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禁华人与白人之间的婚恋是美国排华的一种重要手段，以此断绝华人通过血缘向白人主流社会靠近，而华人男性的性别也在这种不公正的环境中被严重扭曲，成为华人融入美国社会的一大障碍。但当两个种族试图冲破这种禁令，主流与边缘结合的结果如何？意义何在？一个历史事件，两篇文学作品，让读者反思美国少数族裔的性别、种族与阶级关系。
关键词：种族；性别；阶级；通婚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4-0098-08
1909年夏，纽约曼哈顿一间毫不起眼的公寓里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城的谋杀案。一名二十岁的白人女孩Elsie Sigel被人发现勒死在这间公寓的一只皮箱里，这间公寓的租户是这个女孩在周日学校的学生兼情人，一名叫Leon Ling的华人男性，而此时他已不知所踪。
案发之前，Elsie Sigel（1889～1909）一直在纽约唐人街当传教士。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6月9日，她从父母家出来去看望祖母，直到6月18日被人发现死在头号嫌疑犯Leon Ling的家中。Elsie的母亲在教堂开办的中国周日学校教书，Elsie在纽约唐人街的公益机构Chinatown Rescue Settlement传教，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少年。案发前四年，华人Leon Ling在纽约经营一家中餐馆，餐馆隔壁就是Elsie的家。Elsie和母亲当时在纽约各个中餐馆做巡回传道，由此二人相识。案发之后，在Leon的住处找到大量的女性来信，其中有Elsie签名的35封情书。而同时另一家餐馆的华人经理Chu Gain也同样拥有Elsie最近写来的情书，Chu Gain报告警方他近来收到一封匿名信，威胁他如果不切断和Elsie的关系，Elsie就有生命之虞。因此人们普遍怀疑这是一桩出于嫉妒的情杀。但Leon始终逍遥法外，谋杀案也一直未能告破。
Elsie Sigel的死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因为Elsie的祖父Franze Sigel是美国内战的将军，更因为这是一桩与华人有关的情杀案，而案发之前美国政府已有长期的反华史。自18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在酝酿反华、排华议案，并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最初的排华法案只限制新来的华人移民（特别排斥华人劳工），但允许华人的精英阶层——商人、教师、学生以及他们的仆人移民。然而到了1884年，美国国会修改了法案，只允许1880年11月前住在美国的华人可以自由出境入境。但过了四年，美国出尔反尔，撤销了之前发给返乡华人的证明，两千归国华人无法重新入境，而他们中有些人在美国有财产、生意和家人。针对这种歧视性的法律，驻华盛顿的中国官员强烈抗议，但美国政府不予理会。美国总统克利夫兰（Cleveland）明确规定此法案的目的是不让中国人融入美国社会。期间一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华人回中国之前虽然取得了返回美国的证明，但在加州登岸时依然无法入境。这名华人的诉讼几经曲折，到了最高法院，但依然败诉，最高法院明确宣布，作为异族的华人，他们的存在对本国构成了威胁，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习俗，无法融入我们的社会，是我们土地上的陌生人。1892年排华法案到期，但另一项严苛的法律接踵而至，规定再过十年中国人才能移民来美国，并且在美华人必须在一年内到政府登记以取得居住资格，否则驱逐出境。
这些不公正的法律不仅让中国移民深受其害，就连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人后代也难以幸免。1894年，一名出生在旧金山的21岁的华人Wong Kim Ark去中国探望父母，但当次年返回时，他被禁止入境。Wong最后诉讼到最高法院，理由是他既然出生在美国，就应该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这起诉讼引起了关于如何界定国籍的问题，究竟以孩子的出生地为标准还是以孩子的父母的血统为标准，最后Wong获胜。
在激烈的反华情绪中，美国暴徒（包括军方和平民）发动了针对华人的规模不等的暴力袭击，华人社区遭到了类似种族灭绝的惨祸，往往冲在反华前线的正是马克思教条中所谓的和华人劳工一样、深受资本家剥削的白人“无产阶级兄弟”，因为华人可以接受远低于白种工人的工资，也少有抱怨非人的工作环境。其中最惨绝人寰又少有人知的一次反华暴行发生在1887年，在俄勒冈的31名华人矿工被一群白人农场工人和学生劫杀、肢解，某些华人的肢体被当做纪念品，一个华人的头骨被做成糖碗，在农场的一间厨房里摆放多年。事后，只有三名暴徒受到审讯，但全都无罪释放。①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反华情绪，这桩涉及华人的三角恋引发的谋杀案才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华人学者雷婷仪深入追踪这桩悬案，写出《华埠皮箱迷云》一书。②通过这桩悬案，作者剖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纽约华人和其他族裔的种种关系。白人女孩Elsie的被杀不单纯只是手段残忍的刑事案件，作者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法律，将华人塑造成美国的潜在敌人，阻碍华人融入美国社会，禁止华人与白人之间的通婚，以此断绝华人在美国扎根的可能性，但这种划定族裔之间的边界的企图失败了。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种族、性别、政治、文化等问题浮出水面。和Leon发生关系的不只Elsie一个白人女性。在Leon的住处，除了找到Elsie的情书之外，还找到其他美国女性写给Leon的情书。如果说其他女性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与这个华人发生关系，那么为什么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也自愿和华人产生了这段罗曼史。美国政府曾有过严苛的法律规定，若白人女性和华人男性结婚，前者将丧失许多身为白人的特权。禁止异族通婚的规定对企图逾越种族界限的双方发出严厉的警告。美国大大小小的报刊跟踪报导，警方甚至启动了国际大追捕，但嫌疑犯始终逍遥法外。雷婷仪告诉我们，美国民众更感兴趣的不是此案的真相，而是将从前的模式套用此案，以此强化民众对种族、阶级、性别与性的刻板印象。一个世纪后重新审视这桩悬案，雷婷仪的兴趣当然也不是找出真凶，而是探究美国当时如何将一桩刑事案件转换成危言耸听、充满偏见的道德说教，分析转换的过程，挖掘背后的动机。因为对此案的大肆宣传，更激化美国民众对不同种族之间恋爱和婚姻的负面看法，也更加警惕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的融合，因而更需严格管理白人与其他族裔的居住界限，如此一来，美国政府更有理由限制华人的自由。原本唐人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就是罪恶的渊薮，那里永远充斥着鸦片、娼妓和赌博。此案之后，美国警方和民间团体加大清查力度，对唐人街里的白人女性和唐人街外的华人男性严加盘查。
如果从现实转入虚构，这桩悬案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且包含了畅销小说的多种卖点：不同种族、三角恋情、因爱生妒、因妒生恨、皮箱藏尸、嫌犯失踪，等等。下文将分析两篇与此有关的小说，探讨白人与华人之间婚恋所牵涉到的种族、性别、阶级等问题。
一、墙洞后的黑眼珠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的小说《闹鬼的山谷》（The Haunted Valley）（1870）讲述了白人与华人之间的爱欲纠结，一则神秘的悲剧让读者不断思考种族、性别、阶级对爱情与欲望的各种影响。该作发表于《陆上月刊》，这是一份于1868年创刊于旧金山的杂志，被认为是美国西部第一文学期刊，读者群主要定位在中产阶级。《陆上月刊》将关注的焦点之一投向美国华人，刊载的小说既有华人入侵美国的幻想，也不乏对遭受美国种族压迫的华人的同情之心，刊物对加州华人秉持的好恶相生的矛盾心态，以及诸多文本对华人问题所透露的善意倾向，反映出杂志的消费者是对华人抱有较少敌视态度的中产阶级，而非仇视华人的劳工阶级。③
《闹鬼的山谷》讲述了一桩三角恋爱和两起谋杀案。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没有名字的年轻白人记者，采访的对象是两位白人男性，一位是名叫乔的白人，因为嗜酒绰号“威士忌”，是一名小资产阶级雇主，另一位是名叫戈夫的白人，是乔的雇员。记者先采访乔，此人开了一家酒馆，采访就在这家酒馆进行。乔明确表示了他对华人的仇视，承认自己杀了他雇用的中国男厨阿威（Ah Wee），因为阿威违抗他的命令，但这桩明白的谋杀案却被当地法庭宣判无罪。可是乔说着说着，突然在惊恐中戛然而止，因为他发现木板墙壁的洞后面有一只黑眼珠在盯着他。
返程的路上，记者在山谷里看到阿威的墓地，墓地整洁，装饰鲜花，墓碑上的英文墓志却充满拼写错误，不仅如此，阿威的称呼也很奇怪：先称阿威是中国男人，但之后却用女性人称代词“她”来称呼阿威。记者显然对性别的模糊困惑不已，而且根据墓地的状况，觉得事情远不止乔说的那么简单。几年后，记者返回当年的采访地，却得知乔已经死了。于是记者采访了乔从前的雇员戈夫，正如记者和读者所料想的，戈夫讲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阿威不是男的，而是女的。戈夫爱上了华人女子阿薇，把她救出火坑，但有次和乔打牌，把阿薇输给了乔。深爱阿薇的戈夫跟踪乔和阿薇到了这片山谷，充当了乔的雇员。后来乔也爱上了这位华人女子。可是某次乔碰到戈夫对阿薇举止亲密，以为他俩在偷情，盛怒之下，乔操起斧头向他们砍去，结果误杀了阿薇。事后才弄清楚，所谓的亲密举止只不过是戈夫正在赶走熟睡的阿薇脸上的一只黄蜂。乔痛失阿薇，陷入绝望，他的酗酒和反华于是变本加厉。戈夫承认是他杀了乔。始终没有出场的阿薇/阿威面目模糊，读者唯一能得知的只是乔描述的那双眼睛，又黑又大的眼睛，和白人的眼睛形成鲜明对比的像炭一样黑的眼睛。
那名华人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小说没有答案，作者一方面叙述两名白人和华人女性而非男性的纠葛，另一方面又始终对阿威/阿薇的真实身份含混其词。而且该小说涉及了当时加州华人雇工的问题，这名华人雇工的性别之所以具有游移性，因为阿薇曾经扮成男性受雇于乔。1850年代的加州仍是男性居多的地方，直到1870年代女性才从东海岸大量迁徙过来。有美国学者指出，正是加州白人男女比例的逐渐平衡加速了当地的反华运动。④1860年代铁路竣工之后，成千华工遭到解雇，被赶出矿区和农庄，只有从事餐馆、缝纫、洗衣店等个体劳动。白人女性陆续迁居加州之后，白人家庭数量逐渐增多，从前华人男性从事的服务业现在多由白人家庭自己解决，或由白人女性承担以贴补家用，因此华人以前的那些赌博、吸毒等“道德沦丧”的行业被严加控制，直到彻底清除。阿薇/阿威在当时被白人雇佣，有种族与性别的双重越界，比尔斯揭示种族主义与白人父权制如何双重压榨华人，华人阿威/阿薇在整篇小说里始终是幽灵般的存在，他/她不仅困扰三位当事人，也给读者留下悬念，华人成为白人眼中的第三性别。作者对阿威/阿薇的性别留下悬念，折射出白人对自身欲望的模棱两可，欲望对象的性别模糊，让白人不必面对自身道德沦丧的恐惧与惩罚，为自己的特权和霸权留下更多自相矛盾的欲望。
《闹鬼的山谷》中的性别意识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况与政治意识形态，对美国的种种伪善之处作者多有抨击，但更难得的是白人作家自种族内部检视白人的家国建构、性别论述、司法公正的模糊地带。幽僻的山谷和两个神经质的受访对象让这部小说颇有希区柯克悬疑电影的风格，那对藏在木板后窥探的黑眼珠，击中种族主义者内心不堪一击的要害。但这对黑眼珠究竟是乔的幻觉，还是阴魂不散，或是另有其人？对白人而言，黄祸傅满洲并不可怕，那毕竟出于杜撰，是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他者”，也是为自身的罪恶开脱的借口，黄祸的强大反而衬托自身特权与霸权的牢不可破。但这只黑眼珠在白人编造谎言、颠倒黑白时猛然出现，迫使言不由衷的霸权话语面对不愿面对的事实，华人在小说里无形的存在也为白人的权威留下更多质疑的可能。
二、东方戏与西方梦
严歌苓无疑是当今最重要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她不仅高产，且保质保量，近年来更是频频将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证实自己的创作实力的确不凡。在严歌苓数量众多的小说中，有一类性别反串的奇情小说，一篇是《白蛇》，一篇是本文要分析的《魔旦》。
《魔旦》的叙述手法和《闹鬼的山谷》有类似之处，都以第一人称直接或间接叙述一段离奇的谋杀案。《魔旦》开始，“我”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一家展览馆里看到小说主人公阿玫十六岁时的照片，“我”如是形容：
从图片册的照片上，我完全辨不出阿玫的性别……棕色调的黑白照片上，阿玫模糊的只剩了些特点：眼睛奇大，嘴巴奇小，下额从两颊刹不住地往下尖，成了张美女漫画。照片下面有一行英文评说，大意是看这个小美人儿，能相信她是个男孩吗？⑤
这家华埠展览馆的负责人是一位年过花甲名叫温约翰的华人，他向“我”介绍了当年旧金山的和祥粤剧班与这位当家花旦，而“我”是机缘巧合之下才“误入”这家“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阿玫怎样入境以及如何被戏班老板阿祥发现都颇有传奇色彩，一是因为美国入境处的官员和戏班老板对阿玫的性别发生了争执，二是因为在阿祥眼里，阿玫活脱脱是三十年前另一名花旦阿陆的转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作者一开始便营造了一份怀旧的氛围，而到底有没有这样颠倒众生的花旦，作者并不确定。追忆唐人街的往事固然是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但作品中更触目之处是东西方因不同的性别意识引起的美学、种族、欲望之间的冲突。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戏曲中的乾旦表演模糊了性别的界限，混淆了欲望的对象，是一种奇特、精致、难以言喻的艺术形式，完全符合西方人心中那神秘的东方形象，乾旦于是成为了东方主义的化身。
和以上两桩悬案一样，《魔旦》也围绕着阿玫、白人男性奥古斯特和华人女孩芬芳之间的三角恋展开情节。奥古斯特在爱上阿玫之前，迷恋过一个叫阿陆的中国乾旦，而阿玫和阿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但作者不忘为阿陆也安排了一个前生——六十年前风华绝代、葬身火海的阿三。在旧金山的反华暴乱中，阿三被迫蹿上树梢，一群白人汉子弄清他的性别之后，对他的欲望愈发膨胀，放火逼他下来，阿三致死不从，变成一团火球从树上坠落。三十年一轮回，作者似乎为阿玫营造了一种宿命感。
奥古斯特对阿玫的感情让人联想到《蝴蝶君》里加利马尔对宋丽玲的感情，两个白人男性均以失败告终。加利马尔做了一场东方主义式的梦，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蝴蝶君》翻转了弗洛伊德的“恋物癖”概念，心灵受创的外交官不再幻视西方女性身上子虚乌有的阴茎，而是拒绝正视东方男性身上货真价实的阳具，东方男性在臆造中被阉割了，西方男性的阳具特权话语于是勃然而立。此偏见渗透进白人东方主义的意识，积淀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心理机制，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一大源头即在于此，于是乎东方男性永远不能成为完整的男性。而笔者以为《蝴蝶君》模拟乾坤颠倒的性别反串，动摇了西方逻辑推理、实证自居的特权话语。性别的混淆，身体的暧昧，欲望的模糊，更暗示了身份的游移，认同的焦虑，与属性的莫明。《蝴蝶君》因“东方主义”的介入而别有不同，华裔的性别不是在西方人的据理求证中确定，而是在想象他者中臆造，可知后果之荒谬。有鉴于此，弱势族裔有权质疑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等西方主流话语，所向披靡的“东方主义”亦到了该自身反省的时候。
但奥古斯特和加利马尔又毕竟有所不同，前者从一开始就知道阿玫的性别，却将阿玫在戏里的角色延伸到现实，让阿玫在他的想象中雌雄同体、人戏不分。相比之下，阿玫却对自己的性别有清醒的认识，他很清楚“自己是戏梦人生，要他再去为别人的戏动心，他一颗心是不够用的。阿玫迷恋电影，恰因为它不是真的。”⑥阿玫能自由出入戏里戏外，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划分出严格的界限，东方戏剧只是他谋生的手段。而奥古斯特始终深陷东方主义式的幻梦不能自拔，当他得知阿玫和芬芳之间的爱情不可抑制的生长之后，他变得歇斯底里，对阿玫发出警告，不要重蹈阿陆的覆辙，并且为自己做出两种选择，要么带阿玫远走高飞，要么在阿玫面前自行了断，但结局是他自己暴尸街头，步阿陆的后尘，凶手却不得而知，变成又一桩悬案。故事说到此，人物命运发生了大逆转，原本的强者变成了现在的弱者，原本东方主义式的想象结果在西方男性自己身上得以实现，《魔旦》和《蝴蝶君》两作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奥古斯特对阿玫发出的警告反倒成了自己的结局，加利马尔痴迷的蝴蝶夫人，最后竟然发现，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我的名字叫勒内加利马尔——又名蝴蝶夫人”，遂以匕首了结此生。而两个执迷于东方主义幻梦的白人男性死后，阿玫和宋丽玲均以阳刚帅气的男性形象登场，两篇小说的颠覆意图再明显不过。
严歌苓在《魔旦》中除了留下“凶手是谁”的悬疑之外，对阿玫的去向也语焉不详，却用一种叙述技巧在结尾让读者产生联想，当年的翩翩少年阿玫是否正是这家华人历史陈迹馆的温姓老人？
三、陈查理已死？——华人的性别之争
这三桩谋杀案之所以疑窦丛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牵涉其中的华人的性别。且不提《闹鬼的山谷》中的华人阿威/阿薇性别不明，《魔旦》中的华人阿玫以男扮女装为职业，就是皮箱藏尸案中的华人Leon Ling也因为自身的种族而广遭非议，他的男性魅力再突出，也被禁止踏入白人社会的婚恋圈。鉴于种族歧视、排华法案与美国民众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华人男性的性别在美国处于一种暧昧而尴尬的状态，被持有偏见者大做文章，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屏幕上挥之不去的陈查理形象。
1925年，在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的《没有钥匙的房间》里，华人侦探陈查理首次登场，他是檀香山警察局的一名警长，有一位妻子和十四个孩子。与之前代表黄祸的傅满洲相比，陈查理这位“正面的”华人形象迅速成为美国的模范少数族裔代表，象征着少数族裔向往的美国梦——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成功加入白人的社交圈，过上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如此“成功”也有其代价，陈查理虽然稍稍纠正了诸如傅满洲这样的华人负面刻板形象，同时却因为自身过于逢迎温顺的姿态，成为另一极端的刻板形象，被美国主流操纵，用来诋毁其他的少数族裔。1920年代陈查理这一形象之所以应运而生，原因之一是当时夏威夷的华裔已从农业转入服务业与其他行业，但夏威夷的日裔在此时不断惹麻烦，接二连三的罢工使当时的日裔成为反面的少数族裔。因此，在1920年代，性格温顺、逆来顺受的华裔成为融入美国文化的典范族裔。陈查理随之在美国媒体中大行其道，也为彼时的反日情绪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但与此同时，由于陈查理所代表的华裔形象过于特别，华裔的那些为美国主流接受的“族裔特殊性”成为那个时代对外来少数族裔独一无二的接受标准，于是促成了更大范围的排外，使少数族裔越来越容易成为“他者”。陈查理的他者形象与他的“性别”有密切关联。美国为有色族裔虚构了陈查理这样的女性化的男性模式，以此为模范少数族裔的模型，暗示有色族裔的男性不能对异性恋白人男性的特权构成威胁。在大众媒体中，华人以陈查理这种温顺、妥协、处处低白人一等的形象出现，长此以往，这种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形象使华人日益边缘，陷入相当不利的社会处境，边缘化的华裔男性被剥夺了白人主流所享有的阳刚男子气概。
尽管陈查理在美国屏幕上大显身手，屡屡破解疑难谜案，是美国法律和正义的华人化身，但他体态臃肿，举止谦卑，满口子曰诗云，一口蹩脚的英语，丝毫没有白人侦探集智慧与勇气于一身的硬汉形象，完全是美国观众的弄臣，因此连篇累牍的陈查理小说和电影只有对他的外表极尽揶揄之能事，却无半点心理刻画，一个彻底平面化的陈查理在好莱坞的屏幕上飘荡了数十年。美国媒体将陈查理符号化的深层原因是要对华裔和少数族裔加以文化驯化，陈查理从不敞开的心灵其实是白人霸权强制华人不得做出任何反抗。白人之所以凭空捏造这样的模范族裔代表，我们应回顾陈查理产生的年代。陈查理作为一位美国法律的华裔执行者，可归入美国的中产阶级，但这种职业和社会地位却和1920年代的华人生活明显不符。当时的华人绝大多数只有两种职业，一是收入微薄的体力劳动，二是小成本的个体经营，而且在反华政策和排华情绪甚嚣尘上的年代，来美华人普遍都是单身汉，无法组建家庭，更不可能像陈查理那样有十几个孩子。陈查理虽然是华人，但他是白人的高等奴才，对华人同胞的利益不闻不问。他的足迹虽然遍及世界各地，但他一心渴望回到夏威夷的老家，夏威夷是位于美国本土边缘的岛屿，象征陈查理尽管被主流接受却只能置身边缘。傅满洲的存在是将美国的霸权合法化，陈查理的存在是为了让美国处理日渐复杂的多种族社会结构，树立华裔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以此驯化其他少数族裔。“陈查理”的男性形象将边缘化与女性化融为一体，自甘臣服于白人的父权体制，他本身的“父亲资格”莫过于是白人给他的恩赐。
面对美国主流的肆意污蔑，华裔/亚裔只能逆来顺受、坐以待毙吗？华裔/亚裔又该如何突破这一性别困境呢？1993年亚裔美国文学选集《陈查理已死》在美国出版，编者菲律宾裔美国人洁西卡撰写序言，回顾自己在菲律宾的童年岁月，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英语书籍，由此产生对西方世界的种种幻想。反思种种对美国的幻想之后，作者说“对我们的想象力的殖民是无情的，也是难以摆脱的。无论我们到哪儿，遇到的形象都与我们自己的不符。为了被别人承认，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像美国人……尤其是对菲律宾人来说，我们普遍认为美国是我们的救星、我们的恩人、我们的保护者；正如卡洛斯如此真诚如此痛苦地（并且我能想象他至死都相信）写道：‘美国在心中。”⑦在美国进修、定居后，她读到更多英语书籍，终于接触到亚裔文学作品，赵健秀等人编辑的《哎呀》（1975）让她有石破天惊之感，真正认识亚裔在美国的历史，《哎呀》在1970年代迸发的激情对亚裔作家至关重要，证实了亚裔自己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学，亚裔不再沉默，不再能被人忽略，而是像其他美国的有色作家一样，开始挑战长期以来由白人异性恋男作家宰制的仇外的文学正典。编者讲述自己编辑本书的原因和宗旨，编选的作品展示了亚裔的种种面貌，亚裔不再是从前的亚裔：
陈查理确实死了，永远不会复活。他的黄色面孔，无性别的身躯，签语饼式的英语，刻板化的东方主义模式的“中国儒家家庭”，都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发现人类有复杂的过去，对未来充满勇敢的梦想，因而绝不是“模范少数族裔”……（编选的作品）发生在世界各地，作者有老有少，有的已经成名，有的初出茅庐，无不说明亚裔美国人的来源之广，主体位置范围之大。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应超越文化民族主义的解读方式，采用多种策略和批评方法。⑧
四、陈查理的幽灵——华人的性别困境
世上果真再无陈查理？模范少数族裔当真已成为明日黄花？亚裔的自觉自为究竟能改变多少现状？赵健秀素来以激进的战斗姿态名闻美国文坛，但他并不乐观，他在《这不是一篇自传》里不禁要问：“亚裔美国艺术能否改变亚裔美国人的现状？艺术能否重建历史？”⑨这两大疑惑可说贯穿赵健秀与多数亚裔作家长久的创作生涯，恰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陈查理依然阴魂不散！赵健秀于是写出《甘加丁之路》和《陈查理的儿子们》两篇小说，集悲愤与戏谑之笔，追踪陈查理的“前世今生”，陈借尸还魂，让作者、读者不禁唏嘘，华裔能否摆脱主流宰制，华裔文学能否跻身正典行列，是否皆受制于不死的陈查理？
陈查理的幽灵就像一张有选择性的过滤膜，层层包裹住华裔美国男性的自我建构，让某些华裔男性主动吸收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自愿放弃任何反抗意识，只留下可供白人接受、欣赏、同化的部分，因此华裔的自我再现和白人对华裔的再现同样问题重重。赵健秀又借好莱坞老牌影星斯潘塞·特雷西之口说：
陈查理的躯体将变成五个唐人街和十八万个五颜六色的中国餐馆。他的血将变得白色透明，成为华裔美国的江河中的水。他的筋脉化为铁路、桥梁、支架、隧道以及唐人街与郊区之间的公路。他的肌肉化为土壤；他的皮肤和毛发化为小麦、稻子、竹子、茶树、胡椒树、柚子树、椰子树、红木、香樟、落叶松、松树、白菜、甘蓝、冬瓜、苦瓜、生姜、大蒜、甘蔗、芋头。陈查理的牙齿和骨头将化为矿床、金属和水晶。陈查理的精子将化为华裔美国的珍珠。他的骨髓将化为玉。陈查理的每一根头发、每一根睫毛、每一根胡须都将在好莱坞的上空化作闪亮的群星，颂扬着他的名字。⑩
融血肉入山河，化个体为整体，赵健秀此处的反讽意图不言而喻，但未尝不在说要颠覆刻板形象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短篇小说《陈查理的儿子们》可看作长篇小说《甘加丁之路》的序曲，前者以荒诞的手法嘲讽陈查理与他的创造者比格斯，“比格斯读到中国侦探张阿伯纳的故事。过去他从未听说过什么‘中国侦探。他灵光一现。上帝敲醒了比格斯，命他大致依他的形象给咱们中国佬一个儿子。陈查理由此诞生。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这样诞生了。”{11}在赵健秀颇具反讽的想象中，比格斯成为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监工，优哉游哉地监督黑奴在棉花地里劳作，眼前一派种族和谐的假象，由此暗示制造模范少数族裔陈查理的白人作家，其实和那些相信“幸福的黑奴”的奴隶主一样，都是在自欺欺人。赵健秀一针见血地指出陈查理普及美国的原因：
陈查理诞生的1920年代，华人在美国流行文化里只是个性别的玩笑。美国在疯狂的歌曲和舞蹈中，用笑声来摆脱他们对华人的生育能力的恐惧。从1900年代开始，美国在新闻、娱乐、说故事、讲笑话、立法、街头表演中，坚决而迅速地根除这里的华人，切断华人女性来美的道路，使廉价的劳工滞留在此，使华人逐渐灭绝。1923年的法律使美国能控制华人女性和华人的繁衍。{12}
赵健秀据此点明流行文化、歧视性法律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三者联手造成了华裔男性的边缘化、女性化、“模范化”。小说借用陈查理的儿子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宣布和陈查理断绝父子关系，干掉他的“电影父亲”，重新追溯华人祖先，以暴力重振华裔的男性雄风，恢复华裔的阳刚之气。
该小说略带意识流的手法，叙述者在回忆他漫长的人生里穿插了许多美国的重要事件，但他有明确的目标，即追踪陈查理这个飘忽不定的父亲，小说里反复出现这种对话：“你是谁？/我们称自己是陈查理的儿子。/你们不是我的儿子。你们为什么说是我儿子？/我们为白人抛弃了我们的中国佬父亲……我们为白人捏造了我们的中国佬父亲。”但“我”的寻父绝不是认祖归宗，而是另有目的。“我们”组织了秘密暗杀团，对陈查理发起了挑战，也即向美国的白人父权发起了挑战。但在小说结尾，叙述者说“我没有杀死陈查理。我除了失败，什么都无法汇报。陈查理的头号儿子记得许多失败。我在美国是个传奇般的失败……我会找到你。我会成为我们人民的英雄……”{13}叙述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陈查理依然在美国阴魂不散，他改头换面继续蛊惑心怀偏见的人们。
结语：难以消融的界限
众所周知，弱势族裔的边缘地位并非因为他们本身的局限，而恰恰是主流的霸权所致。为了一劳永逸地将华裔排除于美国主流之外，最简便的方法之一是严格控制华裔的婚姻和家庭，既禁止华裔与白人的通婚，也排斥华人女性入境，正如《魔旦》里说的“排华法案排的主要是女人。没有女人的一族人好办，生不了根的”。此外，华人男性的男子气概也被美国主流强行扭曲，借用波伏娃的名言“女性并非天生是女性”，那么华人男性的性别困境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美国主流长期操控的结果。皮箱藏尸案引起举国轰动，手段残忍、情节诡异、嫌犯失踪固然是其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的信息，即美国主流再怎么严格划定种族间的界限，仍有弱势族裔敢于打破这种界限，破坏种族的森严等级。禁止异族之间的婚恋，无非是要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划出界限，正如傅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说的，没有“疯癫”的存在，“文明”无法宣告自己的合理。时至今日，华人与白人之间婚恋的障碍早已被打破，但在其他领域仍残存这样那样的界限，这三桩与华人有关的悬案从性别、种族与阶级的角度，解读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存境况，对华人如何在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争取权利或许有启示的作用。
① 排华法案、反华暴行的具体情况参见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第九章“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Penguin Books， 2003.
②Mary Ting Yi Lui， The Chinatown Trunk Mystery： Murder， Miscegenation and Other Dangerous Encounters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 C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Robert G. Lee， Orientals：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91-92.
④ Ralph Mann.“Community Change and Caucasi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Chinese： The Case of Two Chinese Mining Towns， 1850-1870，”Explorations in American Labor and Social History. ed. Milton Kanto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9， pp.397-492.
⑤ 严歌苓：《魔旦》，《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⑥ 严歌苓：《魔旦》，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⑦⑧ Charlie Chan Is Dead：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Fiction. ed. Jessica Hagedorn. Penguin Books， 1993， pp. xxiii， xxiv； p.xiii.
⑨Frank Chin.“This Is Not An Autobiography.”Genre 18（Summer 1985）， p.130.
⑩ 赵健秀：《甘加丁之路》，赵文书、康文凯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11}{12}{13} Frank Chin，“The Sons of Chan”， The Chinaman Pacific & Frisco R.R. Co.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ress， 1988， p.133； p.135； p.165.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To impose a ban on the intermarriage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white effectively excludes Chinese from the US. Not only does this racial prohibition prevents Chinese from blending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but distorts the gender of male Chinese with a vengeance in this exceedingly anti-Chinese environment. When the yellow and the white take a stab at breaking through this racial act， what is the outcome following the involvement between the mainstream and the marginal， and what does this involvement signify？ One historical event and two literary works call our attention to the gender， race and class of ethnic minority in the US.
Key Words： Race； Gender； Class； Inter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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