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茹

　　摘要：马华作家林幸谦的散文集《狂欢与破碎》是作家本人提出的“后散文理论”的重要实践。文集中的反模拟书写模式即是对传统散文写作成规的突破。林幸谦的这种“颠覆书写”源自于其深切的边缘体验和“暧昧”的文化身份，是作家逃遁现实、建构其文化认同的一种独特方式。

　　关键词：《狂欢与破碎》；后散文理论；颠覆书写；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5-0076-04

　　马华作家林幸谦在他的《九十年代台湾散文现象与理论走向》一文中指出，传统散文创作存在弊端，并有走向边缘化的危机，因此他提出了所谓“后散文”概念。在林幸谦看来，“后散文”是一种结合现实生活经验和虚构想像、怪诞或魔幻等性质的创作潮流，“此种定义，将允许散文能够在现实、虚构、想像、意境、结构和叙述视角等领域占有更大的空间。”①而由于受散文这一文类本身的规范限制，散文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观点往往被等同于作者，从而对作者或叙述者形成一种强硬的压制。因此，散文作者应该摆脱传统的书写形式，寻求一种新的书写策略，即散文的作者或改头换面，或性别装扮，或身份置换，或穿越时空，或虚实交错，或重组自我，以取代狭隘的传统叙述人称视角。

　　《狂欢与破碎》正是林幸谦的一部“后散文”力作。在这部文集中，林幸谦颠覆了传统的散文书写模式，力图建构一种新的模式，“将传统散文的叙述者/作者身份转换成第三者的视角。文中的‘我，偏离了作者真实的‘我之主体，进而赋予散文的叙述者一种全新的概念。”②这一点特别体现于《癫痫》、《水仙子的神话》、《残余》、《繁体的图腾》等篇章中。作者解构了原有的叙述角度，也解构了读者的习见，以“反模拟”、“内心独白”、“自我对话”等方式，深入癫痫者和智障者的内心，真实刻画了他们的边缘性痛苦和凄绝性孤独。同时，这些篇章中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交替出现，有时还频繁变换视点，从而拉开了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的距离，再加上叙述者是为无力言说者代言，更增强了文章的想象和虚构因素。真实与假定的交织，写实与虚构相辅相成，使这部散文集呈现了丰富的“后书写”特色。

　　我们知道，一切叙述必以一定的角度为前提，而角度的定位和变化则取决于作者的人称选择。人称选择意味着确认叙述者的身份、权利、道德立场和美学意图。某种意义上，叙述角度，或者说，人称形式不仅仅关系着文体的特殊效果——文本的可信性、视界的伸缩度等，而且显性地或隐性地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文化范式。在所有的人称形式中，第一人称最富有叙述角度的弹性。作者借助“我”既可以模拟上帝，也可以假冒忏悔牧师，倾听人们的隐私，行使劝告的义务，又可以装成白痴观看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却浑然不觉其中的奥妙。可以说，“我”的人称本身就是一种面具。

　　当然，第一人称叙述通常是一种限制性叙述，也是一种主观性叙述。叙述者只能在“我想”、“我做”、“我看到”的范围活动，而没有第三人称的便利，自由出入所有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不过，叙述者有时也会借助“我听说”、“我猜测”来延伸视野的幅度。尽管处于一种活动范围有限的位置，“我”却往往承担着主导性的叙述任务。无论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主要人物，“我”总是掌握叙述的主动权，控制信息的倾向。

　　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一般都是回顾性叙事（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这一类型潜存着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是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

　　在《癫痫》、《水仙子的神话》、《残余》中，叙述者“我”掌握了叙述的主动权，从现在的眼光和心态来追忆那些痛苦不堪的往事。很明显地，叙述者并不等同于作者。但是，“我”是一个不能言语的残疾人，叙述者的叙述可靠吗？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美国理论家W·C·布斯的一对重要概念：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所谓的可靠叙述者，指的是叙述者在思想感情和价值判断等倾向上与隐含作者一致，否则即为不可靠的叙述者。③而所谓的隐含作者并不是真实作者的代名词，它是读者从文本出发建构的作者形象。从《癫痫》、《水仙子的神话》、《残余》等篇章中，我们看到了隐含作者的形象，他深切同情哀痛手足的不幸，为所有的癫痫、智障者“向上天控诉，向人间告解”。④因此，“我”的无助与恐惧、痛苦与孤独，“我”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倾诉，都与隐含作者的内在情感是基本一致的。“我”是一个可靠叙述者。然而，“我”又是一个无法自己言说的癫痫、智障者，“我”的叙述必定是无序的、混杂的、颠倒的、狂乱的。如果“我”的叙述就像正常人一样，那么这种模拟书写也就失去了意义。而颠倒混乱的叙述并不影响这种叙述的可靠性，因为我们从中仍然可以领悟“我”要表达的感情和判断。

　　说到底，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一致性，甚至二者的重叠，这都是作者预先安排的结果。作者虽不再以真实的自我出现于文本，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被放逐于文本之外。整个文本的设置来源于作者的一个意念：通过视角的转换，以及深入内心的追问，抒写对边缘人甚至边陲人的深沉关怀。

　　除了第一人称叙述，在《繁华的图腾》篇中还用了第二人称叙述手法。用叙述学的观点来看，在这里，“你”是一个在场的他者。在场，说明“你”是故事情境中的人，作为人物有丰满的性格，作为行动有可推动情节的发展。“你”在文本是纯粹的第二人称，叙述内容完全通过“你”的声音表现出来，“你”相当于全知全能的“他”。文章用“我”的眼光来看待“你”的世界。“我”这一叙述者不是作为“你”的对立面暗含于文本，“我”直接出现，时而揣测“你”的感受，时而抒发自己的心绪。在这里，叙述者等同于隐含作者。

　　同时，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互运用，叙述者频频变换叙事视点。“你”和“我”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不是一个人，但是他们都是叙述的主体。通过叙述角度的不断切换，文章全方位地展露了“我”对“你”的疼惜，“你注定失去你的历史，失去自身的文化习俗，甚至说，你从来未曾拥有繁华人生。”（《寓言》）同时，也说出了你的凄苦和无助，“这种身份是精神层次上的一种孤绝。”（《寓言》）然而，“我”并不忍心把“你”抛在边缘，于是“我”怀着无限悲悯为“你”和许多与“你”一样遭遇的人建构了一片澄静的乐土：“失去思维与言说的能力，也就丧失一生的繁华。然而，你却借此回到单纯原始的世界，远离世俗的人间。这样的生活也足够珍惜的，就算拒绝了语言的反思，你也能活得真实透彻。”（《贡品》）

　　总之，《繁华的图腾》这一篇章中，叙述自然流畅，娓娓动人，有如书信的对话模式一般。第二人称“你”打开了一条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相通的情感之路，给叙述活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读者也同“你”一样是聆听者，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世界的距离。因此，第二人称所建立的对话色彩和读者的“卷入”气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叙述的游戏功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文章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我们”。这一人称干脆就把“我”与“你”的区别抹掉，代之以一个共同体——“我们”。比如“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逻辑中走到中年……我们站在世俗的底层……我们还能够用平静的心情去对待命运与年华的迁变。”（《寓言》）“我们都没有编写自身命运和童话的权力，甚至连阅读他人悲伤的能力也没有……我们都离不开梦幻般的命运，就如我们离不开疯狂的现实，而把人生视为荒唐的覆写。”（《命运》）“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童话一般，梦幻写实之极。”（《童话》）从这些语句，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我”哀“你”之不幸，“我”对“你”的抚慰；更重要的是，“我”其实和“你”是一样的，“我们”同样无力摆脱世俗的困扰，同样挣扎于边缘线上，也同样是边陲人。因此，“我们”这一人称的使用，毋宁说是敏感的作者的内心独白，而这种自我言说又包含了无尽的沧桑和无奈。

　　以上主要分析这部散文集的叙述方式，尤其是文集中的反模拟书写模式。林幸谦的“后书写”特色也是许多评论家常常涉足的。福建省学者刘小新就说，“大马文坛一直保持着一种简单的形式和一种保守僵化的书写与诉求模式。林幸谦主张突破体制内的审查机制和作者内化的压抑心理，使散文成为真正自由的文体……”⑤的确，这样的“后散文”书写模式是林幸谦力图突破原有的审美规范，挖掘散文的深度和表现力的积极尝试。其中反模拟书写就是这种“颠覆书写”的一个方面。

　　然而，为什么林幸谦采取这样的书写方式呢？从上文的分析，无论是叙述人称还是叙述角度，是写实主义还是虚构想象，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潜在意图：即通过一系列叙述手段，抒写智障者和癫痫者的孤独与痛苦；同时让自己逃遁到智障者与癫痫者的世界，写出自己作为边陲人的彷徨与无所归依感，以及文化边缘人“暧昧”的文化身份。换句话说，作者由于其自身深切的边缘体验而写边缘人的世界，而当他书写边缘人时却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边缘位置。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几篇散文读来既有狂暴恣肆的悲壮，更有如泣如诉的伤感。因此，反模拟书写模式除了其重要的美学意义外，也是作者表达其深切边缘体验的一种独特方式。

　　林幸谦的边缘体验一方面来自于其生活环境的边缘化，另一方面则是其文化身份的边缘化。林幸谦的祖辈早在20世纪初就带着家眷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异国拓荒。这注定了林幸谦在地域上成为了“异乡的故人”。不仅如此，海外人在异域文化中常常感到身份的迷失。在实现政治认同的转化之前，海外华侨都有“海外孤儿”的痛切感受。作为弱国侨民，他们在异国异族和异文化的包围乃至歧视中艰难谋生。海外华人在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去适应和选择有利于自己在当地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他们大多入籍当地，实现了政治认同的转化，努力谋求在当地的全面发展，积极寻求与主流社会的和谐共处。对于那些接受当地教育的海外华人来说，同时必须学习居住国的历史，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他们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文化，不把当地民族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那么，无论他们对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仍然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融入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之中。

　　这种边缘感对于海外华文作家来说更为深刻。一方面他们为了进入所在地的文化主流而不得不认同它的文化，另一方面隐藏在他们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们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们往往陷入作出选择的窘境，两国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身份错位会使他觉得似乎生活在别处，总在自己“不在”的地方生存，这种窘境常常激起他们的飘零孤独感和断零体验。而且强势文化总是挟借着军事、经济的力量对弱势文化进行消解、融化，将之逐渐驱逐到边缘，弱势文化的潜流又不时地干扰着强势文化，因此生存于两种文化甚至多种文化冲突中的海外华文作家常常倍感夹缝的痛苦。他们成了居住国主流文化中的“他者”，面对不同文化的包围，自身群体文化归属问题也即“文化身份”问题常常困扰着他们的内心。如何界定自己？“我”与什么认同？怎样看待“我”与他人的关系？在这里，身份不是由血统决定的，而是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海外华文作家在本土以外从事汉语写作，他们的背后隐含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等等各种矛盾和纠葛，作品负载着复杂交织的情感，包括异域感、游子梦和恋乡情等。因此任何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文作家，其身份都具有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性；而他们自身的流动性，又使其身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无法纳入固定的类型。

　　而对于林幸谦来说，文化身份问题也始终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灵“阴霾”：带着在异国被排斥的伤疤，希望像鲑鱼溯河回游，却发现自己始终漂泊于中华文化的边缘。“我回到中国人组成的社会……赫然发现自己竟是一个身在故国的他者。完全没有料到，在中国人的社会里，我的异域感竟有增无减。”（《生之寻：诠释与书写的限度》）异国的他者，故乡的异客，这种痛楚的感受只有亲身经历者才可能真正体会。林幸谦曾在马来西亚、台湾、香港这三个地方生活过，这三个境外空间在文化与语言的等级序列的构成上是极为复杂的。马来西亚作为独立的国家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本土文化，英语和马来语是官方语言，汉语及其言说者被推向了边缘；台湾在经济与文化上则进入“后现代”，“当林幸谦来到台湾，却迟到一步，台湾已经进人了后现代的价值混淆时期……在90年代的台湾，从海外归来，怀着文化寻根热情的华侨子弟，恐怕不可避免会感到不同程度的幻灭”⑥。这种“幻灭”指的就是炎黄文化在台湾后现代语境下的褪色；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港英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把英语转换为一种殖民与后殖民的文化权力，以此成就后现代香港截然不同于大陆的文化与经济形态，英国一百多年来的殖民教育使香港人也远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⑦

　　这样的幻灭感使林幸谦无论身在何处都感到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感到自己是一个文化孤独者。他总是以“他者”的身份寄居于异地，同时又以“他者”的文化身份遭遇着异文化的冲击。“从一个他乡到另一个他乡，从家乡的异客到异乡的他者，我们始终处于边陲。边陲的人生，不仅指原乡的失落，也说出了身份的暧昧性。”（《禁忌的梦：边陲的异客》）这是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

　　文化认同缺失的情况下，林幸谦产生了无尽的辛酸与飘泊感。在《狂欢与破碎》中，林幸谦称自己的写作是“异客之书”，他说，“不论在荒野旅游、在闹城工作、在异地求学，还是在故乡故国终老，那些富于多重内涵的边缘人物，如我，如异乡人、原乡人、故土的异客、异国的故人、癫痫患者、弱智者、南洋人、海外人，内心都布满了破碎的个体神话……神话坠落中，自有破裂的边陲情结。”⑧林幸谦在写作中强调了自己的边缘体验和边陲身份，实际上整个书写过程即是他对文化身份的诉求之路。

　　在这部散文集里，林幸谦写尽了所有的边缘人，并把自己深切的边缘体验通过反模拟书写等方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作者虚构了癫痫者、智障者的世界，虚构了水仙子的神话，力图写出癫痫患者、弱智者完整的孤独。作者强调，他们也是世俗生活的异客，与自己一样飘泊无依；另一方面，作者深感现代社会的压抑，有深刻的边缘体验和文化身份的危机，于是建构了一个逃遁现实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需要病态的人际关系，所有现代人的虚伪，你都不屑一顾。你如此在自己的潜意识中生活，无视于外在世界的丑恶与卑俗。”（《命运》）因此，这种独具特色的反模拟书写不仅体现了“后散文”理念对成规的“背叛”，而且它是作者逃遁现实，建构其文化认同的独特方式。

　　当我们以一种展开的多元文化视野分析林幸谦所处的文化语境，不难发现，在中华文化边缘飘泊的林幸谦坚持“后散文”创作，这种行为已经超出其散文本身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他是在努力追寻和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注释：

　　①② 林幸谦：《九十年代台湾散文现象与理论走向》，《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5期。

　　③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前言，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⑥ 白先勇：《边陲人的自由》，引自林幸谦《狂欢与破碎》序。

　　⑤ 刘小新：《马华作家林幸谦创作论》，《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⑦ 杨乃乔：《诗者与思者》，《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⑧ 林幸谦：《异客之书》，引自林幸谦《狂欢与破碎》自序。

　　参与书目：

　　① 林幸谦：《狂欢与破碎》，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②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W·C·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黄洁玲）

　　“Subversive Writing”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Anti-simulational Writing in Revelry and Fragmentation by Lin Xingqian

　　Liu Guiru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Fujian 350001 ）

　　Abstract： Revelry and Fragmentatio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Lin Xingqian， a Malaysian-Chinese writer，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his“post-essay theory”by the author. The mode of anti-simulational writing in the collection is a breakthrough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essay-writing conventions. The“subversive writing”by Lin Xingqian originates with his deeply marginal experience and“ambiguous”cultural identity， a unique way of escaping from the reality and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Revelry and Fragmentation， post-essay theory， subversive writing， identity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