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篇小说《床畔》是严歌苓最新创作的一部稍稍离地飞起来的作品，叩问人性的沉重主题通过老练通畅的书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和升华。女主人公万红的行为举止和思想境界具有镜照当下社会价值观、道德状况乃至人类精神背景的意义，她将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人物形象。小说对于“英雄”标准问题的探讨虽然可以放之四海，但不能离开具体的时代语境，显示了华人作家全球性写作的特点和阈限。
关键词：严歌苓；《床畔》；护士万红；英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116-04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创作擅于从历史、生活和记忆等多维经验空间构型下的中国取材，以纯熟的现代叙述手法演绎云烟未尽的传奇故事，用古典人道主义的标尺衡估芸芸众生的存在价值，举重若轻地撼动着当代人悬浮无根却又野蛮生长的情感城府，并不无严肃地提出了人性应该寻找返回还是继续向前滑行的深邃命题。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床畔》赓衍其后，虽然站在了高产的风口，题目显得暧昧，但拒绝轻飘，内容再正经不过，氤氲着经久锤成的绵长气息。像许多前作一样，这次又写了平凡又特异的女人，甚至于女主人公的行状称得上世间少有、感人至深，但这不是唯一的题旨，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意欲表达的主题蕴含超越了通常的走向偏见的女性视角，把陡转时期裂变的精神世界剖剥开来，将衰变的现世灵魂推上道德拷问的十字架，用柔韧的笔触完成了艰难的宣判。
一、直面“人”的价值冲突
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刚刚从护理学校毕业的万红受命奔赴野战医院，担任因救人负伤变成植物人的铁道兵连长张谷雨的特别护士，她恪尽职守，悉心呵护，极尽所能试图让张谷雨康复，并向人们证明他不是植物人，为他争取作为活人所拥有的尊严和权利；随着时代变迁，英雄的定义发生移易，失去利用价值的张谷雨屡遭遗弃，万红初衷不改，坚持己见，甜蜜的爱情不能动摇她，爆发的山洪不能摧毁她，上级命令也不能让她屈服，即使张谷雨被接回家乡，不祥的预感袭来，山高路远、气候恶劣也没能阻挡她回到张谷雨身边；万红与张谷雨朝夕相伴了十数年，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变成了三十多岁头发半白的老姑娘，无私的付出换来的却是误会、不解和怨恨。
世界上有南丁格尔，但万红这个人物是不存在的，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一定是一个傻子。在一般人眼里，万红就是一个傻子。傻子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严歌苓煞有介事地将傻子万红写出来，使之具有了象征意味。正因为此，基于这个虚构人物的可分析性就增强了。张谷雨是植物人，这是医院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和诊断标准下的判决书。万红凭借超常的职业敏感和体贴入微的观察得出的却是相反的结论。她是一个直接从学校走向工作岗位的小护士，不谙世事，业务能力也不能与医生或深有造诣的医学专家相比。而且，野战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她竟然跟医学大佬和首长叫板，与所有人为敌，这份勇气从哪里来？笔者认为，正因为她是涉世不深的毕业生，是一名载满社会期望的医务人员，才敢于藐视权威，笃信“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语）的座右铭。当然这些口号似的标签有时候显得相当空泛，但很多时候体现得非常具体。对于作家来说，张谷雨是不是植物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重大分歧面前如何表现万红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价值观的对峙。对于读者来说，事实的真相确能牵动人心——估计大多数的读者出于深深的同情会站在万红一边。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张谷雨是否植物人，而是张谷雨作为一个人，何况是一个救过两个人的人，至少还能够呼吸，有生命迹象，就应该得到作为一个人（或者病人）的公平待遇。胡护士将肮脏的苍蝇拍重重地拍打在张谷雨脸上，吴医生用针扎破张谷雨的脚趾测试反应，刘医生不施麻醉药截除张谷雨坏死的手指，秦政委拒绝下命令救治因肺炎病危的张谷雨……，这些都是不人道的行为，与医学道德原则的根本宗旨相抵牾。他们冷酷残忍的理由只有一个，即张谷雨是失去知觉的植物人。更令人难以接受的还有来自家人的背叛、亲情的疏离。张谷雨的妻子玉枝与烧锅炉的小师傅偷情，因为丈夫是植物人而被默许容恕。无知的儿子花生不肯喊张谷雨爸爸，伙同玩伴将父亲搬出来做游戏道具，差点将其致死。花生的口头禅是“cool”，冷眼旁观叔叔和婶婶与妈妈玉枝为争夺父亲的回乡医疗费、转业费、残废费大打出手，无动于衷。弟弟和弟媳为了贪占那两万块钱，并没有把张谷雨送到县医院护理，从而加速了张谷雨的死亡。严歌苓的小说正是经常“源于对复杂人性的洞悉，带有悲悯”，①从而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深度。对于植物人的界定、伦理评判是国际性争议话题，小说无力解决，它只能去表现，从中也可以见出作者的态度：哪怕面对的是一具生命的躯壳，也应落实在“人”字上，给以生前身后相同的起码的尊重、怜悯和终极关怀。如何对待张谷雨，也在检阅着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不把人当人的人，还算是个人吗？或者他还有基本的人性吗？从昨天到今天，短短的几年，我们的人为什么迅速异化成了非人？
二、不可思议的精神畸恋
严歌苓在小说“后记”中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名年轻的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以及一个军医之间的奇特的爱情故事”。②这是作者姑且这么说，如果依此来理解，小说内容就变成了庸俗的三角恋。如同故弄玄虚的小说题目一样，这只是卖点，但不是重点。不过，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张谷雨缠绵床褥十数年，属于医患关系、与之非亲非故的万红不离不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她跟张谷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万红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女、不解风情的石女，也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她面前，但她没有珍惜：面对年轻有为、前程似锦的吴医生的苦苦追求，她也懵懂地爱过，但在吴医生和张谷雨之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为后者留守。吴医生当然是优秀的，万红并非不为所动，甚至还失身于他。到底为什么？吴医生与作为病人的张谷雨并不形成竞争关系，吴医生也认为自己犯不着跟植物人争风吃醋，显然，万红心灵的天平倾向张谷雨不是简单的爱情因素使然。其实，从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职业操守上，万红和吴医生从见面的那一刻起已然产生了分歧，埋下了分手的因果。万红不仅放弃了吴医生车载斗量的幸福，还拒绝了帮助过她的陈记者，原因都与张谷雨有关。有妻有子、动弹不得的张谷雨无法给以万红任何承诺，只有一个凶多吉少的未来，万红甘以牺牲青春和爱情，连赌注的资本都不算，如果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所图为何？文中说：“万红对于张谷雨的敬重和爱戴跟她天性中的敬业、追求完美已化为一体，既个人又非个人的一种情愫。”③张谷雨的英雄事迹如同感动了一般社会群众一样自然而然感动着她，愿意为英雄献身、守活寡在那个年代或许存在着，但那样做的应该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万红，尽管玉枝没有做到。两个人之间或许带有一点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但这种爱不是纯精神上的彼此欣赏，而是一种崇拜和敬仰，一种假想的沟通。万红与张谷雨之间也不是庸俗的男欢女爱，而是超越了灵肉境界的十分特殊的医患关系。这种关系最初由职责所在的默契的协约保证着，即出于组织的指令安排和职业道德要求。对于张谷雨的身体反应，可以解释为男性荷尔蒙驱使的本能使然，亦出于生的欲望而对万红的依赖。张谷雨是否对万红萌发了爱意，难以求证，如果有也只能是单向的，这与万红责任与义务之下萌发的“普泛的爱”恰恰相反。在张谷雨的世界中，只有万红能够从其眉目容动、一呼一吸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反应读懂他，只有她能够感受张谷雨遭遇的痛苦折磨，并理解他。她也赞叹过张谷雨完美的躯体，想象着他过去阳刚伟岸的形象，但这些似乎是在替张谷雨自赏和叹息。所以说，两个人之间也不是皮格马利翁般的感天动地的爱。假如万红的行为能够打动上帝，张谷雨就能够活转过来，小说的悲剧结局就此改变，也改变了严歌苓一以贯之的风格。④严歌苓又说，这是一个“美女救英雄”的故事。万红同情张谷雨的命运遭际，既非《简爱》那样绞缠着撕裂的痛苦，也非《英国病人》那样只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在她看来，她离不开张谷雨，是因为张谷雨需要她，也只有她能够照顾好张谷雨，保证他不死，给以唤醒的希望。对此万红有过几次教训，在她休假离开的时候，因医院方面的疏忽失职让张谷雨遭遇了不测，她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误。万红不是治疗医生，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对张谷雨进行专职护理，那种无微不至的敬业精神旁人莫及，几本厚厚的护理日志就是证明；万红还对张谷雨采取“精神疗法”，读妻子来信，接待被救铁道兵的慰问，帮助他回忆美好的过去，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事，用以前的喜好刺激他，与之进行情感交流，等等。小说尾声，万红不顾一切去乡下探望张谷雨，大有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爱你的气势，而一声声“谷雨哥”的呢喃把“敬爱、疼爱、怜爱、恋爱”不可言喻的复杂感情都融汇在里面了，⑤爱而且痛的意味越发沉重了，也越发匪夷所思了。如果抛开文本传输的所谓的象征意味，当别人越走越远的时候，也在把万红推向了孤立的另一极端。
三、难掩西方理解偏见
严歌苓还说：“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年轻女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花十六万字来讨论英雄价值观的变迁，不免浪费笔墨，显得浅薄。不是说没有必要，而是因为这不该是小说承担的职责，即使是，在小说高度泛滥的中国也不算新鲜，但不失为值得讨论的一个角度。不过，严歌苓对英雄的理解大有可商榷之处。小说是通过比较的手法来反映不同时代的英雄内涵的。严歌苓及其小说创作大都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情结。早年她参军入伍，对军营生活比较熟悉，小说把故事置于野战医院的背景下，主要人物也大都是军人，军人头上始终笼罩着英雄的光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过不少英雄人物。张谷雨是铁道兵，铁道兵是一个特殊的兵种，他不是在战场上负伤，而是在三线建设中为了救人变成了植物人，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产物。在伤兵暴动事件中，上过战场的伤员认为他们才是英雄，占领了医院，达到了改善伙食和住房条件的目的，把张谷雨驱赶到漏雨的储藏室，导致他得了严重的肺炎。这是伤兵和后来取消建制的铁道兵之间进行的一次以暴力手段质问到底谁是英雄的交锋。当吴医生对万红说研究生、博士生才是英雄的时候，在作者看来，军人已经不再是被社会认可的英雄，这是很有问题的。尽管社会上也有战斗英雄流落街头的报道，但是没有作者想象的那么悲观。至少在基本定义上，作家没有搞清楚，英雄跟社会崇尚的人物不能画上等号。这是其一。其二是对英雄的判断应该结合时代背景来审视，所谓时势造英雄、时代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英雄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改变，但只能说范围在扩大，而不是整体迁移，一概抹杀以往的认识。日常工作生活中也可以产生英雄，万红的事迹经过陈记者报道之后，一时间也成了名人，成了“英雄”。不仅邱少云、黄继光是英雄，雷锋、欧阳海也是英雄，逐渐被遗忘的赖宁、徐刚也是英雄，不可否认他们具有榜样的力量。但在今天看来，面对突发事件、灾难的时候，无谓的牺牲不值得提倡，自我保护是第一位的。严歌苓对英雄的理解采用的是传统的道德伦理标准，显得保守，用小说进行刻意表现有失偏颇。出名的人就是英雄，这样的理解也是偷换概念。名人和英雄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张谷雨被家人接到了老家护理，万红被安排了新任务——护理一名新植物人，一个在演出期间骑摩托车翻进山沟的著名歌星。歌星是不是英雄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管是不是英雄，相信万红会像善待张谷雨一样认真护理。小说最后，万红在张谷雨的老家看到墙上还写着欢迎英雄回到家乡的标语，似乎英雄的定义在民间尚没有被遗忘，得以延续，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谷雨因为得不到像万红一样无微不至的看护而迅速死去。在追悼会上，村支书念着追忆“谷米子”童年生活的悼词，大家都笑了，只有万红一个人流下了眼泪。作者似乎意在说明这是一个世态炎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不仅仅是英雄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问题的症结恰如有人所言，“在今天的语境中，其实严歌苓把具体的历史和背景淡化了，她所强化的是一种人性深处的复杂。这种复杂超越历史和文化的限制，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人性的因子。这些人物都是人性的一种表征，而不是具体历史环境的表征。”⑥小说不是哲学，对精神意识层面的分析应当切合现实语境，人物不能落地，处于悬浮状态，说服力就会大大减弱。其实，作者是自以为脚踏西方乐土来写中国，她对中国的理解存在许多偏见。如何把握英雄的根本内涵，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作者批评说，我们淡忘了“古典的经典的英雄定义：一种超乎寻常的美德，或者忠诚、勇敢、坚贞，抑或无私忘我。”并不客观全面。她在后记中的详细阐明并不令人信服，可商讨的余地很大。而且，在小说后面写后记是多余的。文学作品一旦创作出来，被读者阅读，有独立于甚至违背作者意愿的一面。严歌苓的读解有可能对读者起到误导作用，也不利于小说多重内蕴的阐发。
四、作为普遍现象之缩影的张谷雨
另一个重要人物张谷雨自从成为植物人之后始终没有开口说话，作家也没有提供让他进行思想意识活动的机会。万红认为他不是真正的植物人，也有常人一样的感知，甚至是丰富的思想情感。但在别人看来，万红的判断只能表明植物人也会产生偶尔反应的科学公论，或者是她眼花、神经质。她的固执让她成了别人眼中的傻子、怪人和疯子。张谷雨到底有没有感觉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痛苦地设想：假如他能够看到这一切，这个曾经的血性男儿会做如何反应？美女护士万红对他进行精心护理的时候，张谷雨是不是“做鬼也幸福”？这一切都是无根无据的设想。假如我们是张谷雨会怎么样呢？小说中，遭受肉体与精神双重打击的张谷雨只能是一个可怜无助的植物人，而且必须是植物人。因为他的植物人身份与所有的连带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他不是植物人，那么医院的诊断就是重大失误，相关人员将受到牵累，名誉受损，影响升迁，再也得不到源源不断的社会捐助。如果他不是植物人，住院期间对在他身上所施行的惨无人道的愚蠢行为就是非人性，就是秦政委当年痛心疾首所说的真正的“犯罪”。如果他不是植物人，妻子玉枝就不能心安理得领着丈夫的工资并与烧锅炉的小师傅乔树生鬼混，给张谷雨戴绿帽子，背叛行为不可原谅。总而言之，如果他不是植物人，他就不是英雄，就不符合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家乡人民自然也就不能引以为傲了。张谷雨的结局必须是死路一条，而不是活转过来，喜剧性的讽刺达不到捶击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正如书中所说，张谷雨“早在十多年前就牺牲了”。早就牺牲的可能不止张谷雨一个人，逝去的可能还有很多很多，是一个几个的时代。过去，人们消费了张谷雨，利用了张谷雨，后来则是厌恶嫌弃加以毁灭，从秦教导员到秦政委到秦副部长再到秦副局长，秦的升迁之路就是踩着张谷雨的身体实现的，最后他以强拆方式试图逼走万红和张谷雨，以达到开发旅游园区为自己增加政绩的目的。这与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病态的发展过程基本吻合。严歌苓对当代中国的观察虽然有时候不甚准确，但是从中剪辑一帧，以感伤的笔调绘制出来，引人发出无限喟叹，具有发人深省的永恒意义。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十分可读的小说，能够戳中人们心灵上的痛点。作为小说，它完成了作者赋予的使命，但还有进行深入诠释的空间。虽然它并不时新，却是一部适合拍成小成本电影的小说。严歌苓说它具有较强的“抗拍性”，其实不然，它实际上应该是一部很好的剧情片，因为比起其他小说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来说，主题更凝练，笔法更顺畅，更煽情，富有深味。从《护士万红》到《床畔》，小说题目曾经让刘震云五里云中，但其内里却是纯净的、幽深的，背景凝重，在严歌苓的所有创作中不失为一部经过精心构思的超众的优良作品。
① 李晓林：《严歌苓作品中的悲悯与荒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② 严歌苓：《后记》，《床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269页。下述引语同出“后记”，不再一一注释。
③ 严歌苓：《床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下述引文同出该书。
④ 闫石、郑沛程：《聆听生命诉求，关注生存状态——试比较严歌苓、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华文文学》2014年第1期。
⑤ 丁杨：《严歌苓：英雄总是“不识时务”》，载2015年5月20日《中华读书报》，第11版。
⑥ 张颐武：《本土的全球性：新世纪文学的想象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