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澳华作家欧阳昱于2016年4月28日以英文采访了提摩西·于，此为崔钰炜的中文回译。美籍华裔诗人提摩西·于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副教授，本次访谈从他的生平与研究领域出发，探讨了亚美写作与流散写作，以及在这些写作中体现出的“亚洲”身份问题。
关键词：提摩西·于；亚美写作；流散写作；身份政治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3-0029-04
问：蒂姆（Tim），你好，请问你的出生地是中国还是美国？
答：我在美国出生，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就在芝加哥的郊区。
问：你是不是出生在一个中国家庭，在成长中同时说英语和汉语？
答：不是的。虽然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说汉语，但他们并没有教我。上世纪70年代并不提倡一个人说两种语言，许多人认为学两种语言会让孩子感到困惑。我母亲告诉我，她认为我既然是在美国长大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把英语学好。
问：事后再看，你是否后悔这个决定，并且希望自己能学会汉语？
答：这么说吧，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所以谈不上后悔！在我眼中，它仅仅是对某段历史和我整个家族史的回顾。我母亲来美国的时候年纪尚轻，因此她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教我说英语也自然而然。
问：虽然你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英美文学的，但你的主要兴趣似乎在于种族、身份与亚裔美国诗歌相交的领域。你能否就这个问题谈得具体一些？
答：我的兴趣一直是诗歌，尤其是现当代诗歌。亚美写作（Asian American writing）相对来说是我后期的兴趣所在；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开始阅读亚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刚开始，我没有太多心思去思考“身份”的问题。姚强（John Yau）的诗让我看到我感兴趣的实验写作和亚美问题之间的关联。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写了关于姚强的论文，也为我的毕业论文和书埋下了种子。
问：谈谈你的诗歌吧。你是何时开始写诗的？除了姚强之外，你还受到了何种影响？
答：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经过老师的介绍，开始写诗。更早些时，给我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高中时期我随身带着一本济慈的诗歌，很厚，现在想起来还有些难为情。我自高中时开始阅读现代主义作家，尤其是史蒂文斯（Stevens），虽然我不敢说那时我能读懂他。
进入大学后我认为自己是诗人，也上了一些文学写作课，但却感到有些灰心；因为那些在研讨时备受推崇的诗歌，总有些地方让我不太“理解”。我就是不太擅长写后自白抒情诗（post-confessional lyric）。和我同组的研究生，介绍我接触一种更先锋的传统——斯坦因（Stein）、朱可夫斯基（Zukofsky）、奥尔森（Olson）和语言写作——这些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诗歌可以成就什么。阿什贝利（Ashbery）和克里利（Creeley）对我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更多思考身为一个亚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并开始关注亚美写作。我极少关注、甚至很难认同那时我在亚美诗歌中读出的一种狭隘的身份政治，但我觉得亚美问题是我想去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我认为姚强十分重要的原因。阅读他的作品，让我找到了一种方式，解读一个更不确定和更分裂的自我，这种自我依然具有抒情性，同时也凸显了种族和族群性问题，尽管是以一种更委婉和自觉的方式。
问：当你谈到“身份政治”这个问题，脑海中有某个确定的人物吗？
答：我以前写过一篇论文——我读研时的第一篇论文——我将姚强和我认为的一些带有“身份政治”意识的诗人进行了比较，比如说戴维·穆拉（David Mura）和李立扬（Li-Young Lee），他们在写作中更直接地（在我看来）融入了自己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些特点。如今再来回顾，我认为这一点也许不公平；现在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亚美写作史，以及穆拉和李这样的诗人，在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
问：如果一些作家的出身带有民族背景，那么是否极少有人能在自己的作品里摆脱身份政治的因素？
答：假如你想，当然可以摆脱；不少作家都是这样做的，或者尝试去做。“身份政治”作为一种谈论种族和族群性的特殊方式，是自上世纪70年代发展来的一种特殊模式——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时期以前，人们不想把种族写进诗歌，而是“我打算写自传体诗歌，写我是带有X民族文化遗存的人”这种观念，成为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模式和风格。
早些年我很担心我的作品带有“身份政治”的痕迹——我想很多年轻的有色人种作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都不希望自己仅仅因为个人身份，而被划分或者定义为某一类。某个时候，我意识到，“身份”问题相较于某个关于我的作品内容的简单问题要宽泛得多，而且它和我的作品的背景，和我的作品进入阅读的背景，和更广泛的有关种族的话语都息息相关。自从我认识到身份政治无法避免时，我便对此释怀了。
问：政治正确对于在美国写作和出版是有利还是有弊？
答：我认为政治正确这个术语，对于了解种族关系以及在美国出版并无很大帮助。当人们认为谈论种族和种族差异性不重要时，才经常使用这个术语。人们喜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正確”，简单地说，他公开怀有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
一些人认为，出版界认同“政治正确”，有一件事能充分证明这个观点，最近饱受争议的作品，其作者是周一奋（Yi-Fen Chou）。表面上看，他是一名华裔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入选了《2015年美国最佳诗歌》。事实上，他是个白人男作家，他的策略，就是将自己反复被拒稿的诗歌，以“周”姓作家的名义再次投出。他声称，这种“策略”对于谋求出版“极为成功”，同时也暗示，他借中国人的名字投稿，比用白人的名字更容易，由此可以推断，一些政治正确的编辑，期待看到有色作家的作品。
事实上，白人男性声音一直主导着出版业，尤其是主流出版。在当前，有色作家自然拥有更多出版机会，这并非由于“政治正确”，而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出版业的不平等，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有色作家的积极性，也因为他们多年耕耘，为自身创造了新的出版空间。
问：既然你拥有中国血统，那么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是否给予你灵感和启示？
答：不太直接。我不讲，也不阅读汉语，就像许多华裔美国人一样，我对于“中国的含义”仅存的知识都来源于我家庭的经历，以及我在中国有限的个人体验。假如你以前这样问我，我会告诉你，在文化上我完全是美国式的，反倒是中国文化对我几乎没有影响。后来，在我更加熟悉“华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这样的概念后，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亚洲后裔，一个少数民族，我更强烈地认同那些和我一样的人，而不是认同我的中国性。
问：在国际背景下，你的写作、诗论或其它方面，在中国流散写作中处于何种位置？
答：这是我近几年才开始思考的问题。我在加拿大住过几年，应邀对一些亚裔美国作家和亚裔加拿大作家进行教学，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这一经历很自然地令我联想到，生活在这两个国家的亚裔作家有何相同之处。我开始阅读更多关于“中国流散”写作的研究，并且意识到将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看作“中国流散”作家和将她看作亚裔美国作家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汤婷婷身上，我从没深刻地感觉到“中国性”的所在，因此，将我自己视作“中国流散作家”的一员是十分陌生的。
我对不同的中国人和亚洲人作为少数族裔可能存在的共性越来越感兴趣——人们对这个流散群体的关注，并不是基于任何一种“故乡”的概念，而是基于地域的分散（dispersion）、种族主义和联盟建立（coalition-building）的經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确认为我和那些分散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或者英国的华裔，存在许多共性——这些共性或许比来自台湾和中国的作家更多。
问：能否谈谈你在这个领域教学的状况，比如说你介绍了哪些作家，读者对于他们的接受程度如何？
答：我在流散写作和诗论的课上，介绍了一些亚裔加拿大和亚裔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比如说，在介绍亚美写作的同时，我也引导学生阅读你的作品，或者加拿大诗人弗雷德·华（Fred Wah）。我认为这些内容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他们的阅读将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
问：你和澳大利亚的作家有何往来吗？
答：我最早通过我的朋友，一位我在旧金山湾区读研时结识的澳大利亚诗人凯西·刘易斯（Cassie Lewis），了解了澳大利亚在这一方向的发展状况。在新世纪初期，《火药诗歌评论》（Cordite）邀请我为他们的亚澳特刊（“Asia-
Australia”issue）写一篇评论，这一期让我接触了你和曹励善（Tom Cho）作品；后来《米安津》（Meanjin）有一期刊登了汤姆写的一篇关于我的作品评论。
在加拿大工作几年后，我开始思考澳大利亚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思考亚美写作（Asian American writing）与亚加写作（Asian Canadian writing）之间的关系；亚澳写作（Asian Australian writing）的出现，为我呈现了另一种可能的对比，令我最终开启了一个研究项目，关注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亚裔作家。我在2012年为此研究走访了澳大利亚，在那里结识了一批澳洲作家，并更多地了解到亚澳写作的真实状况与我想象之间的差异。
问：关于中国呢？你有没有去过中国？
答：我早年去过多次，后来只去过一两次。
问：能否谈谈你的研究兴趣？
答：我目前的学术研究项目是一本著作，《流散诗学》（Diasporic Poetics），研究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亚洲作家。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些不同群体作家之间的联系，希望对这些作家的审视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流散的概念，也希望我们能将这个概念和一些例如种族和民族的范畴进行结合。
问：在美国，人们依然将互有民族背景的作家称作“有色人种作家”（writers of color），这一点你认为有无解决办法？
答：在这篇访谈里，我自己也用了这个术语。我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避开”它，尤其在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对这个头衔欣然接受的时候。当然，写作者都会担心被称为“有色人种作家”，会令自己与主流隔离，或者自降身份，成为二等作家，但我认为，一种简单地标记非白人作家的文学传统模式（the model of a literary establishment），正在为一种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文学景观让路，有色人种作家正在其中形成各自的群体，发展各自的项目。等级制度当然还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作为其中之一，并不愿寻求一种每个人“都不过只是个作家”的“后种族”（post-racial）文学景观。
问：你刚刚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有关什么主题？反响如何？
答：诗集的名字是《100种中国式沉默》（100 Chinese Silences），今年五月由无花果出版社（Les Figues Press）出版，主要是根据其他诗人笔下的中国和亚洲，而进行的一系列改写。诗集开头回应了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所写的一首“中国信仰中的100种沉默”，但他后来承认其内容纯属“编造”。我因此才写了100种中国式沉默。你可以说它是对（主要是美国的）诗性东方主义（poetic orientalism）的一种回应。我以探讨柯林斯（Collins）开始，继而延伸到另外一些当代作家，在诗集末尾回归此传统的源头：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目前，我对这本诗集的接受程度感到满意。出版之前，它就受到了其他亚美作家的热烈欢迎，他们都在不断努力，推翻这些诗歌中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目前这本诗集已经收到了一些良好的评论。读者似乎“理解”了这个命题，这本身就令人欣喜，而且诗歌的阅读也让人感到享受——这点很好，我也享受写作的过程！
问：能谈谈你未来的计划吗？
答：在写作上我停不了笔，因此我已经开始了下一个项目的改写。这个新项目的改写对象是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的《梦之歌》（Dream Songs）。《梦之歌》（Dream Songs）当然为美国“自白”诗（confessional poetry）提供了一部分基础文本，但它也有自己的特征，贝里曼（Berryman）通篇使用了黑人吟唱技艺（blackface minstrelsy）——一种高度传统和具有冒犯性的方言。我曾经试着思考如何进入这种文本，不仅仅以当代读者的身份，也以当代亚美读者的身份，试着理解我在这种种族主义模式景观里，以及由贝里曼（Berryman）建构的美国白人主题里的位置。
（本次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英文访谈始于2016年4月28日周四上午6时42分上海松江，结束于2016年8月2日周四上午9时02分澳大利亚金斯伯雷。）
（责任编辑：庄园）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