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勇

　　刘再复近30年学术思想概论

　　古大勇

　　综观刘再复30年的学术历程，前半段扮演着一代文学的启蒙者的角色，后半段则悄然隐退社会中心，成为一个独立不移的“学术中人”。刘再复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想，一定程度上表征了该时代的文化诉求和文化走向，对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学术中人”不是“学界中人”，其标志是研究主体始终处于一种“学术状态”。所谓“学术状态”即学术研究完全超越功名利禄和“稻粮谋”等现实层面的目的，“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将之视为内在心灵和个体生命的需求，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原则，以创造思想、发扬真理为最终目标。

　　刘再复；启蒙者；学术中人；学术状态；创造思想；发扬真理

　　《南方周刊》第20期有一篇采访李泽厚的文章，其标题是《时代和它的李泽厚》，谈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对时代的影响，并用一言以概之：“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事实上，与李泽厚齐名的刘再复也影响了那个时代，如果说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那么刘再复则是“文学的启蒙老师”。韩毓海在《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一文中说：“刘再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影响重大的学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为使中国八十年代绝大部分的知识青年成为‘文学青年’作出了重大贡献。那时他有一本书叫《性格组合论》，是专门研究‘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的，影响巨大。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对此有一句名言：‘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连一个青年工人的书架上也摆放着一本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以显示自己在研究文学。’……在八十年代，文学、诗歌为什么会产生这么重大的作用呢？原因很多，但不能说和刘再复没有一点关系。具体说，除了他的那本书之外，起码还跟刘再复的一篇重要文章有关系，这篇文章叫《论文学的主体性》。”①事实上，刘再复在八十年代，除了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外，还发表了《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思维方式与开放性眼光》、《文艺批评的危机与生机》等系列论文，《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后来还发展成系统性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出版。系列论文的“集束式”发表，对死水微澜、沉滞不前、缺乏生气的八十年代文坛产生了一种摧枯拉朽式的革命性作用，其中，尤以《论文学的主体性》和《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影响最为重大，发表之后，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广泛而持久的论争，产生震聋发聩的社会反响。这种学术领域的论争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之广泛、参与人数之众多、持续时间之长久，是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间所没有的。刘再复之后，当代文艺理论界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具有重大而广泛影响的文艺论争思潮。

　　《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在1984年第3期《文学评论》发表后，旋即引发争论，朱立元、周来祥等一批知名学者参与到讨论中去。《文学评论》在该年度的第6期就发表了《关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的争鸣》的来稿综述。随后《文艺争鸣》、《作品与争鸣》、《飞天》、《青年评论家》等杂志皆刊登争鸣或综述类论文。较之“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的主体性”产生的社会反响更为热烈，争论更为持久，参与的学者更多。陈涌、陆梅林、董学文、敏泽、程代熙、郑伯农、姚雪垠、李准、王春元、杨春时、程麻、何西来、杜书瀛、陈辽、徐俊西、林兴宅、孙绍振、董学文、蒋茂礼、袁盛辉等一批知名学者或作家都卷入论争，或基本支持刘再复的观点，或部分支持，或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将之定义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刘再复的“主体论”，无论是褒是贬，是支持还是反对，是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立场，都表明它牵涉到了80年代思想和文学的焦点，触动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抓住了人们最感兴趣的兴奋点，引发了人们对思想领域中公共话题的讨论。从此点来说，刘再复功不可没。

　　自“文学主体论”和“性格组合论”诞生伊始，就不乏有学者指出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譬如认为刘再复的“主体论”等于胡风的“主观论”；譬如认为“主体论”无限夸大主体的能动性；譬如认为“性格组合论”不适用于现代主义文学；譬如认为“文学主体论”和“性格组合论”缺乏西方现代主义价值尺度的参照，忽略对人性局限的反思……。但是，评价任何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它产生的特定语境和背景下去考量，不可脱离问题的生产语境而作孤立的判断。正如刘再复在一篇名为《回望八十年代》的访谈录中所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离开语境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但如果放在中国‘姓社或姓资’的改革大争论语境中，那他的意义就非同小可。”②所以，要科学评价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和“性格组合论”，就要重返那个曾经的硝烟弥漫的论战现场，重新回到其诞生的最初语境。可以发现，“文学主体论”和“性格组合论”的产生具有明确的历史具体性和历史针对性。具体而言，“主体论”针对当时自新中国解放以来盘踞并统治中国文艺理论界、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文艺理论，用“主体性”的哲学基石来代替“反映论”的哲学基石。但是“主体论”反对的不是文学史上那种与浪漫主义并行的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而是从苏联全盘照搬过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发展成为极为僵化、极为机械的“反映论”。它的主要内涵如下：作家在创作或“反映生活”之前需有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前提，即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为指导；“反映生活”要求必须反映“生活的本质”以及“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一本质就是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一规律就是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在此前提下，工人和贫下中农被塑造成高大全式英雄，而资本家和地主则被矮化丑化为历史的罪人。这一机械教条的“反映论”像一个紧箍咒，扼杀了作家创作的能动性和文学的生命力，直接造成了该时期整体文学创作成绩的贫困。刘再复的“主体论”针对的就是这种腐朽的、阻碍文学健康发展的“反映论”文学观，对于彼时思想沉闷、万马齐喑的文学界，刘再复的“主体论”宣言无异于一声响亮的“惊雷”，震醒思想处于沉睡状态的一代人，使其产生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觉悟之感。而“性格组合论”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把人简单化理解的文学观念，其一是典型才是美，但把典型理解为马克思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把典型的个性理解为阶级性，这样“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自然成为“美的典型”的代表。另外，“高大全”式的英雄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一种人物塑造方法。在这样的文学观念下，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消失，走向单一化和扁平化。“性格组合论”所反对的就是这种静止僵化的性格美学，虽然它所带来的冲击力并没有“主体论”那么大，但同样给沉闷的文学界吹来了一股解放的“清风”，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把“文学主体论”和“性格组合论”放到它产生的特定语境来看，就等同于把“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放到中国“姓社或姓资”的改革大争论语境中来看，很显然，它具有破旧立新、摆脱束缚、追求解放、寻求发展、关乎文学之生死存亡命运的革命性意义。

　　刘再复曾提出人文学术批评的两个特征：“人文学术特别是批评性的人文学术，从来就有两方面的不同含义：一方面它是面对一个具有真实性的问题提出看法，另一方面是在某种社会情景之下与现实的对话。前者是人文批评具有客观性的一面，后者是人文批评具有主观性的那一方面。”③从此点来看，刘再复80年代文论显然属于后一种，即“在某种社会情景之下与现实的对话”，例如，“文学主体性”就是对文革和“十七年”时期“机械反映论”文艺观造成文学的“主体性”全面失落的一种反拨，也是对该时期人的“主体性”全面失落的一种警醒，它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学自身，同时是其背后对“人”的自由的诉求。它更多地出于一种启蒙主义的需要，唤醒人们对于“人”的尊严的维护、“人”的价值的追求和“人”的意识的张扬。夏中义在《新潮学案》中说，刘再复“作为一个心忧天下的文论家，他所选择的位置不会是清寂的书桌，他是要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转型的，他不仅想掀动文学新潮，更想让文学新潮成为新时期启蒙主流中的强健一脉，反过来推动社会变革”。④此语一言道尽刘再复80年代学术的殷殷苦心，可谓中肯肺腑之言。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提出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了解之同情”的原则。他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⑤我想，这个“了解之同情”之原则同样适用于已经成为历史的“80年代的刘再复”，惟有返回特定历史语境，重返八十年代，与刘再复“处于同一境界”，了解并同情其持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设身处地的理解刘再复提出理论主张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方能客观公正评价它的价值，而不止于发出“隔阂肤廓之论”。

　　总之，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刘再复的八十年代文论，拍掌叫好者也好，不以为然者也好，冷眼旁观者也好，但有一点可以取得共识：刘再复是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界最主要的“关键词”之一，是八十年代屈指可数的对时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在我们谈及八十年代文学时，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名字，多半是刘再复。正因为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文论界举足轻重的位置，所以夏中义在《新潮学案》一书中将其列为首章。刘再复曾经引领了一个时代，表达了时代的文化诉求和文化走向，对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时代和他的李泽厚”，还是“刘再复和他的时代”，……这些命题表达的逻辑前提是，刘再复、李泽厚等这些人，表征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一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志。尼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思想者是在不断地克服时代的局限性而前进。刘再复正是这样的思想者。

　　去国以后，刘再复开始了他的“第二人生”，刘再复把1989年之前的人生称为“第一人生”，而把1989年到海外后的生涯称为“第二人生”。在他的“第二人生”，他的文字因缘和他热爱的这片土地几乎隔绝了，国内读者很长时间看不到他的著作和文章，他好像被读者所遗忘。以致于当刘再复“复出”大陆之后，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读者竟然不知道这位曾经在八十年代中国独领风骚、风靡一时的文论家，以为是一位刚刚出道的“新秀”。大约2007年之后，刘再复再度进入国人的视线，中国大陆也掀起了一股不温不火的“刘再复热”：刘再复的著作在北京三联书店、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等各大出版社纷纷出版，并形成畅销势头，其中的散文集《师友纪事》被《深圳晚报》列为2011年北京书展的“十大新书”第一种；《当代作家评论》、《华文文学》、《渤海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开设了刘再复的“研究专辑”，集中发表系列有关刘再复的研究论文，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刘再复成为苏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产生了十余篇博、硕士论文；刘再复成为官方体制下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高层次课题的研究对象；一部“准传记”性质的《走向人生深处——刘再复两次人生访谈录》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当然，这股“刘再复热”不能和八十年代全民参与的“刘再复热”相比，但八十年代是文学备受宠爱并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理想主义时代，在当下“四星高照、何处人文”（李泽厚语）的物质化和欲望化时代，大众目光的焦点是“歌星、影星、球星、节目主持人”等“四星”，刘再复能受到读者如此程度的关注，也殊属不易。

　　事实上，在刘再复“复出”大陆之前，也就是1995年及其后，刘再复和李泽厚合著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就在海内外产生影响。该书重新思考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不否认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20世纪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也不认为革命是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历史必由之路，不认为选择暴力革命方式具有历史的普遍性与绝对性。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经过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一程序。《告别革命》出版后，反响如潮，但以批评声音居多，有人指其为“左、右两边都不讨好”，以张海鹏、邢贲思、谷方、危兆盖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公开批评“告别革命论”，视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海外民运的激进人士又纷纷撰文抨击此书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而非首先强调政治民主，是向中国政府“讨好献媚”，为政府说话。⑥2000年以后，“告别革命论”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和不断言说的话题，批判性否定的评价趋向仍然占据主流位置，但也出现一些个别的松动，如中山大学知名学者荣剑2013年在《财经》杂志发表观点，主张“告别以革命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变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这个共识在现阶段还没有过时”。⑦革命和改良是一个永恒的人类话题，正如书中所说，“革命与改良”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生存选择的共同性根本问题”，“世界充满矛盾冲突，生存竞争非常激烈，人类是选择暴力决斗的办法还是选择协商妥协的办法？是采取单向的‘我上你下’、‘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还是双向的对话式的‘你活我也活’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在当今世界的历史语境下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无法回避。”⑧因此，这一话题在现在和未来依然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也必将产生新的时代影响。虽然《告别革命》的主要观点迄今没有得到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但无可否认，“告别革命论”是世纪之交在中国和海外引起广泛争论和关注、并不断促发人们思考中国和世界发展之路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告别革命》是一本产生重要时代影响的著作。

　　刘再复在中国大陆“复出”之后，他的著作在大陆各大出版社陆续出版，刘再复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阅读视野，被人们所关注所热爱，他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刘再复对“双典”即《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批判性研究所产生的反响最大。可以说，在“双典”研究史上，刘再复对“双典”文化价值观的批判最为严厉也最为彻底。《双典批判》写作的直接动机是源于刘再复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课的需要，但其深层动机则源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忧患意识、人文关怀精神、文化重建诉求和社会责任感。在刘再复看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价值观是落后的，会给中国人的心灵带来潜在毒害，会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塑造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毒害和影响至今还不被广大国人所察觉。刘再复对这一现状可谓忧心如焚，因此，为“双典”进行思想“消毒”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直接促成了《双典批判》的写作。另外，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目前学术界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文化价值的负面性缺乏应有的警惕，相关研究成果寥寥，刘再复也有从学术层面对这一研究状况进行反拨的自觉意识。当然，刘再复并不否定“双典”的文学价值，认为它和《红楼梦》在文学和审美形式的层面上都是同等优秀的作品，但是两者在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方面却有天壤之别。《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部宣扬暴力崇拜，一部宣扬权术崇拜。“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情节引人入胜，艺术形式高超，审美价值卓越。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国众多“《水浒》迷”和“《三国》迷”往往被小说高超的艺术形式所吸引，却对小说负面的价值观缺乏警惕，优秀的艺术形式将“双典”有问题的价值观掩盖起来，这种负面效应正如林岗所说，“就像毒药之中加了糖丸，喝的人只赏其甜，而不知觉毒素随之进入体内”。⑩所以，《双典批判》的目的就是将这种被掩盖的有问题的价值观披露出来，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双典的文化价值，警惕“暴力崇拜”和“权术崇拜”给中国人带来的心灵灾害。

　　其次，刘再复的《红楼梦》研究也引起较大的学术影响。刘再复近年来逐渐“返回古典”，投身于《红楼梦》研究，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贾宝玉论》等五部“红学”研究著作，笔者曾在一篇名为《“红学”别一境界的开拓——论刘再复的〈红楼梦〉研究》论文中，谈到刘再复的《红楼梦》研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首先，刘再复竭力打通学术和生命的血脉，视《红楼梦》研究为自己的生命需求，把个体生命体验灌注到研究对象中去，使其学术研究带上生命的“体温”和灵魂的“心跳”；在“红学史”上，刘再复第一次把研究者的“全息”生命体验带进了《红楼梦》研究，标志着“红学史”上“生命体验”学派的建立。其次，刘再复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悟证”研究方法，这也是刘再复自觉的学术愿望。刘再复自觉探索《红楼梦》研究的第三种形态，即在两百多年来《红楼梦》阅读和研究的两种形态“《红楼梦》论”和“《红楼梦》辨”之外，尝试第三种形态的“《红楼梦》悟”，刘再复称之为“悟证法”。它是一种扬弃文献、材料、概念和逻辑的参与，主张明心见性、以心传心的研究方法。同时，刘再复从微观层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内容和观点。总之，刘再复的《红楼梦》研究推动了“红学”的发展，在“红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再次，刘再复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在学界赢得好评如潮。从文学的忏悔意识和灵魂维度来深入系统地探讨中国文学的根本缺陷，《罪与文学》可以说是第一本集大成式的专门性著作。它在西方文化的坐标上，以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学特别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证，犀利地直陈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和灵魂论辩维度的根本性缺陷，击中了中国文学的“软肋”，无疑具有特别的警醒意义。

　　最后，刘再复虽然声称“返回古典”，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化力甚重，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刘再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神瑛侍者”，他眼光如炬，慧眼识金，在中国众多当代作家中，他如“伯乐”一般敏锐发现并力推高行健和莫言，并为他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他竭力为中国当代文学说话，维护当代文学的尊严，为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而孜孜不倦，煞费苦心。作为高行健的知音，早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就发现高行健文学的独特价值，并出版了《高行健论》、《论高行健状态》等著作，对高行健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科学评价，并在全球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频频发表演说来宣扬高行健的文学成就，多次向瑞典文学院推荐高行健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于莫言，也是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刘再复就把莫言的《酒国》和李锐的《旧址》分别复印两本，送给瑞典的两位文学教授。1997年至2000年，他连续写了《中国大地上的野性的呼唤》、《赤子莫言》、《黄土地上的奇迹》、《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等散文或论文，让港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读者了解莫言，向西方文学界推介莫言。而此时距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尚有十余年，由此可见刘再复眼光的敏锐性和前瞻性。2013年他发表的《驳顾彬》一文，将他卷入人事纷争的是非，他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批评甚至恶言相向，他的清名因此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但是，读者何尝能充分理解——他写这篇论文的初衷针对的是顾彬的“垃圾论”（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以及顾彬对高行健和莫言不实的妄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刘再复不仅爱护中国当代杰出的作家，同时也爱护中国当代杰出的理论家，如他对于李泽厚就是一例。他曾专门撰写专著《李泽厚美学概论》，高度评价李泽厚的美学成就，称他为“中国大陆人文科学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竟因此而遭到许多批评和攻击，但他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支持李泽厚。

　　从学术研究的动机和境界来看，刘再复“第二人生”的学术研究是超功利和功利的统一。说它是超功利的，是指刘再复的学术研究动机完全出于内在心灵和个体生命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红楼梦》研究和十卷本《漂流手记》的写作中，读过刘再复书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个著名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的隐喻。刘再复的朋友王强曾经一语道破刘再复“第二人生”中散文写作的“动因”：“讲述只是拯救生命的前提和延续生命的必要条件”，他以阿拉伯少女谢赫拉查德讲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动机为喻，来阐释刘再复的作品“不是身外的点缀品，而是生命生存的必须品”。萨珊国王偶然得知王后和奴隶私通，便处死王后与奴隶，为报复女人的不忠行为，他要每天同宿一个少女，翌日杀掉。宰相女儿谢赫拉查德为拯救无辜少女，自愿献身于国王，每夜给国王讲述一个故事，每每讲到精彩处就停止，国王因为要想听下一个故事就暂不杀她，她一共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很显然，谢赫拉查德的讲述是活下去的生命需求。刘再复的“第二人生”的散文创作和《红楼梦》研究的主要动机也是如此。刘再复在《红楼四书》总序中说他的研究是“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不讲述《红楼梦》，生命就没劲，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心思就不安宁，讲述完全是为了确认自己，救援自己。”?

　　另一方面，说刘再复“第二人生”的学术研究是功利的，是指一种基于学术层面而非现实层面的功利，即追求学术上的建树和贡献，它是以发现真理为目的，以发扬陈寅恪之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目的，同时承担起一个人文学者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陈寅恪先生治学“不藉时会”，“不假手功名”，他在一篇悼念王国维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碑铭认为知识分子治学，要把心志从世俗功利的牢笼里解脱出来，确立“发扬真理”、“独立自由”为治学的最高目的，此可谓学术的最高境界。刘再复的治学境界，大体如斯。

　　刘再复“第二人生”的治学境界对当下病态化的学术生态具有一种重要的正面参照作用。当下的中国，一些学者不再把学术视为生命的需求和心灵的需要，不再追求真理的发现和发扬，不再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立场，学术俨然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啖饭之道”和沽名钓誉的工具，学者们眼睛紧紧盯住的是学位、学历、职称、官位、项目、基金、获奖、权威期刊论文以及与之紧密挂钩的福利待遇。当代学术一个最大的病状便是“项目化生存”，即功利化的课题项目成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各路学者惟课题项目“马首是瞻”，甘为课题项目的“奴隶”。学术已经被现行的评价体制所“绑架”和“挟持”，成为种种现实名利的“人质”，丧失了它的独立自由的尊严和发扬真理的品格，走向严重的异化。在这种体制下，当下的学术界病象百出，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学术垃圾制造几何级增长，学术创新力严重退化，学术腐败现象触目惊心。面对此种病态异化的学术生态，刘再复的治学境界，无疑提供了诊疗这一病象的参考良方。让我们倾听他的声音：把生命和心灵带进学术研究，摆脱现实功利目的的束缚，让学术成为生命的体验和心灵的需求，成为探索和发扬真理的场所，坚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思想的创新，永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样，我们的学术才能走出异化状态，回归健康正常的轨道。

　　王元化先生曾经提出“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概念。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即是指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有新思想的发现、新观点的提出，发现真理、创造思想乃是学术的最重要使命和最高境界。刘再复的学术就是一种“有思想的学术”，他提出的那些观点，从“文学的主体性”、“性格组合论”，到“告别革命”、“罪与文学”，再到认为“双典”是“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双典”和《红楼梦》分别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和“天国之门”……无不给彼时的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带来“思想”的冲击力。正是因为他的学术中“思想”的耀眼光芒，他才在读者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而在当下中国，学术研究已经走向异化，尽管每年生产的学术成果数量巨大，据悉中国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一，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有思想的学术”？所以，近20年来，偌大的中国学术界，竟然难觅几个如刘再复、如李泽厚那样具有思想原创性的学问家。所谓“有学术的思想”，在王元化看来，是指学术研究中新思想和新观点的提出，必须提供充分的论据，进行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口号、立场等事物来顶替充数。从此点来看，刘再复的思想亦是一种“有学术的思想”，他的那些极富原创性的思想，如“告别革命”、“双典批判”等，并非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口号，并非只是一种“无思考的思想”，而是建立在确凿的材料、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和深入的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刘再复曾经在一篇演讲中称高行健是一位“独立不移的文学中人”?，所谓“文学中人”，不是“文坛中人”，即始终处于一种“文学状态”，什么是“文学状态”？就是“非政治、非集团、非功利、非市场的状态”，?是一种超越各种利害关系、进入精神深层进行独立自由创造的状态。仿照这个定义，我认为刘再复是一个“学术中人”，所谓“学术中人”不是“学界中人”，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学术状态”。什么是“学术状态”？就是如上文所论述，即学术研究完全超越功名利禄和“稻粮谋”等现实层面的目的，“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将之视为内在心灵和个体生命的需求，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原则，以创造思想、发扬真理为最终目标，永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精神。刘再复就是这样一个“独立不移的学术中人”。

　　①韩毓海：《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第66-67页。

　　②刘再复：《感悟中国，感悟我的人间：刘再复对话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③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牛津版前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④夏中义：《新潮学案》，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7-68页。

　　⑤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248页。

　　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06-480页。

　　⑦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财经》，2013年第5期。

　　⑧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五版前言），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6页。

　　⑨刘再复：《双典批判》，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页。

　　⑩林岗：《地狱门前的思索》，《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第28页。

　　?参看古大勇：《“红学”别一境界的开拓——论刘再复“第二人生”的〈红楼梦〉研究》，《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刘再复：《共悟红楼》，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

　　?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刘再复：《独立不移的文学中人——在香港城市大学欢迎高行健演讲会上的致辞》，《明报月刊》2001年3月号。

　　?刘再复、林岗：《鲁迅论》（牛津版前言），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责任编辑：庄园）

　　An Outline of Liu Zaifu’s Scholarly Though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By Gu Dayong

　　In his career spanning 30-odd years，Liu Zaifu played the role of an enlightener in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half but，by the second half，he has quietly retired from the centre of things；instead，he has since become an independent‘scholar’. Liu’s thought in the 1980s was，to a certain degree，emblematic of the age’s cultural appeal and trend，achie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spirit.A‘scholar’is not someone in‘the scholarly world’as the subject for his study remains in a‘scholarly state’，going beyond such realistic food-and-money related purposes as fame and profit，as the scholar，whose‘heart is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the secular and the vulgar’，regards the study as a need for inner soul and individual life，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independent spirit and free thinking’for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ng thought and promoting truth.

　　Liu Zaifu，an enlightener，scholar，scholarly state，creating thought，promoting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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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0677（2016）1-0065-06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刘再复学术思想整体研究（1976-2013年）”（项目批准号14YJA751004）的阶段性成果。

　　古大勇，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