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北美新移民文学，发展至今，走过约30年历程。其中，关于爱情的书写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从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对爱情的追寻，到严歌苓《少女小渔》对爱情的质问，张翎《望月》对爱情的反思，再到郁秀《太阳鸟》对爱情的向往，不断演变的爱情主题背后隐藏着时代的变化，亦是移民文化心态的演变。

　　关键词：新移民文学；爱情；演变

　　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5-0119-06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说过“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同样，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爱情，或者说没有“另类爱情”，就没有北美新移民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北美新移民小说至今已走过了30年历程，其中关于爱情的书写也随之悄悄改变。从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对爱情的追寻，到严歌苓《少女小渔》对爱情的质问，张翎《望月》对爱情的反思，再到郁秀《太阳鸟》对爱情的向往，不断演变的爱情主题背后隐藏着时代的变化，亦是文化心态的演变。爱情主题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也暗示着旧的消亡和“新质”的产生。

　　一、爱情与文化/历史的冲突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来到北美的留学生，查建英的“留美故事”系列在当时的北美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她的代表作《丛林下的冰河》更是将“文革”后第一批大陆留学生赴美之后的心理状态和文化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查建英笔下的留学生大多经历过“文革”，特殊的经历使得他们在留美后仍难以割舍和忘怀过去的历史，而留学前后因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反差则对他们内心产生刺激，这也是查建英小说的重要主题。在《丛林下的冰河》中，关于爱情的书写就是因与难以搁下的历史重负牵扯在一起，而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沧桑感。

　　小说中，“我”是“属于中国文化青黄不接那段时空中发育出的绿豆芽儿”①，而且“我到美国相当早，远在时下席卷神州大地的世界大串联之前。中国刚一开放，我就跑出来，连大学毕业文凭都没顾上拿”②。虽然，“我”并不清楚自己去美国究竟是要寻找什么，但是遭遇爱情的“袭击”显然是其中躲不掉的环节。“我”与捷夫之间的爱情很脆弱，因为二者缺乏相似的文化背景作坚实的基础。虽然捷夫恰恰是“我”想象中的真正美国人，“就好比我预先画了个框，捷夫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正好落进这副框子，从里面冲我咧嘴傻笑”③，但是“我”依然选择了与捷夫分手，这大概在参观监狱时候就埋下伏笔。捷夫对中国“文革”的不知道，对政治犯的无概念，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这一切都使得“我”感觉自己与捷夫所代表的典型美国生活的不可融合。“我”卸不下来的历史重负以及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化都在暗暗地破坏着“我”与“真正的美国人”的爱情。“我”始终将自己视为局外人，甚至是复活节去见捷夫的父母也无法进一步拉拢“我”与捷夫（或者说美国）的感情，反而是在爱情面临走向婚姻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退缩和放弃。这不是任性，这只是“我”勇敢听从内心声音后做出的选择。或者，“命中注定”，来自中国并且经历过“文革”的“我”与生长在美国没有经历过苦难磨砺并且对中国不了解的捷夫注定不会在爱情的路上走很远。

　　“我”与D之间的爱情很纯净，但是禁不起命运的捉弄。D是“我”的初恋，“谁的初恋不是一组诗呢？”④D自言“胸无大志”，只希望老老实实做一两件事情，那就是去西北还账与爱“我”。D去大西北，却在回暖的冰河上化为一缕轻烟；爱“我”，“我”却执意前往美国，未能与他携手同行。至于“我”，原本以为可以在彼岸寻找到什么，却不明白其实最大的损失就是D，因为“D不是别的，而正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是我自身的某种理想与精神”⑤。“我”以为自己不堪承受历史之重，可以通过走出去获得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有了选择的自由绝不见得产生理想的选择”⑥，因此失去了生命最宝贵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与D的爱情，“无论是生是死，我们俩都将结为一体，我们将真诚相爱，共同地活着”⑦。命运是很奇妙的东西，如果说“我”与捷夫分手是文化不可融合的破坏性力量，那么“我”与D当初的分开就是“生不逢时”的另一种阐释，“我”追寻的是“自由选择的权利”，恰恰牺牲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我”与巴斯克伦之间的爱情很微妙，未曾萌芽，已被错过。“我”与巴斯克伦始终没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尽管他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亨利·詹姆斯的杰作《丛林下的野兽》，会好心地提醒“我亲爱的，那种友好很肤浅”⑧，也会进屋喝茶共品咖喱饭，但是终究还是错过。“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他那悲哀的沉重恰恰来源于他生存的某种空洞隔膜，某种轻与虚”⑨之后，“我”不知是出于本能，对巴斯克伦自身展示出的沉重感到害怕，选择与保持之距离，还是说巴斯克伦经历过生活的苦难，为人城府太深，与“我”的某种程度上的稚嫩产生一种对抗性，使这段爱情未曾获得萌芽的机会。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巴斯克伦的际遇似乎也暗示着“我”的命运，但最终他选择去南方教书，而“我”没坚持，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错过。

　　《丛林下的冰河》中的三段爱情，“我”与捷夫是因文化不可融合、历史不可割舍而分手，“我”与D的分开是时代文化的选择，“文革”的错误酿就一场悲剧，而“我”与巴斯克伦惺惺相惜，“同是天涯沦落人”难以成为爱情的理由。这一切似乎是在暗示着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与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沟通缺乏有效性。因而，爱情总是梦想。

　　二、爱情与物欲的冲突

　　严歌苓在大陆改革开放如火如荼般进行时前往美国，她对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共同人性，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但是，从爱情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在中短篇小说集《少女小渔》中，爱情要么是缺位的，要么是与物欲牵扯在一起。查建英小说中受关注的“文化认同”问题，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被“物欲”主题所取代。

　　《少女小渔》中，小渔与江伟之间的爱情被物质消磨掉，为了假结婚的费用，江伟要不停的打工，想方设法的挣钱，小渔步行上下班，也是为了尽量省钱。即使是物质也很难弥合小渔与江伟在精神上的鸿沟，剩下的只是生理上的彼此需求。同样是移民的意大利老头和瑞塔之间很难谈得上有爱情。为了挣钱，老头每隔几年就把自己卖一次，而与瑞塔却从来没有结婚。相信老头和瑞塔之间曾经存在过美好的感情，可是老头在频繁出卖自己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爱情出卖给物欲。至于小渔与老头之间，爱情只是传说。原本就是假结婚取得“合法”留在美国的资格，假结婚之后两人为了房租而斤斤计较，即便她对老头产生过同情，那也不是爱情，至多是小渔的人性之善。

　　《红罗裙》中，海云与周先生之间依然无爱。海云年轻，三十七岁；周先生年老，七十二岁，海云经人介绍的第二天便同周先生结婚了。虽然说海云不是为钱嫁的，多半是为儿子嫁的，但若是周先生没有钱，海云也不可能嫁给他。他们住在一座“一五O银灰的城堡里”，但与爱情无关。海云与继子卡罗之间不该有爱情，也没有爱情。海云关注卡罗，那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卡罗这样往她眼里死找她”⑩，出于女人的本能欲望，海云与卡罗暗中传情。而卡罗，对继母的倾慕更多是对其身体的渴望，绝非精神上的依恋，卡罗敢去勾引继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占据了财富的制高点。

　　《约会》中，五娟与丈夫之间仍是无爱。丈夫六十八岁，开很大的房屋装修公司，在人人都做这生意时他已做得上了路，人人都做失败时他就做成了托拉斯，五娟还很年轻。老夫少妻，因为五娟愿意为儿子晓峰牺牲，“要不是为了你的前途，我会牺牲我自个儿，嫁他这么个人？”{11}因为物质的力量，因为母爱的伟大，年轻的五娟与年老的“丈夫”被牵扯到一起，与爱情无关。

　　何来爱情？有的只是金钱与青春的交易。在这场交易中，各有所需，各取所需，如此而已。多的只是一层温情的面纱，或是如《少女小渔》中以生活的名义，或是如《红罗裙》、《约会》中以母亲的名义，或是如《花儿与少年》中以幸福的名义，或是陈谦《覆水》中以亲情的名义，总之，爱情都是被某种外在于爱情的力量所挟持。

　　作为和严歌苓差不多同时期赴美的作家，张翎喜欢通过大陆与北美的对比，来表达她对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段历史的观感和体悟。在张翎的小说世界中，大陆和北美两条线索的并列展开是她惯用的结构方式，从小说的题目《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交错的彼岸——一个发生在大洋两岸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出。她的小说看似写北美，核心写大陆，写有北美介入的“开放性”大陆的历史变迁与沧桑。《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中，爱情依然与物欲有着天然的纠葛，孙望月和她的三个男人之间绝非纯粹的爱情。

　　孙望月与丈夫颜开平之间的爱情是从金钱开始的。望月太年轻，没有足够的名气，没有人赞助她办个人画展；开平有头脑，有财富，愿意帮助望月在海南一举成名。望月希望去加拿大歇歇，念点书，画几张画；开平就花五十万加元弄来个投资移民身份。开平对望月家人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即使后来望月要离婚，开平仍然给她足够多的生活费。开平不需要望月担心公司的事情，望月也不曾关怀过自己与开平的孩子，二人之间除了开平一味满足望月各种需求之外，很难说存在真正的爱情。孙望月最后选择与丈夫离婚，恐怕也是因为爱情的缺席。当金钱的力量太大时，爱情就开始退场。

　　孙望月与牙口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爱情呢？牙口总是爱称望月为“中国月亮”，可是当他得知望月是投资移民过来的，仍然会“心里一惊”，会说“如今轮到你们中国鬼子上我们这儿来抢地了。一报还一报，不得了，不得了”{12}。很难否认经济的因素在二人关系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如果望月不是投资移民过来，哪里会有闲工夫与牙口暧昧？如果牙口在与望月交往的过程中，总会担心对方在金钱上讹诈自己，怎么会放心与之往来？对比一下，设想羊羊若是有足够留学费用，哪里会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与黄胖子交往呢？宽裕的经济构成了望月与牙口交往的前提条件。

　　孙望月与宋世昌之间的爱情依然是考虑经济条件的。望月，凭借丈夫开平的财富，可以在加拿大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甚至可以在纽约开画展。宋世昌，穷困不堪，虽在国内美术界小有名气，然而在加拿大仍过着拮据的生活。当宋世昌得知望月与开平离婚，想到居然是“纵有万贯家产，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这前头的路该怎样走？”{13}他害怕背负责任，担心以自己一个赤贫之身，养不得起千娇百贵的望月。胆怯的宋世昌最终选择去班福艺术中心进修，而把选择的难题抛给望月。望月选择搬到欧滋也是为了节省费用，在写给宋世昌的信中提到“被那些地方藏过画的人，应该不会太穷了”{14}。物质，始终是爱情的难题。

　　爱情与物欲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当金钱的力量过于强大，爱情会窒息而死，如孙望月与颜开平之间的爱情一样。但若是完全没有经济基础，也很难有功夫去谈情说爱，孙望月与牙口之间的那份情谊正是建立在二者衣食无忧的基础之上。而渴望与孙望月长久相伴的宋世昌，也曾将金钱作为一个难题，唯恐承受不起望月的厚爱。爱情，已经不再纯粹。

　　三、爱情其实很简单

　　作为小留学生的一代，郁秀被视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青春派”移民文学作家。郁秀的《太阳鸟》体现出“全球化”的文化意识，没有“边缘感”、“异化感”，没有“弱势文化心态”，也没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她的小说中看不到关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看不到沉重的感情传递，也没有离开祖国后的“弱势感”，一切都很自然，“就像上完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一样”{15}。在《太阳鸟——我的留学我的爱情》中，爱情很简单。大概是年龄与阅历的缘故，《太阳鸟》中的爱情都不复杂。

　　陈天舒爱苏锐，爱的大胆，爱的纯净。第一次见到苏锐，看到苏锐眼神中有些伤感又高贵的忧郁，天舒就喜欢苏锐。天舒对苏锐的爱很纯净，没有复杂的利益考虑，就是一种简单的感觉。天舒会为了遇见苏锐，故意去晨跑；为了见到苏锐，一直等候在他的公寓门口；会为了苏锐的爱，不敢奢望不愿绝望，重新接纳苏锐，给彼此机会。乐观坚强的天舒在得知苏锐与旧爱林希藕断丝连，纠缠不清的时候，勇敢的选择了自爱，考虑接纳TIM的爱。仔细看来，这其中不论是爱，还是不爱，都是光明磊落，大大方方，既没有文化冲突的干扰，也没有金钱物质的牵扯，一切都只关乎感情。

　　杨一和大淼之间的爱情令人羡慕。一直以来，杨一和大淼都会斗嘴，互不相让。然而，就是这样的两位居然走到了一起，因为杨一的细心体贴，勤劳聪慧，因为大淼的慧眼识人，宽容大方。尽管还是留学生的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感情是真实的。就像两个乞丐抱在一起，却是非常的SWEET。现在我们定下来了，我们可以专心做事业上的事。”{16}不要抱着事业有成，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居高临下地挑个好的想法，怜取眼前人才是真。

　　阿晴的爱情之路或许有些曲折，但是与大卫的婚姻是受到祝福的。阿晴与老金保持着很好的生意伙伴和情人关系，但是老金不会娶阿晴，阿晴也不会嫁给老金，他们之间没有爱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会给阿晴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心里的空洞让人难受，甚至整夜整夜的失眠。“四年后我来娶你”的承诺最终实现，阿晴放弃豪华的住宅游艇，随着大卫来到美丽宁静的中部，以求获得心灵的慰藉。爱就爱他一辈子，越简单越幸福。

　　唐敏与董浩之间的爱情似乎已经被长期分居消磨。唐敏孤身在美国并不容易，要在S大学上课，要在餐厅打工，要努力把董浩办出国。董浩为了与妻子团聚，放弃国内令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却很难在美国找到合适的位置。两人的分离早就注定，董浩回国，唐敏留下。唐敏与董浩，这种夫妻在北美新移民文学中期的作品中很常见，但最终都没有好的结局。小马和太太MARY之间的爱情似乎也是禁不起考验。小马回国找太太，MARY深情的一句“有些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到的”打动了小马。但小马没有料到MARY只是将小马作为她出国的媒介。在结束与小马短暂的婚姻后，MARY选择了与美国上流社会交往，并告诉天舒“我和中国人不来往的”{17}。小马和MARY，这种短暂夫妻在北美新移民文学中期的作品中也很常见，最终会选择离婚，男受伤难言，女另攀高枝。相对于之前作品中的大书特书，《太阳鸟》中已经不再把这些话题当作核心问题来处理，而是选择了淡化处理。

　　郁秀的《太阳鸟》在书写留学生爱情的时候，更多的是将视线聚焦在简单纯洁的爱情上，像陈天舒爱苏锐的大胆和纯净，像杨一和大淼之间令人羡慕的简单爱情，像阿晴与大卫在美丽宁静的中部幸福生活。而对于唐敏与董浩这样夫妻出国后离婚的情况，或者是像MARY借助与小马的短暂婚姻达到出国目的的情况，并不占据小说的核心地位，但仍给予理解地同情。

　　四、爱情主题的演变缘由

　　北美新移民文学对爱情的书写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从爱情受到“文化认同”以及难以割舍的历史情节牵制，到爱情受到物质因素的左右，再到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认同与物质需求都不再构成对爱情的挑战，单纯的感情因素才是最可贵的因素，爱情心态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

　　查建英是“文革”结束后较早赴美的留学生，用她在《丛林下的冰河》中的话说，就是“中国刚一开放，我就跑出来”{18}。当时很多人尚未走出“文革”的阴影，还对“文革”中的专制有着恐怖的记忆，而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博爱怀着向往之情。在面对西方国家先进文明的时候，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难免带着低人一等、自愧不如的感觉，而反映在《丛林下的冰河》中就是“我”迫切的前往美国，更是找到捷夫这样典型的美国男人作男朋友，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潜意识中对中国“文革”历史或者中国专制文化的彻底背离，对西方文化的彻底融入，对自由选择权利的拥有。但是，“有了选择的自由绝不见得产生理想的选择”{19}，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来美国寻找的究竟是什么。表面上对中国文化的背叛行为，对西方文化的投靠行为，实际上“我”并不能完全融入到之前憧憬的西方文化当中，中西方文化认同的差异客观存在，中国历史在“我”身上的烙印并没有完全抹去。这就注定了“我”最终会远离西方文化，回归中华文明，逃脱“边缘人”的悲惨命运，而“我”对D的寻找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缺乏文化上的认同，爱情将不成其为爱情。

　　作为80年代中后期前往北美的一代，严歌苓和张翎选择将笔下的爱情和日益发展的经济结合。严歌苓在出国前创作过大量文学作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境况有着切身的体会，而张翎更是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比中国大陆和北美的一切相似和不相似，侧面体现出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了解。严歌苓和张翎出国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心态比较浮躁，对金钱的追求，对物质的享受，对北美的物质富裕的向往，充斥着人心。而所谓的“爱情”，或者说“婚姻”就成为获得这些物质享受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侯很多人出国的目的并不是留学，而是经济移民。在严歌苓作品中，老夫少妻的故事很常见，像《红罗裙》中的海云与周先生，《约会》中的五娟和“丈夫”，年轻的女子通过与年老的男人结婚，借着为子女，为亲人的名义，去北美大陆上寻找发展的机遇。而张翎的《望月》中，望月更是以经济移民的身份前往加拿大，透露出祖国大陆经济的日益蓬勃发展，金钱显示出的巨大力量。在这些“另类爱情”当中，爱情被金钱所挟持，爱情不再是爱情。

　　等到郁秀这一代留学生前往美国，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北美的物质富裕对于小留学生们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国内和美国的生活在物质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太阳鸟》中，天舒的妹妹晶晶在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美国留学，依靠的就是其父亲经商得来的财富，而天舒本人来到美国的时候，同样也没有对美国的物质富裕表现出任何的惊讶，原本在国内的物质生活水准就与美国相似。至于文化上的差异，在这个信息化时代里，也对这一代留学生们不构成挑战，他们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外的各种信息，从留学信息到明星八卦，来到美国对于他们而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了解美国，更贴近而已。当文化认同和物质因素这些外在的东西不再成为爱情的难题时，爱情反而显得简单质朴单纯，就像天舒在考虑与苏锐是否继续，是否接受TIM时，在乎的只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其它的东西。对于生活在全球化时代里面的留学生而言，爱情只关乎情感本身，是摒弃外在因素之后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对话。爱情，只是爱情。

　　值得关注的是，在郁秀《太阳鸟》当中，除了有对真实情感的书写外，还有对以往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爱情回顾。从小马和太太MARY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牟天磊的影子，小马回国找妻子，MARY说“有些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到的”深深打动小马。不仅在当时，早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写作的时代，就不乏国内的年轻女子希望通过嫁给“学留”后的留学生，实现她们自己前往美国的梦想。这种基本上没有感情基础，只是充当出国媒介的纸质婚姻，一直存在着。而从唐敏与董浩这对夫妻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阎真的小说《曾在天涯》中高力伟与林思文的影子。先到美国的妻子总是显示出能干的一面，然后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丈夫从国内接出来，而实际上丈夫放弃国内的安定的生活来到美国后，夫妻之间总是会产生各种矛盾，并导致最后的分手结局。关于夫妻先后移居美国，感情分裂，最终分手的故事在北美新移民文学中并不少见。尽管时代在不停地变化，但是精神沟通与物质因素仍干预爱情与婚姻，并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地被书写。

　　社会文化心态随着时代而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爱情主题的变化。爱情先是遭遇文化认同和历史背景的考验，然后又是接受物质因素的检验，后来又悄悄摆脱外在于爱情的因素，剥离爱情的壳，追求爱情的本质，爱情本身从不能称为爱情的“另类爱情”走向真正的爱情。从早早赴美留学的查建英，到大陆经济起飞阶段前往北美的严歌苓、张翎，再到祖国经济日益繁荣时赴美的郁秀，她们的作品中，爱情主题发生着暗合社会文化心态的种种变化。在爱情主题不断变化当中，旧的东西不断消亡，新的品质也在逐渐成长，而爱情的本质也渐渐得到还原。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18}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选自《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欧美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第35页；第39页；第72页；第96页；第53页；第97页。

　　⑥{19} 查建英：《关于“边缘人”的通信》，《小说界》1988年第5期。

　　⑩{11} 严歌苓：《红罗裙》，选自《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第302页。

　　{12}{13}{14} 张翎：《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第299页；第309页。

　　{15}{16}{17} 郁秀：《太阳鸟——我的留学我的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406页；第380页。

　　参考文献

　　1、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选自《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欧美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严歌苓：《少女小渔》，选自《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严歌苓：《红罗裙》，选自《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严歌苓：《约会》，选自《白蛇橙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张翎：《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7、郁秀：《太阳鸟——我的留学我的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8、江少川、周钢山：《论新移民小说中的跨国婚恋书写》，《华文文学》2009年第4期。

　　9、陈俊：《北美华文小说中移民婚恋意识形态解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版。

　　10、王列耀：《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亲情”》，《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11、查建英：《关于“边缘人”的通信》，《小说界》1988年第5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Evolution of“Alternative Love”in New Migrant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Peng Chao

　　（Departrnent of Chines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New migrant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about 30 year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1980s. In this literature， writings about love have also been evolving with time. From the pursuit of love in The Icy River in the Jungle by Zha Jianying， through the questioning of it in Shao nü xiao yu by Yan Geling and reflections on love in Watching the Moon by Zhang Ling to aspirations for love in The Sun Birds by Yu Xiu， the change of time hides behind the changing subject of love and is also an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migrants.

　　Keywords： new migrant literature， love， 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