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世界全球化快速发展语境下中外文化交流大潮大势所趋。中国当代文学如何顺利“走出去”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当前文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文章通过阐述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译入”和在中国本土（内地和香港）的“译出”状况，以畅销书“狼图腾”的成功译介、营销模式为案例分析蓝本，从“译入”和“译出”的视角探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多维度方法和多层次策略。
关键词：英语世界；译介视角；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途径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4-0039-08
中国当代文学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当今时代的文学①。中国文学的译介包括“走出去”（译出）和“引进来”（译入）。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具有文学译介和文化传播的特征②。英语世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文学“译出”远远超过“译入”，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出”和“译入”也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悬殊。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语译介对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开放进取的当代中国形象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让中国当代文学顺利、平稳“走出去”已经成为当今翻译界、文学界等学术界的关注焦点。本文试图从“译入”和“译出”翻译视角结合畅销书《狼图腾》的成功推介探索英语世界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一、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研究综述
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国外文出版社、英国爱丁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从事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撰写、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书籍和文章。其中著名的如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leasure Principle（文学翻译的快乐原则）③，Ambiguities of power： the social space of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s（权力的模糊：翻译关系的社会空间）④和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当代中国翻译地带：威权命令和礼物交换）⑤。杜博妮认为中国文学翻译可以分为“威权命令”（Authoritarian Command）和“礼物交换”（Gift Exchange）两种模式。前者指国家主导的、树立国家形象的对外译介机制，即特定机构组织的翻译行为⑥。其显著特征是翻译行为的动机强烈，翻译过程复杂多变和翻译产品多种多样，如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⑦。后者指个人翻译模式的一种类型，杜博妮把这种模式语境下的译介作者称为译者（Translator），而把那些主动寻找翻译机会的一方称为“被译者”或“寻译者”（Translatee）。寻译者把自己的作品如小说、诗歌交给译介者，相对应的是译介者把自己的翻译作为礼物免费回赠给寻译者。这种翻译模式是建立上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互相信任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典型的双方得益（Reciprocity）形式⑧。
王宁⑨提出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研究主要牵涉到三个方面：首先是要关注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其次是如何根据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重新对中国文学准确定位；最后是如何把中国当代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具体语境下进行研究，从而发挥中国文学的独特作用来推动世界文学新秩序的有效建构。考察中国文学翻译的“译入”角度，王宁认为从20世纪开始世界文学经历过不同的翻译中介阐述，因而出现了很大的变异，产生了“中国特色版本”的世界文学，为当今时代多元世界文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翻译的“译出”角度来看，王宁建议有效促进中国文学的国际化当务之急首先是要把中国文学认同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中国文学要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其次是中国学者要能胜任编选世界文学权威作品的重任；最后，要确定合适的标准来遴选世界文学级别的作家作品。王宁进一步主张，属于世界文学的文学作品至少要符合以下基本标准：首先要紧跟特定的时代步伐；其次影响力要超越本族语言的界限；第三要被遴选进经典文学作品；第四要成为大学教科书；最后要经历另一语言环境下的系统研究。
马会娟⑩主张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寥寥无几，从宏观上看其翻译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大学出版社主导的非营利性、学术型翻译模式；另一种是商业出版社主导的追求利润翻译模式。在译介（译入和译出）方式上，依照吕敏宏{11}的观点，翻译模式可分为本土译介模式、海外华人译介模式和汉学家译介模式。中国现当代小说海外译介需要译者、出版商和批评家的共同合作来完成。在杨四平{12}看来，英语世界语境里汉学家通过以下翻译方式来接受和传播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是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强强联手，如翻译界著名夫妻搭配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陶忘机（John Balcom）夫妇；其次是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共同合作，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为翻译《八月底乡村》而拜访作者萧军，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为撰写《沈从文传》而屡次拜会沈从文；第三是汉学家与美籍华人合作，如葛浩文与其妻子林丽君合译毕飞宇名作《玉米》；第四是海外汉学家、中国作家和出版机构一起联手，如姜戎小说《狼图腾》就是葛浩文与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Group）合作完成的，结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获得空前成功；第五是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结构密切合作，如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频繁互派学者共同举行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讨会来加强学术交流；最后是汉学家与中国国家机构合作，在国家战略层面高度向海外推广中国当代文学。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译入”和“译出”
（一）英语世界里的“译入”
汉学（Sinology）一般指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也被视为西方世界的非主流研究（non-Western Studies）{13}。有学者认为汉学指中国语言、文学和风俗等方面的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rt， custom， etc）{14}。也有学者认为应该用“中国学”术语来代替“汉学”术语{15}。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领域，按照其研究时间先后排序可分为亚洲汉学界，欧洲汉学界和美国汉学界{16}。在近现代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学之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元素，而很少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杨肖{17}将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时间分为前学科化时期（1917-1960）：此段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逐渐脱离汉学研究成为独立学科；学科化时期（1960-1990）：在此期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脱离汉学研究成为独立的学科；跨学科时期（1990-至今）：此段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延伸到本学科之外的跨学科领域，如电影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城市研究、人类学研究等。同时，此段时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交流方式日益增多，尤其是表现在学术访谈方面。汉学家不再局限于外国人，华裔学者比例不断增加，这给英语世界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成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的大国，这与美国大学出版社的贡献和努力密不可分{18}。吕敏宏{19}通过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模式发现海外华人的译入模式和中国本土译出模式由于缺乏足够的语言、文学功底和对英语世界广大读者以及出版市场足够了解逐渐日落西山。相比之下，汉学家译介模式在翻译策略上采用以读者为导向的文章重写方式，同时在市场流通渠道上在海外就地取材，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迅速进入英语世界提供了充实保证，因而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与中国本土译出的中国当代文学相比，他们更热衷于译入那些揭露源语国家和社会不和谐一面的文学作品来迎合英美读者的阅读口味。马会娟{20}也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英美国家的翻译虽然范围广泛，涉及现当代文学经典翻译、台湾代作家作品翻译、现当代中国诗歌翻译、中国禁书翻译和当代中国代表作家作品翻译等，但是总体上缺乏系统性，作品选材上个人因素干预过多。
考察英、美之外的其他英语世界国家，不难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起专业型的加拿大汉学家逐渐代替过去的传教士汉学家使得汉学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开始风靡一时，但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后来居上。加拿大汉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不足：首先是汉学师资明显不足，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其次是研究领域不够系统全面，最后是中、加汉学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机会偏少{21}。澳大利亚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色：首先是重视出版、推介澳籍华人作家的作品，其次是中国文学在澳洲的译介作品通过海外渠道而不是在澳洲国内出版。这样做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首先是译介作品出版周期偏长，跟不上市场快速发展的步伐，其次是会导致汉学界重视文学批评而轻视文学翻译{22}。中国小说在英国的译介与传播特点是以中国古典小说译介为主，多由传教士和外交官完成，其翻译目的主要是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学术性研究。因此中国现代小说在英国的译介传播不容乐观，但是英国汉学家也做了一定的贡献，如蓝诗玲（Julie Lovell）译介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爱玲的《色戒》、《鲁迅小说全集》；闵福德（John Minford）译介金庸的《鹿鼎记》等。
（二）中国本土上的“译出”
翻译学者Toury{23}在其著作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描写翻译：研究与研究之外）中认为翻译规范是指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翻译行为的基本规律。Toury将翻译规范分为初始规范（Preliminary Norms）、起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初始规范指现有的翻译政策和策略，起始规范指译者应该对待译本持有何种态度和采取何种方法，操作规范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果译者采取以源语文本（Source Text）为导向的翻译策略，生产出来的译作就会具备信息充分性（Adequacy）。反之如果译者采取以目标语文本（Target Text）为导向的翻译方法，生产出来的译作就会具有明显的读者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翻译学者Chesterman{24}在其著作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翻译因子：翻译理论思想的传播）将翻译分为期望规范（Expectation Norms）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前者指译入语读者对译作的一系列期望，后者指的是指导和控制翻译过程的翻译规范具体实施过程。学者文军{25}认为翻译过程是一种文化活动过程，牵涉到作家、原著、翻译家、译著和读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综合上述翻译理论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译出要同时兼顾当前客观翻译政策、实用翻译策略和具体翻译对象，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中国当前的翻译政策是加强翻译来推广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与之相对应的翻译策略是从根本上要重视译作在译入语境中站稳脚跟。香港翻译学者孔慧怡{26}指出国内译者翻译诗歌时候关注的是用英语来重现中国读者熟悉的诗歌规则，而不是翻译为英语世界广大读者印象中的诗歌。
从文学传播角度上看，传播学家Lasswell{27}提出成功的传播方式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传播主体（Communicator）、传播信息（Message）、传播媒介（Medium）、传播受众（Receiver）和传播效果（Effect）（图1）。其中传播效果是最为关键的因素，缺少良好的传播效果，所有的传播行为会化为乌有。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译介行为同样也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其传播主体主要是中国本土译者，但翻译质量层次不齐，难以得到海外读者认同{28}。传播信息就是指选择作品的标准，包括介绍哪些作家、翻译何种类型作品等。选择译介作品的标准至关重要，否则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要想进入西方文学主流可望不可即{29}。对译介内容的准确选择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在传承中华文化核心本质的同时要能得到海外读者更深入的了解与接受{30}。传播媒介与出版机构息息相关，英美世界的出版社包括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都青睐归化（意译）的译作而不是异化（直译）的文本{31}。从传播受众角度上看，英语世界读者习惯使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居高临下审视眼光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即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英美文学标准有选择性地对中国译介作品进行过滤和阐释。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书名为了曲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而被要求翻译成《上海小姐》，因为这样翻译容易让西方读者联想到东方主义和东方情调，类似的情形有苏童的《妻妾成群》书名译介成英语的时候使用的是改编的电影名字《大红灯笼高高挂》，阿来的《尘埃落定》书名则被修改为《红罂粟：西藏故事》。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在英语世界强势语境下生存、发展和壮大，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应该引起各界密切关注。
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传播中国当代文化方面扮演了独特的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的学术英文刊物Rendition（译丛）专门发表中文文学作品英译的版本，在海内外闻名遐迩，好评如潮。相比之下，内地主办的英文刊物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却于2001年遭遇停刊，个中缘由发人深省。分析其主要原因不难发现：首先，《译丛》绝大部分翻译是由汉学家或海外学者完成的，他们深谙中英双语，拥有绝对的中译英语言优势，而且他们的译作面向英语世界的海内外读者，因而影响深远；而《中国文学》的译者主要是国内学者，缺乏语言优势，导致读者群日渐稀少在市场竞争中难以生存。只有少量的汉学家出现其中，如沙博理（Sidney Shapiro）译介孔厥、袁静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和赵树理的小说《登记》。其次，《译丛》主要资金来源于各类基金会，而不是全部由官方机构充当其赞助人，确保译者拥有宽松的翻译选择和自由空间，不局限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保证了译作严谨的学术性。而“熊猫丛书”出版系列至今能源源不断的主要原因是译者既有来自于中国本土的翻译大家如杨宪益、许渊冲等，也有来自于海外的汉学家如戴乃迭（Gladys Yang）译介沈从文小说系列、沙博理（Sidney Shapiro）译介巴金、矛盾小说系列、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译介萧红小说系列、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译介郁达夫小说系列等。
三、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
（一）语料库视角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强盛，中外文化交流方向逐渐从“请进来”（译入）转变成“走出去”（译出）。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进入英美世界汉学家的研究视野，因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如小说、诗歌得以被汉学家翻译、介绍，如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葛浩文等。自2004年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开始实施。中国向海外推介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主要是官方主导模式，如国务院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年）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年）；中国外文局成立“对外传播研究中心（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推出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重点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2008年）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也有中外大学相互合作的模式，如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共同设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09年）翻译、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系列丛书，合作创办《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期刊。参照北京外国语大学研制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http：//www.gddrcc.org/）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的图书版权输出数据（http：//www.gapp.gov.cn/govpublic/60.shtml），对2004年至2011年中国走出去的文学图书数量及语种与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前的相同时段（1996-2003）作了一个简单的历时对比，可以发现前八年“走出去”文学图书共905种，英语语种数量为451。后八年时间里“走出去”886种文学图书，涉及22种外语，英语语种数量为466。这可以说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效在实施的八年里并不是很突出的{32}。
另一方面，参照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ALTA）会刊《翻译评论》（Translation Review）副刊近60年来刊登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书目、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会刊《亚洲研究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MCLC Resource Center）等书目数据，借助数据容量庞大的世界图书馆在线目录库（OCLC），检索排名前15的中国当代文学英文译作，得到以下检索结果（表1）。
考察表1的搜索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英美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主要目的是纯粹性的学术研究，这反映在这些排名靠前的出版机构大部分是著名大学出版社，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等。其次，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题材由早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到文学审美形态，近年来呈现多元化和市场化形态，折射出其文学性和社会学并重的走向。这些作品将聚焦于社会现实的写作重点逐步转向作品的文学性本质，包含普世价值，民族特征和现代主义于一身，因而具有更高的文学审美价值。第三，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在英语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开始逐步赢得市场，在广大海外普通读者中间获得较大的知名度，改变了海外汉学界过去只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漠视现当代文学的尴尬局面。《狼图腾》出版至今10年内印刷150次，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销量高达500万册，长期位居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前列，以至于赢得法国导演雅克·阿诺（Jean Jacques Annaud）垂青与中影集团合作将其拍成电影成功搬上荧幕，2015年在中国和法国同时上映，全球赞誉一片。莫言的《红高粱》在英语世界也一版再版，长销不衰{33}。最后，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怀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海外出版社青睐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如反映社会问题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位于排行榜第一位的林培瑞编写的《倔强的草》选入的大部分是上世纪70年代广受争议的小说和诗歌；强调文化同化而反对文化变异的德国汉学家顾斌（Wolfgang Kubin）则从自身的主观意识形态角度指责《狼图腾》隐含法西斯主义等。
（二）多渠道途径探索
当今世界海外友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迫切了解中国，因此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任重而道远{34}。同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是当代中外文化互相开展交流的重大课题{35}。文学的译介和传播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必由之路{36}。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根本性的国家战略，而中国文学译介是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方式之一{37}。王宁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语境中的边缘化地位，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于东方主义思维模式约束、翻译衰弱或缺席和西方文学市场的低迷{38}。目前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目前中国文学译介较多关注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较少关注当代文学作品的推介，缺乏时代节拍感，结果就很难满足英美世界读者迫切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期望。其次，中国文学作品译入数量远远超过译出数量，二者比例悬殊惊人；第三，使用英语翻译的作品数量明显低于使用日文和法文翻译的作品数量；第四，海外主流出版机构热情不高，参与性不强；最后，翻译质量亟需提高。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途径包括创办孔子学院、开办汉语学习课堂、举办文学艺术节和图书博览会、对外推广中国图书计划等方式。中国政府正逐步将官方主导的文学输出逐步转变为资助那些有意向合作的海外出版机构，鼓励他们翻译出版中国图书{39}。中国作家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格萨尔王》、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正是因为海外出版机构的积极参与才会脱颖而出，顺利闯进国际市场最后进入英语世界读者视野。微观角度而言，许钧{40}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研究：首先是考察翻译活动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的地位，明确翻译的历史使命，《狼图腾》折射出中华民族和诸多海内外公司与企业的自力更生、威武不屈的狼性拼搏精神，其隽永的主题内涵关注生态危机语境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学这一全人类瞩目的普世价值，彰显出其探索严肃人文话题的积极进取精神；其次是研究多元的译者翻译模式。《狼图腾》以文革为叙事背景，使用了大量反映当时中国历史和蒙古文化的典故词汇。译者葛浩文从便于海外读者理解的需要出发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如源语中的“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对于缺少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知识的海外读者来说“唱空城计”和“诸葛孔明”犹如天方夜谭，被简化译为“not to show fear”就容易被认可；“走资派”是文革特殊语境出现的专有名词术语，译者为了迎合英语世界读者理解需要采取显化翻译的方式添加了一条注释：“Party officials who implemented pragmatic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countryside in response to the disastrous Great Leap Forward. The term became the catchword for witch hun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也有基于推广中国文化尤其是成语、谚语和歇后语的目的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如将源语“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译为“A dragon sires a dragon， a phoenix breeds a phoenix， but a rats baby knows how to dig a hole；“不见兔子不撒鹰”译为“never loosed his hawk until he saw a rabbit”；“狼心狗肺，狗坐轿子不识抬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译为“rapacious as a wolf and savage as a dog；A dog in a sedan chair does not appreciate kindness；You cant get ivory from a dogs mouth”；“骑虎难下，骑狼更难下”译为“Riding a tiger was bad enough；getting off was worse. That went double for a wolf.”；“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译为“the east wind overpowering the west wind， or vice versa”等{41}。第三是加强对不同译本形态的研究。《狼图腾》英文版译者葛浩文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著作等身，享誉中外；德文版译者卡琳以严谨翻译著称，是德国汉学界公认的翻译权威。Chesterman{42}认为当前翻译研究走向的趋势有三种类型：首先是研究兴趣从翻译文本扩展到译者及研究过程；其次是宏观的研究方式由规定性转化为描述性；第三是微观的研究策略由抽象的概念分析转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最后是加强深入对翻译作品的传播规律研究。《狼图腾》横空出世后引起了文学评论界广泛关注，理论家和评论家分别从生态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等不同的理论层面和学术角度进行阐释、支持或批判，触发了出版界和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它的英文版Wolf Totem一经上市英语世界国家主流媒体便纷纷跟进深入报道，包括美国的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Time（时代周刊）、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的The Times（泰晤士报）、The Guardian（卫报）和BBC（英国广播公司）等，同时企鹅集团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地举办学术研讨会和蒙古风情展览会配合推介，先后推出精装本和简装本，定期调查、统计和评估主流媒体的评论信息和网站读者的反馈数据，营销手段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多维度营销策略成功构建了出版机构、新闻媒体、作家、评论家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桥梁。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传播方式要实现转播主体的多元化，从官方宣传转变为民间营销，具体表现为国家引导、民间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形式参与以文化产品的方式“走出去”{43}。
宏观角度而言，首先要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认识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重要性，因此系统梳理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翻译史的精华，整理出有助于消除英美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和隔阂的研究成果迫在眉睫。例如西方世界从内容到理念对中国传统的精华是推崇备至的，而莫言作品就是有意无意在延续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生死疲劳》延续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传统方式以及佛教报应轮回观念，《檀香刑》则隐藏着山东地方戏曲的传统形式，这也是其译作在英语世界读者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余华和苏童的小说也或多或少迎合了海外“东方主义”情结：以女性和历史叙事题材压轴，《往事与刑罚》、《活着》、《兄弟》、《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和《米》这些小说建构的东方家族神秘情调和忧郁氛围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海外读者渴望了解东方世界的胃口。它们封面上也刻意布满了旗袍、京剧、汉字、灯笼、龙袍等大量中国文化元素，给海外读者带来了视觉上的饕餮盛宴，从而吸引了他们巨大兴趣和好奇心。《狼图腾》则隐藏着关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这些人类永恒普世价值，它一经海外推广便一举成名的客观事实昭显出中国传统的文学和艺术题材具有自身独特的底蕴魅力和市场价值。其次要重视海外汉语推广工作，拓宽中译外研究视野，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开展跨学科翻译研究。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及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纷纷进入了英语世界大学课堂，成为研究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一些中国当代文学选集已经指定为英、美大学文学课程的重要参考书，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知识的独特桥梁。同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逐步远离传统的汉学领域逐渐成为独立的专业型学科{44}。王德威{45}提出该学科在二十世纪90年代发生的显著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理论研究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极为突出；其次，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从古代文学延伸到其他跨学科领域，如电影、音乐、美学、性别、城市、政治、人类学、思想史和文化等；最后，对历史叙事重新焕发浓厚的研究兴趣。第三是要加大对文学传播途径和译介效果的研究，如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推广、翻译反馈和翻译影响等，尤其要重视出版社及代理商的作用。网络时代出版商和译者获得作品的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因此建立作家、评论界、译者、出版机构和媒体之间的定期交流、反馈和评价机制迫在眉睫。译介主体要以海外汉学家为主，译介主体要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同时兼顾专业型读者和大众型读者。要关注翻译活动的全部过程，译介内容上要多翻译推广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方式要借助多渠道多形式，如互联网电商推广、报刊杂志媒体宣传、电影电视剧形式改编、国内外专业人士评论、国际书展展销、行业人士引荐、赞助海外优秀出版机构等。同时有必要设立专项基金奖励专门研究中国作家和作品、向英语世界主流媒体介绍中国文学和图书的专家、学者。《狼图腾》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快速进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香港各大图书馆而一枝独秀，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借助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各大书展国际平台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广息息相关。该出版社借着2008年奥运会召开契机主动联络海外主流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等，最后终于获得声名显赫的企鹅集团签约而脱颖而出，一举摘得2007年度曼氏亚洲文学奖桂冠。相比之下，国内不少出版机构缺少积极主动向海外推广的过人胆识和超前行动，而海外不少出版商则倾向于选择反向的营销方式来选择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通过电影、电视等媒体渠道调查观众的反馈和评价来确定该作品的结构、主题及内涵能被英语世界认可时才最终决定出版、推介这些作品，如英语版《甄嬛传》和美国版《西游记》的发行和上映等。
四、结语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西学东渐”余音绕梁未了，“中学西传”迅猛发展正酣。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为文化输出推广工程创造了百年不遇的良好契机。中国文化上的“走出去”要讲究“润物细无声”、“不卑不亢”的方式{46}。既要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也要大力推广海外文化“请进来”文化战略。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也是细水长流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47}。随着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化“走出去”工程不断加大政策上和资金上的扶持，“一带一路”新常态形势下的中国国家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本土作家、中外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海外出版商和海外读者等之间的良性相互交流进一步加深，中国当代文学的快速、稳定海外传播一定会迎来迅猛发展的“新常态”。
① 梁丽芳：《从英译看六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的接受情况》，《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9年第5期。
② 谢天振：《谁来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文景》2005年第5期。
③ Bonnie Mcdougall：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leasure Principl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28， 2007，（5）.
④ Bonnie Mcdougall： Ambiguities of Power： the Social Space of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s.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ol， 44， 2012，（1）， No.15.
⑤ Bonnie Mcdougall：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Cambria Press： Amherst， 2011
⑥Mona Baker & Gabriela Saldanh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⑦ 耿强：《国家机构对外翻译规范研究-以“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为例》，《上海翻译》2012年第1期。
⑧ 覃江华、刘军平：《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文学翻译思想探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⑨ 王宁：《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6期。
⑩{20} 马会娟：《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中国翻译》2013年第1期。
{11}{19}{28} 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小说评论》2011年第5期。
{12}{16} 杨四平：《中国学家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13} 王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
{14} 张西平：《海外汉学研究现状及其对策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4期。
{15} 王海龙：《对汉学流变的回顾与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7} 杨肖：《欧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分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8} 王颖冲、王克非：《现当代小说译入、译出的考察与比较》，《中国翻译》2014年第2期。
{21} 梁丽芳：《加拿大汉学：从古典到现当代与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13年第3期。
{22} 欧阳昱：《澳大利亚出版的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3}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24} Chestman Andrew：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7.
{25} 文军：《论翻译过程与翻译标准的关系》，《上海科技翻译》2000年第4期。
{26}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7} Harold Las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New York：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1948.
{29}{31} 葛浩文、潘佳宁：《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几点看法》，《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1期。
{30}{40} 许方、许钧：《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许钧教授访谈录》，《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
{32} 魏清光：《中国文学“走出去”：现状、问题及对策》，《当代文坛》2015年第1期。
{33} 何明星：《欧美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现状及其特征》，《出版发行研究》2014年第3期。
{34} 黄友义：《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中外文学沟通的桥梁》，《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
{35} 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
{36} 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
{37} 鲍晓英：《从莫言英译作品译介效果看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
{38} 刘贵珍：《如何有效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王宁教授访谈录》，《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
{39}{46} 陈平原：《国际情怀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41}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姜戎：《狼图腾》（英文版），葛浩文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42} Chesterman， A ndrew. Causes， Translations， Effects. Target， Vol， 10， 1998，（2）， No.211.
{43} 仲伟合、王冬青：《传媒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定位、传播与反馈》，《外语研究》2015年第2期。
{44} 单昕：《先锋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之转型》，《小说评论》2014年第4期。
{45} 王德威著，张清芳译：《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7} 马会娟：《解读国际文学翻译形式报告——兼谈中国文学走出去》，《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责任编辑：张卫东）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rapid globalized development. How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go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now becoming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in the world of letters and the scholarly world.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ound on the‘outbound translation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such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s the U.S.A.， the U.K.， Canada and Australia， and the ‘inbound translationin the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with such cases for analysis as the successfu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and marketing modes of Wolf Totem， in an attempt to examine the multi-dimensional methods and multi-level strategies involved in tak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by way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translation.
Keywords：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ovement overseas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