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林湄以两个“十年磨一剑”，用二十年时间，出版了两部长篇《天望》与《天外》，百余万字。本文重点论述长篇近作《天外》，分几方面展开：一、《天外》以宏阔的地球村视野，独特而崭新的人物形象塑造，呈现出在现代科技、物质发达的新世纪，现代人的精神困惑与心灵世界探求。二、作家承继两个优秀文化传统，融中西于一体，从文本互涉、文化之镜、文化之桥三方面将著作演绎成一个文化大文本。三、作家自觉地把生态意识纳入长篇创作之中，将笔触深入到社会大生态与人的伦理关系中，艺术地展现出人类所普遍关注的生态文明这一时代话题。第四，第五部分，论述梦幻写实、人物隐喻及作家创作此著的原动力与悲悯情怀。
关键词：地球村视域；精神探寻；文化狂欢；文学生态；悲悯情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5-0023-10
回望新移民文学走过的30多年历程，成绩斐然有目共睹，然而那种大气包举、高屋建瓴、撼动人之灵魂的艺术经典似乎还很少读到。早期的“洋打工”文学，悲苦血泪虽然真实动人，多为倾诉之作，较少触及人的心灵。初期“淘金梦”文学进而写到在异乡的生存奋斗，其物质追求与传奇色彩，更多聚焦在生活表象上的演绎。以后的“文化寻根”文学，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表现人物的身份困扰，寻求原乡文化的乡愁，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民族归宿感。而中国崛起后在“海归”与“海不归”中演绎的移民文学，时代感虽浓烈，却显得缺少拷问人之灵魂的强音。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发展步伐加快，地球似乎变小，不同地域人们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了。移民文学向何处去？作家面临新的挑战。
继2004年出版长篇《天望》以后，林湄再度“十年磨一剑”，出版了60万字的鸿篇巨制《天外》。两部长篇，百余万字，前后耗费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天外》以宏阔的地球村视野，独特而崭新的人物形象塑造，呈现出现代科技、物质发达的新世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与心灵世界探求。并在跨文化的地球村语境中，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之高度反思人类的精神生态生活，是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法国文学理论家丹纳指出：“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寿命。”①《天外》攀越的高度是文学“灵魂的殿宇”，它是海外华文文学版图上新耸起的一座界碑。
一、地球村视域中的文学新人物
所谓“天外”是一种视角，天空之外也，这是一种宏阔的跨时空、跨文化的特殊视角。林湄在《天外》后记中说：“我竭力透视人性的藩篱，跨越文化、地域和时空的障碍，以特殊的视角，通过感触，认知和再思，去写叛逆的艺术。”②作家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东方人或者西方人，而是把自己看作地球村人类的一员，她以博大的胸襟，世界文化的视域，希求书写地球村人类共同的命运与生存状态。这就是作家的使命。这种视野与意识正是《天外》超越之所在。
长篇《天外》以大手笔聚焦地球村中的小世界，即社会构成的细胞，这就是家庭。小说中写到五个家庭，有华人夫妻的移民之家，有华人与洋人组合的异族婚姻家庭，还有洋人之家及独身主义者白人找人代孕生女的特殊之家。《天外》通过这样几个家庭，细腻具体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与烦扰。作家很欣赏《红楼梦》中贾雨村对冷子兴说的那句“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者，余者皆无大异”。小说写到的几个家庭并非大仁大恶之人，皆为普通百姓，小说写这些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洞察到人的精神层面，窥察到人的灵魂深处。“人无论活在战争时期或和平年代，……生存内容和形式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管人在社会上扮演怎样的角色，高贵或卑微、男女老少均离不开烦扰和困扰。”③长篇的主线聚焦在移居欧洲的华人家庭郝忻与吴一念夫妇之间展开，作家倾力塑造了移民中年知识分子郝忻这位光彩照人的“独特”“新人”形象。郝忻虽然移居于科技和物质发达、环境优雅的现代欧洲，却依然被困在精神苦闷的“城堡”，小说艺术地展现了郝忻在社会、家庭与情欲三重“城堡”中痛苦挣扎、不屈探索、追寻精神升华的生命历程。
郝忻的一生，没有大波大澜的命运多舛，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从中国到香港，后移居欧洲，他经历过“插队、求学、逃离、移民”。他一直都在探索、追寻。他下乡插队就爱书如命；上中文系读书，知识越丰富越对现实不满足；逃离到香港，十里洋场物质生活富裕、自由度宽松了，梦想和纯情却随之消逝；最后移民到欧洲，转眼二十多年，已是“生活无忧日子平静安稳”了，可是郝忻“对于西方优雅丰富的物质生活，安于清静自在闲适的活法渐渐不感兴趣了，开始追求心灵的富有与满足。”④高中时代的语文教师杨敬书早年播下的种子终于萌芽了，杨老师当年的教诲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男儿无英标，焉用读书博”给了他启发，如今他来到了浮士德居住与生活过的欧洲，研究《浮士德》与《阿Q正传》，比较中西文化。“郝忻终于找到了自己在异乡的落脚点，有盼望，有方向并于自我天地里忘其所有，不亦乐乎。”⑤他决意写一部传世之作《傻性与奴性》，然而郝忻的追寻并不顺利，途中尽是坎坷与荆棘，充满各种诱惑与困扰。他遇到一个又一个“城堡”。⑥
“城堡”之一为情欲：郝忻非神非圣，也是凡夫俗子，在现代欧洲情爱观的影响下，加之白人朋友大卫、心理医生彼得的影响以及“黑猪”的蛊惑，郝忻也曾抵挡不住情欲的诱惑，与女弟子发生关系。他的性格中也存在二重性，那就是世俗与崇高的矛盾。也就是浮士德所说的：总有两个灵魂拉扯。然而事后，他并未沉沦下去，他也曾困惑、迷茫，但他并未消沉、畏缩，听之任之，他不断反省、自责，叩问自己。可贵的是他的自我救赎：“只是觉得这个错有点冤，我不是成心故意伤害你，是黑猪趁我满目眩惑时鼓动我尽情享受……”“我不过上了黑猪的当，受骗了……，受骗了自然会上当。”⑦
城堡”之二为社会：世人看郝忻，认为他“傻”，称他“文呆呆”。他觉得自己很孤独，不愿意入帮派、拉关系。他有时神经兮兮，胡思乱想，看起来“行为偏僻性乖张”。时下皆以追求金钱、物欲、享乐为幸福，而将信仰、精神追求抛向云外，而郝忻却一心向往埋头书斋、研究比较中西文化，写出传世之作，自然会被世人看作不合时宜，打入“另类”“异族”，而视为“傻”与“呆”了。而若失去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与理想，恰恰是郝忻的困惑与痛苦之所在，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进入科学技术发展迅猛、信息高度发达的21世纪，移民到欧洲，生活是否就幸福呢？
城堡之三为家庭：家庭是人生的避风港，家是真性情的舞台。结婚二十多年的妻子吴一念精明能干、是管家理财的能手。移居欧洲以后，妻子羡慕那些会挣钱聚财的能人富豪，一直梦想“住大屋买名车提高生活水准”，抱怨丈夫无能。虽支持他从糖厂出来开办翰林院，教授中华传统文化，但还不满足，又千方百计鼓动他参入欧华公司经商下海赚钱，郝忻尝试以后，心不在焉，实在干不下去，以后又想方设法让他参政，参加“华人参政筹委会”，捞取政治资本，他同样丝毫没有兴趣。加之一时糊涂与女学生发生性关系，妻子大发雷霆，长期与他处于冷战之中而分居，对他的所谓研究不屑一顾，郝忻苦恼之极，家庭乱套，不得安宁，无法解脱。
这些个“城堡”，郝忻或被诱惑、或被逼迫、或是无奈而走进去，又在纠结、矛盾的痛苦中挣脱、逃离出来，但他始终没有畏缩，消极，他继续在寻找。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过：“我相信将有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⑧这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对“神圣意义的发掘”，就是一种信仰，一种人文精神，它是属于形而上层面的，是精神的追求，灵魂的提升，这就是郝忻所追求的精神之梦、困惑之理想。透过他的“傻气”“呆气”后面的单纯、本真，我们看到的是对生命本质、对存在的价值意义一种新的悟透，一种灵魂的“涅槃”。写到这里，我豁然开朗，突然悟到，小说《天外》的主题原来就是探寻、是寻求。“寻求”是一个古老的原型母题。歌德的《浮士德》、艾略特的《荒原》与卡夫卡的《城堡》皆是。
郝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画廊中独特崭新的人物形象，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与思考：
其一、郝忻是体现新世纪时代特征的先知知识分子形象。其独特与新在于他的身上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的烙印。他是地球村时代，知识分子先知的人物形象典型。
其二、作家不仅在表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更重要的是在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对人物灵魂的探寻。
其三、作为移民人物形象，郝忻的精神困惑，理想追求，不仅是东方人的，西方人的，而是当今时代地球村人所共同的。这个形象具有跨地域、跨文化意义。
这个人物形象在海外华文文学人物画廊中闪亮着独特奇异的光泽。
二、中西文化传统与文化大狂欢
生活在异域而坚持用母语创作的作家，其创作在原乡与异乡都处于边缘化状态。对于移民作家，这种既边缘化而又得天独厚的所处，为他们的创作打开了双重（或多重）的宏阔视野。他们同时承继着两个以上的文化传统。从《天望》到《天外》，小说中两个文化传统交相辉映，带你进入到一个世界文化的大观园，让你享受到一次文化盛宴与大餐。季羡林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曾预言：到了21世纪，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将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再现辉煌。卡尔维诺早就所指出：“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是多种文化时留下的足迹。”⑨
林湄多次说到：“各种文化现象虽然存在差异，但同时也存在着本质的相通处和共同处，即文化的普遍性。”⑩作家承继两个优秀文化传统，融中西于一体，在叙事、对话及梦幻的超现实情景中，集中西文化经典之大成，多次频繁引用与出现中西文化经典作家与作品，将一个文学文本演绎成一个文化大文本，这在华裔移民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令人叹为观止。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天外》中出现的中西经典作家与作品，如中国：从《易经》、《礼记》、《诗经》、《论语》、孟子、李白、周敦颐、刘过、朱熹、金圣叹、蒲松龄、《红楼梦》、鲁迅，到清代画家高其佩，近代民间音乐家阿炳等。如西方：从古希腊神话、阿里斯多芬、莎士比亚、《浮士德》、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马斯·曼、田纳西，莫奈、凡·高、罗丹、贝多芬到黑格尔、弗洛伊德、马洛、莱辛、爱德华·傅克斯等，广泛涉及到文学、艺术、哲学、心理、神学、宗教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粗略统计，所涉作家约在60位（种）以上，文本中的这些内容与元素，带人进入到一个世界文化的大观园，观赏到一次文化的盛宴与狂欢，极大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
其一、“文本互涉”：极大丰富、深化了小说的文化内涵与主题意蕴。
“互文性”或“文本互涉”，这个词语最早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莉思蒂娃提出。强调任何一个单独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它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无数文本的回声，在这个有无数文本织成的巨大网络中，各个文本之间既互相引发，相互派生，又相互指涉，相互呼应。”
《天外》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欧洲，小说中的人物以华裔移民家庭为主线，涉及到华人家庭、白人家庭及异族婚姻之家。小说穿插、贯穿全书的为中西两部文学经典，一部是德国文学巨匠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一部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浮士德这一不朽的文学经典形象，艺术地表现了人类数百年的精神探索，表达了对人类理性力量的坚强信念。“浮士德精神”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不甘堕落、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天外中的郝忻不远万里移居欧洲，不为贪求物质的享受、不愿做金钱的奴隶，同两百多年前的浮士德一样，他所追求的是精神的安宁，他有志向、有理想，也有困惑烦扰，也曾遭遇诱惑、鬼迷心窍，但他能忏悔反省，不甘堕落，继续探求不止。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红楼梦》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所涉中华文化丰富多姿。《天外》在人物对话与幻境中多次出现《红楼梦》中的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甄士隐、冷子兴、贾芸等，其中郝忻与贾宝玉的相互指涉、呼应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小说结尾出现跛足道人甄士隐，郝忻由此想到他常念到的《好了歌》，因而改编为一曲现代版的《好了歌》，讽喻当下社会现状，其“互文”的现实意义耐人寻味。在郝忻与馥淑的对话中，相互借《红楼梦》中的人物谈古论今，抒发人生感悟，也是意味深长，余意不尽，这种文本指涉意义很难用一般日常会话去替代。
其二、“文化之镜”：用“他文本”作为小说文本中人物窥探、反省、叩问自我的镜子，展示人物的心灵世界。
小说中的郝忻一旦遇到困惑烦忧、心理矛盾、心结难解，浮士德就会出现，或在梦里，或是幻觉、或在对话中指点迷津：
他再次瞒着妻，走访魏玛，多稀奇啊，当他站在浮士德像前，浮士德满脸笑容动着嘴对他说：“我说自己蠢货是因为我尽管是满腹经纶的博士，但一牵着学生的鼻子四处驰骋时，就什么也不懂……所以，应当到俗世闯一闯，承担和体验人间的祸福，或与暴风雨奋战一番。”
郝忻心想自己不过一介平民，能获其指点多么幸运，“许是知我不是什么硕士博士，特来安慰。”……
“我有了解自己的冲动……因好奇而为之。当然，我不知出国是福是祸，但至少可以弥补过去学不到的学识，还有我的老师，不，我也一样，渴望像你一样，满腹经纶，但不拒绝现世的安乐……”
郝忻还没有说完，就被浮士德打断了，“那你得像我一样，到世俗去闯一闯，看看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在体验政治、知识、爱情、事业和美丑等方面，是否人心俱同，和我一样。”
郝忻哭丧着脸说：“当我有心体验不同的生存滋味时却几乎……嗯……差点一命呜呼呢！接着，精神也慢慢地离开身体出笼了……”
“精彩，比我的人生经历还丰富！既然‘肉体的翅膀不容易同精神的翅膀结伴而飞，那就各自飞翔吧，像在我的胸中，住着两个灵魂……”浮士德娓娓道来。
“两个灵魂？”郝忻“哦哦”数声笑了起来，在笑声中觉得有人了触动着他的肩膀。
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不时地冲击着他（指郝忻）的脑海，无以对言，只好对浮士德说：“我真是苦啊，一个灵魂多次批评我，另一个灵魂却不听话……这类事明知彼此均在卖弄风情，无需谈什么爱呀、情呀、责任呀，却老是抵挡不了黑猪的诱惑……”
这回浮士德谦虚道：“问问别人吧，我也不是好东西，否则怎会被梅菲斯特骗到社交场所寻欢作乐呢？……”
以上两段文字，为郝忻思想矛盾，遇到困惑而解不开的时候，浮士德就在幻觉中及时出现了。与浮士德对话，郝忻是想解开内心的疙瘩，盼他指点迷津。浮士德总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他几乎与郝忻如影相随，浮士德是郝忻的偶像与精神寄托。浮士德好像就在天外，时刻观察着郝忻的举止言行，浮士德仿佛一面镜子，照出郝忻的面貌与心灵。此外，从郝忻的身上，又似乎看到《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影子，他的妻子称他“文呆呆”，他的傻气、他的孤独，都让人联想起宝玉。卡尔维诺谈文学经典时说：“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一路装饰脱胎，一直到我们的时代。”此话真乃经典之语也，歌德与曹雪芹笔下的浮士德与宝玉也正是这样，他俩转世脱胎一路走到了21世纪的欧洲。《天外》成功而自然地选择了《浮士德》与《红楼梦》两个文本作参照，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成就了郝忻这个人物形象。
其三，文化之桥：在展现、重温中西优秀文化经典中反思现代文化，搭建中西文化之桥，探寻，重建现代人的文化精神。
小说中的郝忻从插队、求学、逃离到移民，他一直都在寻找，反思现代文化。他“由杨老师想起生存的命运，因生存与生命又想到为何中西方艺术家的视角、发觉、构思、书写如此的不一样，差异在哪里？……”，“郝忻决意研究比较浮士德与阿Q精神，视《傻性与奴性》为回馈社会，报答杨老师在天之灵的礼品。”郝忻立下宏愿，研究、比较中西文化与文学，要完成这本书，期望它成为传世之作。此愿望成为郝忻困惑、茫然中的理想与明灯。其实在小说中，郝忻的这种追寻也是一种象征，那就是搭建中西文化之桥，重建地球村现代人的文化精神。
三、社会生态与人的生态伦理
在当今地球村视域下，林湄自觉地把生态意识纳入到她的长篇创作之中，将笔触深入到社会大生态及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中，艺术地展现进入新世纪之后，人类所普遍关注的生态文明这一重大话题，思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她以“坐云看天下”的悲悯情怀深深感受到地球村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伸向各个学科领域，人类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然而人类居住的环境却遭受严重破坏，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百姓的安居。作家在小说中写到的大自然，与以往西方作家对大自然的歌咏与欣赏不同，她是在反思人类与大自然的现状及相互依存关系，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天望》第四十六章，标题为“世界性灾难 人类的困扰”，小说写到欧洲一个小镇A镇的奇人奇事：
那里三面环山，满山均是葡萄，南面对着幽幽河道，风景宜人，如世外桃源，原有千多户口，以葡萄为生，人们丰衣足食，自从河畔开放成旅游区后，各地商人便注重这块休闲地了，房屋、汽车、废气废物日益增多，A镇从此命运多舛，先是不停的交通意外，接着出现各种早已灭绝的病毒，地方政府决定进行空气消毒，这下可怪了，病毒没了，满山遍野的葡萄则变成条条枯藤，像僵死的干杆。居民也渐渐地起了变化，全部患上胆量病，胆小的不愿出门，怕光怕见到人、怕电视、怕电话……胆大的性欲超凡，见异性就想做爱，不愿用避孕套，还大胆地实验兴奋剂……
田园、屋舍、空气被污风吹染了：灯火、繁星、时显时隐，信念与希望被恐惧害怕吞食了。
星月退隐，光晕怪异，大气凝结了，天地仿佛在等待一种突然的蜕变，怎么不令人害怕而迷惑？
浮生希望，美人酣酒，千万财宝，生命中所有的荣誉，权势与骄傲，均成了空的代名词，人啊人，是糊涂了呢，还是清醒了。
……
小说接着写到从10岁到70岁各种不同年龄的男女恐惧者、胆大症患者的病情。
欧洲年轻的传教士弗莱德仰天悲叹道：世界生病了。
在《天外》中，有两个情节耐人寻味：
其一、从十岁的孩童、三十岁的青年、五十岁的中年到七十岁的老者，全都患上心理疾病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彼得，长期给人看心理疾患、最后不但无回天之力，治不了别人的病，竟然自己患上了忧郁症。其二、郝忻在虚幻中看到：那群年轻的男男女女不是瘦子就是胖子，在医院门口排队，他们正在为体内无精无卵而烦恼，可是，医院不愿意开门，医生说无药可治呀。“我们已向科技部门求救，他们说医术跟不上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啊。”
这其中的隐喻别具深意，世界生病了，不仅人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生态也出现了问题，以致人类引发出各种心理疾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这种现代病，主要是心理上的，高科技也治不了。理论生物学创始人贝塔朗菲一语道出：“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鲁枢元先生研究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关系，亦忧心忡忡：“伴随着自然生态系统的节节秃败，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日益枯竭，是喧闹与懦弱与苍白。”难怪王元化老先生临终前说：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论著《第二性》中提出了所谓女性为“第二性”的著名论断：男人将“男人”命名为自我，而把“女人”命名为他者，即第二性。就文学中的移民女性形象而言，她们又处在第二性的边缘。上世纪70年代，法国女学者弗郎索瓦·德·奥波妮在其论著中将“自然歧视”与“女性歧视”并置，把生态思想与女权思想结合起来，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出在男权社会中，其实将女性等同于动物，或曰将女性动物化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和动物一样，在男权社会中，都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林湄在《天外》中特别关注两性生态关系。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女性的命运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呢？。《天外》中的一靳，费尽周折到欧洲留学，为获得居留权，与欧洲男子艾特假结婚，出国四年恋爱六次，一次比一次高档，但没有居留权，始终未成正果。得到居留权后才正式与那位艾特离婚。直到与比大她许多的白人凯西邂逅结婚，为他奉献出所有的爱，“婚后一切以凯西为主”，终生为男人奉献一切。她以为这样就可以俘获男人的所有。最后因为嫉妒凯西与前女友交往遭车祸身亡。一靳生前就悲叹做女人之艰难，女人活得成功比男人更艰难。这是典型的异族婚姻中移民女子一方的悲剧。也是当今时代两性生态关系失衡的呈现。小说中的华人老妇蔺嫂，随丈夫老陈出国开中餐馆几十年，却没有经济权，好不容易瞒着丈夫偷偷积攒了一点私房钱藏起来，却不小心弄丢了，最后想不开竟自杀而死，酿成悲剧。欧洲白人夫妻又如何呢？安博的妻子阿丽塔，成为丈夫生儿育女的机器，丈夫喜欢孩子，还多多益善，对妻子说女人生孩子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阿丽塔“最烦恼的是、若不遵从安博的意愿便担心他会找其他女人，‘时下离婚如唱歌，受伤的自是孩子和女人。”她无比感叹：世道变了。
林湄在作品中反思生态危机，深感人类生态文明失衡，同时也在憧憬着美丽迷人的地球未来的风景，她在小说中呼唤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呼唤人文精神。从《天望》到《天外》，作家反思大自然与人的生态关系，集中笔墨所书写的仍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两性生态伦理。社会与自然生态是建筑在人与人之间的生态主义基础之上的，那就是人们想往的真、善、美的崇高境界，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友爱相亲、平等尊重的关系。《天外》中郝忻与一念的关系，或者说由这个家庭串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链，他们的悲欢离合，尤其是郝忻夫妻重归和好的结局，都体现了作家的生态美学观。
四、梦幻写实与人物隐喻
用梦境、幻化、想象为一种新的现实境界，造成一种神奇效果，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实，在中外经典文学作品中都有精彩呈现。中国古典小说中，唐传奇中的《蟋蟀》写人变成了蟋蟀就是上乘佳作，清代的《聊斋志异》更是鬼狐妖仙穿梭在人间世俗生活之中。《西游记》中亦是妖魔频出、神魔斗智，魔幻纷呈。欧洲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文学传统，莎士比亚戏剧中早就出现过鬼魂，《浮士德》也出现魔鬼梅菲斯特，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睡了一夜变成甲虫，竟然与中国古代的《蟋蟀》惊人相似。自拉丁美洲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作家在世界文坛崛起，魔幻现实主义逐渐定型为一种流派。尽管对这一概念也有争议，但毕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林湄在《天外》中吸纳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优长，但有自己的特色，第一，故事情节并无荒诞离奇的超现实，第二，人物形象也并非超人，既不能“变形”，也不会施“魔法”。她主要将其用于情节发展的细节中，是在符合人物特定环境中表现人物思想意识的梦境与“幻觉”，展现了人物丰富的灵魂的与复杂的内心世界，它的重要特征是“内倾”。我觉得称为梦幻写实或许更合适。马尔克斯多次重申，他的小说不是魔幻，而是写实。我觉得林湄的小说也是如此。
其一、梦幻是心灵真实的再现。
在《天外》中，表现人物思想意识与心灵幻觉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梦幻，二是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在幻觉中现身，三是“物”的“人”化，四是鬼魂复活等。小说中，如前文所举之例，郝忻多次与浮士德的对白，老祖祖与泥头布娃娃凌芬夷的对话，一念拿起苍蝇拍打虫子，红甲虫也说话了。还有郝忻与铜质老人洋公公的交谈等，都是在特定语境下人物的幻觉活动，这种幻觉场景是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一种投射与表达，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活动演绎的镜像。它生动、直观、逼真。所以歌德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种更高真实的假象。“
当郝忻的妻妹一靳去世后，他一时接受不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一下就没了。
想起多年前，自己突然倒地，要是不再醒来，不也如是，一样的过程，一样的状态，一样的结果。郝忻不由心神恍惚，背脊略过一阵阵寒气，偶尔还从喉底发出不清的厌烦的语句，就在他呆滞的时候，听到一位老人的揶揄声：“未知生，焉知死？”
郝忻吃惊地全身颤抖：“说华语？”，显然不是那位铜质的洋公公，又没有旁人，不由得四处张望，哦，原来是写字台前面书柜顶部的那位老人含笑摇摆，那是几年前在翰林院帮画家卖画后，老王送的一尊孔子雕塑。此时，他竟然不敢正视之，而是“扑通”一声跪拜在孔子面前，哭丧着脸说：“老祖宗知我也，我原是知生不知死的人，自那次突然晕厥后，才初次触及‘知生与‘知死的意识……可我现在，为了一件未遂之事，竟然是‘恋生而‘恐死……”
“不！‘再，斯可矣。”老夫子似乎看穿他的心思
郝忻慢慢从跪拜中站了起来，自觉惭愧，自己何止三次，简直数十次了，只能真诚道：“我是在不断体验、感受中，渐渐从浑浑然不知所以然认识到因知死，而悟生……”
“虽多，亦奚以为。”老夫子拽着长胡须笑道。站在她身旁的子路露出睿智冷静的笑容。郝忻正想和他打招呼，定眼一望，原来是映在玻璃窗上的树影，这才觉得自己的头脑不是不肯清晰而是无法清晰。
这是一段关于“生与死”，或者说“生死观”的对话。如果用传统的心理描写揭示郝忻心理的变化与想法自然也可以，但远比不上这样出现在幻境中，直接与孔子对话生动形象。孔圣人的几句话令郝忻感受良多茅塞渐开，“未知生，焉知死？”是对人认识“生与死”的一种概括与洞悟。
其二、梦幻镜像的“混杂性”。
《天外》作为一部写背景发生在欧洲的移民题材，而主人公又是华人移民的长篇，它在运用梦幻写实手法时，其梦幻镜像不同于西方文学作品，也有别于中国文学著作，呈现出来的是华洋混合、中西混杂，从而使这种写法更加神奇多姿、魅力诱人。如郝忻的幻觉中既会出现西方《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又会出现东方的甄士隐与黑猪。特别是小说的结尾的一段，先是出现不能生育的男男女女在医院前前排队看病，后来又出现骷髅复活的死鬼想重回人间享乐。接着郝忻又想起了浮士德：
浮士德啊，你现在哪里呢？我今晚五官生辉灵感顿涌，还因为曹雪芹的草堂因地温灼热而消融了，我的翰林院也快寿终正寝，加上我刚刚在废墟旁遇到那位穿麻鞋鹑衣的跛足道人甄士隐，不时听到他落拓疯狂地念着《好了歌》，我就即兴为《好了歌》换上当下时尚的字意，你听听吧：
世人都想名利好，唯有权位求不了！
古今白骨在何方，早成草木肥料了。
世人都想钱财好，只有靠山忘不了！
官商结合家常事，乐极袅袅灾来了。
世人都想食色好，当然美人少不了！
新房日夜诉真情，一阵西风变色了。
世人都想后生好，留给儿孙金银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败光家产谁知了？
这幅幻境中西混杂、千奇百怪、正欲找浮士德说话，《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却上场了，郝忻熟知那首清代年间的《好了歌》，想到跛足道人甄士隐一两百年前讽喻丑恶现实，怎么到了21世纪，在科技发达，物质富裕的地球村还会有崇拜钱财，物欲泛滥、情色诱惑之丑象泛滥呢，生活怎么还不得平静、安宁呢？不由得换上时尚之词，唱起这首现代《好了歌》。这幅中西混杂的幻境图，其象征寓意也很明显，它展现的人类病态、死鬼复活，现代《好了歌》，正是郝忻忧虑困惑之所在，也是现代人面临的困境。
《天外》中有两个人物，老祖祖与梅诗人，在小说的叙事中似乎可有可无，因其并未在故事情节链条发展中起到推动作用，似乎游离在小说叙事之外，然而她们却是作家艺术构思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其隐喻意义不可小视。老祖祖是一位智者，只是在一念姐妹家中出现，梅诗人是位隐居者。他们两位仿佛是从文本之外看芸芸众生，观小说中的世事百态。使人联想起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理论，是另外一种声音。
老祖祖：小说女主角吴一念姐妹的祖母，九十开外的老祖母，出生书香门第，大家闺秀，原是中学历史老师。大半生生活在中国，她身边放有中文版《圣经》，收藏有许多泥头布娃娃。她一生没有与命运抗争，只会忍耐与温顺，她喜欢单纯、快乐的童心世界。她关心“灵”与“体”的问题，追求真、善、美。
读到老祖祖，会想起中国人人皆知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仁者爱人；读到老祖祖，又想到西方的圣母玛利亚，仁慈博爱，普世济人，“她神韵里看出豁达、宽容、慈悲和怜悯，以及旷美的母性情怀”。她是兼有基督与佛教精神的智者，作家构思这个人物别有深意，她的身上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相通，她是智慧的老者，人类普遍向往而可以接受的救赎者、慈悲者的母性形象。
另一位是梅诗人，这位女诗人几乎未出场，就开头亮了一下相。但她的诗歌却从头到尾穿插于小说之中，似乎总是站在几位主角的身旁，形影相随，注视着如一念、舒淇、郝忻等人的一举一动。
梅诗人看破红尘，不追名逐利，不随波逐流，她静心写作，喜欢宁静与安详。她有预言能力，第六感觉特灵，不愿告人身在何处，喜欢远游，是一位隐居者。她使人想起《百年孤独》中的吉普赛老人墨尔基阿德斯。他是有预感和预示能力的老者。她在小说中的第一首诗《失眠的星星》，就以星星、月亮与太阳为喻、歌赞人类之爱。是一首爱之歌，一念读后很赞赏。舒淇朗诵《孕妇》一诗，就引起了她对女儿成长过程的回忆，而结尾的一首诗，是《我歌我泣》中的“梦恋”，由郝忻喃喃吟出，最后一节是：
不要怪我任性倔强
其实我是多么孤单
但有一点不能轻看
我的文档装满了诗章。
梅诗人基本上属于小说以外的人物，她的声音虽然是诗歌，由书中人物吟出。却有点像欧洲古典诗剧中的旁白。将诗歌穿插到小说叙事文本中，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它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与叙事的魅力。
老祖祖与梅诗人，一个如同“天外”的智者，一个仿佛“世外”的隐者。“天外”之音与“世外”之声，两种声音构成了长篇小说神奇美妙的“和声”。
五、创作原动力与悲悯情怀
大体说来，小说家有两类人：一类凭智慧与才气写作，一类用灵魂与精神写作。后者的创作往往是痛苦的，作家内心世界的困惑与痛苦是作家艺术发现的原动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歌德，曹雪芹都属于后者。林湄自然也为后一种。
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在其《苦闷的象征》一书中早就指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其表现法是一种广义的象征主义。”。从创作心理学考察，创作主体的原动力来自于这种痛苦与困惑，心理学上称为“缺乏性动机”。且观欧洲的几位文学大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负荷其沉重的天才一样负荷着他那个时代的苦难。他敏感的良心不仅始终把同情给予诚挚、善良、不幸的弱小者，而且与众不同地以其对‘罪恶、‘信仰等问题的思考，和同时代人对‘出路及‘前途的探寻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剧作家奥登认为：“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夫卡生活的奥匈帝国时代，政治上的的反动腐朽使他郁闷痛苦，家庭中父亲的专横暴戾给了他极大的压力，他与父亲格格不入，使他苦恼，困惑。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摧毁不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是把它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建造起来，而是我们误入其中，说得更明确些，这世界是我们的迷误。”而歌德认为：“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去寻找困难”。，曹雪芹的“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更为我们所熟悉，林湄创作两部长篇的动力正是如此。困惑与痛苦成为作家创作发现的艺术原动力，促使他们写出了不朽的伟大作品。究其原因：其一，作家的这种困惑，总会灌注到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去，使笔下的人物性格复杂、灵魂丰富，成为作家探寻人生困惑的寄托。郝忻便是林湄精心塑造的这类形象。其二，作家往往通过笔下的人物探寻走出困惑之路，这种探寻是精神层面的求索。其三、思想灵魂愈是复杂深刻，其探索也愈是困难而迷茫，这也对作家的艺术审美呈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林湄创作中的两个“十年磨一剑”，就是这种困惑中艰难探索的体现。就此而言，尤其是从文学创作主体的心理而言，作家的困惑与痛苦是成就优秀文学经典的重要前提与原动力。
林湄经历过三种不同的社会：中国大陆、香港、欧洲。她饱受生活的坎坷与不幸，一直在思考社会与人生，在文学中探寻、求索。“我是谁？像一颗树吗？那么，离开了本土，移植在天涯海角的另一片土壤里，叶子和果实自然与原生有所不同，不是在这里客居暂住，而是在此生根发芽。但我原先想象的世界不是这样，我原来的面目也不是这样。我去问谁呢？没有人回答我。……我走啊，飘啊，寻索啊，充满彷徨，矛盾和惆怅，甚至为此感到不幸和悲伤。”她认为：“在高科技的旗帜下，人类的困扰、彷徨、惊恐感有增无减，甚至集体地进入丧失生存意义的地步像被赶到没有出路弄子的牛马一样。”“处于社会转型的这个时代，科技和财富只是提供人类活动和私欲的方便，无法真正带给人内心的平安和快乐，更谈不上生命的素质。”林湄到欧洲以后用20年时间完成的两部长篇，它的最大的原动力就是这种对“人类的困扰、彷徨”。近来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一百多年前，这位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预言道：人类不可能通过结束贫穷和愚昧，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而结束人类的苦难和不幸。托氏此语乃是天才的预言。林湄在她的小说中，通过她的两部巨著及塑造的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出当年托氏的预言。作为一位作家，她无法改变天下，她“愿与生活一起燃烧，和文学同甘共苦，将不同社会阶层的移民在新语境里的生存境遇展现，并探讨他们的‘困惑之理想与‘精神之象征。”她说：“我只是视文学为一项慈悲的事业，写作是我祈祷式的生存方式而已。”她坐云看天下，天外观地球村，在作品中表达其悲悯情怀：这种情怀集中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在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被金钱、物欲所异化，造成精神困惑与危机，失去精神的归依。《天外》中的郝忻，便是在痛苦中寻找“困惑之理想”。二、积淀几千年的东、西文化有着丰富优秀的传统，但东方或西方文化也存在缺失，要探求东西文化中共同、通融、统摄的东西以疗救人们的精神危机。三、实现人类之大爱，非常艰难不易，追求人的精神乐园，探求人类之大爱，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幸福、博爱，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①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页。
林湄：《天外》，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
⑥ 这里的“城堡”来自卡夫卡小说《城堡》的联想，“城堡”是具体的，也是虚幻的。
⑧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页。
⑨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⑩林湄：《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克里斯蒂娃·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引自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鲁枢元：《我的文学跨界研究》，《文学教育》2013年第11期。
歌德：《诗与真》，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1979年版，第446页。
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冯川《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第55页。
杨小岩《卡夫卡文集·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歌德的格言与随想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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