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

　　摘要：张翎长篇小说《阵痛》曾被评论者解读为女性主义小说。联系小说文本，通过对女性主义主旨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张翎这部小说在根本精神指向上与女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小说虽然凸出了基于生育特质的女性经验，表面上看似乎意图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解构，但小说中的女性并没有摆脱对男性中心的依附并有效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作者刻意而为的对女性生育功能的强调实际也没能摆脱男权文化的深刻影响制约。该小说仍然是在男性中心话语的支配下对女性经验的言说。

　　关键词：张翎；《阵痛》；女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1-0124-05

　　一、引言

　　近日读张翎长篇小说《阵痛》，读完后颇有感触，张翎延续了她一贯的风格，文字细腻柔美，没有大是大非的家仇国恨、善恶区分，而是在隐现的历史背景中丝丝缕缕地凸显人情与人性的复杂与微妙，展现女性的柔美与坚韧。①但是对于这部小说，已有的研究却注焦于小说中女性生产时男性的缺席，更以小说最后一节杜路德的一句话——“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来判定这部小说乃是一部表现和反映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认为这部小说是“放逐男性主体，凸显女性存在地位的重要性……其中一种性别政治意义上挑战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②上述观点很有代表性，是把小说中对于女性的着重表现上升至男女两性性别政治的高度来看待，认为张翎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特有的女性生命体验，她便是要以此为基础来展现女性主义的生命诉求。事实果真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认识清楚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究竟是什么，再回到文本深入分析。

　　二、女性主义中心思想

　　女性主义（feminnism）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最早的女性主义是从18世纪末的欧美开始的，至20世纪60年代，持续一百多年，以欧美妇女呼吁和争取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权利为基本诉求。18世纪末期的欧美社会，虽然已经开始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男女关系上，却如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一样，是传统的男权至上，女性从属于男性。高更的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就是当时一位深受男性压迫的女性典型，她为了逃避丈夫的家庭暴力离家出走，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是男性的私人物品，女性在社会中很难立足。弗罗拉几次离家出走，都被丈夫找回，有一次丈夫甚至报了警，与警察一同搜捕她，并在她试图逃跑时开枪打伤了她。弗洛拉的一生因为枪伤，因为贫困，而疾病缠身，41岁便早早去世。在她去世之前，她一直为争取妇女权益乃至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而努力奋斗，她庆幸自己没有囿于家庭之中，她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因为有了为女性命运、为工人阶级解放奋斗的信念与经历而变得辉煌。

　　这一阶段的女性运动主张男女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权，包括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选举权，已婚女性的财产权等等，因此通常被称作女权主义，是一种争取妇女基本人权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的结果是最终从法律上确认男女权利平等，为女性走出家庭、走上社会争取了极大的空间。经过长期斗争，女性的权利在法律上逐渐得到确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女性仍然没能彻底改变其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于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众多女性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聚集在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上，从心理、文化、历史等各个角度讨论男女两性性别不平等的深层原因和社会根源，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性别政治，把女性与男性的区别从生理性别上升到社会性别的不同，即开始关注和批判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的区分男女的性别意识形态。至20世纪80年代，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基本一致，女性主义开始出现新的分化，接受差异与多元的性别立场，成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女性主义就此结束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并没有给女性主义实践带来质的突破，以性别政治分析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形成女性主义思潮的多元化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仍然在于批判男性中心主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要破除当前社会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的女性他者形象，必须建立类似于男性主体的女性主体身份与意识。在张翎小说《阵痛》中对于上述两个方面到底是怎样表现的呢？这还需要结合文本具体分析。

　　三、《阵痛》中男性“缺席”与女性主体性辨析

　　在《阵痛》中，张翎以时间为线分四个部分描写了一个家庭母女四代人的生活，尤为让评论者关注的是，张翎描写的是一个以母系为主的家族谱系，男性在其中基本属于“缺席”状态，尤其是在女性生育的关键节点上。生儿育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因此，女性在生育的关键时期，男性一般都会尽其所能地照顾女性，以帮助女性、也为自己实现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而在《阵痛》中，无论是吟春、小桃还是武生，她们在生产过程中都没有丈夫在身边陪伴，而且都是在非常危险的状态下生下女儿。吟春是在一个山洞里独自生下女儿孙小桃，小桃是在文革中武斗最惨烈的时刻在母亲的陪伴下生下女儿宋武生，宋武生又是在杜克出事的911灾难之后在出租车上产下女儿杜路德。而杜路德的一句“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更是语惊四座。由此，研究者们认为“张翎以母系家族母亲的生育阵痛的男性缺席进行性别反思”，与“母亲这种柔韧和顽强的生命热情与温暖关爱”相比，男性的缺席使得男权中心下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国都需要依靠女性的“母性”来拯救，③也就意味着张翎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解构，而男性的缺席使女性得以凸显，这也恰恰是张翎在小说中确立女性主体地位的方式。④但是通过文本细读，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仔细辨析。

　　一是《阵痛》中男性真的缺席了吗？我看没有。小说中男性不仅没有缺席，反而以一种更为隐蔽、深刻的方式影响与支配着女性的意识与行为。

　　先看吟春，也就是勤奋嫂。吟春是大先生孙之行的第三任妻子。吟春嫁到孙家首先是为了给孙家传宗接代的，是孙家为实现生育目的而把第二任妻子打发了之后娶进门的。她的出现本身就是男权中心的产物。虽然大先生对她掩饰不住喜爱之情，但是当大先生得知他被日本人强奸，尤其是在大先生自己不能生育的情况下吟春反而怀了孩子之后，大先生的态度就从喜爱变为厌恶与嫌弃。吟春也在这种态度中多次寻死，寻死不能之后为了不在大先生面前生下所谓的“贼种”而逃到山洞中独自产下了小桃。生下小桃之后，吟春發现这不是日本人的孽种，而就是大先生的孩子，她才有勇气与力量带着孩子返回孙家，去坦然面对大先生，虽然到家时大先生已死，但是吟春的坦然使她迸发出坚强的力量，她要撑起孙家的重业并把大先生的孩子抚养长大，这是她自认为的本份。换想，若是大先生就是不能生育，小桃确实是日本兵强奸的结果，那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还会如此吗？大先生不仅在此时影响着吟春，许多年以后也仍然不自觉地影响着吟春的生活，谷医生和仇阿宝都喜欢吟春，但是吟春只喜欢谷医生，因为谷医生是一个像大先生一样的文化人，而仇阿宝与之相比则显得粗俗不堪，虽然在实际生活上，仇阿宝对于吟春的照顾远比谷医生更为实在。

　　再看孙小桃。小桃是文革开始之前考上大学的。在学校里她爱上了一个越南留学生黄文灿。黄文灿也爱小桃，但他更爱他的国家。他把每月的留学补助省下一大部分支援国家，而小桃则用自己的伙食费支援着黄文灿。最后黄文灿还是毅然离开了小桃回到越南参加战斗。他走之后，小桃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当时她还是学生身份，未婚先孕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小桃为了留住黄文灿的骨血，也为了留住或者说纪念她对黄文灿的爱，坚决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看似是孙小桃自己的个人选择，实际是黄文灿始终在场的证明，他从未离开过她，至少在小桃心中是这样认为的，所以黄文灿并未缺席。而二十多年之后，当黄文灿的女儿宋武生长大之后，黄文灿又联系上了孙小桃，这时的黄文灿已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于是他又与孙小桃一起自导自演了一出招生出国的剧目，最后制造种种机遇终于把宋武生带到自己身边，孙小桃也算圆满实现了自己的爱情理想。在孙小桃与黄文灿的爱情中，黄始终是一个轴心，孙小桃的行为一直都围绕着他在运行。当宋武生到美国以后，黄文灿又成为左右宋武生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武生的人生道路上担当起重要的角色，决定着武生的命运走向。孙小桃的班主任宋老师，也深爱小桃，为了保护小桃，他决定守护在小桃身边，并一直未再要自己的孩子。孙小桃虽然不爱宋老师，但仍然接受了宋老师对她的爱，为的就是寻求男性力量的保护，宋老师虽然不是她女儿的亲生父亲，但是在当时，他担当起了这一重要职责，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男性仍然是在场的。

　　最后再看宋武生。武生是新一代知识女性，在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亲生父亲黄文灿外，在她生命中另有四个最重要的男性：一个是她的养父宋老师，宋老师一直担当着一个好父亲的角色，对她宠爱有加。另一个是他出国之前的男友刘昆明。刘昆明是宋武生的初恋，也是她这一生最爱的男人，她在异国虽然很艰难，但是仍然尽自己所能资助仍在国内的刘昆明，即便她后来疲惫不堪，与他断绝了联系，也还是在这之前用与杜克交换的5000美元给刘昆明的未来生活送去了殷实的希望。她把身体出卖给杜克，把灵魂留给了刘昆明。多年以后，当成名后的刘昆明到美国演讲，她还是禁不住偷偷去看他。因为心灵在刘昆明这里，所以宋武生沉默而顽强地拒绝着杜克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这也最终导致杜克在突发的911灾难中死亡之前都承受著无爱婚姻的痛苦。而杜克在濒死之时发送给武生的“我爱你”的信息，也成为绝美的记忆留在武生心中，成为武生承担生育阵痛的内心力量。所以说，杜克虽然死去了，但是却活在了武生心中。最后一位男性就是武生的亲生父亲黄文灿，也就是她在美国的导师。黄文灿与孙小桃为宋武生量身打造了招生录取条件，武生到美国以后，黄文灿一直暗中资助她的生活。而黄文灿心脏病突发去世导致宋武生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了求生存，她嫁给了原本不爱的杜克，走向另一个未知的命运。可以说，宋武生的命运就是被这几个男人左右着、推动着往前发展的。她的生命中男性一直都是在场的，并没有缺席，她从未独立自主地站立过。

　　可见，在勤奋嫂这个所谓的母亲谱系的家族三代中，女性始终都是围绕男性、以男性为中心来展开自己的生活的，作者张翎以及小说中的各位女性对男性中心既没有批判的自觉，更没有反抗的意识，她们的生活都笼罩在男性中心的阴影之下，丝毫未觉不妥。有读者可能会疑惑，勤奋嫂耗尽一生，艰难抚养小桃成人，这难道不是凸显出女性主体性吗？事实究竟如何？在这部小说中女性主体地位是否真正确立了？这仍需要我们仔细辨析。

　　所谓“主体”，是一个与“客体”相对的概念。自笛卡尔到康德，再到后来的各种主体性观念，人的内在精神观念都是支撑“主体”的核心要素。主体是一个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独特存在。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男性就是主体，是社会的主导者，也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制定者与评判者。女性则作为主体的对立面——客体或曰他者而存在，是主体支配、观看、对照的对象。《圣经》中说，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创造了女人，所以女人要服从自己的丈夫。中国文化中女人的三从四德，无不是男性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上对女性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已经内化为女性的自我意识规范着女性自身的意识与行为，各种《女诫》《女德》便是女性为规范自己而创作的。因此，要说明女性是否真正确立了她的主体地位，是要看女性是否从根本上树立了与男性价值体系相对的女性价值体系，也就是女性是否能够在男女关系中从内在精神和心理上确立自己有别于男性的自主性，建立一个完善的自我、有意识的“我”，而不是作为男性的依附与从属而存在，也不是从男性的目光中间接认识自己的形象与价值并确立自己的位置。从这一点来看，《阵痛》中前后出现的几位女性都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勤奋嫂在大先生生前完全主动地依附于大先生而存在，在大先生死后虽然带着孩子背井离乡，隐姓埋名地生活，把孙小桃抚养成人，但是在这过程中离不开大先生的学生在土改前的通风报信，离不开仇阿宝、谷先生他们明里、暗里的帮助或资助，而她自己也时刻牢记自己作为孙家儿媳的使命，在她心中，她仍然是大先生的未亡人。而她的世界也几乎仅限于老虎灶，在那个小小的天地里蜷缩着隐忍着地生活，“她从来没有作为主体出现在群体其他成员的面前”。⑤孙小桃虽然比母亲的生活世界大了许多，但是未婚先孕后，她没有勇气独自面对，尽管她不爱宋老师，却离不开宋老师的舍身相护、委曲求全，离不开宋老师这位男性的保护，女性的依附性与此可说显露无疑。宋武生的出生一开始便是仇阿宝赔了性命换来的，是男性牺牲的结果。她到美国后的生存又都是依赖黄文灿或者杜克。宋武生不爱杜克，但是为了生活，她仍然主动选择嫁于杜克，用婚姻换取生活的安稳。因此，勤奋嫂、孙小桃、宋武生身上显示出来的“自立自强”的精神，或者所谓“主体性”，毋宁说是一种男权社会规划出来的对现实生活的逆来顺受，再由逆来顺受导致的对生活的耐心，以及由耐心而显示出的坚韧。⑥这也正是张翎在这部小说中所要彰显的女性特质——柔韧。张翎曾说：“乱世里的男人是铁，女人却是水。男人绕不过乱世的沟沟坎坎，女人却能把身子挤成一丝细流，穿过最狭窄的缝隙。”⑦由张翎这个比喻本身我们可见她对女性的看法，仍是基于男性中心的本质主义界定——男性都是刚强的，女性都是柔韧的。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对男性与女性特征的描述。《孔雀东南飞》中那句被千古咏唱的“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草”，大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即使逃过乱世的是如水的女人，这与女人的主体性也完全是两回事。波伏娃对此曾有非常清晰而准确的论述，她说：女人“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痛苦；当情况需要时，她们能够坚忍不拔：许多女人缺乏男人的攻击性勇气，却以被动的抗拒那种镇定顽强引人注目；她们比丈夫更加坚强有力地面对危机、贫困、不幸；她们尊重仓促行事决不能战胜的时间，所以不衡量自己的时间；当她们以沉着坚毅的态度做事时，有时获得光辉的成就。”⑧相对于男人而言，“女人总是力图保存、弥补、安排妥帖，而不是毁灭与重建；她们更喜欢妥协、和解而不是革命。……如果非要受苦，她们宁愿忍受常规，而不是去冒险：她们在家里比在马路上更容易给自己安排微薄的幸福。她们的命运与易消灭事物的命运结合起来：她们失去这些东西便失去了一切。只有自由的主体通过超越时间来自我确定，才能击败一切毁灭；这最高的手段，对女人是禁止的。”⑨因此，认为女人在丈夫去世之后独自生育独自抚养便就理所当然地确立了女性主体性，说到底是一个伪命题。

　　四、女性生育特质与女性主义关系辨析

　　张翎的小说创作绝大多数都是以女性为主角，她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女性特殊的心理与命运。她的作品不仅成为女性文学的代言，更经常作为女性主义文论解读的对象。《阵痛》这部小说与她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之前的小說仅仅着重于对作为主角的女性的生活过程、内在心理进行表现，而这部小说直接将故事重心落脚在女性的生育特质上，着重强调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并由此展现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母性意识和行为。这种凸出女性生理特性的设置，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感觉，就是作者在刻意展现和抬高女性的作用和地位，并认为这是作者女性主义价值观的表现。我们不能否认，也许张翎在构思小说时，就是本着这样一种潜在的目的来创作的。而对于女性特征和女性经验的强调，对女性与男性差异性的重视，也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潮流，其目的在于肯定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性，重新界定和评价女性特征和经验，既包括生理特征，如生育功能、女性性征等，也包括心理特征，如女性情感等等，力图以此来确立与男性价值相对应的女性价值。而女性的生育功能无疑是女性生理特征中与男性相比最为根本的特质，是男女差异性最为显著的表现，女性的其他一些心理与情感特征也往往是由其生理特征引发的，比如女性的生育本能所导致的母性情怀会使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温柔，更具母性关怀等等。这样的女性主义思想对于彰显女性价值、构建女性主体性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我们在刻意强调女性经验、女性特征的时候，是把它放置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内来言说的。女性与男性差异的生理性别是否能够成功地成为女性建构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性别的根本要素，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换句话说，主体性的建构归根到底是内在的、人格的、精神的，基于女性自然的生理特征而建构的主体性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因为女性生理特征早已染上了男权社会、男性中心的色彩。比如生育，男权社会文化中，女人的生育功能早已被男权社会归化了，女人的价值往往全部由其生育功能来体现，母凭子贵就是最血淋淋的事实。《阵痛》中勤奋嫂的命运也是先在地由其生育功能决定的，她本就是为了实现传宗接代的目的才被娶到孙家的。能否或如何突破女性经验身上已然具有的男性烙印是女性作家写作中能否真正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关键。从《阵痛》的写作实践来看，张翎对女性生育功能的强调显然仍旧没能摆脱男权文化的制约。无论是勤奋嫂的生育，还是孙小桃的生育，还是宋武生的生育，归根究底都是男权文化影响的结果，都是生命中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造就的，不是她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张翎试图通过凸显女性生育本能的方式建构女性主体性，显然是乏力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男女两性差异性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男女两性从主客对立走向主体间的融合，即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达致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而《阵痛》小说最后一章中八岁杜路德那句“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除了彰显出张翎刻意凸显女性独立性以及女性特质的意图之外，实际上与真正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倡导的男女共生也是背道而驰的，读来不免显得突兀，也更觉其讽刺意味了。

　　五、结语

　　从《阵痛》的文本实际出发，联系张翎本人的创作思想，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阵痛》中对女性生育特质的凸显离真正的女性主义精神内核存在较大差距，张翎仍然是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框架内对女性特征进行言说，其实际仍未摆脱男权社会中对女性从生理性别特征到社会性别特征的定位。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女性作家对女性经验的描述很容易被轻易地认定为是作者女性主义的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对作品进行解读。实际上，女性作家的女性作品是否就先在地是女性主义的，是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文本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与全面衡量，才可能对一部作品的精神内涵进行准确的分析与评价。

　　① 关于张翎小说的基本特点可参见笔者《论严歌苓与张翎小说的历史与人性书写》一文，《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②④ 秦琰、王春林：《历史与人性双重变奏中的女性命运》，《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③ 王红旗：《以家族伦理重释性别文化》，《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⑤⑥⑧⑨ 西蒙·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42页，第446页，第447页。

　　⑦ 转引自心语：《匍匐是一种坚忍——读张翎长篇小说〈阵痛〉》，载2015年6月5日《河北日报·文艺评论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