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成

　　摘要：马华作家马“二战”题材历史小说，在今天“极右翼”政客操控日本政坛，颠覆诡辩“太平洋战争”历史真相的现状下，以个人性经验与历史化叙述相关联的文学叙述方式，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西亚的那段历史真相重新挖掘出来，冀望人们毋忘历史教训，牢记前车之鉴方能继往开来。

　　关键词：“二战”小说；个人经验；历史叙述；反思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5-0069-07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在这将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人事变迁，加上日本“极右翼”政客对于“二战”历史别有用心的篡改与蛊惑，历史再次被卷入了政治的旋涡，不仅使原本清晰的真相扑朔迷离；更甚的是，还使得人们似乎并不特别关心历史记忆的重返和历史真相的探究，反而更重视现实记忆中是否有足够的富足感受。对于历史造成的苦果，人们通常更多地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取代历史主义，更或许，流行于网络上的现代主义的游戏精神更会比历史悲情来得动听，因为历史的对与错绝不会比虚拟世界中的真与假更令人心动。而且，当“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天下，“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零距离，“和平与发展”的议题更是一时之间成了盘旋宇宙的主旋律；而那些淹没于喧嚣热闹的高科技的滚滚红尘中的历史话题，如同不和谐的杂音一般，似乎一夜之间也全都消失了，或者像令人厌憎的雾霾天一样更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或遗忘了。然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众所周知的。无论个人、民族或国家，若否定与背叛历史，则宛若无根之木、无水之萍，绝无生机。因人废言固然不足取，但我们实际上连起码的最低限度的历史记忆和反思都没有的话，那就应该成为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了。就在这样的现代社会情景中，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竟然出现了一种堪称“异端”的另类声音，那就是针对形形色色的各种篡改历史真相的主张与观念，坚决反对“言伪而辩”。作家马崙近年来连续创作发表了一系列以“日本占领南洋”为题材的“二战”历史小说，包括三个短篇《刹那亲情》、《一件好事》、《火的葬礼》以及《静静的文律河》、《血债半世纪》两个中篇。作者冀望人们毋忘历史，以史为鉴，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和“新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只有深刻反思历史，彻底治愈“历史失忆症”，方能继往开来，真正踏上“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毕竟历史常常是反复的，历史反复之前，我们要究明正确的史实，要探寻逃避由被歪曲历史所造成的运命的方法，所以我必须徵诸过去的史实来寻求教训，这并非偏狭的历史循环论观点。那么，究竟，我们当中有谁能帮我们看清事情发生的经过，见证历史的一幕？谁又能真正获得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对于以现实主义为指归与“为人生”而创作的马崙而言，他亲眼所见的历史在延宕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被他自己叙述出来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只不过他仍然不免要迟疑地质问：这一代的年轻人究竟还有多少人愿意去了解他所叙述的这一段历史呢？对此，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令马崙满意的答案。

　　在通常情况下，文学叙事一般来说总是受到“历史正义观”的影响，对恶势力的鞭挞，对人民和正义的歌颂，这是现代性文学叙事必然的表现模式，但是在这种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历史正义观”决定下的文学叙事，也总是需要有一定的个人经验参与其中的。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就在马崙系列作品中清晰看到这一点。譬如《一件好事》、《火的葬礼》和《刹那亲情》、《静静的文律河》中都有许多相当生动的个性化情节和细节。特别是短篇小说《刹那亲情》采用“儿童视角”通过小姑娘小玫在人际交往中的困惑，以及她的所见、所思、所感为线索，将发生在父亲温松明与卖红豆冰祖母之间往昔的恩怨情仇如同珠子一样串联起来。其间不仅穿插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蝗军”在南洋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种种罪行，而且解释了父亲温松明对卖红豆冰老妇有着“莫名”敌意的原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罪恶滔天的侵略战争，才导致了温松明一家形成了一种怪异的“视同陌路”关系。在那充满着血腥和眼泪的年代里，“战争带来了饥饿与恐怖，面包的问题使人趋于现实，暴行的惨象麻木了人性，人间的温情遂被这些因素排挤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这些历史罪孽的后遗症，令温松明一家即使在战后仍然处于一家人骨肉分离，母子与祖孙三代亲人不能相认的痛心与尴尬境地。小说中有一细节令人非常震撼，在大屠杀遇难者墓地挖掘出的遗物中，“一个工友手执着一只出土的腕表，他使劲地擦了擦表面，表针指着8时43分。他感喟地：‘呃，这是21年前的8点43分咧！”的确，这停顿在8时43分的表针已经不再指向单纯时间概念了，而是具有了更深广象征意义，它不仅是大屠杀罹难者死亡时间的真实记录，也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格”在了历史耻辱柱上。马崙以这样的个性化文学叙事方式，深刻地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日本的“二战”历史紧紧联系起来，毕竟那些民族、国家的创痛都曾经如此深刻、尖锐地铭刻在每个亲历者的灵魂深处。

　　当然，是不是看得清敌人的真实面目，决定了我们是不是看得清历史真相，是不是看得到历史本质，甚至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真正面对历史。中篇小说《静静的文律河》形象地诠释了这点。这部中篇小说在艺术上颇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构思非常精心、巧妙，应该算是马崙系列历史题材小说中最出彩的一篇。其他姑且不论，但马崙确实在这篇作品中较好做到了把个人对历史的反思表达得比较透彻，个人经验与历史关系也处理得相当细致深入。故事主体部分由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友仁写给父亲吴定伯的9封信和父亲读信后的感受构成。马崙借助了影视艺术中“画外音”和“内心独白”的表达技巧，将如何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以及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历史与现实关系等问题做了生动的文学呈现。小说精心编撰的9封信，不仅循序渐进地引导人们了解日本的民族性，而且引导人们如何恰当地处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在阅读中也发现，马崙确实在这部作品中恰如其分地做到了个人性与历史化二者之间关系的互动深化，避免了个人性与历史化的脱节，或者历史湮没了个人的毛病。若对作品进行一番具体分析和观察，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第1封信中，父亲吴定伯读出的是儿子友仁的游子思乡之情。第2封信中父亲却从儿子关于日本同学亲善的文字中读出了“孩子入世未深”，“蕴藏着更深的隐忧和暗影”。第3封信中，父亲对于儿子一再替日本“美言”的行为，产生了强烈“戒心”，觉得儿子“好像是‘忘本”了，“心灵深处，陡生失去把握的浮念”。父子俩自第4封信开始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产生了极大分歧，儿子似乎站在日本立场辩护，认为日本也是战争受害者；父亲则站在受害者立场，对战争罪恶另作诠释。第5封信似乎有点峰回路转的味道，父子对立的观念似乎开始弥补起裂纹了，儿子对于日本认知似乎又清醒一些了。可是好景不长，接下去从第6封信开始，儿子似乎完全被日本同化了，父亲不仅感到儿子“不听话”了，而且也“不属于”他了，觉得儿子“中邪”了。第7封信使吴定伯感到儿子已经“变质”了。第八封信因为儿子与日本姑娘荻原定司的恋情而让父亲觉得被“背叛”了。到了第9封信，也就是最后一封被父亲因愤怒而撕废剩下半截的信，此信内容使父子矛盾彻底激化，父亲断绝了与儿子的联系，甚至连儿子婚礼也没有出席。然而毕竟是血脉相连，亲情割不断，当得到儿子将携眷回国消息之后，父亲吴定伯的心情再度激荡起来：“仇恨的痛苦压积了这么多年，血与泪的史实，早已恨入骨髓！”面对归家的儿子与日本儿媳，父亲没有感到久别重逢的喜悦，反而是无法自处的隐忍与沉默，恰如鲁迅所言：“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在胃痛折磨下，加上心底的积怨，主人公吴定伯的仇怨与愤怒终于对着日本儿媳总爆发了：

　　她表现得极为淳和，但她家翁霍然站起来，目光里射出一股凌厉；她立时弯腰低头，垂着双手。他猛地吼了一声，好似江河泛滥了：

　　“哼，你知道吗？我的妻子——友仁的妈妈，在1942年农历1月19日，被你的同胞由山芭里掳到文律来，关禁在巴刹里头。”

　　吴定伯的声调因愤怒而颤抖：

　　“第二天，约有一千余人分为几批，用绳子反缚双手，拖到码头；用刺刀在脖颈边插了一刀，然后踢到河里去。无知的儿童，被裂尸或断足后，抛向河里。这么多人，都活活被戮死，尸体浮在河边，几天后臭气冲天，才挖窟埋葬，每一个洞窟埋整百人。——你说，我们为什么不痛恨日本鬼？”

　　做儿媳妇的一时无言以对，退了一步，继而跪了下去，说话声柔弱：

　　“大屠杀的故事，友仁告诉过我。我替上一辈的日本人，感到羞耻和遗憾！我代表大和民族，表示歉意和同情，并祈求无辜的幽灵安息！”她长揖跪拜。

　　吴定伯吐了一口唾沫，又失去理智般地吼道：“去你的！谁不知道日本鬼最会演戏，礼多必诈。我真想报仇——杀你一刀，把你也踢进河里去！”

　　她陡地有无地容身之感，这使她惊悚不已，而且也作声不得，她唯有捧着面孔哭泣起来。他又气虎虎地：“算我吴家倒霉，娶你日本婆做儿媳妇！倒了一百世的霉……”

　　小说着力刻画的这个场景，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征与重层意义。作为公公的吴定伯因历史积怨而迁怒日本儿媳的场景，确实很发人深省。诚然，从现实层面上看，日本儿媳似乎是无辜的，同日本占领南洋战争期间发生的大屠杀罪行并无牵连，但她又确实是带着父辈们所犯下的“战争原罪”的。在当时情景中，她就是满怀深仇大恨的吴定伯眼中的一个活生生的日本符号与“鬼子”后代象征，要父债女偿的。当然，对于日本儿媳荻原定司而言，无辜被卷入政治历史的涡流，这确实是历史创伤对于她个人生活的不公平残害，但这也是每个施害民族的后人所不能幸免的历史包袱。作为来自施害国家的日本儿媳，承受被害者这样的怒火并不意外。每个人都必须平等地承担起历史所给予的一切，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施害者的后代可以是无辜的，但人们依然有必要对历史和人身处其中的境遇保持反思性。毕竟只有让反思性与个人经验进入历史，这才是文学叙事深刻性的根本机能，特别是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往往构成了个人经验深化的最好契机。马崙这篇历史小说叙事中出现的这种延迟记忆书写、历史建构，是否也形同另一种“新历史主义”书写呢？诡异的是，在故事的历史建构中似乎还提出了日本精神对比中国文化的观点，似乎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混杂与不完整，中国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以德报怨”，小说结局中老父如同“静静的文律河”一般的解脱与平静，似乎也印证了这一文化传统。然而，作为了解“二战”一般历史的读者来说，我以为这样的结局并不令人满意，反而会产生新的疑问？华日之间曾经隔着那样的血海深仇，岂能通过一桩简单的“华日通婚”就可亲善、和平？而儒家文化“以德报怨”的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则长期以来被士大夫阶层所阉割。孔子云：“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抱怨！”其中非常重要的“以直抱怨”观念长久以来就被我们“莫名”弄丢失了，其导致的后果不可谓不严重。因此我们在发扬国粹和推行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当不可随便断章取义。此正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换言之，对于历史的血泪教训，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应当牢牢记取，时刻保持警惕，更要明白“以直抱怨”才是和平的强有力保证。

　　抚今追昔，面对日本“极右翼”政客的种种颠倒黑白、粉饰美化侵略的各类言论与行为，我们更有理由逼问和追问历史真相。半个多世纪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开始还打着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还摆着伪善的面孔当遮羞布，但战争全面升级之后，“日本蝗军”的野蛮残暴自然激起了当地百姓极大仇恨，这种仇恨足以把对方塑造成野兽和魔鬼。故而在马崙笔下，作为“鬼”的“日本蝗军”通常总是以恐怖凶残的“脸谱化”形象出现，因为“鬼”的面目始终不清晰，也无法描摹。所以在《血债半世纪》中，那些野蛮作恶的日本“蝗军”是这样出现的：“据说，蝗军每要杀人的时刻，先发出狰狞的狂笑，然后挥动刺刀，向无辜居民的身上乱刺。”被杀害和被侮辱的幸存者几乎没人能看清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面目，也不敢去看，因为那都是一群杀人恶魔，因此亲历者的记忆中显现的只有那些狰狞样貌。而《火的葬礼》中则有一个场景描写幸存者叙述日本兵强奸南洋各族女性，也间接刻画了“日本蝗军”鬼气森森的恐怖形象。作品中是这样描写的：

　　朱律婆心弦一震，立即沉下脸来，热气却在铺满火车路的面颊上滚过，心头又仿佛被人的尖指抓伤般地难受，不，那是耻辱的特异感觉。

　　她和资婶一家很相好，自己没有必要隐瞒她。好半晌，她点点头，声线极低：“唔，那一年，日本鬼进攻新村，到处杀人放火；我躲进一条小巴列沟里，后来，还是不幸被两个矮脚兵抓去。晚上被关在那有楼的旧学校里……”她吞了一口涎沫，又低头细声地：“我们共有二十多位各民族的妇女，度过了最痛苦、最耻辱的一夜，有的啼哭不止，有的呻吟求饶……我不敢抗命，我握紧拳头，咬着下嘴唇，强忍着迸出来的哭声，接受一个又一个最残酷的‘轰炸。后来，我几乎无法立起身子。只好在楼板上爬动，要不然，就只好扶着墙壁移动脚步。可是我始终没有求饶一声，只是逆来顺受；我知道那群没有人性的禽兽，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只好咒骂在心里，咬破嘴唇连血吞……”她恨得牙痒痒的。

　　主人公朱律婆作为幸存者叙述的这一“集体轮奸”的罪恶场景，虽然没有直接刻画“日本蝗军”的面目，却依然间接地使人们看清了鬼子狰狞的面目，这个场景中的“日本蝗军”十足就是“魔鬼”形象的标准相。而且惨剧发生的时间——“晚上”和地点——“旧”学校，都具有“魔鬼”出现的特征。在马崙作品叙事中虽然多次出现“日本蝗军”施暴的场景，但是却似乎没有对于日本鬼子相貌最直接与正面的刻画，人们似乎总是无法清晰、鲜明地看清鬼子的面目。这也许是因为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大屠杀惨案的幸存者，都把日本侵略者视为“鬼子”、“魔鬼”和“禽兽”；都把日本军队看成“蝗虫”，只要其一出现，结局必定是：“烧杀奸淫抢”，因此人们都不愿正面看，更因“鬼子”形象的狰狞与丑陋而不敢看，或不屑正面去观察。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太平洋战场”就是亚洲人民与“日本鬼”的战争，是“人”遭遇“鬼”的战争。在马崙作品中，这样的历史现场与历史关系用文学的手法巧妙地被建构起来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人经验的小叙事被有机地串联于一体。最重要的是通过改变客体的形象，使“日本蝗军”凶恶本性、残酷行径及恐怖状态都因为其被命名为“鬼子”而确立了。特别是《火的葬礼》这篇小说对于浮沉于历史洪流中的“人史”和“心史”的深入开掘，使读者可以更冷静地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思考历史与民族、国家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朱律婆的丈夫与长子都被“鬼子”杀害了，而她忍辱偷生生下的“遗腹子”竟然是强奸她的不知名姓的某一个“鬼子”的孽种。一方面，她非常需要阿株这个与她血脉相连的儿子为朱家传宗接代；但另一方面，她又很清楚阿株并非丈夫朱律留下的“种”，没资格接续朱家香烟。因此朱律婆在处理同阿株的母子关系时，常常处于无所适从、难以自处的尴尬境地：“‘为了生下这个儿子，我有时心里很矛盾；后来看了阿株的样貌，我也自暴自弃过。阿株长大后，会变得爱玩不听话，跟我对他缺少管教、心理反常也有关系。朱律婆踌躇了一下，才接下腔：‘因为我有时在想，让仇敌玷辱了，已经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事，还替他养下孽种，太不划算啦。要是阿株真是孽种，岂不是白养了他！……”是啊，朱律婆与阿株的母子缘分似乎确实是一种让人情何以堪的“孽缘”！这究竟是谁之过？谁之罪呢？而明白真相后阿株的离家出走与朱律婆矛盾期盼儿子归家的心情，更让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确实给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而小说“母子皆自杀”的结尾可谓别有意味。朱律婆和阿株母子在死亡方式上都选择了自杀，其实是很不寻常的。阿株身具日本血脉，却愤而焚烧日本电子厂，并以武士刀自杀，显然他痛恨父亲那方的血脉和国度，也以父之国的传统方式彻底了断了其间的仇怨；朱律婆得知儿子死后也引火自焚，则希望浴火重生，来世不再受命运之手的拨弄，可以“安排自己的命运”。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提出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主人公个体人生悲剧的探究，更是对历史、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思索。虽然马崙作品里关于“日本侵占南洋”的描写是当成“苦难史”来记录的，在叙述和演绎历史事件构成的情节时，笔触是血淋淋的，少有修饰，也没有遮羞概念和讳言笔法，因而才有那种生与死构成的存在与现实的刻骨真实，当然也是在这种真实中，透视出生死存亡更真挚的力量。马崙是小说家，不是社会历史学家，他并无义务一定要在作品中解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原因，但他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历史真相就是他所书写的对象，他只是把这一切真实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辨析真伪、去评判对错、去思考取舍。

　　对于任何有深度的文学叙事来说，若是只追求宏大的历史叙述，而不顾及对自我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处理，那样的故事肯定很难产生更具有本真性的个体，也塑造不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崙的短篇小说《一件好事》不仅在个体经验和历史反思性方面有独特的意义，而且对于人性的开掘也相当深刻。作者以沉痛的口吻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兵荒马乱、无法把握人生的混乱时代中所发生的一个“人性异化”的活生生例子。故事主人公巫如镖年过半百，本该过着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但他却孑然一生，始终无法摆脱历史梦魇的纠缠，无法走出飘忽着幢幢“鬼影”的岁月。而这一切全都源于自己曾犯下的一桩可怕罪行。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对南洋的迅速侵占，使怀揣美梦的年轻的巫如镖“不能不因此感到乱世的悲哀”。“在那批离乱人之中，有一对中年夫妇携带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那女孩略嫌瘦弱，面貌平平，鼻梁两旁的那些雀斑，看来像鹌鹑的蛋壳似的，但她有一对明亮的眼珠，和那两个时而泛现的梨涡，却是动人的。”这个名叫阿浣的女孩被躲避日军抓捕的父母托付给了巫如镖。然而在这朝不保夕的乱离之世，即便是善良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成魔鬼。即便是老实人的“心”也不老实了，迅速变成了最不可相信的东西，朴素的人性则很轻易地就“变质”了。巫如镖在收留阿浣的第二个乱离夜就变成了令他自己也不耻的“禽兽”，干出了一件终生悔恨的事，他的人生也由此而永远沉沦在这梦魇的深渊之中。小说以触目惊心笔调细致展示了巫如镖犯罪的场景：

　　这晚，他失眠了。

　　月光明亮，他抱着双肘，咬着下嘴唇。他不着边际地想，而思想的焦点却老是集中在那个睡在“楼板”上的少女身上——乱世、战争、逃难、敌军、女人、妻子、享受……后来，这几项事又牵连着成为一个，那是高度的欢乐，应该伺机争取。

　　一想到此，他心头扑通扑通地跳。“不能，这万万不能！”他心里在叫道：“我不能欺负一个弱女子。何况，我答应了她的妈妈！”他仿佛使劲地撇开那个犯罪的念头，可是，另一股无比的力量侵袭过来：“那种无上的享受，在我，太陌生了。我吃到这么大，那还只是一种幻想呢！”

　　稍后，他想到梨涡，自忖：“有梨涡的女人不仅美而已，听说还会喝酒呢，所以也叫酒涡。”

　　酒！一想到酒，他觉得酒是他这个时刻最好的饮料。他自制的白米酒，还有两瓶藏在屋后的柴堆里。他自忖：“我要在醉意醺然中，沉沉入睡，熄灭我很少有过的肉欲之火。”

　　然而，当他喝尽了半大碗白米酒之后，眼神迷惘，心里可在盘算着如何博取那一夕欢，因为他那欲念更强烈了。后来，他贸然地由小寮的板层爬下去……

　　“你这只禽兽！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女孩挣扎着咒骂：“死鬼，衰鬼！滚，你跟我滚！……妈妈，救命呀！你看错人呐！我碰上衰鬼啦！……”她的声音渐渐地低弱下去。

　　女孩的求饶声，打不动他底心；她的哭声和“妈妈救命”的喊叫声也唤不醒他仅有的理智。而他，竟展开浑身解数，使强暴发展下去。

　　在这个作者倾力刻画的“欲望犯罪的故事”中，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自我、本我、超我”人格的多重纠结与争斗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巫如镖的“潜意识”如同深藏内心深处的“恶魔”终于打败了善良的“本我”，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一般了，在酒精作用下，他终于屈从于人类原始欲望的操控，掉进了欲望陷阱之中，而从此之后，巫如镖未来的人生岁月竟始终笼罩在这团雾霾之中。小说用冷酷而阴郁笔调叙述了这折磨巫如镖一生的可怕梦魇：“……于是，黑云全部遮蔽了洁白的月亮，天地昏暗了。于是，一个野心得逞，任情恣性，现时却呵护备至；一个在痛哭中感到乱世里另一桩悲惨的际遇是何等的折磨弱者。”古人云：“景语处处是情语！”的确如此，本是乱世沦落人，相逢何必相煎急呢！对于巫如镖来说，虽然一直无人知道他身上藏着的这一个恐怖秘密，但良心谴责与灵魂拷问却终生不断，令他永远处于悔恨深渊之中，他只能在其间不断地沉沦、再沉沦，一直到他用生命救了一对情侣，在那个有梨涡的被救女孩的哭声中终于摆脱了尘世羁绊和历史梦魇。老实的巫如镖为求一夕之欢竟堕落成一个令人鄙视的强奸犯，若深究起原因，固然有其自身修养不足、性格缺憾和意志不坚等原因，但最终导火索却正是乱世和战争，是特殊环境与现实压力才导致“人”轻易就被“异化”成了“鬼”，使人变为被“欲望”操控的禽兽。由此可见，小说主人公巫如镖酒后乱性导致强奸少女阿浣事件的发生，以及他事前产生的灵魂与肉体冲突与挣扎、理智与情感的搏斗与交锋、事后的悔恨与自责，都使这一事件具有特别的“心灵史”上的开掘性意义。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作家马崙的文学创作起到完全的拨乱反正的社会功用，当然也不能要求他的系列历史小说对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历史创痛和战争伤痕全部记录在册，但是却不妨碍人们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作出深刻反思，毕竟随着时间流逝，战争血痕已经渐渐淡薄了，惨痛的伤口似乎也已经愈合了，曾经在心灵上留下的苦难印记似乎也不再显现。换言之，对于一些人来说，“日本侵占南洋”也似乎只是一个模糊的过去事件了，只不过是一段历史而已，而不再是深入到每个人内心深处最不可触动的创伤了。随着“全球化”呼啸而来，那一段“日本侵略南洋”的“二战”历史似乎随着日本对邻国的经济援助与全面合作而开始消失或隐退了，毕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更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以及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切身问题，至于历史似乎与当下现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至少没有紧迫的关系，所以被忽视、被“遗忘”，也就不见怪了。然而就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与世界大势中，我们依然欣喜地听到了马崙发出的“异端”声音，呼吁正视历史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却依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毕竟关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一般而言，作者需要有更深广与高远的眼界才能把握，而关于“二战”历史题材的把握，更是一般人难以驾驭。盖因这其中往往会涉及到立场、目的不同的重大历史认知问题，可能造成了所谓的“一种历史，各自表述”的历史虚无主义，究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们缺乏对于时代、对民族、对人性，以及对日本侵略者更内在的反思。然而，“历史从来就不能被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真相必须被发掘出来，“以史为鉴”才能拥有继往开来的合法话语权。在当前的马华文学中对此做出深刻表达和深入反思的作品毕竟还不多，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现象。

　　〓〓毋庸讳言，作为一种被历史覆盖的文学叙事。马崙创作的以“二战”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系列也并非都已臻完美境界，其中的不足与缺憾也不需故意掩盖。他的中篇小说《血债半世纪》，虽然可能在构思和主题表达方面着力颇多，但阅读起来却没有什么文学韵味，显见小说犯了“主题先行”的毛病，导致出现了故事演绎很勉强、塑造的人物亦很苍白等诸多方面都力有未逮的情况，而且其文字叙述中个体经验与反思性亦严重匮乏，对于历史议题也不如其他作品开掘得深，对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来说，故事平淡乏味，没有阅读下去的吸引力。换言之，《血债半世纪》不像一部小说，因为其中文学性太弱，纪实性太强，或纪实性超过了文学性，这样的喧宾夺主，使它像一篇记者采访后撰写的“新闻报导”，或者算是“报导文学”吧，其间罗列了大量史料和数据，缺少文学性的艺术加工，原始素材没有精心提炼，叙事单调沉闷，没有精心泡制的故事情节，细节描述也流于泛泛；并且对于“日本侵占南洋”这一21世纪依然困扰着许多人的梦魇，不管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思想中，都被过分简单化地处理掉了，或着说被遮蔽了和被舍弃了。显然，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主要是对于那些外部的客观化的历史事件素材，作者没有内化为个人经验，没有与小说主人公个人的思想、情感发生联系，也没有同历史反思构成基础性的、有冲击力或震撼力的内在经验。不过，再次把话说回来，就是这样一篇有许多不足的作品却依然用白描手法勾勒出了许多历史真相——“新邦冷宜大屠杀”和“双溪镭大屠杀”惨案。阅读小说中记录的这些硬邦邦的史料和冷冰冰的数据，对于那些对“日本侵占南洋”战争感到陌生的人们来说，这部中篇小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历史性的迷惘与困惑。这或许可以弥补一些这篇小说中的缺憾。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我们重新回顾与思索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二战”，特别是德国对于欧洲的占领，构成了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反复思考的出发点。在某些西方知识分子那里，这段历史甚至成为思想转变或思想发展的直接动力。但在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知识界，其文化精英似乎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性则要弱得多，几乎没有构成个人思想的直接的参照系统，反而被某些“哈日族”的“媚态文化”所左右，如同马崙小说《血债半世纪》中所说的“向东学习”一样，许多人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回避”历史真相，再次不加辨析与警惕地拜倒在“东洋文明”的脚下。在“向东学习”是正确的，“加盟能够受用无穷”的诱惑下，“日本侵占南洋”的战争伤痕，迅速被别的事件覆盖和替换，渐渐沉入历史记忆，或者说被悬置于历史的客观化情境中，同个人似乎并没有直接的现实联系。毕竟与当今喧嚣尘甚的“恐怖主义”相比，美国倡导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调门要唱得更响亮、更大声，至于半个世纪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所犯下的历史罪恶毕竟显得比较久远了，清算历史旧账似乎并不讨喜。然而当人们阅读马崙这一系列关于“日本侵占南洋”历史题材的小说，一定会引起人们关于这段历史的多重思考与质疑。我们能不能认真对待历史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管是以文学形式，还是思想的方式，我们是否把历史经验转化为个人经验？是否在个人的意识深处以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去追问历史、去承担责任？因为历史不被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追问穿透，就只能是虚空的历史，只能是被看不见的时间之手任意摆布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文学的书写不过象征性表现出整个时代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式而已。而如何回到生命个体本位反思历史和书写历史，今天依然是我们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尖锐议题。今天，日本与亚洲邻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在新世纪依然异常复杂，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和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等方面的摩擦与争锋无疑都有加剧趋势，而日本国内政治在“极右翼”势力的操控下，军国主义蠢蠢欲动，随时都在等待时机死灰复燃。尽管日本不少有识之士对此也倍加警惕，呼吁日本要与亚洲邻国友好共处、和平发展，但日本“极右翼”势力从来就不甘寂寞，并且在日本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不能不使人们忧心与焦虑。由此可见，要处理好当前的日本与邻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矛盾冲突，并不只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口号式的谴责可以奏效的，更需要人们对一个从近代、现代化以来突然强大的日本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和更切实、更对症的了解；反之，如果仅仅只是在文学作品中作某种肤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那么对于历史反思是何等的简单和潦草？因为那只可能是自欺欺人的反思。而文学是一个时代认知的直接形象和感觉体系，加上其接受者的广泛性，其必定具有相当巨大的社会功用，能够产生许多正面的能量来抗衡那些歪曲和颠倒历史黑白的“鬼话”的进攻。我们期待在新世纪崛起更多像马崙这样眼光敏锐的作家，也期待更多重大历史题材能纳入许多作家的写作计划之中，更冀望读到深刻揭示“鬼影”背后的真相，以及挖掘出“鬼影”飘忽历史、人史和心史的文学作品，以使历史轮回不再循环，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Pacific War”Shrouded with Shadows of Ghosts：

　　On Historical Fiction by Ma Lun

　　Xiao Che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Historical fiction on‘The Second World War by Ma Lun， a Malaysian-Chinese writer， is a re-excavation of the historical truth about Malaysia under Japanese imperialist invasion in a literary narrative that relates personal experience to historicized narrative at a time when the‘far-rightpoliticians control the Japanese political arena today by subverting， with sophistry， the historical truth about‘The Pacific War. Hopefully， it will help people remember the lessons of history drawn from othersmistakes before they can move ahead.

　　Keywords： ‘The Second World Warfiction， personal experience， historical narrative， reverse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