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亚；东干诗人；十娃子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74-05
亚斯尔·十娃子对东干文化及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法蒂玛·马凯耶娃在《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说，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者、诗人、散文作家、语言学家、文艺学家、卫国战争年代的战地新闻记者、翻译家、积极的社会活动家。”①在文学创作上，十娃子先后出版了40部作品，其中东干文19部，吉尔吉斯文11部，俄文10部。这些创作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但是其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被授予“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的称号。十娃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关于他的介绍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本文拟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并加以评述。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十娃子的创作是十分独特的。汉字失传后，十娃子参与创制了东干文，运用33个俄文字母外加5个字母，以拼音文字创作诗歌、小说、散文等，这是东干人的一大创造。世界各地的华人群体，其口语中也保留了中国各地的方言，但是其书面文学基本上都是规范的汉语书面语言；而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书面文学是一个例外，由于东干人与汉语书面文学的隔绝，他们完全运用西北方言（其中也出现俄语借词和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周围其他民族所运用的突厥语词汇）进行文学创作，十娃子用纯粹的西北方言创作，对于中国诗人来说，难以想象。如“雁飞的呢，犁铧尖/就像早前。/就像星星，离我远，/看得可显。/还唱的呢，古代音/不叫心闲。/就像报的：——我来哩，/衔的春天。”
这是境界很美的诗。由此可以体会到十娃子诗歌语言在世界华文诗歌中的独特性。十娃子被誉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的称号，同时又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诗选曾被收入“苏联诗人文库”，可见他的影响。其诗歌的内容、主题和形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十娃子是“自然之子”，他对大自然的钟情与热爱，同西方浪漫主义相近，由此决定了他的诗歌中太阳意象群与春天意象群这两大意象群尤为突出。同时，十娃子又是现实主义的歌手，是“土地之子”，对生他养他的东干乡庄——营盘、梢葫芦等，有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感，东干乡庄是东干人的精神家园，是东干文化的领地，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唐人街”。十娃子诗歌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寻根意识和中国情结，这一点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是相通的。受俄苏公民诗歌传统的影响，十娃子创作了一系列公民抒情诗，表现了他的公民意识和爱国情感。十娃子还创作了优美的爱情诗，表现了东干青年爱情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几个阶段的爱情历程。哲理抒情诗，在十娃子诗歌中也具有突出的地位，这类诗表现了诗人深刻的哲思与高尚的人格。在艺术表现上，十娃子是运用比喻的高手，他的两大比喻系统——生活比喻意象和自然比喻意象十分突出。在诗歌形式上，十娃子试验过多种形式，他创造的“七·四”体（奇数行七个字，偶数行四个字）运用自如，对后来的诗人影响很大，几乎成为东干诗歌常用的诗体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十娃子诗歌的特质及其在世界华语诗苑的独特特点。
十娃子创作的独特性，与其所在国的异域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东干人从1877年由中国西北迁移到中亚，汉字失传，一度只有口传文学，没有书面文学。上个世纪20年代，前苏联民族识别，将他们定名为东干族，属于前苏联少数民族之一。随后，俄罗斯汉学家帮助东干族创制了东干文。十娃子的创作，首先受前苏联主流文化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具有世界一流文学的水准，成为东干文学学习的范本。其次，十娃子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一本诗集命名为《中国》。十娃子的创作，从题材、语言、情感、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无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国回族的后裔，十娃子诗歌与穆斯林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受到中亚所在国其他兄弟民族的影响。因此，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文学便具有了与世界其他地域的华文文学不同的特点。
最早同十娃子有交往，并在其诗中留下珍贵纪念的是萧三，萧三的俄文名字为埃米·萧。1938年，萧三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在十娃子家中做客，两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国，专门写过一首《题SHIWAZA的新诗集〈中国〉》（《题十娃子的新诗集〈中国〉》），不仅抒写了两位诗人的深厚友情，同时也抒发了中国人与东干民族的感情。在另一首《暂别了，苏联！》中也写道：“别了，东干人民的诗人十娃子”。这是中国最早对十娃子的介绍。1957年，十娃子作为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在萧三家做客。萧三去世后，十娃子写过怀念的诗《你也唱过》，副标题为“给萧三”。两位诗人的交往，成为中吉文坛佳话。
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以研究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语闻名于吉尔吉斯斯坦，他与中亚联系颇多，是东干学研究的破冰者。他指导的博士生丁宏、海峰在东干文化、语言研究方面具有相当的成就。胡振华回忆，1957年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他和十娃子初次见面，后来保持了多年的联系，他介绍了十娃子的创作活动及文化贡献。胡振华用中文转写了十娃子的东干文《天鹅》、《桂香》、《我爷的城》、《北河沿上》等7首诗，最初收入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干学部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亚斯尔·十娃子——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依里木出版社，2001年），后来又收入他主编的《中亚东干学研究》，由于不熟悉西北方言，译写错误明显。作为开拓者，胡振华教授功不可没。
新疆回族作家杨峰于1996年编译出版了东干小说散文选《盼望》（新疆人民出版社），选译了十几位作家，包括十娃子。不仅简单介绍了十娃子的生平与创作，同时还选译了作家的一篇小说《萨尼娅》，这篇写东干青年与其他民族姑娘恋爱的小说十分动人，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对待不同民族青年间的爱情也颇为深刻。这是国内最早将东干文转写成汉字的十娃子小说。2000年，杨峰又出版了他访问中亚东干族的散文集《托克马克之恋》（新疆人民出版社），其中在《楚河诗魂》的标题下，以满怀激情的文笔介绍了十娃子的诗歌创作活动，虽然是访问性散文，但其中不乏学术价值。最突出的是，指出十娃子受鞑靼文学的影响，他说“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多民族作家文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鞑靼族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这主要由于在1922年到1930年在塔什干教育学院学习期间，由于自身的条件，除了阅读大量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十分喜爱普希金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认真研究了大量的鞑靼文学作品，如：阿布都拉·吐卡依的诗歌。亚斯尔·十娃子早期的诗歌如：《木别子》、《唱曲子的心》、《苦曲儿》等都可以看出鞑靼诗歌的印迹，他自己也常说：‘阿布都拉·吐卡依的作品给过我很大的影响。”②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十娃子受鞑靼文学做过深入的研究，可见，杨峰的看法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
在十娃子诗歌的评介与作品的直译转写方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伊玛佐夫通讯院士和中央民族大学丁宏教授合作编译出版的《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以下简称《生活与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前零星介绍十娃子作品的差不多都是意译，而《生活与创作》则是直译，即东干文的汉字直接转写，完全保留了东干语诗歌的原貌。所选作品题材大多与中国有关，更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其中《北河沿上》、《运气曲儿》、《我爷的城》、《在伊犁》、《话有三说》、《宁夏姑娘》、《喜麦的曲子》等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是十娃子的上乘作品。这使中国读者第一次能够大量阅读十娃子原汁原味的作品。这本书收录了伊玛佐夫撰写的《亚瑟儿·十娃子的生活与创作》，对中国读者与研究者来说，是难得的有价值的传论。中国人对十娃子的生平、创作、地位及其贡献知之甚少，伊玛佐夫的文章就显得更为重要。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如塔什干求学，对十娃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十娃子和杨善新、马可及其他东干族大学生开始创制东干文字，尝试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东干语，并刊印手写体东干语小报《学生》。这是东干文字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以后东干文字的创制奠定了基础。③关于十娃子对东干文字创制的贡献，伊玛佐夫指出，十娃子结识了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德拉古诺夫（龙果夫）、波里瓦诺夫，与他们共同探讨东干语言文字问题。十娃子提出的“东干语音节正字法表”与德拉古诺夫的观点大致相同。可以说，十娃子是东干文字的奠基人之一。④在介绍诗人的诗集《诗作》时说，俄文诗集《诗作》被选入“苏联诗人文库”，在莫斯科出版，这个文库发行量很大，且被选入的诗人多是有相当影响的一流作家。⑤这些介绍使我们对十娃子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伊玛佐夫是东干学学者，同时又是作家，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和诗歌，因此他对十娃子作品的点评也使读者受益不少。《雪花》一诗是十娃子的精品之一，伊玛佐夫极其推崇，在引用全诗的同时，认为这是《好吗，春天》中语言最美的一首，诗人以明快的韵律，表现了一种清新优美的境界。⑥读者仔细品味，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伊玛佐夫还介绍了十娃子的某些极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如1965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干学部举办学术讨论会，十娃子在发言中指出，不要一味借用外来语来填充母语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而应该充分发挥语言内部的资源。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借用其他语言的现成词汇。⑦在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发表这样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伊玛佐夫在评介十娃子的同时，有时也涉及了东干文学的发展脉络，如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东干文学事业走向一个新的高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⑧这看法是准确的。十娃子和阿尔布都是东干文学高峰期的代表。可见，《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对于十娃子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学者对十娃子诗歌创作的深入研究，要推兰州大学教授常文昌。在他任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完成并出版了俄文版著作《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这本著作于2002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依里木出版社一出版，就引起东干学界的关注与评介。伊玛佐夫通讯院士作序，高度评价这本著作具有“独创的思维”和“意想不到的见解”。“不同于以往的东干文学研究，是在原材料即直接阅读东干文的基础上写成的，将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这在东干文学研究上还是第一次”。认为常文昌“对亚斯尔·十娃子的认识，不仅使东干诗歌研究方面的专家和中国诗歌领域的专家引起极大的兴趣，同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是诱人的”。并称赞这本俄文版学术著作“无疑加深与扩大了吉中两国直接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东干报》2002年10月27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老三诺夫的文章，介绍了这本书，《东干》杂志2003年第3期不仅评价了这本书，并选载了书中的部分章节。《东干》杂志2006年第5期发表该杂志主编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尤苏波夫教授《东干研究在国外》，以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常文昌对十娃子的研究成果，认为《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丰富了东干学，包括东干文学。2006年，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依里木出版社出版了东干研究论文集《丝绸之路学术对话》，收入伊玛佐夫文章《亚斯尔·十娃子诗歌在中国》（俄文），200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届回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入了伊玛佐夫提交的这篇论文，汉语译文为《在中国认知亚瑟儿·十娃子的诗歌》。论文提到的中国学者有彭梅、傅懋、胡振华、萧三、杨峰、丁宏、常文昌。论文的一半篇幅用来评介常文昌的《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认为对十娃子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伊玛佐夫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东干人看来，十娃子诗歌语言不很像东干人的口语，但在中国人看来，十娃子对口语的运用，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诗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参照系导致的看法上差异，其实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东干书面语言与口语有差别，但在中国人看来，差别比较小。因为汉字失传，东干作家与汉语书面语言几乎是隔绝的，他们的书面文学语言是口语的提炼；而中国作家则不同，都受过书面语言的严格训练，即使创作中运用口语，始终摆脱不了书面语言的影响。常文昌在国内出版了专著《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以较大的篇幅全面论述了十娃子的诗歌创作。同时还发表了专门论述十娃子的两篇论文，一篇与常立霓合写的《世界华语诗苑中的奇葩》（《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另一篇是《十娃子的创作个性与文化资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2期）。
在上述论著中，常文昌将十娃子置于世界华语文学的坐标中加以定位，从文字、语言、诗歌的精神内涵及形式等方面论证了其诗歌的独特性，特别是在语言上，与别的国家或地域的华语诗歌截然不同，认为这是一朵奇葩。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又代表了东干诗歌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语诗苑中，他的创作别具一格，其内容与诗形都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诗歌创作资源，除了苏联现实生活与东干族自身的穆斯林文化外，还有三大文化资源，即俄罗斯主流文学的影响，周围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塔尔等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文化是其创作的重要资源之一。常文昌将十娃子称为“自然之子”、“土地之子”、“人民之子”。将其创作概括为公民抒情诗、哲理抒情诗、爱情诗等类别。同时还探讨了十娃子诗歌的民族寻根意识与中国情结，探讨了十娃子对人类内心深处的人性追求及其诗歌的民族精神。在十娃子诗歌的意象系统与比喻系统的研究上，也是道前人之所未道。常文昌还从东干文学史的角度，将十娃子与青年诗人十四儿的创作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伊马佐夫、拉阿洪诺夫、曼苏洛娃等人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延续了十娃子，没有大的突破，到了十四儿对十娃子既有继承，又有突破，表示出东干诗歌由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对现代主义的吸纳。这些看法更专业化，尤苏波夫称之为职业的诗歌批评家的看法。
常文昌与常立霓合作著译的《世界华语诗苑的奇葩》，于2014年3月由宁夏阳光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深入系统研究了十娃子和十四儿的诗歌艺术，勾勒了东干诗歌的演变历程。以中国学者的眼光，破译了东干诗歌中的某些文化密码。同时，又选译了两位诗人的60余首代表作品，其中十娃子40多首，十四儿20首，每首作品都有简短的导读和注释，解决了东干文直译转写中的许多难题，提供了可靠的读本，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东干文化语境中的原汁原味的东干诗歌。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同时又长于鉴赏性的著作，是一本可以雅俗共赏的书。
这里还要提到为东干文学的中文转写做出贡献而很少被东干研究者提及的马永俊。马永俊是新疆伊犁回族人，现在浙江义乌从事外贸生意，系新疆作协会员，兼任中国穆斯林网原创文学版主，已发表了不少网络小说、散文、诗歌。几年前在他的网页上，直译转写了亚斯尔·十娃子的大量诗作和尔利·阿尔布都的小说，2011年，出版了《就像百灵儿我唱呢》，这是十娃子最有代表性的诗歌选集《挑拣下的作品》的中文转写，又从《春天的音》里抽出《回族姑娘》一首增补到《就像百灵儿我唱呢》中。这是目前国内能看到的容量最大且最有代表性的十娃子诗歌的中文转写本，保持了东干诗歌的原汁原味。共收作品240多首（其中还有部分长诗），比伊玛佐夫和丁宏选本多了近6倍，足以代表十娃子的诗歌创作成就。
马永俊不仅是回族，伊犁人，熟悉回族文化和西北方言，同时又娴熟地掌握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还通晓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这样的知识结构，为他的翻译转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兴趣和责任心，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令我们对译者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东干文的中文转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词汇东干语-俄语词典里也找不到。马永俊的转写解决了其中的许多难题。除了他的广博的各种语言知识优势之外，他还亲自去吉尔吉斯斯坦，向东干学者请教，解决其中的疑点，为阅读铺平道路。试举几例，如《北河沿上》中“咱们家在东方呢，/天山背后/牛毛汉人住的呢，/长的金手。”以前有过几种中文转写，一种意译为“汉族兄弟住的哩，/河山锦绣。”⑨显然，最后一句，不合原意。另一种直译为“牛毛汉人住的呢，/长的精瘦。”⑩其中的“瘦”发音不合原著，原著拼音是shou，但东干人“瘦”的发音是sou，直译仍有疑问。马永俊请教东干学者，十四儿坚持是“金手”，说东干民间有“金手银胳膊”之说。马永俊注释，“金手”就是巧手，能干的手。毫无疑问，提供了新的解释。我以为“金手”的转写是对的。曼苏洛娃小说《三姐儿的泼烦》中就有“金手银胳膊”的说法，司俊琴认为，“金手”来源于俄语，是俄语“金手”即能工巧匠的仿译词。{11}可以作为又一佐证。《茶》里提到的邵塔，不熟悉前苏联多民族文学，就难以索解。马永俊从东干人那里知道，邵塔是格鲁吉亚诗人，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便利。十娃子诗中，将写字的笔称为“生活”，此前常文昌、林涛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有解释，而清代黎士宏在其《仁恕堂笔记》中说“甘州人谓笔曰生活”。甘州即今天的甘肃张掖。张文轩、莫超编写的《兰州方言词典》也收有“生活，毛笔”的词条。陇东老年人把笔叫生活。可见，这一叫法在甘肃较为普遍。可以与东干人互为印证。马永俊认为，东干人把笔叫“盖尔兰”或“森火”，前者来自俄语或阿拉伯语。总之，马永俊以他的勇气和胆量，为我们直译了十娃子诗选，解决了其中的不少难题，功不可没。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误译，如《你出来，阿妈呀……》等诗中的芍药，都被误译为“佛叶”。《我的住号》（住址）误译为《我的句号》。《月亮》中“我能找着红旗/我的国号”误译为“我的贵号”。直译转写，错误在所难免，能在马永俊直译的基础上，经过补正，会出现更完善的译本。
中国学术期刊发表过十娃子研究论文及译介文章的还有马青、马彦瑞、林涛、常立霓、高亚斌、司俊琴、李凤双、黄威风等。马青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斯维特兰娜·达耶尔专著《雅斯尔·十娃子》英文版绪论，题目改为《东干人的历史与现状》（《回族研究》1994年3期），主要介绍东干人的生活，引出东干天才诗人十娃子。马彦瑞的《亚斯尔·十娃子：苏联东干人民的天才诗人》（《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2期），篇幅很短，简要介绍了十娃子的创作。常立霓的《雪花中藏匿的太阳》（《丝绸之路》2004年2期）对十娃子诗歌的解读和赏析，从表面浅白的语言中剖析了蕴含在其中的浓郁诗意，令人耳目一新。李凤双的《亚斯尔·十娃子——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丝绸之路》2004年2期》）是伊玛佐夫论文的中文译文，让中国读者认识了十娃子在东干文学中的特殊地位。黄威风《天山外的乡音》（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3期）着重讨论了十娃子诗歌的中国情结。司俊琴在《中亚东干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诗歌与俄罗斯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1期）认为，十娃子是中亚东干族的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不仅传承了中国文化，而且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文化对亚斯尔·十娃子诗歌的影响既有显性、表层的，又有隐性、深层的。显性影响体现在诗歌语言、诗歌意象、诗歌题材、诗歌形式等各个层面；深层影响体现在俄罗斯文学思潮、文学观念与传统、俄罗斯文化精神等方面。此外，其诗歌对俄罗斯民俗事象的描写及俄罗斯人物、事件的反复呈现，体现出诗人深厚的俄罗斯情结。高亚斌在《论东干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诗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3期）中指出，十娃子的中国西北口语写作已经成为东干文学创作的基本模式，他的诗歌作品也成了东干民族宝贵的的精神财富。其诗歌主要构筑了土地和天空两大意象，表达了对自然、爱情和英雄的赞美，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林涛在《伟大诗人的中国乡情》（《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3期）中认为，十娃子的诗歌创作，不仅全面反映了东干族人民的历史发展、风俗民情、生活变迁等社会画面，而且也浸透着浓郁的“中国乡情”。
十娃子在中国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在世界东干学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十娃子诗歌内涵的剖析有别于国外研究者。但研究仍有可以开拓的空间，有待突破。如对十娃子小说的研究几乎是一篇空白，对十娃子诗歌研究，也有从俄罗斯文化关系、伊斯兰文化关系切入的，但对其诗歌与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塔尔等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开掘，对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书面文学语言与民间口语的关系也有待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十娃子东干文本的中文转写，还需要更为准确的版本。
① 马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俄文版），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② 杨峰：《托克马克之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③④⑤⑥⑦⑧⑩ 伊玛佐夫、丁宏《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第32页；第57页；第51页；第48页；第45页；第164页。
⑨ 胡振华：《中亚东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11} 司俊琴：《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华文文学》2012年2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Famous Tungani Poet Yasier Shiwazi of Central Asia in China
Chang Lini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ungani study in China， famous Tungani poet Yasier Shiwazi of Central Asia and his work is known to more Chinese people. The Tungani poetry as written by Yasier Shiwazi is unique， breaking fresh ground in the world of poetry written in Chinese. In how to position Shiwazi and interpret the spiritual content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of his poetry， Tungani scholars in China have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Keywords： Central Asia； Tungani poet； Shiwa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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