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欧华文学；困境；发展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99-07
欧洲华文文学长期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欧洲不似北美地区移民数量庞大，美国和加拿大都是选择性的移民政策，接纳经济和文化条件优秀的移民，拥有素质高的作家群，因此华文文学的发展较快。欧洲没有真正的移民政策①，华人移民数量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再加上欧洲本土强势文化的压力下，华文作家人数稀少分散，大多是单打独斗，孤军奋战。
一、欧洲华文文学的困境
欧洲华文文学发展迟缓，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生存压力限制创作
欧洲生活水平高，日常费用昂贵，许多作家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糊口谋生，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从事专职写作。即使利用剩余的闲暇来创作，也大大削减了作品的精锐与力度。以华文写作的作家，移民海外后若想继续创作，往往先面临生存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整日为生活奔波，使得许多才情洋溢的作家，空有满腹理想，也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下低头与折腰。
更有一些华文作家的创作，只是基于一时的兴致与爱好，即使经济有了保障，真正跨进专业创作门槛的也不多。欧洲华文文学看似多产，精品却少之又少。
若要作品精进，作家必须心无旁鹜，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有些华文作家在创作中，常掺杂杂念，因为环境等种种因素，而去做一些无谓的迁就，而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动。没有了真情实感，就难以激发读者的同情与同理心。在创作中过分在意别人的标准，模拟他人的写作方向等等，创作就不真实，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关注焦点，树立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的欧洲华文作家并不多见。欧洲华文作家多数没有经济作后盾，碍于无情的现实，能不改初心者难矣！
读者成为少数民族
美国作家罗斯（philip Roth）在2015年时，就曾向法国《世界报》表达了对文学的悲观看法：“三十年后，真正的文学读者的数量，将和今天读拉丁文诗的人一样多。”英国作家塞尔夫（Will Self）也预言：“二十五年后，文学不再存在。”②
五十年来，文化环境变化太大。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然选择在网上发表作品和在网上阅读。网络文学具有其他文学体裁无法取代的优势：发表作品容易、快捷，不需要通过编辑审稿同意，随时可发表；取代纸本文学已是弓在弦上，势不可挡。网络上一切都是免费，读者不肯再花钱去买书，使得书本滞销，书店一家接一家关门。这也是全世界面临的文化危机。
科技改变了人与书的关系，文学读者不断流失。文学读者成为少数民族，一代不如一代。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经常阅读的人口逐渐老化和女性化。网络更为加重趋势，年轻人只有兴趣打电玩、上网，书店里举办的文学活动通常门可罗雀。
文学不再神圣化，出版萧条，文学作品的印书量递减。应该说这不仅是欧洲华文文学的颓丧萎靡，全世界的文学兴许都欲振乏力。
媒体助力日益薄弱
自巴尔扎克于1936年在《媒体》（La Presse）报上刊载小说《老处女》（la vieille Fille），开启了连载小说的先河后，19世纪的读者争相阅读报上的连载小说，蔚成风潮。就连圣伯夫的文学传记或诗篇等也出现在报刊上③。现今，阅报读小说的风气虽早已不再，但文学传播，仍然需要媒体的宣传。作家的产生，自然也离不开报纸的贡献。以法国近二十年的华文文学为例来说明，法国有四份公开发行的华文报纸，即《欧洲日报》、《欧洲时报》、《星岛日报》（欧洲版）和黄育顺博士所创办的《法华报》，后改名《华报》。在这四份报纸中，华报是唯一设有“世华诗苑”与“文艺世界”版的（每期有两版）。这两个栏目创建于1996年10月31日（法华报第九期）。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的作家诗人的投稿，极其活跃。持续刊行了67期。这两个栏目的出现，给法国与欧洲作家诗人开辟了一个园地，经常投稿的法国华裔作家诗人，有春枫、施文英、薛理茂、林吉龙（马行田）、叶星球、周德明、黄爱梅及黄育顺等等。”④
在华报的“世华诗苑”与“文艺世界”上经常发表诗作及文章的作家诗人，因为有了华报提供的这块文学园地，无形中受到了鼓舞，一时文思泉涌，勤于笔耕。欧洲华文作家诗人们在“文艺世界”版上陆续发表过作品的有：西班牙莫索尔、朱一琴、王熙丽、王熙都，奥地利俞立工，比利时黄志鹏，法国的吕大明、杨允达、丘彦明，德国麦胜梅，英国吴仁仁，丹麦郭挥等等，都是华报文艺版的常客。其后，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诗人如美国冰凌、吴怀楚，加拿大莫爱环，大陆作家如林曼兰、林从龙、钱明锵、徐中秋、毕彩云等，台湾高灿荣等，马来西亚莫顺生、李寿章等，香港黎青，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作家如李爽、俗子等，新加坡的世界汉诗总会会长张继川等也都加入了这片文学园地的写作阵容。
这时的法国及欧洲华文作家们，虽然在华报或欧洲其他报刊上踊跃投稿，但集文成书、出版著作仍选在欧洲以外地区。“欧洲华文文学，可以说是‘移民文学。移民文学的华裔作家诗人，大部分人的作品几乎都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发表及出版。”⑤欧洲华文读者只是小众，作家们的眼光投向亚洲较广阔的读者群。
现今，纸本媒体的风光不再，欧华诗人作家也随即沉寂下来，有人甚至退出了文艺圈。曾经来稿不断，文风鼎盛一时的“世华诗苑”与“文艺世界”已成停顿状态，辟有文艺版的纸本媒体在欧洲已成过去式。曾经在欧洲华文报刊上投稿的诗人作家也大多意兴阑珊，相继停笔。欧华诗人作家能坚持不封笔的少之又少，几乎成了稀有动物。
今天，随着文学传播媒介的变革，带动了传播方式、受众群体、阅读习惯等的变更，最终更会带来文学作品在构思、叙述、文字、内容、审美等诸多方面的改变。新媒体使得文字网络化、阅读移动化成为可能，虽为华文文学提供更多的发表平台，带来更多的读者群，更易于推动华文文学的史料构建，但也使得写作庸俗化、速食化，难以产生佳作。网络文章，以短小、即兴、消遣性高而讨喜。严肃、有深度的小说，如雨果、巴尔扎克、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或鲁迅、萧红等的著作，引不起一般读者细读的兴趣。
华文写作题材狭隘
欧洲华文文学初始书写乡愁，继而再进入第二故乡写作。乡愁是创作的原动力，但也限制了写作的格局。
乡愁是华文作家笔下的永恒命题。华文文学发展了一百多年，题材、形式愈来愈多样化，乡愁始终是不变的精神内核，成为华文作家的血液和基因，却也在创作时，为自己设下一道难以跨越的门坎。
许多年前，当我到法国就读博士班时，就听到法国教授说，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时，总是谈论中国的事。中国人似乎只有对中国人相关的事物感兴趣，抱着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对其他民族的事件往往觉得事不关己，冷漠以待。
华文作家也有这样的趋向，常常惯于书写自己的往事，局限在自己的华人圈子里，不关心所居国发生的一切。华人既然已移居欧洲社会，扩大了生活范围，文学作品中理应加进更丰富的内涵和意蕴，超越自己的地平线。因而，传统以“怀乡”为主题的第一故乡创作，随着移民在异乡的落地生根，也逐渐出现了“第二故乡写作”的新类型。可惜大多数华文作家的视野，仍然停留在怀旧、狭义的乡愁、融入异乡的痛楚与心理调适之中。虽有自身文化的本色，却缺乏与异域文化的交融与互动。
许多华文作家把自己局限在习惯所构成的狭小圈套中，对外面世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虽身在欧洲，表面上写作题材与社会意识有所更换，但实际上还是沿袭着旧思维，难以摆脱旧时的包袱，昔日习尚的影响，对欧洲人的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缺少观察，也缺乏深刻的体验。
欧洲华文文学写作，多难以表现出欧洲复杂的文化特质和社会图像，极少能表达出与其所在国文化的一种互生相成的关系。
作品自我确认模糊
欧洲自古典主义以来，真正的精神实质在于它的人本主义。欧洲华文文学，理应在作品中，真实表现出自身在欧洲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和心理经验，来肯定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突破欧洲种种经验的制约，以异域的叙事表现，塑造出一个在多重文化背景下的自我形象。以华文作家个人的人生际遇，来梳理欧洲历史和社会发展脉络的特征。
因而，接触欧洲环境，必然会影响作家的生活与文章。欧洲生活给华文作家新鲜的感触，人情物态等，原本可以学到一种观察人生世相的方法，可以放开眼界，体验各种人物在不同情境中不一样的生活情调。但许多作家或模仿或不求创意，作品不具生命力，没有自我意识，不求自我发展，更遑论自我风格。一些作家只是复制已有的模式，走在别人已走过千百遍的路径上，徒然盘旋回转，作品中谈不上有什么自我确认。即使新的环境有新的巨大力量，也无法震撼作家的心灵。
欧洲和中华的人文历史同样悠久丰富，游走于东西文化之间，在以往昔的语言为主流的书写中，华文作家在潜意识里，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传统，同时又蕴含了反自身文化的一种潜能。作家书写维系着中华传统的个体生命，通过情感的抒发，来表达在异域的遭遇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探索。这种经验和自身价值的定位决定了叙事，同时也受到时代语境、域外语境和叙事者个人经验的制约，使得个人价值取向模糊，也使得华文作品中的自我确认模糊。
欧洲文化强势，长期以来的世界物质文明，也一直热衷欧美文明，但在文化上，华文作家依然深受中华传统影响。并且，华人社会的婚姻、家庭、生活方式与所在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利益紧密相连，使得华文作家不得不认同社会主流文化观念及话语方式。这是华人社会的生存矛盾与危机感，逐渐淡化了自我的矛盾，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淡化了文化的差异，这种对经济和自身生活方式的依附，导致欧洲华文作家们忘却了对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与国家变革的关注和敏感。
华文文学实质上是对自我的确认，表达在异域社会生存的一种方式，参与世界言说、书写自身历史的重要手段。华文作家在初抵欧洲时，往往学识经验有限，难以同时拥有精通中华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学养和观照两种文化的全面视野。书写的角度和创作的心理，都可能不正确或有所偏差。必须要假以时日，经过沉淀与积累，才能逐渐融会贯通。
此外，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抱怨出书的不易，销售量的不理想。实际上除了印刷术发明后的一段黄金时期外，能以写作来谋生的作家一向就不多，历来如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出版，才售出两百本！
英美作家们纷纷预言文学的死亡。文学的前景这么不乐观，处在边缘又边缘的华文文学，将如何自处？如何突破困境，寻求发展？
相信欧洲华文文学面临的境况，也是世界华文作家面临的现实。
二、发展与希望
欧洲华文作家如果能秉持着写作的热情，多方向，多元化，努力开拓，仍然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善用欧洲文化特色
欧洲的华文文学创作，常与文化身份和疏离视角相关。作家们的多元文化、多重视角，和自我意识、自我超越，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个体生命体验的磨合与融合。这种文化的差异，吸引与排斥共存，认同与反对共生。使得西方华文文学中的形象塑造、审美思维、书写策略、行文特质与东南亚、两岸四地的文学大异其趣。
欧洲华文文学创作视角日趋多元，作家们应汲取欧洲文化的营养，但不必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创作宜具有民族性，又超越中华文学的单一性，呈现出有个性、有特色、视野广阔的作品，并将欧洲文化的特色熔铸其中。
欧洲华文作家的行文组织，可以有适度的欧化，采取欧洲文学风格和文字组织的优点，替华文文学创造出一种新风格和新组织，如欧洲文学中的逻辑性、思想性，法国文学推崇的明晰性、弹性、条理性等；但不盲目地将外文中的混合句、复合句等套进华文中，而是借镜外国文字的优点与传达效果，再落地生根，丰富华文文学的表现力度。写作时重要的是情致真切，境界新颖，表现恰到好处，让写作具有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通过欧洲文学的表现效果，化动为静，化美为媚，犹如将运动过程顶点前的那一顷刻，描绘出来，给人无限想象空间。
华文作家是一个探索者，脱出“拒或受”的精神挣扎，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将创作标准订得更高，静下心来，远离功利，沉浸在东西文化之间，观察，思考，写作。除了保有自身的独特性，还要积极观察、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对照中华文化，找出共通性，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从回望与凝固美的第一故乡写作，到前瞻与延伸美的第二故乡写作；表现出对欧洲第二故乡所产生的公民意识，抒发对第二故乡的认同、对异族邻里的认同。即，立足欧洲，超越一己的家国情怀，摸索自己的道路，开辟自己的江山，提升华文文学至世界级的高度。
在社会变化发展中继往开来
现实的环境对于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但即使困难重重，对有耐力、有毅力、将文学视为终身志业的作家们来说，仍能化危机为转机。
欧洲华文文学随着旅欧华侨的逐年增多，文化人士、作家诗人的开始出现，渐成气候。自一九六○年代至今，跨越了几代。欧洲华人社会在生态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早的东南亚、越棉寮印支三国及马来西亚的作家张馥荔、黄育顺、张宁静等，台湾作家赵淑侠、郑宝娟、吕大明等，接着是大陆移居香港、再定居荷兰的作家林湄，再到八十年代后移民欧洲的年轻一代作家，三十多年来，其间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以往华文作家没有经济作后盾，常常碍于现实，不得不从事其他行业。有些作家最终放弃了文学，也有选择以文学为副业。所幸欧洲仍有一些作家坚持初衷，不畏艰难，继续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有的华文作家深明真正的作家追求的是写作与生命的终极价值，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所以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敢于否定自己，挑战传统，沉思默想，跨越世俗。
他们不与现实妥协，于挣脱常轨的瞬间，不断超越自己，在新文化环境下勤奋努力，充实自己，培养自己，让自己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了解欧洲历史文化，利用双重身份文化的优势，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将智能发挥至最高点，爆发出美丽与辉煌，体现跨国写作的真正价值与魅力。如被评论界视为文学领军人物的荷兰华文作家林湄，就是少数不屈于现实、不放弃文学求索的欧洲华文作家之一。她移居香港与海外四十三年来，一直笔耕不辍，除已出版十多本脍炙人口的中、短、长篇小说与散文集外，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近百万字的两部长篇巨著《天望》和《天外》。资深评论家认为《天望》是21世纪初世界华文文坛上一部描述人类生存与灵魂多重困境的巨著，说林湄不仅是作家，更是一位思想者，将《天望》《天外》视为地球村“世界文学”殿堂的前沿性创作。其不仅“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叙事艺术家”，而且是“能够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叙事思想家…既擅长选择超越时空与文化的跨国界、跨宗教、跨文体的作家，又是运用隐喻与诗性语言，描写个体人的灵魂存在状态的哲人。”⑥“作品视野宏阔，观照深远，富有俯仰天地的睿智境界，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经典普适的价值追求。”⑦“林湄不是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女作家的地位，而是跻身于深入思考人性问题的更高层次的作家行列。”⑧（杨恒达语）
另一位法国的比较文学博士黄育顺，也一直在文学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他是第一位在自创的华报上开辟文学园地的作家和报人。“世华诗苑”与“文艺世界”提供旅居欧州的作家作者们一个展现才华的舞台，使得先天不足的欧洲华文文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能正常发育，茁壮成长。除培育作家诗人外，黄育顺博士自己也写诗、散文、随笔，并用法文创作《难忘里昂情》小说，也出版了散文集《怀旧的期望》，编著《法国华人手册》等。还翻译了巴金的小说《海底梦》、《爱情三部曲》、《长生塔》和丁玲的小说《水》、茅盾的《路》、鲁迅的《门外文坛》等。
可见欧华文学一路走来，历程曲折。在新时期新景观中的作家不再只是书写乡愁，以及着力于描绘吸引西方读者的中国传统社会和东方情调生活，而是将重点移向表现内心世界的纯粹情感。摆脱了乡愁的框架后，视角开始自由转移变化，从异国环境中的感受及中西文化冲突下带来的深层求索与思考，到探索人性的共同点，与探讨人类的共同人文追求，创作题材、技巧、主题都和过去大不相同。
尽管华文作家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种种问题：出版的困难，市场的萎缩等等，但作家是走在时代前端的，不会因物质的匮乏、路径的曲折而受到影响、动摇心志，而是继续独立自主写作，在此艰辛的文学创作环境中，仍坚持写作的华文作家尚有吕大明、黄凤祝、韦敖宇、杨炼、施文英、余泽民、章平、李永华、宋新郁、程丹梅、林鸣岗、谢凌洁、穆紫荆、朱颂瑜等等。
他们深受欧洲丰富的文化历史的熏陶，作品并不刻意经营、雕琢，而是以主观、内省、深思，启发人心，提高人的心灵水准，保持平常心，不忧不惧，静观生命，将真实感受付诸笔端，落在纸上，丰富了生活，鲜活了生命，让人在微妙中感受到难以传达的一种高远的美。
运用双语写作
就目前情况看，欧洲华文作家脱离了原有的文化环境之后，浸染了原乡和他乡双重的文化熏陶，掌握了双语的独特优势，又从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居高望远，以宏观的角度，取得崭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目光，无形中造就了他们和中国及欧洲本土作家不同的特色与优点。
在全球化时代，华文作家在居住国和出生国之间较自由地流动，国籍和地域不再具有限制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跨文化事业兴起，双语写作也产生。视野突出的多元文化使创作者在跨文化的互动中，更能理解他乡人的行为，接纳异域文化情感，体会中西两种文化在差异中的相通性。此时双语的运用，也自然水到渠成。
一位作家在母语和外语之间如何选择？曾有一位精通多种语言的非洲学者说，当他讨论商业计划时用英语，因为英文简单明了。但当他谈论文学时，却要用法语。他认为，法文是一种文学的语言，有深度，有热度，适合写小说和写诗。日常交谈时，他会用非洲的母语，但当他写作时，就会弃母语而选择使用感性的法文。当一个作家觉得其中一种语言较贴近他想要表达的心情和想法时，很自然地会选择这种语言。
一种外语的情味意义，形成它特殊的音乐性。真正感觉到自己的所想所感，非用这种语言不能表现时，才用这种语言，如用母语表现的，用外语也可表现，甚至表现得更好，就有用外语写作的理由。反之，如果使用外语不能把握住自己所想表现的情趣，就没有创造出新的形式，更没有必要使用外语来写作。
当华文作家掌握了所居国的语言后，也会产生以外语来写作的欲望。以所居国的语言创作，较能贴近生活，和现实世界接轨。作家所书写的内容，无论是否发生在欧洲，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都会和所居国有所关连；直接以外语写作，也较能引起所居国的读者的共鸣与反响。因此，除了用华文写作，用外语写作也不失为一条突破欧洲华文文学困境之路。以法国为例，黄育顺博士的第一本小说，就是用法文写的，译题应该是“难忘里昂情”，1992年出版。用法文创作的还有2003年获得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程抱一（Francois Cheng），获龚古尔中学生奖的山飒（Shan Sa），和程抱一同样获费米娜奖的戴思杰等。其他以法语写作的华文作家，最早的应是1928年的盛成，及其后亚丁的小说、百川的散文、董强的诗集、高行健的法语剧本，获法语青年奖的袁筱一和李金佳。另外，出版法语小说的尚有周勤丽、魏薇、应晨、杨丹、黄晓敏、金丝燕等。
设立华文或双语学校
欧洲华文文学若要永续发展，需要正规的华文学校或中外双语学校。
作家的产生，自然离不开学校的栽培。法国没有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诗人，只有移民作家。法国有三十万甚至五十万华人之众，但没有一间正规的华文学校或中法双语学校可以培养出新生代的华文作家诗人。欧洲所谓的中文学校，大抵都是中文补习班，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能力看报写信，更不用说写作了。
从长远的眼光看，华文文学要在欧洲永续发展，中华文化要在异乡开枝散叶，生命力持续旺盛，创立正规的华文学校或中外双语学校是不可或缺的。
马来西亚是在中国土地之外，却能培养出优秀的华文作家，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小学、中学、大学一贯的中文教育，学子们同时有三种语言能力，为他们开启了通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反观越南、菲律宾，因为没有像马来西亚的陈嘉庚、林连玉这样的华文教育倡导者和推动者，现今的华文写作几近式微。
价值都由比较得来，多一种语言，语汇更丰富。欧洲如果能拥有一所正规的华语或双语学校，华人子弟就有福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工程长远艰巨，但双语教育可以扩大眼界，加深知解，融合各语言的长处，认识及掌握各语言的神理气韵，更能创出自己的风格，发现新世界。
归根结底，华文文学要扎根异乡，需要华文学校培养华文人才。学子用华文阅读、思考，报纸推动华文写作，自然形成华文作家辈出的繁荣景象。
抱持全球观
随着全球化，世界距离缩小，加之移民作家经历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过程，适应力增强，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缩减后，应继续挑战自我，走出华人圈，参与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运用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优势，一面拓展民族文学的疆界，导向更深层的了解，开发新境界，另方面去除地域、社会和国家的文化疆界，将创作的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加速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化进程，使华文文学的写作拥有全球视野，与世界文坛接轨，追求全人类的文学价值。
宇宙生命时刻在变动，在变化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独特的，有趣味的，身处地球村的作家们，除了书写作家个人的特殊身份与阅历，也需探索全人类的和平和谐之道，开拓人生世相，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活的活力，以宏观的角度，掌握大时代的命脉，书写出当代的生命与灵魂。
华文作家从游子思乡、生存压力、文化冲突的窠臼中跳跃出来，关注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人性以及人类命运的共同未来。未来的世界华文文学，或许是国与国之间的无差别写作，展现出华文文学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份承担。
文学与读者的关系虽因网路兴起而改变；但有一件事相信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读者永远有需求！变化的只是作家满足读者需求的方式。与从前不同而已。社群网站成为读者关注的新内容平台。从各种形式的个人网站中，读者可以自动订阅接收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纸本文学出版社与其说是被网络所打败，不如说是没有体察到读者更细致的需求。面对当代社群网站强大的分众能力，新时代的作家必须要改变内容提供的思维，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
作家改变，并不是要逢迎读者，而是经由迁就新内容平台而逐渐提高读者。“文学的功用，原在作者有所见，有所感，借语文的传达，在读者心中引起同见同感。‘孤高自赏…不一定是文学的健康状态…真正伟大的作者，必须了解现实人生，因此他就必须接近民众。这种接近的影响是双方的，交互的。就作者说，他多接近民众，就多对人生起深刻的同情和了解，多吸收文学的生命力。就民众说，他们多接近作者（这就是说，多读他们的作品），也就多学会作者的较敏锐的观察，较丰富的想象，和较深挚的情感，因此对于人生得到较深广的了解和较纯正的感受，对于文学趣味的加强与提高，是当然的结果。”⑥
未来的出版方向，除了传统的出版社，平面纸本外，还可投入网络出版。在现今的e时代，没有声光色的平面文字难以吸引读者。此外，作家也可开创另外的路径，文字作品要生存，可以借助图像，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创出另一片新天地。
① 法国在1945年之前，没有移民政策，只有即时的对策。1980至1990年，法国移民政策被认为是遭到了故障。直到2008年，欧盟移民协议中，才要求欧洲各国预设一种协调一致的移民政策。参见：巴提克·维尔的《共和国和它的多样性——移民，融入，歧视》。门坎出版社2005年版。Patrick Weill，La République et sa diversité-Immigration， intégration， discriminations”，Seuil，coll. La République des idées，2005.
② 参见：《读者，受威胁的生物？》，刊于法国杂志Telerama，2015年8月24日，作者：Michel Abescat，和Erwan Desplanques.
③ 见伊夫·奥立佛-马丹《法国大众小说史》，1980，P.10.Yves Olivier-Martin，Histoire du Roman Populaire en France，Albin Michel，1980.丹尼尔.萨勒，《19世纪的记者与作家》，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刊.“Journalistes et Ecrivains au XIXe siècle”par Daniel Salles，Bnf.圣伯夫，《工业制造文学》，两个世界杂志.1839.第19册. Sainte-Beuve，“la Littérature industrielles”，Revue des Deux Mondes，T.19，1839.《发达国家近代报业的产生与发展》，第四单元，法国近代报业。
④⑤ 原文是演讲稿，是黄育顺博士在威海市山东大学的计算机通讯室写成，后刊登于法国《华报》NO.33（2004-12-24），收入《怀旧的期望》一书，百花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230页。
⑥ 朱光潜：《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⑦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⑧ 王红旗：《以社会众生相探究“人类灵魂”生态嬗变——论林湄长篇小说〈天望〉〈天外〉的世界性价值》，《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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