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启蒙思想家为了国家复兴而提倡“国母教育”，强调女子作为“女国民”在保国善种方面的责任与义务，但却忽略了女性自身的解放与发展的需要。这期间，部分女性小说家却开始怀疑现有主流教育目的的合理性以及反思新女性的人生意义。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放弃了传统女性执着守望的婚姻家庭，重新寻找自己新的精神归宿，而独身成为了她们反抗男权社会、摆脱依附地位、实现女性自我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近代女性小说；国母教育；女权；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83-07
几千年来，中国奉承“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到了维新变法前后，世道为之一变，女权问题、女学问题开始得到了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启蒙思想家意识到了兴办女学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论述了妇女问题。他认为“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①，他指出压迫幽禁妇女有四大害处：一则令其不能广学识；二则令其无从拓心胸；三则令其不能健身体；四则不能资世用②，因而他要求女子应享有教育权。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盛，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③而梁启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妇女没有知识，无法“生利”，而导致了国家的衰微，“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④，“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⑤。女子学堂的数量也较以前有明显增长。1907年，全國已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⑥。到了1909年，全国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⑦。到了1915年，全国已有女学生18万余人⑧。就女学堂的创办宗旨而言，大部分女学堂的办学宗旨都是以改良家庭教育、造就国民之母为主要目的，期望女子接受教育后，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夫教子”的职责与义务，“然后可以教诲儿子，使成豪杰英雄”⑨。如京城第一民立女子小学堂是“以开通女智培养妇德改良家庭教育为宗旨”⑩。但近代女学在发展初期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很多维新知识分子将女学视为救国强国的途径之一，将女性视为实现国家强盛目标的工具，强调的是女子作为一个“女国民”“国母”在保国、保种方面具有责任与义务，通过保种善种促使民族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但却忽略了女性自身的解放与发展的需要。如梁启超便认为，妇女接受教育益处很多：“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但这四个“益处”恰恰讲的都是女性的各项义务。而在女权、女学发展的初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相当混乱，既要求女性要有旧道德，又要求女性要有新道德。“女子苟无旧道德，女子断不容有新文明”{11}。社会上对女性的要求使得女性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处在一个必须“新”、却不能太“新”的两难境地。女性无论是过旧或是过新，都会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诟病，而其中尤其受到批评的，是接受过新式教育、追求自由的新女性。这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新女性”与社会的隔阂。女小说家们无疑是属于新女性的群体。一方面，她们受着铺天盖地的“国母教育”与“贤妻良母”教育，知道自己身上的“保种善种”重任，但另一方面，随着她们视野与思想的开拓，她们对女性的人生意义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从而开始怀疑国母教育的正当性。而当她们开始思考人生意义时，她们便无法迎合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要求，这注定她们终将成为一个孤独的群体。这些女小说家们将自己的感受写进了作品里，在小说中表达了“新女性”的孤独境遇以及个人对社会的疏离感，表达了她们对女性知识分子的人生意义的寻求。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之间的女性小说创作，有相当部分是描写了一个坚持独身的孤独的女主人公，一个虽迷惘但却不停叩问人生意义的女主人公。这一批表达不被理解情绪、追求新女性人生意义的小说因其极具现代性而相当值得研究。可惜的是，这些小说由于长期以来被扣上“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帽子而受到忽视，而这些作品的女小说家们也甚少为世人所知。实际上，翻开近代的女性创作的旧小说，描写拒绝婚姻家庭、追求自我、孤独生活的新女性的小说还真是不少，且大部分发表于1915年前后。在朱惠贞的《漆室女》{12}中，这种对婚姻的逃避、对自我的追求还被掩饰为为了国家民族而“合法地”独身；而吕韵清的《秋窗夜啸》{13}中，则刻画了一个由于对男性能力的不信任而选择独身的女性形象；在幻影女士的《灯前琐语》{14}和《絮萍》{15}，女主人公们则是因为她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与婚姻家庭生活之间的不可兼得而选择孤独；到了高剑华的《裸体美人语》{16}，女主人公从夫家果断叛逆逃离时，她的独身更被赋予了“纯洁”“自由”的意义。可见，这批被当成未来“国民之母”进行培养的女性小说家，虽然接受了“贤妻良母”教育，可她们的人生追求却最终与启蒙思想家倡导女学的初衷背道而驰。下文将着重分析《秋窗夜啸》、《灯下琐语》这两篇小说。
吕韵清{17}的《秋窗夜啸》写了蔡姆跟“我”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去凤与梅生青梅竹马，但随后去凤举家搬迁，失去音讯。8年后两人重逢，毗邻而居。梅生已娶沈氏为妻，并育有子女。重逢后的梅生、去凤两人互有好感，最终却以去凤压抑自己的感情、不告而别作为结局。初读文本，这是一个相当老套的哀情故事。小说中有许多细节能令读者动容，尤其是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梅生对去凤的浓浓爱意，比如梅生为去凤遭遇的困境忧伤成疾、送宠物给去凤、夜晚偷听去凤的琴声、侧耳倾听去凤家的一切动静；又比如小说非常巧妙地通过去凤表妹的唱词，来暗示去凤对梅生的眷恋与期待；又比如去凤将对梅生的情感化为一首首诗词，偷偷刻在不易发现的墙壁角落……这种种细节无不暗示着这是一篇才子佳人小说。但细究之下，这篇文本又并非那么简单。整个文本中，最大的叙述空白便是：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去凤舍下梅生离去？去凤明明对梅生也有情意，且深知梅生喜欢自己，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离开？是因为男方已婚？不愿做妾？还是女方需要照顾母亲和不成器的弟弟？文本中对去凤离去的原因语焉不详，没有明确的答案。在探讨去凤对婚姻的看法时，作者是如此暧昧的一笔带过：“盖其思深虑远，非常人所能测者”。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去凤不愿意嫁人、最终离开梅生的原因，或许就能够明白这篇小说的“前卫”之处。因此，这篇看似老套的小说，值得重新细读。
故事的一开头，青梅竹马的两人分开了，12岁的去凤跟随家人离开了从小生活的“荒村僻岭”去了临江8年。而梅生则留在家乡，但“忆凤之心，未尝一日忘之”。从故事一开始，“游子”与“思妇”的性别就发生了倒置，外出远游的是女人，在家苦等的是男人。去凤在离开的8年里经历了什么，文中并没有提及，梅生倒是中规中矩的娶妻生子。作者的这种安排，可以看作是为了缓解“游子”与“思妇”变成“游妇”与“思君”这种明显的置换引起的阅读上的不安。因此，作者给男方安排了几乎不出场的作为摆设的老婆儿女。8年后，去凤归来，从梅生眼中，20岁的去凤的打扮及气质是这样的：“布素不饰，仙骨珊珊，英爽之气，溢于眉语。生自顾温婉如好女，凤则如太原公子，裼裘而来，令人望而敬畏。且谈吐隽妙，其学识出己之上，较儿时似出两人”。远游8年的去凤已经不是以前与自己两小无猜的弱质女流，而是成长为具有中性甚至男性气质的成年女子。“温婉如好女”的梅生对8年后的去凤爱意不减，甚至更加剧烈，但除了爱意，作者描述梅生对去凤的感觉时，用了有明显“仰视”倾向的“敬畏”一词。梅生的弱势与去凤的强势，从对人生经历、外表的表述上就慢慢的显示出来了。
而接下来，故事的发展进一步验证了梅生的弱势。在日子风平浪静的时候，梅生帮助去凤家整修了房子、添置了家具，但是，当去凤家遭遇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困难时，梅生却只能徘徊在去凤家的门口，或偷听、或窥视、或“假他事诣凤”、欲有以慰凤，却根本没有实际能力帮助去凤去度过任何一个难关，所有困难最终都是靠去凤自己去解决。梅生既提供不了物质上的帮助，甚至连心灵上的帮助也提供不了。有心無力的梅生一直是一个“无力者”的形象，他在这篇故事中似乎是被阉割了。比如去凤生病了，梅生想提供帮助，但医生已经来过了，且提供了恰当的治疗。梅生假借送花为名想来一探究竟，他立在门外，问去凤的丫鬟“小姐何病，乞告我”。但丫鬟无暇回答，而后又被屋里晨起的去凤唤走。得不到答案的梅生只能讪讪地离开。梅生连去凤得了什么病都无从得知，遑论提供帮助。进不了去凤的家里，这似乎是一个梅生无法进入去凤内心的隐喻。而当去凤的弟弟败光家产时，也是去凤当家庭教师以解决自家的生计问题。当去凤因需要照顾病母而不得不辞去家庭教师的工作、再次无收入来源时，也是由去凤通过卖文卖画、依靠润笔为生。在这些过程中，梅生扮演的一直是一个忧心忡忡、有心无力的旁观者。但由于作者着力（或许是有意）刻画了梅生对遭遇困境的去凤的真挚关切，从而掩盖了梅生“无能为力”的真相。“生本爱凤，怜其才而悯其遇”{18}。但实际上，独立的去凤并不需要梅生的可怜、施舍与帮助。正如文中所说，“岁寒松竹，真成独立佳人”{19}。梅生的无能与去凤的能干，使得故事无法按照英雄救美的传统轨道运行。凭借爱情、凭借男人的神力战胜一切困难的神话破灭了。在近代女小说家创作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的部分作品中，“阴盛阳衰”是一个显著特点，即女性形象要比男性形象光辉倔强得多。作为新女性的女主人公以新眼光去审视男性，发现周围的男子仍是固步自封、懦弱浅薄，双方的思想境界还有不小一段距离，不堪以托付终身。如朱惠贞的《漆室女》{20}中，女主人公琬珍因为担忧国家衰亡而郁郁终日，“盖琬痛女权之丧失，国事之巅危，已坚持勿嫁之志久矣”。可她身边的两个男性朋友（均是男学生）却具有轻佻习气，只想着如何才能娶得美人归。这种“阴盛阳衰”也体现了近代新女性的生存困境，体现了她们无奈和孤独。
《秋窗夜啸》的最终，梅生由于担忧去凤，使得自己数年郁郁，疾已种根。这让去凤意识到，尽管自己深爱这个男人，但自己不用依靠这个男人也可以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就像她留在墙上的诗句“高梧未许长栖凤，题壁凭谁更护纱”。要留下嫁给一个还算不错的男人，还是要离开？去凤置于一个两难的选择困境之中，选择的两端都有诱惑，是与是的选择，比是与非的选择更为痛苦。最终，去凤在欲去还留的挣扎后，“频行一鞠伤心泪，回首楼空夕阳斜”{21}，主动地决绝地离开，结束了这段暧昧的关系，也完成了对“深陷情海”的梅生的拯救。如果说传统女性是通过成为妻子、母亲来完成最终的自我认同，去凤则不需要经过这些过程，便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而去凤外出工作，又使她由家庭角色走向社会角色，由私人领域走向了更宽广的公共领域。如果把梅生待了一辈子的没有名字的“荒村僻岭”看作一个乡土的意象，甚至是一个愚昧落后的“铁屋子”意象，那么“离开-归来-离开”的去凤便类似于鲁迅《故乡》中的“我”，代表着一个外来者或者零余者，甚至是启蒙者的形象。去凤和《故乡》中的“我”一样，启蒙不了他人，但至少，去凤完成了自我启蒙。
吕韵清的《秋窗夜啸》中，作者对女主人公最终选择只身离去的原因语焉不详、只用“盖其思深虑远，非常人所能测者”一句话隐晦带过。而幻影女士{22}则更进一步，她将“思深虑远”这四个字进行了扩充。儒家伦常判断一个女性是否成功的标准，是这个女人是否能够成为贤妻良母，民国女学的教育目标也是培养“国民之母”。但在幻影看来，能够成为“国民之母”固然不错，但女性还可以选择以“教育家”、“医生”等社会身份进入历史。胡适的《美国的妇人》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幻影女士思想的一个注脚：“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23}”她的多个小说文本都在反复讨论知识女性的人生价值为何以及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同时，她还在小说中讨论了女性选择独身的原因及其合法性。难能可贵的是，她并非通过大段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通过描写妇女启蒙问题、独立问题在知识女性内心揭起的波澜，表现了知识女性在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矛盾且痛苦的内心世界。
1915年，幻影发表了《灯下琐语》。这是一部几乎没有情节的小说，这与民初鸳蝴派小说刻意追求离奇的故事情节的叙述手法大相径庭。小说写的是姐妹二人在深夜的家常谈话。她们一个是追求进步的新生活，但又对前途迷茫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在世俗世界里理想庸俗化、生活无聊、生命陷入萎顿的曾经的知识分子。《灯前琐语》这篇小说蕴含了幻影对女学生的出路问题、人生意义问题深深的焦虑。
谈话双方中的妹妹——莫名哀伤的女郎是文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一个敏感、忧郁、自尊、自怜、脆弱的知识新女性。她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宠儿，但也是一个迷茫的苦闷者。从谈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她昔日的同窗在结束学业之后都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故旧凋零，存者十一，或早寡，或夭折，或遇人不淑，或失足堕落，清夜思之，安得不令人伤感”。这些“凋零”，无一不与男人、不与婚姻家庭有关。她曾天真的以为知识女性婚后会跟其他女性不一样，可她发现已婚的姐姐就连想看书学习都很困难，虽然她指责姐姐不该远离书本，可她的语言也是苍白无力。女郎身边的大量知识女性（长姐、二姐、同窗、女乞丐）的现实悲剧一再磨蚀她原本脆弱的心灵，让她迷茫无所适从。女郎的精神痛苦还在于她的寂寞没有知音。女郎是在民国大变革历史遭际中孤独者、零余者的一个缩影。谈话的另一方、她最亲密的姐姐、曾经的知识女性，显然也无法理解她的痛苦。
姐姐——三个小孩的母亲是作为女郎的对立面来呈现的。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她婚后为了家庭放弃了学问，“予不亲古人久矣”。她认为“小儿缠人，何能执卷也？……予念不为人妇则已，既为人妇，即当尽妇职，不敢为一己之学问，放弃家庭之责任也”。类似的话在绍振华女士的《侠义佳人》中，女主人公高剑尘也曾说过：“我既为人妇，一家的事物，琐琐不一，虽说不用我动手做，须要我分派。主妇一不在家，各人就要偷懒，何况出去就馆，那还成个家吗？{24}”在《侠义佳人》中，作者绍振华对高剑尘的这种妻职母职的自觉责任感的说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幻影女士则对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怀疑。回到《灯下琐语》，姐姐——少妇的妇职观念态度非常鲜明，一直扮演着“劝慰”与“开导”妹妹的角色，企圖用传统伦理、道德将女郎对现实的不满、质疑给浇灭，以此“拯救”妹妹。她开导女郎要认清现实，顺势而为，随遇而安。少妇认为，妹妹是“思虑太重”，她希望妹妹不要太过“聪明”，“谓聪明人多短命，非聪明之短命，惟其聪明，人未觉者己先觉，人未虑者己先虑，心思才力，消耗太过，自促其寿耳。”
现在的姐姐或许就是妹妹的未来，现在的妹妹或许就是姐姐当年的写照。姐姐或许也曾意气风发，而妹妹将来或许也是这样一个庸庸碌碌的家庭妇女，被强权秩序卷入和同化，慢慢习惯了这种理想破灭的痛苦并为这种传统的世俗的生活作辩护。对这种女学生悲剧命运的循环，幻影在文终用了这样的一句话“天上月光，辗转出没，与层云相激战”作为结语，仿佛暗示着启蒙理想与黑暗的现实相激战，泄露了年轻的妹妹无法自主把握人生追求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折磨。
《灯下琐语》不仅仅写出了幻影对知识女性出路问题的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体现了她对女学“培养国民之母”宗旨与启蒙女性意义的反思。幻影敏锐地观察到，虽然女学的意义是培养国民之母，但当踌躇满志的准国民之母进入家庭之后，却只能老实本分地为人妻为人母，被传统的观念与家务活紧紧束缚，沦为一名庸庸碌碌的妇人，婚姻家庭成为了葬送才女的坟墓，“先启其知识，后投于苦海”{25}。女学生的生命价值要么被无视，要么只能体现在对夫家的奉献上。不仅仅是《灯下琐语》，幻影在《伤心人》、《隐恨》等小说中也流露出对女学矛盾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她真诚的向往启蒙、相信启蒙，并且认为改良家庭、培育好下一代是拯救中国的好途径。但另外一方面，她又意识到，女学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命运，教育与启蒙并不能够承诺女学生们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社会早已为女学生们安排好了既定的人生轨道，传统的家庭秩序也并没有给这些“准国母”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女学生一旦离开学堂这个“乌托邦”，踏入家庭，仍旧是男性的玩物、婚姻中的牺牲品。而且，启蒙教育还可能让她们在觉醒后，体会到一种无路可走的悲哀。这让幻影时不时地怀疑启蒙的意义。正如《灯前琐语》中所写的：“惨境将临，犹在梦中，夜深不辍学，考试何为？揭晓后汝身已在牢狱矣。”幻影更借笔下女学生卢妙仪之口去控诉，当社会秩序不能保障女性的权益时，谈论教育的意义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今始知聪不如愚，美不如丑。使妙仪生而愚丑，仅为灶下婢，无知无识，浑噩终身，无所谓薄命，亦无所谓精神上之苦痛也。今后若有愚蠢大学，专能闭塞人智慧者，妙仪甚愿报名入学也”。幻影认为，即使遇到一个好男人，新女性仍然无法规避成为现有秩序的牺牲品。跟一般的鸳蝴派小说热衷于以男女双方成立家庭作为小说结局不同，幻影喜欢以成立家庭作为故事的开端。《隐恨》、《坟场谈话录》中女主人公的故事都是从遇到一个好男人、成立良好家庭开始的。尤其是《隐恨》中，“学问淹博、行为端淑”女学生李敏贞的婚姻符合一切幸福的指征，双方情投意合、门当户对、家长赞成。可是，李敏贞最终还是成为了这个婚姻的牺牲品，因为男方家催婚而不得不提前卒业，婚后跟公婆的矛盾却令其有“身出礼仪之乡，而入无知之俗，人生到此，冤恨无穷”的隐恨，甚至性格扭曲希望“公婆速死”。在现有社会秩序下，新女性寻得一个专一有才能的“新男性”共建家庭，也不能保障知识女性得到幸福。
从《秋窗夜啸》中逃避婚姻的去凤和《灯下琐语》叩问女性理想归宿的妹妹，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已经有部分女性意识到，婚姻、家庭均不可靠，只有选择独身才是新女性的最佳选择，是避免自己“庸俗化”、掉入淤泥的最佳手段。在小说中，尽管女主人公这种对孤独和独身的追求以及对婚姻家庭世俗生活的逃避不被社会世人所理解，但她们仍愿意一意孤行，孤独地探寻人生的意义。那么，女性知识分子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幻影发表在《礼拜六》上的最后一篇小说《絮萍》中，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絮萍》像是《灯下琐语》的续集，女主角、教育家絮萍替《灯下琐语》中那个迷茫的女郎作出了决择，开展了她后半段的人生。小说中，年轻的絮萍面对的选择困境是，她必须在伦理角色与社会角色二者中选择其一：要么做一个贤妻良母，守护性别身份，嫁给刘郎，蜗居在小家庭之内，要么放弃伦理身份，走出家庭、踏入社会，追求独立自主。絮萍知道，一旦选择进入社会、成就自己，便必须抛下对世俗情爱的追求，同时承受“不孝”的罪名。文本花了大量的笔墨叙述了絮萍的心理斗争，一方面是养母与刘郎的期盼，以及自己对未来孤独伶仃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对家庭的厌弃，对“人贵独立”信念的坚守。在晚清民初“将新未新”的社会秩序下，主体性意识刚刚萌芽的新女性一方面有自身的主体性追求，但另一方面又很难突破被指责背叛伦理情义的困境。当无法找到有效而两全的解决方法时，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继续臣服于既有的父权体系下。幻影创造出絮萍这样一个女性人物，表现女性在自我与伦理两者间“不可兼得”的抉择的精神磨难、心灵创伤，让她背负着时代变革里的苦痛、创伤与焦虑。
幻影也有其不够“进步”的地方，她文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在厌弃婚姻家庭后才走上社会{26}。这样的女主角显然不够“主动”与“进步”。《礼拜六》主编王钝根对此就颇有意见，他在《回头是岸》的评点中写到“（幻影）谓欧洲遇失意事辄寄其情于慈善事业，此言有犹未尽。盖欧美妇女……而尽瘁于慈善事业者，正不必失意者为然。”但在幻影女士七个月后发表的小说作品《絮萍》中，我们可以知道，她并没有接纳王钝根的意见。絮萍仍旧是因对家庭婚姻失望才追求独立，而且，虽然絮萍最终如愿在社会上立足，但她对伦理身份的放弃却颇为惋惜。正是这种“不进步”，让絮萍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女性不再是在最古老的意义上被书写，也不是被当作一个“类男人”的女英雄豪杰被书写，而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现代女性主体被书写。或许，幻影坚持认为，中国妇女跟过往决裂、走入社会、由旧变新、由家而国的心理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需要一种痛彻心扉的领悟来推动。虽然，慈善、教育事业以及国家种族的兴盛并不构成女主人公坚持独身的原初动力，但却是叙事的终点，幻影让女主人公的独身理想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巧妙地让女主人公对国家事业的追求成为叙述的合法性依据和叙述的强大动力。独身与爱国的结合允诺了女主人公的独身，允诺了其进一步去寻求自己的社会角色与独立的自我，更使整个文本看起来符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流话语。“通过强调女性的社会责任来摆脱对女性的他性化指认，实现男女平等，并没有为女性这一独特性别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依据{27}”，但幻影笔下，女主人公在民族国家话语的遮蔽下，对于独立的主体性的追求悄悄地飞翔。
从《秋窗夜啸》《灯下琐语》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女性小说家关于女性独立、自养之路的探讨表现出了她们解决时代问题的努力。作为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们希望从婚姻家庭与自我完善中找到平衡，期待实现两性的真正平等。但“若既嫁人则子女牵缠，必不能如今日一切自由也”{28}，当“贤妻良母”这个伦理身份妨碍到其成为一个立足于社会的独立的主体时，她们尽管焦虑痛苦，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赞成通过保持独身以维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做法。她们意识到，女性一旦进入家庭，社会的大门就对其关闭，女性想要进入社会、进入现代历史，独身是必要的条件，独身是女性踏入社会、历史的入场券。“从古至今总是讲什么男尊女卑、扶阳抑阴之谬论……照他们的希望，就使吾们同胞姊妹都受了教育，有了学问，到头来不过巴结到一个贤妻良母的资格。说什么母教，说什么内助，不过还是男子的高雅奴隶，异族的双料奴隶罢了”{29}。而她们的目标则是“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当以女英雄豪杰为目的”{30}。虽然她们受限于时代，说不出“我是我自己的”这样激烈的话语，但她们却明显地表达了她们的意图，那就是“我不愿意我不是我自己的”。在当时，这种对主流教育目的和“现有秩序”的犹疑和反省非常值得关注，有关独身的抗争也不可谓不激烈。这是女性走向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一步，也是女性摆脱依附地位走向男女平等至关重要的一步。
①②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26页；第134页。
③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二“至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④⑤ 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8页；第39页。
⑥ 朱有寰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9-650页。
⑦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⑧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364-366页。
⑨ 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资料》，传记文学出版社第1012页。
⑩ 《教育·各省教育类志》，《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第11期，第328页。
{11} 初我：《女界之怪现象》，《女子世界》第10期，1905年2月。
{12} 朱惠贞：《漆室女》，《妇女时报》2号宣统3年闰月（1911-闰月）。
{13}{18}{19} 吕韵清：《秋窗夜啸》，《女子世界》第3期，1915年3月。
{14} 幻影女士：《灯前琐语》，《礼拜六》81期，1915年12月18日。
{15} 幻影女士：《絮萍》，《礼拜六》86期，1916年1月22日。
{16} 高剑华：《裸体美人语》，《眉语》一卷4号，1915年4月28日。
{17} 吕韵清是当时知名的女小说家、女诗人、女画家，目前可见的长篇小说有2部，中短篇小说近20部。学界认为她大概出生于1870年。吕韵清年幼时因为家族的衰落寄养在徐家（另一位女诗人徐自华家），作为徐家姐妹的陪读，被称为“徐家黛玉”。在1915年3月她发表《秋窗夜啸》这篇文章的时候，吕韵清已经45岁了，目前无法考证这篇小说是否是她年轻时候的闺阁之作。
{20}{21} 朱惠贞：《漆室女》，《妇女时报》2号宣统3年闰月（1911-闰月）
{22} 幻影女士，生平不详，广东人，曾在教会女子学校就读，曾任家庭教师及护士。
{23} 胡适：《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
{24} 邵振華：《侠义佳人》。
{25} 幻影女士：《灯前琐语》，《礼拜六》81期，1915年12月18日。
{26} 如在幻影稍早的小说《隐恨》中，女主人公李敏贞之所以起了“不如离此（指公婆家），投身教育界或者专心医学，为社会服务”的念头，是因为她的婚姻遭遇了不幸，知道“家庭实变相之地狱”，于是想离家“尚可省却几许烦恼”。《回头是岸》中，女主人公是被男友抛弃后才投身慈善。《絮萍》中的女主人公也是由于自己的身世不幸而对家庭生活不抱希望。
{27} 王宇：《性別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28} 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载1902年5月8日《新民从报》第7号。
{29} 苏英：《苏苏女校开学演说》，《女子世界》第12期。
{30} 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妻良母》，《女报》第一卷第二号，1909年2月。
（责任编辑：黄洁玲）
Traitors to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Mothers：
A Brief Analysis of Modernity in ‘Singles Fiction by
Women Writ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cau] Du Min
Abstract： For national regeneration， modern enlightenment thinkers promoted‘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Mothers，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ene for women as‘women nationalswhile ignoring their own needs for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some of the women writers began having doubts abou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ainstream educational purposes and they reflected upon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the new woman. In their writings， female protagonists give up on marriage and family that traditional women cling to and they seek their new spiritual destination， and， in so doing， singlehood becomes a way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ridding themselves of the dependence and realizing their own selfhood.
Keywords： Modern womens fiction，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Mothers， womanpower， consciousness of femin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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