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苗

　　摘要：本文以1882年至1912年间日本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对象，对其体现的中国文学史观加以考察，指出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以汲取西方文化为主，但至迟在1912年以前，对儒学的接受仍占较大比重。从儒学的角度把握中国文学的特质，成为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外，泰纳的三因素学说、中国古代文论也对明治汉学家产生了影响，并以此构建了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观。与此同时，此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普遍表现出对先秦思想的重视，以此进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回顾与追溯，其实质是为日本的本国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日本；中国文学史观；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64-08

　　1882年至1912年三十年间，日本集中出版了20余部中国文学史。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不仅标志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同时反映出日本当时的学术走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文学史在明治时期集中登场，意味着日本对此领域学术主导权的争夺。由于写作时间仓促，著述的质量难免良莠不齐，而著者价值观的差异，也使得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见仁见智，殊难同调。尽管如此，作为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过渡的产物，这批中国文学史彰显了较为显著的共性特征，并由此构建了明治时期所特有的中国文学史观，现择其要略加阐述。

　　一般而言，“文学史观”是指文学史撰写者与接受者对文学现象及其发展历程所持有的基本观念与价值评判。本文所论述的对象，指日本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者。时间的上限是标志日本中国文学史开端的1882年（明治十五年），下限设定于1912年（明治末年），即以明治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考察范围。

　　一、先秦诸子思想与中国文学史观

　　19世纪末日本从西方引入“文学史”，当晚清学术尚以训诂与考据为主，日本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已着先鞭。1882年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出版，为“中国文学史”发轫之著。此书始于《周官》，迄至《国语》，以17章的篇幅叙述了先秦诸子思想。尽管其中穿插了对《诗经》、《楚辞》的评价，并将楚辞与日本和歌加以比较，但总体而言，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并不多。因此，虽以“中国古文学略史”题名，但实际上对于“文学”的理解却限于诸子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史”在传入日本之初，其概念界定的含混。

　　末松谦澄长期留学英国，他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即是根据他在英国期间的演讲稿整理而成。彼时已有戈培尔斯坦因的《德意志文学史纲要》（1827）、哈拉姆的《欧洲文学序说》（1837-1839）、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4-1869）等陆续出版，然而，《中国古文学略史》对此毫无体现，包括当时流行的文学史理论及研究方法。末松谦澄在序言中表示，先秦诸子学说既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也与日本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编纂此书，旨在为研究日本传统文化之辈提供便利。这或许可以说明，他的意愿并非在于中国文学史，而是通过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梳理与介绍，为整理日本文化提供一种参照。河田熙在序言中的阐述，亦可资参考：“况汉土之学，实本邦文物之祖，苟志于学问者，固不可不讲究其书也”①，也就是说，从“本邦文物之祖”的角度强调中国古典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要性，劝勉有志于做学问的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古典。此处的“文物之祖”，是指中国文化，尤其指先秦文化。尽管将先秦文化提高到“本邦文物之祖”的高度，但是对于末松谦澄及其著述，仍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其所着力探求的，其实是作为文化源头的先秦思想如何与日本文化产生关联，从而为日本近代国民精神的需要提供一种学术性产品。

　　末松谦澄重视先秦思想，尤为倡导儒学。这种对于儒学的倡导，实质上也是对儒学所实行的日本化改造。由于末松谦澄等主流知识阶层的推动，明治政府最终将儒学确定国家教育的基本准则，并于1890年10月颁布了《教育勅语》，以国家教育纲领的形式宣告了“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在明治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均表现出以儒学为重的倾向，与当时的国家教育纲领颇为符合。

　　1897年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作为日本近代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通史，此书重视儒学，强调儒学教化。田口卯吉认为：“今此书成矣，学者辄得详彼此文学，为父子为兄弟之情，而知所以振作之方法，则其裨益国家文运，非少小也。”②直接表明此书是为阐明儒家大义所作。此外，由此书的叙述框架也可看出儒学的比重，包括序论在内，“第二篇 诸子时代”、“第三篇 汉代的文学”、“第五篇 唐代的文学”以及“第六篇 宋朝的文学”均为与儒学相关的内容。

　　具体而言，古城贞吉从儒学的角度切入对中国文学的分析，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归根结底是受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读书文字之徒为王朝所网罗，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质是上流社会的产物，其章奏议论的散文，多条理畅达、儒雅切实的实用文字。其雅颂鼓吹之诗，亦以雄浑正大的台阁气象显现。故唐宋以来，取士之法，科举由来，皆为企念官途利禄的人所下的诱饵。……中国古代文学是科举制度的產物，反映了每个王朝的政教思想活动，此类作品具有贵族化倾向，称之贵族文学。与此相反，描写田园稼穑、桑麻牧畜等民家日常生活光景之作，以及反映民众的适意闲乐之作，称之为平民文学。③

　　在古城贞吉看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所倡导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入人心，具有无法消磨的特性，这种特性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质是雅正宏大的贵族文学，而非平民文学。古城贞吉倡导日本学者，一定要知晓儒学，并对儒学作了如下阐释：

　　儒家学派是包括孔子在内的总称，但是儒家学派却并非孔子独自创立。究其渊源，儒家思想远在孔子以前便出现，只是孔子对其进行了整理，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自己也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体上就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儒家的缘起应当与称之“司徒”的官有关，所谓“司徒”，是掌管一国教化之官。另据周礼，太宰之职是“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此外《联师儒》载有：所谓师儒，指以道艺对乡里进行教化之人，古为致仕贤者，以德行教化乡里子弟，是为乡闾的标识与模范，能感化众弟子之人。所谓“师”，是指包括六艺在内，教授弟子揖让读诵之人；所谓“儒”，与“师”一样都是指全才的君子，既要精通六经，又要怀有仁义之心，远达尧舜，近通文武，立身修己，为经世济用之才。故司马迁说：“儒者以六艺为法”，班固也说：“古之儒者博学六艺之文”。孔子怀圣人之德，却无施展之机，因此谈论诗书、修习礼乐，作《春秋》以明王道，实为崇古的理想主义。追随孔子的弟子多达数千人，孔子教书育人，因此兼具古代的“师”与“儒”之称。④

　　从古城贞吉的经历来看，其本人也深受儒学思想的沾溉，在儒学思想观照之下，古城贞吉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始终坚持以诗词为正统。他推崇“唯诗以言志”，对戏曲小说加以排斥。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古代帝王以诗赋网络人才，难以出现流露真性情之作，而权贵宴饮聚会时的赋诗逞才，频繁的应景酬和，使得大量的诗赋流于空泛；一方面，对元杂剧及明清小说置若罔闻，以至于《西厢记》、《桃花扇》、《水浒传》、《红楼梦》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集体缺失。

　　与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同年出版的，是笹川种郎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平田昌司曾评价此二著：“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将重点放在经史、传统诗文上，而在同一年出版的笹川种郎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仅介绍通俗文学作品，不愿将经史和文学等量齐观。前者的写作态度，很可能受到了木下犀潭学系‘程朱学的文学理论框架。可以说，古城的著述是在木村犀潭学系和19世纪日本新知识的基础上，以文学史的形式体现了济济黉几个师生和明治时代社会默认的、共同努力的文化目标。”⑤在平田昌司看来，与笹川种郎在东京大学接受西方知识不同，古城贞吉在济济黉所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对其日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使其研究更多的局限于经史和传统诗文。

　　此后，古城贞吉本人也意识到，在《中国文学史》中未论及戏曲小说是一个缺憾。1902年他的《中国文学史》再版，他在“再版例言”中表示：“关于初版时提到日后将要考察唐宋的佛教文学、金元的词曲小说的问题，因迄今尚未获得更多的材料，此次再版仍未能对此展开论述，此话题只有留到日后再说。本书有关明清文学部分的论述颇为简略，因此打算另写一部《中国近世文学史》。”⑥由于种种原因，古城贞吉未能完成此著。

　　与古城贞吉、笹川种郎同时期的汉学家还有儿岛献吉郎，作为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东京大学培养了多位汉学家，儿岛献吉郎也是其中之一。他撰写了多部中国文学史，其时间跨度之久，著述数量之多，在明治学者中堪称榜首。儿岛献吉郎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小史》（1894），便突出了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此后的著述始终体现了这种思想倾向。

　　1909年儿岛献吉郎的《中国大文学史古代篇》出版，其中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叙述占据了六章篇幅。1912年《中国文学史纲》出版，儿岛献吉郎在叙述中国文学特质时，仍以儒学为切入点，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有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之分，其中贵族文学主要是宫廷文学与应制文学，平民文学则是具有田园自然之趣的文学：

　　古代的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天子一人之心，往往左右天下万人的思想。中国古代文人恋势利功名，往往以出入台阁为荣光。中国历代皇室乃名誉之源泉，万众视线集于天子一人。因此其诗文以政治经纶为主，且多有台阁之气。如果说乐享田园、热爱自然之作是平民文学，则中国文学是最发达的贵族文学。唐虞三代的文学是少数贵族的文学，至于梁之宫体、唐之应制体、明之台阁体，皆乃贵族文学。……贵族文学出自缙绅之手，叙其经世之志。平民文学乐享田园自然，叙其人之情操，发乎庶民之口，描绘社会真相。且贯穿世态人情，以悦庶民耳目。然而在中国贵族文学占据绝对势力，平民文学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已。⑦

　　在此基础上，儿岛献吉郎进一步提出，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文学属于悲观文学：

　　中国古代文人的初衷是第一立德、第二立功，其半生的事业是向政治方面而努力，直至晚年才转向真正的文学生活，以诗歌文章来抒泄郁懑不平之气。如果说，歌咏骨肉恩爱的天伦之乐，亲友互诉情话之悦，山川草木风月花鸟之美，是一种乐观文学，那么中国文学则是最发达的悲观文学。先秦诸子的文章，唐宋诸家的诗歌，皆有悲观文学的倾向。⑧

　　儿岛献吉郎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平民文学、贵族文学、悲观文学，归根结底是受儒教的影响，“孔孟以来，人皆以治国平天下为毕生理想。学而优则仕，因此作者总怀有攀龙附凤之念”。⑨他还认为，在孔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难以脱离功利色彩，尽管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然而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学往往与功名有关，如“汉代论文勃兴是由于以策论选人，唐代韵文极盛是由于以诗赋试士，宋代经学普及是由于以经义用人，明代八股文流行是由于以八股取士。”⑩在儿岛献吉郎看来，即便不为求取功名，文人同样怀有兼济天下、渴望参政之心，这是四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特质所在：

　　孔孟晚年著述立说，虽绝于仕途，然二圣心中仍欲明经纶之志；老庄鼓吹无为，主张平等，以此破除先王的礼乐刑政，然二贤胸中犹愤世慨时，怀忧天下而济众生之念；阮籍、嵇康寄托醉酒，以此逃避人生，其蔑视王公贵族，视富贵如浮云，以醉乡诗人的面目出现，然而眼里却仍是慷慨悲愤之泪；谢灵运谢惠连寄望丘壑，晚年流连于山水之间，以山泽诗人之名享誉天下，然其头脑中，却仍有郁勃不平之气焰，藏有渴望参与政事之欲火；李白豪放不羁，将宠辱置之度外，却仍不能安于田园生活；周敦颐心胸洒落无尘，热爱自然，然而其并不能兴起平民文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归居田园，种苗于东皋，采菊于东篱，悠然而见南山，此乃真正的田园诗人。{11}

　　基于同样的思路，1900年前后出版的高濑武次郎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开辟专章谈“孔子”、“老子”、“列子”、“孟子”、“庄子”，而且从“著者年代考”、“著作介绍”、“学统”、“著者性格”、“当时的形势”等多方面详加论述。以倡导“新文学观”著称的久保天随，在他的《中国文学史》（1903）中，同样突出先秦思想，有关先秦学说的叙述占据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的比例。

　　实际上，日本对儒学的重视由来已久，日本历史上对于中国典籍所作的训读主要是先秦诸子学说{12}，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用训读的方法阅读先秦的儒家经典已内化为日本学者的一种基本素养。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学尤其受到推崇。虽然5世纪前后儒学才以官方的渠道传入日本，但是在此之前先秦诸子文献已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作为日本最早的成文法，7世纪初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儒学，其中“以和为贵”、“治民之本在于礼”等思想均基于儒家典籍。成书于8世紀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日本最早的文学与历史著作，对于日本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两部书其实均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江户时期儒学更是被确立为官学，在长达264年的江户幕府统治期间儒学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历代幕府将军推崇中国文化，如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本人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其召集学者讲译汉学经典，甚至亲自主持刊行《群书治要》、《贞观政要》、《孔子家语》、《六韬》、《三略》等汉文书籍。

　　明治维新后，总体来说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渐次减弱，然而，从儒学的角度把握与阐释中国文学的特质，这种文学史观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20世纪初，盐谷温实际上仍在延续这种儒学精神。尽管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标志着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跨入了近代化的学术体系，但是其本人仍无法脱离儒教意识形态性格，以及将儒教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受儒学思想深刻沾溉的明治中国文学史家，在其著述中刻下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在他们的中国文学史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于儒学的重视，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于儒学与中国文学关联的思考，这是研究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需要留意的问题。

　　二、泰纳的“三因素”学说与中国文学史观

　　明治时期，泰纳和他的文学理论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知识界迅速传播开来。概而言之，泰纳的“三因素”学说包含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环境是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内，二者共同构成了影响文学发展的外部压力。其次，种族的差异也会影响到文学，泰纳将希腊民族、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进行对比，推导出由于南北人种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风格。第三，在泰纳看来，种族是文学发生的内部主源，种族如同植物的种子，全部生命力都凝聚于此，起到孕育生命的作用，环境与时代则如自然界的气候，起着自然选择与淘汰的作用。泰纳因此主张，所有的文艺创作及其发展趋向，均可以追溯到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研究作家作品，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占有大量材料，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与研究。这种注重从外部因素来考察文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学史家所认同与标榜，并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予以体现。

　　泰纳的三因素学说最早运用于中国文学史，是在明治三十年（1897）。当时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作为日本第一部叙述先秦至清的中国文学通史，此书开篇便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谈起：

　　中国的环境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山川风土、风俗好尚都是一个国家的缩影，这个缩影会映射到文学上。中国作为亚细亚最大的一个国家，高山大河在境内流过，土地广漠无边，风俗习惯南北东西皆不同……中国自古以来西北的政治较为严苛，江南的统治较为宽松，政治的影响呈现在文学上，则西北之词气势刚烈，音韵铿锵；江南之词雍容和雅，和音婉转。……又可见莺花流转，留恋荒芜，哀歌怨音，喉珠婉转之词，正是江南烟雨暗柳的环境使然。中国的南北山川、人情强弱投影到文学上，表现出中国诗歌特有的山川风露之气，或由于中国有长江大河高山峻岭起伏贯通于其间。其蜀道之险峻，江南之美景，皆为世人墨客提供了绝好的写作素材。李白、杜甫以降，东坡、石湖之徒无不游历四方，或沐细雨、或骑驴过剑门，或在夜半登吴船作诗，或在武昌樊口幽绝之处，春朝秋夜欣赏四时美景，本来无心的风烟也被文人韵士吟咏一番，中国文学的精彩正是有赖于山水烟景之美。{13}

　　古城贞吉认为，中国土地广阔，南北东西的风物不同，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南北不同的风格。不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对古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这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西北政治较为严苛，江南政治较为宽松”，这种情况投映到文学创作上，便呈现出文学的地域特点，从而表现为“西北之词气势刚烈，音韵铿锵；江南之词雍容和雅，和音婉转。”此外，中国古代文化受制于政教，章奏及议论体散文十分发达，而且多条理畅达、儒雅之作，从整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始终无法脱离上层社会的苑囿。这种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环境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是泰纳文学理论的一个具体运用。

　　明治三十一年（1898），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开篇，便从中国的文明与中国的人种谈起。笹川种郎根据地域的不同，将中国人种分为“南人”与“北人”，并详细分析了中国南方人种与北方人种的区别，认为正是由于人种的差异，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差异：

　　中国古代文明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一区域是汉人种的居住地。汉人种居于北方，中国文化自此而起，这里是古代历史的中心，自然也代表了中国古代人民。相比之下，中国的南方远不及北方兴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心以外的区域。如果将北方人种与南方人种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全然不同的差异。其相貌、骨骼、语言都不同，而从人种的特质来看，南方人种善于想象，北方人种则注重实际。燕赵古来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由于他们重视时政。而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太虚说，庄子的人生观，却几乎都远离现实。楚国的巫术以及辞赋皆属南方，可见南方人种想象之丰富，因此他们也深懂诗趣。{14}

　　笹川种郎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的生活习惯、饮食偏好及住宅等差异，甚至对“南方吃姜，北方吃蒜”这样的生活细节，也逐一加以考察。之所以这样做，旨在突出人种对于文学产生的影响。笹川种郎认为，虽同属中国古代文学之大范畴，但是人种的差异促成了文学的差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笹川种郎谈到，中国北方人种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较而言，北方人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较少，更为偏重实用主义，儒教集中体现的是北方人的思想旨归。以儒教精神为核心的文学是北方文学，这种文学的特质是实用主义，因此尽管中国在远古时代就不乏名篇大作，然而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小说和戏曲直至近世才开始发展，除戏曲小说以外，中国古代的历史散文、策论文及诗歌其实均有儒教思想的渗透。在笹川种郎看来，中国古代少有规模宏大的叙事诗，少有戏曲小说的大作，少有崇高优美的美术作品，少有幽玄深重的宗教，皆与中国北方的儒学与实用主义思想有关。不过，他也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國南北文学思潮曾在不同时期产生了汇流，并逐渐形成了“融合与混同的折衷趋势”：

　　在先秦时代末期，中国的南北思潮表面上看曾经出现过汇流，然而实际上是南北两思潮处于对立的时代。汉代稍加弥合，至六朝时代则几乎倾倒于南方思潮。佛教注入中国文学实际上也是由于南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所致。唐代以后南北思潮更加气势磅礴各殊其途，然而总体来看出现了融合与混同的折衷趋势。{15}

　　笹川种郎从人种的差异性出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应分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加以研究。他认为，尽管中国文学呈现出气势恢宏的总体特征，但是由于“人种”不同，南北文学的差异性很显著。此外，政治环境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所影响，“统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顺序，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文学特色，总或多或少鼓吹文学革命或革新。”、“古代政治策略总是对于文学产生影响，如唐朝以诗取士，则诗歌尤为发达，宋代以策问选拔人才，则策论在宋代最为兴盛，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消长总是与政治策略相伴。”{16}诸如此类，试图通过对中国的人种、环境与时代等外部因素的讨论，找到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与灭亡的一般规律。

　　从种族、环境与时代的差异思考文学，其理论渊源可以上溯至维柯，经由温克尔曼、赫尔德以及斯达尔夫人的推波演绎，泰纳最终成为此理论的集大成者。泰纳指出，种族在文明的历程中具有稳定性，“经过30个世纪的变革而起着变化”、“在其语言、宗教、文学、哲学中，仍显示出血统和智力的共同点”。{17}因此，当种族的天性不断积淀为一定的习俗与传统时，其文学的想象、表达及其风格也必然留下这种“原始的印记”，在“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中，由于“种族”所包含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而被泰纳推至首位。概而言之，泰纳试图用自然规律解释文学现象，认为文学也有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是近代科学实证主义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例证，其打破了著述者的纯主观体验，重视客观事实材料，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考证。

　　泰纳强调以事实材料为依据，注重考察与作品无关的外部事实材料，对此明治时期的文学史家多有践行。如笹川种郎在叙述中国文学史时，便花费大量笔墨叙述了中国的文字、拜自然的习俗、家长制度的发达、生存竞争的激烈以及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政体等，以此探求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又如明治三十六年（1903）出版的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同样以泰纳“三因素”理论为基础，对种族、环境与时代因素展开详细的考察，他从中国的人种谈起，考察中国文学的起源：

　　中国的国民，也就是所谓的汉人种，究竟起源于何处？西洋的学者对此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从中国的西部，也就是越过中亚细亚而来。他们穿越高山险阻，定居到太古鸿蒙、云雾深锁的黄河流域。因未曾有征服其他人种的历史，因此其建国精神是保守而不思主动进取的。……总之中国人文的总体特征是保守的、重实际的。{18}

　　久保天随认为，中国的人种“保守而重实际”，正是由于中国人种的这种特质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主义与保守主义倾向，尽管有个别作品的特例，然而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特征是趋向实用与保守，这一点在与他国文学的对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古城贞吉、笹川种郎不同，久保天随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学除有“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之分，还存在一个“中部文学”地带，因此，他在《中国文学史》中，注重从“北方文学”、“南方文学”、“中部文学”三方面把握中国文学的特质。他还提出“时代共同思想”，指出时代的共同思想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力，这与泰纳提出的“时代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无独有偶，明治四十二年（1909），儿岛献吉郎的《中国大文学史古代篇》出版。此书同样从国民的特质、个人的特质、时代与地域的特质等方面阐述中国文学的特质。具体到章节的论述中，则突出作家个人的性格与人生际遇对作品产生的影响。如在“孔子”一章中，儿岛献吉郎不吝笔墨地叙述孔子的性格，他讲孔子的性格有三个方面，即：智者的性格、仁爱的性格、勇士的性格，这三种性格在孔子的身上交相辉映，孔门学说是此三方面性格的综合体现。他还考察孔子生处的时代与人生经历，认为孔子的思想无法脱离外部条件的影响，正是由于孔子家境贫寒，身處乱世，加之周游列国而不得志，政治主张没有施展空间，最终促成孔子教书立业，得以完善孔门学说。也可以说，“智者”、“仁者”与“仁爱”的性格是孔门学说的内部主源，孔子所生处的激烈变动的时代是外部压力与后天动力，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得以形成与完善孔子思想。又如谈庄子，同样注重庄子的性格，由庄子的性格谈及时代环境，以及庄子生活的地域特色，并分别将上述因素归结为庄子学说产生的内在动因与外部压力。其他如贾谊、司马迁、刘向、阮籍，情况亦大抵如此。

　　明治末年（1912），儿岛献吉郎在其新著《中国文学史纲》中再次谈到，种族、环境与时代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提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注重与儒教、佛教、道教之间的关联，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始终受儒释道潜在的影响与制约，并在预先设定的轨迹中发生与演变。

　　综上所述，泰纳所构建的文学理论对20世纪初的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明治学者自觉地将泰纳的理论用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初步尝试以近代西方文学理论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试图解释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本相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原因，这与中国传统的重感悟与内在体验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可以说，三因素学说打破了日本及中国传统的方法论，改变了清朝考据学、目录学等既有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思路。明治时期以泰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文学史，并非简单的作家作品的罗列，而是尝试深入到历史、种族、环境与时代的层面分析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无疑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然而，泰纳的三元素理论过于强调生理、遗传、地理等因素，忽视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规律。泰纳的有些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学，仅就种族而言，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并非异族人种，因此有别于泰纳所说的希腊民族、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以种族差异来评判中国南北文学，显然有失精当。20世纪后新文学史理论层出不穷，泰纳的文学理论逐渐为历史审美模式所取代，然而，其所开创的从文学外部因素去阐释和研究文学发展史的新方法，却成为中国文学史学科最初的坚实的奠基之石。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受容

　　如前所述，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中国文学史，有一个显著的共性，即对泰纳文学理论的运用。自1897年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开始，经由藤田丰八、笹川种郎、儿岛献吉郎、久保天随，直至1919年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均采用泰纳的三因素学说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构架。如泰纳所提出的，“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19}，这种从时代、种族与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地影响了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的书写。

　　然而还应当看到，对明治时期汉学家产生影响的，不惟是西方知识体系与文学理论，也有中国古代文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于日本与中国特殊的关系，使得日本自古以来就推崇汉诗与汉文。日本历来重视中国的诗论与文论，《汉书·艺文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文心雕龙》等均在日本盛行久远。这类著述往往通过对每一本书的评论，阐述一代文学的大旨及师承源流，并对作者及版本加以考证，这些思路与研究方法对于明治时期的汉学家无疑产生了影响。如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述中国文学的南北差异，最早可以上推至《诗经》。《诗经》中的“风雅颂”，实际上就是以地域划分作为编纂依据。孔子从《诗经》的教育意义出发，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其所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所说的“观”，就是直接阐明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情况与道德风尚。此外，《礼记·王制》认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亦俗”，《汉书·地理志》谈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文学产生的影响。《隋书》中的《文学传序》论述了中国南北文学艺术的不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指出当时江南文学“贵于清绮”，柔婉纤细，且辞藻富丽，而北方文学则刚劲粗犷且朴拙质直。《文心雕龙·原道》所言：“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將诗文提高到与天地并生的自然之道，这一观点对盐谷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至于盐谷温的论述与之如出一辙：“泰华巍巍耸千秋，江河洋洋流万古，天地的正气钟于此地。三代的文化夙开，汉唐之世，尊崇儒道，奖励文教，济济多士，翱翔翰苑，吟咏风月，发挥诗赋文章的英华。”{20}均是从环境与时代的角度探讨对文学的影响。

　　张少康提出：“两汉经学时代的特点是强调文学和政治教化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侧重于探讨文学的外部规律。”{21}诚如斯言，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之一。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侧重于文学外部规律，既是对泰纳文学理论的接受，也与中国古代文论有某种契合，实际上是对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折中。作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过渡期，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尚未自觉而成熟，但这并不能抹杀其价值，因为这种尝试本身，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① [日]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日本：文学社1882年版，第2页。

　　②③④{13} [日]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日本：东华堂1897年版，第4页；第6页；第43页；第6页。

　　⑤ [日]平田昌司：《木下犀潭学系和“中国文学史”的形成》，《现代中国》第10辑，2008年。

　　⑥ [日]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日本：东京劝学会藏版，1902年，再版例言，第6页。

　　⑦⑧⑨⑩{11} [日]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史纲》，日本：富山房1912年版，第7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0页。

　　{12} 训读是日本汉字的一种发音方式，是使用汉字之日本固有同义语汇的读音。日本传统上对于中国的四书五经等中国文化典籍，主要是通过训读的方法，使之日语化，以方便进行阅读，笔者注。

　　{14}{15}{16} [日]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日本：博文馆1898年版，第2页-第3页；第17页；第17页。

　　{17} 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第232页。

　　{18} [日]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日本：人文社1903年版，第4页。

　　{19} [法]泰纳：《艺术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0} [日]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日本：弘道馆1947年版，第5页。

　　{21}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The Construction in Japan of View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1882-1912

　　Zhao Mi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view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ies published in Japan between 1882 and 1912 and it is pointed out in the article that as late as prior to 1912 there was a large percentage of acceptance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even though the absorption of Western culture predominated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Hence the grasp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Confucian angle that became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written in the Meiji period. In addition， Hippolyte Adolphe Taines three-pronged approach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lso had an impact on the Sinologists in the Meiji period， thus constructing the view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at period. Meanwhile， much attention in this period was being paid to the pre-Qin thought in relation to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a way of retracing the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o Japans own literary researchers.

　　Keywords： Japan， views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