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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陌生”老人的来信

时间:2023/11/9 作者: 华文文学 热度: 16540
牛静 王有亮

  

  摘 要: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的《左心房漩涡》在2013年前的大陆均被“肢解”到各种王鼎钧散文选集中,近来,当它以整体的面貌被推至大陆读者眼前时,又被王鼎钧“四部回忆录”的强光所“遮蔽”。这种“肢解”和“遮蔽”缩小了《左心房漩涡》的美学格局,减损了其文体创新和语言审美价值。将其作为一个艺术整体,从“抒情话语”的角度切入,着重分析其蕴含的话语领域、话语角色和话语方式,有利于深刻认识和客观评价《左心房漩涡》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王鼎钧;《左心房漩涡》;整体性;复调性;病体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123-06

  引言

  《左心房漩涡》(以下简称《左》)初版于1988年,由尔雅出版社推出,当年在台斩获多种文学奖项①,王鼎钧(1925- )在该文集最后一篇《天堂》中借“朋友”之口说到:若事先缩减出五篇,可传后世,缩为十篇可传当代,减为十五篇可传于同文之间。而结集的三十五篇(包括“大序”和“小结”)则是“只图一吐为快”,“那未必见容于时代和环境的,势将以部分连累全体”②。此后该散文集成为大陆王鼎钧散文选本的必选出处,其中一些单篇也是各家选本的必选篇目③。这些篇目成为大陆学界论证王鼎钧“乡愁”情结、阳刚风格、诗化散文以及文学史地位等主题的重要注脚。王鼎钧在该文集得奖感言中又强调:“这本书从头到尾是一篇文章。”④作家行文与言谈中所显示出的矛盾“裂隙”提醒我们:徜徉于选本中的读者似乎失落了一些什么。大陆在王鼎钧鲐背之年才“井喷式”⑤地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被誉为“战争文学精神转向”⑥的四部回忆录先后受到高华、许纪霖、陈丹青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倾情推介,王鼎钧也因此四书获得第五届(2013年)“在场主义散文奖”,后获台湾第十八届“国家文艺奖”(2014年)。

  相较于四部回忆录所受到的“热评”,《左》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不像回忆录那般新人耳目,《左》中的不少篇目已经是“老面孔”了。据论者有限的观察,将《左》视为艺术整体的论文有三篇(其中一篇是大陆作者所写),分别论述了《左》的艺术形象、乡愁情结和爱国情怀以及语言风格⑦。网络上有读者评价此书:有点难懂,对他的历史背景要有所了解才行⑧;没有什么故事性⑨;“全书思乡怀旧,也许因为不够切身,所以也不够喜欢”⑩,了解历史背景,寻求故事性和切身性体验最适切的途径莫过于阅读四部回忆录,而不是求疵于《左》。我们想致力说明的是:《左》固然与四部回忆录息息相关,但这并不能否认《左》的独立性;此前通过选本的“选择性”接受是如何缩小了其美学格局,在何种层面和维度减损了其文体创新和语言审美价值。在此,论者采用“话语领域”、“话语风格”和“话语方式”的术语来展开阐释,其中“话语领域”主要指题材和主题维度,“话语风格”涉及的是话语中的角色关系,“话语方式”侧重于说话者所采用的种种策略。

  一、甲子三地:激荡情感漩涡的话语领域

  “话语领域”是“在话语发生的语境中,语言使用人讲话的目的在语言中的反映”,其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话能被人听懂,就是要讲清楚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还涉及到其他正在发生之事,涉及到与当时环境无关的那些事情。分析《左心房漩涡》的话语领域,就是要弄清楚作家讲的是什么事情,什么是其所涉及到的正在发生之事,与当时无关的那些事情又是什么?对此,论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探析。

  时间维度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作家的通信时间和该书的出版时间之间的龃龉,这种龃龉客观上造就了文本的的审美多义性。王鼎钧在论及此书的创作动机时曾说:八十年代突然可以和大陆亲友通信,对他来说“是一次死去活来的大手术,见肺见肝,触及灵魂”,这次通信活动将其“切断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左心房漩涡》“就是那几年碰撞、麻木、阵痛、复苏”的文学记录。作家将通信的原始样态做了文学处理,抹去了这次通信的具体时间,以此来表述情感的“碰撞、麻木、阵痛、复苏”的情感逻辑。尽管具体时间并不确切,但从内容上来看,《左心房漩涡》是按照通信时间先后排列成书,且该书开篇即点明了抒情主体和对象是隔绝39年后才再次重逢。作家为什么把时间起点定位在39年前呢?王鼎钧在谈及这次通信经历时又说:“中美建交,邓小平先生访美,改革开放,海外关系不再是罪名”后才开始此次通信。作家于1949年去台,1978年移居美国,同年大陆对外开放;中美建交是在1979年1月1日,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访美。由此可知,王氏与大陆亲友通信的愿望显然在八十年代初就可以实现,现实中他与大陆亲友的隔绝时间大概比三十年稍多,这与作者开篇强调的39年存在着将近10年的误差。对此我们尝试做出如下两种解释:

  第一种,开篇所提及的39年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1949年,而是《如果》一文中提到的“大分散”,也即一九四五年前后“你”“我”离散的内战初期。第二种,如果我们将39年前理解为1949年,那么实现通信的时间点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符号意义了:这39年也即自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戒严令》颁布到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前后持续38年零56天。如果从前者的意义上来理解,如图一中(2)的时间段,该抒情主体所强调的这39年与作家实际经验吻合,因而个人化色彩较多;如果是后者,如图一中(3)的时间段,这具有符号性的39年则更具有群体化色彩。这种时间上的暧昧使该文集的抒情话语饱含着“卵生”和“胎生”的性质,高度融合了作家个人和群体的情感体验。

  许多论者都本能地认为,《左》是上述四十余年离散的生命体验,而对自作家诞生至1945或1949的二十余年视而不见。这不单单是缩短了话语领域所波及的时间范围,同时也简化了该文本蕴含的情感层次,稀释了其情感浓度。这被淡化的二十余年就是抒情时间维度的第二个层面。《左心房漩涡》话语领域中间接关涉上述四十余年的是两小无猜时的“我们”和中国,是上流亡学校及抗战时的“言志”和奔波,是“我们”盼望抗战胜利时的激情昂扬,也是“我”从1945到1949年间的虚无失落。作为中国人,“我们”的情感在趋向1945这个标志性时间点时基调无疑具有合一性,但在1945至1949年间,先前基调的合一性就产生了相应的分化。王鼎钧行文中无意于穷究立场是非,而是将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推至前台,叙写当时国人面临重大选择时的荒谬感、彷徨感以及无奈感。正是这种原本就非常矛盾复杂的情感延传至此后离散的四十余年,共同酝酿着一甲子的情感漩涡。从幼年童稚到少年艰辛,情感转而激扬慷慨进而虚无低徊,这种经过多段区隔多层累积和多次反复的情感互相冲撞,才达至《左》多重的情感层次和深厚的情感浓度,进而呈现为全书抒情话语的多种样态和多重变奏。

  话语领域在时间方面的暧昧性、多区段与空间的多义性、多重性是紧密关联的。在“胎生”的层面,《左》的对话空间是美国华人居住区和两岸(如图一中①);在“卵生”的层面,《左》的对话空间仅是海峡两岸(如图一中②)。在更微观的层面,《左》在大陆对话空间是以故乡兰陵及其每一个居住过的地方为点,以作家在大陆二十余年的流动轨迹为线连缀而成。点如《红石榴》中的老家,《春雷·春雨》中的大巴山,线如《如果》中:“面前是新绸一样的黄河……前面是六朝金粉的遗迹……前面是水天连接的黄海……前面冰封雪飘,马前桃花马后雪……”讲述了“我”由西北到东南再到东北的漂泊轨迹;《失名》中“沿着虢国夫人入京的路,折向秦皇东征掠取之地,穿越武王伐纣血流漂杵的战场,直奔楚汉决战的平原”,这些地方显然都战况激烈,短短数语,将王鼎钧在内战期间的行踪概括殆尽,包蕴了一部《关山夺路》的空间范围。

  《左心房漩涡》的话语领域如图所示,抒情时间跨度是分为多区段的一甲子,同时延展至对未来的设想和期盼;包蕴了大陆、台湾和美国的多重空间,既有梦中的想象的,又有记忆的现实的。当我们以此种心理前提去重读《碎琉璃》、《山里山外》时,其中各篇背后所隐含的历史大幕也逐渐凸显出来,这种凸显无疑能够深化其审美认知。这也就是为什么《红石榴》、《我的一九四五呢》作为单篇并不十分起眼,一旦将其置入这个甲子三地的抒情时空内就能够充分展示其重要的美学价值,也是《黄河在咆哮》、《春雷·春雨》以及《分》等不入各家选本的一点遗憾。

  二、众声喧哗:透析情感漩涡的话语风格

  王鼎钧曾自述,八十年代的这次通信是“回国大索天下,向故旧印证传记材料”,也就是说这不是和某一个人而是与很多人通信交流。《左》中三十三篇(不含《大序》和《小结》)“信件”的开头均无收件人,落款也无寄件人。细审全书,可以确信的是首部“大气游虹”是给同一人的信件,也是四部中最为浑然的部分。这也就是大陆很多选本为什么都以“大气游虹”为篇名,以下属的九个篇目为二级标题的原因。其余三部分的话语角色既上承了“大气游虹”的人称代词“你”“我”“他”和复数的“我们”“他们”,但各个人称具体所指的范围已经逐渐改变了。据此,研究者也就无法通过考证具体的“人”来阐释文本的话语内涵。由于话语风格表示对话角色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是语言的人际关系功能,表现了对话参与者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表示具有某种关系的人以及以某种方式组成的团体的界限。所以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探析文本的话语风格来感受角色间的关系,解读他们在对话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各自所属的群体,进而深入了解其中复杂的审美蕴含。

  在该文集的对话角色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无疑是“我”和“你”。“我”作为主要的话语言说者,首先代表的是作家个人,抒情对象“你”也具体有所指。大陆的王鼎钧研究者杨传珍最先指出,“你”是一位女性,但是未做进一步分析;后来有论者分析认为“你”的原型是作者的“二表姐”,这些探讨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认为,在现实层面上,这个“你”既如前者所述,是一个具体所指,而在想象层面上,“你”又是一个逐渐生成的女性形象。细读《红石榴》、《山水》、《惊生》等篇,我们不难发现,“你”承续着《碎琉璃》中“红头绳儿”的初恋之体验;接续了《山里山外》中智慧美丽勇敢重情的顾兰之神韵;氤氲着《情人眼》中那个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安放的“你”之气息。《左》中的“你”不再是作家不忍让其流落战乱的小女孩儿,不再是停留在流亡西迁阶段的女学生,也不再是“我”魂牵梦绕而“你”不回应出场的“情人”,而是一个同“我”小时无猜历经流亡经历战乱别于内战后四十余年再度聚首的老者。

  如果将《左》视为一个艺术整体,“你”所指称的远不是一人,更不是固定的某人。如《你不能只用一个比喻》一文中,你时而指某个收信人,时而指“我”一己之母亲,时而指全体华人之母亲即祖国。随着时间的变化和空间的位移,“你”“我”各自的选择造就了彼此迥异的人际圈,参与对话语境时所代表的群体也随着之而变化。从在家乡到抗战期间一同去做流亡学生,同唱不分派别的抗战歌曲,“我们”所指称的角色显然内含“你”在内;内战爆发大分散开始,在几千人露宿彷徨的站台上,“你”选择北走“我”选择南行之后,“我们”就不包含“你”在内了,各自所代表的群体自然也就有了左右国共两岸之分;当“我”倾诉纽约客的心迹时,“我们”和“你”也就有了侨民国民之别。

  全篇的话语场域中,还存在着“他”和“他们”,其以故事的形态和典型的场景参与到对话之中,成为一重潜在的间接的话语角色。作家追忆的重点既不在于对谋略事功的崇拜,也没有空洞的政治抒情,而是以亲历者的口吻向“你”讲述这些人的生命遭际,他写拯救“我”于雪葬的“汉子”,给“我”治疗眼疾的医生,以此来为动乱中的人性美善雕像;他写江边卜卦跳江而死的“疯爷”,以此哀惜不能承受时代之重的自杀文人;他也挂怀站台上徘徊于南走北行的过客以及遍布的农夫纤夫贩夫走卒们的命运。这些人与“我”的关系有近有远,“我”对他们的了解有深有浅,之所以对“你”提起这些,是为了让“你”读“我”。可是“你”对“我”的谈论既不赞同也不反对,曾经对高度关注社会时事的“你”经过血火流光重典大狱之后,对世事人心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疲倦,不乐于谈社会时事,只是谈谈祖国的山水风景。为了让“你”恢复对同类的希望,回归人群社会之中,“我”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剖析将话语角色引向了“我”的内部,即开启了“我”和自我不断对话。“我”也有自己的灾难浩劫,那疲倦在“你”和战争之前,“我”困惑于善恶福报通常与天人伦理的错位,痛心于老母老屋老树老狗的早失,纠结于自己变囚变残变贱的命理,辗转中疼痛感断裂感毁灭感接踵而来,无异于另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但我尤以为“生活是不断的中毒”,“人生修养就是分解这毒素”(《我们的功课是化学》)。不论如何,“我”对人文的兴致仍旧远远大过自然。大陆与王鼎钧经历相近的幸存作家其实并未如其所设想,都如道家转向自然,且出现了巴金《随想录》这样主动剖析历史自觉忏悔自我的经典巨著,这也许更能证明幸存当代的作家们心灵是相通的。我们在此侧重于《左》所蕴含的的自我对话艺术,对同类作家作品思想上的同异之处暂且搁置不论。

  在《小结》中,“我”讲述了两个关于“天国”的故事,第一个是曾经在一起练琴的两人后来分开,分别住在东西半球,各成风格,多年后相见尝试共奏旧曲;第二个是一老一少两个酿酒师,当初共酿同一种美酒,分开后各自酿不同的酒,多年后再见彼此尝试着欣赏对方酒的风味。“合——分——合”的模式成为故事中人物共同的生命轨迹,如何面对长久分离后的对方,实现彼此的和谐沟通成为故事中人物相见后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固然是“我”对同代人的纾解抱慰,又何尝不是“你”、“我”这一代对后代人的话语召唤。

  综上,一部完整的《左》不仅谈“你”“我”私密之情事,更多的是谈国事家事天下事;不仅追忆一些“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人事,也同样关注有共同经验的全体中国人。在众多角色的喧哗声中,“你”已经远远超出了具体的有性别的所指,上升为象征国族的符号性存在。“你”“我”是该文集话语角色的核心参与者,二者的声音各自独立高标,是文本抒情话语的两个高音;随着这个核心在空间里一分为二转而为三,追忆时间遍历一个甲子,各种人称在这个过程中动态地吸附了一些人生经验相似的话语角色参与对话,共同促成了《左》话语风格的“复调”性特征。

  三、道成肉身:表述情感漩涡的话语方式

  《左》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包蕴多种话语方式,论者不能也无意将其穷尽。在此,我们仅聚焦《左》所呈现出的意象肉身化现象。罗漪文在其《〈左心房漩涡〉之语言风格》一文中曾经触及这个论题,他考察全篇归结出《左》的隐喻系统之一:“人是水,人是昆虫,祖国是身体,苦难是疾病”,“四者交织出作品的主题之一,即:在大时代的转轮下,人类该如何自处?”罗文的具体论述条理清晰,阐述也富有新意,笔者尤以为此处论述存在以下四点不足:首先,当他分述四者的时候,显然忽略了四者之间的同一性,“身体”和“疾病”难道不是肉身化的人之表征么?其次,罗文对四项隐喻分别做了详细的论证,但忽视了四者之间的动态生成性;再次,在其论述的过程中,忽视了四者结构上的关联性。细察全文,我们认为“病体”作为一种隐喻,充溢于个体、群体与国体之间,三者之间是动态生成的关系,并且具有明显的家族伦理关联性。

  个人身体在首篇《明灭》中就已经出场。收到“你”的来信,“我”激动得“眼睛忽然变盲”;梦中的“我”被刽子手斩为上下两截;梦醒后“我”的知觉模式极度变形,西裤店里模特横膈膜以下的腰腿,首饰店里的指腕和眼镜店里的头颅,都让“我”想到梦中断开的身体,陌生感充斥在断开的部分之间,一时间并不能合二为一。在紧接着的两篇《水心》和《惊生》中,作家还藉由意象、标点和句法表现“你”“我”之间的断裂感和断开部分的隔阂感:

  句A:哦,皱折,a年轮;年轮,b画不圆的圈圈;带缺的圆,c月亮;月亮,磨损了的d古币;古币,模糊而又沉重的往事。《左心房漩涡·水心》

  句B:红眼圈一样的a圈圈,b堤防一样的a眼圈,c长城一样的b堤防,d伤痕一样的c长城,而蚯蚓一样的d伤痕。《左心房漩涡·惊生》

  注:方框及序号均为笔者所加。

  句A中方框内的abcd各自的所指均是同一事物,然而都无一例外被“;”分割开来;句B中方框顺序为abacbdcd,两a之间被b隔开,也即“你”“我”两个眼圈之间存在着长城一样的隔阂;两b之间被ac隔开,也即堤防高如长城;两c之间被bd隔开,如长城一样的堤防造成伤痕;两d之间被c隔开,也即伤痕大如长城,断如被切开的蚯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情感指向趋同的汉字,蕴含深意的标点与独特的句构并非作家故弄玄虚矫揉造作,充溢于语词之间的是一股潜在的情感之流。

  《左》中承载“国家”含义的是黄河、长江、土等阔大意象和母亲地图草木道路等细微意象。黄河是“八千里痉挛的肌肉,四百亿立方尺的呕吐”(《对联》);长江水声喧哗是上游的人在痛哭(《最后一首诗》);江面是“一张古代伟人的脸”(《读江》);土如顽童(《失名》);被誉为国体的“母亲”之体千手千眼千乳,但却被金戈铁马践踏,刺刀枪托分割;荒草肥美,疑心下面是尸体,而移民是“堕胎”。月光照人是“伐毛洗髓”;瓦房被“寸寸凌迟”,皮下脂肪被翻弄,为的是“找金肝银肺”;互相倾轧,声如骨折用以表述瓦碎;“仙人掌的骨髓枯竭,太阳内出血”极言走路苦累。

  个体、群体与国体的隐喻系统之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作用动态生成的关系。面对黄河,上游使我“高血压”,下游使我“心脏衰竭”,黄河用自己“老年的皮肤”,将蝼蚁、芦苇、乱石与人命、梁柱、珍珠裹挟在一起(《对联》);长江水如政治运动搓洗“你”(《最后一首诗》);江面的大脸后面有许多成仁取义的小脸(《读江》);土在我们的“发根耕种”,“裤腰里筑城”,“耳蜗里口袋里枪管里捉迷藏,油漆毛细孔,给五官改装”(《失名》);而作为个体的“我”,“是血火流光下的幸存者,冰封雪埋的幸还者,死症流行时居然有免疫的能力,重典大狱后侥幸得到释放的机会”(《惊生》),“血火流光”、“冰封雪埋”流行死症及“重典大狱”既造就了国之病体,也是导致个体致病的重要原因。作为个体,“我”对这个隐喻的病体世界之态度是和解与化解,是“化癌化瘤化结石化血栓”(《我们的功课是化学》)。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真正伟大的写作都是身体写作,都是写作者的身体在场的写作。”个体、群体和国体互相生成的意象群并不是外在于作家的审美客体,而是内在于作家的肉身形态,饱含着作家的身体性参与。

  同是用病体隐喻营构出的文学世界,它在鲁迅笔下是古老颓败的中国,作家以速朽期盼国体之新生;在郭沫若笔下,作家意图它通过凤凰涅槃而得重生;但在《左》中,王鼎钧所强调的是个体、群体与国体之间结构上情感上的家族伦理关联性。《左》通常以家族伦理的话语来替代个体、群体与国家的话语。首先是以长辈伦理代替国家话语,《你不能只用一个比喻》中以“母亲”喻国家,以“母亲”受到凌辱践踏来表征发生在国家疆土上的征战杀伐。大陆在“我”看来是“母亲”,在有的人看来是“父亲”,甚至有人认为是“祖父”;台湾在有的人看来是“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是“回不去的家”。这其中同时包含了各种不同心态的华人。其次是以平辈和晚辈伦理表征差异性的个人对国家的复杂情感。象征中华民族的黄河在作家笔下,是“我们民族抱在怀里的孩子,尿床、遗矢,踢被子,还是抱在怀里,抱得更紧”(《对联》)。在王氏看来,作为男人去关心别人的妻子,作为女人去爱护别人的子女,身为游子去爱别人的父母,都有心里难关要过。这里的“别人的”,毋宁理解为因国家动乱而流落到异国者。在这里,“母亲”、“父亲”、“祖父”、“妻子”、“孩子”等家庭身份是华人家国情怀多样性的适切隐喻。这是独属于王鼎钧的病体隐喻世界,也是属于像王鼎钧一样的海外华人们的家国情感世界。

  结论

  通过《左心房漩涡》的书写,王鼎钧以史诗视野观照了两岸东西一甲子的时空领域,营构出宏阔而迂回的美学情感;以其话语角色的多元开放吸纳了多重话语的共同参与,创构了复调性的散文文体;以其“道成肉身”的话语方式铸成独属于王鼎钧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再现了同属于一代中国人深刻而沉重的心灵隐疾,这种疼痛至今仍然没有消失。我们认为《左心房漩涡》无愧于徐学先生将其置于《画梦录》和余光中诗化散文之上的评价。近三十年来,各种选集“肢解”《左心房漩涡》的后果之一,就是选本中的相关篇目与王鼎钧的其他散文杂陈在一起,我们既难以看到作家六十余年创作轨迹的流变,也难以认识《左》在王鼎钧散文创作中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这无疑不利于我们客观合理评价《左》的散文史地位。时隔25年后,《左》和王鼎钧的其他散文集均以完整的面貌回归到大陆读者的视野中,我们理应以历时的、整体的眼光重新打量它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

  注释:

  ① 据《左心房漩涡》扉页所列,本书及作者1988年在台获得八种奖项。

  ② 王鼎钧:《左心房漩涡·天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19页。

  ③ 楼肇明 编:《八十年代台湾散文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王鼎钧散文入选11篇,均出自《左心房漩涡》;伊始 编:《王鼎钧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左心房漩涡》入选17篇;徐学 编:《一方阳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左心房漩涡》入选24篇;《风雨阴晴:王鼎钧散文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左心房漩涡》入选7篇。其中《黄河在咆哮》、《春雨·春雷》、《你不能只用一个比喻》、《勿将眼泪滴入牛奶》、《分》、《天堂》和《小结》均未被选入。

  ④ 袁慕直:《〈左心房漩涡〉读后》,见王鼎钧:《左心房漩涡(附录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3页。

  ⑤ 所谓“井喷式”,就是大陆出版界在2013-2014年两年间集中出版了21本王鼎钧著作。

  ⑥ 杨传珍:《战争文学的精神转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⑦ 王忠慧:《痛与爱的诗性升华—论〈左心房漩涡〉中的艺术形象》,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黄雅莉:《王鼎钧的乡愁情结与爱国情怀—以〈左心房漩涡〉为探究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罗漪文:《〈左心房漩涡之语言风格〉》,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⑧ http://item.jd.com/11259042.html#commen,京东网:《左心房漩涡》商品评价,2014年2月15日。

  ⑨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淘宝网:《左心房漩涡》商品评价,2014年7月21日。

  ⑩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268945.html,当当网:《左心房漩涡》商品评价,2013年7月6日。

  [美]迈克尔·葛里高利,苏珊·卡洛尔 合著:《语言和情景——语言的辩题及其社会环境》,徐家祯译,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37-88,38,75-78页。

  王鼎钧、张冠梓:《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著名散文家王鼎钧访谈录》,《南方文坛》2013年第3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2ODg2MTg0.html.《纽约会客室·王鼎钧: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情怀》,2014年12月。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1976-1984)》,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王功安、毛磊 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49-1164页。

  王鼎钧:《东鸣西应记》,尔雅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http://tieba.baidu.com/p/272000287,王鼎钧贴吧,《杨传珍读书笔记:读〈左心房漩涡〉》,2007年10月7日。

  牛静、王有亮:《蚌病怀珠 流光万彩—读王鼎钧〈左心房漩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年第1期。

  罗漪文:《〈左心房漩涡之语言风格〉》,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31页。

  谢有顺:《文学叙事中的身体伦理》,《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徐学:《从何其芳到王鼎钧—独白体散文诗论》,徐学主编:《台湾研究新跨越·文学探索》,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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