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二十年来，亚美文学研究在台湾迅速发展，受到学界重视，相关学术成果不仅在台湾的外文学门异军突起，颇受瞩目，在国际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而相关论述最多、介入最深的学者为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单德兴教授。本访谈由吴贞仪小姐进行，重点在于亚美文学研究在台湾的建制化，内容分为六部分：受访者与亚美文学的因缘、欧美研究所的耕耘、研究语境的角力、亚美文学研究的定位、访谈与翻译、反思与期待。此访谈经吴小姐整理，王智明博士过目，黄碧仪小姐修润，以及单德兴教授仔细校订。
一、与亚美文学的因缘
吴贞仪（以下简称“吴”）：能不能谈谈1990年代之前你接触华美文学的故事与动机？
单德兴（以下简称“单”）：我于1983年7月到“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1991年8月易名为欧美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86年取得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博士学位后去当兵，担任博士排长。当兵回来一年后申请到富布莱特博士后奖学金（Fulbright Post-doctoral Research Grant），1989年至1990年到美国西岸加州大学厄湾校区英文暨比较文学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研究访问，并担任兼任教师。负责联系与指导我的是著名的解构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我之所以会到那所大学一方面是因为加州的华人较多，尤其橘郡（Orange County）有不少台湾移民，但主要原因是我申请到的奖学金一个月750美元，只够付房租，而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先前受限于兵役），计划一家三口一块游学，于是写信给十几家美国大学，询问有没有教书的可能。这些信有些石沉大海，有些遭到婉拒，但加州大学厄湾校区的回信密密麻麻两整页，仔细回答我的需求与问题，署名的赫然是米勒。这么一位如雷贯耳的大师竟愿意写这么长的信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异国年轻学者，让我非常感动，当下就决定去那里。到了之后发现那边的师资与课程好得超过我的想象，更出乎意料的是这开启了我的亚美文学与文化研究之路。
吴：你在1990年春季班教授《中美叙事文学比较研究》，这门课是学校指派给你的吗？
单：是系上依据我的专长和我建议的几个课程而决定的，因为我在信中提到自己的专长是比较文学，博士论文是用伊瑟尔的美学反应理论（Wolfgang Iser，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讨论古典小说评点。当时我并不知道伊瑟尔就在该系授课，而且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也在该校授课。系方得知我的专长和需求后，函请傅尔布莱特基金会同意让我教一季的课，基金会回函表示同意，但要我先适应环境，到春季班时才开课。开课前我整理出课程大纲，请米勒过目，每星期讲授主题与性质相近的西洋和中国叙事文本各一篇，古今都有，并加以比较。米勒认为课程大纲安排得很好，于是我就照表授课。
这是大学部的选修课，一周上课三次，二三十人选修，大约一半是亚洲面孔。我在课堂上教的文本之一是汤亭亭的《女勇士》（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其实在那之前我并未钻研过亚美文学，但觉得在南加州华人众多之处，开这么一堂课不能没有亚美文学。我在课堂上说明书中故事与原本中国故事的差异，学生很感兴趣。我第一篇华美文学论文是汤亭亭与席尔柯（Leslie Marmon Silko）的比较研究：两人都来自美国弱势族裔，一位是华裔，一位是原住民，都是女作家，也都很重视说故事，记录世代之间的事，有如家族传奇（family saga）。这与我在当地的游学经验密切相关。我在厄湾时常逛大学的校园书店，发现席尔柯的《说故事者》（Storyteller）很奇特，不仅掺杂了不同文类，还有照片，照片没有图说，目录放在书末，和一般英文书迥然不同，读来特别怪异有趣。我觉得《女勇士》与《说故事者》一方面很传统，尤其重视各自族裔的说故事的传统，另一方面在表现时又很后现代，而且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值得深入探讨，回国后就趁着欧美所举办学术研讨会，写出了我个人第一篇亚美文学的论文《说故事与弱势自我之建构——论汤婷婷（亭亭）与席尔柯的故事》，其实严格说来只有半篇。当时厄湾没有亚美文学的课，所以我上的都是典律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课。对美国原住民文学感兴趣，近因是在厄湾时自己读了席尔柯的创作和克鲁帕特的论述《边缘的声音》（Arnold Krupat， The Voice in the Margin），远因则是我在台大硕士班时翻译、出版了布朗的美洲原住民历史名著《魂断伤膝河》（Dee Brown， 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所以我第一篇相关文章是美国华裔与原住民文学的比较研究，从此踏上亚美文学研究之路。
吴：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是以中文撰写吗？
单：是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与亚美文学在台湾的建制有关，是因为宣读于1991年10月初的第三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那是美国文化研究所该年8月易名为欧美研究所之后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会议语言为中文，全文经修订、审查后收入1993年出版的《第三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选集：文学篇》，那是在欧美所举办的第一届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之前两年。
二、欧美研究所的耕耘
吴：请谈谈亚美文学在台湾的建制化上欧美所扮演的角色。
单：公认亚美文学或华美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欧美所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和台湾的学术建制非常有关。“中央研究院”直属于“总统府”，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引领、提倡学术风气，跟其他大学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举办会议时欢迎有兴趣的学者和研究生参加。开研讨会时，所内相关研究人员要提论文，也对外邀稿或征稿。一般大学有时可能因为经费上的考虑，不太敢积极规划、推动一些活动。中研院的经费相对充裕，加上学术定位与专业服务的考虑，藉由举办会议邀集论文，提供国内、外学者交流的平台，再出版经修订、审查通过的论文，分享研究心得。这是欧美所的标准作业模式，亚美文学与文化研究也不例外。
吴：这影响很大。
单：确实影响很大，若没有这些会议，就无法邀集学者专家共同讨论，促进交流，引发兴趣，带动风潮。而且我们举办亚美文学与文化研究研讨会时很注重研究生的参与，因为他们是未来希望之所在。
吴：基本上是扮演推广的角色？
单：的确如此。因为中研院基本上不开授课程，所以利用研讨会与学界多多交流。因此，我们除了自己撰稿、展示研究成果之外，也邀请学者专家与会，并且对外征稿。
吴：从你在美国开始接触华美文学，到回台湾之后推动华美文学研究，这之间的转折点与动机是什么？
单：其实不只欧美所，整个中研院都在思索如何做出具有特色的研究。欧美所是多学科的研究所，1990年代上半叶投入亚美文学研究的有三位研究人员：李有成、何文敬和我。李先生和我的训练是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犹太裔美国文学，博士论文中专章讨论非裔美国文学，是国内相关领域的开拓者。何先生的训练是美国文学，在美国攻读博士时就写过一篇论文比较汤亭亭与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发表在本所的《美国研究》季刊（后来易名为《欧美研究》）。我则对于美国文学典律的形成以及文学史的书写与重写很感兴趣。因此，我们在思索要如何建立研究特色、培养国际竞争力、提升可见度时，族裔文学是一个大方向，华美文学则是比较方便着手之处。至于明确的开始时间，我也不太确定。当时的国际学术氛围正值美国文学典律的解构与重建的阶段，我们在台湾当然可以继续做主流作家研究，像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李先生的硕士论文研究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何先生的博士论文研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但这些研究置于国际学术版图是不是具有特色与竞争力？我们要如何找到自己的利基（niche），运用特有的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本来凸显自己的特色？于是我们决定锁定华美文学。那应该是1990年代初，因为我1990年自美返台，第一次华美文学会议是……
吴：……1993年。
单：我漏掉了1992年相当关键的一些事。1992年夏天，我在两个月之内跑了美国五个地方，先是到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旧地重游，接洽一些知名学者访台事宜，再到斯坦福大学的国际会议宣读论文，然后到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参加六周的批评与理论学院（The 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文化研究组，接着走访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我第一站走访的重点是位于厄湾校区的加州大学人文研究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当时艾略特（Emory Elliott）和张敬珏（King-Kok Cheung）都是那里的研究员，许多人应邀前来演讲，包括出版第一本亚美文学专书的韩裔美国学者金惠经（Elaine Kim）。我当时的研究主题是美国文学史，特地与艾略特及来访的柏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进行访谈——前者主编的《哥伦比亚版美国文学史》（Colo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于1988年出版，是四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文学史著作之一，后者主编一套八册的《新剑桥版美国文学史》（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也进行了一些年。艾略特主编的美国文学史收录了金惠经的一章，那是亚美文学第一次以专章的形式进入主流的美国文学史。我跟张敬珏见过几次面，谈话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因为当时欧美所已经决定要发展华美文学，并筹备第一届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于是趁机当面邀请她与会，那也就是为什么出席第一届会议的外国学者是她。因此，欧美所决定发展这个领域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990年8月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到1992年6月之间，很可能是1991年。
本所的文学会议大多由李先生提出主题，大家一块商量，因为他的视野广阔，很有远见。第一次的会议主题为“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Cultural Identity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那是弱势族裔一向关切的议题。后现代主义不谈属性，因为欧美白人的主体性早已稳固，所以可以大谈后现代、解构。但是弱势族裔的主体性都还没真正建立，如何奢言解构？因此第一届华裔美国文学会议决定以文化属性为主题。会议于1993年举办，论文集于第二年出版。除了宣读论文之外，那时候我也在思考在台湾要如何推广相关研究，所以会有陆续的访谈，在亚美文学方面，我最早访谈的就是张敬珏。她出身香港，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博士论文是有关英国中世纪文学，她是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学生，但到洛杉矶校区任教时，校方要求她授课的重点之一是亚美文学，于是她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她和与仪（Stan Yogi）于1988年合编、出版的《亚美文学书目提要》（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是亚美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为了配合会议和张敬珏来访，我和当时《中外文学》月刊廖咸浩总编辑商量，安排那篇访谈在她来访当月刊出，让台湾学者在她来之前就能了解她的一些想法以及相关研究的最新发展，以利会场的讨论。张敬珏的参与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强化了台湾学界与亚美学界的联系，也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数据，比方说，汤亭亭的母亲的名字“Brave Orchid”以往译为“勇兰”，但她在会场讨论时指出其实是“英兰”，果然更像中国女子的名字。如果不是她提出，中文世界很可能继续以讹传讹。这篇访谈后来也收入我与何文敬先生合编的论文集《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作为历史纪录。
论文集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书目。为了更有效推广华美文学研究，我考虑到1948年史毕乐主编的《美国文学史》（Robert E. Spiller，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的书目发挥了很大的指引作用，张敬珏和与仪合编的《亚美文学书目提要》在学科建立上也发挥了奠基的功能。因此，我决定汇编台湾的华美文学研究书目提要，让学者和一般读者了解台湾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况，于是在助理协助下整理书目，我亲自撰写每一个条目。虽然不免有遗漏，尤其是比较早期的数据，如谭雅伦（Marlon Hom）的中文论文，但至少提供了截至当时的基本书目提要，内容包括了中文论文、英文论文与学位论文。此外，我们做了索引，除了方便检索，另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把中英文的名词翻译定下来，供读者参考与引用。又顾及会议召开时有些人无法提到其论文，以及各场次讨论时间有限，无法让与会者畅所欲言，所以最后一个场次安排了座谈，趁大家对于议题感受与记忆深刻之际交换意见与心得，引言人包括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存武先生，他多年从事海外华人研究，外文学门的学者有陈长房、廖咸浩、林茂竹。座谈会的纪录也纳入书中。总之，《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这本书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和心血，出版之后成为华文世界第一本华美文学研究的专书。大陆学者曾多次于公开和私下场合坦承受益于台湾的华美文学研究，对欧美所相关出版品有所引用。
吴：当初举办华美文学研讨会有设定目标吗？例如推向国际舞台？
单：有。本所以往举办的会议几乎都是台湾学者参与，但我们希望华美文学会议能扩大影响，并逐步进军国际。像张敬珏以往都是以英文发表论文，但她懂中文，她的会议论文固然以英文发表，但讨论时部分使用中文，那篇论文后来由我译成中文收录于论文集。这种安排不仅让她重回亚洲，在中文世界发挥影响，也让台湾学界透过她得以与国际接轨。
吴：接着请谈谈1995年4月举办的第二次会议。
单：会议主题主要还是李先生订定，大家商量：既然第一次会议谈文化属性，第二次就谈再现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因为讨论弱势族裔时常常涉及“再现”的问题，而再现本身绝不单纯，经常涉及各种权力的拉扯和竞争。那一年我到美国东岸担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虽然无法出席会议，但协助联系美国学者林英敏（Amy Lin）。林英敏是冯品佳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我并没见过她，不记得是不是张敬珏提供她的联系信息，我不但联系上她，获得她首肯与会，并且透过她得知汤亭亭要来台湾。其实1994年我到哈佛不久，在波士顿看改编、合并她《女勇士》与《金山勇士》（China Men）两部作品的舞台剧《女勇士》，主角之一是饰演汤父的王洛勇（Wong Luoyong）。结束后我和很多观众排队一一跟她谈话。我向她自我介绍是台湾学者，互相留下联络方式，接着就透过书信与她进行访谈。有意思的是，我一次列出几十道问题，她一次却连问带答只写一页，前后几次才答完。访谈稿在她来台之前先摘录于《联合报》副刊，再转载于《世界日报》，作为会议的暖身与文宣。我从林英敏那里得知汤亭亭要配合一行禅师（ThichNhatHanh）的首次访台行程，立即与李先生联络，会议日期配合延后。那次会议我写了论文请李先生代为宣读。林英敏发表的英文论文后来由我译成中文纳入论文集。汤亭亭则在会场朗诵即将出版的《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作家在会议上朗诵作品在国外很常见，在台湾却极罕见。开会时，第一届会议的论文集也陈列在会场，供与会者参考。
吴：第二次会议论文的形态跟第一次很不一样。
单：第二次会议的内容比较多样化，不像第一次有很大的比例不约而同集中于汤亭亭。我在第二次会议讨论的是麦礼谦、杨碧芳、林小琴三人合编的《埃仑诗集》（Him Mark Lai， Judy Yung， and Genny Lim，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好像还是前两年走访斯坦福大学校园书店买的，同时买的有陈国维编辑与评述的《简德的旧金山老华埠摄影集》（John Kuo Wei Tchen， Genthes Photographs of San Franciscos Old Chinatown）。我在哈佛那一年每学期都旁听五六门课，唯一一门亚美文学的课程在大学部，授课的是一位年轻亚裔女老师，却不知为何婉拒我旁听。中英对照的《埃仑诗集》既符合我的比较文学背景，也符合我对美国文学史的兴趣，于是我在上学期末先用英文写出论文，当作期末报告交给一些教授，其中格林布拉特、索乐思和桑嫫（Werner Sollors， Doris Sommer）等人鼓励有加，也提供了一些意见。后来我改写成中文时，主要论点相同，但以母语写来更挥洒自如，比英文版仔细得多，篇幅也多了好几倍。
吴：台湾的华美文学研究很少讨论诗。
单：对。《埃仑诗集》的特色是原本以中文书写、铭刻在旧金山外海天使岛的华人拘留营板壁上，湮没了几十年，经人发现并抢救下来之后，翻译成英文，文学作品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呈现，并配合旧照片和口述历史，是华美文学与亚美历史的重要史料。为了写这篇论文，我写信请教麦礼谦，承蒙他热心回复，坦诚相告。当时哈佛的亚美文学资料欠缺，所以我回台前特地取道美国西岸，在旧金山停留一周，刻意住在华埠的汽车旅馆，成天在华埠走动，尽量融入当地的生活。在那一周里遇到的亚美研究专家学者比我在东岸一年遇到的还多，包括了麦礼谦夫妇、谭雅伦、王灵智（L. Ling-chi Wang）、黄秀玲（Sau-ling Cgnthia Wong）等人。我还透过当时在哈佛的尹晓煌（Xiaohuang Yin）博士介绍，联络上黄玉雪（Jade Snow Wong），到她经营的旅行社访谈了这位前辈华美作家，并且亲赴天使岛，遇到以往拘留该地的人与太太在那里已当了几千小时的义工。总之，这一周让我更体会到亚美人士的历史与现况。这篇论文穿梭于英文与中文之间，花了很多工夫，是我写得最长、最喜欢、也最投入个人感情的文章，后来因为这篇论文首度获得国科会杰出研究奖。
吴：1997年4月举行的《创造传统：第三届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主题也是李先生订的？
单：是的，再次由他提议，大家商量。
吴：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并没有比照之前的方式出版论文集，而是投稿《欧美研究》，能不能约略说明当时的情况？
单：这多少反映了当时台湾的学术建制与风气。那时在国科会主导下有一个趋势，认为期刊论文的学术价值与贡献高于专书，这基本上是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一部分社会科学的看法、甚至偏见。既然形势如此，我们就顺势而为，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即使是专书论文，在欧美所出版也要依循与期刊论文同样的作业程序与学术要求，而这次投稿与送审的情况不如预期。换言之，会议论文是一回事，出版为专书或期刊论文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出版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与精神修改，送审，必要时响应。综合以上原因，最后是由《欧美研究》出版专号，由我写序，作者之一是应邀与会的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教授。
吴：1999年欧美所举办了“重绘华美图志：华裔美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Remapping Chinese Americ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为什么这次也没有出专书？
单：前三次是本地会议，大会语言是中文。到了千禧年之前，我们觉得台湾这些年来华美文学的耕耘已有一定的成绩，前几次参加会议的国外学者也都相当肯定我们的成果，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是向国际发声、进一步与国际对话的时候了，就拟定会议主题，以英文为大会语言。那时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暨社会学系进行一年研究访问，再次把论文寄回来，由李先生帮我宣读。
吴：当时为什么没有把会议论文集结出书？因为这是向外发声的关键会议，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单：因为后来论文汇整的情形不是那么顺利。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论文修订后送审，审查通过后出版专书。的确，以那个时间点来说，在台湾出版这么一本英文专书应该是很好的，却事与愿违。接下来几次的会议就扩大到亚裔英美国文学，这也是李先生的主意，有意纳入亚裔英国文学，但也没有出版专书。其实，草率地出一本书并不是那么困难，但要出版一本质量符合学术标准的专书则需要很繁复的作业，费时费力。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出版高质量的学术专书，但当时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未能完全配合，所以未能达到那个目标。
三、研究语境的角力
吴：这几次的会议语言从原先的中文转变到后来的英文，以中文开会就某个意义来说是作为暖身之用吗？
单：可以这么说。
吴：原先并不是以中文诠释华裔美国文学作为长远发展的方向吗？根据我搜集到的资料，刚开始推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时，中文论文占大多数，但在1998和1999年，也就是举行华美文学国际会议之前，中文论文的数量突然变少，但到了2000年又增加了。这中间的断层是不是跟当时推动研究语境转向英文有关？
单：这我倒没有特别的印象，会不会是巧合？会不会那几年刚好没有中文的华美文学会议？会不会跟升等有关？因为外文学门的升等评量主要是外文的期刊论文或专书。不过这也牵涉到外文学门到底要用中文还是外文来撰写论文。我在台大外文研究所的老师朱立民教授的英文很好，但他鼓励我国学者多用中文写论文，因为他在台大担任文学院院长时，看到许多外文系的学者写了外文论文发表和升等之后，那些论文从此束之高阁，无人闻问。他觉得这些学者花了那么多时间做研究、写论文，心血结晶却未能广为分享，实在可惜。外文系学者如果能多多以中文发表论文，不只外文学门的师生可以看，中文学门的师生可以看，作家、文创者、文艺青年、社会人士也都可以看，可能得到一些知识、养分和刺激，充实我国和华文世界的文化资本。这就是朱老师鼓励外文学者多用中文写论文的动机，《中外文学》也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后来外文学者会有那么多的中文论文出版，跟他当年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
吴：中文论文在升等时不算数吗？
单：这要看各校的规定，基本上外文学门升等时一定要有外文撰写的论述或代表作。其实，外文撰写的论文未必就高出一等。以我自己为例，讨论天使岛那篇文章一开始是在哈佛上课时写的英文稿，后来收录于薛尔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巴别塔》（Marc Shell， American Babel： Litera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bnaki to Zuni， 2002），但碍于专书论文的字数限制，未能写得详尽。至于中文版最初是为了欧美所的会议，由于会议语言是中文，所以我在改写时希望写得更细腻些，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毕竟中文是母语，容易挥洒，而且天使岛诗歌原先便以中文书写。该文修订后送审，两位匿名审查人提供了一些意见，其中一位甚至建议我到天使岛实地考察，于是我在旧金山那一周特地走访。全文我一改再改，纳入审查人以及其他文学同仁的意见，后来正式出版时超过三万字，是到目前为止我写得最长、最过瘾的一篇论文，比英文版丰富得多。因此，不要迷信英文，在中文语境下写作可能反而比在英语语境下来得突出、详尽。但不容否认的是，英文论文的国际可见度比较高。我记得有一年欧美所评鉴，评鉴委员指出我们的华美文学研究成绩斐然，但国际知名度未能充分反映，影响大抵限于中文读者，虽然也包含了国外的中文读者，但依然有限，因此建议我们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改写成英文发表。然而由于改写的过程很累，再加上陆续有新的研究计划，所以这方面能做的并不是很多。不过我自认为比较重要的议题还是会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分别用中、英文撰写。国科会外文学门针对学门特色，鼓励学者多向国际发展，中、外文论文分别投稿只要注明，就不算一稿两投，因为设定的读者群不同。
吴：当初建制这个研究领域是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英文语境很重要，中文扮演暖场的角色，但现在回顾会发现中文在华美文学的知识生产上占了很重的份量，你认为以后要如何发展呢？
单：大哉问！而且其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单单“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这个词译成中文时都有很多的考虑。欧美所的会议和出版的两本专书都翻译成“华裔美国文学”，基本上是遵循美国学界的认定以及美国文学的发展，也就是以“Chinese”来形容“American literature”，主要对象是在美国用英文创作的华裔作家的作品，属于美国文学中特定族裔的文学。但张敬珏主编的《族裔间的亚美文学研究》（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中“华美文学”那章的作者黄秀玲在文章结尾时，也纳入在美国以中文撰写的文学作品，包括了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张系国等人的作品。也就是说，她已经不把“Chinese”只当成族裔的形容词，也纳入了语文的面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翻译“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时不再用“华裔美国文学”，而改用“华美文学”，为的是要保留那种暧昧与多义。
吴：也就是不将“Chinese”一词限定于对族裔的指涉？
单：对。“华美文学”基本上是美国文学，但此处的“华”可以是“华裔”，也可以是“华文”。台湾的华美文学研究主要是在外文学门，因为原先阅读的是英文作品，即使这些作品译成中文，中文系很少做这方面的研究，台文系也不太碰这一块，反而是大陆在这方面的兴趣比较大。记得2005年我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林涧主办的会议，从会议的英文名称就可看出把华文与英文作品一块讨论的意图，大会语言是中英并用，并安排实时口译，那是我参加过的相关会议中唯一以中英双语进行的会议。①2009年我去北京参加会议，宣读的论文中、英文都有，但与会者大多出身于外文系，②不像上海复旦大学的会议，与会者除了英文系和中文系的学者之外，还有王安忆等作家。
至于在台湾，坦白说我很难预测未来的走向，因为英文作品研究属于外文系的领域，但如果华文文学兴起的话，不只是外文系可以来研究，更可能是由中文系来研究，如聂华苓、严歌苓的作品，哈金的中译作品等。现在出现华文热，所以华文系所跟着“夯”起来，像东华大学就设立了华文系，但该校原先已有外文系，因此像聂华苓、严歌苓和哈金的研究可能在外文系，也可能在华文系，相当多元，这会是很有趣的发展。然而华文系的发展又与中文系、台文系多少有所区隔，基本上是一个较具全球性的（global）研究。
吴：类似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单：对。是以华文的角度来观察与研究，像王德威、史书美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或专书，甚至举办过这方面的会议。比方说，2007年我参加王德威在哈佛举办的会议，③会后史书美也编了论文集，要把我那篇天使岛论文的英文版放在华文文学的脉络下，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新视角。从他们的论述可以看出，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其实与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的概念有关，但英语语系、法语语系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密切有关，而华语语系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它的背景比较是历史的、文化的，而不是军事的、政治的；第二，华人离散族群属于弱势，早期许多是在中国政治纷乱、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出外谋生的华人，甚至有些是被当成猪仔卖出去的。另外，华语语系又与华人离散（Chinese diaspora）、海外华人研究连在一块，加上华文热、中国崛起——不管是被当成和平崛起还是威胁……总之，情况非常复杂，未来发展实在难以预测。
四、亚美文学研究的定位
吴：黄秀玲曾提出华美研究的发展要注意的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与其他研究的结合，例如亚太研究。
单：区域研究？
吴：对。她谈到这类讨论要小心，不要忽略当初亚美研究或华美研究的历史脉络。
单：对，她提到过。我与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亚美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梁志英（Russell Leong）和中西（Don Nakanishi）合作进行《亚美学刊》（Amerasia Journal）四十年精选集的翻译计划，特别感受到这一点。刚开始时，美国的弱势族裔学术研究与社会运动密切结合，现在看来仿佛建制化得太成功了，以致偏向学术研究，而社会运动这部分相对减少了。然而《亚美学刊》希望能维持学术与社会/小区的相关性。黄秀玲的看法是很好的提醒──注重脉络，勿忘初衷。另一方面，对同一个文本或事情，学者可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把它再脉络化，读出不同的意义，这种情况在文学史或文化史上屡见不鲜。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记得它的脉络、初衷、意义、效应、教训，另一方面可以因应不同的时空因素，试着把它放在不同的脉络，发展出新意，就好像应用不同的理论和角度，会产生不同的意义、甚或洞见。也许有些论述比较受到欢迎，有些比较冷门，但不同的论述则足以显示其多样性。
吴：从不同的立场来考虑？
单：对。像有些作家或现象可以从华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亚美文学、区域研究、华文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华人离散、跨国主义、全球化、历史学、社会学……许多不同的角度切入。黄秀玲的提醒固然重要，但在这个提醒之下还是可以发掘不同的可能性，我想这个弹性不只应该维持，而且可以扩大。
吴：在台湾有没有可能把亚美文学的课程发展成亚美研究学程呢？像是女性学程就横跨了中文系、外文系、人社系、历史系等。
单：你认为在台湾开设亚美研究学程的条件成熟了吗？以《亚美学刊》翻译计划为例，那个计划要把该刊四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翻译成外文，首先选定的语境就是中文，因为华美研究是亚美研究的大宗，而华文世界这些年来在这方面也有相当的研究成果。他们找的合作对象是台湾学者而不是大陆学者，一方面希望避免政治因素干扰学术，影响到呈现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台湾的相关研究比较成熟。原先的计划分成两部分，上册为历史与文化，下册为文学。我建议把文学放在上册，因为台湾的亚美研究九成以上集中于文学，而且学者几乎全是英文系出身。我在组织翻译团队时，可说是找不到其他学门的译者，因为台湾的学术社群原本就不大，从事亚美研究的非外文系学者更是屈指可数。如果要在整个华文世界组织一个翻译团队都会遭遇这样的困难，要在一所学校开设跨系的学程难度就更高了。因此，将亚美文学的课程发展成亚美研究学程，我当然乐观其成，但仍须看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
吴：你有一篇文章《想象故国：试论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收录在《四十年来中国文学（1949-1993）》。我觉得这个摆放的位置很有趣，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
单：那是联合报系主办的会议，我那篇文章讨论的是几位华美作家的文本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出书后王德威先生送了一本给夏志清先生，据他转述，夏先生对那篇文章有些好评。那次会议在圆山大饭店举行，有不少国内外学者专家参加，还特地邀请了一些大陆作家，包括王蒙在内，据说是空前的盛会，晚宴时我坐在张系国先生旁边。但我只是应邀写论文，不清楚会议筹划的细节。
吴：那本论文集的主题是世界华文文学，而你的文章收于附录。
单：由这点就可看出这篇文章尴尬之处——主办单位认为应该纳入华美文学，但又不知道该摆在哪里，于是放在附录。在“中国文学”的会议上宣读华美文学的论文，讨论的是英文作品里的中国形象，确实有些暧昧和格格不入，称得上是异例（anomaly），但也可由此看出不同的框架与脉络可能具有不同的效应。
吴：如果这么暧昧不明，我很好奇当初邀稿的目的是什么？
单：我不记得邀请函的内容，大致是想营造兼容并蓄、无所不包的气氛与印象吧。我之所以会讨论中国形象，主要是从形象学（imagology）的角度，这是比较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属于我的专业训练。大陆学者好像对这一篇的反应还不错。
吴：为什么？
单：大概因为他们对攸关中国形象的文章特别感兴趣吧。
吴：你当初写这篇文章有没有因为要参加中国文学的研讨会而特别留意什么？还是跟平常写作一样？
单：就跟平常写论文一样，只有学术的要求与考虑，没有其他因素。当然，题目的发想会配合会议主题，那个题目是我在英美文学或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上不太会考虑的，因为在那个脉络下多少显得比较传统，但在“四十年来中国文学”这类研讨会上反而是异例，有其意义，所以放在那个脉络下还满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华裔美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到底有什么关系？越界的事情总是多少令人匪夷所思，可以激荡不同人的思考与想象。
吴：你在著作中提到台湾特有的利基，希望透过华美文学的讨论能发展出特别的发言位置。能不能多谈一点？
单：你觉得我们的利基是什么？为什么在英美文学中，你会对亚美文学感兴趣？又为什么在亚美文学中，你会对华美文学感兴趣？
吴：我个人觉得相较于传统西方文学，亚美文学或华美文学与我们的距离好像比较近，因为自己是亚洲人，去读亚洲人到美国发生的事情。但是提及阅读华美文学时的特殊位置，我好奇的是这种独特性到底是什么？要如何发展？
单：我想独特性至少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双语的特色与翻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天使岛的诗歌原先以中文书写，后来翻成英文，成为亚美文学的奠基文本之一。比较晚近的像是哈金的作品以英文书写，翻译成中文，其中有些还是哈金与人合译、甚至自译，这算不算华文文学？算不算中国文学？就中国翻译史的角度来看，佛经透过翻译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那么翻译，不管是自译或他译，只要译成中文就是华文的一部分。译本如果在中国或台湾出版，算不算中国文学或台湾文学？另一方面是从文化与历史的观点来看，从冷战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甚至到现在，台湾都还宣称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维护者、发扬者，身为其中一员的我们要如何看待华美文学与文化？如果眼光扩大一点就会发现，日本学者对日美文学特别感兴趣，韩国学者对韩美文学特别感兴趣。就某个意义而言，这就是利基的问题。当你读某一个属于自己族裔的文本时，有一种相对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也许是幻觉，自认在某方面有利基，但这利基是不是幻觉也很难讲。不过，有一点是可以印证的，根据我和冯品佳做过有关美国族裔文学的数据调查，台湾的美国族裔文学研究在1970年代以犹太裔美国文学较受瞩目，1980年代先是非裔美国文学兴起，接着是华裔美国文学急起直追，1990年代起华美文学遥遥领先，尤其是举办华美文学会议的那几年，统计数字就会飙高。台湾的亚美文学博士论文很少，但硕士论文的数目很可观。因此，所谓的亲切感或利基可能并不只是想象；即使是想象，也产生了可观的结果，那些书目与统计数字就是明证。
吴：你认为以中文来发表华美文学的论文会是台湾的利基吗？
单：这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首先，读者群就与英文的读者群不一样，虽说用中文写的论文质量不见得就不如英文的。如果有人愿意投入，认真耕耘，时间久了自然会有一些成绩。然而，中文并不是台湾的专利，台湾学者在亚美文学研究固然占了先机，比大陆早了大约十年，但大陆的学术人口更多，以中文写论文的人数多得多，所以台湾学者必须以质取胜。但因为一些原因，台湾以中文为主的亚美文学会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举办了。
吴：为什么？
单：因为我们希望朝国际发展，把规模扩大，所以最近几次欧美所举办的是以英文为主的亚裔英美文学国际研讨会。举办会议固然重要，但人文学门要有比较广大、长远的影响还是必须出版专书。在相关研究方面，欧美所算是开风气之先，尤其是华美文学在华文世界起步时，出版专书确实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影响的范围不只是台湾和中国大陆，也包括了北美和东南亚，像大陆留学新加坡的高璐在课堂上读了我的《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之后，写了一篇评论登在《当代》，④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事。另外像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创办人吴冰老师与我联系，邀请我去演讲，我就把研究资料赠送给他们的中心，让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学生可以借阅，藉此促进知识的传播与交流。回顾起来，在亚美文学研究方面，台湾确实在关键的时刻做了关键的事，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且发挥了关键的影响。
吴：台湾从1990年代推动华美文学至今，就学术生产来看，只有你出版专书，另外冯品佳老师编的《世界英文文学》中有部分提到，似乎没有其他学者出版华美或亚美文学的专书？
单：到目前为止，我针对华美文学与亚美文学在台湾出版了两本书和一本访谈集，也就是《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麦田，2000）、《越界与创新：亚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允晨文化，2008）和《与智者为伍：亚美文学与文化名家访谈录》（允晨文化，2009）。对我来说，读书是很快乐的事，但写论文和作访谈就很辛苦了，不过看到白纸黑字的成果，多少有些成就感——至少是劳动之后的成就感。我有些文章酝酿多年，不敢轻率下笔，就是因为太喜欢那位作家或那部作品，希望写出来的文章能对得起那作家或作品。我有些文章是根据自己熟悉的题材，配合不同的会议和场合而写；有些是我觉得有趣、想要探讨的议题，原先只是模糊的概念，借着写文章来为自己厘清。《铭刻与再现》和《越界与创新》收录的文章性质相当歧异，但都是我感兴趣和关心的议题。有些年我也在国内几所大学的研究所教华美文学或亚美文学，手边有资料，又遇到会议，就把握机会写论文，把自己的想法整理出来，和与会的学者讨论，送审时更是一个反思和答辩的机会，多年下来累积了一些文章，主题集中于华美文学和亚美文学，出版社也有兴趣，于是就出书，这其实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做研究要另起炉灶是很困难的事，如果炉灶已经起好了，炉灶上的锅子也已经烧热了，不妨就趁着热锅多试试几种不同的菜，可以省不少事。
阅读文本是很快乐的事，更是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基本功。我深切感受到文学研究不限于阅读文学文本，也与历史、文化有关，与文学史、文学选集有关，所以我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并探讨。再次以讨论《埃仑诗集》那篇文章为例，当时宋美璍教授邀请张汉良老师主持的国科会整合型计划探讨的是文本性（textuality）的议题，张老师邀我参加计划时，我就想到天使岛的诗涉及文本性、版本学与再现的问题。这些原本是刻在天使岛拘留营板墙上的中文诗；数十年后出版中英对照的文本，还附上注释、照片和访问纪录，三位编译者都是当年经过天使岛进入美国的华人的后裔，因此《埃仑诗集》成为华美文学与亚美文学的历史性文本；其中十多首诗的英译又被劳特（Paul Lauter）收入他主编的《希斯美国文学选集》（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进入具有典律意义的美国文学选集和美国文学史。原本我就觉得这整个过程非常复杂、有趣，而且很有意义，而张老师主持的整合型计划更可强化版本与文本性的关系，便利用游学哈佛的机缘写出那篇论文，一改再改，终能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出版。我对那篇文章很有感觉。
吴：我读这篇文章时也觉得它跟我平常读到的学术论文不太一样，对分析对象的情感连结比一般学术论文来得强烈。一般学术论文比较是在分析特定的研究对象，少了一种情感上或文化上的共鸣和联结关系。
单：情感上、文化上、还有历史上的联结。那段历史原本我并不清楚，但阅读了三位编辑费心编译的《埃仑诗集》，一方面得以弥补自己相关历史知识的欠缺，另一方面也觉得愤慨与感动——愤慨于早期华人移民所遭逢的不公与苦难，也感动于当代华人知识分子恢复先人历史的努力。然而我也有一些疑问，于是写信请教编译者之一的麦礼谦，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集分成前后两部分，而且两部分的诗作质量有些差距。他回信表示，原先的计划是出版一本文学选集，所以挑出一些文学质量较好的作品，后来觉得好不容易搜集到这些资料，若不一块出版很可能就此湮没无闻，不为世人所知，于是分成两部分。若不是他坦诚相告，外人是无法知悉这些细节和缘由的。
先前曾提到，论文送审时，一位审查人建议我实地造访天使岛，后来我不但去了，这些年还去过三趟，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另一位审查人说我的中文为什么写得那么像英文？照理说我多年从事翻译，很留意文字的呈现，怎么自己写的中文会让人觉得像我不以为然的“译文体”，我想很可能是因为那篇文章最初的版本是在哈佛游学时用英文写的。我把论文拿给我太太看，她曾在杂志社担任编辑，她看了也认为那篇中文论文的确写得有些像英文，所以我把论文搁了一段时间，前前后后改了好多遍。自己的文章往往会有一些盲点是自己察觉不到的，藉由审查协助发现，或是搁一段时间后再改，至少在文字上可以改进一些。总之，研究和翻译一样，总是存在着改进的空间。
华美文学在台湾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观察到其中的一些特色和局限，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越界与创新》中提出一些反省。当一个领域发展到某个阶段，累积了一定的成果，就需要加以反思、甚至批判，这才是学术成熟的表现。当我在讲台湾研究亚美文学太集中于华美文学时，是不是同时也成为自己批评的对象？我是不是应该越界？是不是应该创新？又该如何越界？如何创新？晚近我愈来愈觉得写学术论文很辛苦，因为时间、精神、体力愈来愈有限。而时间、精神、体力就是生命，我必须把生命用在自己真正有感触、真正关切的议题上，而不只是做一些知识操演（intellectual exercise）。所以我现在写的东西都是我真正喜欢、跟生命有关、自认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那些是以我有限的时间、精神、体力换取的。
至于访谈集《与智者为伍》的出版，主要因为我在2005年到2006年由国科会和富布莱特基金会奖助到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研究访问一年，趁机与该校的亚美研究学者——华裔的黄秀玲、日裔的高木罗讷（Ronald Takaki）、韩裔的金惠经——进行访谈，前两位我还上过他们一整学期的课，作为访谈的前置作业的一部分。这些加上先前发表过的与梁志英、哈金、劳特的访谈，还有未发表的陈国维的访谈，足够一本书的份量。书名本来要仿效我先前几本书那种“××与××”的方式，后来把序言《与智者为伍》交给出版社时，出版社觉得以这作为书名比较吸引人，我就遵照出版社的意见。这本书封面的两只手的设计概念是我提出的。我的研究室里挂了一幅米开兰基罗的《创造亚当》，其中上帝与亚当的手指很接近，但没有接触到。我觉得外文学者、译者或双语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连接上分隔的两端，使其得以跨越、沟通和交流。先前撰写教育部学术奖得奖感言，我在结尾时特别引用李达三（John Deeney）老师在1977年我硕士班一年级最后一堂课所引述的埃及学者的一句话：“既然你要当一座桥梁，就得忍受被重重践踏。”于是我想出这篇文章的标题——“伏首为桥”，结合了李老师引述的话与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外文学者就是连接两端的那座桥，不仅要认分，更希望能乐在其中、甘之如饴。
五、访谈与翻译
吴：你做过很多访谈，甚至可说是你研究的特色，能不能分享一些看法与经验？
单：我觉得访谈很好玩，但也很费工夫。事先要仔细阅读数据，设想题目以及题目之间的联结，现场要临机应变，事后还得誊打、编辑、校对。我访问的对象中许多是外国人，这又涉及翻译；懂中文的人看誊稿时多少也会修订。整个过程很冗长，也很累人，而且因为涉及对方，所以不像写论文般有完全的主控权，因此有誊打、翻译和修订经验的人大概都会承认其中有相当程度的“自虐”。但访谈也有很大的乐趣，可以向心仪的作家和学者当面请教，甚至追问、挖掘一些事情。因此，访谈既是自得其乐，也是自得其“虐”，苦乐都有，但后来看到成果时，苦与虐几乎都忘了，化为独特的回忆。以一个读者的观点来看，你觉得访谈如何？
吴：我觉得透过访谈能了解受访者的立场和想法，透过作者的访谈可以发现学术批评与作者的本意或立场常常并不是那么直接相关，这样的落差很有趣。你认为访谈的学术价值如何？
单：第一，访谈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阅读很多资料，因此是具有强烈动机、很特别的学习经验。第二，访谈时借着提问可以挖掘出很多东西，甚至受访者埋藏记忆深处的一些事情可以透过访谈而再现，有时甚至令受访者本人都觉得意外。第三，访谈是对话，基本上是一个大白话的文类或次文类，可透过口语的方式呈现作品中一些抽象或深奥的观念，也提供了受访者现身说法的机会。比方说，我在访问萨依德（Edward W. Said）时，询问他生涯中的不同阶段，或者不同观念之间的关系，他当场思索，串连这些东西，并用口语的方式回答。因此，访谈除了对访谈者有趣，也会刺激受访者去思考一些东西，至少萨依德自己坦陈，我问他的一些问题，刺激他去思考一些先前未曾留意的问题。另外，访谈时也可询问受访者目前在做的事、思考的议题，甚至未来的计划。比方说，我最后一次访问萨依德时，他就说自己正在整理一本有关作家和音乐家晚期风格的书，这本书于他逝世后由别人整理出版，中文版由彭淮栋翻译，出版社邀我写导读。萨依德在访谈结束前甚至透露他想写小说，但后来不了了之。因此，访谈既有亲近感（intimacy），也有临即感（immediacy），甚至有过去性与未来性。
至于访谈的学术性，我心中自有分寸与评价。比方说，我第一个访谈对象是王文兴老师，那是1980年代初为了自己一篇国际会议论文，但我很清楚对学术社群和一般读者来说，那篇效法《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的访谈会比我自己的论文有价值得多，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因为认真的访问多少会挖出一些东西，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参考资料。以我的学术专业与访谈经验，我高度肯定访谈的价值，否则不会多年乐此不疲——或者该说，虽疲但仍乐于此。但它有没有一般公认的学术性？以《与智者为伍》为例，出版社很喜欢这本访谈集，出版后要向国科会人文中心申请奖助。先前《越界与创新》得到人文中心的出版奖助我不会觉得奇怪，因为那是一本论文集，但要以《与智者为伍》这本访谈集去申请，我心里有些怀疑。我不是怀疑这本书的价值，而是好奇这本书送到国科会的机制里会不会被认为学术性不足？然而我还是感谢并尊重出版社这项决定。这本书后来得到奖助，我一方面很替出版社高兴，因为那笔奖助对出版社不无小补，并且可以鼓励他们将来多出一些学术书籍，另一方面很高兴这本书能得到学术认可，尤其是得到主掌台湾学术发展的国科会的肯定。我很感谢出版社的热心与努力尝试，藉此提升大家对访谈录的重视，也让大家对“学术性”有更宽广的看法，不仅限于学术论述。
吴：那翻译呢？翻译一直以来也不被认为是正式的学术作品。
单：1994年我在中研院申请升等为研究员时，翻译的东西根本不敢列，连作为参考著作也不敢列，唯恐由于大家对于翻译的刻版印象，不会认为你除了做研究之外还花工夫做翻译，反正可能认为你“不务正业”，如果把做翻译的时间和精神拿来做研究的话，可以生产更多的论文。其实，异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活化与繁衍的重要因素，我们在翻译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这些年来我翻译了将近二十本书，有学术性的，也有一般性的。我觉得可以举几件事来说明翻译可能具有的意义及效应。先前我参加一个读书会，有一位年轻律师跟我分享他阅读我翻译的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的心得。那本书是1997年出版的，没想到2010年还有非学术界的社会人士在读书会上讨论。有非外文系的学界人士告诉我，他在台湾读了我的译介，后来赴美国攻读学位时，外国同学们很讶异于他对萨依德的认识与掌握。我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等地访问时，也有人告诉我说读过我的翻译。有一次我上网，无意间发现一所大学的研究所入学考试国文科题目竟然引述一长段我翻译的《知识分子论》，要考生解释这段文字的意思并写下心得。这些对我都是惊喜与鼓励，觉得当初在灯下独自翻译，连读者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发现原来还是有人读你的翻译，其实未必那么孤单。
再来就是我翻译的《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依德访谈集》（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在出版的次（2006）年得到金鼎奖最佳翻译人奖。本来读起来很扎实生硬的学术性文字，透过翻译，前面加上导读，后面附上我与萨依德针对这本书的访谈、萨依德的书目提要、年表大事记，还有多次的修订、索引的勘误等，变得更有可读性，而评审们也看得出译者所花的心血，并予以肯定。新闻局颁的奖项与一般的学术界奖项不太一样，要更留意社会大众，而我那本相当学术性的翻译能得到金鼎奖，也是跨越了学术建制的另一种肯定。
至于国科会的经典译注计划《格理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花了我六年的时间，全书三十几万字，绪论就占了七万字，正文翻译有十五万字，脚注与各章之后的评语有九万字，比例高达译文的五分之三。在绪论中我把《格理弗游记》放在华文世界自1872年以来的接受史（reception history），可知这是目前为止第一本全译详注本。翻译期间我到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中国香港和大陆等地找资料，译文一改再改，除了请教授和研究生过目之外，还让就读国中和国小的儿子和外甥试读，译注更是一增再增，异常辛劳，真是毕生难得的经验。
吴：翻译是文化流动的媒介，或许可以传播亚美文学给不同领域的人，刺激不同的见解及看法，使得亚美研究更具创造力？
单：针对这个我想做一个响应，并且提出一个问题。有一年我特地向“国立编译馆”提出一个亚美文学翻译计划，共同主编是黄秀玲，计划书由我撰写，我们总共提出了十多本书的翻译计划，译者都是从事亚美文学研究的学者，但不知道是经费或其他因素，只有三本过关，连我自己要翻译的那一本都没通过，而通过的三本中有一本没译出，后来出版的只有何文敬翻译、徐忠雄原著的《天堂树》（Shawn Wong， Homebase）和张琼惠翻译、林玉玲原著的《月白的脸》（Shirley Geok-lin Lim，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我完全同意你有关藉由翻译使亚美研究更具创造力的说法，但我要问的是：翻译费时费事，往往吃力不讨好，如果有人邀你翻译，你会答应吗？
吴：在外文学门里，翻译比论文较不具“学术价值”，我们清华大学外语研究所也没有以翻译作为毕业论文的替代政策。可不可能在学术建制上改变，把翻译也列入重要的学术贡献？
单：当初教改会考虑要废除“国立编译馆”时，我们几个人去跟黄荣村谈，他当时既是教改会成员，也是国科会人文处处长，在他的支持下，化危机为转机，促成了国科会的经典译注计划，希望透过国科会的机制与背书来提升翻译与译者的地位。负责承办这项计划的魏念怡女士曾告诉我，胡耀恒老师跟她说：“现在国科会补助的这些计划，五十年后还能留下的就只有这套经典译注计划的成果。”我们写的这些论文，在国内外到底有多少人看？发挥多少影响？可能主要是对个人的学术升等、名气提升有些帮助，但真正的影响何在？值得深思。
然而，翻译是脚踏实地地引进文化资本。翻译是硬碰硬的，每一个字都要处理，不像写文章可以只引述懂的部分，不懂的部分就避而不谈。与其做些好像有所谓学术性、却可能是高来高去的论述，还不如踏实地翻译一个文本，仔细加注，出版，一本一本地累积。学术与文化不能速成，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我这些年来做翻译，花了很大的功夫处理附文本（paratexts），像是萨依德的译介便是如此，而花在《格理弗游记》的附文本的时间与心血更是多少倍于翻译正文本身。我觉得这么做更结合了学术与翻译，也可与其他国家的译本有所区别，让译本“双重脉络化”，也就是说，除了注重一个文本在原来的语言与文化脉络中的意义之外，也注重经过翻译在另一个语言与文化脉络中产生的意义。翻译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移文本，一定有得有失，因此如何进行双重脉络化是很重要的。
台湾的翻译生态很差，学者不愿意做翻译，除了学术建制不鼓励之外，再就是没什么实利可言，在学术上、经济上的“投资报酬率”很不划算，缺乏诱因，往往要靠所谓的使命感来支持。因此，国科会的经典译注计划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对身为学者和译者的我来说更是一种“奢侈”，因为一般情况下不可能除了正文以外还加上那么多的附文本，还好当时即使在研究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依然多年坚持认真从事，因为一辈子就只有那一次机会。
六、反思与期待
吴：你认为在台湾研究华美文学或亚美文学可以为台湾的学者带来什么样的省思？
单：相对于原先的经典文学或典律文学研究，台湾的华美文学或亚美文学研究本身就是反动与挑战，光是这一点在学术史上就有重大意义。另外有一件吊诡的事，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台湾在这方面做得“太好了”。有一个资深学者向我提过，把那么多资源投入华美文学或亚美文学研究到底恰不恰当？在比例上是不是过当？因为美国文学即使在美国的英语系里都还是弱势，课程数目远不如英国文学，而族裔研究或亚美研究的课程，即便在今天国外的英文系课程比例也还不是很高。但在台湾的外文学门里，根据冯品佳的统计数字可以明确看到，晚近华美文学研究所占的比例满高的——虽然正式的课程可能还不是很多。换句话说，原先的弱势文学或弱势文学研究，在台湾却因为学术建制的支持变成了强势，而且研究者的数量与声势很可能凌驾传统的经典文学。我不知道日本、韩国的情况如何，但在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去年在中国大陆就听说，他们召开全国性的美国研究学会、美国文学学会会议，有很多论文都在谈华美文学，甚至已经多到让主办单位想限制数量。不只是会议论文，期刊论文也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华文世界的学者觉得华美文学确实是利基，所以积极介入？是不是有一些梦想、甚至幻想，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会有比较大的发言权？想从自己的利基争取国际可见度？我想这些都可以从多方面来探究。
另一个省思是，幸好台湾这边及早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大陆那边现在有很多博士论文就研究华美文学或亚美文学，写了之后就出书，中文、英文都有，所以单就专书的数量来说，大陆已经远远超过台湾了。南开大学出版社有一套华美文学系列丛书，陆续出版，其中包含了我的两本书，是台湾学者唯二的书。其实，大陆学者的著作，尤其是中文论文，引用台湾学者的地方不少。像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冰老师和南京大学的张子清老师，是在大陆推动华美文学研究与翻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曾公开地说在这方面的研究台湾起步较早，相关研究对他们的帮助很大。
晚近的国科会计划申请，据我所知有关日美文学、菲美文学、加美文学研究的比例逐渐增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使得我们的亚美文学研究不至太局限于华美文学，这是需要越界与突破的地方。
吴：张锦忠老师曾提到，如果我们诠释华美文学的方式是挪用西方理论，那台湾的观点在哪里？
单：这的确是个重要而且严肃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切省思。记得有一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到台湾访问，也曾问过类似的问题。其实挪用理论本身也有它的意义，外来的理论那么多，为什么选择甲而不选择乙？选择本身就是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探讨。2000年国科会人文中心进行的台湾的英美文学研究整合型计划，大约有十位学者参加，由我负责居中联络。我们把英美文学分期，各个时期由一位学者负责，遍读台湾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期刊论文及专书，撰写书目提要，每个时期之前各有一篇专文介绍。因此，这个计划不只是书目式的、历史性的，也是批评的、甚至后设批评的——因为论文本身已是对作品的批评，而这个计划是对这些著作的观察与评述。我们主动要求国科会人文中心把这些资料公开上网，让更多人分享。但2000年至今已经十年，台湾的外文学术景观又有一些变化，应该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去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现象，强处或弱处，未来的展望等。
还有一点，也许现在言之过早，但我希望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也呼应张锦忠的看法，也就是什么是“台湾的”英美文学研究、亚美文学研究或华美文学研究？能不能从台湾的立场、利基、发言位置发展出一套可以宣称是我们在台湾发展出来的方法论或理论，能被其他国家或地方挪用？
吴：是指理论的普遍价值吗？
单：是，像许多理论家的理论是从阅读特定的文本而来，然后广泛应用于其他地方。我们在台湾阅读特定的华美文学文本时，能不能归纳或提炼出什么方法或理论是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的？陈光兴老师有“亚洲作为方法”之说，那“台湾作为方法”呢？有关华美文学研究，有什么可以用台湾作为方法或理论的吗？
吴：就我目前读到的，没有特别印象有哪位学者提出新方法。我之前上王智明老师的课时，读过一些做东亚研究的日本学者，像竹内好、子安宣邦等，也读了陈光兴老师的文章，虽然读得不多，但这些学者分析亚洲、还有亚洲与美国的关系给了我一些想法。比方说，讨论亚洲相对于美国作为既反抗又服从的角色。亚美文学或华美文学研究的知识生产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似乎也扮演一种既抵抗又服从的角色。虽然上述这些亚洲学者不是针对文学批评提出看法，但我觉得他们从历史上对亚、美的剖析会是阅读华美文学时重要的切入点。
单：在这方面至少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谈法：第一，放在冷战的脉络下；第二，把美国当成帝国，检讨美国帝国主义；第三，从跨国与全球化的角度来讨论，尤其是亚、美之间的关系。我多少接触到这一块，曾研究冷战时期的美国文学翻译，也就是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译丛。⑤从那个角度切入就会发觉张爱玲的香港时期与美方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当时美方以高酬邀请港、台的译者、作家与学者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各种文类都有，我们甚至可以说香港时期的张爱玲之译者身分超过了作者身分。余光中老师也曾为今日世界出版社译诗、译小说，甚至自言翻译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影响到他当时的诗风。
另一点要提醒的就是，做亚洲研究或东亚研究，除了所谓的泛亚性之外，要留意亚洲本身的异质性。亚洲内部之间的恩怨情仇，尤其是对日本的恩怨情仇，可能比对美国的关系更复杂且激烈，比方说，慰安妇、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在那种情况下，谈亚洲整体会不会偏重于同构型，而忽略了冲突与异质性？因为有时候亚洲内在冲突的程度不下于与欧美的冲突。所谓亚洲的或台湾的方法站不站得住脚？会不会太同质化？这些问题都必须深入探究。
我现在反而要问你一个我比较好奇的问题。你的论文指导老师王智明博士2000年在台大外文研究所修过我开的华美文学专题研究，就学术史或系谱学而言，你我之间就是很明确的三代，而我与我的老师及他们的老师之间又有好几代。我的老师学的是主流的英美文学，教的也是主流的英美文学。到了我们这一代，学的是主流的英美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开始做美国族裔文学研究，因此自学的我常用“半路出家”来形容自己。但是像林茂竹、许俪粹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华美文学，所以“半路出家”这个词不太适用在他们身上。稍晚一点回国的，包括冯品佳、梁一萍、张琼惠、刘纪雯等，她们在国外念书时就接触到亚美文学，比较算是科班出身。等到王智明这一代，在台湾读研究所时就修亚美文学的课，硕士论文也是研究亚美文学。再到你这一代，大学时有没有亚美文学的课？
吴：没有。我是到研究所才接触到亚美文学。单：你同意真的有我上述那么清楚的分期断代吗？还是你有不同的分析方式？
吴：我会倾向以整个发展的转向来分。第一阶段就像你说的是“半路出家”，这些学者在因缘际会下接触到华美文学，并决定发展华美文学，这是华美文学研究在外文系从无到有的一个转折点。第二阶段大概是所谓的专业训练，一批受过亚美训练的学者在台湾发表论文，或在学校教授有关华美文学的课，带动一股风气。到了第三阶段，亚美文学研究不再只像之前，把亚美社群当作研究对象去讨论亚美的历史文化经验，而是把亚美文学当作一个媒介，透过亚美文学来看其他的现象。比方说，张琼惠老师透过华美文学来讨论翻译的问题，王智明老师透过华美文学来讨论台湾美国性的问题，还有你刚刚提到的透过华美文学来看华文文学的问题，等等。
单：也许也可以用研究方法来分，早期比较是分析文本，后来是以比较理论的方式，而不同的理论也有兴衰，不一而足。在台湾做外国文学研究不是经常如此吗？还有，你觉得“半路出家”这个词代表什么意思？或者你有更恰当的用语？
吴：我想这个词和当初刘绍铭先生自嘲“不务正业”有异曲同工之妙。认真说来，学术研究的过程无法用简单的线性发展来表示，像你在接触华美文学之前研究的是美国文学史，不能说那跟华美文学无关，也不能说你开始研究华美文学之后就跟先前做的研究无关。对于“半路出家”这个词，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向。
单：我了解你的意思。其实，不只是“转向”，也包括“吸纳”。我读硕士班时研究的是经典英美文学，硕士论文写的是梅尔维尔的遗作《比利·包德》（Herman Melville， Billy Budd）。他早年出版《泰比》（Typee）时很有名，后来默默无闻，直到过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要大力推动美国文学，尤其是强调阳刚的因素，这时他的名声才又起来，被置于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主要作家之列，至今不衰。研究梅尔维尔让我深切体认到文学史评价的高低起伏，进而研究美国文学史与文学选集。到了1980年代，美国文学史的书写或美国文学选集的编辑，包括艾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版美国文学史》、劳特主持的《重建美国文学》（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ture）的计划等，可以看到性别与族裔成为很重要的考虑因素，而美国族裔文学对我个人的研究来说就是亚美文学这一块。因此，这一路或许未必是明显的转折，而比较像滚雪球，愈滚愈大，里面还包括了访谈与翻译。因此，我固然戏称自己是“半路出家”，但全程有多长？“半路”要怎么分？“出家”之后有什么显著的不同？是不是依然故我，还是按照以往的方式继续累积成果，而只是讨论的题材不同？这些都是可以寻思与反省的。今天则是借助你的提问促使我反省，包括一些先前没想过的议题。
吴：你对今天的访谈有没有要补充的？
单：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倒是有一点感受。我最初是在硕士班时翻译《巴黎评论》的英美名作家访谈，1983年起自己开始做访谈至今三十年，晚近也开始接受别人访谈，今天是我个人接受的访谈中焦点最集中、时间最长的。你仔细读了我的一些东西，想了一些问题，我也做了一些准备，以同理心的方式来响应你的提问，让我更亲身体会接受我访谈的人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满好玩、有趣、深刻的经验。我要为此致谢。
① 会议名称为“问系谱：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国际研讨会”（“Querying the Genealog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世界华人文学研究中心主办。
②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2009亚裔美国文学研讨会”。
③ 会议名称为“全球化现代华文文学：华语系与离散书写”（“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and Diasporic Writings”）。
④ 高璐：《以“文化研究”进路分疏华裔美国作家及其作品——评单德兴〈铭刻与再现〉》，台湾《当代》2004年总第197期，124-131。
⑤ 《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中外文学》36.4（2007）： 317-346。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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