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华语语系研究，中国性，离散中国人，中国中心主义，帝国间性，文学的综理会商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24-14
“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目前在北美、东亚、东南亚地区方兴未艾。这一论述之雏形始于台湾学者陈鹏翔上个世纪末对传统华文文学的批判。但是，正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样，这一论述能够形成具有思辨向度的议题，必须归功于史书美。至今为止，史书美在华语语系研究领域所撰写的一本专书《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和三篇论文《华语语系研究刍议》、《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和《华语语系的概念》，使她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奠基者。
“华语语系”概念的发明
“华语语系研究”这个新颖的概念，在过去十年间风靡海外华语文学研究界，尤其是在中文写作人才众多的北美洲和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大陆泾渭分明的台湾地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带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波澜。经过学者们的不断演绎和酝酿，这个词汇有着不同面向和不同程度的解释，大家各自表述，众说纷纭。正本清源，根据史书美的诠释，华语语系研究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体的研究。这里所指的群体包括：一、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地缘政治之外的华语群体，他们遍及世界各地，是持续几个世纪以来移民和海外拓居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二、中国境内的那些少数民族，由于汉族文化居于主导地位，面对强势汉语时，他们或吸收融合或进行抗拒，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反应。由此，华语语系研究在整体上天然就是比较的、跨国族的，但它又处处与时空的具体性紧密相关，即依存于其不同研究对象而变动不居。①
华语语系研究瓦解自民族国家兴起后语言、文化、民族与国籍之间形成的等价链，透过思考在地生产的独特华语语系文化文本，探索中国与中国性、美国与美国性、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性、台湾与台湾性等边缘如万花筒般多边且具创造性地重叠交错。②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与理论，凭借的是它在具体时空内的历史与实践。当离散被视为一种普遍价值时，华语语系替离散订立一个截止日期；华语语系的概念排斥单一语言制、民族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它呈现语言社群存在的开放性与流透性，并以具体普遍性作为目标。华语语系对“中国性”霸权的抵抗，不仅需要我们在帝国群起的时代重新省视后殖民理论，也迫使我們重新界定学术研究的领域、对象与方法。③
史书美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共分六章，作者尝试在华语语系与中国、亚洲、美国的跨国经济文化关系和文化表述的互文脉络里理解华语语系的内涵，检视各华语语系社群与中国的关系是如何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问题重重；以及此关系为何无法对地方、全球、国家、跨国、移居地及日常生活实践等多角度、多元价值的脉络中的华语语系表述和呈现，有决定性的影响。④笔者把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归纳为下列三个：
本书从根本上颠覆并解构了数百年以来移民学者所建构的“离散中国人”（the Chinese diaspora）的概念。史书美指出，离散中国人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ethnic Chinese）在全球分散的概念，它是一个普遍化的分类方法，建立在统一的民族、文化、语言、以及出身之地（或曰故乡）的基础上。虽然此概念被广为流传与应用，但其实大有问题。例如，维吾尔族、藏族、满族或蒙古族是否属于离散中国人的衡量准则，就由其汉化程度所决定，因为所谓的“离散中国人”指的主要还是汉族的离散状况，由此可见，这个概念隐含了汉族中心主义。⑤
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与中国的关系充满紧张，而且问题重重，其情况与法语语系与法国、西语语系与西班牙、英语语系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暧昧又复杂。也许华语语系的主流语言是标准汉语，但它却暗示了语言权力斗争的运作。少数表述（minor articulations）的出现就是为了回应作为主要语言的标准汉语，它是去标准化、混杂化、断片化或者完全拒绝标准汉语的结果。
史书美不讳言华语语系也可以表述出“中国中心主义”（China-centrism），假设它永远满怀乡愁地回望中国，视中国为文化祖国或价值根源（不论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然而，华语语系更多时候是一个强有力的反中国中心论的场域。她举例说，1997年以前，香港的华语语系族群见证了本土派对广东话的恋物化趋势，用以对抗即将出现的标准普通话霸权。⑥
在本书中，作者就华语语系研究意欲何为的问题，做出如下试探性的建议：
首先，“离散中国人”研究关注的是几百年前到现在来自中国的移民，透过拆解这个系统性概念，史书美提出不同于“中国性”和“中国人”这些本质概念的想法。她认为应该更缜密地重新表述那些多元化、本地化、混杂化（creolization）、文化混融（metissage）和其他适用于历史和文化的复合理解的概念。
其次，华语语系研究让我们重新思考“源”（roots）与“流”（routes）的关系，“根源”的观念在此看作是在地的，而非祖传的，“流”则理解为对于“家园”和“根源”更为灵活的理解，而非流浪或无家可归。将“流”视为一个更具流动性的家（homeness）的概念，更符合伦理和更具在地性。当“流”可以成为“源”的时候，多维批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在超过国界的层面上，华语语系社群面对原出国和定居国之时，都可以持一个批判立场，不再是祖籍原乡和在地地方之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会损害移民和他们的后裔的福祉。⑦
“华语语系”作为分析范畴
在《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一文中，史书美就华语语系研究的定义提供一个概略性的、纲领性的视角，这一视角将后殖民研究、种族研究、跨国族研究以及区域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融汇起来。论文并不专门聚焦于文学，而是借助对“离散中国人”这一概念的分析和批评，提出华语语系的粗略轮廓。⑧
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这个概念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范畴。过去，中国国内外以汉语书面语写就的文学之间区别相当模糊，其结果是，中国之外的各种华语的文学写作（且不管语言标准与否）被忽视或边缘化了。基于此，“华语语系”概念并没有为中国文学设定一个中心地位，从而有效地指向了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华语文学。华语语言家族由很多不同的语言构成，不同的群体都倾向于使用一种特定的华语（且不管其变音转调）。基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华语语系文学在本质上是多语言的。⑨
史书美在文中进一步质疑“离散中国人”的概念。离散中国人寻求地方化的意愿非常强烈，例如新加坡。新加坡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前，从中国移入的知识分子在看待他们自己的文化时，便是以他们定居的国家为中心。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南洋”这个概念，并且很多人都反对把他们的文化说成“海外中国文化”。再如，印尼土生华人（Peranakans）和马来西亚混血的“峇峇”们（Babas），即所谓的“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混血文化，并且抗拒来自中国的“再中国化”（resinicization）。史书美由是对“即便几个世纪已经过去，种族净化仍然支配着人们寻根觅源的行动”提出强烈的质疑。
史书美指出，世界各地华语语系移民的情感自然是千差万别的，在散居的早期阶段，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寄居者的感觉，因为许多人都是生意人或干苦力的劳工。他们是留下还是离开，就提供了不同的度量机制，标示出他们愿意融合与否。离散中国人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程度的“中国性”，但是华语语系群体在如此长的历史跨度里散居在世界各地，导致人们对“离散中国人”这一泛称术语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王赓武是以提出“中国性的文化谱系”（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的设想来研究离散中国人的著名学者，史书美以王赓武所观察到的现象为例子：香港的华人从历史的观点上来说更中国一些，但是旧金山和新加坡的华人则具有更多“多样的非中国变数”。她也同时以另一位研究离散中国人的学者潘翎所观察到的现象为例子：美国的华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文化根基，因此“失去了中国性”。⑩通过这两个例子，史书美认为根深蒂固的“中国性”衡量标准需要做出适时的改变与调整。
史书美在文中提出了“离散中国人研究”的两个主要盲点。一是它没能超越作为组织原则的中國性，二是它缺少与其他学术领域的交流，如美国的族裔研究（在此，种族身份和国籍的根源可以被分解），东南亚研究（说各种华语的人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被看作是本地的东南亚人），还有各种立足语言的后殖民研究，如法语语系研究（根据法国的意识形态，说法语的华人是法国人）。由此，离散中国人研究的主流观点便认为，“华裔美国人”是迷失的人，甚至香港人和台湾人也只能被认为是“香港的中国人”或者“台湾的中国人”。史书美坦言，在离散中国人研究中，对于以中国为祖国观念的过多倾注，既不能解释华语语系人群在全球范围内的散布，也不能说明在任何给定的国家里，族群划分和文化身份上不断增加的异质性。{11}
作者相应地在文中强调“华语语系”作为一个概念的两个重点。首先，离散有其终时。当移民安顿下来，开始在地化，许多人在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会选择结束这种离散状态。对于移民前的所谓“祖国”的留恋通常反映了融入本土的困难，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强调离散有终时，是坚信文化和政治实践总是基于一定的地域，所有人都理应有一个成为当地人的机会。其次，语言群体是一个处于变化之中的开放群体。当移民的后代不再使用他们祖先的语言，他们便不再是华语语系群体的组成部分了。华语语系是一个变化的群体，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无论它持续多久），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与当地全体融合，进而成为当地的构成部分。此外，它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因为它并不是根据说话者的种族或国籍，而是依据其使用的语言来界定的。{12}
“离散为历史”和“离散为价值”之分
2016年5月中旬，史书美出席于新加坡举行的“华语语系国际论坛”之际，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张曦娜采访时，补充解释华语语系研究的立场是“反离散”，但很多人误解她有关反离散的看法。她指出，“反离散”的关键在于对“离散为历史”和“离散为价值”的区分。“离散为历史”指的是具体的华人散居世界各地的历史现象；“离散为价值”指的是永远保持“侨居者”的心态，永远向往中国为原乡。这种自我为离散的心理状态，以及这种心态促成的价值观可能是：不认同在地；抱持某种保守的文化优越的意识；用血统论来分人的高低、是不是自己人之分。这种心态也可以被用来歧视华人，如英国殖民者对华人的歧视，马来人觉得华人是外国人、篡位者等。“离散为价值”对多元民族的社会来说有很多问题。史书美强调：“所谓‘反离散反对的不是‘离散为历史，而是‘离散为价值，这个区别很重要。反‘离散为价值，就是不认同上面提的，以中国为原乡的本体论。”{13}
在《华语语系的概念》一文中，史书美经由华语语系社群构成的三个历史过程——大陆殖民、定居殖民、一般移民——的描述，提出“离散为历史”与“离散为价值”的分别，解构国家与语言、族裔、文化等被简化为一对一的等价链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对中国性批判的历史意义，以及华语语系文学为多语的、在地的、在特定历史情景的文化实践等的看法，对华语语系的概念加以耙梳。{14}
在史书美笔下，华语语系社群的形成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历史过程：大陆殖民、定居殖民与一般移民。大陆殖民：不同于现代欧洲帝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中国的殖民地位居内陆，属于作者所谓的“大陆殖民”，近15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对满清帝国的历史与特性考察及分析时进行理论性耙梳，将其定义为一个内陆亚洲帝国，此史学观点被称为“新清史”。他们详尽研究清朝对北边与西边大片疆域的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证实清朝自18世纪中叶起，即成为类似西方帝国的内陆亚洲帝国，此纵深的历史观点对作者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有重大的启示。
定居殖民：从中国来的移民群在当地组成多数人口（如台湾和新加坡）或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口（如马来西亚）聚集成华语语系社群，这些地方在特定意义上可被视为定居殖民地。这些定居殖民地可约略地与英国人定居殖民北美、澳洲和纽西兰等殖民地相比拟。在这些地方的英国殖民者，虽然有些可能是被迫离开英国，他们不应被视为被迫离乡的离散主体，而应被视为以殖民者的姿态统治当地原住民的定居殖民者。
移民/迁徙：华语语系少數民族社群大多数集中在西半球国家，占当地人口的少数。汉族几世纪以来的迁徙（以苦力、劳工、学生或商人等的身份）在迁徙地形成一个被汉裔化与种族化的少数社群，其多样性的华语与文化——主要为粤语与闽南语（包括潮州与福建话等）——的维持与衍生，替中国境外华语语系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在美国、英国、德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家，华语语系文化不是逐渐消迹便是蓬勃发展。在这些地方，早期移民在地化过程伴随着移民的来到，替华语语系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15}
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研究与少数民族研究的契合，有助于强调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内，非离散与具在地性质的华语语系文化，是民族国家内多元文化与多语性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研究让我们意识到华语语系美国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使用的各种华语也是美国语言的一部分。{16}她也认为，中国之外的当代“华语语系”与中国之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或后殖民关系，这是“华语语系”同其他语系的主要差别；但是，移居殖民地（settler colony）则是一个反例。作为20世纪历史发展的结果，新加坡的后殖民语言是英语而非华语。{17}
华语语系的概念显现声音和书写上的多语性，显示了这种语系的一大特征。史书美举例阐述这种多语性的特征：一、19世纪到美国的移民主要使用的汉语是粤语，他们不称自己为中国人，而称自己为唐人，他们是在种族化分配（racialized assignation）后才成为“中国人”。当美国这个多种族国家认为早期华人移民使用的语言为“中文”（Chinese）时，它没意识到所指涉的是粤语而非北京话。二、华语语系香港文学藉由新型用语和文字，长期协商于粤语与北京话之间。三、主流华语语系台湾文学则是河洛语和北京话协商的场域，文字上也屡有创新。四、华语语系马来西亚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在文本和电影对白里应用粤语、福建话、潮州话、北京话等不同元素的声音和文字。
史书美总结说，华语语系不只多音（polyphonic），也多文字（polyscriptic）。此外，华语语系的概念不仅表达语言的多样性，同时也突显这些语言在特定地点与当地非华语的各种语言在地化与混杂华的过程。{18}
史书美建议将“华语语系文学”视为存在于特定时间与地域的一种情境文学。她强调，华语语系文学作家应该展现“对居住地的承担”，并“在历史情境内实践自己”。承担与情境在华语语系文学中构成萨伊德式的“现世性”（worldiness），现世性不是无根漂流的无限扩张，也不是病态的自我迷恋或全球性（the global）的同义词。相反的，对在地投入的立场与在当地情境的实践，使萨特式的“有限性伦理与艺术”（ethics and art of the finite）成为可能。华语语系因为可被视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一种理论或许甚至是一种认识论。{19}
“帝国间性”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础
作为华语语系论述的奠基者，史书美否认她的相关论述仅只在于挑战中国中心主义。2014年6月，当她在接受新马华学者许维贤的访谈时，便对学界的这个误区进行大力澄清和自我辩解，同时把华语语系的论述重新聚焦于跨国族的文化特征上：
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它也是对在地的不同的中心论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我们在谈美国的华语语系文化，它是对美国白人中心及英语至上论的挑战；我们在谈马来西亚的华语语系文化，它是对马来中心与只有马来语文学可以被看作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一个挑战。在新加坡的情况的话，华语语系所挑战的东西又不尽相同，对不对？因为新加坡在后殖民的情况下，在英国殖民过后的整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国际都市的一个走向下，华语语系有它自己不同的批判对象。以为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是一个错误的。事实上，华语语系研究可以在美国研究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以在马来西亚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以在非洲研究，或者是法国研究都有。如研究高行健真的应该注意他为华语语系法国文学作家的意义。因为华语语系群体全世界到处都有。事实上他们的在地经验和在地批判是对那个地方的民族、种族、文化这些多数的、国家意识等等建构的批判。而当然他们也有对中国的看法或反思，对世界有所思考，在地或跨国，也是他们的选择。所以它真的不只是对中国中心的批判。{20}
奠基于《华语语系的概念》一文的立论，2016年10月中旬，史书美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华语语系研究：新方向”国际论坛上发表题为《华语语系帝国》的主题演讲，提出了“帝国间性（inter-imperiality）”的新概念，探讨此概念作为华语语系研究的重要基础的可行性。在演讲中，史书美思考了华语语系研究如何面对多重帝国间的交织错综，而其也必须被置放在其他帝国语言研究（涵盖欧洲与非欧洲的帝国）之间的关系网络中来看待。帝国不仅彼此竞争共谋，更互相模仿。他们时而在同一地域之内共存，时而先后追随彼此的步伐。举例来说，若是缺少了对法国殖民和美国侵略，以及越南曾沦为中国殖民地近千年的历史事实（至少就越南的官方历史为根据）等诸多因素的考量，华语语系越南研究将显得不够周延完整。种种帝国间性的共构结构性地造就了在中国境外，或是中国与中国性边缘，各种多语言、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华语语系社群。因此，英语语系、法语语系、日语语系，以及其他帝国语言研究不应单纯地被当作是种平行的相似性，而必须将其视为帝国间性的连锁且序列性的建构。{21}
王德威的“后遗民”论述
王德威的《后遗民写作：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和《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是华语语系论述领域中两本重要的专著，在前一本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为其所杜撰的“后遗民写作”（Post-Loyalist Writing）概念释义：
所谓的“后”，不仅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而不了。而“遗”是遗“失”——失去或弃绝；遗也是“残”遗——缺憾和匮乏；遗又同时是遗“传”——传衍和留驻。后遗民的“后”，原有自遗民论述的窠臼解放之义。但事实不然。如果遗民意识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变本加厉，宁愿更错置那已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两者都成为对任何新兴的“想象的本邦”（imagined community）最激烈的嘲弄。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欲望，妥协和抗争，成为当代文学国族论述的焦点。{22}
《后遗民写作：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分为三个相互印证的主题：“惊梦与入梦”、“除魅与招魂”、“原乡与异乡”。“惊梦与入梦”涉及主体出入后遗民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机制，讨论的作家包括朱西甯、白先勇、余华等；“除魅与招魂”凸现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面对历史债务的仪式性工程，讨论的作家包括张爱玲、姜贵、陈映真、朱天心、贾平凹等；“原乡与他乡”则讨论家国、离散想象所铸造的时空情境，讨论的作家包括李永平、舞鹤、阮庆岳、骆以军、苏伟贞、李锐等。后遗民写作的形式不同，但所触及的命题无他，就是有关时间、有关记忆的政治学。
王德威在序文中重申，后遗民写作的极致不在于作者伤逝悼亡的内容，而是在于他们在回顾乡土国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过程里，如何把失去、匮缺、死亡无限上纲为形上命题，这才是后遗民们的归宿。千百年来那些能遥念君父、涕泣不已的孤臣孽子毕竟是幸福的。像朱天心、骆以军、贾平凹等人的问题是，被抛掷，或自愿放逐，在历史的轨道外，他们警觉（或向往）自己已成为宇宙洪荒的过客，时间鸿蒙的遗民。这是后遗民论最引人思辨的层次了。{23}
李永平的小说创作是王德威笔下后遗民写作的一个典型，王德威认为李永平的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形成了他的世界里的三位一体。三者之间的互为代换指涉，既坐实了李永平的文学意识形态，也生出无限怅惘。原因无他，他的书写本身——漂流的，边缘的，“没有母语的”——已经预设了种种的不可能。环顾当代台湾文学，我们还看不出有多少作家显现如此的庞大的野心与矛盾。所以当李永平自谓《海东青》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时，他的问题岂止于与美学的挫折，也更指向一种历史/欲望的全然溃退。{24}尤有进者，王德威观察了李永平这三十年的行脚，从东马到台湾，从台湾到北美洲再回到台湾；从台北，到北投，到南投，到花莲……。他的梦土是中国，却在台湾度过半生；绕了一大圈，家乡的点点滴滴还是成为他写作的开始（《雨雪霏霏》）。蓦然回首，一切恍若隔世。这一切都像是为“离散故事”量身打造的例子。{25}
纵观本书的三个部分，“原乡与异乡”无疑是王德威写来最为得心应手的部分。除了李永平之外，他还重点介绍了舞鹤。王德威形容他是台湾原乡人里的异乡人，他是原乡人，因为他念兹在兹的总是这块土地上的形形色色。他又是异乡人，因为他太明白最熟悉的环境，往往存在着异化或物化的最大陷阱。王德威使用“异乡人”一词，联想到的是卡缪（Albert Camus）半个多世纪前的名作《异乡人》（LEtranger）。舞鹤特立独行，择荒谬而固执，何尝不是你我眼中的头痛人物。但他显然有意以他的生活方式及文学写作，嘲弄、批判我們居之不疑的信念及惰性。{26}王德威阐述，写作是为过去立下纪念碑的方法，但舞鹤强调他的碑失去了史诗的、英雄的意义，充其量是“余生”纪念碑。王德威认为，舞鹤面对台湾及他自己所显现的诚实与谦卑，后者处理题材与形式的兼容并蓄，百无禁忌，最为令人动容。{27}
还原“华语语系研究”的本义
《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28}是王德威在华语语系领域中一篇追本溯源的论文，此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从文化中国到华语世界”和“新加坡的经验：十个关键词”。在“从文化中国到华语世界”这个部分中，作者还原了“华语语系研究”的本来意义。他认为华语语系研究的重点是从“文”的部分逐渐过渡到语言的部分，当代学者在讨论身份认同时，对海外、主义、性别、国家等等因素的复杂面多有体会后，开始探问是不是能够提出一个更大的公约数，作为综论种种不同中文或是华文写作的底线。换句话说，这个词汇的提出，就是期望以语言——华语——作为最大公约数，作为广义中国与中国境外文学研究、辩论的平台。它是新发明的词汇，但这些年逐渐流行，意思是“华夏的声音”。简单地说，不管我们在哪儿讲中文，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中文——好中文还是破中文，有乡音的中文，洋腔洋调的中文还是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标准中文——都涵盖在此。它向内、向外所衍生出来的辩证，还有与其他语系文学研究的对话，其实是充满了政治、历史和各种各样文学理念之间的紧张性。
在华语语系概念兴起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海外的中国性问题，王德威在论述时综合多位东西方华裔学者——包括杜维明、王赓武、李欧梵、王灵智、周蕾、洪美恩、葛兆光——等人的论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和比较的平台。杜维明提出“文化中国”的观点，强调这个文化的中国不是政治的中国、不是主权的中国，甚至不是（大）历史的中国，而成为从海内到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它涵盖了所有心向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王赓武认为“中国性”是只有当你在某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落地生根之后，把个人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信念付诸实践，与客观因素协商，才能展现出来。李欧梵提出“游走的中国性”的观点，强调边缘的、离心的、机动的中国性，与任何一个主权、区域、理念为中心的中国性做出区隔。王灵智强调“双重统合结构”的观点，一方面关注离散境况里华人应该保有中国性，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华人必须融入新环境，并由此建立其（少数族裔）代表性。周蕾提出具有高度挑战意味的“中国血统的神话”的观点，她强调“血液”或“血缘”、“同文”或“同种”并不代表必须认同某一政权，某一种民族/国家主义代表的“中国”。“中国”对她来讲，是必须要协商的，必须要不断创造与质疑的。洪美恩的有关论述是“On Not Speaking Chinese”，她的研究努力强调华裔乃至“中国”的多元性；对她而言，中文已经不是那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载体，而应该是多元华裔社会的（一种）沟通工具。葛兆光撰写了《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他认为这个“中国”虽然在历史上逐渐成形，随朝代变更，颇有改变；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实存主体，它总是“宅”驻在那里，我们无法轻松用解构的、后殖民的、帝国批判的方法把它全部瓦解。
王德威也在文中透露，“后遗民”是他针对台湾当代文学政治所研发的词汇，原本是个玩笑之词，出于他对“后学”，尤其是“后殖民”、“后现代”理论的不以为然：如果这个“后学”是如此好用，何不把它“后”成“后遗民”？但日后他逐渐了解到“遗民”论述与实践在中国传统里的丰富意义，以及在现代离散情境里不可思议的延续，因此认为有严肃讨论的必要。王德威指出，“遗民”的本义，原来就暗示了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遗民意识因此是一种事过景迁、文化立场，它的意义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体性已经消失的边缘上。“后遗民”把这样的遗民观念解构了。因为到了20世纪，强调忠君保国的遗民意识里应随着“现代”的脚步逐渐消失。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从大清到民国，从民国到共和国，从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每一次的政治裂变，反而更延续并复杂化遗民的身份以及诠释方式——遗民写作也因此历经了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的洗礼。
推而广之，王德威以为后遗民心态弥漫在华语语系的世界里，成为海外华人面对“正统”的中国最大动力。“后遺民”不是“遗民”的延伸，而有了创造性转化的意涵。换句话说，海外华语语系的子民在世代传衍之后，当然可能如史书美所预测的，逐渐忘记、抛弃父祖辈的中国情结，也可能如石静远所言，基于各种（政治、商贸、文化、宗族）沟通的必要，华语语系和中国其实已经自觉地参与相互协商的网络。
王德威在此文中所提及的十个关键词，包括《叻报》、儒教、汉诗、《新华百年史》、南洋大学、南洋华语文学、多语剧场、越界创作、“孤岛遗民”和“新谣”，则皆与新加坡华人社群作为一个“华语语系”社群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以“儒教”而言，时至今日，新加坡的儒学运动方兴未艾，全国与儒学和孔教相关的组织甚多，包括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成立了数十年的儒学会、创办十年的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不久的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等等，在继承中华文化的领域中各放异彩，而且适度地增添了现代元素，它们也与王德威所列举的其他九个关键词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历史关系。
华语语系的关键在于思想的传播和深化，王德威认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曾在新加坡推广儒学的林文庆。{29}“林文庆虽然出身峇峇家庭，深受西学影响，却对中国文化发展出深厚感情，成为南洋儒教运动的枢纽人物。”对新加坡华族子弟来说，在社会、家族、教育等场合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王德威在论述中表示，世界其他语系是殖民地时代的被殖民地区以宗主国的强势语言所进行的文化表征，而华语语系却恰恰相反，这个语系是各个时代的离散华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区自觉地传承中华文化的行为所形成的，而这种行为正是抽象的“中国性”的具体表现。正如在曾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出现了华族子民以华语作为文化传承的标记。
王德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再思考
《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是王德威的新著，书中收录了三篇论文：《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它们代表了近年来作者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再思考。
在《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一文中，王德威所提出的问题有三个部分，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围绕着“什么是中国文学？”、“什么是中国文学研究？”而展开，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作者提出了“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这样一个命题。在引言中，王德威反思一连串问题：是否应该沿用“华侨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或者是“世界华人文学”来指称中国海外不同地域的中文创作？时间到了21世纪，这样的分野是不是仍然有效？当我们在谈论广义的中国文学时，要如何对待这些所谓“境外”文学生产的现象和它们的成果？难道仍然需要用过去的“华文”、“世界”、“华侨”等一系列名词来定义这些作家和作品，以及他们和中国大陆文学之间的关系？
王德威指出，上述关系往往基于“宗主”和“从属”、“内”与“外”、“回归”和“离散”等的立轴线来界定。无可讳言，从民族主义、移民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其来有自。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如果严肃地思考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时，我们是不是能够善用观察和反思能力，要求一个不同的命题：“文学地理是否必须依附在政治的或历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对等或对应的关系？”{30}他希望通过华语语系文学的研究论述，能够重新绘制中文文学地图。
此文的第一部分“从文化中国到华语世界”和第二部分“‘后殖民还是‘后遗民？”，内容与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的上半部一样，差别在于作者做了总结：“后殖民论述不能完满的解释二十世纪华语语系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只有当我们正视后遗民思维的不绝如缕，我们才能理解这是华语语系文学与其他语系文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后遗民论述让我们在海外面对中国性或是华语所谓的正统性的问题时，产生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批判和自我批判。”{31}
在此文的第三部分中，王德威以“台湾的鲁迅”和“南洋的张爱玲”为例，说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潜力，以及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对话关系。他认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坐标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基本强调革命文学的经典意义，以及一九四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规划的时间表。到了新世纪，这样的文学史观已经松动，但文学的地理观也应该随之改变”{32}。
王德威推举原籍彰化的医生赖和（1894-1943）和1950年代以来台湾左翼文学及论述的领衔人物陈映真（1937-2016）为“台湾的鲁迅”。根据王德威的评述，赖和推动台湾的新文学，他呼应五四风潮，主持《台湾民报》编务时，曾大量介绍五四作家作品，鲁迅正是其中之一。赖和的白话小说始作于1926年的《斗热闹》、《一杆称仔》等，一出手就中规中矩。在以后的十年里，他为台湾社会作出一系列的造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百姓、自命清高的遗老逸民、不能甘于现状的叛逆青年、村俗无知的顺民，不一而足。凭着这些造像，赖和首度为殖民台湾的精神史写了纪录，尤其是《一杆称仔》里有个耐人寻味的血腥结局。赖和似乎在暗示，暴力是打破殖民交易不公的唯一出路，有意无意间，赖和呼应了大陆左翼作家的风格，但回看赖和在汉诗中所显现的侠气，我们才更理解他抗议精神中的历史向度。{33}
至于陈映真，王德威认为他是台湾小说界最有原创性的作者之一，他早期的作品如《我的弟弟康维》、《故乡》、《乡村的教师》等，已经显露他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沉郁内敛的叙事风格。与此同时，陈映真开始涉入政治活动，1968年他被控参与台湾民主同盟，被警总逮捕，判刑十年；1975年因蒋介石逝世大赦获释。政治迫害并未消磨陈映真的斗志，1970年代末期以来，他持续发表小说及政论，批判台湾政治经济，鼓吹马克思主义革命信仰。1985年至1989年间，他更经营《人间杂志》，以媒体形式介入台湾社会，揭露不公不义。陈映真的形象因此充满争议性，远超过一般文学作家。{34}
王德威也推举马华作家李天葆为“南洋的张爱玲”，他认为李天葆的文笔细腻繁复，令人想起张爱玲。如果张爱玲的标记在于文字意象的参差对照、华丽加苍凉，李天葆的书写也许相当靠近。但仔细读来，王德威发觉李天葆（和他的人物）缺乏张爱玲的眼界和历练，也因此少了张爱玲的尖刻和警醒。然而这可能才是李天葆的本色。李天葆描写一种捉襟见肘的华丽，不过如此的苍凉，仿佛暗示吉隆坡到底不比上海或是香港，远离了《传奇》的发祥地，再动人的传奇也不那么传奇了。王德威认为，李天葆在文字上的刻意求工，反而提醒了我们他的作品在风格和内容、时空和语境的差距。如此，作为“南洋的”张派私淑者，李天葆已经不自觉显露了他的离散位置。{35}
王德威在总结此文时指出：“李天葆是二十世纪迟到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而且流落到了南方以南。就着他自觉的位置往回看，我们赫然理解鸳鸯蝴蝶派原来也可以是一种‘离散文学。大传统剥离、时间散落后，鸳蝴文人抚今追昔，有着百味杂陈的忧伤。风花雪月成了排遣、推移身世之感的修辞演出，久而久之，竟成为一种‘癖。就这样，在南洋，在姚莉、夏厚兰的歌声中，在林黛、乐蒂、尤敏的身影中，李天葆兀自喃喃诉说她一个人的遗事，他的‘天葆遗事。这大约是李天葆对现代中国/华语文学流变始料未及的贡献了。”{36}
如果说《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一文在于介绍华语语系文学这一学科兴起的来龙去脉，以及王德威个人的方法学建议，那么，《‘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一文则是“对传统、殖民研究所强调的‘根（root）與‘径（route）的公式，提出质疑；强调文学以其想象力以及对话能量，让我们思考以‘势——内蕴的气势，外缘的局势——未出发的诗学政治”{37}。
《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一文延伸以上话题，并以马华文学作为论证的坐标，旨在让读者于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对国家与文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做出更为灵活的思考。本文“关注马华文学中两项有待开发的议题。其一，超越殖民、后殖民语境，思考在移民社会的变迁、遗民意识的消长、夷民身份的取舍，移民企图跨越‘离散论的思考下，移民动机和动线不再简化于‘有去无回或‘叶落归根的选项，传统‘根与‘径的公式必须复杂化。因而马来西亚华人在争取公民权利的同时，思考‘后移民的活动力，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方向。‘后移民可能，却未必，有实质迁徙的行动，但在文字想象的本邦里，却能与其他华语语言社区，包括中国，作出互动。而在‘后夷民的语境里，‘潜夷和‘默华回应中国的立场和能量亦是值得思考的。其二，因应当前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必须从不同角度进入历史现场。马华文学历经二十多年对话，各方立场泾渭分明，有必要寻找不同论述空间，将问题引入华语语系论述，不必总是局限于中国性/马国性等国族论述的苦苦纠缠中。马华文学可藉由华语语系研究，与世界文学对话”{38}。
在此文中，王德威把握住中国历史发展的华夷交错的客观脉络，结合马来西亚历史变迁中的华夷混合的文化特质，劝请研究者摈弃传统的、固有的“家国/国家与文化传承”、“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离散华文文学”和“域外文学”的论述框架，转而采用华语语系的全新面向并以“在地视野”去看待现实空间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并得出马华文学史必须包含“夷民”与“后夷民”论述的结论。王德威虽然在滔滔列举理论模式的辩难之余，也在文末以吴岸的诗歌《破晓时分》为例，说明“对这奇异的声纳的定位，对多重渡引的探勘正是华语语系研究者必须持之以恒的目标”{39}，但遗憾的是，作者的论述重点在于“破旧”，自始至终并未实例演示如何通过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视角“立新”，有效地取代现有的华文文学研究方法，上至重写马华文学史，下至进行文学创作的主旨与艺术研究。说到底，“华语语系研究”的倡议者、附议者和论述者至今尚未建构一套稍具规模的、纯粹属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范畴的、足以取代现有世界华文文学论述的理论体系、框架和规范。
关于这一点，王德威承认在华语语系的论述和系统建构上，到目前为止，他仅与石静远合编过一本英文论文集《全球华文文学》（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还有许多实质的工作有待展开。此外，对历史的混杂性的认识，也有助于大家对华语语系课题的了解，在这方面，他认为许倬云的新书《华夏论述：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变化》值得一读。{40}
综合王德威的上述两本专书和一篇论文，作者在多面向的华语语系研究的基础上，意犹未尽，杜撰了“后遗民”、“后移民”和“后夷民”等新鲜词汇，并以专书的形式铺陈了“后遗民写作”和“华夷风”的论述，带给读者的是更多关于离散文学的想象空间。回顾离散与书写的关系，套用王德威的话语：“离散与书写（或记忆叙事）形成微妙的拉锯。那断裂的创伤是讲不清，写不尽的，而书写只能写出后见之明，注定是永恒的悼亡姿势。然而没有了书写，离散也就更难留下任何将被忘记的痕迹了。”{41}
王德威对史书美观点的商榷
笔者认为，《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虽然只是一篇论文，但在华语语系的立论上，其重要性绝对不亚于作者的上述两本专书。王德威在文中重点介绍了史书美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包括她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王德威注意到史书美在书中所提出的多个观察与立场，即：难道只有说（标准或不标准的）汉语的人才能算是中国人么？在中国的国境之内不是有55个少数民族么？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么？当我们理所当然地以汉语作为一统中国、沟通表意的工具时，我们是否已经忽略了中国境内“发声”的不平等关系呢？与其谈离乡背井，叶落归根，还不如寻求在所移居的地方重新开始、安身立命的可能。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政治主权，海外的华语地区的言说主体也有权决定他们不是“中国”人。而他们既然自认不是这一狭义定义下的“中国”人，他们就必须捍卫他们的立场，那就是“华语语系”立场。同文同种并不保证对特定国家/政权的向心力，华语语系立场因此永远是一个抗衡的立场，拒绝被收编、被自然化为“中国”的立场。
然而，对于史书美的上述立场，王德威并非照单全收、完全赞同的，他也对史书美一些比较偏激的看法提出质疑，例如她所勾勒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他认为仍有辩论的余地，毕竟中国近代历史没有西方严格定义下的殖民主义经验，如果循着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路数来看待华语语系的形成，未尝没有削足适履之虞。此外，史书美对于“海外”和“中国”所作的两个区块的区分，王德威也觉得显得过于僵化：刻意区分中国和华语社群，俨然有了敌我抗衡的姿态，这岂不让我们想起20世纪中期的冷战论述？史书美预设中国土地上有55个少数民族，所以应该有相对数字的汉语以外的语言——都属于华语语系，理论上可能都有表述自己传统的（书写、口传或其他）文学形式。关于这一点，王德威批评为“想当然耳的推论”，他建议与其斤斤计较中文/华语的对立，更有效的做法可能是“从边缘打入中央”，强调汉语/中文文学从来不是同声一气，从来就不断自我解构。王德威希望把史书美对华语语系的思考层面扩大，带回到中国的“中文”的语境之内，也就是说，华语语系的观念不必局限在海外华人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发音/发言位置上；应该把华语语系的问题意识置入到广大的中文/汉语语境里面。在王德威的认知中，阶级、性别、意识形态和区域，这些华语语系的元素早已经融入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并且会在将来持续下去。
王德威也引述石静远在《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一书中的观点，对比史书美激进的论述，认为两人对“华语语系”的看法有所差异。石静远关注海外华语语系社群身份认同问题，她指出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华语社会，尽管政治体系不同，文化差异因为时间的流变而日益明显，但她有意探索的是，在什么立场上仍然有形成语言共同体的可能。
如果说史书美的论述倾向于建立“华语语系”势力以达到抗衡中国的汉语霸权主义、去中国中心论的目的，那石静远的论述则把华语语系与中国汉语中心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务实的合作取代二元化的思维抗衡，以达到华语语系求同存异的境界。相比之下，王德威对华语语系的立场更倾向于赞同石静远“具有强烈英美实用主义色彩”的论述，因为他相信如果只谈华语对抗中文，未免太小看了其下因时因地制宜、与时俱变的繁复动机。语言不是单纯的政治意识载体，语言是“能动”的社会文化资源（详见下一节文字）。
王德威上述关于华语语系研究的定义，其所涵盖的面向包括了中国境内和境外所有华语使用者的研究，比起史书美所定义的“中国境外所有华语使用者，以及中国境内一小部分非汉族的华语使用者”来，王德威定义下的华语使用者范围无疑更大、更广，而其对中国中心主义/范式的批判性，其实并不亚于史书美。
此外，史书美认为汉族长期以来的大一统地位再加上“内陆亚洲帝国”的历史渊源，导致少数民族被迫学习汉语，这一点王德威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史书美盲目地跟从了西方学者对于帝国与反帝国的论述，翻阅过去两百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没有强大到征服哪一个地方，然后把汉语（华语）完全带入那个地方，形成所谓华语语系的（殖民）文化现象。尽管文化、政治互动显现中原政权的优势，基本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才有了汉语霸权现象产生。在清朝或者更早以前的朝代，中国只有官话系统。如果我们将中国共产党的集权统治等同为（西方定义的）殖民主义，似乎失之轻率，反而遮蔽了中国政权与这些地方的历史纠葛。“史书美似乎陷入了‘语系中心的谬论中，她忽略了书写系统（script system）的媒介性，而这种书写系统对于纯正的国家主观性带有浪漫的思慕与憧憬。”{42}
王德威另一个与史书美大相径庭的史观是关于“离散中国人”赓续汉语的看法。王德威指出，即使是在有限的殖民或是半殖民的情况里，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实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他以马来西亚为例，马华社会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到今天，维持着一个生生不息的华语（汉语）文学传统，这在海外华人社会里已是难能可贵，更何况这个传统每个世纪都有精彩的作品呈现。王德威的这个“海外华人自发地继承华族文化传承”的观点，比起史书美的“中原霸权”与“反离散”论述来，毋庸讳言是客观了许多。他甚至认为，海外华人在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政治对抗性。史书美在提出无条件反离散的论述时显得非常没有底气，而事实上，全世界的离散个例不胜枚举。
石静远的“综理会商”概念
石静远在其专著《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中论述道：汉语并不是一种收编、压抑或整合的政治工具，而是一种“文化媒介”，她更提及“literary governance”（“文学的综理会商”）这一兼具包容性和磋商性的名词。石静远的这个观点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王德威就是其中一人，他说：“石教授比较不把华语当作是政治策略的筹码；相对的，她把华语视为一种文化媒介，甚至文化‘资本。中文/华语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中国和海外的互动极其频繁，与其谈中文和华语背后的政治抗衡、博弈（Sinophone resistance），石教授想到的是另外一種政治（Sinophone governance），就是以华语来综理、会商彼此关系的政治。她认为，不论在境内还是海外，使用中文或华语，我们其实都必须理解这一语言（语系）本身无穷尽的合纵连横的潜力。在种种原因——从会意到形声，从地域到阶级，从政教到商贸——的驱使下，这一语言，不论称为中文还是华语或其他，千变万化，从来就不曾定于一尊。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够而且愿意沟通，正因为我们从中理解语言流动的过程里，权宜取舍的必要，展现对话的意义性（如果不仅是工具性）之必要。归根究柢，语言的流通总是已经带有政治考虑，就是非如此我们不足以在中文/华语国内外构成表意、互动的网络。如果只谈华语对抗中文，未免小看了其下因时因地制宜、与时俱变的繁复动机。语言不是单纯的政治意识载体，语言是‘能动（agency）的社会文化资源。石教授的理论虽从解构主义出发，其实具有强烈英美实用主义（pragmatism）色彩。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在一片强调‘跨语际实践背后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不对称的翻译管道，还有无所不在的帝国、殖民阴谋霸权的阴影笼罩下，任何谈论促进语言/沟通/翻译的可能性，几乎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之举——因为随时有被收编、误解、压榨的危险。石教授熟谙这些理论，却能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语言体系的协商综理的必要，和语言（沟通/流动/翻译/发明）见招拆招的潜力。这是她的研究难能可贵之处。”{43}
王德威的上述一段话语，基本上已经概括了《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的主旨精髓。2014年11月，石静远在接受张曦娜专访时，进一步诠释了“文学的综理会商”这个概念：“‘文学综理会商是反映全球化的一个概念，呈现的是语言和作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关系：有时候互相排斥，有时候互相妥协。同时，作家和语言之间不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二，例如将来有些作家的母语可能不是华文而是英文了。同时，literary governance的观点也包括语言政策、学术术语、文学奖、作家写作、教育、读者等种种因素。当然和当代中国也是离不开关系的，少了中国就好像缺了手脚。”{44}
2015年1月10日，石静远在一场于新加坡举行的公开演讲中，把这个观念置于一个更大的语言场域来诠释：文学综理会商指的是“语言的多种敌对意识和‘说母语的人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若隐若现、或强迫或自愿的转圜关系，一个华语全球性的过程也就恰恰由此浮现。这个概念有一个发展渊源：在地方与全球的层面之间，持续存在着政治与物质进程的拉锯：一方面人们透过正字法学习语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着对‘母语这样一个基本的语言归属的依赖。总而言之，民族文学同时作为共同的利益与冲突的根源也因此而生。”{45}
美国学者凯伦·汤伯（Karen Thornber）在其所写的一篇关于石静远上述专著的书评中，概括总结了此书的特色和贡献：“《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一书恰如其分地演绎了华语语系书写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显示其隶属于多元空间和多元民族语言的特质，以及其原乡情怀如何曾经使到国家归于统一或者四分五裂。石静远多年来探究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各地离散社群文学中与现代华语有关的论证，巧妙地透过离散作家的文学创作、全球语言对抗以及对世界文学的想象所引致的空间占用，引导读者思考现代华语的规范性到这种语言再开拓的问题。作者旁征博引，文采斐然，全书处处焕发着引人深思的洞见、充满挑战性的惯例与共同的假设，不啻是一本对学界研究有所贡献的文献。”{46}
笔者的几点异议与商榷
史书美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论述“华语语系”群体与文化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除了明显的“抗衡中国对华语/华文文学的支配性论述”与“去中国中心论”的书写意图之外，还有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武断地认定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内陆亚洲帝国”；二、文化认同乃维系于自身语言而非族群身份。
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的一个重要论述基础，是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内陆亚洲帝国”。她陈述说，满清帝国毫不掩饰地扩张大陆殖民，将“中國本土”原本的领域加乘两倍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巩固了除外蒙外加乘后的疆土。在民国时期，西藏与新疆仅象征性地与中国连结，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殖民两地并完整地纳入中国管理。{47}事实上，史书美的上述陈述只是建立在一群在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对满清帝国的历史与特性考察及分析时所进行的理论性耙梳，其中充满了对中国政治与历史的误读与曲解，以及极大的争议空间。不仅如此，史书美也武断地认为新中国开启对西藏和新疆的汉语“语言殖民”：满清自觉为多语帝国，其官方语言为满洲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有时甚至包括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开启了对西藏与新疆的语言殖民。西藏与新疆地区双语教育的压制引起近来的抗争，也突显激化后的语言殖民政策的效应。{48}
史书美在其他的华语语系论述场域也暗示中国“强制”汉语的学习，她说：“中国人”本来是一个国家属性标志，却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语言的标志被传递，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汉族中心的标签。而事实上，在中国由官方认定的民族就有56个，各民族所操持的语言更是多种多样，在在皆是。通常被认定和理解的“汉语”不过是国家推行的标准语，即汉族之语，亦被称为普通话；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为汉人；而“中国文化”指的也是汉文化。{49}
关于史书美所暗示的中国强制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论调，有学者提出质疑：“《反离散》一文中多次提到的‘强迫汉语和文化（的学习），在没有列举任何实地调查的情况下是难以成立的，其数次提到的语言和文化‘殖民亦让人难以认同。”{50}
前文提到，史书美定义下的“华语语系研究瓦解自民族国家兴起后语言、文化、民族与国籍之间形成的等价链”。出于以白种人为标准的种族平等观念和正宗族群属性观念，一个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可能因为能够说一口漂亮的英语而得到恭维，好像英语不是他或她的语言；另一方面，身为非正统的中国人，他（或她）也可能因为在中国能够说一口漂亮的汉语而同样得到赞许。{51}对于这种以种族身份（血统）作为衡量一个人的语言程度的标准的不符合现有状况的传统观念，史书美是抱持否定态度的。她引用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观点，认为从全球化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异质化和混杂化向来都是常态，而非有史以来的例外。{52}这个观念的潜台词是：随着全球化与移民（种族的流动和迁徙），文化上的同化已经是一种常态，文化认同最终维系于自身语言而非族群身份。
所以，西方人在维持其原有族徽特征上所做的努力并不那么显著，例如曾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身为法裔美国人的James St. Andre（沈安德）就不认为被他族/他国同化有什么不妥：“美国与新加坡一样，是个移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同文化的交流摇摆于同化与追根溯源之间。因此identity常被挂在嘴上。虽然我的祖先是法国人，但是我的家人被美国同化，甚至到了大家都不说法语、不煮法国菜、不庆祝法国节日或到法国旅游的地步。”{53}沈安德认为，身为一个美国人，他认识许多不通晓华语的华人，因此他不认为“华语—中华文化—华人身份认同”这三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他说：“原因之一是我不相信‘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理所当然的；另外，我也不认为种族与文化认同之间有着一对一的关系。”{54}
观照史书美和沈安德的上述话语，如果它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一种普遍认识，那么，我们不妨将之理解为西方学者视文化同化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必然的趋势，相信中国学者甚至是犹太学者对于这种与他们普遍认知中的“认同”概念大相径庭的看法是很难苟同的。
纵观史书美的上述一本专书和两篇论文，华语语系研究的宗旨是检视华语语系社群与中国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此种关系如何成为地方、全球、国家、跨国、移居地及日常生活实践等多角度、多元价值的脉络中，定义华语语系的其中一项因素。当在地的关注以在地的语言发声，进而逐渐取代移民们和其后人移居前的关注，华语语系便会成为逐渐消失的概念，并最终会丧失其存在的理由。关于这个观点，王德威认为问题可以分为两面来看，只要在中国境外的国家地区持续有外国人讲华语，那么，华语语系必将展示其强大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诚如王德威所说的，华语语系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最受注目的论述力量之一，史书美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论证丰富、立场鲜明，因此出版后引发此起彼落的对话。我们也许未必同意她的立场，但却必须尊敬她的论述能量。
笔者曾经指出，史书美倡议把中国境外的华文文学统称为“华语语系文学”，其中一个原因是“英语中惯用的分类——‘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是中国的文学，‘华文文学（Literature in Chinese）是中国之外的文学——强化了这种混淆。两个术语中‘Chinese一词的单称性是一种标志，极易滑向中国中心主义。‘中国文学或‘华文文学的观点实质上将中国文学置于霸权原型之地位，各种不同的‘中国文学类型依照它们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而得到分类和编排”{55}；基于此，史书美试图凝聚“华语语系文学世界”的整体力量，去抗衡、撼动和挑战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的“霸权原型的地位”。然而，如果我们往深一点的层面来看，则应该意识到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个体，中国文学背后的支撑力量除了文学作品本身之外，也扎根于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有了这些实力作为后盾，以中文书写的中国文学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额文化产业，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文学界的牢固地位是很难被撼动的。
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无论是史书美派所持的比较强烈的论调，或者是王德威派所持的比较温和的论调，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境外的华文文学生产者/研究者，希望通过这个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华文文学）”的新概念，凝聚为一个至少能够与“中国文学”（华文文学）平起平坐的文学集团。无可讳言的是，这个新概念的内涵具有不少可资参照的地方，而这个新概念所存在的争议空间也有不少。令人惊讶的是，它已被包括新加坡华文学术界在内的中国境外华文学术界视为“新生的宠儿”，有些国家/地区的华文学术界甚至迫不及待地把自身的文学生产和研究场域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
不过，笔者认为，新华文学筚路蓝缕将近一个世纪，文学创作中从最初的中国性、本土性、世界性与现代性四位一体的同构元素，演变为今天中国性的逐渐弱化，本土性、世界性与现代性逐渐强化的态势，无论新华文学创作的质量优劣多寡，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没有人会认为今天本土色彩鲜明的新华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条支流。除非有朝一日中国境外的华文学术界一致同意把中国文学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而中国学术界也赞成中国文学被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一切都还没有明朗化的阶段，人云亦云地把“新华文学”易名为“新加坡华语语系文学”或“华语语系新加坡文学”。{56}
结语
“华语语系”与“华语语系文学”等论述的提出，为汉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思考方向和关怀核心。在现有华语语系的论述中，关于华语语系的研究对象和群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第一派是以史书美为主的，观点比较偏激，视野比较偏狭的学者。史书美把華语语系的研究对象锁定在中国之外的世界范围的华语群体，即几个世纪以来从中国移民/离散至各地区的华语语系社群，以及中国境内那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群体，即中国作为一个“内陆亚洲帝国”的“内部殖民”群体。史书美的界定无疑是包含二元论：“中心”对抗“边缘”，“中国”对抗“海外”，“中国文化”对抗“中华文化”，“中国文学”（“华文文学”）对抗“华语语系文学”。然而，她不讳言，华语语系更多时候是一个强有力的“反中国中心论”的场域——尽管她曾在前文极力辩解这并非唯一的理由。事实上，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界定和反中国中心论是二位一体的，从华语语系的研究整体来看，支持史书美这方面论述的学者并不多见。
第二派是以王德威、石静远和鲁晓鹏为主的观点温和、视野宽广的学者。王德威认为，华语语系的观念不必局限在海外华人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发音/发言位置上，他建议应该把华语语系的问题意识纳入广大的中文/汉语语境里面。王德威也赞同石静远把华语视为一种文化媒介甚至文化资本的立场。石静远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华语社会，尽管大家所处的政治体系和文化环境大不相同，但她仍然有意寻索形成语言共同体的可能性；这是石静远“综理会商”概念的基石。
鲁晓鹏曾对史书美建构的华语语系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相对于英语语系、法语语系、西班牙语语系和葡萄牙语语系这些隐含西方殖民历史的语系而言，以移民为主的华语语系的形成历史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华语语系不可能不包含中国大陆本身，所以他已经着手使用华语语系这种概念去讨论华语电影中的方言和地方口音的表述。{57}鲁晓鹏从英、法、西、葡四种语系的产生背景来陈述华语语系在本质上与之不同，这个纵深的历史观点与台湾学者李有成的“历史经验”之说不谋而合。
从王德威、石静远和鲁晓鹏的观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反对设定新的疆域分野以及想象性地排斥中心，而是在建构华语语系概念的同时，努力建立跨越中国与海外的全球性的泛华语语系整体。当然，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大部分学者对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抱持观望态度，就如李有成所强调的，“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似乎尚无定论，其范畴更在摸索之中”{58}。李有成一方面支持王德威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理应扩及大陆中国文学的论调，另一方面他也关注史书美关于“把中国排除在华语语系之外”的范畴界定。他坦言，“在史书美的构思中，华语语系俨然被模塑为一种对立论述，其用意在‘抵抗中文文学界的不公平现况，以避免‘被漠视，被边陲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华语语系文学显然具有正本清源，抗拒任何形式的宰制与收编的文化政治”{59}。
无论是史书美试图以华语语系论述批判中国本体论，解构中国中心主义，从殖民与被殖民的宰制关系辩证在地化与异质化的课题，或者是王德威从全球离散华人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高度和框架，试图反思国族文学，以华语语系论述打破现有的权威论述框架，抑或是石静远以华语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文学综理会商”理论，试图探究语言推论如何悄悄地统治理文学场域，这些修正性的理论论述即使未臻完善，即使还停留在“破旧”而未“立新”的刍议阶段，即使还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制，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清晰的发声都让传统的汉学研究转向多元的华语语系研究的思考。
时至今日，史书美仍然主导着全球华语语系的大论述方向。“帝国间性”新概念的诞生，母庸置疑将为学界提供关于华语语系的更多层面的研究可能，可以期待的是，日后学界对于华语语系的研究，将从垂直而平行的单一语系层面，转向横向而交叉的跨语系层面，带来更为丰富繁复的思考空间与思辨平台。
①⑧⑨⑩{11}{12}{17}{49}{51}{52}{55} 史书美著，赵娟译：《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②③{14}{15}{16}{18}{19}{47}{48} 史书美著，吴建亨译：《华语语系的概念》，《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1年第14期。
④⑤⑥⑦ 史书美著，杨华庆译：《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華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封底介绍，第46-47页；第57-58页；第274-275页；第12页。
{13} 张曦娜：《从华语语系文学观点看新加坡华文文学——访史书美》，2016年5月24日《联合早报·文艺城》。
{20} 许维贤访问和修订，杨明慧访问录音整理《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史书美访谈录》，《中外文学》第44卷第1期（2015年3月）。
{21} 2016年10月14日，史书美在哈佛大学举行《华语语系研究：新方向》论坛的主题演讲《华语语系帝国》的摘要。
{22}{23}{24}{25}{26}{27} 王德威：《序：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页；第13页；第246页；第252页；第262页；第265页。
{28}{43}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
{29} 王德威在2016年9月间对笔者本文初稿的批注中提及，儒学思想的传播和深化的代表性人物首推美国儒学先驱狄百瑞（Ted DeBary）。
{30}{31}{32}{33}{34}{35}{36}{37} 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王德威：《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年版，第2-3页；第15页；第16页；第19页；第21页；《序言》。
{38}{39} 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中山人文学报》2015年第1期。
{40}{42} 王德威在2016年9月间对笔者本文初稿的批注中提及这个看法。
{41}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第50页。
{44} 张曦娜：《异军突起的华语语系研究——石静远教授专访》，2014年11月29日《联合早报·缤纷》。
{45} 张曦娜：《石静远谈华语语系研究及其对母语观念的重塑》，2015年1月16日《联合早报·缤纷》。
{46} 凯伦·汤伯（Karen Thornber）：《石静远〈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书评》（英文），《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72卷（2012年6月）。
{50} 曾琳：《读史书美“反离散”原文及中译本有感》，《华文文学》2014年第2期。
{53} 沈安德（James St. Andre）编《KIV阅观新象》（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3年），《前言》。
{54} 沈安德（James St. Andre）编《Droplets点滴》（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2年），《前言》。
{56}{57} 张森林：《华语语系文学与新华文学》，《源》2016年第4期，第29页；第28-29页。
{58}{59} 李有成：《离散》，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3页；第14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A Review of Sinophone Literary Studies
[Singapore] Teo Sum Lim
Abstract： An introduction to and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Sinophone Studies”originated from the elaboration efforts of American scholars in this field， such as Shih Shu Mei， David Der-wei Wang and Jing Yuen Tsu. 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problems in their discussion， and hopes that the study of this concept can be shifted from a vertical and parallel level of the single language to an horizont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level， which makes for more complicated thinking.
Keywords： Sinophone Studies， Chineseness， the Chinese diaspora， China-centrism， inter-imperiality， litera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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