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璧瑞

　　摘 要：本文以1968-1981年间，国民党官方发起和组织的三次文艺会谈为中心，讨论会谈产生的各种因素、会谈的中心议案和基本内容，并就会谈所呈现的国民党文艺工作的问题做出分析，指出组织架构、经费问题，特别是基本理念方面的缺陷，是国民党文艺工作的困境所在。

　　关键词：文艺会谈；国民党；文艺工作；文艺理念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066-10

　　1968-1981的十余年间，国民党官方发起和组织了三次文艺会谈，分别是1968年5月的第一次文艺会谈、1977年8月的第二次文艺会谈和1981年12月的第三次文艺会谈。这三次文艺会谈是在台湾的国民党文艺工作经历了赴台初期十余年的推展后，进入有相对稳定明确的政策指向、经乡土文学运动，到80年代后走向没落这一时段的代表性事件。

　　在台湾文学史书写中，国民党文艺工作和其主导的文艺现象通常作为某种边缘叙事，仅在50年代“反共文学时期”被叙述，或在70年代中后期被当作压抑乡土文学的负面力量；而在它的存续时期内，成为文学史主流话语①的是其他更具代表性的文学潮流和创作成就。然而，国民党官方对台湾文艺的统合管理与体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反共文艺”和“战斗文学”并不完全等同；这种统合与管理也并非与文学史的主流话语完全对立，比如，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的部分重要作家在当时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并不排斥；体现“去国怀乡”、“感时忧国”情怀的文学创作也无法被“反共”或“战斗”的官方指向所覆盖；具有官方色彩的文艺组织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等也并不拒绝非官方背景的作家加入；各种官方背景的文艺奖金也面向不同身份的文艺工作者，尽管国民党的主导性和倾向性也实际存在。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台湾文艺的重要成就并非由国民党文艺工作所体现，但国民党在台的文艺工作和文艺理念也对台湾文学产生了影响。

　　虽然解严以前的国民党文艺工作和文艺理念已成历史烟云，在今日台湾失去了影响力，但作为文学史现象，仍然值得探讨和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三次文艺会谈的回顾考察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文艺工作的具体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资料来源见《文艺会谈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编印，1968年）、《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编印，1977年）、《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实录》（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筹备委员会主编，1982年）。

　　一

　　如果就解严以前的国民党文艺工作划分时段的话，可以将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制订《当前文艺政策》和第一次文艺会谈的举行作为标志。自1949年迁台到60年代中期，国民党文艺经历了初期的反省和1950年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初步形成了基本的组织化；随后1953年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关于文艺的表述成为官方文艺的指导思想；1956年，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全会颁布《展开反共文艺战斗工作实施方案》，正式提出“战斗文艺”的口号，三民主义指导下的战斗文艺得到大力提倡，政治上突出反攻复国，文化上强调道统、伦理、人性和传统价值观。这样的文艺理念到60年代中期，反攻复国的希望逐渐远去，战斗文艺也失去了激情，官方希望振奋精神，再度强化既有文艺思想，遂于1965年召开国军文艺大会，制订《国军新文艺运动推行纲要》，蒋介石提出“十二项新文艺任务”；②1966年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强化战斗文艺领导方案》，同年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7年底制订了作为党的文件的《当前文艺政策》。第一次文艺会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举行的。

　　第一次文艺会谈于1968年5月27日至29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主办单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同党政军有关机关及有关文艺社团，参加人员包括党政军主管文艺业务者、主要文艺社团常务理监事和党团书记及总干事、台北市各报刊副刊主编和各广播电台电视台文艺节目主持人及文艺杂志主编、大专院校中外文学系主任，以及特邀人员等共计371人。会谈宗旨为“团结文艺界力量，实践本党《当前文艺政策》，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③会谈讨论的具体问题为：

　　1. 建立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筹备出版权威性的文艺论评期刊，开创文艺界之优良风气。

　　2. 建立文艺活动中心，以供举行美术、音乐、影剧、舞蹈、摄影、文学等各种文艺活动。

　　3. 创办文艺书刊联合发行所，保障作家权益，发行优良作品。

　　4. 积极成立中华文艺基金会，用以展开急要的文艺工作。

　　5. 辅导儿童文学之创作与出版。

　　6. 促请教育部增设有关文艺之院校系所及专科，并透过各种训练机构，培养文艺创作及工作人才。

　　7. 建立文艺资料中心。

　　8.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召开亚洲作家会议，译印优良文艺作品。

　　9. 举办全国文艺创作展览，以鼓励创作，加强教育，而促进团结，保证胜利。

　　10. 充实大众传播事业之文艺节目，以适应反共复国需要。

　　体现会谈重要内容和思想的是蒋介石为会谈所做的书面“训词”、《国内文艺工作报告》、《大陆文艺情况报告》、《国际文艺概况报告》，以及文艺会谈的开幕词和总决议文等。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陈裕清所致的开幕词以及“副总统”严家淦的致词均强调文艺会谈与此前制订的《当前文艺政策》的密切关联，认为这次文艺会谈是“中国国民党继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当前文艺政策》之后，对于文艺工作所采取的另一项意义深远的行动，同时也是全国文艺界为贯彻《当前文艺政策》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④特别强调了文艺的“无形力量”和“与反攻复国策略的配合”。⑤在蒋介石的训词中，“战斗文艺”、“固有文化”、“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成为关键词，体现了蒋氏一向的政治理念和保守文化倾向。《国内文艺工作报告》从文艺机构、文艺教育、文艺运动、文艺论评与奖助诸方面回顾了迁台以来国民党文艺工作的过程，并详细列举了不同艺术门类，如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等的工作概况，强调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思想战斗，即“三民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战斗”，是“三民主义新文艺的建设”；文艺会谈是“文艺建设开工之前的蓝图定稿，是文艺战斗出师之前的装备检查”；会谈的收获是“文艺建设条件和文艺战斗条件的充实”。⑥《大陆文艺情况报告》从“‘三十年代的共匪文艺”说起，涉及大陆的文艺政策、组织结构、文艺整风、文革等，结论是赤色文艺在毁灭民族传统，大陆文艺作家需要支援，要以三民主义文艺投入反共战斗。

　　总之，这是国民党文艺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集结和讨论，有着明确的为反攻复国服务的指向和一贯的政治理念，即反共、战斗、传统、伦理、人性等。

　　第二次文艺会谈于1977年8月29日至31日在台北市剑潭青年活动中心举行，主办者与前次会谈相同，参加者包括各有关单位文艺工作主管人员、大众传播事业负责文艺工作干部、各全国性文艺社团负责人士、大中小学文艺课程教师、文艺社团负责学生，以及知名作家等共计275人。会谈缘起有三大因素，一是《当前文艺政策》已颁布近十年，距第一次文艺会谈也已九年，文艺工作环境和主管机构多有变化，需要再行调整；二是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共匪谋我日亟”，要“严加防范其再次利用文艺作为对我渗透及腐蚀我们人心、瓦解我们斗志的绝大阴谋”，因此有必要再召开文艺会谈，“研讨我国当前文艺创作的思潮和倾向，沟通我们的观念，以引导文艺作家建立正确的文艺创作路线，从事积极而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的文艺创作”；三是“为适应现阶段反攻复国战争的迫切需要，策励今后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⑦这次会谈提出了四个中心议案：

　　1. 对《当前文艺政策》之修订建议案。

　　2. 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

　　3. 动员文艺力量加强对匪文艺作战案。

　　4. 加强国际文艺交流案。

　　议案一在基本保留《当前文艺政策》原有条款基础上作了大量修正，并增加了第9条“遵循国家奋斗方向，通过‘心理建设与‘文化作战的道路，使文艺创作成为精神动员的主力及光复大陆的先锋”；⑧后三个议案的提出“乃鉴于文艺在现阶段对匪作战时期，能产生强大功能，所以分别以国内、海外、大陆为工作目标，配合当前革命需要，订定具体实施方案，以作为有关单位及文艺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⑨显示在变化的内外局势面前，国民党期待凝聚共识，加强文艺的政治功能，强化文艺的敌情观念，坚持文艺的反共立场。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前身为中央委员会第四组）、“教育部”、“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行政院”新闻局、中国文艺协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等机构分别就“当前文艺工作的重点与努力方向”、“政府对文艺工作的辅导奖励与文艺教育推行情形”、“国军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与成就”等方面作报告。中央文化工作会所作的《当前文艺工作的重点与努力方向》报告回顾了九年来的文艺工作，总结为“重视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确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体系”、“倡导文艺批评风气”、“奖助文艺创作”、“促进国际文艺交流”等几大重点，认为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坚持思想与文化的长期战斗、加强与国际文艺界的联系、扶助民间文艺社团与经费等。“教育部”所作《政府对文艺工作的辅导奖励与文艺教育推行情形》较为详尽具体地就“政府辅导文艺工作有关机关职权之分工与调整”、“文艺辅导奖励工作与文艺教育之规划与推动”做出说明，从中可见机构调整、奖金设置、文艺教育活动、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活动的具体状态和数据。

　　这次文艺会谈与台湾乡土文学运动高潮几乎同时，岛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运动和文化潮流向左转；70年代初，又有“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相比第一次文艺会谈，这次会谈更突出了官方所遭遇的挑战及危机感，在国民党人看来，“在世局动荡不宁之际，由于共产邪恶势力的挑衅与国际间姑息逆流的高涨，站在反共第一线上的中华民国，遭遇了若干困难”，⑩因此特别需要文艺界统一思想，坚定立场，所谓“爱国必须救国，救国必须反共，反共必须团结。”不符合三民主义文艺理念和反共目标的现象受到排斥，例如，在会谈期间的讨论和前后的媒体报道中，对乡土文学的负面评价所在多有。

　　1981年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70周年，当年12月12日至13日，第三次文艺会谈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由“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新闻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全国文艺促进委员会、“国防部”总政战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中央文化工作会、国家文艺基金会执行筹备，其官方性质一如既往。会谈除纪念和庆贺“建国”70周年外，也有因文化、社会结构变迁需要总结以往文艺工作经验，“审度当前情势，导引文艺思想方向”，“推展有益于国家社会之文艺创作，以促进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的宏大指向。其宗旨为：70年来文艺发展之回顾与展望；策进文艺发展之方向；促进海内外文艺界之团结，并声援被迫害的大陆文艺作家；对保存文史艺术资产，鼓励文艺人才、服务文艺社团、文艺交流问题之研讨与策进；扩大各文艺门类对文化建设之参与和贡献等。会谈规模远超前两次，参与者达900人之众，来源范围和前两次会谈相类似且有所扩大，包括各大专院校文学院系所教授，全国性文艺社团负责人及推荐之会员人士，有关文艺工作之业务主管，邀请参加之文艺先进及杰出青年作家，各文化文艺基金会负责人及历届得奖人士，主要报刊、杂志及各广播电视台有关文艺节目编导人员，部分海外文艺作家等。主办者还邀请了文化管理、文学、媒体，乃至军政方面的资深人士成立顾问委员会，并组成了以国民党文化人为主的“中心议题起草委员会”；集中展览了各类文艺作品；会谈结束时还向31位文坛艺苑的耄耋名宿颁发“崇扬表彰牌”。会谈的声势规模可谓“盛况空前”。会谈的重要内容集中于筹备委员会的6个提案和“中心议题起草委员会”的4大中心议题，分别是：

　　提案部分：

　　1. 建议成立文艺研究中心，以加强对文艺界之服务。

　　2. 建议筹措设置文艺作家出版循环基金，以鼓励对优良文艺作品及翻译之出版。

　　3. 建议筹拍《苦恋》影片，以揭露匪伪政权危机，声援大陆作家。

　　4. 建议续编《中华民国文艺史》。

　　5. 建议审定《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总编》，并协助及早出版。

　　6. 建议倡导“新生活运动的再推进”，发扬勤俭建国精神，提升精神生活，加强心理建设，扩大对大陆文艺作战，以恢宏气象，造成时势，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业。

　　中心议题部分：

　　1. 汇合全国文艺界智慧与力量、策进文艺发展方向。

　　2. 培养文艺人才，保存文化艺术资产，促进三民主义文化建设。

　　3. 声援被迫害的大陆文艺工作者，展开对大陆文艺进军。

　　4. 加强海内外文艺工作者之联系，并增进国际文化交流。

　　按照主办者的说法，这次会谈要突出学术性、扩大性和具体性。所谓学术性，体现为征集到参与者提交的64篇论文，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文化、文学、各艺术门类、文艺交流、文艺机构等方面的研讨；所谓扩大性是指号召文艺界团结，以及参与者范围和数量的扩大；而提案与议题的具体多样也远胜于前，除上述提案和议题外，另有11个一般提案获得较为深入的讨论，具体到编订艺术教材、开设钢琴课程等都可见商议。回顾与总结是这次文艺会谈的重头戏，首任文建会主委陈奇禄所作题为《文化建设的推展》的报告，总结了近年文化建设的几大任务，包括文化复兴运动的推行、各县市文化中心的建设、文化发展环境的塑造，以及文建会的成立及其业务范围和组织形态等。第二次文艺会谈决议案和提案的执行情况也由各执行部门一一列表说明。

　　这次文艺会谈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走向松动的过程中，经历了整个70年代的内外动荡，美丽岛事件成为统治者与民众的最后一次暴力冲突，威权统治瓦解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从外部环境看，大陆已经结束文革，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两岸坚冰有所松动，部分台湾文学作品已经进入大陆。而国民党文艺观念似并未对此做出足够的反应，虽然对解禁30年代左翼文艺的态度也趋向含混，但仍然坚持反共立场，维持对大陆政权的激烈批判，号召以三民主义文艺向大陆进军。因此也更热衷于关注大陆文艺在开放中的一些波折，以强化反共的必然性。

　　第三次文艺会谈是国民党官方促成的最后一次台湾文艺界大集结，涉及议题之多、讨论之具体、总结之全面为历次会谈之首。从这次会谈实录看，国民党文艺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具体的文艺活动、奖助、文艺机构和文艺栏目的设置方面更是如此，这些工作也并非一定与反共意识形态直接相关。

　　二

　　从国民党文艺工作历史看，由于战争、迁徙，以及对文艺不够重视等原因，大规模组织文艺会谈并非常见的管理方式；文艺政策的制订也直到1967年方才正式明确。从国民党文艺大总管张道藩1942年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始，国民党文艺工作一直处于呼吁文艺政策却长期缺乏文艺政策的境地，直至《当前文艺政策》修订通过，国民党才真正有了明确的文艺政策。因此第一次文艺会谈也可谓实践文艺政策的重要举措，也是国民党人下决心提升文艺工作水准的标志。对于张道藩而言，直到离世前方才看到他参与制订的文艺政策成为党的文件，但已病入沉疴，无法亲身参与文艺会谈了。

　　考察三次文艺会谈实录所展示的会谈过程、议题、提案，既可见国民党文艺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和痼疾，也可见应时势变化所作的调整。这里暂且不论会谈的效果和影响，仅就会谈透露的文艺工作信息可以观察国民党文艺的组织架构、基本理念，乃至文艺工作中的困境与问题。

　　从30年代起，国民党文化人已经注意到他们在与共产党文艺的对抗中处于下风，随即开始呼吁加强对文艺的指导和控制，也通过发布文艺指导思想、创办刊物与社团等试图扭转局面，但并未收到成效，甚至彻底丧失了文艺的主导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组织架构为例，国民党长期缺乏稳定统一的文艺组织管理机构，大陆时期有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青年写作指导委员会等，迁台以后又有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中央文化工作会等，部门不固定，也并非由某一专门机构负责。到第一次文艺会谈举行之际，文艺工作分散在不同部门实施多头管理，通常的文艺工作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管理，又由“行政院”新闻局主管电影检查，“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主管有关文化出版事宜，“国防部”主管军中文艺，“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文化组负责文艺建设方针、方案及重大兴革事项的提出，再经核定后转“行政院”施行。“教育部”社教司因人员编制及经费不够，曾一度拟增设文艺司，后又决定不增设，而计划扩大社教司编制，增加文艺经费，但也没有实现。至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决定另行成立文化司，筹备期间为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推行而决定扩大为文化局，并于1967年11月成立；原新闻局的电影检查处也并入文化局。1972年又撤销文化局，电影、电视、广播等业务纳入新闻局管理，文艺部分也继续由“教育部”社教司负责。1970年，“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文化组举行文艺简报，文艺界建议政府设置国家文艺基金会；1974年该基金会成立，加强了文艺奖助工作，但多头管理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政党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文艺指导小组，属党内决策机构，负责文艺规划、协调、运用和推动；中央委员会第四组是党内主管文艺的机构，在第一次文艺会谈后改为中央文化工作会，取消中央文艺指导小组。第二次文艺会谈《对〈当前文艺政策〉之修订建议案》关于文艺机构部分建议恢复中央文艺工作指导小组，呼吁“于适当时机设置直隶于行政院之专管文艺机构，统一掌理全国文艺业务”，即在加强国民党对文艺的领导权的同时，希望政府方面能成立统一的文艺主管机构。这一设想直至第三次文艺会谈举行前一个月方有所改观，其标志是“行政院”文建会的成立。按照首任主委陈奇禄在第三次文艺会谈所作《文化建设的推展》报告中的描述，文建会属文化专管机构，“是政府根据国家情势发展的需要和学术文化各界的意愿而提出的”，原本有文化部和文化建设委员会两种体制的选择，学术文化界多主张设置文化部，但“行政院”认为现有文化事业由多部门管理，如专设一个部则牵涉面甚广，“因此乃认为设置委员会，侧重于统筹规划工作，而不牵涉到各部、会、局现有执掌和业务之更张，也较易发生功效，而符合当前实际情形，为较佳可行之途径。”同时，文建会的职能是文化业务之策划、联系、协调、考评，而不负执行任务。可见设置文建会仍然是权宜之计，文化事务多头管理的格局并未有根本改变。当然，文建会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行使了重要的文化管理职能，作用和影响力日益突出，直到2012年5月升格为“文化部”，这已经是国民党文艺工作式微多年之后了。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文艺经费，这在历次会谈中都有涉及，也是始终困扰国民党文艺工作的一大问题。大陆时期，国民党文艺就苦于经费不足，台湾时期情况有所改善，但依然没有臻于理想状态。第一次文艺会谈时，相关呼吁就不绝于耳，《国内文艺工作报告》即“请中央与省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增编文艺教育经费预算，以求有效推行文艺教育”，建议“国家对文艺事业大量投资，并从事业中培养文艺人才，以免文艺运动落空”，“早日成立中华文艺基金会，以适应文艺奖助之需要”；《对〈国内文艺工作报告〉决议文》也主张“将文艺经费视同作战经费，筹集文艺基金，建立文艺工作者的福利制度等”；会谈综合审查发言中，宋膺、王集丛、姜穆等分别提出请中央设法筹措经费奖励文艺评论的写作，以及提高文艺创作稿酬等。“合力筹集文艺基金，并先行成立筹备已久的中华文艺基金会，用以开展急要的文艺工作案”的说明，回顾了中华文艺基金筹备的过程、难处和波折，提出了呼吁和恳请，以及筹集文艺基金的办法和数额等，也可见经费问题的紧迫性。前述第二次文艺会谈《对〈当前文艺政策〉之修订建议案》更将原第三项“文艺机构”中有关经费的条款增列为第五项“文艺经费”，置于第六项“文艺人才”之前；对原第十三条增补修正，增加了“除按年增拨国家文艺基金外，并专案拨付文艺事业及文艺活动经费”的说法。参与会谈的穆中南更发文认为呼吁了近30年经费问题至今仍无头绪；现有的文艺奖金是属于消极和点缀性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无积极的推动作用。要想有效的推动，非主动的辅助文艺事业不可。”认为以基金会的方式用息金来辅导文艺不生不死，“文艺对国家建设仍然不能结合在一起。”甚至建议“把撤销文化局那笔常年经费按年度拨给中山文艺奖金会和国家文艺基金会，委托这两个既有成就的文艺机构来办理辅助文艺事业，既可省却文化局时代的人事费和事务费，又可客观地推行文艺工作。”第三次文艺会谈举行前刚刚成立的“行政院”文建会又毫无例外地遇到经费困难，参会者何家骅对此“非常愤慨”：“我们常谈对匪作战，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绝非枪杆子打不过共匪，而是败在笔杆子，然而始终无人检讨这个问题。共产党无论怎样穷，办杂志搞文化宣传，它一定有钱，而我们无论怎么富，就是不肯在这方面花钱。”

　　经费问题显示了国民党文艺工作的如下可能，一是对文艺的认识，无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文化组织者似乎始终没有真正将文艺纳入党的核心工作和根本任务中，而是认为文艺是一个需要各界支持和奖助的事物；相关文艺论述也往往是沉溺于具体细节，纠结于奖助了多少活动、办了多少展览等，没有从统一思想和意识形态建设上善用文艺作为有力武器，既无法用文艺赢得民心，又不能有效地掌控文艺界。这一点在与共产党文艺工作的比较中至为明显。对于文艺经费的使用，中央文化工作会在第二次文艺会谈中有如下说明：“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文艺事业与文艺活动，如作品的出版、制作、展览、演出等，基本上都是由民间来推动；党与政府所要做作的，乃是把握总的方向，根据政策方针来鼓励、奖助杰出的作品。所以，‘文艺经费的主要用途，也就以用于奖励者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国民党文艺习惯于以奖助方式展开工作，但这种说法和做法却不能帮助他们当年以这种方式在与共产党争夺文艺主导权中胜出，也在对文艺经费短少的抱怨面前没有说服力。

　　二是将经费视为文艺工作的关键，对经费的抱怨固然是缘于以往丧失文艺主导权的惨痛教训，也与国民党人认为经费充足即可保证文艺工作顺利展开的思维相关。这与上述对文艺的认识有关系，也是过于简单化的思维。经费的背后其实是文艺指导思想和治国理念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国民党文艺工作的保守倾向和刻板想象，这在文艺会谈中表露无遗。三民主义和最高领导人关于文艺的论述和指示是会谈坚守的基本准则，第二次和第三次文艺会谈期间，主办方还印行蒋介石有关文艺工作的论述和训词供与会者研读，报告、讨论和媒体的报道也紧扣这些中心思想加以阐发；动员文艺力量，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促进文艺发展繁荣，以利于反攻复国和统一中国大业，是举行文艺会谈的根本动机。国民党既然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这样的理念本也顺理成章，问题是早在大陆时期，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国民党文艺已经败北，但国民党人却始终认为仅仅是具体措施上的失败，而不是理念的失败，因此才会在机构设置和经费等方面颇多抱怨，而对文艺理念没有反思。赴台后除了增加反攻复国和统一中国的诉求，其他完全照搬原有的理念，只是更加具体。当然由于缺少了共产党这一主要对手，国民党主导的文艺工作在台湾也取得了进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对古籍的整理出版、1977年政府决定兴建的各县市文化中心等都是重要成果。所谓保守倾向，体现在将文化传统当作不二的核心价值，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到各种关于文艺的训词、致词，蒋介石的文艺理念是恪守传统道德伦理，认为中华文化的基础是伦理、民主和科学，“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同时也体现为文艺美学和内容上的一贯要求，即形式上“纯真优美”、内容上体现人性与仁爱，反对表现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即“在三民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艺创作，必须发扬至真至善至美的优良文化传统，恢宏伦理道德的观念”，这一切均以反攻复国为终极目标，哪怕这一目标已遥不可及，也绝不依时势的改变而改变，反而因内外遭遇困境而有所强化，比如前述第二次文艺会谈对《当前文艺政策》的修改建议新增的第九条。至第三次文艺会谈举行的1981年，国民党人仍然在表述中坚持这一目标，对共产党的刻板想象也没有丝毫改变。

　　稍加回顾不难发现，大陆时期国共激烈冲突的阶段，国民党没有考虑紧紧抓住文艺领导权，从方针政策、组织动员、经费支持等各方面，均没有做到位；而到了退守台湾、两岸分治、反攻复国无望的阶段，又强化文艺的政治功能，要求文艺充当复国的思想利器，可谓在不同阶段都存在错位和尴尬。

　　不过还应注意到，国民党文艺理念和台湾实际的文艺创作并非直接对应，或者说这些文艺理念远未覆盖台湾文艺，众多优秀文艺创作并没有遵从这些理念而产生，反倒是当年的反共文艺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便是认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意味着文艺家必然以理念取代艺术规律，所以说国民党文艺理念仍然沦于不切实际，它在机构和经费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虽然没有促成三民主义文艺的繁荣，但反过来也没有严重阻碍其他多种文艺潮流的兴盛。

　　在党国体制下，文艺会谈既有以国民党为核心，加强三民主义文艺工作的意图，又有“国家”文艺动员的性质，参与者众，涉及面广，一些本省籍著名文艺家如黄得时、施翠峰、李梅树、吕泉生、蔡瑞月、钟肇政、郑清文、赵天仪等也参与了会谈；特别是第三次会谈，有大量作家、艺术家出席，可以说集结了文艺界广大人群。但仍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乡土文学运动中的代表作家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的部分学院派作家并未出席，乡土文学乃至现代主义文学也在会谈中受到质疑和批评，这说明会谈的意识形态包容度是有限的。无论如何，在历次文艺会谈举行的时段内，官方文艺工作的国民党属性是没有疑问的。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党国体制的逐渐松动直至瓦解，台湾文艺工作的国民党属性也逐渐消失，然而国民党文艺工作仍然是当代台湾文艺发展的组成部分，如同国民党政治上的经验教训一样，不应因存在问题或影响力减弱而被彻底忽略。

　　附录：

　　当前文艺政策——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

　　壹、基本目标

　　一、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推进三民主义文艺建设，以发扬民族伦理的精神，恢宏民主宪政的风范，实现民生康乐的理想。

　　二、注重文艺与科学的均衡发展，使精神与物质并重，同时运用精神力量克服物质的困难，以充实国家建设的精神条件。

　　三、促进文艺与武艺合一，军中与社会一家，以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扩大文艺的战斗力量，适应国防民生的需要。

　　四、强化文艺的敌情观念，坚持文艺的反共立场，发挥我们文艺的优点，粉碎敌人统战的阴谋，做到以忠辨奸，以仁制暴，以爱化恨，以真破伪，达成光复大陆，重建中华的任务。

　　五、汇合自由世界光明正大的文艺力量，力挽偏激、淫靡、颓废的文艺逆流，导向三民主义新文艺的主流，从而维护公理，伸张正义，打倒强权，消灭暴力，使人类同登自由、平等，博爱的境域。

　　贰、创作路线

　　六、加强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使新文艺负起承先启后的使命，激荡时代的呼声，开拓国家的机运，宏扬民族的美德，以提高作家对时代、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七、确定文艺创作应以服务人生为主旨，认清文艺的价值，即在增进生活的情趣，扩大心灵的境界，以滋润人生，充实人生，美化人生。

　　八、重视文艺创作的社会性，建立清新、雄厚、温厚、明朗的风格，表现光明，消除黑暗，以唤起社会广大的同情，促进社会向上的发展。

　　九、创造纯真优美至善的文艺，使思想信仰力量融贯于作品之中，并力求深入浅出的表现，以照耀人性的光辉，启示生命的意义。

　　叁、文艺机构

　　十、加强中央文艺工作指导小组决策和领导的功能，对有关文艺机构及其业务，充分负起规划、协调、运用、推动、督导、考核之责任。

　　十一、集中政府主管文艺机构的职权，统一掌管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及大众传播事业有关文艺事宜；并遵循以辅导代管理、以服务代领导之原则，修订有关法令，扶持文艺发展，推动文艺工作。

　　十二、辅导文艺社团，依分工合作之需要，健全其组织，充实其设备，赋予其任务，补助其经费，考察其成效，并拨借适当场所，便利其活动。

　　十三、促请政府制定“长期发展文艺计划纲领”，分期列入施政方针，确定文艺经费预算，充分发展文艺事业。

　　十四、结合政府与社会力量，宽筹文艺基金，成立各种文艺基金会，善予运用。凡工商企业捐助基金者，就所捐款额减免其所得税。

　　十五、鼓励工商界事业单位及实业家个人，优先设置文艺基金或文艺奖学金，比照“捐资助学”条例予以褒奖。

　　伍、文艺人才

　　十六、举办全国文艺专才的推荐、访问、调查与登记，依其志趣、成就及实际需要分类编组；一面罗致文艺工作人才，一面完成文艺战斗序列，使能同心协力，蔚为国用。

　　十七、协助文艺工作者进修；设置“文艺研究中心”，以主持文艺讲座，流通文艺图书，供应研究资料，办理通讯研究，提高其创作造诣，增进其服务能力；无论社会或军中，凡对新文艺工作有重大贡献的人才，优先资助其出国考察或从事高深之研究。

　　十八、培养青年文艺人才，坚定其思想信仰，激励其爱国情操，锻炼其专精技术，发挥其创造才能；除由中山奖学金增加有关名额外，并增设文艺奖学金，考选忠贞而优秀的同志，予以深造之机会。

　　十九、建立文艺工作者福利制度，并建议新闻、出版等事业机构提高稿酬及版税，同时请政府修订著作权法，确切保障著作权，使能坚守工作岗位，对国家社会贡献其智慧与心血。

　　陆、文艺工作

　　二十、重视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建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体系，破除以共产主义为符咒的文艺教条，对于现代各种不合伦理、民主、科学的文艺思想流派，除明辨其缺点外，应善予争取或说服，以引导新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十一、倡导客观而公正的文艺批评，树立批评的规范，确定批评的主要目的，在开拓创造的前途，切磋创造的方法，展示创造的成绩，提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增进国民对新文艺的欣赏能力。

　　二十二、策划文艺各部门依据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主题，配合国家精神总动员的需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不同心理状态，创造多彩多姿的作品，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使新文艺为广大的欣赏者所喜爱，而能普遍深入于人心。

　　二十三、整理研究历代文学名著、美术精品及特有民族风格的歌谣、音乐、舞蹈、戏剧（包括地方剧），一面保存固有文化的精华，一面作为新文艺创造的借镜，使能由继承而发扬光大，提高我国在世界艺坛的地位。

　　二十四、充实各级学校有关文艺的课程与活动，并提倡儿童文学，使美育密切配合德、智、体、群四育的要求，以涵泳学生的情趣，调和学生的身心。

　　二十五、切实改进大专院校文艺系科的教材与教法，鼓励文艺天才深造，并增设文学、音乐、美术等院校系所，使新文艺获得充分发展之机会。

　　二十六、协调各主办文艺奖金或文艺竞赛单位，分类分期奖助文艺各部门富有积极意义的研究创造与活动。

　　二十七、统筹规划文艺事业的发展，依其规模、性质，分别由中央或地方设置完善的歌剧院、音乐院、美术馆、艺术馆、社会教育馆等，以为演出、唱奏、展览、活动的场所，并降低文艺器材的进口税，减免纯正艺术性表演及电影的娱乐税。

　　二十八、加强辅导电影、广播、电视、唱片、出版等企业单位，提高影片摄制的水准，禁止国外黄色影片进口，改进文艺节目的内容，灌制鼓舞战斗精神的乐曲，印行纯真优美的文艺书刊，寓社会教育于高尚娱乐之中，以收潜移默化之效。

　　二十九、扩大国军新文艺运动，深入各部队基层，一面加强辅导工作，培养新文艺干部，使文艺在军中茁壮成长；一面评选军中雄浑壮美的作品及其优秀的演出，予以有效的鼓励与推广，从而对社会革新发生巨大之影响力。

　　三十、开拓海外文艺园地，促进国际文艺交流，密切联系华侨文艺作家及友邦文艺人士，积极鼓励中外文艺名著互译，并资助卓著成绩之文艺工作者与文艺团体，分赴国外访问、讲学、参加文艺集会，或从事文艺活动，发挥文艺的影响，辅助宣传之不足，以加深各国朝野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激发侨胞对祖国向往的热情，增进相互的交往和友谊，协助外交及侨务工作之开展。

　　三十一、发动文艺向大陆进军，扩大敌后精神领域的“战争面”，使文艺在敌人的地带生效，在敌人的心中生效，以觉醒人性尊严，并激励作家投奔自由，协助其撰写描绘匪区惨绝人寰的作品，译成外文大量印行，以加速匪伪政权之崩溃。

　　柒、有限办理事项

　　三十二、正在兴建中之国父纪念馆，应使其具备现代化国家剧场之效用，以为国剧、歌剧、话剧、音乐、舞蹈演出之中心。

　　三十三、展开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出版权威性的文艺论评期刊，并成立文艺书刊联合发行所，为文艺界及读者服务。

　　三十四、合力筹集文艺基金，并先行成立筹备已久的中华文艺基金会，用以开展急要的文艺工作。

　　三十五、辅导儿童文学之创作与出版，并启发儿童参加艺术活动之兴趣。

　　三十六、增设有关文艺之院校系所，在正规教育中培养本党所需之新文艺人才，并从事新文艺创作的实验。

　　三十七、对当前有害善良风俗及青少年身心健康之各种娱乐活动与黄黑色电影书报杂志，责成主管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予以整顿或查禁，并定期检讨其实施情形。

　　捌、业务配合

　　三十八、执行文艺政策之机构，在党内为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秉承中央文艺工作指导小组的决定办理，但对海外为第三组，其他有关单位协助之。

　　三十九、本政策所列十、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各条，由本党中央策划实施；所列十一、十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各条，透过政府从政主管同志切实执行；所列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四各条，由党政双方密切配合进行。

　　四十、文艺政策之实施，应配合国家建设计划的体制与动员戡乱的要求，发挥文艺的精神力量，贯注于政治、军事、经济之中，以增进各部门的工作效能；同时，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亦应给予文艺充分的支持，以协助其事业的发展。

　　——辑录自“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八集：《中国国民党七至九届历次中全会重要决议案汇编》（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年，第275-281页。原题为“修正通过当前文艺政策案——民国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

　　① 这里所谓文学史主流话语指两岸编写的台湾文学史所重点叙述的文学现象，和体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中华民国文艺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话》、《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论述存在较大差异。

　　② 这“十二项任务”分别是：一，发扬民族仁爱精神；二，复兴革命武德精神；三，激励慷慨奋斗精神；四，发挥合群互助精神；五，实践言行一致精神；六，鼓舞乐观无畏精神；七，激发冒险创造精神；八，奖进积极负责精神；九，提高求精求实精神；十，加强雪耻复仇精神；十一，砥砺献身殉国精神；十二，培育成功成仁精神。

　　③见《文艺会谈实录》，第1页；第105页。

　　④ 严家淦致词，见《文艺会谈实录》，第120页。

　　⑤ 陈裕清开幕词，见《文艺会谈实录》，第114页。

　　⑥ 赵友培：《国内文艺工作报告》，见《文艺会谈实录》，第40页。

　　⑦⑨ 陈叔同：《第二次文艺会谈筹备工作报告》，见《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第2页；第5页。

　　⑧ 《对〈当前文艺政策〉之修订建议案》，见《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第16页。

　　⑩ 中央文化工作会：《当前文艺工作的重点与努力方向》，见《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第49页。

　　《第二次文艺会谈总决议文》，见《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第41页。

　　张法鹤：《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纪实》，见《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实录》，第88、87页。

　　见《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第19页。

　　其职能包括：“一、文化建设基本方针及重要措施之研拟事项。二、文化健身统筹规划及推动事项。三、文化建设方案与有关施政计划之审议及其执行之协调联系、考评事项。四、文化建设人才培育、奖掖之策划及推动事项。五、文化交流、合作之策划、审议、推动及考评事项。六、文化资产保存、文化传播与发扬之策划、审议、推动及考评事项。七，重要文化活动与对敌文化作战之策划及推动事项。八，文化建设资料之搜集、整理、研究事项。九，其他有关文化建设及行政院交办事项。”陈奇禄：《文化建设的推展》，见《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实录》，第101-102页；第102、103页。

　　相关表述可见笔者：《张道藩与国民党文艺政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

　　赵友培：《国内文艺工作报告》，见《文艺会谈实录》第26、28、29页。

　　穆中南：《宽筹经费辅助文艺事业——献于第二次全国文艺会谈》，原刊于《文坛》1977年9月号，转引自《第二次文艺会谈实录》，第214、216页。

　　《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实录》，第204页。

　　中央文化工作会：《当前文艺工作的重点与努力方向》，见《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实录》，第52页。

　　这里的“伦理、民主、科学”侧重于文化传统之意：“伦理所以尽己之性，其本在于仁；民主所以尽人之性，其道在于义；而科学所以尽物之性，其效在于智；这种‘成己仁也、成物智也而‘达人义也的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蒋介石：《中华文化的内涵，复兴文化的意义，以及其实践力行的准则——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致词》，见《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实录》，第46页。

　　蒋介石：《对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致词》，见《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实录》，第79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