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尼采存在主义；吴宝星；英培安；新加坡文学；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98-08
本文探讨两位新加坡作家的作品：用英语写作的吴宝星（Goh Poh Seng，1936-2010）和用华文写作的英培安（Yeng Pway Ngon， 1947-）。英培安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新会。已出版20多本书籍，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戏剧、诗集和散文。《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获1987～1988年新加坡国家书籍理事会书籍奖，《骚动》和《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都获新加坡文学奖。后者被香港《亚洲周刊》选为2006年十大中文小说；他的《画室》再次被该周刊选为2011年年度十大中文小说。鉴于英培安对文学的贡献，他获授予2003年新加坡年度文化奖。吴宝星出生于吉隆坡。他从爱尔兰都伯林大学得到医生文凭在新加坡行医25年。1967年至1972担任新加坡国家大剧院托拉斯（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前身）董事长。《如果我们梦想太久》（If We Dream Too Long）获1976年新加坡国家书籍理事会书籍奖；此书有俄语和他加禄语译本。除了小说之外，吴宝星还出版了五本诗集，并帮助新加坡娱乐界的发展。鉴于吴宝星对艺术的贡献，他获授1982年新加坡年度文化奖。1986年吴宝星和家人移居加拿大，2010年1月在温哥华肺炎病逝。
要很好领会两位作家的作品，笔者认为，最佳途径是通过尼采式存在主义的架构。吴宝星的尼采是通过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著作介绍而形成的。他的小说重演了对“形而上学”攻击的哲学架构，以及追求尼采式的责令，要认真去对待一个自明的宇宙的含义，在这个宇宙中对“超越”的权威已不再有说服力。因而他采用一个重视自由、选择和责任的焦点来面对如何建立一个肯定生命文化的挑战，即一个避免专制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挑战。英培安的尼采是通过鲁迅及五四运动介绍而形成的。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认为，尼采的文化更新吁求和他们对一个早已站不住脚的垂死传统社会的改革计划有相近的关系。英培安的作品用鲁迅/尼采的典故来映射这个计划，目的是呼吁一个类似逆转或重估一切现代新加坡存在的价值。重估的目标是针对一种思想宏伟建构——超级发展主义（hyper-developmentalism），在英培安眼中则是虚无主义和否定生命的世界价值观。
我要讨论的文本包括英培安的以下五部长篇小说：《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1987）、《孤寂的脸》（1989）、《骚动》（2002）、《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2006）、《画室》（2011）；以及吴宝星的以下四本长篇小说：《如果我们梦想太久》（If We Dream Too Long，1972）、《自焚事件》（The Immolation，1977）、《舞蹈的飞蛾》（A Dance of Moths，1995）、《白云之舞》（Dance with White Clouds，2001）。①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会阐明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些作品如何紧扣尼采有关的主题和母题的过程。在结论部分，我会解释本文所分析的理论的含义。这两位作家对文化重建的参与，是后殖民局势交给他们的一个紧迫任务，这个任务要求创建一个共同文化，维系人群，达到团结。这两位作家通过对主人公果敢品格的塑造，敦促我们摆脱自满，追求不同的规范，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让各个个人可以追求并非模仿他人的生活。
从英培安的写作说起，我相信他的主要特点是用恋爱受阻的议题来勾画新加坡社会矛盾的特征。新加坡现代化建设运用的价值结构是一般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所采纳的价值观点。功利主义、工具主义、拜金主义这些价值观导致了“母语”边缘化，政治压迫，以及庸俗社会对艺术及其使用价值（use-value）的贬抑与无知。英培安的作品结尾依次采用主角/情侣恢复或（精神）分裂的母题，是在强调超越这种社会二律背反的必要性。
在英培安的第一部小说《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中，作者塑造的男主角体现了尼采促使了小说的创作。男主角是位诗人，把自己比作查拉图斯特拉，也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涓生。小说追踪涓生和他的女伴子君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是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中男女主角的名字。涓生在书里一部分说他希望子君“会像《伤逝》里的女主角一样，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个性”（17）。一如鲁迅《伤逝》故事的发展，他们的感情以破裂告终。子君起初跟涓生分手，涓生开了家小书店，又回到他身边。但生意失败后，她又决定离开他。
使这些人物成为令人激动的文学典型，是英培安对他们不同背景的设计。子君受过英语教育，有大学文凭；涓生受过华语教学，没有大学文凭，收入比子君少很多。在相关章节中，涓生感叹子君不像她的文学前辈，还说她的非自由行为是社会导致的。在英语主导“社会制度”下，其“产物”理所当然会显示出“实用主义”的典型特性。她的理想对象“必须要符合社会一般人的价值观；最低限度，要符合她现在将要爬上去的那个阶级的价值观”（17）。英培安的这段文字唤起了读者对新加坡六、七十年代社会分歧的回忆。涓生和子君的分手，比喻在这段期间英语教育的迅猛发展，以及华族语言文化被“痛苦地”排挤到边缘。小说结尾部分当子君必须永远离开他时，涓生对窘境作出了回应。在昏昏沉沉的精神状态中，他乘搭火车到吉隆坡，希望能遇见一位女士；这是涓生初次跟子君分手后遇到的，并且有过一段亲密感情的女士。但现在她已经结婚，涓生找不到她，最终他恢复了理智。地点与环境使他的头脑变得清醒。排徊在吉隆坡唐人街的他沉思着：“马来西亚是个以马来文为主的社会，[但它]出版的华文报刊竟比新加坡多上好几倍”（195）。周围“热烘烘的生命力”给涓生带来巨大灵感（194）；他想象自己戴上各种狩猎用具，在小说的最后一行说道：“我已准备好，现在就回去，回去我的森林……”（197）。
子君第一次离开他时，涓生“以为自己会像从山上下来的查拉图斯特拉，从此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64-65）。众所周知，鲁迅早期翻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言，②他认为尼采文化复兴的号召和“五四”运动的指标——改革一个奄奄一息的社会——有关联，而前者对一切价值的重估（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是支撑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因而文本使用鲁迅/尼采双重典故，类似的变革风气立场也肯定影响了《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的结尾，结尾指出前述的“生命力”是在装有“冷气设备的购物中心”中无从获取的（194）。③新加坡失去活力的诊断与文本最后一行以狩猎作比喻，预示涓生仿佛变成生命的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他下山攻击虚无主义创造的拜物教，跟把物质享受作为惟一需求的信条进行搏斗，跟体现在新加坡的“实用主义”趋势使子君在社会阶层攀爬所表现出的野心搏斗。这样一来，英培安也指责拜金主义，人云亦云心态，和城市国家中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在小说中，涓生指出“同居的关系是很少能持久的。世界上，大概只有萨特与西蒙·波娃是例外”（164）。英培安用查拉图斯特拉的形像和一个“完满”的同居例子，来劝告读者去创建一个值得肯定的文化，一个避开市场的恒久定律式要求，一个发现艺术和爱的空间，和一个能够吸收使用价值的社会。这正如阿多诺（Adorno）所说的，恋爱关系本质上是转喻——它代表“普遍不人道世界里最后几个有可能形成人道/人体细胞的其中一个机会”。④
《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与英培安的最新小说《画室》中相关主题的延续，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恋人”这一母题的重要性。后者追踪的是画家与艺术老师颜沛和他学生的经历。文本使用的角色较多，但最应重视的是颜沛的两位门徒思贤和宁芳，以及颜沛和他妻子婉贞的关联。宁芳和思贤青梅竹马。高中毕业后，宁芳进“新加坡大学”念社会学，思贤选择“南大中文系”（30）。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带到世界各地。在印度短暂逗留后，宁芳和她的印度裔丈夫在法国定居；他们有一个女儿英德拉妮。思贤放下了枯燥的工作，搬到台湾，成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尽管经历了三十年的分离，思贤一直深深单恋着宁芳，并在她丈夫去世几年后与她在巴黎巧遇。小说最后的章节叙述他们相逢后再坠爱河，随后结婚，最终返回新加坡。显然，我们可以把他们之前“放逐”海外的生活——一个生活在欧洲，一个在台湾——视为新加坡社会的“东-西”异样化分裂的隐喻；而最后他们的归返也预示着一种和解的可能。这样的读法适宜，因为颜沛和婉贞错过的机会仿佛从思贤与宁芳的关系得到一种补偿。宁芳和思贤之能够巧遇是因为思贤去巴黎安排颜沛的遗作展。颜沛本人毕业于“南大...中文系”；他第一次遇见婉贞时她在一所中学担任“英文”老师，而颜沛在该校教授“华文”（60，62）。由于政治压迫，颜沛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决定献身艺术事业，但经济上的困境与纠纷使婉贞离开了他到香港定居。婉贞离开颜沛后，颜沛“就像鲁迅《伤逝》里的涓生等子君一样”（66）——这一点颇引人注意。婉贞没有再婚，及至颜沛患上癌症在医院奄奄一息时，才终于又回他身边，虽然如此，他们的和解毕竟来得太迟。小说文本所隐含的这种调和与重聚的意图就象征性地转移到他们的后继者——思贤和宁芳身上了，当然，也留有空间，让读者去思索和解读。而英德拉妮，则获得了“东方语言学”的博士学位，随母亲到了新加坡，在一所高等教育学院执教（415）。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母亲回归祖国，也表明了英培安的理想。
要理解小说中的社会争端，我们有必要说明当时的社会背景。新加坡的华校体系是独立于英国殖民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体系。在新加坡50年代反殖民运动发酵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华校希望能得到和英校同等的认可与待遇，与争取自己的权益。到了1956年，反殖民运动，从殖民政府得到重大承诺：“平等尊重新加坡四个主要文化”，“每一个家长都应该有权利选择是否送他的孩子去英文学校，中文学校，马来学校或泰米尔学校。”⑤然而，人民行动党上台后，情势有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1962年该党分歧与暗斗导致了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cialis）的成立。而这分裂也就此设定了新加坡同语言相关的“英语”和“华语”文化两大派系的场景。越来越强势的人民行动党忽视群众路线的基础，并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由打压非英语学校（主要是华校）的发展。华语报刊因为经常为华校呼吁也遭到了压制。⑥除了上述的政治原因，经济方面的考量也在发挥作用；很多家长选择送孩子去英语学校，因为英校毕业生获得的薪资比非英校毕业生来得高。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此后马来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的重要性也有所下降。到了1979年，新加坡颁布新的教育制度时，已经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教育体系，而学生只是在“第二语言”的课堂里才能偶尔接触到自己的母语。在新加坡，1951年非英校生占有学生总数的65%。⑦显然，对那些非英校毕业的新加坡人来说，这种教育制度的变化是个巨大的创伤。新华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抒写了华校生在新加坡的新“等级”中被边缘化的落魄与忧伤。
辩证的进步
鉴于上述历史框架，我们可以领会到从《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到《画室》，英培安的小说在形式的复杂性与主题的圆满度等方面的有机联系和拓展。英培安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孤寂的脸》后面的访谈中很明确的表示他“仍相信萨特的‘介入文学”概念（138）。同样，我们可以把《孤寂的脸》的主角视为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人物，他上山去，上的是靠近吉隆坡的云顶高原的山顶上的赌场，而这含有讽刺意味的行径也带来一定程度的洞见。小说的结局透露男主角在工作中面临的挫败是来自同事的歧视，因为他接受的华校教育被视为劣等教育。此外，与男主角处境一样的同事都知道怎样掩饰他们的“华校”背景，以此避免被英校生瞧不起。作品不但没有使用一个弱者羡慕强者的“怨恨”（ressentiment）来叙述情节（这憎恨从男主角对待妻子的统治意志姿态看得出来），还以自己的“主动力”（active force），一个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术语，⑧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的实验写作手段来消解这种“怨恨”。⑨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不注重个体生命及个性价值社会里，审美的培养和艺术的建构是必要和必须的。
英的第三本小说《骚动》开始游离艺术的主题，探讨的是政治和历史记忆怎样提供另一种类别的规范与价值观。它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新加坡华校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反殖民斗争的突出贡献。⑩新加坡目前的官方或主流话语声称这些学生都是共产党渗入者的傀儡，他们听命于北京或莫斯科。然而本地历史学者黄坚立正确地看到《骚动》和几个重要的文化文本都给那个时期的新加坡带来有“另类陈述”，并开始动摇那些符合“官方范式”的辩词。{11}《骚动》坚持认为它描绘的事件是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它是争取独立建国的抗争，而非党派或族群之间的抗衡。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小说中提及的人物和引语：“海德格尔”（20）、“尼采”（48）、“雅斯培”（130）、加缪的“薛西佛斯”（49），以及萨特的戏剧《禁闭》（1944）中的名言：“他人即地狱”（257）。还有上引述过的——“正如海德格说的，人的存在，即是趋向死亡的存在”（20）——也可以作为参照。因为人有限的、可靠的选择额外紧要，通过提及著名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和群众斗争，《骚动》影射了新加坡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而新加坡人则表现得太过驯良、太守规矩。这正如后期的《画室》屡屡提及的，如高更、梵高、莫奈、莫迪利亚尼与其他著名画家一样，都表达了英培安的特别意图，那就是在现有的毫无生气的中产阶级规范和习俗之外，建构一种充满人性和生命艺术气息的王国。{12}
文化淤滞困境也是英培安最富实验性的小说《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的主旨。我们童年时期与自己对话的嗜好在男主角那里得到延续，一直到成年，这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线索。小说的主人公被“分裂”成“我”和“我自己”，一直到死都在跟自己的“超我”（superego）进行辩论。当他发现他糟糕的英语使他沦为社会的“第二等公民”（25），小说的主人公便竭力掩饰他曾在“南大...中文系”求学的事实，也使他对中国文学产生逆反心态（26）。他的好奇心诱发他阅读“君特·格拉斯”和“马圭斯”的翻译作品（12-13）；他也试图阅读跟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以及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世界》（43）相关的书籍，只是后来并没有读下去。排斥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放弃所有“高级”才能，除了物质与嗜欲上的享受之外一切都毫不在意。在这过程中他背叛了他的妻子和父亲，也和他的儿子和朋友变得疏远，放弃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媒体生涯，最后因生意扩展过快，变得一无所有。只有濒临死亡的时刻他才恢复理智，终于摆脱了自我矛盾跟“我自己”实现和解。小说主角最初的拒绝包括他对鲁迅作品的深度认识，也就是说他对《伤逝》的好感（21）；“有好一阵子，他[还]迷上了查拉图斯特拉，简直以为他是从山上修炼下来的超人”（43）。结尾的和解也就此回归到原来依赖的价值标准。
有学者注意到，《伤逝》其实是鲁迅对“才子佳人”这一悠久文学母题的更新与现代化，用它来表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现实。{13}通过鲁迅的介导，英培安也采用类似比喻来呈现当代新加坡的现实状态；在这方面，作家主张维护传统的关键价值。如果套用巴丢（Alain Badiou）的理论；我们可以说英培安在此探索了不同社会领域中个人的革命效能，主要是爱情与性欲，也涉及艺术和政治与社会中的个体改变之间的关联。吸引英培安注意的是他笔下人物对上述事件的忠诚的程度。
局外人性格分析
转到吴宝星的作品，我们可以注意到，他跟英培安一样重视文化更新的问题。正如引言中提到，吴宝星的小说中的尼采式动力是透过加缪著作导介的，而加缪的著作明显包含了鲜明的尼采色彩。这一现象可以从吴宝星的第一部小说《如果我们梦想太久》（以下简称《梦想》）中看得出来。这部小说记叙了一位年轻办公室文员光明（Kwang Meng）的经历。在《梦想》2010年再版序言中，吴宝星透露他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受到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局外人》（The Outsider）的重要影响。另外，在1950年代，威尔逊在书中将法国存在主义与荒诞主义介绍给英国读者，而吴宝星乐意承认这些思想与文化运动给他的刺激。特别是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克特、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和加缪等几个“欧洲典范”中获得的指导。吴宝星回顾他在爱尔兰六年学生生涯，以及后来又回到东南亚的经验，说道：
我觉得加缪和他的作家同行已退到欧洲的烟雾的后边，而我面临亚洲的巨大变化。我曾天真地以为人格解体[心理隔阂]只影响西方人。现在我才知道所有的社会都有它的局外人现象。（xliii）
荒诞主义跟加缪有紧密的关系，它演绎了尼采“上帝已死”的理念，强调一种基于普遍冷漠基础上的人类的自我禁锢。在《梦想》的开篇，光明沉思着报纸刊登的一项新闻——一位正在打高尔夫球的男士被雷电击毙——如此情势也显示光明正是是威尔逊所界定的“局外人”之一。正如书名所示，人在世界的脆弱和局限性，如任何可能突发的灾难，都凸显了人类忽略自身自由的代价。《梦想》的结尾才凸显了这样一种立意：光明本来是想逃离他的低薪工作，但父亲突然中风，支撑家族的责任就不可避免的落在他的身上。一个冷漠的宇宙立即把重点从宿命论转移到人类的能动性；《梦想》演绎了这一概念，父亲中风后，光明的母亲说他们有一些储蓄，也有自己的组屋，已算幸运，并因此“感谢上帝”（148）。但文本明显表示父亲和儿子都绝不同意她的观点；如果他们是幸运的话，这也源于过去所采取的行动。
加缪在探索荒诞主义的意义与关系时强调反抗的必要性。人类应当选择自由和自主权，而不是绝望与颓丧。众所周知，加缪通过复述薛西佛斯的神话来使他的“荒谬英雄”学说符号化。被罚以滚动巨石上山的薛西佛斯只能亲眼看它从顶端向下滑动——这比喻人类的困境；但薛西佛斯的“蔑视神”与“对生活热情”的透视就此让他超越他的命运，{14}正如华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所正确指出——这立场来自于尼采。考夫曼指出《薛西佛斯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基本上是个“悲剧世界的看法，而由尼采‘命运之爱来救赎”。{15}在《梦想》里，光明的反抗体现在装病去游泳，反对邻居一位教师歌颂中产阶级体面和美德的观点，和拒绝旧同学攀爬社会的志向。在这方面，他集中表现出一个认识到都市社会的荒诞与虚无的“觉醒”人物形象。除了宣示如何去理解一个“局外人”，《梦想》还也许不太明显地努力展示了一个“命运之爱”（amor fati）主题。吴宝星声称自己从欧洲回到东南亚时经历了人格的分裂，但也可以肯定的是，光明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字典里对“人格分裂”的定义是：“感知自身情绪脱离或疏远，似乎意识自己在演戏或从外部观察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活动”。{16}光明在观察身边都市人手忙脚乱而又无所适从的情状时便体现了极强的人格分裂的症状：生活的无意义让他对社会和生活产生隔阂和疏远，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分裂成两部分”（71）。
但是，如果光明拒绝都市生活的虚无主义，他也拥抱与超越他作为局外人的命运。如果人格分裂是一种站在自身之外注视自我，就如观看自己在演戏，光明偶尔会选择这样一种行为状态。在学生时期，他的两位游伴曾扮演过莎士比亚剧作中的重要角色，而他演一个只有一两句话的小角色。遇到这些校友，光明偶尔会用他们扮演的角色名字来称呼他们。在《梦想》的结尾，一位年老英国女旅客向他问路时，他派头十足说出了唯一的那句台词：“好的，夫人。我尽快赶去。”（155）{17}老妇人显然没能听懂他的话，但这小插曲则给小说带来幽默与讽刺感。它让光明克服与超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卑微角色。虽然吴宝星承认这个人物的欧洲源头，但是在上述序言中他也宣称光明有一部分不太像他“忧郁”与“沉闷”的艺术前辈；光明“以幽默的优雅照耀他的一生”（xliii）。否定生命的“忧郁”是如此可怕，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吴宝星利用尼采的哲学纠正了加缪欧洲斯多葛主义。加缪所说的“蔑视可以赛过所有命运”，则成为《梦想》闪现的轻浮与优雅的瞬间（491）。
吴宝星的第二和第三部小说是由加缪1951年出版的《反抗者》（The Rebel）里几个论点所构成，后者亦延续了《薛西佛斯的神话》所探索的荒诞主义论争与逻辑。吴宝星的第三本小说《舞蹈的飞蛾》（以下简称《飞蛾》）引用尼采的话做题词，题词是加缪在《反抗者》引用尼采来解释自己的观点，语出《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达摩克利斯从来没有赛过他在悬剑之下跳过的舞蹈。”（《飞蛾》，无页码）18关于社会胁迫的议题，这句引文其实要说明，即便在监狱般的环境里（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下），人的自由仍然存在：任何的限制也都同时规定了它能允许的自由。在较早的《薛西佛斯的神话》中，加缪已表达了类似的概念；他以“死囚犯人”进行类比：即便是死囚也会受启于某种“天国的感应”而接近“纯净的生命之光”（483-84）。这种观念在吴的第二本小说《自焚事件》（以下简称《自焚》）中有更鲜明的体现。《自焚》一开始就聚焦于主人公越南人阿单（Thanh）会不会选择加入越共地下组织跟美国占领军搏斗。小说写到单选择反美的第二天早晨，站在卧室窗口看着外面的街景，他感觉自己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他意识到他跟“死囚”有相近的想法（27）。在实际参与战斗的前夕，单和他的同胞土厌（Tuyen）去市区享受最后一晚的狂欢时，土厌颇有感触地说，此前他们是随意打发时光，但现在他们懂得珍惜生命。“很有趣，”他补充说，“在这时刻，我认为我的想法与死囚无异，死囚应该就像我现在一样，等待生命的结束”（67）。
跟《自焚》不一样，《飞蛾》不是战争叙事，也较少《自焚》中刻意强调的对存在和现实的自省。但是它也是采用叙述环境极力鼓励读者思考人类或人性的局限。小说的开端描述文本的一个主要角色王建德（Ong Kian Teck）在公园慢跑。这个公园曾经是一个墓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场景似乎在促使他去想象他将有怎样的一种生命终结。王建德本是一个广告公司的高级职员，经历了加缪所说的“最终觉醒”（449），立即挣脱掉他原有的中产阶级因循守旧的精神桎梏。他在公园碰到一位年老的维修工，并和他成了好朋友；他开始恋爱了，虽然那份恋情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他买豪车，甚至投入大笔资金进行股票投机；而这些举动都是一种突然的转变，以前是不可能发生在王建德身上的。小说的另一主角是陈国梁（Chan Kok Leong），一位公司的小文员，显然和王建德一样，具有鲜明的“局外人”的特征。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并不认同他同龄人的拼命往上爬的志愿，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的拒绝从众的心态。陈国梁的叛逆从他叙述父亲蔑视神明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陈的妹妹患上绝症，并因此瘫痪，他的母亲在家中设立祭坛，供奉各种各样神明的塑像。有一天，陈的父亲把这些神明的塑像全都扫落满地，陈对父亲的做法至少略略表示了“尊重”（31）
有限度的超越
然而，除了反抗的必要性外，加缪《反抗者》的另一主要关注点是反抗所隐藏和庇护的虚无主义。加缪阐发尼采思想，特别强调反抗作为以建立肯定生活的共同价值观为目标的行动：“当一项命令侵犯了奴隶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不光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个共同的立场，所有人……都有一个自然的共同体，因此，为了世上每一个人，奴隶站起来了。”（16）然而反抗不能让自己的权力意志灌醉自己。除非造反“仍然忠实于它的第一个高尚的承诺”，忠于“唯一的思想体系……忠于其起源；（亦即）认识到（造反）是有限度的思想”，否则就会变成虚无主义者。（22，258）。简而言之，“为了存在，人类必须反抗，但是造反必须尊重它在自身所发现的限度。”（22）
正如上文所述，《自焚》和《飞蛾》都体现了反抗的必要性。不过，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合理”的反抗随后必须自我设限。{19}在《自焚》中，反抗的缺点在阿单病态地执迷于一个自焚的和尚中现实出来。（自我）屠宰与极端主义的吸引力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像瘟疫似的追赶着他。阿单有两个同伴则是这种危害的负面例子，而土厌坚持拒绝擅取神灵似的权力。只有到了小说的结尾，阿单遇到一位年老乞丐，重新发现“自然社群”（natural community），发现人类受苦受难是有“限度”的，这正是阿单当初决定参与反抗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发现，阿单才彻底摆脱了自焚和尚给他施加的束缚。在《飞蛾》里，小说一章写王建德，然后下一章写陈国梁，轮流交替，让我们可以对比二人，超越的限度这一主题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讲述的。王建德因投机股市损失了一大笔钱，使他的反抗变得过了头。可幸王建德没有忘记反抗的“高尚的承诺”，而他与那位维修工人的交往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王建德返回妻子和孩子的身边，他们在花园里欣赏黄昏的情景象征着原始而神秘的自然仍然胜过追求“另一个世界”所谓的真理与权势。至于陈国梁则与王建德相反，他不依从“限度”，因而具有危险性。在他的父亲破坏各种神明塑像过后，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也会谋杀”（31）。因此他的反叛变成一种虚无主义；在《飞蛾》的结局他刺死王建德后跳楼自杀身亡。
吴宝星的第四本著作《白云之舞》（以下简称《云》）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他最具明显“尼采”特征的作品。一位评论家认为作品中的“无名无姓的主角为了自由，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在一处新的地方重建家园，最后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比以前更明智。”{20}但笔者认为文本的智慧恰恰就沉淀在“重建家园”的努力之中。《云》的开端就令读者意外：六十岁的主角焉放弃贤淑的妻子、温馨的家庭和大量财富，到一个似乎是马来西亚的小镇定居。此后的十年间他建立的生活同先前并无差异。他娶一个有两个儿子的寡妇，而这也让他始料未及，因为“他曾经有过这一切：老婆，孩子……那为什么再走回头路呢？”（78-79）。他打算开拓业务，不久又经历“资金周转”的问题，这也是他先前生活的翻版（184）。他思忖一些人生大问题，而从一巢看来是过着“激越”的一生，“不恇不怯”的短命“飞蚁”中，从某种自然神秘主义中找到答案（129）。对于旁边令他顿悟的河流，小说写道：“道，在世界上就像一条河流，而道可读取时间，可读取生命。”（134）
从上述情况我们感到《云》跟《梦想》所探索的“命运之爱”的主题有着密切关联。当主角在河岸（比喻时间）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士，并向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作者运用元小说来加强“命运之爱”的主题。主角开玩笑说他所共享的是“寓言”，是“一个人认识他的时间是有限时怎样去处理这方面的知识”（177）。他的叙述方式重演了小说童话般的开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幸福的老翁逃离了他的故乡。”《云》的副标题是“写给成人的寓言”。小说的结局也让人深思：在主人翁的七十大寿宴上，周围的亲友向他祝寿时，他想到自己很可能有五年类似的“幸福”生活后，进而自问：“生命应该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品尝吧！”（225）
这一结尾把我们带回到此书开头所描述的情形；它实现一种循环与重返，且回到童话般的“永恒”的时间，而我认为，这正是小说要说的要点。它上演的是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描绘的“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这一思想实验与学说。如果有一天一个“恶魔”霸占了我们的生活，并不停地倒转我们的“时空沙漏”，我们会如何应对呢？我们会“诅咒”那恶魔吗？还是会“激切的企盼这个现象”？{21}尼采认为肯定生命就是活在一种高度张扬的状态中，要生命永恒地循环往复。在一定程度上，《云》可以说是在宣扬这种道德律令，于是主角有强迫性重复的特征。
割裂与融汇
笔者在另一场合已探讨过影响《飞蛾》的中产阶级思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22}总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宝星和英培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探讨具有哲学意义与美学价值的问题：他们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一流作家，而他们的作品都有鲜明的尼采影响。它们诊断出现阶段新加坡以高度商品化或虚假文化为主导，充满虚无主义。因此，这两位作家都更注重隐士般的人物，这些人物拒绝庸众心态，专注文化更新及其他自我实现的课题。他们都强调死亡与人类的有限性，把重点放在真诚的选择。相较而言，吴宝星比较关注“后形而上学”的文化，他的作品属于“思想小说”（novel of ideas）。英培安的小说探讨超发展主义的社会代价，寻求扭转去历史化及去社会化的当代经验的途径。
从更广的理论角度来看，本文的分析基本上是提出社会及文化融合的议题。英培安期望有一天“英语”与“华语”两大集团能建立一种“视界融合”（伽达默尔的术语）。新加坡英语和华语文学的隔阂使现存的文学理论变得复杂，因为论者一般只专注英语或华语作品，一并分析两个领域的学者并不多，所以对“新加坡文学”的范畴出现多种解释。新加坡是否代表一种“东”、“西”方的文化的融汇，或者说它是怎样代表这种文化的融汇？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与学者们更热烈讨论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等议题也有交叉研究的趋势。展望未来，我相信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国的英、华文学向类似的比较与研究一定会有所得益。这样的研究将使我们发现新的带有地方色彩和区域特色的文学式样。它可能阐明发生在“国家”层面上下的文化进程，削弱学界现有的那种坚持认为一个国家的固有文化必然会对世界主义文化产生反作用力的看法。
【附录】本文所引英培安和吴宝星的作品
英培安《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1987）（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
英培安《孤寂的脸》（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
英培安《骚动》（台北：尔雅业版社，2002年）
英培安《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6年）
英培安《画室》（台北：唐山出版社，2011年）
Goh， Poh Seng. If We Dream Too Long（1972）（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Goh， Poh Seng. The Immolation（1977）（Singapore： Epigram， 2011）.
Goh， Poh Seng. A Dance of Moths（Singapore： Select， 1995）.
Goh， Poh Seng. Dance with White Clouds： A Fable for Grown-Ups（Hong Kong： Asia 2000， 2001）.
（感谢张钊贻及苏颖欣对本文的协助。本文原为英文，由作者用中文改写，后经南治国大幅修订，再由崔峰校阅。）
① 关于本文引用英培安与吴宝星作品版本，见附录。本文引用时用括号标出页码。
② 这大约发生在他写《伤逝》的七年前。有关尼采对鲁迅作品的影响，可参考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
③ 新加坡最杰出政治科学家在一本书的标题也使用这个暗喻。参考Cherian George， 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Singapore： Landmark， 2000。
④ 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1974）， tr. E.F.N. Jephcott， London： Verso， 2000， p.31.
⑤ 参考White Paper on Education Policy. Command 15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Sessional Paper， Singapore， 1956.
⑥ 有关新加坡历史上的媒体详细信息，参考Francis Seow， The Media Enthralled： Singapore Revisite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8。
⑦ 参阅Saravanan Gopinathan， Towards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1945-1973（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第15页中的表格。在评论20世纪70年代的局势时，威尔逊（Wilson）强调：“政府声称英语课程入学率的持续上升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并是目前重点放在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结果……这个解释的含义是，目前新加坡的技术与职业培训主要以英语为媒介，并产生成效。但是如果政府是坚决的话，这一现象是可以改变的。”H. E. Wilson， Social Engineering in Singapor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ocial Change 1819-197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49， 注释35。
⑧ 编者按：见 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 Hugh Tomlins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3）。
⑨ 以英培安访问资料中的暗示为对象，朱崇科认为英培安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的实验不逊色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高行健。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更加注意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朱崇科《面具叙事与主体游移：高行健、英培安小说叙事人称比较论》，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3期。
⑩ 有关激进学生运动的详细信息，可参考陈仁贵、陈国相、孔莉莎编《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八大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1）。
{11} Huang Jianli（黄坚立），“Positioning the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of Singapore： Articulation， Contestation and Omission.”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3（2006）， p.403.
{12} 对于中产阶级思想如何阻碍新加坡的政治变革，可参Lau-fong Mak“Materialism and the Singapore Middle Class.”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89 （2000）： 33-62.
{13} Eileen J. Cheng，“Recycling the Scholar-Beauty Narrative： Lu Xun on Love in an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8 No.2（2006）， p.13.
{14} Albert Camus，“The Myth of Sisyphus，”Gordon Marino（ed.）， Basic Writings of Existentialis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4， p.490.
{15} Walter Kaufmann，“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in Walter Kaufmann （ed.），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New York： Plume， 2004， p.49.
{16} “Depersonalization.”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 编者按：此为莎剧《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四场。
{18} Albert Camus， The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tr. Anthony Bower（New York： Vintage， 1991）， p.72。加缪认为“命运之爱”似乎创立了新的形而上学，有“命运化成神话”的意外效果。在这一点杜瓦尔（Duvall）认为尼采的著作不太支持这样的阅读框架，加缪其实是发挥尼采式“自我克服”的自我需求来消解德国哲学家的深层次影响（William E. Duvall，“Camus Reading Nietzsche： Rebellion， Memory and Art，”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5（1999）， p.51）。总而言之吴宝星的第四本小说《白云之舞》阐述的是“命运之爱”的母题，该母题在其第一本小说中亦可窥见。尼采原文见《权力意志》为第770节。
{19} 加缪声称历史上现存的革命往往会背叛自己最初的承诺，成为“恐怖”类型的革命；人类因此需要限制。该论点来自《反抗者》中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的议题——追随历史上的反抗活动的系谱（genealogy）。
{20} Xu Xi，（许素细）“Runaway Fantasy. Review of Dance with White Clouds by Goh Poh Seng，”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6 Aug. 2001）， p.57.
{21}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 Josefine Nauckhaff and Adrian Del Caro（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41， p.194-195.
{22} 参考Sim Wai Chew（沈伟赳），“Fear of Falling： Existentialism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Goh Poh Sengs A Dance of Moths.”Southeast Asian Review of English. Special issue： Malaysian and Singaporean Literature 50（2010/2011）： 71-82.
（责任编辑：张卫东）
Nietzschean Existentialism in the Work of
Peian Ying and Goh Poh Seng
[Singapore]Sim Wai Chew
Abstract： Both Goh Poh Seng and Peian Ying are interested in the revaluation of postcolonial transformation and common culture. As they both tend to cast their characters as lonely bearers of existentialism and explorers， they use a number of important Nietzschean themes. In their view of contemporary Singaporean culture as highly nihilistic that is controlled by commercialization and non-authenticity， they prioritize characters that resemble hermits， who refuse to blindly follow the animal instincts and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cultural renewal and other for-itself（existential）challenges. Both writers also stress the limits of death and humanit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hoice of sincerity.
Keywords： Nietzschean existentialism； Goh Pho Seng； Peian Ying； Singaporean literature； post-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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