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经认同分裂、破碎和不确定的离散主体作为一个“身份未定者”，其精神诗学的核心正在于对主体的重新自我辨识、确认、追求和归属，是一个自我抗争、舍弃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归零、身份重构的指向。本文通过重论聂华苓《桑青与桃红》，认为其从“家”的离散叙事开始，展现主体在自我追求和积重难返的权力压迫中，对各种固有框限、权力结构的全面的反抗、经由精神分裂而实现认同归零化新精神状态。由此出发，在对离散本质及跨国意义的追寻中，将离散与身份的普通关系追问提升到离散与存在的哲学探索中。
关键词：离散主体、精神诗学、认同归零、《桑青与桃红》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1-0026-11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①是书写一个中国女子桑青在经历多重离散后精神分裂的故事。小说不仅展现离散（出走、流亡、离散、劳务移民）层层叠加的社会复杂性，也展现人物在自我追求和积重难返的压迫中走向分裂、反抗的路途上的新精神状态，进而揭示了人类存在的离散性质。小说开启了华文离散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新版图。然而，正因为所具有的高超艺术和复杂精神内涵，不同学者和评论家，整体的评价是肯定的，其创新性也是学界所着重解读的，但仍有诸多两极化、互相矛盾的争议。这些观点对立的原因正在于从不同的立场如男性/女性、家国/个体、正史/离散史、社会批评/精神分析、传统流亡主题/后殖民离散理论甚至现代/后现代等出发，得出属于各自立场的结论。
事实上，《桑青》中最独特最深刻之处（也是理解的核心），或者说聂华苓的文心总不是那些言之凿凿、一言能蔽之的东西，她意欲创造的正在于艺术上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体现在小说采取现实的世界和寓言的世界的双重重合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凸显离散者面对家园、传统、国族、文化等的权力重负的认同归零；另一方面也运用病理学上人格蜕变过程中的自我对抗、分裂，从而新生出一个包含着肯定与否定、矛盾暧昧的人物形象。本文将尝试在完全未删节版本的重读基础上，从离散主体的精神诗学角度对这种“双重性”进行新的阐论。
作为离散主体——桑青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认同混乱、危机问题②。在小说的卷首楔子中，移民局官员看到的桃红住屋的“墙”自动呈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宣言”，此处仅拈出部分③：
花非花
我即花
雾非雾
我即雾
我即万物
女生须
男生子
天下太平矣
谁怕蒋介石
谁怕毛泽东
Who is Afriaid of Virginia Woolf
桑青弑父弑母弑夫弑女
头生腿间
阴部生颈上
正常的人
这凌乱的几段话，是桑青分离为桃红之后，刻在墙上思想状态的真实流露，表达的却是有关性别、家国、传统、身份认同“归零化”的态度。那么，在离散的每个阶段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桑青一连串的困顿束缚、反抗背叛、逃亡离散、再陷入困境的？桑青又是如何一方面背弃父母、丈夫、女儿，一方面剔除自身的家庭、传统、身份、國族认同的？她为何以一场车祸假死来结束与重生？被视为精神分裂与疯狂的桑青/桃红，是堕落沦丧了，抑或是一种反抗的力量或姿态？其意义何在？
一、离散起点：离“家”出走与对抗传统
评论者普遍认为，《桑青》是一部中国人近百年离散史，而桑青的苦难命运的根源是“外族的入侵、政治力量的纷争和独裁统治的恐怖”④，这种提法是较典型的社会历史批评，容易产生忽略主体内因的问题。事实上，梳理桑青一路的离散经历，可以看到，桑青的离散原因并不仅限于此外因，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而正是这些原因对桑青的认同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
桑青的第一步，从湖北坐船到重庆显然不仅是抗日战争中流亡学生潮的影响，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叛逆与反抗。桑青家有一祖传宝物——玉辟邪，辟邪在中国古代，是坟前的石兽（寓意“死守”？），用来驱鬼辟邪（驱除一切非正统、正典的邪恶之物、邪恶之观念）。在桑青家，一直由男性继承者拥有、传承，然而到父亲那里，却由于“当军阀时候打伤了要害”而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连个老婆都管不了，由她作威作福，他就戴一顶女帽子在书房打坐！那也是男人吗？”（21），由于父亲的无能，母亲逐渐男性化，取代了他的地位而拥有了玉辟邪。桑青的母亲取代了（性）无能的父亲，从无能的丈夫手里夺过权力，并意欲将权力继承给儿子，但偏偏女儿桑青对这种权力继承方式心怀不满，曾经因为偷摸玉辟邪而被母亲关在破烂的阁楼里，想着“总有一天，我会把玉辟邪砸碎！”（24）。在同学老史的怂恿下⑤，在流亡学生潮中偷走了玉辟邪，离家出走。桑青对玉辟邪的抢夺，恰恰证明了是从对权力的抢夺而开始反抗之路。所以，桑青离开家庭不是如曾珍珍所说的“跷家”⑥，不是梁一萍所说的因日人外侵而逃亡⑦，也不是郭淑雅说的与母亲感情不和⑧那么简单。其根本原因也不是来自政治的偶发裂变，而是在现代转型时，传统家庭结构中如同玉辟邪代代相传的男尊女卑的结构性不平等，而桑青对这种结构并不认同，她以抢夺权力的方式首先占有了“权力”：
绿汪汪的玉辟邪，两只角，两个翅膀，一个翅膀缺了口，像兽，又像鸟，爬在黑布上。玉辟邪活了，在黑布上动起来了，翅膀一拍一拍的，越拍越大了……（19）
玉辟邪有着两面的象征，其中“兽”正是压制性父系霸权，而有翅膀的“鸟”则是桑青内心所萌发的关于女性平等、追求自由的欲望，桑青在“兽”与“鸟”中摆荡，也是在旧的伦理观崩解和新的欲望互相冲突的过程中实现背叛的萌芽⑨，当鸟翅膀越拍越大，显然意味着桑青反抗意识的增强。不管如何，在瞿塘峡中，玉辟邪被桑青有意无意地摔成两半，这象征着桑青走出对家庭反抗的第一步。在此，桑青离家出走的意义，从空间上而言，是对宗亲家庭的离散；从时间上而言，则是对极权的“传统人伦”的反叛扬弃。而后者，传统与历史的困囿正是当时社会处于现代转型路途上最内在的冲突，也正是现代中国革命叙事中文化离散的象征。
抗战胜利后，桑青从重庆又回到南京。在与移民局的谈话中，桑青透露了桑青放走家中独子的弟弟逃家参加共产党，间接导致父亲自杀。而弟弟后来死于战乱，又被归因于桑青的纵容，因而桑青象征性地成为弑父弑弟的凶手，遭到母亲的驱赶，断绝了血缘的亲属关系。桑青再次偷走从小被定了娃娃亲的信物金锁，逃往北平寻找夫君沈家纲。桑青试图以婚姻建立新的“家”，但金锁却象征着另一个重重的包围封锁：“北平是个大回字。皇城。内城。外城。共产党在城外。”、“沈家住在西城太安侯胡同一幢四合院里。大门。垂花门。跨院门。”这个“围城”正散发着阴谋、腐朽、混乱与灭亡的颓败气息。金锁预示着桑青在无奈之中依循女性的必经之路自戴婚姻家庭的枷锁，也暗示着走进传统权力的核心、国共党争的政治之境。
家纲梦见与桑青在天坛做爱的细节值得细细体味。天坛是中华民族祖先轩辕黄帝设坛祭天之所，后成为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祷丰年的神庙，代表着国家的典仪与不可侵犯的威严。然而家纲却偏偏梦见与桑青在天坛上性爱：
我梦见的天坛，景象完全不同了。祈年殿、皇穹宇、圜丘到处是难民的草席、褥子、单子。汉白玉石栏杆晾着破裤子。皇天上帝的排位仍在地上，祈谷坛上到处是大便。……青青，我就梦见你躺在坛心，一丝不挂，望着天。你太干净了！我非对你撒野不可！我们在坛面上打着滚，叫着。天地之间到处是你我的叫声。天地之间只有你我两个赤条条的身子缠在一起。（110-111）
郭淑雅就直接指出，在象征国家的权柄的神圣殿堂里做爱，彻底颠覆代表国家典仪及传统文化系统，文本中并置文化系统中崇高与卑贱，逆转国家与个体的地位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与桑青和流亡学生在日军轰炸声中的露水欢爱显然是有别的。如果凸显梦者的性别身份，则问题会转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男性的想像，即使在兵荒马乱、制度崩坏的时代，神圣的天坛败落残破了，女性仍要以“干净”“祭品”的形式来献祭给男人，供男人享用。女人作为双重的受宰制者的身份无疑被凸显。因此，桑青对家纲的回答是“你应该尊重我！就是和丈夫上床，也是很脏的事。”（111）显然可见在（男）人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之外，女性对传统国家权力与男权的双重反抗。
然而桑青需要面对的还有另一权力脉络：沈老太太。这个人物角色，类似张爱玲《金锁记》中的金锁，表现着女性困于婚姻家庭空间的荒谬与残忍。她曾八大轿风光地嫁入沈家，却因为无法生养而被丫頭春凤先人一步生下家庆，她到白云观里和假冒的金箍仙借胎生下家纲。本以为可以平分天下，谁知春凤又再怀孕，她便将极寒的葛根研末掺茶，致春凤流产而死。逼走家庆后，她将儿子家纲视为私物，怂恿他和丫头淫乱，只为让他陪在身边，永远属于她。桑青的到来，使家纲产生了新鲜感，沈老太太便恶意中伤家纲，意欲拆散两人。沈老太太身上体现的是传统女性曾受传统禁锢而又死守传统，反过来成为新压迫者的奇特现象。她死守着北平不愿意逃走，把首饰箱放在枕头边，每天就那样在箱里一件件摸：镶着照片的金鸡心（照片是她年轻时的样子）、玉罗汉（沈家纲抓周的用品）、白玉镯子（民国二十二年庙会上买的，那一年，家纲的爷爷奶奶死了，丫头春凤流产死了，而春凤是家纲的爸爸的妾，生下的家庆离家出走，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革命）、凤冠（沈老太太当年就是凤冠霞帔、花团锦簇的轿子抬进沈家的）、嫁妆……这些都是一块块记忆，承载着她的过去，可以说，沈老太太的“春天就在那织锦袋里”。正是在这个角度，白先勇认为沈老太太象征旧制度全身瘫痪，奄奄一息，在迷乱中不断喃喃第说九龙壁倒了：九龙壁是中国皇朝的代表，而沈老太太象征旧制度的垂死的惨痛。桑青显然无法接受这种循环往复的女性悲剧，她再度萌发了逃离北平的想法。由于怀孕，桑青和家纲得以在沈老太太继承香火的思想中，逃出北平来到台湾，而玉辟邪和金锁被丢弃在北平，意味着桑青的认同意识的剔除的确立。
在孤岛台湾，家纲在台湾公车处任会计股长，因为亏空公款十四万，携桑青桑娃逃亡，躲在蔡家阁楼中。桑青一开始还是遵守嫁鸡随鸡的妇道的，陪丈夫逃亡，丈夫要是坐牢，也会等他出狱，是一个“不好的好女人”。然而长久的囚禁使她产生了严重的幻觉和恐惧。蔡婶病了，桑青在家纲的反对下，还是以报恩的名义出了阁楼，刚开始是晚上出来白天呆在阁楼上。因为蔡婶住院，桑青开始走路去医院，后来生活分成两半：白天在阁楼。夜晚在医院。蔡婶死后，桑青开始想过正常的生活，不用黑白颠倒。她装蔡家佣人，最后成了管家、女人，晚上也不想回阁楼里了。桑娃在桑青的带领下，跑出了阁楼和猫玩，刚好被巡查的警察抓到，导致家纲被捕。
从第一部分到第三部分，桑青完成了“弑父弑母弑夫弑女”的过程，也完成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推翻，那些原先被限定、秩序化的规则，桑青从本能反抗到朦胧醒觉到决然毅然地背弃。
一般来说，离散者的生命意义是认同感的追寻，在离散过程中他们对“原乡”的眷恋和返回冲动与日俱增，返回的不可能使原乡越发呈现巨大崇高的形象，如影随形地提醒着流亡者身处异地的悲哀。正是这个原因，传统的离散主题写作，往往以摆荡于原乡/异乡的灵魂的挣扎、痛苦、彷徨为精神特质。如同希腊史诗《奥德赛》，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西游记》的“游记”的模式，主人公被剥夺一切而离家（由于犯错或自愿），在经历一番冒险、苦难后衣锦回乡。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历难故事的作用都在于证明返家的困难，以及验证男性征服命运的经典观点。即使对于聂华苓而言，在第一阶段的创作中，那些在台湾的大陆人，也都是怀着归乡的愿望而活着的。然而桑青却一步步拔除自己根底，在不断离散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去边界”、“去国界”的心态，从未有“怀乡”的意识出现。老先生对桑青说：“人都有个根呀，过去是你的根，家是你的根，父母是你的根！”，但这只是男性为中心的根，对于没有发言权的女性而言，只有离家出走，成为离散族群的一份子。所以，在她身上，家究竟是归属、国家、血缘、地域、属性的代名词，还是监禁、束缚、钳制、监控的工具性观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台湾学者范铭如在讨论时就说“桑青的逃亡史，正是与家庭离合的关系……。每当离家，她才享有自由解放；每当她试图定居……，她就感受挫败与恐惧。”？輥？輰？訛桑青从逃离代表边缘、母权、反抗（父权体制）的家，移向代表中心（北平）、父权、威权的家，又再次逃离。讽刺的是，不论是代表中心的家（国家、政权、父系社会），或代表边缘的家（未婚生子女性、受害者、母系社会），这两种具有平衡性的解构，都具有同样的钳制力、封闭性和毁灭性。桑青的离散记录了父权教条在她身上的禁锢逐渐松脱，由限制到解放的转变过程。在认同的归零化中，桑青实现了对于家的归属性和庇护性的颠覆。而这个起点也是和聂华苓第一阶段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一致的。
二、离散路途：身份焦虑与认同“归零”
如上所述，《桑青》叙事的起点，在于女性个体对于来自传统宗法家庭的步步清退，而与此同时，桑青还要面对与陷入另一种更庞大的权力话语系统之中：政治与国族的“网”。桑青经历日本侵略中国、国共内战、台湾白色恐怖，以及美国移民局的追捕，在多重的权力推搡中无处存身，最终选择了一次次逃离，成为一个来自“月球”的“异乡人”。
第一部分中，众人被困于瞿塘峡，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象征意义，便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罪行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人民的精神苦痛。小说中，老先生以讲故事的口吻叙说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在南京大屠杀中奸淫掳掠，如何在重庆狂轰滥炸，造成了中国百姓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与非人非鬼的惨境。现实中国在外族残酷入侵下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仅仅这种鬼故事般的口吻，将帝国主义、外族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剧痛体现出来，显然带有反帝色彩。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何瞿塘峡解困的时间点刚好就在“日本人投降啦！”、“胜—利—啦—”的欢呼声中以“喜雨”的形式出现，水涨船高而得以过“牙齿关”。
抗日胜利后，“中国人开始打中国人”，桑青因个人原因直接切入政治斗争的核心——北平，然而作为普通百姓，她并无任何政治党派倾向，小说的第二部分，将夹缝在政治斗争中的个人生存乱象，描写殆尽。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桑青与家纲的婚礼。作者利用各种声响交织的方式，来表现新旧交替、悲喜杂陈的混乱时代中，个人的荒谬生存状态：婚礼的礼炮是由共产党攻城的炮弹来充当的，主婚人未发生，就传来广播：“蒋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作为祝语，证婚人万老太爷的婚词不断地在无线电的声音中打断：
谦谦君子，窈窕淑女，真是天作之合。咱们中国人立身处世，首重道德。才德全尽之人不可多得。与其得才子，不若得君子……
……华北剿匪总部宣称：我军五万余人已安全撤退溏沽……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倾国败家者，不计其数。因此家纲之德在此乱世尤为珍贵。而家纲之德又归功于孟母第二……
……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千万万……
……治家之道首在不听信妇人之言，不薄父母，家门和顺，虽逢乱世，自有天伦之乐……（138）
这里且不论传统教义对女性之于婚姻的身份规约问题，至少有其他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国共两党的宣言，将个人喜庆婚礼轰炸成碎片，人成为政治争斗的受害者，无论任何政治争斗，对百姓而言都是一种灾难。沈老太太提醒杏杏，“你以为八路来了，你们万家有好日子过吗？你爷爷是大地主。你爸爸在南京做官！”在政治争斗与更朝换代中，百姓必须去掉原先的政治身份，或者选择背弃逃离。家国分裂同样深入到民众的生活、精神底处，正因此，他们需背负着破碎而混乱的认同去完成自己的人生。
其二，在这个复文本中，作者显然暗示着“私人化民间化场景”与“国家政治宏大叙事”的对立。国家在大乱中，个人的人生之事仍如往常进行，生老病死红白喜事，乃至于无聊中唯有以性爱填充，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政治的漠视。在这一部中，作者反复地使用广播的自然乱波情况，以个人私密事件来解构政治权利争斗。如以“手拉手儿入罗帐。我与你解扣解衣裳。奴把睡鞋换。今夜晚，用心用意陪侍你。杀人夜不过头落地”（127）放置于两党各自的宣言声明当中。桑青对于政治是没有概念的，她的目的只是自身的安全，然而政治却要追着她，她只能以整个人生漂泊流亡的轨迹来证明对国家意识的漠视和政治认同的归零，这或许是最大的赌注，也是最大限度的反抗。
桑青带着憧憬来到台湾，然而因为家纲亏空公款又藏匿于阁楼，忍受白色恐怖的监视。小说并没有声嘶力竭地喊出台湾政府的恐怖，却以三人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来刻画五十年代台湾孤岛的真实状况。他们不能开窗、无法站直、不能交谈，只靠排火柴、手心写字、抄佛经、听外面按摩女吹哨、看报纸旧闻、幻想各种逃亡方式、性爱或梦被自慰来打发时间。三人的精神在高压、严控的气氛中变异。警察清查户口，实则在清除异己，最终，身份证暴露了家纲的逃犯身份，宣告了阁楼（至少还是安全的）的倒塌。可以说，家纲的被捕并不是因为他亏空公款，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国家分裂后的白色严控。
桑青只好再次逃往美國，走入了那个以“自由女神”为象征的国度。然而，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如何“自由”的国家呢？在1961年美国以“特种战争”的形式发动了越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为这场侵略战争付出了生命，由此美国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直至70年代，反战运动以各种形式出现，席卷整个美国甚至欧洲，影响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思潮。正如新闻工作者戈弗雷·霍奇森所说：“这场战争成了把许多东西组织起来的本原；在这个本原的周围，一切疑惑、一切幻想的破灭……一切隐藏在充满信心年代的虚假外表下面的更大的不满，汇合成一场巨大的反叛。”？輥？輱？訛在小说中，越战的帝国主义侵略正是以牺牲国人生命、他国人生命与自由为起点的。而以追求自由的反战死亡大游行几乎成为美国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中，桑青与号称“自由国度”的美国移民局的周旋就显有嘲讽意义。
移民局官员身穿死亡黑恶色衣服，被桑青称为“黑先生”，他是国家机器力量的代表。他首先强加给桑青离散女性的身份——编号“[外]字八九七六五四六二号”，显示着强烈的排他性和非人性（标签化、物化）。继而，强制桑青使用一个新的名字“海伦·桑青·沈”，这样一个离散符号，至少可以产生出三个向量：“桑青”本体，桑青携带的根“沈”，“海伦”则是美国移民局坚持桑青必须使用的洋名，象征帝国强加给第三世界人民的标签。这三个向量的结合，意味着离散主体的过去致使多元文化冲击造成内在分歧与合成。进而，移民局对桑青的调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党派归属、国家认同、家庭情况、人伦关系、性爱关系，甚至“隔多久性交一次？如何性交？每次性交多久？并强制申请人立即生效国家认同：
“你忠于美国政府吗？”
“我是中国人。”
“但是你正在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你忠于美国吗？”
“是的。”（242）
这里有一个霸权和对霸权的嘲讽的问题出现，首先，移民局强加国家认同的概念在离散主体身上，但离散者处于不能回属原先的国家，也不能认同新国家的处境，因而这种国家认同是“一种僵化的、排斥他人的、被运用为武器宰制的、压迫的意识形态，使移民者名副其实地离散于国家主体之外，而无法获得任何从属感。”再者，桑青的回答，在不需时间考虑，也无法用时间印证的情况下，桑青“认同”了美国，这显然暴露了这种霸权式的国家认同的可笑之处。
桑青在这种荒谬的、无止境的认证过程中，对移民局从屈从慢慢地演变为公然挑衅。桑青/桃红的挑衅从名字开始：“叫什么都可以。阿珠，阿绸。美娟，春香，秋霞，冬梅，秀英，翠芳，妞妞，宝宝，贝贝，莲英，桂芬，菊花。干脆就叫我桃红吧！”（1）她既舍弃原先自己的“桑青”身份，又拒绝使用移民局的套用，在信手拈来中以随意性自我命名，体现对身份的不固定化：“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7）这句话可以有悲剧色彩的理解，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毅然决然的宣言，桑青因为处在一个可以重新检视中国/台湾的过去与反省美国现在的战略性位置上，因此她可以说出：我不是你们当中任何家、群体、区域、国家中的人。继而，桃红裸露本应为女性最宝贵的身体，向调查员公然展开挑衅，移民局的人自然请她“庄重一点”，而她回以“就是我穿着衣服，里面的身子还是赤裸的呀”。桃红的性挑逗不仅颠覆了亚洲女性一贯的懦弱和保守形象，并且以“玩笑”的形式挑衅了美国的国家法律的力量。最后，桃红以在美国境内四处流浪游走，处处难为家，也处处为家的方式，质疑嘲弄美国的国家建构及其封闭性。桃红在每一封写给移民局的信中，重复表达这样的意思：我又上路了，我就在路上，我永远在路上，并附上她的所在地址、游走地图。假如细细分析书中的三幅地图——第一幅“中西”以肯塔基州委主；第二幅“远西”以怀俄明州为主；第三幅“中北”以达科他州为主，便可见，这三幅地图显示的是美国局部、偏远的地域，并且互不相连。那么，桃红为什么要呈现这样的地图呢？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以局部、碎片的书面刻画，来打破实际地域的宽广、整体、连续与中心，显然是极有深意的。台湾学者梁一萍就认为“三幅断裂的地图因而打破地图/国家的统一性，说明桃红对国族认同或国家意识之弃绝。……，因之以国族认同为依归的空间关系——如流亡、放逐或移民——于桃红皆失去意义。”桑青/桃红的态度是去国家、去边界的。
整体来看，桑青从逃离中国、台湾，到在美国土地上以游走流浪的方式挑衅美国，可见她不但没有了根，也没有取得任何的认同。以至于最后她要对移民局的人公然宣言：“一个来自不知名星球的女人……我对全人类是怀着和平而来的。”（232）桃红永远在路上，而出发点、抵达点、归属地对她来说都没有意义。但恰恰她的这种路线和姿态，显示离散的意义。桑青/桃红的认同归零化，最终导向了全面的颠覆，她对所处的家庭宗法、传统、地域、国家进行清除，以至于，她在美国时成为一个没有过去、没有记忆的人，关于她的出生与起源，她是这么描述的：
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女娲从山崖上扯了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挥，野花落下的中央就跳出了人。我便是那样子生出来的。你们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但我很快活。这个世界有趣的事可多啦！我也不是什么精灵鬼怪。那一套虚无的东西我全不相信。我相信可以闻到、摸到、聽到、看到的东西。（6）
桃红是从开天辟地的山谷里生出来的，是从中国创始神话的女神女娲手中的“野花”（相比于家花）挥落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她断绝了母体的联系，否认了自身的血缘和家族传承，所以“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在她认为，每一种起源崇拜都会带出起源仇恨，不管是哪一套的认同方式（血缘、行为、身份、传统、国族……）都将画地为牢，对自身进行禁锢，使主体身心不得安顿。因此，她只相信那些“可以闻到、摸到、听到、看到的东西”。桑青/桃红由于在现实中因各种认同所造成的失败挫折被推拒在外，便采取了舍弃了人类一直延续建构的种种依托和支柱的态度，对存在的“固有”进行颠覆和反抗。如此，回过头来看上文所引之“墙上文”，则可以清晰地看到，桑青正是藉由一系列的反抗，走向了去传统道德认同（桑青弑父弑母弑夫弑女）、颠倒人理伦常（头生腿间，阴部生颈上，正常的人）、弃绝政治认同（谁怕蒋介石，谁怕毛泽东，Who is Afriaid of Virginia Woolf）、泯灭性别差异（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之路。这“绝对自由”就其性质和意义来说，是远非生活放荡和没有操守所能涵盖的。是把一切固有观念都踩到了脚下的姿态。这就是桃红认同归零的绝对自由所包涵的意义。
因为流离失所于不同区域、国族、文化间，面对着多种归属力的压迫、冲突和推搡，离散主体自然陷入属性上的分裂、破碎和不确定，成为一个“身份未定者”。从这个角度而言，离散过程也就是主体的重新辨识、确认、追求、归属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抗争、舍弃的过程。一般而言，分辨你我、区别归属性与异己性之间差异的根本类别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体种族身份——指个体生理、自然等基本属性如性别、家庭出身、种族等；社群文化身份——指个体在所属群体中应有的文化属性，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及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民族国家文化身份——指意识形态文化属性，即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感遇意识形态倾向性等。而离散主体处于不停的移动（或者无法移动），仅能以暂时过渡性的“之间”（in between）身份栖身于此时此地，他通常要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存有”某些属性，也要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剔除”某些属性。这种“剔除”的过程和现象，可以用“归零（化）”来解释。在通信科技领域中，“归零”是指在“1”和“0”的正、负脉冲在1比特周期中的后半部分将回到零电平状态的现象，此处借用其来表达一种在各种力（认同）的转换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去除加力而归于零点，回归到原点的状态。换言之，在面对认同时，离散主体通常需要经历一个“被认同”、“认同混乱”、“认同危机”的过程，而主体在认同混乱或危机之后，一定程度上以绝决的态度进行自我与文化属性的“清零”，正是一种独特的“认同归零”现象。
三、终点与新起点：主体之“死”的隐喻意义
在经受世纪漂泊离散后，等待个体的，尤其是女性，不能回避的一个现象，就是分裂意识的产生。小说以无名女性（桑青）在独树镇一离奇车祸中获救的新闻报道作为结尾，以桃红向移民局宣布桑青已死作为序幕，这种处理方式，实则将结尾引回开头，以首尾呼应、互相循环的形式，象征桑青在抗争与认同归零化的路途上，以一次神秘的“死亡”，由桑青彻底分裂为桃红。因此，“桑青之死”可以说是小说叙事推展的前提和框架，也是认同归零的抗争终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追问：分裂意识是在历史时代背景的重压下的必然，还是中西、现代与传统的撞击所致？是个体生存历史环境使然，还是自我本性之复制？是人的觉醒，还是人自身的分裂撞击？是被动地接受外在的挤压，抑或是自我声明中的肯定质与否定质在互动？离散者的分裂意识是辨证的，还是原本就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现象与状态？离散者分裂意识带来的结果，究竟是有助于改善生存，还是使其倒退？这几乎是小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当前论者虽然都注意到主角的“人格分裂”现象，但极少直接从精神分析角度对桑青/桃红为何分裂、如何分裂、分裂的症象甚至分裂的意义做一恰当的诠释。聂华苓在谈《桑青》的创作过程中，有一段很重要却未被研究者注意的话：
酝酿过程很久，我记了一厚本细节，记下时间、人物和特点。后来读了心理分析家Karl Menninger的书Man Against Himself，他分析人精神分裂不同程度的个别案例，简直是活生生的故事。我一边看一边做眉批，突然想到，每个人都有或轻或重的精神分裂症。中国是分裂的，我的生活历程也是分裂的。于是我用一个人物来代表这种分裂，感悟到世界各地人的处境，二十世纪人的困境。
《桑青》创作接受美国心理分析家卡尔·门林格尔的《人对抗自己》的直接理论影响显然可见。因此，有必要对该书作一定的了解。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地认为：求生是人的一种基本本能。但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却发现：求死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本能。死亡本能随时随地暗中窥视着人的生命，准备利用和借助任何对它有利的外部事件，跳出来毁灭人的生命。之后，费罗齐、格罗代克、亚历山大、门林格尔等人也提出和论证了死亡本能的存在。而门林格尔对死亡本能和自我毁灭倾向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如果这种破坏冲动不能施之于外界（向外转化为攻击性、施虐倾向，极端表现为杀人），其必然结果就是转而施之于自己（内向表现为自我惩罚、受虐倾向，极端表现为自杀）。那么，人如何抗争死亡本能呢？门林格尔把生命本能视为与死亡本能相反的一极，并认为生命本能（主要是爱欲）代表人心中拯救的力量，能够与死亡本能代表的毁灭力量相抗衡。可以说，人的一生就是毁灭力量和爱欲力量（即生存愿望和毁灭愿望）之间的一场拉锯战。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来，《桑青》便是一部心理分析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精神分裂者在重压之下的自我对抗、自我分裂、自我毁灭，并借此契机重建主体的案例。
毫无疑问，桑青的自我对抗（分裂）动机，首先来自于外在重压，这一点已在上面两节中有所分析，桑青一路离散的历程正是不断出入战争与霸权压制的困境，这一路的离散，也是一路的抗争过程。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离散的负面意义也在追随离散者，它“惩罚”的是人的灵魂深处的尊严。“离散”对信仰真理予以毁灭性打击，借助对身体、生命的折磨达至对离散者灵魂的打击。下文将从身体（性）与精神两方面进行探讨。
性问题可以说是衡量桑青精神分裂的一大尺度？輥？輷？訛，也可以说是桑青与桃红的一大区别。小说中第一次出现的“性”，是桑青与流亡学生在瞿塘峡船板上的性爱，但这应视为一种本能的自然生发：
我想起他在甲板上赤条条的样子；他压在我身上，头吊在我肩上；我腿上湿濡濡的，那儿还有点痛。我不住地摸他的身子，就像太阳里一块好石头，光光的，暖暖的，硬硬的。男人的身子原来那么好法！我希望那样子摸他一辈子！（86）
桑青依顺着本能欲望的抒发，从一个传统女性未敢使用的角度去体验男性、体验世界。这或许是对女性在性爱地位中的确认，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的表征。不过，桑青失去贞操后被丈夫视为一辈子倒霉的根源，性本能的抒发给桑青带来的婚姻绝望的漩涡。因此，桑青以性换取走出阁楼的资格（在蔡婶死后成为蔡叔的女人，也成为女主人）。而和江一波在澡盆里的性爱，则是一种明显的反抗和嘲讽。因为在过程中江一波拒绝桑青生下他的私生子，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要求桑青堕胎，桑青于是在紧要关头“跨出澡盆”，明显的是一种不合作、嘲讽男性的态度。而在美国一路的逃亡中，桑青随意与男人露水欢爱，有的是为了换取搭车的资格，有的只是出自本能的填满。继而，性作为桑青证明自身存在的唯一手段“我的身子一碰着水，我就变成了个新女人。头不痛了，腰不酸了，身上的毛病全消了。疑虑、恐惧、歉疚的感觉也全消了。……人活着实在好。”（245），桑青在各种记忆推搡、痛苦纠杂的情况下，唯有性（自慰）时才能拥有片刻的安宁，性与生殖成为主人公唯一获救的药方。小说中桑青的最后一次的性爱的地点，是和小邓在荒凉墓园“躺下了。我为他脱下衣服。”在整部小说中，这次的描写是最静穆严肃的：“一座黑天使的雕像，张着翅膀，弯着身子守着一座坟墓”，桑青显然不是和小邓做爱，而是“在和死亡做爱”（聂华苓语），如果弗洛伊德说得没错，“在一种压抑性文明中，死亡本身也成了一种压抑的工具”，因为死亡和现存权力极其相似，是不自由和战败的象征。而桑青与死亡的做爱，生命本能在一刻达到极致，“并且战胜了死亡，获得了生命体的潛在的不朽性”？輦？輮？訛因此，藉由“性”，“桑青”走向了“桃红”。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中的性描写，显然不是如白先勇等人说的那么简单，他认为“《桑青》中有关性的描写，我想作者有其特别企图的，她想藉主角的人格分裂，桑青渐渐变成桃红——一个放浪形骸，道德破产的女人，来反映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崩溃的乱象。”？輦？輯？訛更不是余晓玲所认为的一个“没有羞耻心的女人”在她的“性堕落”的同时，依然无药可救。
而在精神上，桑青在台湾时，已经不能承受重压而出现幻听幻觉（将屋顶上啄木鸟的敲啄声幻听成老鼠夜夜啃噬脑袋及至全身的侵略）现象、沉溺于如各种各类的逃亡、僵尸吃人故事中，幻想各种逃脱的方式但最终被捕……如果参考弗洛伊德所说的“幻象是症候形成的中间环节”？輦？輱？訛，则桑青的分裂症已初露症状。但尽管如此，桑青尚未有门林格尔所说的神经症病人应有的负罪、愧疚的心理出现（在第一部分，桑青偷玉辟邪出走时曾有过短暂的后悔，但那只是一种小孩做错事般转瞬即逝的歉意而已），直至桑青抵达美国，也到达走向边缘的行旅的终点，她开始纠缠于过往/中国的经历，种种回忆开始冲进脑袋里，而这些无一意外地以负罪的形象出来对桑青进行讨伐：
戴墨镜的人在石头城上追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石头城下躺着一堆死人他们也都是赤裸裸的。爸爸弟弟家纲妈妈。妈妈也死了吗？蔡叔叔。他也死了吗？……我从赤裸裸的死人身上一个个踩过去。很软很软的身子一踏一个脚印子。我不住嘴地说你们在世我对不起你们你们死了我还要踩你们。我没有办法我要逃亡。……我还是叫不出声我必定死了。死了才叫不出声。我真的死了死了……我偷了玉辟邪从家里跑走了我挑逗许多男人扔了许多男人我又偷了妈妈的金鸡心把弟弟放走了是我这个不孝女杀了爸爸（251-253）
桑青向所有亲人朋友忏悔，将过去一切罪孽强拉回自己身上。而当下桑青还要再犯一次最为严重的罪——“堕胎”。门林格尔认为，生殖即性交行为，是一种建设和创造，是制造生命而不是夺去生命，因此它是与谋杀完全相反的一极，也就是与死亡本能相对抗的一种最有力的手段？輦？輲？訛。但桑青显然无力拥有这种手段，于是桑青走入了从未有的恐惧、愧疚和自责的境地（小邓作为她唯一生活下去的力量，她却不敢嫁给他，因为“我已经欠他很多很多了”）。由于桑青同时承受未婚怀孕与移民官员盘问的双重压力，主体的死亡本能被迫跳出来，与生存本能进行从未有的对峙。这种现象，用门林格尔的理论解释就是死亡本能的“自我伤害与自我惩罚”。作为精神病症状的自我伤害，通常具有双重性，即自我伤害和自我惩罚，“它一方面通过所作的牺牲来补偿和邀宠于过去的攻击性行为和愿望；另一方面又实现提供一种保护，仿佛经由事先的惩罚和偿付，就可以进一步沉溺于其中。”？輦？輳？訛桑青/桃红蓄意制造的这个离奇车祸：“一空车撞在树上发火燃烧。一女人躺在一公里以外的路边，并未受伤，仅失去知觉，现在圣慈医院救治中。车祸原因不详。女人姓名身份不详。”，显然是门林格尔所说的“有意造成的事故”，是死亡本能利用一些机会来达成目的，或是出于这一目的而以某些极其迂回的方式自己造成的。在此中，本我通过替换性、象征性的自我伤害而战胜死亡本能。
通常认为自杀是对不可忍受的生活境遇的一种逃避。但桑青之“死”显然有另一番意义。门林格尔在书中有几个案例？輦？輴？訛与桑青驾车自杀未遂事件几乎如出一辙，他认为，这是一种对自我的惩罚与救赎，通过这种行为，它能保护自我以对抗强加给它的死刑惩罚。因为，她至少还有死里逃生的机会，而不必去面对那虽然仅仅是从良心或想像中威胁她但她却无比恐惧的毁灭。因此，桑青之死，不仅仅是为了赎过去的罪，也是为了寻求未来的保障，她象征性地杀死自己的同时，也杀死了仇恨的对象。桃红获得生存的唯一通行证，她不再有任何的恐惧和束缚，她借此死亡契机，重新建立主体。仍以“花非花/我即花/雾非雾/我即雾/我即万物”为例，这里以复杂的逻辑关系和转喻关系来表示桃红的出现。用白居易的《花非花》词，将其“花非花、雾非雾”变为“非A”的格式，为下一个命题加上否定性的“—”，因此“我”进入了“我即花”、“我即雾”、“我即万物”的转喻过程中：花非花，我即花，我即非花，我非花；雾非雾，我即雾，我即非雾，我非雾。而“雾”又谐音于“物”，所以，“具象雾”就转喻为“抽象物”：我即万物，我非万物，万物非万物，万物非我。至此，主体完成了对自我的彻底对抗，我已经不是“我”了，我不是桑青，桑青已死。
那么，由桑青分裂而成的桃红，究竟是堕落、无耻，抑或是自由解放的呢？单从桑青/桃红的命名，就有多种不同的解读。郭淑雅认为是具有国族意义的“丧青”（国民党）与“逃红”（共产党）；廖玉蕙分析古代文学传统中关于桃花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一个往上飞升，是悟道的桃花源；一个是轻薄桃花逐流水的放浪形象，但却单取其堕落之意来表示桃红的放浪形骸、沉迷于肉欲。不过，聂华苓对桃红却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她说：“我取了‘桑青，主要是因为中国以农为本，桑叶是很重要的，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桑有蚕吐丝的意象。青呢？当然桑叶是青色的。桃是桃红，我本人很喜欢桃红的颜色。在我想来，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迸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我觉得（桃红）那是叛逆，就是经历过各种困境之后，压抑出来的一种叛逆。”？輦？輵？訛，聂华苓赋予桃红的显然是一个敢于反抗、追求自由的女性悲剧形象。其实，结合上面关于认同归零化的分析，可以看到，桑青/桃红的认同归零与精神分裂，是一种内外力交加的结果，她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既是出于一定程度的自觉反抗，同时也充满了被迫的、痛苦的挣扎。所以，那些将这种认同归零与精神分裂现象，以后殖民主义的“自由游走”、“越界”的理论来套用的观点？輦？輶？訛，认为桃红最终走向了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就忽视和消解了桑青所经历“我没有办法我要逃亡”世纪性漂泊的意义。而那种认为桃红的归零与精神分裂是“无”——传统沦丧、道德败坏的观点，如白先勇就对桃红“放浪形骸、道德破产”大加挞伐那样，认为《桑青》是“一部相当悲观的作品，甚至带有虚无色彩。”，李欧梵也认为，“桃红的虚空是‘虚的”，显然是以传统的男性观念来对待的。事实上，桃红本身正是对这种观念的反抗，在女性主义日益高涨的现在看来，已无需多加辩白。
聂华苓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充满既否定又肯定意义的小说。小说很悲哀，但是，也有希望。”所以，黄秀玲将桑青视为西西弗斯式的人物，“暗示中国人无法修复过去的创伤，完成他们的使命”多少忽视聂华苓笔下的抗争意识和肯定意义。本文认为，必须理解到，桑青/桃红的“无”中所包含的动力和悲剧意味的双重性。这个“无”既是社会性概念，是对“有”的反抗；也是一个哲学概念，即回到前提，回到洪荒，回到“道之初”，回到原点？輧？輱？訛。既指向文化上的清醒反抗，也成为病理学上的病态（精神分裂），而病理学上的精神分裂只不过是清醒反抗的结果。作者通过揭示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一种关于困境/反抗、压抑/追求的辩证态度。这种认同归零与精神分裂成为个体离散的动力，一方面追求新的生存基底和精神依傍来完成对人的压抑、困境的逃离，是人在被压抑状态中的一种奋斗和挣扎，又揭示出人内在地具有不选择，或者选择“无”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仅仅只能是一种姿态和意义象征，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在一个庞大、连锁的權力世界中，只要生存着，就必定要受到认同的困扰，无一幸免，（二十世纪中国人）只要在离散中，就必定要遭受分裂的困扰，所以聂华苓才深以为“‘分裂是二十世纪的现象，我想，中国人分裂得尤其厉害。”桑青/桃红的认同归零和精神分裂，本身就带有某种反神秘性，它所要给人看的便是这疯狂的内涵，它的由来，它的表现，甚至它与重压下的离散主体的必然联系与荒谬本质。“它（离散者）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犬儒的。”疯狂与善恶无关，而仍然是人世无数有痛而无泪、并不崇高的悲剧中的一幕。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在海外离散文学中，是聂华苓首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不惜以死亡与分裂的代价，来全面反抗各种固着的标签和认同的艺术典型，在离散文学长廊中，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并且，作为一位女性，桑青/桃红的离散，颠覆了传统“流浪/流亡主题”的性别分解，将传统叙事中将男性视为探险家、征服者或背负十字架流亡的英雄，而女性则扮演家中的天使与望夫石的观念彻底反转，这种性别的意义也使得《桑青》作为女性主义读本具有了深刻性和开拓性。
① 本文所论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为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与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版，为完全未删版。
② 认同问题事实上应该分为两个方面：认同与被认同，是双方向的。对于桑青而言，不被认同也是在每个阶段出现的真实状况，从母亲、家纲、沈老太太、江一波、移民局等不同人不同机构，都对她采取了驱除、反对、追捕的态度。由于本文是对主体的分析，因而被认同问题其实就是认同所要面对的问题，在具体论述中合二为一了。
③ 这几个片段中，后三个片段为原版、台湾版、香港版所现，而中国大陆版则被删去。
④ 刘俊语，见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几乎大陆的大部分评论者都持这种观点，在如八九十年代的评论如萧乾《湖北人聂华苓》、王晋民《台湾现代文学和乡土文学述评》、陈子伶《评〈桑青与桃红〉》等中更为明显。
⑤ 桑青的出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時代的诱惑，这种诱惑以一个比她大两岁却老练世故的“老史”的唆引来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桑青一开始总觉得“有罪”、并且和《失去的金铃子》中私奔的丫丫一样无辜地感慨“我不知道外面是这个样子”。
⑥ 曾珍珍：《〈桑青与桃红〉：70年代前卫女性身体书写》，《文学台湾》2001年1月第37期，将桑青的离散分为四个阶段：跷家（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逃难（大陆沦陷前的北京）、离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当道的台北）、流放（六十年代越战方酣的美国）。
⑦？輥？輳？訛 梁一萍：《女性/地图/帝国：聂华苓、绸仔丝、玳咪图文跨界》，《中外文学》1998年10月第5期。
⑧⑩ 郭淑雅：《“丧”青与“逃”红？试论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国族认同》，《文学台湾》1999年10月第32期。
⑨ 弗洛伊德将背叛描述为推动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一种动力认为背叛产生于旧的信念崩解和新的欲望互相冲突的过程，是一种欲望扭曲信念的行动。
（责任编辑：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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