总是敢于斗争，她敢于反抗母亲、反抗家族礼法；她也勇于直面现实，对革命、对共产党充满热情与崇拜，虽然屡屡碰壁却并未让她退缩，反而充满激情与斗志，义无反顾的参加革命，全身心投入共产党革命事业。然而悲哀的是，像明玉这样的叛逆者，他们不顾亲情，舍弃一切缔造出来的革命最终也将吞没他们自己。因为在包柏漪看来，革命和暴力与一切人性、感情是对立的，他们通过对人情的践踏，构建了人情融洽的社会，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

　　包柏漪塑造的第三类人物形象，就是以秉崇为代表的革命者形象。他从封建大家庭出走，满怀赤诚、饱含激情的扎进中国革命的大潮中去。为了革命，他与家人、好友断绝联系，销声匿迹多年，且孑然一身。秉崇最初强烈的革命激情也在残酷的革命现实面前表现出了退缩与犹豫，而最终他也将革命视为一种惯性的、无需思考的行为，为了革命而革命，这必然导致他“强国富民”的理想破灭。秉崇这位革命者最终选择隐退，辞官告老还乡，最后逃离大陆。秉崇的悲剧结局也反映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态度。

　　包柏漪塑造的三类典型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文化想象。除此之外，阅读《春月》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元素贯穿整部小说，通过作者对中国风情、风物、风俗的细致描绘，为我们勾勒出中国文化的“异国风貌”。但在观照中国文化时，包柏漪不经意流露出“他者”眼光，对异国现实不是单纯复制式的描写，而使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小说对传统中国生活富有异国情调的描绘，而忽略其他方面：“通过《春月》，我们看到了内层庭院社会的美丽，但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僵化的礼节是如何像她们的裹脚一样束缚了女性的生活。”⑤在《春月》中，到处可见散落的中国文化符号，通过对建筑构造、服饰装扮、饮食文化、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描写，营造小说浓厚的中国韵味。

　　张家宅院是典型的苏州园林风格：

　　小姑娘一溜烟除了“扇门”，穿过三叔公住的“静篁院”，经过老太爷的侄辈们住的几进院子，到了“往返桥”和“懿德院”。一走进大厅门口的朱红廊柱，就听得见里面嗡嗡的人语声和清脆的牌骨声。⑥

　　在张家这个小宅院里，不仅看到青瓦屋檐、朱红廊柱、雕花门楼等建筑构造；还四处可见紫檀柜子、红漆箱子、粉红色的罗帐、景泰蓝的棋盒等家居装饰；饺子、杏仁饼、古老肉、蜜饯等中国传统饮食也囊括其中。最具有中国情调的文化差异应该是民风民俗了，诸如庙里烧香许愿、床底下放葫芦辟邪等民间信仰；闹洞房、归宁等婚葬仪式传统以及三寸金莲这个重要意象：

　　她七岁那年夏天第一次缠脚，到现在都两年多了。那时候四个脚趾头被弯到脚掌心，前脚掌又被坳得贴着脚后跟，直到脚几乎对折起来。她哭喊得声嘶力竭。“孩子呀，这是为了你好。”母亲慰藉她。“长一双鲤鱼脚，再标致，再富贵，再贤惠，也没有男人要。”⑦

　　作者还将小说的叙述空间由张家宅院扩延到北京、上海、苏州，对中国近代社会不同城市进行描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海喧嚣嘈杂、苏州静谧闲适、北京粗犷热闹，每个城市各不相同，又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包柏漪对中国文化进行淋漓尽致的描绘，西方读者透过《春月》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异域风情。此外，作者将西方文化价值观融入到作品中，与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冲突、融合、共存。两种不同文化在小说人物形象中都并存着，例如：秉毅留学归来，将洋式服装脱下，换上中式驼色绸袍，完成角色的转换，当上族长后的秉毅将西方文明渗透到家族管理中，讲授卫生知识、开办教会医院等；秉毅与春月一同阅读英文小说；明玉进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文化教育，并深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长风买了一架钢琴，并与明玉合作世界名曲；在上海长风的小洋楼里，充满洋气、西式的装修风格，房里物件也都是仿英国白金汉宫原件做的……包柏漪把中美两种文化融合起来，试图将两种文明交流共融。

　　包柏漪对中国文化的描绘显然能够引起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兴趣，读者们能够最直接、最形象的从小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情调的细节部分。包柏漪笔下的中国，既有历史的真实，也包含着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她“再现”的中国这个“异国形象”，是由中国现实语境与西方历史与文化语境共同创造出来的，是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产生的异国文化形象。通过这个中国形象，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中国的体验与认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以及在中国叙事里，把中国文化放在“他者”的位置上，以此来显示包柏漪对西方文化主体的归属。

　　二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作为“他者”出现的，西方作家在描绘“异国情调”的时候，常常会在中国这个“他者”身上，找到“自我”的需要，以便更好地审视和了解自己。包柏漪也不例外，《春月》的写作“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⑧。因此，在跨文化的中国叙事里，包柏漪所创造的“异国形象”与她的身份紧密相连，并体现在作品中。不同的文化身份在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式所显现的“东方主义”的不同形态，能看到不同文化间的权力关系。

　　包柏漪1938年出生于上海，原籍安徽桐城县，出身书香世家。八岁跟随父母移居美国，二十七年后随外交官丈夫一同访华，重回故土，与故乡有了更亲密的接触。她与故乡亲属相聚交谈，听到了许多有关她祖先的故事，并孕育了创作《春月》的动机。这次在中国大陆的所见所闻也成了《春月》的主要素材。小说跨越了历史和文化的鸿沟深入到家族的灵魂与思想，是包柏漪潜心六年之作。包柏漪曾在采访中透露写《春月》的目的，就是写一个故事，借以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包柏漪也表明自己虽然是在美国长大的，但还是中国人。她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一样的人，只是文化历史背景不一样。在包柏漪看来，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感情深厚，她能够对中美两种文化兼收并蓄。她在《春月》的跋中写道：

　　命运之神让我等了二十七年才回来，是有大道理的。因为只有到了三十五岁，我才能够从两方面来看生活：既是母亲又是女儿，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既是小辈又是长辈，既是个人又是家族的一员，既热爱历史又热爱梦想，不再觉得生命有无限可能而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字眼。在我生命之杯半干半满之际，正是我踏上中国大陆的适宜时机。在那里我听到了我祖先的故事，看到了我亲属们的生活——也是我原本可能过的生活。⑨

　　特殊的生活经验与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大多数华裔作家都拥有双重的文化身份与视角。他们善于用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以及复杂的生命经验在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人生与命运选择进行思索。因此，华裔作家的作品通常都描写了华人移民到美国后的艰辛过程，反映他们在美所受到的不幸遭遇以及初期创业奋斗的艰难历程。与第一代华裔作家不同，包柏漪的创作没有涉及追溯早期华人的移民苦难史，呈现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她也不同于第二代华裔作家围绕“身份”主题进行创作，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表示质疑、否认与疏离。包柏漪更多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所接受的西方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使两种不同文化呈现交流的可能性。包柏漪并不回避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常常身穿中式服装，仍然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且对中国文化表示出格外喜爱。在访谈中她也多次重申自己“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她并不认同在中美两种文化间只能选择其一的做法，而是让自己身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能够吸收更多的文化资源，成为自由游走在双重世界的文化越界者。多元的文化环境也造就了她叙事的文化越界，具有特殊的文學意义。

　　包柏漪的小说《春月》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身份，成功完成了对西方阅读者的叙事并获得热烈反响，她出入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空间，拥有巨大的叙事空间，从而扮演着东西方话语转换的叙事角色。在促进中美文化走向交融这一方面，包柏漪有意或无意地承担起避免文化冲突、对立，从而促进文化融合的重任，试图搭建起一座沟通两种不同文化的桥梁。

　　尽管如此，《春月》的目标读者毕竟是美国人，包柏漪的创作灵感直到她35岁跟随外交官丈夫访华才迸发出来。不管它在故事背景和叙事结构上多么中国化，不管包柏漪心中对中国文化多么喜爱，东方主义仍然可以从许多细节看出来：中国风情浓厚的标题，如“庚帖”、“算命”、“龙舟”；对精致的张家宅院的具体描写；对各种丧葬嫁娶等民俗的精细描写等。此外，义和团对基督教的仇恨、和不加分辨杀害无辜农民时的残忍；中国人对西方人不由分说的敌意，以及精明狡诈、左右逢源的中国商人长风：

　　她们的新家是一份爱情的礼物，装满了长风认为世人所能希求的一切东西。至于趣味俗气，杂乱拥挤，令人眼前没有一片净土，那也无关紧要。⑩

　　“玛格丽特妹妹，你问这话就说明你根本不了解企业家是怎么回事。你没听说过？时间就是金钱，我的事业就是赚钱。”{11}

　　诸如此类的描写会影响西方读者对华人形象的认识，往往容易造成种族歧视或偏见。此外，作者在小说中对中国革命场面、落后的民风民俗的过多描写，强化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形象，也给他们造成了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12}。尽管刻板印象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形象，能够将关于东方社会的显著特征呈现出来，但通常都因为其故意夸大或简化某些特性，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小说中大伯父秉毅与侄女春月乱伦并诞下儿子的情节，更多的满足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在跨文化语境下，包柏漪将东方的“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3}都淋漓尽致的展现给读者，但对于像她这样成功融入美国上流社会的华裔来讲，她还是难以避免地用“他者”的眼光来评判中国，用一双美国人的眼睛来看待她们原本可能过的生活，双重视角在所难免。

　　包柏漪在《春月》中提到了“女子以贞静为先”这样的训诫，这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文化价值观念，女性的自我在中国男权社会受到了严重的压制。“三寸金莲”是小说中的重要意象，文本中对中国“三寸金莲”女性形象的描述，满足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認识体系，能够引起读者极大的关注与兴趣。

　　“三寸金莲”是中国落后的古典文明的象征，封建大家族的女性只有通过缠足才能在男性的家族权利结构中拥有一席之地，并获得男性审美的认可，从而依附于男性。春月虽然也被裹足，但是到了她这一辈，由于家族男性的开化和维新，西方文化的涌入与影响逐渐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春月也怀有走出封闭世界的想象，希望自己可以解放自我，成为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主人，更加独立、开放，摆脱对男性世界的依附。而对于家族新一代的明玉而言，拥有大脚似乎具有本能的叛逆和文化象征意义，它摆脱了中国传统社会旧时审美和道德伦理的束缚，逐渐释放被父权话语压抑许久的女性自我。为此，围绕裹足与放足，在春月与明玉两代人身上也爆发了冲突：明玉主张彻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从父权社会中挣脱出来，不断争取自我独立的机会；而春月则遵从自然，认为尊重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和切身利益更为重要。相比较而言，春月承认裹足的既定事实，又让其一切顺其自然的态度，是包柏漪所欣赏的人道之举。

　　显然，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对中国女性主义的批判，把旧传统里不合理的部分都一一揭露出来：包办婚姻、裹足、封建大家庭对年轻人的束缚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并不欣赏明玉的所作所为，把她描写成六亲不认的革命者，并最终被自己投身的事业所毁灭。最后见证张家五代生活，守到最后的反而是一直坚守着家族，守持着礼法的春月。这清楚的反映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怀旧，以及对儒家文化中孝悌、仁义、忠恕等伦理价值的认同。包柏漪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放置于张氏大家族集中表现，以小见大，从而塑造了文化中国的形象。

　　三

　　在异质文化语境中，为了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图，作家在叙事过程中会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借以达到他们各自所要表现的“中国形象”。包柏漪为了架构起历史小说的宏大框架，借鉴了中国旧小说的诸多技巧。

　　《春月》以中国旧式家族为写作背景，符合章回体小说的诸多特征：视角上采取了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情节变化曲折，且收尾呼应；注重日常生活，家庭琐细的描写；时间跨度大，从1892年一直跨越到上世纪70年代；人物众多，线索错杂，试图借助宏伟的结构和众多的人物，来体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生活画卷，从而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人的现实状态与文化生活。小说尤其借鉴了中国旧小说中安排楔子的技巧。

　　《春月》的故事结构十分整齐，由西风、春火、金灰、夏酒、玉凤和黎明共六章38节组成。其内容分为历史、诗歌、名人语录、古籍经典、神话传说等五类，其中以史料居多。诗歌、古籍经典和神话传说可以视为对正文内容的影射，而历史事件、家族故事可以起到补充背景的作用。以《春月》中的部分内容为例，第25节“毕业”开头引用了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包柏漪用四处征战的木兰，影射了在教会学校接受六年基督教教育的明玉。明玉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慷慨陈词，立志报效祖国，铲除恶习。但讽刺的是，她所信仰的上帝，她所坚持的不懈战斗，最终将自己带入屈辱与死亡。又如，第1节“族长”开头介绍了容闳、孙中山等一批中国晚清留学生赴洋求学，寄希望于新学救国，然而学成归来却已无力挽回国家颓势。这与正文中秉毅的父亲送他赴美留学，意欲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情节相呼应，楔子里的历史事件可以对正文起到补充说明作用。

　　楔子总体上为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正文在情节上有较大的关联。它显然有更深的文化内涵，且为小说正文服务。《春月》中的楔子都有相关联的小说情节与之呼应，辅以家族史和历史事件、乃至神话传说等中国故事，在家族叙事中确立了历史的合法性。小说中的家族史与中国历史紧密相关，家族史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展开描写的，这就使小说摆脱了原本的虚构性，具有历史叙述的真实性。所以，在楔子与正文的互文中，楔子具有确立正史地位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隐藏在历史事件、古籍经典、神话传说以及家族史背后的，是一整套规范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伦理和文化心理。这些道德礼法延续着中国人的血脉，且维系着中国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所以，楔子不但在结构上对小说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还具有确立权威、规范道德的作用，在家族叙述中延续着道德血脉，成为小说的潜在结构。

　　小说将家族历史与民族历史紧密联系，难分彼此。这种家族小说的模式，试图用一种历史追忆的叙述方式，在历史的洪流中展现家庭生活的沧桑变化，从而表现出作家自我的史观。多数华裔作家都采用世代追忆的叙写方式，并且将家庭作为人物活动的中心。正如小说中春月最后带着张家第五代人回苏州拜谒祖先时，她的行为便是一种追忆，暗示了中国宗族社会不可磨灭的凝聚力，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延续的关键力量。华裔文学家族小说中的追忆叙事总是与家庭家族相联系，在传承中延续着中国文化使之不朽，这表现的正是一种传统的体验。

　　可以看出，包相漪在继承章回体小说格局的基础上，改变了叙事成分间的关系，使叙事更为紧凑，较好的结合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与西方小说创作的特点。此外，采用追忆叙述的家族小说模式，实际上是对现实语境的补充、调整，它增强了文本的内在张力与文化凝聚力，使小说在跨文化语境下具有更丰富的意义。

　　包柏漪善于充分利用中国文化资源，努力糅杂各种角度、问题、动机、故事，力图通过边界僭越、视角越界等文化策略进行表现。而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叙事基本上是西方表述“自我”的一种需要与显示，在这种文化关系下，实质上表现出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利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是“异己”形象，来“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的领域之外的东西”{14}，在中西文化关系中，充分利用中国文化这个“他者”的资源，从而来构筑西方对东方的权力秩序的概念。

　　在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中国这一“他者”形象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由于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跨文化叙事中，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并非始终处于二元对立。包柏漪对中国文化就采用了非二元对立的利用方式，她没有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绝对的划分，而是依托自己的文化优势，有选择性的利用中国文化这一资源。她深知中西文化差异，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进入“庭院式”的中国大家庭生活。所以，她创作了一部近似于《红楼梦》那样的作品，着力描写服饰、饮食、居所这些构成形象的重要成分，通过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具体描摹，为西方读者制造真实感，使他们更易理解异国文化。

　　在跨语境的中国叙事中，包柏漪擅长在作品中体现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她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它们散落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向西方社会展现新的中国形象。在《春月》中，包柏漪把传统文化的力量置于家族与民族之间，为我们展现了文化的不断绵延与影响深远。比如中国文化中的家族制度，儒家的道德规范与行为礼节维系着家族权威与庄严，他们对宗族祖先的信仰与崇拜，与西方宗教一样起着神示的作用。可以看到，包柏漪在叙事的时候着力表现中国文化，而这文化正代表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是可以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她把这种文化气质融入到中国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去，力图通过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来展现传统文化精神，以此来整体显示中国形象。

　　包柏漪的双重文化身份能让她自由介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充分利用双重文化资源，从而使她的小说呈现出视角越界的叙事特色。对两种异质文化的兼容并包，使她的小说也更加丰富多元、包容开放。包柏漪具有的双重视野与身份，让她不自觉地把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不断相融，试图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恰恰显现了鲜明的中国性，使华裔文学更为真实，更具有时代价值。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对能促进中西文化相互理解、增进西方读者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对中西文化交往和文化反思具有意义。

　　① Bette Bao Lord， The Middle Heart， New York： Fawcett Columbine Books，1996， 扉页。

　　②③④⑥⑦⑨⑩{11} 包柏漪著，吴世良译，英若诚校：《春月》，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第21页；第313-314页；第5页；第7页；第392页；第285页；第286页。

　　⑤ Nevans Ronald，“Rev. of Spring Moon.”Saturday Review， October 1981， p.75. from Nelson， Emmanuel S. ed. ， Asian American Novelist： A Bio-Bibli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p.212（轉引自《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

　　⑧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12} “刻板印象”（stereotype）在《韦氏大学词典》中指“个人或某个群体对他人或别的群体持有的过分简单化的、公式化的理解、观点或形象”。

　　{13}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14} 史景迁讲演，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Cross-cultural Narrative of China， with Spring Moon

　　by Bette Bao Lord as an Individual Case Study

　　Zhang Yi

　　Abstract： Spring Moon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Bette Bao Lord， an American-Chinese woman writer. In the novel， Spring Moon， a woman born in a big， feudalistic family， is traced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the five-generation experience of two old-style families. Bette Bao Lord tries to represent a genuine image of China by merging the hundred-year-long history of a family into the changes that happened over the year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ouble-vision and the trans-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er novel show that the mutual merging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China and America is possibl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narrative of China that is Spring Mo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ages of an alien country，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to reveal the special literar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

　　Keywords： Spring Moon， cross-cultural， narratives， the Other，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