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瑛

　　摘要：凌逾的《跨媒介香港》以文本内部观察的方式，发现了香港文学的纹理和肌理，并深入到香港文化层面，探尋香港文学跨媒介现象的成因。该著的价值在于，一，对香港文学跨媒介叙事的个性素描，对海派、台派跨媒介叙事研究具有范式意义。二，香港文学的跨媒介叙事研究，对于跨媒介叙事诗学的建构具有理论引导价值。三，提醒文学研究应该以一种更为包容的心态和宽阔的心胸，给予跨媒介叙事更多的注意力。四，揭示跨媒介叙事创意为文学叙事的艺术形式增添摇曳风姿，日臻丰富和完善的形式，有时候会比内容更具有历史的甚至艺术伦理的价值。五，由此引起的跨媒介叙事诗学之思，可能会引发叙事学诗学建构的新趋势。

　　关键词：凌逾；跨媒介叙事；《跨媒介香港》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124-05

　　叙事从来都是跨媒介的，诚如德国叙事学家迈斯特说：“叙事是跨媒介的现象，没有哪个叙事学家对此持有异议。”①作为承担叙事功能的主力之一文学，更是自诞生之日起就就具跨媒介属性（我国有诗乐舞一体的叙事形式，古希腊文学叙事具舞台呈现形式），而且这种特性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汉字本身，就兼有图画和叙事双重特性）：铭文记事，图文叙事，歌舞叙事，以及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电影电视剧叙事，网络游戏叙事等，随着现代科技的电子化发展，跨媒介叙事以一种更为凶猛的姿态呈现出来。人们对文本形态的跨媒介叙事已然熟悉，作为理论形态的跨媒介叙事，显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跨媒介叙事的研究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什么是跨媒介叙事？跨媒介叙事与单一媒介叙事有何异同？跨媒介叙事会有何种理论形态？香港文学的跨媒介叙事呈现何种景观？后现代跨媒介叙事有何特性？跨媒介叙事是否具有叙事学的学科意义？凌逾《跨媒介香港》对香港跨媒介叙事的思考，对跨媒介叙事的理论形态，作出了积极的具有启发价值的考察。

　　一、香港范式与跨媒介叙事研究

　　也许人们会好奇，既然文学的跨媒介叙事现象一直存在，为什么它的理论形态觉醒得这么晚？1966年罗兰·巴特在《交际》杂志发表其对后世叙事学学科发生重大影响的论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时，曾经很直觉地提到文学的跨媒介特性：“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和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奇奥的《圣与絮尔》那幅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文、绘画。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②当然罗兰·巴特当时的兴趣在于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即叙事学，跨媒介叙事还不足以引起他充分的重视，但显然这也不是对叙事跨媒介特性最早的论述。早在十八世纪，莱辛关于诗画关系的论述已经为今天的人们熟稔。但历史一直在走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走到了后现代语境中，人们才惊觉跨媒介叙事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2006年，纽约大学出版了著名的媒介研究专家亨利·詹姆斯的《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跨媒介叙事的概念才正式提出，在该著中，亨利·詹姆斯使用的名词是“跨媒体叙事”，亨利·詹姆斯在使用他这个概念时，并没有着意区分媒介和媒体的异同。他同意历史学家莉莎·吉特尔曼关于媒体既是承载体系又是文化体系的观点：“第一，媒体是一种实现传播交流的技术；第二，媒体是一组围绕技术逐步兴起的相互关联的‘协定或社会与文化实践。”③学界也往往把他的跨媒体叙事等同于跨媒介叙事。他认为，跨媒体叙事“是指横跨多个媒体平台展开的故事，其中每一种媒体都对我们理解故事世界有独特贡献，与基于原始文本和辅助产品的模式相比，他是系列产品发展的更为综合的一种方式。”④显然亨利·詹姆斯更多的是站在媒介的角度谈论文学。

　　2008年8月2-3日，中国南昌，江西社会科学院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是我国首次把目光集中到跨媒介叙事研究，会后傅修延主编的《叙事丛刊》第二辑出版了会议论文。这次会议涉及“跨媒介视野下的中国叙事传统”、“跨媒介叙事与叙事学的发展”、“跨媒介叙事与空间叙事”、“互文性叙事”、“影视叙事”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是国内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先声。2013年，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2013）建议叙事体裁的分类应包含不同媒介：记录类的文字、语言、图像、雕塑；记录演示类有胶卷与数字录制；演示类的身体、影像、实物和言语；类演示类的心像、心感、心语；意动类则包含任何媒介。⑤赵毅衡的理论视野显示了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宏阔的理论前景。作为现象，跨媒介叙事已然广泛存在，作为理论形态的跨媒介叙事尚需进一步深究。显然，吉光片羽式的个案研究已经不能满足跨媒介叙事的发展势头，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跨媒介叙事的诗学特性是什么？跨媒介叙事会为叙事学学科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论启迪？任何研究，切入的方式和进入的角度都很重要。对于跨媒介叙事研究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文本，从文本内部观察跨媒介叙事给文学带来的新质，可能可以更清楚地展现其风貌。

　　凌逾聪明地选择了香港文学。她算是国内较早关注到跨媒介叙事现象的学者。早在2003-2006年，她的博士论文《跨艺术、跨文化的创作视野——论西西小说的文体创新》以西西作品为个案展开跨媒介叙事文体研究，2009年出版了《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2012年主编了教材《跨媒介：港台叙事选读》，2015年出版了《跨媒介香港》。香港文学吸引了她极大的注意力。原因是多样的：一来香港现代性和后现代杂糅的文化语境为跨媒介叙事提供了生长的营养基，香港作家多有跨媒介叙事尝试，二是香港文化整体具有跨媒介特性。在这里，凌逾既为我们展现了香港文学跨媒介叙事的整体风貌，也细致描述了具体作家跨媒介叙事的肌理。她探究的目光逡巡于文学叙事与电视电影、绘画、建筑、地理、烹调、赛博符号、展演艺术等媒介的跨界融通，试图描述香港跨媒介叙事的整体风貌。她发现，叙事方向相反、同类物反向并置的对倒叙事是香港后现代电影和小说的融合剂；后现代文学的空间叙事，可以在地图、味觉地理、中西文化地理、建筑以及触觉符号中自如展开；赛博E时代的文学叙事穿梭于实然、应然、或然世界三重世界中，人物在异时空里活得理直气壮；当文学与展演艺术的融合，无论是舞蹈、戏剧、图文还是词、曲、唱、器、视等艺术形式一旦参与叙事，都可实现与文学叙事的互渗和整合。第一次，一幅香港跨媒介叙事的风景图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种勾勒显然是有意义的。

　　首先，这种刻画不仅是对香港文学跨媒介叙事的个性素描，对海派、台派跨媒介叙事研究具有范式意义。其次，香港跨媒介叙事创意带来的艺术形式的创新，显然也不会是香港孤岛式的存在，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叙事作品中多有体现，也就是说，香港文学的跨媒介叙事研究，对于跨媒介叙事诗学的建构具有理论引导价值。再次，跨媒介叙事已经日渐成为叙事常态，所有媒介都可以参与到叙事中来，每一种媒介的参与，都会为文学叙事带来新质。文学研究应该以一种更为包容的心态和宽阔的心胸，给予跨媒介叙事更多的注意力。最后，跨媒介叙事创意为文学叙事的艺术形式增添摇曳风姿。形式本身会动人心魄，人们发现，每一种媒介都可以独立地完成叙事，也可以跟其它媒介合作完成叙事，同时不同媒介不仅没有在合作过程中消融自我，都保持了其独立性，还延展和发掘出新的性能，艺术形式日益显示出新的创意。日臻丰富和完善的形式，有时候会比内容更具有历史的甚至艺术伦理的价值。

　　二、媒介即人：香港文学跨媒介叙事

　　研究的纹理和肌理

　　显然，多媒介叙事必然带来叙事形式的新质，关键在于对待这些新质的态度。或者换句话说，描述香港文学跨媒介叙事景观已经不易，更难的是发掘景观背后的意义。我把前者称作纹理，后者称作肌理。

　　在《跨媒介香港》问世之前，凌逾出版了《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已经展现出了她作为书桌前的一棵树的韧劲⑥——她对西西小说的文本细读经常让人拍案叫奇。譬如对西西小说《我城》的研究，凌逾细致地考究了容易被人忽视的封面——凌逾对着《我城》的五个不同版本，看到了通向《我城》的不同路径。她说1979年3月的素叶版封面的“洋葱头人，暗示这是西西所说的洋葱小说……洋葱式小说没有一个中心，一切都是过程，其中只有‘辣味，如解构主义的去中心。”1989年3月的允晨版封面诡异，“极小的一个灰色框，方框拘谨，里面是线条的涂鸦，仿佛是心囚之城。”1996年的素叶增订本封面是“浮在云端的女性，……突出想象的飞翔。左上角花一扇门，隐喻突破之门。”1999年的洪范版使用刘掬色的木刻版画，“描绘如梦如幻的维多利亚海湾，既隐喻对香港本土永远是座不夜城的祈盼，也隐喻对香港未来走向难以预测的担忧。”1993年的英译版封面是一幅以中国山水人物画为底本的抽象画，“山头上幻化出一个个人物，肤色种族各异，即隐喻香港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大都市，也隐喻小说人物是……头脑虚构的产物。”⑦小小一个封面，凌逾读出了它们与文本的内在关联，它们就是通向小说隐秘深处的路径，是小说内容的象征符码。我们发现，凌逾读的已经不仅仅是封面，不仅仅是绘图——这是文本的纹理，更是封面后面的隐喻和象征，这是作品的肌理，纹理是可见的，浮在事物的表面，肌理却是人对纹理的感受，这种感受能帮助人们进入事物内部，调动人们对生活的认知，唤起人们的情感和想象。《跨媒介香港》延续了这种研究方式，在展示香港跨媒介叙事作品的纹理的同时洞察了其肌理，这也是该著可读耐读的一个原因。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存的香港社会，文学呈现多样化形态。如何在诸多文学中抓取跨媒介特征鲜明的文本，本身就考究研究者的功力。凌逾的选择涵纳了电影、网络、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各种媒介——这也恰巧是当代跨媒介叙事的主要领域。张爱玲、王家卫、李安、李碧华、董启章、也斯、西西、唐睿、黄碧云……这一串名字几乎代言了香港跨媒介叙事的各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大量的跨媒介文本展示，我们甚至可以把该著当做一部香港跨媒介文学史来读。

　　凌逾带我们看到不同媒介的叙事能力，这些媒介并没有成为文字叙事的附从，而是倔强地保持了作为独立媒介的骄傲和尊严：参与叙事，但保持自我的独立。舞蹈还是舞蹈，肢体仍然有其自身的表达；音乐还是音乐，每个乐符都跃动自己的旋律；绘画离开故事仍然有其自身的意蕴；甚至建筑，甚至布偶，甚至美食，甚至游历，都有其自身的个性和魅力。但同时他们又互相融合在一起，互相依偎，互相包容，共同完成故事的表达。可能更最重要的是，这种复杂的媒介关系背后，隐含着人们对事物、人生和世界的感知。董启章著、利志达图的《对角艺术》几乎完美地诠释了不同媒介的这种共生融合又保持自我个性的关系。对角艺术取之于数學几何图形中的角与边的关系，三角形或四边形的角与边，对立又依赖。对角关系隐喻了小说中共同担当叙事的图文关系。尽管图文都采取了写实与虚构的拼贴叙事法，尽管画家利志达和作家董启章在叙事的过程互相启发，尽管小说具有元小说、图像具有元图像特征，但这一切都不能取消图文各自的独立品格，文字当然不会沦为看图说话，图像也不会仅仅是文字的注脚。《对角艺术》的12副插图，显然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图文交战，图画对文字的解释、隐喻，时而嘲讽、颠覆，时而补充、扩充、演绎再生。画家解读文字又挑战文字，对其增删或反讽。图文既能可靠地再现文字原意；也能延伸或改写文字意义，具有不可靠性。文字能解释图画，也能颠覆图画。语图虚实相生，并不必然对应实指和虚指关系。正因如此，图文才具有多解性，有利于再现世界的复杂性，更好地呈现可见与可知。”⑧图文相依又互相交战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对世界的理解和展现。媒介不仅仅是媒介，更是人及人的世界的延伸。1964年，当加拿大的媒介文化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出媒介是人的延伸⑨的时候，凌逾一定颇为感动，因为在她的研究中，我们总能感受到媒介即人的精神。对媒介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的研究。叙事的不同媒介可以构成作品的纹理，但人的精神人的生活人的世界，才是纹理背后的本质。

　　《跨媒介香港》体现了媒介即人的精神。西西的缝制体小说，源于对身体疾病的痛彻体悟；黄碧云的《血卡门》把舞蹈演绎成对偶性的诗画语言，共诉心中的情与爱；董启章的《地图集》在空间中特写市民生活……跨媒介叙事带来小说形式的诸多创意，但任何一种媒介，都是人自身的隐喻。谈论媒介，就是在谈论活泼泼的人。第一章《文学与电影：对倒叙事与性别建构》中，凌逾一方面探究文学与电影互相靠近的方式，另一方面却用更大的热情关注了形式背后的性别因素。性别是人的世界的敏感因素，性别构建了世界和世界的很多问题，很多时候，世界因性别而不安。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色，戒》遭遇男导演李安，会碰撞什么样的火花？首先，《色，戒》变成了《色| 戒》。凌逾说，小说冷，电影热。张爱玲聚焦女性，立足点在王佳芝，展现的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李安是男性视角，立足点在易先生，置男人于主导地位，凸显男性的主控地位和权势话语，淡化女性悲剧。标题的改变，实际上也是一场性别的力的不等量对抗，李安占了时间的便宜，把张爱玲劝诫女人戒情的故事，变成了警告男人戒色。这已经不仅仅是在分析小说还是电影，这是在分析活生生的人生，比小说和电影更令人感受到刺骨的阴冷。

　　凌逾的笔触，还深入到跨媒介叙事的文化肌理。自从人类有了文明，人总是文化中的人，可以说，人的一切活动都与文化有关。后现代文化语境，更容易催生跨媒介叙事文本，或者说，跨媒介叙事作品可以成为后现代语境的一个表征。后现代文化语境之前也存在跨媒介叙事，但传统叙事文本中，文字显然担纲了主要的叙事任务。人类文明进入后现代文化语境之后，跨媒介叙事之跨，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介平等参与叙事，不同媒介在叙事中各领风骚。媒介与文化息息相关。

　　马歇尔·麦克卢汉谈到这种媒介融合的现象：“任何一种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语言，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⑩参与叙事的不同媒介一方面保持其独立性，一方面又互相靠进并争取融合。这种现象被叶维廉称之为“超媒体美学”：“现代诗、现代画、甚至现代音乐里有大量的作品，在表现上，往往要求我们除了从其媒体本身的表现性能去看之外，还要求我们从另一媒体的角度去欣赏，才可以明了其艺术活动的全部意义。事实上，要求达到不同艺术间‘互相认同的质素的作品太多了。迫使读者或观者，在欣赏过程中要不断地求助于其他媒体艺术表现的美学知识。换言之，一个作品的整体美学经验，如果缺乏了其他媒体的‘观赏眼光，便不得其全。”{11}凌逾试图让读者得香港跨媒介叙事风貌之“全”，必先洞察其“全”，查其“全”，文本是最具说服力的。凌逾细读了大量的文本。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细致耙梳，《跨媒介香港》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作家对不同媒介的领悟及其跨媒介叙事的具体呈现，正是这些感悟和呈现共建了香港文学跨媒介叙事的独特景观，显示出其在跨媒介叙事领域的标出性地位。

　　三、理论涵括：跨媒介叙事的学科价值

　　目前学界大量的时间和经历用在了跨媒介叙事现象的发现和研究上，尽管人们欣喜地发现跨媒介叙事为文学、为叙事带来许多新气象新创意新生机，尽管各种门类的叙事学，比如舞蹈叙事学、音乐叙事学、建筑叙事学已经提出，但跨媒介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似乎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我们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建立这样一门叙事学学科下的分支学科？或者说，跨媒介叙事是否具有与其他叙事学的分支学科特立的个性特征？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我国的跨媒介叙事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叙事学方法论之上，叙事学尤其是经典叙事学视野一直烛照之。那么，已经有的叙事学方法论，是否足以满足跨媒介叙事研究？凌逾的《跨媒介香港》的理论视野，包括后经典叙事学、符号学和媒介学；各媒介叙事研究，显然也需要熟稔相关媒介自身的学科特点，舞蹈叙事之于舞蹈理论，音乐叙事之于音乐理论，图像叙事之于图像理论，建筑叙事之于建筑理论，以及日益发展的其他叙事媒介之相关理论素养等等，仅仅叙事学方法论，可能难以充分展开跨媒介叙事研究。跨媒介叙事研究面临的困境，也逼迫跨媒介叙事研究必须拥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

　　凌逾认为，跨媒介叙事研究存在三对矛盾：一，灵感共振与个性存在，即作家如何在共同的跨媒介叙事创意中发掘自身个性。二，新趋势与旧标准。后现代语境下的跨媒介叙事是新现象，已有的研究体系评价标准不能规矩之，跨媒介叙事作品难以被现有的文艺标准接纳，受众也不太习惯这种新式文学创意。三，如何趋利避害。新媒介有何负面效应？如何避免扼杀受众想象力？{12}如何突破困境，发明适合跨媒介叙事现象研究的创作论、接受论、方法论？发现跨媒介叙事个性，总结跨媒介叙事规律，梳理其特点，找到合适跨媒介叙事文本分析的更有效的理论工具，是跨媒介叙事研究的一项重要且急切的任务。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乐观地预测跨媒介叙事学的成立？

　　凌逾对这种跨媒介创意文化的未来的表述非常谨慎。她把跨媒介叙事的诗学之思，归拢在建构本土特色的叙事理论上，发现民族性的跨媒介叙事是其要旨。她说，“本土特色需要在古意基础上开辟新意”{13}，跨媒介叙事重要的思维之力正是借助了中國传统文化的对称意识，中国古典叙事思想是跨媒介叙事诗学之思生发的基础。那么，

　　“如何在中国古典叙事学基础上，拓展中国本土而不是西化的叙事学，形成中国本土化的后经典叙事学？若仅有跨媒介叙事一点，并不足以建构出华文文学的本土叙事学，还可以从几个层面开掘：第一，汉语的意念优势特色导致中国叙事的哪些特性，有无中国式的时间语态法则。第二，汉语文学空间叙述有何特点，如何与国画、书法、土木建筑、中国古代文论枝叶论等实现榫合，触动灵感。第三，汉语的语音特色，如中国特有的声韵调、阴阳平仄、押韵格律如何影响汉语写作，跨媒介艺术如何善加利用音韵学。第四，汉语文学的意境、情性、灵性、禅宗意识，激发出怎样的文学观和文学叙事特色。”{14}

　　尽管她的论述小心翼翼，但我们仍然发现内蕴其中的情怀：跨媒介叙事的诗学之思始终是其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本土叙事学的建构可以从很多方向进入，跨媒介叙事是众多方向中的一个，那么，跨媒介叙事研究是否可以引向成熟的跨媒介叙事学科框架，是否可以生发出其独特的方法论？是否能够创建一套与之契合的研究体系和评价标准？

　　显然，跨媒介叙事诗学还属于未来。迄今为止，跨媒介叙事诗学既没有形成理论纲领，没有构型诗学框架，也还没有方法论探索，凌逾的《跨媒介香港》的生命力，表征出跨媒介叙事诗学作为一种现象，一个趋势，已经在叙事学学科领域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了。

　　① 尚必武：《西方文论关键词叙事性》，《外国文学》2010年第6期。

　　② [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③④ [美]亨利·詹姆斯著，杜永明译：《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4页；第423页。

　　⑤ 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⑥ 《跨媒介香港》后记，凌逾说她在书桌前坐成了一棵树。她说：“成为一棵树，并不容易，要有时间的浇灌，经风霜、历风雨而屹立不动，学习不已，夯实根基，迎着阳光，向上成长。人生大概如是。”见凌逾《跨媒介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53页。

　　⑦ 凌逾：《跨媒介敘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149页。

　　⑧{12}{13}{14} 凌逾：《跨媒介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312页；第424-425页；第417页；第419页。

　　⑨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的标题下，写下了副标题《论人的延伸》，标明媒介与人的关系。

　　⑩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1} [美]叶维廉：《中国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In Cross-media Hong Kong， by Ling Yu， grains and texture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are discovered from an interior observation of the texts， going beneath the surface of Hong Kong culture in search of the genesis of cross-media phenomena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The value of the book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of paradigmatic significance in the individualized description of the cross-media narration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in the research into the cross-media narration in the overseas group and Taiwanese group； that the cross-media narrative research into Hong Kong literature is of theoretically guiding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etics in cross-media narration； that it reminds literary studies of the fact that it ought to give more attention to cross-media narration in a more tolerant mentality and broader mindset； that the revelation that cross-media narrative creativity adds colour to the art form of literary narration as an increasingly enriched and perfect form sometimes is of more historical and artistic-ethical value than the contents， and that thoughts of the poetics， thus induced， may lead to new trend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poetics.

　　Keywords： Ling Yu， cross-media narration， Cross-media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