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慧琳

　　一、序文

　　中国大陆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常有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联系的、继承“五四”传统的严重倾向。当然考虑到“五四”在文学史、历史的价值以及意义上是充分可以理解的，它所具有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学界存在的问题是超越正统性以及对传统的主张，含有一种强化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的战略性质，却将其伪装成所谓的“五四”传统。“五四”本来的意义与宗旨褪色而演变成强压性与攻击性的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与中华主义热潮也因其固有的价值判断而忽略了北美华人华文文学原本的属性。并且这种趋势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阶段。这样的视角从在中国大陆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或以华文文学为主题的研究论著上也有所体现。所谓民族或者民族主义如果被作为政治战略手段加以利用那么冲突和矛盾就会随之而来。特别是北美华人华文文学更需要从独立纯粹的学术角度去看待。因为正如现在要讨论的“中国大陆所主张的‘语种的华文文学就是中国大陆为了强化民族主义而推行的文化战略之一”①。

　　如上所述，本文不是按照中国大陆学者的视角称这一切为华人，他们的文学中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为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而称其为独特的中立视角的华人华文文学。另外他们的文学不是徘徊在中心的边缘，而应该看作独立的新生的事物。即使在这样的努力下华人华文文学在“五四”与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很有可能被歪曲成中华主义的强化战略。但是通过更明确地定义华人华文文学的概念、定义和范畴使中国大陆看待华人华文文学的中华主义视角产生变化也是有可能的。相信会出现用去中华主义的视角替代将华人华文文学作家以及作品中内在的情感单纯地归属于中国大陆文学的带有回归性的中国大陆的主张。

　　虽然出现了很多有意义的作品和作家，但是本文只以白先勇，于梨华，张系国，聂华苓以及他们的作品为中心来研究北美华人华文文学。更重要的是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他们的作品在往来于台湾和美国之间被创作出来，也主要在这两个地区被消费，但最后又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并赢得了很广泛的读者群；他们获得了各种文学奖项，拥有经受检验的作品；同时又为下一代的文学活动提供了源泉，自身也为华人离散者文学贡献了力量。从作家们的简历上可以找到最大的共同特征就是在表面上他们都带着对故乡的记忆移住到台湾度过幼年时期，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接着又放下台湾的生活再次移住到北美过着离散者的生活。其中除了聂华苓之外的其他三位作者都毕业于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作家们移住北美之后可以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可以推测是受到台湾大学所具有的人文学基础和风俗的影响。

　　成为台湾大学核心的文学杂志的创刊以及外国语文学系活跃的创作活动，再加上这些人顺利的留学路上受到了当时弥漫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冷漠政治路线的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路线更加冷却反而使其与被称为自由中国的台湾的关系路线顺风发展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以白先勇为首，于梨华，张系国，聂华苓，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七等生，从苏，赵淑侠等作家被言及的时期正是台湾文学史上现代主义小说大丰收的时期。他们成为当时台湾的现代派小说创作的核心，积极参与活动。特别是本文所研究的白先勇，于梨华，张系国，聂华苓成为之后的“留学生文学”的代表。②他们具有非常相似的经历。父母那一代都是大陆出身，保留着幼小时期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对于故乡的遥远记忆，在幼年时期移住台湾度过学生时期，大学时期去往美国留学。留学前后在台湾或者北美创作过作品，留学后逐渐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以终身教授的身份完全落脚此地。这一系列的经历给他们的作品，即离散文学带来了很大影响。

　　不能说是作家自己自称是留学生文学，但是对于这样的称呼作家们也没有表现出反对立场。但是他们的作品只被局限于台湾地区或单一文化进行研究明显存在不足，除此以外还应有更丰富的内涵。因此如果在单纯台湾文学的框架下将他们的作品规定为具有留学经验一代的自传，就会出现对其文学成果或文化价值判断上的错误。他们从根本上带有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疑问。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有关中国大陆的认识和对台湾的回忆，以及在美国的经验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文学意识以及认识体系。至少他们的思想体系在内在的两种以上的双重文化的混种中形成。不管作家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的作品已经带有“有意识的混种性”③从政治思想上的非自发性的游牧民到经济上的自发性的游牧民，他们的经验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研究才有可能。他们不会欣然同意特征化于台湾文化。但是并不想否认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所感受到的对台湾的乡愁和台湾人的面貌。值得忧虑的部分还是所谓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北美、欧洲这样单纯的地区境界和用国籍给文学分类所带来的抹杀作品中文化分析的余地和价值的后果。应该避免错误正确定义华人华文文学。因此以华人华文文学的名称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的所谓离散者这一新的群体的出现和他们的文学活动对于如今的后殖民主义时代具有何种联系和启示就更加明了了。

　　关于像这样“过著离散生活的存在”④柄谷行人（からたにこうじん）说与其说是某种实体的存在不如说是“指向形”的存在。他们真正起到了指向世界主义的先行者的作用。因此台湾学界将华人华文文学看作是台湾文学的延伸与之前所论述的中国大陆的情况一样，根植在哪里的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再加上华人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层面上，较之中国大陆更加自由的视角是进步性的。但也没纯粹将华人华文文学从新的群体的出现以及他们的文学的视角出发进行评价。台湾与大陆一样仍然认为华人作家的根存在在某个地方，并为了回到那个地方而不断努力的人，他们想象的民族主义和故乡的特定形象也被框架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地区内，这表示两者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二、中国大陆的中华主义视角

　　及北美华人华文文学

　　中国大陆的华人华文文学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至今不断有研究出现。谈及华人华文文学自身的历史时，中国大陆的潘亚暾在《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中将明代朱舜水和陈元赟等移住日本后的诗歌创作和日本文化界的中国文化传播看成华文文学的开始。张颐武在《后现代主义与1990年代中国小说》中谈到了中国社会空间的再构成。再加上由于世界化进程中引起的社会变化使社会诸多结构和各部门也处在超越界限的阶段。学者们对在巨大的潮流之中文学也不能停滞在纯粹领域的认识和判断是合乎时宜的。他们主张中的共同点就是华文文学也像这样不限于一种文化和一个领域，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变化的事实。对于华文文学的兴趣和研究范畴的扩展以及研究者的登场不只是新领域或者是对已有中心和边缘的关注。

　　根据中国大陆看待北美华文文学的视角，他们一贯主张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的身份，特别是北美地区华人的情况，明显突出了在祖国/居住国，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对立中所经历的疏离与矛盾。因此作为华文文学主体的作家们在他文化中以他者身份存在就要面对文化认同问题，甚至延伸到民族认同的苦闷。他们强调华文文学作家们不能进入他们所在的主流社会或文化之中，所谓第三者的“他者意识”常常潜伏在潜意识之中。这与移民第一代或是第二代无关，是所有时期共同表现出的意识。史进在《论东西方华文作家文化身份之异同》中强调作家们“带有作为特定价值观念的身份出身的烙印”⑤，这就与文化认同问题相联系。即使混杂在主流文化中，也常常不能摆脱自己是异乡人的想法。从离散者的概念上看他们永远是异乡人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生存，时刻潜在着与主流社会的矛盾。但是他们把华人离散者看作“他者意识”、“永远的流浪者”或是“永远的异乡人”等的话，中国大陆的视角对于华人离散者自身的多文化的发展的潜在力的认识就过于片面了。

　　中国大陆认为华文文学或者海外华文文学中虽然体现了双重文化间的交流，但这些文化间的结合点与目的所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的观点也体现出中国大陆学者强调民族主义的意图。华人华文文学作家的作品体现着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以直接或间接的相遇、冲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大陆学者所分析的创作主体的出身起到了第一文化的作用，移住后居住国的环境起到了第二文化的作用，或者第三、第四文化也有可能。中国文化和其它文化的差异给创作主体带来了矛盾因素，作品内部反应也不一样的观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中国大陆学者认为华人华文文学作家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是以异乡人和他者的形态，或者作品是以在异质文化中的浪漫调和形态，或者不断试图入编主流却找不到切入点的形态下，始终渴望找到归结点却仍然找不到出路而流浪。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博士学位论文⑥中更加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对于华人华文文学作家的心理状态或作品的价值或创作意图单纯站在移住民的自传告白或者思念故土的移民者的生活角度进行分析是带有局限性的。

　　另外，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地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这里所说的中国意识，不仅包括中国大陆本身，还包括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与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开头表明主人公是中国大陆出身，或者主人公的上一代人是中国大陆出身，或者将作品的背景移到中国大陆。将对故土的乡愁作为铺垫，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渴望重回故土之情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所有海外华文文学中已经被设定必然存在中国的民族意识或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或者至少出现中国氛围。肖薇在《文化身份与边缘书写》中说道：“移民者文学或者华人文学中常常出现对本土的乡愁，对故土的思念”⑦这就是明显体现“中国意识”的例子。所以本文的重点不是针对“中国意识”这一用语本身所带来的反感情绪，而是就试图明确中国意识以产生共鸣的中国大陆学者的主张提出疑问。就这里的“中国意识”本文是这样理解的，即这象征着“中国在世界化进程中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或者中华领域的新的地形图，为此世界各地区的华人作家的文学与汉语创作全部被包括在内。同时为了有效传播在世界化逻辑中自然而然被想象成共同体的中国形象的意识”。我们不得不考虑周蕾所主张“如果一直使用传统和遗产等说法，我们一定要自问我们所言及的是‘什么传统和什么遗产的问题”⑧。

　　从中国大陆移住北美地区的华文作家越来越多，这些作家被称为“新移民”。1990年代以前北美地区的华人作家被统称为“旧移民”，以示与“新移民”的区分。倪立秋在《新移民小说研究》中使用《新移民文学》这一用语并作出如下定义。

　　新移民文学应该是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由中国新移民（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移居国外的人士）在海外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创作媒介可以是中文，也可以是英文或其它语言文字。其作品的题材可以是这些作家在国外的生活经历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可以是其出国后回首原有的国内经历而创作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对其出国前的个体经验、对母国或祖籍国的生活文化、人文历史、政治经济等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进行思考或反思。⑨

　　倪立秋认为关于新移民文学以像台湾香港和澳门这样从所谓“一个中国”向西方移住的人为对象，内容上也摆脱了一味强调中国的现象，作品的创作语言除了汉语以外还包括使用移民者所居住国家的语言创作的作品。尽管中国大陆学界的主张还不够成熟却可以看到其向前发展的趋势。但是倪立秋仍然是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上，通过将海外或者他们指称的统一的、被圈入中国共同体的世界中国人文学范畴，企图将世界的中国人作家统一起来的做法只能暴露出其没有摆脱中国大陆既有的视角，坚定于大陆中心观点的缺陷。区别于中国这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视角就显得更加重要。

　　他们所谓的旧移民主要由出身台湾的作家构成，新移民作家认为他们是以台湾出身的留学生作品为代表的留学生作家。他们在北美于1960-1980年代期间活跃文坛，在经历身份认同混乱的同时创作出许多可能对“失根”与“寻根”作出分析的作品。较之新移民，将他们的作品作为消费对象的读者层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将台湾的文学消费层作为目标，不过也少有一些代表作品在美国拥有市场。离开中国大陆再离开台湾移住美国的人是“移来者”，具有复杂的身份认同构成，很难确认形成了某一身份。因此他们不仅一直带有离开的中国大陆的身份认同意识，由于台湾身份认同的影响，表面上（比起新移民）很难沾到中国大陆的光。相反新移民由中国大陆出身的作家构成，创作具有考虑中国大陆读者兴趣的特征。继之台湾出身作家1980年代以后北美地区的作家数量逐渐增加。他们在作品创作上考虑预期的读者，在刻画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的同时又要考虑中国大陆读者的西方主义，即满足读者对异国的遐想。（“双重的东方主义”）换句话说，新移民作家创作的基本前提却在为中国大陆中心主义做着新的贡献。另外，他们移住北美成为美国市民的同时保持着中国大陆的身份认同。因为身份认同明显倾向所谓中国大陆这一切点所以不同于旧移民作家，利用与中国大陆相接触的优势文坛活动处于有利地位。除了上述不同点之外他们存在着相同之处。旧移民作家思念并想回到某一个时期的象征自己故乡的中国大陆，而那个故乡很有可能只是在现时不复存在的想象的空间。相反对于新移民作家，所谓中国大陆的文化认同成为作品创作的原动力，同时也成为促进作品消费的必要条件。旧移民和新移民在各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中国大陆这一素材，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再现的使中国大陆神秘化的层面上具有相同的特征。

　　三、台湾出身北美学者的华语语系

　　文学与北美华人华文文学

　　使中国大陆在海外文学或比较文学方面形成流行趋势的主要核心人物就是台湾出身的美国学者。特别是叶维廉，王德威，史书美这些台湾出身华人学者的学术成就与成果是令人瞩目的。从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他们给中国大陆带来的影响也逐渐增大。那么促进台湾出身学者实现令人瞩目的成长和作用的基础从哪里形成就成了应该注目的问题。叶维廉以诗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他在中国诗学领域较大成就。王德威通过对作家和文学作品尖锐的批评，引导着关于中国文学的新的诠释。学者史书美提出的Sinophone literature主张值得关注，特别是以下内容是她就从中国大陆中心的视角看“中国文学”问题所提出的疑问。

　　In the pas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has been rather blurry， and this blurriness has had the effect of throwing literature written in Sinitic languages outside China， standard Hanyu or otherwise， into neglect， if not oblivion. What used to be categorized in English as“Chinese literature”and“literature in Chinese”added confusion. The singularity of the word Chinese in both terms in English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ongwen （Chinese）and Huawen（Sinophone）and easily slips into China-centrism. ⑩

　　关于Sinophone（华文）的概念史书美将其限定在现在的台湾、香港和北美地区。她认为Sinophone研究的终点不应该先定在将华人离散或“文化中国”与中国大陆相联系。{11}她主张应该用华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同样主张Sinophone literature的作家王德威批评理论著作的代表作中，特别是《众声喧哗》（1988）和《众声喧哗以后》（2001）全面推出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美国的东亚学者不管是不是华人大多精通文化学、人类学理论与哲学思潮，特别是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由于学科的特殊性，积极在研究中与文化比较和社会学理论接轨。北美华人华文文学作家大部分也是留学生出身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在讨论王德威所说的“众声喧哗”之前有必要先来看看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众声喧哗”和对话主义的概念。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主张大体上出自对俄罗斯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一点与华人华文文学的发生及其研究多少有点距离。本文为了对华人华文文学作出发展性论议，只就米哈伊尔·巴赫金主张中的一部分，以及正如王德威著作题目所说的“众声喧哗”概念的一些适用于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的主张展开分析。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说到对话的意义与既有思想家的独白性的单声的概念不同，具有多声的特性。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超越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文学理论，广义上也可看作是新的认识论的思考类型。他反对绝对性和独裁主义，具有从相对性和多元性角度分析生活的多种现象以及文学的理论框架。他主张文学文本的意义和内容或形式等都不是始终一贯的固定状态，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强调语言的对话性特征，认为语言自身也是在社会情况中动态地相互交流的一种形态和沟通的行为。因此可以得出最能体现他所说的易言性和多言性特征的文学体裁是小说的结论。强调小说的语言正是多重声音构成的语言。关于米哈伊尔·巴赫金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多声文学。多声文学是以各自独立的相互不合并的多样声音和意识为特征的文学。不受作者限制多样的意识或声音存在在作品中。真正意义上的多声文学虽然存在不可能完全从作品中把作者排除的局限性，但是如果能使文学自身从作者或影响作者的政治社会现象中解放出来赢得更多自由层面上来看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从对话的概念和对话性存在论的层面上可以找到巴赫金和王德威只见之间的联系。周蕾和王德威共同认为现在他们需要的策略是介入话语的概念，使“巴赫金指出结构化之前介入外部他者的存在论上的差异和复数性是‘中国以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进行话语交涉的介入渠道”成为可能。周蕾判断说巴赫金的文化境界论性思维和开放型总体概念是非常有用的，王德威正在将巴赫金限定在文学话语内部使解构论发挥作用。

　　史书美在Visuality and Identity中主张关于国学从华语语系文学上行研究会有新的可能性。特别反对中国大陆中心主义（Chinese-centralism），定义Sinophone的同时对帝国、Cosmopolitan和种族提出疑问。书中史书美所定义的Sinophone如下所示。

　　A network of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utside China and on the margins of China and Chineseness， where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heterogenizing and localizing of continental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taking place for several centuries.{12}

　　另外从对立项的定义入手解释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方向，“中心”和“边缘”，“中国大陆”和“海外”，“汉语（Chinese）”和“华文（Sinophone）”或者“华语（Sinitic）”{13}，更进一步通过“中国文化”“华文化（Sino-culture）”{14}或者“华语系文化（Sinophone culture）” 以多价值作为前提进行定义，旨为“反霸权主义的华语华文”。并强调Sinophone是打开多样性批评大门的钥匙。

　　王德威先生正在结集出版有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居住在其它地区的华人作家批评的著作。之前继承中国大陆传统的北美地区的华人华文文学最近作为强调中国主义的尖兵和东西方缓冲地带的地位开始下降。中国大陆中心主义维护者的身份反而使他们的地位变得危险起来。像王德威这样的学者虽然一直相信自己是中国大陆的正统和一部分，在渐渐觉察到面临的危机后以北美的力量作为基础，对华人华文文学的位置给予了新的定义。也就是依靠可与中国大陆相较量的西方的力量强化自己，包围并解体中心地带。

　　台湾和香港都不满意主张台湾和香港存在于中国大陆为中心的文学中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策略。正如前面谈到过的中国大陆文学领域的扩张不是单纯想构成文学统一的共同体，有必要对此采取谨而慎之的态度。如果中国大陆把台湾和香港放在一起命名为中国文学纯粹是为了构成文学共同体的前一阶段，那么下一步就会将东南亚的华人华文文学放到中国文学里去。接着欧洲和美洲地区华人作家的华文文学也将以世界的中国文学的美名被统和进去。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将以外的文学看做边缘化文学的做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因为他们把“中国意识”、“回归大陆”放在首位，无视各个地区独特的文化结合或作家意识状态的构成要素的结果。这样无视各个地区独特的文化特征和作品倾向的论议，使得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论争更加激化。因为将文学放在一处统一讨论有效果但却避免不了对立论争。

　　如果不是以建立纯粹的文学共同体为目标，而是有政治战略意图的文学领域扩张的话，就使人产生忧虑。证明对扩张范围内各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讨论与前面所述纯粹的文学共同体的目的并无二致的根据如下。第一，中华主义的强调和边缘化文学的临时编入，以及永远边缘化现象更加严重，对象征边缘的对象潜在地渐进地施加压力使学问上的权力结构更加分明。第二，中华主义的扩张意图全面暴露的瞬间反对东方的西方主义的牵制会更加强化。第三，经过中华主义的强调和世界文学的统一阶段之后，文化也有被编入中国文化的严重危险。比如，在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学术会议上总被提到，中国大陆的学者中一部分人将韩国的许世旭说成是华文文学作家，仅此事实就不能不使人担忧。

　　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的主张，北美华人华文文学也存在被强行归入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中国文学范畴的危险。考虑到中国大陆这种隐藏的政治策略和隐蔽的意识形态上的意图，被认定是中国大陆的边缘作家就会以带有反抗性质的文学批判中国大陆。如果能够识破这种政治文化策略，那么今后从何种视角研究华人华文文学，如何从文化层面阅读华人华文文学明显成为需要研究者完成的任务。笔者认为中国大陆有意强调中华主义或王德威主张的包围或解体中心的战略都存在问题。因此，本文将在承认华人华文文学内在的多样性的同时，将重点放在从文化角度对北美华人华文文学进行分析和研究。

　　王德威在他的著作中不断进行译写历史的叙述。他不仅对中国大陆的作家也对台湾和香港作家进行再评价。这些工作成为他主张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华语系文学的辩证实例。王德威主要将较为年轻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当代作家”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就其原因，王德威解释说这是因为“‘当代的空间是开放的空间，正巧当代的时间是多元的时间。”{15}笔者认为王德威看待“当代”的视角是王德威包围中国大陆所主张的中国大陆立场上的中心，带有批判中国大陆中心主义的色彩。

　　文学外在视角的Jaroslav Pru.ek和文学内在观点的夏志清这两种结构被排除中国大陆视角的20世纪北美地区学界积极接受，这种趋势至今仍然存在。继承这一流派的王德威的主张也应该在此打脉络中去理解。从夏志清到李欧梵， 再到王德威和史书美所继承下来的流派成为北美地区的中国人的文学，本文所说的北美华人华文文学史上的基础。这一点从王德威在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16}的前一部分对Jaroslav Pru.ek的意义和从夏志清开始的学派传统的强调上也可看出。在此基础上引入离散的观点，对于王德威所主张的不排除中国大陆反而连中国大陆也从去中心的视角看待，从而抹掉“中华主义的中国大陆中心的中国文学”对“以外的文学”的境界线的话语始终持有疑问。因此如主张华语系文学的王德威的意图一样是一种包围和解体中心的带有争议的方案。但是，王德威的华语系文学真正的意图没有停止在中华主义的解体和多元主义的实行上。认为包围和解体中心，在边缘地带也存在其它中心的王德威的见解是在反对中国大陆视角的同时最终还是在中国以外将中国作为中心，是一种变型的中华主义。巴赫金说“所有文化的，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社会的都以这种方式移动。社会构成体结果没有被完美设计。社会构成体将周围的资源灵活变通。不管以何种形式使其发展，都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副产品，这一副产品具有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影响未来发展的潜力。”{17}华人离散文学，华人华文文学的实体也像巴赫金所说，是通过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流产生的，但实际上它们内含的潜在力是超出文学的。

　　四、韩国的华人华文文学视角

　　及北美华人华文文学

　　李旭渊指出随着2000年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华人离散问题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争论问题，将高行健的作品包括在华人离散文学领域。李旭渊认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东南亚各国华侨界表现出的不同反应就体现了这种趋势，就是“为了占有叫做中国这一记标的斗争”。甚至同意中国大陆的文学也被包括在统一范畴内的“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地区文学。这样的主张在现时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争点。高行健的文学既不是标榜离散文学，作者也没有表明自己是离散者。但是他和他的小说已经被推向论争的中心，批评家们正在你争我辩之中。通过这些事实来看，中国大陆中心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华主义的中国文学概念从根本上正在动摇，现在不再固执地只将中国大陆的作为经典中心的时代已经到来。

　　黄万华在《美国华文文学论》中表明北美地区中特别是北美华人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比如小说家白先勇，于梨华，聂华苓，张系国，丛苏，诗人杜国清，郑愁予，非马，彭邦桢，叶维廉，散文作家王鼎钧，琦君，杨牧，张秀亚等都取得了很大成果，具有作为代表的资格。不过仍可发现回归故里和丧失、混种性、身份认同混乱、移民者问题、文化矛盾、双语创作等特征。这些多样的特征是北美地区华人华文文学的台湾出身移民第一代华人的特征，也是整个北美华人华文文学作家的重要性格。

　　21世纪因为人口移动、离散、劳动移动、世界资本与媒体运动、文化循环与混种过程，需要具有更加细致敏感地认识地区身份认同和地区构成的能力。顾虑少数者的离散文学作品发挥的是二流文学作用人也存在。即，认为是主流文学的装饰品，或者归结为形式上的附加项目。……为了学问上的消费，只能沦落为游戏。{18}由此看来，不能不让人对在北美地区的文学内部找到“经典”位置产生疑问。难道只有编入西欧中心主义的主体，才是那个文学被承认为新的主体性和当为性的惟一方法吗？关于“什么是世界文学”的问题也成为留给我们的一个课题。但是所有“少数文学”都要看做是存在在宏大文学里的革命因素。另外，不仅要从“少数文学”的文学形式、体裁和素材层面，还应该从提出可以预测未来文学方向点的层面去考虑。

　　因此华人华文文学不是世界中国文学的一个地区或者在美国形成的中国大陆相对概念的华语系文学，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研究华人离散文学。语言问题不是华人离散文学分类的重大基准。但是在华人离散文学的框架里，根据使用的语言可以分成华人华文文学、华人英文文学、华人韩语文学、华人日文文学等。以前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主要被看做是中国大陆文学的延伸，分类在所谓的世界中国文学里；用英语创作的作品归类为美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这就像韩国文学被称为在外同胞文学，用英语创作的被归为韩国系美国文学，用韩语创作的被归为在外韩国人文学的分类方式一样。北美华人华文文学的特征就是不被局限在某一地区。如果将华人华文文学的定位看做是多元世界里一个新的中心，那么华人离散文学将给北美华人离散文学、东南亚华人离散文学、欧洲华人离散文学、亚洲华人离散文学研究带来重要启示。

　　离散者的丧失和疏离，以及通过内在的混种性进行解释分析，可以一览早期北美华人华文文学的特征，对于了解此后不断出现的北美地区的华人华文文学倾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以后登场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华文文学作家通过创作，展现了更加多样的离散者面貌。这些处于逐渐多边化、多样化的全球形势下的人的面貌，最终将成为触发内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离散倾向。

　　通过北美华人华文文学的研究，离散者和混种性两个特定层面的分析，为1980年代及其后的北美华人华文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主张区别于中国大陆的中华主义解体与台湾出身北美学者的视角，建立韩国研究者独立视角的重要性。另外，通过从华人华文文学的角度聚焦1960-197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力求对其进行独立研读。最后激发对离散问题的研究，将其作为全球性现象进行分析，使其成为分析普遍的全球现象的新视角。

　　离散者所具有的可变的身份认同和混种性的特征不是移住时遭受差别对待的要因，而是呼吁美国社会承认多样性的力量，赋予在社会立足的机会。另外使用后殖民分析意味着探索专有与颠覆的可能性，反抗西欧支配意识形态，从而实现独立。还包括通过离散的经验和离散的想象力实现更好的可能性的分析。即，如果承认在所有接触地带发生的混种情况与混种化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通过后殖民观点的分析具有探索多元社会进化的意义。

　　延续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分析学的界限如今正化为乌有。仍然固执地为争夺霸权而伤脑筋，争论新诞生的所谓文化产物的离散者如何消费如何打上生产地标签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是因为他们尚处于进行状态重复着变化，不像已有的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那样形态鲜明。从目前来看，超越中心与边缘的两分法，更高层次的进行提案或指南性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应该换一种角度来看待他们用“无根”或者“失根”命名的生活。他们不是“无根”或者“失根”的存在，而是过着到处飘流的“无根生活”的存在。像植物一样过着扎根一处的生活固然好，但是既然选择了无根的飘流生活，就可以在其中寻到幸福寻到满足寻到爱情。仅是他们将汉语作为表现工具，将小说作为表现空间这一点就是值得关注的理由。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离散者身份才使其成为可能。离散者的身份使其拥有丰富的文学素材和题材，再加上文学的想象力，就成为全球范围内许许多多的离散者产生共鸣，实现情感交流的通道。

　　① 语种的华文文学并不是对对象的公正、客观的描述，由于暗含了族群主义“文化策略”，它主要是对华文文学的强制性的、扭曲化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华文文学存在本身是被变形了的，研究视域里的华文文学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文学形态，还不如说是研究主体具有族群主义属性的学术套路的环节。庄园编：《文化的华文文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43页。

　　② 对广袤的台湾土地和广大的台湾人民这个大现实，反而视若无睹或无动于衷，他们的文学不能也不想在台湾生根，自我放逐的结果，他们只能写《桑青与桃红》、《纽约客》、《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之类的流浪者的悲歌或孤儿哀鸣。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1991版，第142页。

　　③ 金惠俊：《试论华人华文文学研究》，《香港文学》2013年第341期，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第18-26页。

　　⑤ 史进：《论东西方华文作家文化身份之异同》，《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4.2），第173-177页。

　　⑥ 除了饶芃子、张子清等资深学者，一批年轻的学者在撰写他们关于美国华人文学的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国内美国华人文学研究的主力。大部分杂志上发表的相关优秀论文，都出自这批年轻学者之手。相关博士论文主要从美国华人文学与母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女性视觉而展开，前者如卫景宜的《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2001）、高小刚的《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2003）、胡勇的《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蒲若茜的《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2005）等；后者如肖薇的《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比较研究》（2002）、关合凤的《东西方文化掽撞中的身份寻求——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2002）、陈晓晖的《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2003）等。当然，批评视野在不断地拓展，如李亚萍的《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的主题比较研究》（2004）、陈涵平的《诗学视野野中的北美新华文文学的文化进程》（2004）、陆薇的《渗透中的解构与重构：后殖民理论视野中的华裔美国文学》（2005）分别从主题学、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等主要角度进行探讨。皱涛：《商文学：美国华人文学研究的新视角》，《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0卷第2期，（电子科技大学，2008.2），第96-97页。

　　⑦ 肖薇：《文化身份与边缘书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4.1），第164-167页。

　　⑨ 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4页。

　　⑩{12}{13}{14} Shih，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ies： Sinophone articulation across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32-33； p.4； p.33； p.122.

　　{11} The purpose of Sinophone studies is not to construct yet another universal category such as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Cultural China"with obligatory relationship to China， but rather to examine how the relationship becomes more and more various and problematic and how it becomes but one of the many relationships that define the Sinophone in the multiangulated and multiaxiological contexts of the local， the global， the national， the transnational， and above all， the place of settlement and everyday practice. As such， the Sinophone can only be a no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sappearance as soon as it undergoe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when local concerns voiced in local languages gradually supersede preimmigration concerns for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ents through generations， with the Sinophone eventually losing its raison d'être. The Sinophone as an analytical and cognitive category is therefore both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specific.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ies： Sinophone articulation across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31-32.

　　{15} 当代的空间是开放的，恰如当代的时间是多元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版），序。

　　{16} David Der-wei Wang，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1-15.

　　参考书目

　　1. 金惠俊，《试论华人华文文学研究》，《香港文学》第341期，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2013年5月，18-26页。

　　2. Shih，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ies： Sinophone articulation across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3. David Der-wei Wang，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4.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 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6. 皱涛，《商文学：美国华人文学研究的新视角》，《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0卷第2期，（电子科技大学，2008.2）。

　　7. 庄园编，《文化的华文文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8. 史进，〈论东西方华文作家文化身份之异同〉，《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4.2）。

　　9. 潘亚暾，《海外华文文学现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0. 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1991）。

　　（责任编辑：张卫东）

　　A Multi-pointed View of the Literary Properties of Writings

　　in Chinese by Hyphenated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South Korea]Gao Hui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