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香港诗人温健骝在当今诗坛已成陌生的名字。诗人因鼻咽癌早逝，得年仅三十二岁。身后较为整全的作品辑录，只有《温健骝集》一种。本文尝试从温健骝的诗文作品中透露的线索，譬如他与大陆三十年代诗人之私淑渊源、台湾现代诗坛的关系等入手探讨其美学风格的形成与文学观念的建立。其经历行迹都划出他与文学史上的不同时间阶段、地域经验与流派脉络之交互、融合与对话。而他爱荷华创作硕士的修读和《今日世界》的任职经历，亦反映了冷战年代美国与台港间的文化交流与扶助政策之种种关系。温健骝以其在台在美的所学所得，熔炼出怎样的眼光，又如何以之应对香港的现实，其审美观念和社会理念之间的参差错落带来了何种启示，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新诗；审美风格；《苦绿集》；影响研究；旅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077-10
“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你也一样/不诞生于水/诞生于火”
——古兆申《铜莲说——题文楼雕塑》
前言：“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及其他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一称谓，近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经常被加诸一些或因年代湮远而为人忘却，或因误解漏读而无从记忆的创作者之身。当我们清整过去的文学遗产和思想资源时，就会发现这样的个案并不在少数。而被我们重新发掘认读的作者中，有些也可能是虽然生时声名较隆，但对其著作的解读存在甚多偏颇与不见，只重视了某一方面的成就，却忽略其他方面。譬如中国象征主义诗派早期重要的理论奠基人和创作实践者之一穆木天也在此列，直到下一个新世纪，他才再度被有心的研究者重识，并对其诗作、诗论、译作及翻译理论等领域的成果细作分教，试做其在文学史上较为整全面貌的还原①。
文学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筛选和过滤机制，其间权力的运作和分割历然可見，其撰述工作根据分类标准和取径之异，亦会将与之不合的文学现象、作者作品去除或者遮蔽。一时一地的环境氛围，撰述者本人的理论视野与知识构成，都可能对文学史的构型和最终呈现之形态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一部文学史所制定的典律和原则，只能沿着某一主流思路延展开去，往往难免就此挂一漏万。它的局限是明显的，不仅是体制，也是体量的限制所在。毕竟无法有一部对其所欲阐述时段内文学诸人事无所不包，又可在篇幅上无限延长的文学史存世，那也就违背了起先修文学史的初衷是要有所提纲挈领，有所节略萃取，当然，也必须相应地有所取舍拣选，以免拖沓累赘之病。其排除性总是对包容性有所调节、平衡和制约的。文学史的本意仍在于如地图上的山脉线条，须明晰标示出各个脉络的走向与起止，而不必纠缠于立派别、排位次之事。它力所不能及的，可能要藉由其他的研究形式来完成补足。例如清整文学史料，重理文学流派思潮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等等。现在已存以及正在撰述中的文学史著作亦有化繁为简，使之言约意丰的努力之必要。以文体流派乃至论争史为主要书写线索的专著式文学史，也是另外的写作可能。过去大陆的文学史书写连同教学，往往存在重史论而轻文本的弊端。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体制框架又以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为依据，在其框架之内开展，因而也会“史”的比重大于“文”的比重，且偏重肌理而难以顾及丰神。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书写状况，亦应更关注当下变化动态，不拘泥于单一的文学史观，而以更为涵容的视阈观之，以求在华语语系文学的整体视野下，对具不同语言质地、文体风格的文学有兼收并蓄，穷其究竟，亦能知其短长。
出于寻求主体性和建立具有自身特色话语的考虑，中国现代文学史家黄修己先生曾经提出过采取《史记》的世家、本纪、列传等体例，即以传统纪传体史学撰述方式来进行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新尝试。这样的创见虽然距离具体的实施还有距离，仍然牵涉到究竟可操作与否，要实现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以后，诗文评、文苑传于今而言，显然去圣邈远。传统的形式究竟应该如何因应当下，而使两者最终得以有机衔接融合，始终都是不确定的流动变化尝试，有待继续切磋琢磨。
那些因意识形态所限暂时被遏止、隐匿甚或埋没的文学思潮与流派，它们在当时的价值固然不见容于世，即便以后在环境稍稍宽松时再被提出讨论，仍难免“政治不正确”的后遗症，而被命以诸如“美的偏至”②之名。到底世变情迁，这些文学形式沉寂良久，重又成为关注焦点，或亦和与之相关的都市文化研究风潮之兴起有关。中断和拈出的种种线索一旦再被接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较为整全的面貌。
即以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文学为例，像奉唯美主义为圭臬，和邵洵美一起参与过狮吼社、金屋书店事务及编辑制作书店所出版的文学刊物《金屋》、《狮吼》的倪贻德的诗文与画作，取法现代派的小说家东方蝃蝀、无名氏等人的著作近年来已经重新“浮出历史地表”，进入研究者的关注范畴。若再具体到现代汉诗的研究领域，为诸种新诗史不及备载的诗人、诗作都陆续得到了整理和刊行，例如吴兴华和于赓虞的诗文集。这些诗人都是具备独异性才华的创作者，通常与同时代的文坛报保持一定审慎的距离，即使曾身在某个社群或文学团体中，也往往不可被收纳而显示其旁逸斜出之姿。
诗歌一直都是当代最富于活力和内蕴批判意识的文体形式，其时常所处于的边缘位置并不能抑止其带来的预言和启悟意义，且表达其不可忽视的变革性要求。在华语文学的各个地区，当代各种新诗集的出版，诗歌评论的写作和发表，及与诗相关的文学活动和讨论仍是层出不穷。诗歌的当下性、前瞻性和超时代性依然丰富。时至文体界限在书写实践中已经日趋模糊化，不再壁垒森严的今日，诗的渗透性和表现力也有了新的发挥余地。它未必要是一种规格严整，固化成形的文类，而是一种呈现游离态，可与其他文体形式自由结合的文学因子。尤其是它与当代艺术融汇之后，所体现出来的先锋性和行动力从来都不容小觑。“简言之，现代汉诗一方面丧失了传统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和大众传媒竞争，吸引现代消费群众。两者结合，遂造成诗的边缘化。诗人、文学理论家，甚至政治文化体制，对现代汉诗边缘化的对应，有意无意地形成多股推动现代汉诗的暗流。”③endprint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温健骝因鼻咽癌早逝，享年不永，仅得三十二岁。若非身后有文友古兆申、黄继持代为搜集整理其遗文并编辑成书，恐怕早已身与名俱灭。以后来古、黄在香港文坛学界的成就和地位而观，倘或天假以年，温健骝所能取得的成绩应不会在他们之下。依其存世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样态，温健骝尚有风格再度变易的空间与可能。而在三十年代的大陆，曾经和他有过相似命运的诗人，或虽有盛名而读解乏人，或所待有年才著作重见天日，或后来发生了创作道路和审美观念、文学理念上的转向。我们可以顺手举出一串名字：李金发、于赓虞、罗大冈、吴兴华等等。三、四十年代的新诗创作与理论中依然蕴含了若干隐而未发的宝贵矿脉，如废名、朱英诞、林庚的诗论。如此看来，不同时代的诗心或许有望做某种跨时空的联结。在文学共和国中，这些阻隔和差异，偏见与不见，都应该尽量消弭。而这样召唤和寻找文学史上失踪者的研究工作，其目的也许并不只是要标举某一位或几位在历史角落销声匿迹的诗人，而是将这些散点综合成为更具启悟意义的图式。恰如以下这段话所讲述的：“以前，我相信而且努力想找出来说服人的是，这一个个了不起的书写者，这一个个珍稀的人思维创造结果是‘有用的，我们是接受者利用者，是得到东西的有福之人；现在，我仍然相信他们随时能打开我们被限定的视野，随时为我们当下的特殊处境提供建言并补充我们不断在现实磨耗中消失的勇气。我们一次次重述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栩栩如生地、带着光亮飞出来，在下一个晚上继续明灭地发光，让微弱短瞬的光点活下去。”④
一、“没有诗集的诗人”：
从《苦绿集》到《帝乡》的诗歌创作脉络
温健骝原籍广东高鹤，50年代末开始创作。他的诗作可按其创作时序判然两分为两个大的时段：第一段是1964-1969，结为《苦绿集》；第二段则是1969-1970，结为《帝乡》。前后两段的詩歌风格和写作形式都迥然不同：前一时期偏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后一时期则转为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苦绿集》中所收的诗歌大部分都写于1968年赴美之前。其后由他自译的《苦绿集》英文版（A Collection of Bitter Green， University of Iowa thesis publications）出版于美国。另有一册英文诗集名为《象牙街》（The Ivory Street， Golden Scissors Press， Iowa City）即他在爱荷华大学的创作硕士学位论文，亦是在美出版。目前能看到的温氏中文诗集就是收录在《香港文丛·温健骝卷》⑤中的《苦绿集》与《帝乡》二种，经好友之手“遗诗编就答君心”。继港版的《温健骝卷》印就未久，台湾另有刊印单行本《苦绿集》⑥，书前增加了余光中的序文《征途未半念骅骝》。余以一位诗人、诗评家，又是温重要的师法对象的多重身份对温其人其诗有较为全面详尽的摹写。如此看来，温健骝生前其实是没有一本中文诗集行世的。而那两册英文诗集亦只在爱荷华大学图书馆才有收藏，遂得以流布的范围甚窄。依照编者所做的批注之解释：《苦绿集》是“未出版”⑦，《帝乡》则“已出版而未发行”⑧。所以无怪乎“从大陆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美国，温健骝的香港心、中国情，乃至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等，均反映在《温健骝卷》中。可以这么说，幸好有好友辛苦为他编定诗文集，否则香港人可能已经忘记六七十年代曾有一位热血的年轻诗人，台湾人可能无法了解曾留学台湾的一位‘香港侨生温健骝其实对台湾很有意见，大陆学者可能不会把温健骝写进香港文学史的有关著作了。”⑨这一段描述也见出温健骝的创作与其他文学活动在中、港、台三地间曾经起到过连带沟通的作用，对于这些地区各自的文学发展和彼此的文化交流都留下了一定的痕迹。而因其创作时间的短暂，作品散落四方，为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造成了寻找不便，甚至根本无缘得识。
有独特风格和创作成绩的诗人却成为了“没有诗集的诗人”是一种缺失和遗憾。这样的现象亦有前例。古兆申编选中国现代诗歌，在发现罗莫辰（即罗大冈之笔名）时，感慨罗氏诗作现代感强，精雅动人之余，却也只能找到他发表于《现代》等文学刊物上的散篇零什之诗章，但是找不见一本成形的诗集。罗大冈早年在中法大学留学时期曾以法文撰写过诗集《玫瑰与夜壶》在法国出版，却不为国人所知。在国内，他则迟至80年代才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无弦琴》。之后虽有四卷本的《罗大冈文集》行世，但后期诗作已无复当年风貌，所吟咏的题材更替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属。罗大冈以罗曼·罗兰的译者和法国文学研究专家闻名于世，其诗人的身份则被隐匿了。
李瑞腾将《苦绿集》中除第四、五辑，即温赴美以前所作的诗歌作为一考察场域，按其意象和主题把捉分析，将论述重点放在温健骝关于“时间”和“夜晚”二者的系列诗作上，诗人对于时间的敏感由此可见。“在时间的大主题下，追寻永恒便成为一种生之动力。”⑩《苦绿集》的抒情基调是少年多愁的。“大致说来，《苦绿集》中的作品态度失职悲观，情绪失之低沉，色调则常感灰黯，令人觉得天地茫茫而岁月无情。”{11}除了温健骝自己抒发过的时间慨叹，如：“在午夜，时间像缠住足踝的荆藤，像脱不掉的鹑衣。”{12}检读其作品，我们当可发现，早在他初试啼声，获得台湾的文学奖的那首《星河无渡》中就能找到这类“与永恒拔河”的企图。与余光中的师承关系，在这首少作中亦得以明显的呈现。甚至连他断句的格式，顾盼顿挫之姿，都可谓得其神韵：
“面临一茫茫的星河
（星河，无渡的星河）
你清凉的肌肤犹在我底掌握
悬崖下：水族悲歌
海尘生灭；若千年不雨
我无须仰望云霓
只从你深深的眼色
就能汲取润我的甘霖
若你以泪洒我
我就长为不凋花
在时空外绽放一朵永恒
亿万年的风吹着
吹我俩的发鬓成断草
而凤凰死，千山倒endprint
日月成灰，星萤渐老
但你清凉的肌肤犹在我底掌握
当面临此一渺冥苍凉的星河
唉，星河
星河无渡”{13}
温在此诗中采用古典意象写不渝之情，并制造从现代角度出发，遥遥朝向古代喊话的交流场景。但他使用的“中国符号”及其形成的书写图像之转译已然经过了多重的流徙。与70年代余光中或者神州诗社同仁们抒发的对中原故国的怀慕之情并非可以等量齐观。至少在对现实状况的呼应上，并无那般迫切，而显得更为凭虚御空，有仿用之感。在这个意义上说，温健骝的自我反省“我觉得，写诗光是弄弄矛盾语法，做些古语翻新，追求文字的感性，是不够的”{14}与其是从意识形态上对过去之我的几乎全盘否定，倒不如说是出于诗歌技法上的思虑来得恰当。
《苦绿集》中另一首较多受人肯定的《你踩在夜凉里》遥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月派及其后续现代派的风致，摹写的情感温柔含蓄。统观全诗，似乎讲述了一个青年蹈海之前对恋人的最后寄语。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式的观看方式，由自己眼前所目睹的风景而感兴，思及对方的感受，对人世仍有怀恋眷念，但将其所赴的离去之途唯美化，认为要去往的彼地纔是真正可堪心安的乐土，遂视之如归。抒情主人公随物赋形，变动不居：时而为水，再为鱼龙，又为漂木。自如舒展地转化为各种相异的形态，亦是设法自求纾解和逃逸之道。而这一切心绪和行为的内在理由动机，“你”并不知道。两人彼此隔绝，无法沟通。抒情主体的失望和无奈尽现纸上。但他虽有幽怨，却并不及于愤恨。“我”在叹惋“你”之不知之时，也并没有试图解释说明什么，或许是更希望自然心契的达成，而不要人为从中强作解说。情感的节制恰到好处。便纵叹其不够知己，“我”仍然对对方情深一往，不免连声发问是否感觉寒凉。终了，以西式的让步条件从句道出苦衷，即使对方能明白自己，依旧去意已决，无可遮挽。声情并茂，哀而不伤。
“你踩在夜凉里的足踝寒么？
我把衬衣和长裤
都遗在岸上；海风吹我赤裸的胸膛。
而你并不知道。
我爬下那铁梯，不说一声，
我要跃下，到那寒冷——
只不过是一滴水，
回归到更大的一滴罢了。
夜是一个很大的覆巢，
云的沉默。星的喧嚣，
都知道我要去了，
而你并不知道。
我一点也不留恋那灯色的冷意，
海里有热闹的鱼龙；
我本来也是他们的族类，
这一去，就像谁的象牙扇消失在纤手的白色里。
即使你隔着岸，隔着天涯
呼喊我，也只是徒然；
我为什么要去呢，
而你并不知道。
幻觉自己是一块漂木，
与碧蓝浮沉，
一拨手就有海水的闪光，
复眼的闪光，却没有尘世的扰攘。
这不是厌倦或什么的，
换另一种方式的生
岂不胜于这空虚的扰扰么？
而你并不知道。
即使你从浪花的沉吟里知道了什么，
即使你在海的那边喊我，
那也无效得像枯树的手势了；
只是此刻，浸在夜凉里你冷么？”{15}
《你踩在夜凉里》具有清冷和旖旎的双重审美特质。前者与废名的名句“乃有邮筒PO……大街寂寞，人类寂寞”之句，罗大冈的“无法投递，退回原处”所要表达的现代人交流艰难之主题相契合。后者则相类于卞之琳、何其芳等汉园诗人早期诗作中纤弱、柔美的风格，性喜浪漫，耽于幻想，是典型的青年时期作品。若与何其芳的《月下》两相比并，堪称同调，皆是吸收萃取了所谓“晚唐五代的憔悴嫣红”（卞之琳于《雕虫纪历》中语）。
《苦绿集》内有为数不少的诗作拟古情调十足，古腔古意，直接冠以旧诗题，或引用古诗作为题记。有的甚或诗前有序，诗后有跋。在此温健骝处理古典资源的方式与李金发的有些诗作手法颇为相似。不过他化用古意的状态则比李更加娴熟，不至于过分晦涩难解，整体的诗意比较清通可读。李的创作中往往将古語不加融通，直接译写为文白杂糅的诗句，并没有达到其化中化西的初衷。
如果说温氏与余光中之间确乎存在“影响书写”的关系，与余氏诗作中共同呈现出的得自李贺之处，则可谓某种“同源书写”。集名“苦绿”的取譬，绿为色彩，本由视觉而见之，却具清苦之味，则为修辞中之通感，使各种感官之间的功能打通融会，可以互相参详。余光中则称：“苦绿者，惨绿也，令人有惨绿少年之想。”{16}这个命名具有李贺的味道，可与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李贺诗的几则，其中“长吉好用代字”之谓相印证。余氏亦言：“健骝早年最嗜昌谷，他的少作也往往在强烈而秾丽的感性中，表现出凄苦酸刻的心境。《苦绿集》里头颇有一些作品，或通篇，或散句，或隐约，或显明，看得出是与李贺的古锦囊相通。”{17}李贺写鬼蜮仙怪，多有常人不能及之处，且已自成完足安乐的悠然世界。如他的若干名句所示：“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丁丁海女弄金环，铜雀翘揭双翅关。”“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皆能道人之所未道，且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缺乏的神秘主义部分有所补充。中国古代的生死观乃是“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只关心世俗世界，不追问可能存在的超越世界。诗歌作为兼承担教化功能和政治意蕴的正典性文类，除了游仙诗因其宗教背景而成一特殊的子类以外，通常不会写及鬼神。温诗中古意盎然而最在出入鬼神间近乎李贺的，当数《梦佛》。
《梦佛》一诗中，写作缘起是梦中遇到佛像并得诗句“弥勒佛，青青柏”。在该诗后记中有所详述：“二月廿日夜梦身处一山中，倚坐一老柏，其叶青青。右有石鼓，左有流泉，泉色苍黄，泉侧有大理石弥勒佛像一尊，雪色，与石鼓同。取纸笔为诗，诗句颇有得意处，正自欣喜，忽见泉水上流出‘聊斋志“冀”四字，乃伸手入水，欲改‘冀作‘异，终不成，怅甚。尔是，山风骤起，叶叶凄声，弥勒佛裂唇而笑，笑声苍然，有死意。复念自身所倚之柏或伸自死土，遂欲以手抚之，而遽尔惊醒。醒后诗中之句不复忆，仅记末二句：弥勒佛，青青柏。今依之而追思梦中之境，衍生成此篇。是为记。”{18}endprint
梦中一途所见闻的奇异经历，也正可与西方象征主义中所包含的重要组成成分——神秘主义的体验接通。超自然的，且不为现世所局限的思维与灵感得以延展。这首诗中所构建的意境，毋宁更近乎李金发名句“如同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远取譬和暗示的写作手法是象征主义的典型特征。梦中得句之偶然，佛笑的暗示意义，柏青水流的生死轮转之隐喻，都是转瞬即逝，很难落实其意义又若有所指的场景和意象，于是温惟有以诗记之。诗歌主体的白话部分和后记的文言部分，形成了两种语言质地的自然区隔，从而制造出了文本内部的差异、分裂与张力。后记所采用的文体更有传统的志怪笔记小说风格，这一点梦中所见的“聊斋志‘冀”字样亦算有所交代，不以奇遇为异，反成冀望，也是有趣的反转。倘无此趟异遇，也就不得成诗了。
有趣的是，和温健骝坚持尊余光中为师的态度不尽相同，当年的诗友戴天的访谈录中，就台港间诗歌交流与影响关系有过如下的问答：
问：你在台湾读书时期，多少会受台湾的诗的影响的。你在去美国前写的，如《花雕》，是接近那一代台湾诗人的诗风的。
答：这是可能的，在同一个时空下，你所读的书，你的感受，会相近似的。其实我的诗并不是受台湾诗风的影响，而是受外国诗风影响。如法国的象征主义的诗。创作意义是最重要的，创作意识不同，整个作品就不同了。……
问：某些诗评尊余光中为一代宗师，并强调他对香港诗坛的影响。以说明台湾诗坛对香港诗坛影响重大，但香港的诗是否就不会影响到台湾？难道除了余光中，本港诗人就没有一个足以影响本地诗坛新一代的诗人？
答：我觉得这里面有某一种理由，有一定的道理，台湾诗影响是大过于香港新诗，香港新诗没有回馈到台湾，回馈性比较低微，但不能说香港诗完全对台湾没有影响，香港人写的明朗诗早过台湾，醒觉性是早过台湾那些现代诗人的，这一点他们可能不承认，坦白说香港诗人很少在台湾发表作品，但并不是说香港的诗就不能通过某种渠道到过台湾，不过，香港事实上也没有过什么大诗人，影响香港诗坛只能影响某些部分。某些技法上语言上都有些人是有影响的。但是不要忘记，文学史是某些小圈子或文学派别塑造出来的形象，并不等于客观事实。”{19}戴天的说法强调了香港诗歌创作的独立自主性，与台湾诗坛的近似并非有样学样，而是共享相似的阅读资源与时代风潮。他也提示了香港诗坛与台湾诗坛的关系应该是双向互动，即使香港的反馈较为微弱，但不能就因此否定其存在。同时他指出文学史书写者的主观偏颇可能造成形塑的不尽不实。这种论说的缘由应也与戴天与温健骝来台前的经历差异有关。他们虽看似都是在台接受大学教育和文学教养的香港侨生，戴天之前在英属殖民地毛里求斯的生活比温自港而台更加坎坷，造成了他在文化身份认同上愈加敏感警惕，遂不愿轻易归属于某种单一影响源头的理念。
到了《帝乡》中，温健骝虽然诗风大转，对社会现实的纪录和控诉的诗歌固然占了这一集作品最主要的比例，但言语之间，对于过去的创作实践，并非如他自己所言能果断地弃绝而去之，而是仍然有所牵系和眷念。他的来时之路毕竟无法就此一笔抹杀。“此情与诗，盖在无与有之间，故选出一辑，题曰镜花，即以镜为有，以花为无。惟花不存镜，镜不留花，以其为有，则情去景消并无花影，以其为无，则镜在人在，及今所反照的，已不是东一簇西一团的香幻，而是反抗者底紧握如心的血拳和断链了。”{20}镜花幻美，诗人努力说服自己，觉今是而昨非，却透露出有无明灭之间闪烁动摇的心绪。《帝乡》中的诗作与《苦绿集》相比，在形式上從自由体新诗变为了不分行的散文诗，有商禽的影响。风格则冷涩，多用象征隐喻手法。“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其实就是要把传统封闭性的美学体系，变成一个开放的美学体系，使文艺创作能无休止地寻求一切可能性。基于此，我认为健骝最有创意的作品是收于《帝乡》中的诗。这些诗，是由于内容上的突破而走向形式的突破的。”{21}即使内容和题旨意在批判写实，诗歌的技巧依然是现代主义的实验形式，这一时期，温健骝还托古喻今，对中西古代小说与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给出了新语境下的解读，无论是伊卡洛斯还是花木兰，其命运和面貌都被再次改写。
二、“在别人的记忆里关上一扇门”：
爱荷华遗踪
1968年温健骝应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之邀请，赴美参与该计划，并在爱荷华取得了创作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海外的保钓运动，并表现得较为激进。但观其诗文，直接描述这一段生活和写作状况的作品寥寥无几，以至于今天，我们只能通过他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乃至旁人的回忆和纪念中探寻诗人当年行脚所至之处的交游与活动。
古兆申的访谈录《双程路》中对温健骝在爱荷华的修业状况有过如下回忆：“如果我没记错，据我当时了解，爱荷华是首间创办创作课程的大学，他们的Writing Workshop很有名，即是作家工作坊。他们颁发学位的观念是很新的，比方说，如果你是修读创作的，你可以一本诗集作为MA论文。温健骝的MA论文就是一本诗集，我曾经帮他排印，爱荷华出版系、新闻系里有排字房，学生可以自己动手排字出版。温健骝那本英文诗集叫《象牙街》Ivory Street，{22}是我，他和他的美国朋友三个人执字粒排出来的，印刷也很精美，当然印量很少，只有一百册左右，因为都是人手制作的。温健骝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英文诗集，其他工作坊，例如小说工作坊、翻译工作坊则可以小说作品或翻译作品来做毕业论文。”{23}从这段文字来看，当年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风气之自由开放，可一不可再。创作学程能将学位的颁发以创作来抵充论文，在前人的回忆文字里已有提及。而论文（即作品）的物质生产与制作过程，亦由学生本人亲力亲为，很像现今的手工诗集。而成品就算数目稀少，因其论文性质亦不会变得奇货可居，并没有被商品化，成为创作者本人难得的某一创作时段之纪念品。
以下一段则是作家工作坊中，几位台港诗人合作讲述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并朗诵自己作品的场景之追忆：“这个program本身每星期有一次定期活动，形式有点像工作坊，作家可以在其中谈自己的作品，也可以向其他人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学概况，朗读自己的作品也可以，任何形式都可以。每位作家总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如果有几位作家来自同一个国家，那便可以合作，我那次有四位中国作家，我们四人一起合办了一场讲座，主要讲中国新诗。因为温健骝，郑愁予、商禽和我都是写诗的。……我们讲中国新诗，从五四讲到当代，中文稿由我撰写，温健骝则负责用英文宣讲。温健骝也将一些1949年以前的新诗作品译成英文，朗诵出来。至于郑愁予、商禽和我，则用中文念几首自己的作品，再由温健骝用英文念。当时我们发现那些诗如果是比较欧化的，翻译出来的效果会较好，例如艾青的诗，穆旦、商禽的诗，翻译的效果都很好，反应也很好；但郑愁予的诗，我们都知道他的诗很‘中文，翻译出来效果就不太好，失去了许多东西，这是两种语言的问题。”{24}endprint
而在郑愁予的《莳花刹那》集中，则有数首诗歌记叙了爱荷华诗酒尽欢的生活。先有《六月夜饮》，继而又有《八月夜饮》。白日高歌须纵酒，诗人们亦要夜游。同期在爱荷华的台湾作家还有商禽、林怀民等人。商禽的名篇《长颈鹿》即是和林怀民同住地下室时从窗子看到街道上往来的行人腿脚而写成。林怀民的云门演出后，郑愁予也有相关的诗志之。《八月夜饮》的末节诙谐奇趣：
“忽然，我的同伴提议
咱们想法子再弄一瓶酒罢
那也不行
那要开很长的车到安氏农庄偷去
而我们，又是这样的懒，何况
书包中还有一些儒家的思想呢”{25}
诗人在诗末批注说：“安氏农庄，是诗人Paul Engle在爱城乡下的一栋（A Frame）农舍，座落在一小山顶上，周围有数亩玉米田和广阔的草坪。舍内藏艺术品和名酒。有一阵子温健骝借住在舍内，我和朋友们常夤夜往访，饮酒到天亮。”可见当时通宵达旦，场面之盛，令人神往。
在郑愁予三首合一，总标题为《零的递减》的组诗中，第二首《烟后怀友》是怀念温健骝的：
“零的递减
附解：零的递减是气温降到零度以后向负数上升，指死亡以后的岁月。岁末怀的是刘非烈。烟后怀的是温健骝。梦回则怀念那些‘欲祭疑君在的朋友们。
烟后怀友
少年围围坐
0
玛瑙烟做1
顺0边
边传
唇紧唇紧
仰闭目深透鲸吸
个1
递减至
0
（躁烦往矣）
少年面相
晶莹
乃一腰一腰
长身而
离去
当是
零的
递
减”{26}
其中巧妙用了1、0的数字象形，勾勒出昔时友人们聚谈且吞云吐雾之惬意情态。人围围坐成圈是0。烟形状似1；由烟之1吐出烟圈则消散为0；曲终人散，一一离去之后，则围成的圈解体，是所谓“零的递减”，生命进入死境改换以负值计算。末句的形象化分行描述了生者逝去的动态过程，“少年面相晶莹”则是对早逝的温健骝之伤悼。
从武昌街东坡的“去国之忧伤”，“寂寞中浮出苦寒的等待”，到爱荷华布朗街西坡的驻足叹惋，郑愁予记录爱荷华生活点滴的作品中，不只是诗友饮宴之乐，亦有对海外政治运动意象鲜明的隐喻。《盛秋，驻足布朗街西坡》中有这样的句子：
“红砖路是不宜上爬的，如何爬得尽
这的工程，一方一寸仍典存
那犹在沁血的祭礼，鞠躬低眉而
拾级，越高越”
“千年出土的颜色……又鬼魅般地引燃
布朗街陡峭的西坡……终于串连了
大枫树的
连天大火
……
这时
红砖的夹隙间
几株小草濡沫着
是什么飞禽（为什么！）衔来
宿命的种子？漠然挨过酷暑
又活到秋盛的大火
小草小草
能过冬否？”
此诗的写作时間为“一九七二年原作，一九八四年修改及订正”。正是保钓运动兴兴轰轰之时，古代与当今，中西之间的历史文化激荡之状，被诗人以眼前的异国秋色淋漓渲染。诗后的《追记》则表意更为显豁：“……我到爱城是十月，住进城北新建的‘五月花大厦，从八楼俯瞰爱荷华河与毗连的大公园，秋景甚是动人，不禁常常在附近游走。一日路过一街口，红砖铺道，陡坡古意盎然，遂逆坡而上。俯着首，使力地把一列一列的砖踩向身下去。古老的红砖，有的早已骨裂了，有的残破着额角且生了苔藓，有的有一点儿湿，像沁出的血。我这样看着踩着像把历史一页页地读着翻着一样。……此刻，正是落日滚动西下，立身的街坡显然又是向西的，一回头，便蓦地向落日面面相对。落日很大，越滚越红，照上大枫树更是炽烈地像一团大火烧起来，就是那些小脑袋也都是红汪汪的，脸痴痴的。红砖的街道映带红的夕照，红果子却亮亮地睁开了黑眼睛（我一直还不懂怎么红中却有黑色的反照？也还记得有一些小草在红砖的缝隙中不动声色的生存着）。总之，我把这奇景的街名记住了——布朗（Brown）街。后来友人告诉我，树的那一边的一栋白木房子，就是白先勇住过的。多有意思。”{27}
郑愁予由于受客观条件牵制，个人并没有实际投身保钓，因之选择以诗句写下其时历史的变貌带给他的思考与震荡。“林怀民去了，商禽去了，郑愁予没去，我们都体谅，因为他的家人在那边，他在中文系工作，而当时的系主任是亲国民党的。”{28}
古兆申回忆了在爱荷华的华人青年一起从事的保钓活动：“我去爱荷华那一年刚巧是发生保卫钓鱼台运动的一年。在爱荷华，我和温健骝，一位姓蔡的同学和一位姓丁的画家。我们出版了《爱荷华钓鱼台通讯》。我记得旧金山、Berkeley的郭松棻、刘大任等则出版了《战报》，比较有分量，因为他们都是较成熟的作家。《战报》出版不频，我们则每星期出版一次，是周刊。《战报》好像只出版了两期，但比较有分量，有长篇剖析中国政治的文章，对运动的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责任等问题都有讨论。其他各地的保钓通讯则主要是信息性的，偶然有些时事性评论。”{29}
1971年4月10日，北美华人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运动。当时爱荷华的台湾学生因为有国民党的监视，所以诚惶诚恐。香港学生则行动较为自由，在具体的各项活动中经常是首当其冲。温、古和他们的几位朋友正好躬逢其盛。“爱荷华的中国学生在比例上以台湾占大多数，香港学生很少，我记得只有温健骝、我和姓蔡的同学几个，属少数，绝大部分都是台湾学生。”{30}
“因为我们来自香港，从他们的逻辑来推理，我们一定是‘左仔，但他们不知道，无论我或温健骝，从成分来说都属于中共眼中的黑五类。我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虽然不是蒋系，是桂系；我爷爷在解放时被认定是恶霸，我这样的背景不可能是左派组织里的人，即使左倾也不会是左派组织里的人。何况我在爱荷华时根本不是左倾，可以说是非政治，或者在政治取向上稍稍偏右的。至于温健骝，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时期的广州警察局局长，看到温健骝读《大公报》会夺过来，撕了掷在地上的。在保钓委员会里，我和温健骝都算是核心成员，但我们绝不可能是‘左仔。”{31}由上面一段话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参与保钓的政治行为更多出于身在海外的民族情怀，爱国之心，并非激越的左派。endprint
温健骝和古兆申的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美国时，我们在爱荷华办的《保钓周刊》中所有政治评论都是我写的，观点都很保守，四平八稳；杂文则是由温健骝写的，很尖锐。温健骝常常笑我，说我那些是《中央日报》言论。”{32}聂华苓对于温健骝的回忆则见于其《三辈子》：“小古和小温（温健骝）将‘国际写作计划的一间办公室霸占成保钓运动办公室。”{33}
回港之后和聂华苓的几封通信中，温健骝交待了自己的学业、工作与病况。聂华苓在纪念温的文章中写道：“我一九七五年夏天到香港，他对我谈开办《文学与美术》的情形，谈他参加的文学活动，谈《中国诗选》下册的编辑工作。他的声音更低沉，他的情绪却更昂扬了。一天晚上，他抱着一包芒果来看我和安格尔。那时他才告诉我他已得了鼻癌。（那是他在美国时就已经知道的了。）但他相信他会活下去，因为还有许多进步的事业要干。……他平静得好像在讲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接着他又谈《文学与美术》与其他的文学活动。他说他很高兴回到了香港：‘可做的事太多了！”{34}爱荷华遗事的香港续曲，却惜乎太短。
三、“征途未半”：参与选编中国新诗
及其他著译与研究
1967年古兆申、黄继持、小思（卢玮銮）、张曼仪等人在港选编出版了一部《中国现代诗选》（上、下）。其后未久，又有一部《中国新诗选》问世，它的编者是尹肇池（从温健骝、古兆申和黄继持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谐音捏合而成的集体化名）。《中国现代诗选》可以看作是《中国新诗选》的前身。温健骝参与的是后者的编选工作。这部诗选之所以到了后来还要再选编一次，乃由于前一版本印刷精良，遂也价格高昂，不利于争取更多读者购买和后续传播。
更重要的则因为编选者们此时在资料占有上取得了更为广泛的素材来源。“另一个原因是我到了美国，温健骝帮我在国会图书馆、Stanford或其他较有历史的大学中文图书馆复印了一些新材料，比如将《七月》整套复印。张曼仪那时到了英国访问，吴振明本来有几本《中国新诗》和几本幸存的《诗创造》，她在英国的图书馆便整套复印了回来。”{35}
这部诗选综合选辑了从五四到抗战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歌，但与之前《中国现代诗选》的取意着眼略有差异。“《中国新诗选》的初版有一篇不具名的《引言》，但相信是尹肇池三人共同的意见，谈及他们的选诗标准和编选心态的转变：‘我们发现自己过去的眼光，多么狭窄，多么淡薄，我们发现我们的审美标准和欣赏习惯，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局限，尹肇池比较推重三四十年代的写实诗风，编选《中国新诗选》较多选定写实和抗战诗歌。”{36}
古兆申的说法则是：“当时选编的观点虽然略有改变，但跟《现代中国诗选》没有太大的距离。我们选编《现代中国诗选》时，视野比较阔。”{37}在编辑筛选他人诗作的过程中，温健骝也会潜移默化受到不同时代各个诗家的影响，从而对其创作和品鉴有了新的改变。
自美归港以后，温健骝任职于今日世界出版社所出版的《今日世界》刊物，同时也在《八方》、《盘古》、《中国学生周报》等具有左倾色彩的报刊上发表文章。1975年与古兆申、文楼等人创办双月刊《文学与美术》（后改名《文美》）。今日世界出版社、友联出版社都是在冷战思维下美新处于香港的重要文化机构，美援文化下向台湾的意识形态渗透是以巧妙不落言诠的文化输出方式推进和完成的，它们也同是推行反共意识的重要堡垒。
1975年今日世界出版社刊行温译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鹧鸪镇上的杜鹃花季》{38}之短篇小说集，其中包含《鸿沟》、《庄稼》、《鹧鸪镇上的杜鹃花季》三个短篇，且是中英对照。这些小说都是片段式对生活侧面的速写记录，涉及乡村日常、种族之间的矛盾隔阂问题种种，并对不公的社会现实有所批判与反思。温健骝的译笔简洁生动，基本采取直译法为主，有效地传达了奥康纳小说的风格神髓。
早在爱荷华修读期间，温健骝已因其年轻有为，颇得保罗·安格尔与聂华苓的赏识，请他在爱荷华协助从事沈从文的研究，但关于沈氏研究，至今并未见其有论著留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于严阵的诗歌有专文论述，且对浩然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着手阅读和研习浩然的小说和相关研究文章，欲以他的《金光大道》欲以探讨这部小说写作技艺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前后研究对象性质之异，跨度之大，都不免令人惊异。在严阵和浩然的作品里，他找到了符合自己对于社会改造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期待，因而格外惊喜。今日返观之，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已鲜少有人再读，它们过分倚重意识形态并为其做图示的描述，少有独立深远的文学价值。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如果假以时日，温健骝或许对其选择和信念又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和转向。但至少在当时，他是一腔至诚投身其中，却因病况恶化未能完成研究计划，也成了永久的遗憾。
结语
2011年11月，香港序言书室举办了“重读香港诗人系列”活动之温健骝场次。而在中共广东省鹤山市委网站上所列出的当地名人中，温健骝赫然在焉。聂华苓新近修订出版的自传《三辈子》中，亦收录了《温健骝集》中未见的，当年温在爱荷华与其他外国作家一起的珍贵合影。华语地区仍在以各自不同的形式，进行对这位诗人的纪念和言说，尽管这些举动或无心，或有意，出发点大相径庭，却也昭示了几十年后诗魂的悠悠回响，依舊存有需要继续听辨的频率。诗人的形象正待再被丰富和重建起来。
① 可参见陈方竟《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一书。此书将穆木天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现象提出，它发生在一个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作家身上，却贯穿了现代文学批评、现代诗歌和现代翻译文学，在整体上与中国现代文学相联系，其核心内涵是‘诗与‘散文的关系，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更进一步衍生了它的悖论表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② 见于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此书虽然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类文学思潮爬梳清理得颇为翔实，然而在命名上仍有某种从道德标准出发的审判意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endprint
③ 奚密：《從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页。
④ 唐诺：《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位作家》，台北：联经出版社2010年8月版，封底文字。
⑤ 《温健骝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
⑥ 《苦绿集》，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3月版。
⑦⑧ 水晶：《还有那许多不曾完结的——悼青年诗人温健骝》。《温健骝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第366页。
⑨⑩ 李瑞腾：《论温健骝离港赴美以前的诗——以〈苦绿集〉为考察场域》。黄维梁主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第234页。
{11}{16}{17} 余光中：《征途未半念骅骝——序〈温健骝卷〉》，《余光中集》（第八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9页；第67页；第68页。
{12}{14} 温健骝《我的一点经验（代序）》，《温健骝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第2页。
{13} 温健骝《星河无渡》，《温健骝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第3页。
{15} 温健骝：《你踩在夜凉里》，《温健骝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第81页。
{18} 温健骝：《梦佛》，《温健骝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第83页。
{19} 《访问戴天》，《骨的呻吟：戴天诗集》，风雅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499-500页。
{20} 温健骝：《〈帝乡〉自序》，《温健骝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第89页。
{21} 古苍梧：《编后记》，《温健骝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第130页。
{22} 此处应是古兆申的口头表达有误：温健骝在爱荷华的硕士论文为《苦绿集》之英译本；《象牙街》则是其后出版的另一本英文诗集。
{23}{24}{28}{35}{37} 古兆申：《双程路：古兆申访谈录——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122页；第125-126页；第131页；第33页；第34页。
{25}{26} 郑愁予：《八月夜饮》，《莳花刹那》，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10月版，第23页；第35页。
{27} 郑愁予：《盛秋，驻足布郎街西坡》，《莳花刹那》，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10月版，第73页。
{29}{30}{31}{32} 古兆申：《双程路：古兆申访谈录——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7页；第131页；第131-132页；第138页。
{33} 聂华苓：《三辈子》，联经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354页。
{34} 聂华苓：《“到达中国的天空”》《温健骝卷》，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8月版，第89页。
{36} 陈智德：《诗幻留形：尹肇池选诗》，载2008年4月26日香港《文汇报·副刊》。
http：//trans.wenweipo.com/gb/paper.wenweipo.com/2008/04/26/OT0804260020.htm
{38} 关于今日世界的文学翻译丛书，单德兴在其《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已有了详尽的论述。书林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17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 Night that is Cool， Bitter and Green： A Journey of Wandering and Poetic Art： A Look at Wan Kin-lau as the Centre
Yang Junning
Abstract： A Hong Kong poet whose name is an unknown in todays world of poetry， Wan Kin-lau died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t the age of 32， leaving behind only one book of poetry， A Collection of Poetry by Wan Kin-lau， the only complete one of his works.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his aesthetic style and of his literary views based on the clues revealed in his poetic and literary works， such as the origin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ets in the 1930s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with the world of modern poetry in Taiwan as traces of his experience and journeys can reveal the intersections， integrations and dialogues with various times， periods， regional experiences and veins of literary groups. His majoring in the MA studies at Iowa WritersWorkshop and his work at The World Today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support policies of the USA，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period.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is article to discuss what Wan Kin-lau learnt and gained in Taiwan and the USA， what vision he was able to make， how he used it to tackle with the realities in Hong Kong and what revelations were reached as a result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aesthetic and social views.
Keywords： New poetry， aesthetic style， A Collection of Bitter Green， studies of influence， travels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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