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流散；单一视角；边缘；流动；混血；抵抗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4-0078-08
一、华人散居者（Chinese Diaspora）
华人具有超过百年的移民史，至今约有五千万的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用今天的流散（Diaspora）概念来看，华人确实已经崛起成为最大的散居族裔之一。所谓的散居者，一般的定义是“在某个国家出生但定居在其他国家的人”，①当然也必须包括他们的后代。
无论如何，对华人流散的研究，迟至19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启动。最早从理论与个人经验上去阐释华人的流散性，是旅美华裔学者周蕾（Rey Chow）。她的成名作《书写族裔散居》与《写在家国以外》陆续出版，除了客观地批评西方对中国的绝对视野之外，也主观地讲述了她个人作为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与文化属性上的迷失与追寻，引起海外学人的浓厚兴趣。接着海外华人研究权威学者王赓武开始重新反思“华人散居者”②的概念与内涵，与过去他惯用的“华侨”“华人”等概念的区别。虽然在观念上他还是认为运用“华侨”（侨居者）、“华人”（定居者）的称述比较恰当，但是他也可以接受“华人散居者”这概念，来指称分散于中国以外的华人社群。他在《单一的华人散居者？》中也不忘提醒，流散研究必须避免掉入一个单元的阐释怪圈中，必须从多元的向度切入进行具体研究。③
无论如何，华人散居者这概念，到了1999年后才具有标志性的转折。过去关注华人散居的现象主要还是华裔学者，但是在这一年澳洲国立大学成立了“中国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以中国散居者为对象进行专门研究。这是西方第一所类似的研究中心，标志着西方学界也开始关注与承认华人作为散居者的现象与实质，以及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换句话说，华人流散的研究，正式跃升为全球流散研究的一个支脉，在最早的流散犹太和晚近的流散黑人研究之外，崛起成为另一股流散研究的新版图。
流散文学的广义就是散居者所创作的文学，例如华人散居者所创作的便称为华人流散文学，这概念的外延几乎相等于海外华文文学。当然，流散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类型，它又具有特定的内在属性，它具体地表现了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的流动、文化属性的摇摆、生存处境的漂泊流离、居住国与祖籍国的双重经验，等等。此外，在文本体制上，喜欢运用似是而非、虚实相间、散漫漂游的文字，专爱漂泊不定的意象，文本结构上多趋向断裂、碎片、无终结等趋向。
对于华人流散文学的研究，个人认为海外学者与内地学者不应再各自表述、画地为牢，而必须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才能产生更周全与切合实情的研究。内地的流散文学研究起步得稍晚一些，大概是新世纪初才引起关注，但马上就成为另一个被追捧的学术热题，特别是在2004年和2005年之后。我本身特别感兴趣的是，内地并非华人散居者所生活的土地，内地作家所书写的文字也不能算是流散文学，但是为何这论题会引起学人的浓厚兴趣呢？他们是把流散文学作为一个观探点，来审视中国软实力是否也像经济实力一样能在全球扩张呢？或者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感情，要知道百年来出洋并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同胞以及他们的后裔的生活实况；抑或是一种学术风潮，让许多苦于没有其他论题发展的学者，能够在这课题中找到自己的学术资本？④
抑或内地学者是否想要借助华人流散文学的研究，抵抗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想象或进行“妖魔化”，即华文流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中国与西方文化较力时在场外为中国加油打气的啦啦队？又或者如王宁所讲的，华人流散写作，尤其是用英语作为媒介的华裔流散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推进了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华文化也像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一样变得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⑤换句话说，华人流散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软实力向全球扩充的先锋或输送管道之一。若是如此，流散文学研究再一次成为中国影响论的附庸品，而流散文学也就失去其本体而陷入王赓武所最不欲见到的单一阐释研究的宿命。
二、流散文学与海外华文/人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海外”这一词）是一个以中国为坐标的文学统称概念，是专指中原本土（有时也包括台港澳）以外的华文文学，是散居于海外的华人在他们各自的居住国所发展起来并至少具有母土与居住国（有些还涵括第三国家）双重特质的文学，如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美华文学、加华文学、欧华文学等。⑥由于流散必须要离境才能产生，在中国大陆土壤所写作的文学非属流散文学，因此流散文学的研究对象自然就落在海外华文文学的身上。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流散文学会与海外华文文学紧密挂钩。我们可以从几次的大型研讨会中去观察这微妙关系。第一次把流散文学列入会议议题的是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办的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当中除了分别由赵毅衡与张错写得很精彩的两篇论文之外，还有黎湘萍所主催的“离散文学圆桌会议”，顿时炒热了这论题。
在比较文学专业的会议上，也前后有两次把这论题列入会议议题。第一次是2005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8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次是201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0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大型会议的其中一项分组议题皆为“流散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学”，足见大陆学界对流散论题的重视。与此同时，流散文学把“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及“文艺学”这几个学科结合起来。而实际上中原本土并没有流散文学的生产，因此必须从海外华文文学的疆土中去追寻流散写作的情境，因此这必然会产生学科的交际与区域结合的研究倾向。正如王宁所说：流散文学有较明显的跨文化性，涉及两个或以上的文化传统，列入比较文学领域是恰当的。⑦
流散文学研究随着后殖民与后现代文学的列车很快成为一个学术热点⑧，但它的理论架构与肌理仍然是在建构中，处于流动的状况，尚未扎实生根，这当中的落差是不容忽视的。在中文/汉语的流散文学研究，更是全球流散文学研究的一波后浪，冲到岸上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形态还是无法断定的，会不会只是一阵短暂的泡沫，这需视我们以怎样的态度与观点去看待这项研究了。内地的流散学者选择了结合流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是一项可取的方法，因为流散文学的研究离不开祖籍国（Homeland）与居住国（hostland）⑨这两个文学场域。无论如何，从我个人的主观观察，发觉不少内地学者对流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着两个盲点：
第一是过度集中在对欧美新移民文学的研究，逐渐忽略了其他有更悠久文学史进程的华文文学，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
大陆学界近十年来的对新移民文学的研究超多，这当中有着许多内外的因素。新移民文学作为第一代移民，对故土怀着深刻的记忆，多写大陆生活的追忆与反思，较便于评论家所解读。再来，内地学界一般有“西风压倒东风”的风向标，对西方总是抱着一种钦慕与崇敬的心理（或反过来敌对与仇视的心理），对新移民文学的研究也同时成为了解西方，特别是从自己民族的视角去看西方的一种手段了。再加上新移民作家具有较强的“反攻大陆”的目的性，在居住国与大陆的往来频仍，活跃于内地文坛与学界，相对于较含蓄与保守的东南亚文坛，新移民文学能够很快在这十几年在大陆掀起热潮就不难解释了。
对于相对稳定的东南亚华人社群，内地新一代学者或许是无法完全掌握当地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历史变迁，以及发展至好几代后的华裔心理与思维，因此有逐步的撤离的迹象，或者轻描淡写地带过。无论如何，由于新移民作家一般都是在1980年代末或1990年代初之后才移民到欧美地区，属于第一代海外华人写作，只能进行共时性（synchronic）研究。东南亚除了拥有第一、二代移民，还有第三、四代作家也崭露头角，可以同时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diachronic）的研究，勘察的视野相对广阔，同时可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即对不同辈份与年代作家的研究，如战前、战后及独立后；或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或前现代主义的（pre-modernist）、现代主义的（modernist）及后现代主义的（late/post modernist）研究等⑩。实际上，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前辈学者如陈贤茂、饶芃子、黄万华等已经有所积累，没有继续再推进诚属可惜，肯定无法掌握流散文学的全貌。
第二个盲点是一切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与唯一的视角，而无法更好地建构某种跨国越界的理解。
在这样的观照下，海外华文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延续或海外版，是大中华文学的支流与海外诠释。虽然在理智上往往会认可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但是在潜意识中却很难跳脱中国中心论的窠臼。对流散文学的研究也好，或者对华文/华人文学的研究，一般只作为中华文化/文学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的探讨，特别是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不断扩展她的软实力时，海外华文文学正是可以作为扩展软实力与审视这股软实力运作的一种测量器。我试举王宁与钱超英这两位在流散文学理论建设中较有看法的学者，他们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掉入这样的阐述模式中。王宁的《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特征》，虽然意识到流散文学具有全球与边缘的双重特征，但是他的主要观照点与所倡导的学术研究方向，还是较聚焦在如何从流散文学去窥视中华文化及汉语的全球化趋向。{11}钱超英在《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中，抓住了流散文学的重要命题——身份焦虑，并建议从历史的维度、社群的维度以及审美的维度探入这视角，前两者仍然跳不出过度强调中国移民史的视野。不过，在审美维度中则提出了越界与跨文化的对话，承认海外华文文学有其不同的生成变革与审美情趣{12}，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应从海外个别语境与多元视角去掌握这种审美性的区别。
这样的单一视角往往消解掉海外华文文学的本体性，海外华文文学在不具有本体性的情境下，往往只发挥功能性的作用，依附在大中华的主体性之下。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只执一端而不及其他，对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同时由于没有海外散居者的在地知识，对海外华文文学发生的场域没有进行深刻的理解，造成以偏概全的阐释暴力。在这方面，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对在地知识高度强调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内地学者所借鉴，以避免滑入与西方中心主义相似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偏见中。
个人也不太认同赵毅衡在谈海外文学时，极端地强调它的“文化中国”属性：“中国文学，不只是中国的文学，而是“文化中国”的文学。而文化中国的版图，就是使用中文的范围。因此，中国文学，就是“中文文学”，作者的国籍血统籍贯住处经历等，一概是其次的事。”{13}赵的看法显然是欲把海外华文文学归入中国文学的谱系之中，使其获得正统的“中文文学”的地位，而非庶出的“华文文学”身份。赵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个人觉得，过于强凋“文化中国”的特征，往往又掉入了单一的视角中，看不到华文文学在各个国别区域中，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对恃、冲突、撞击，以及在这样的局势下所产生的微妙张力。个人认为应把华文文学的研究置于文化中国与居住国文化的双平台上去审视，很多时候海外写作主体对抗当地文化的霸权而祭出文化中国为抵抗资本，因此对居住国文化政治生态的考察也就不可小觑了。
为了使华文流散文学的研究臻至另一个更高的境界，内地学者除了习惯性地从中原/中心视角去思考华文流散文学，他们也必须理解海外华文/人文学所具有的本体性，我将在下文从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别是马华文学作为引证谈这种本体性的具体蕴涵。如果汉语文学的研究者期望看到华文流散文学的研究能够与其他语种的流散文学研究并驾齐驱，中华圈的学者必须与海外学者并肩合作，从理论到实践、从过去到当下、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个别、从虚构到现实、从中国到个别国家{14}的人文、政治、社会、文学生态的具体考察，如果我们愿意进入更细腻的思考，就不难结出真正的成果来，甚至可以成为其他语种流散文学研究的参照。
三、流散文学的本体性
我这里所谓的本体，是指流散文学所具有的内在生命特征，即它内部所涵涉的身份、文化、审美与意识形态等的特质，必须从其内部话语、创作主体的生存情境与居住国的地域与文化生态去勘探才能洞悉，而纯粹只从外部去审视是无法获得其要义的。易言之，若一味只从中原语境或文化中国的视角去探寻，只能见其外貌，却无法窥触其内核，因此任何外部研究必须结合内部探研，才能够真正掌握其独特性。
个人认为，要探入华文文学的本体性，可从两个层面去着手，一是从创作论这条线索切入，即从创作主体的创作倾向与心理特征去窥视。这方面赵毅衡曾进行过颇有见解的归纳：1. 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纯洁性”（纯粹为写作而写作）；2. 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多元性；3. 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人格分裂”（文学创作与现实处境的悖离）；4. “漂泊”是海外华文创作的母题；5. 海外华文创作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精神张力。二是从作品/文本论入手，揭示海外华文作品内部的普遍特征，辅于形成这种特征的个体与社会情境。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一般喜欢引用周策纵曾经作出的一段总结，即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东南亚文学）是具有双重（甚至多重）传统的，即有延续自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的中华传统、有从居住地社会与文化情境所发展起来的本土传统、也有从西方世界所借鉴而来的西学传统。多元传统的重叠与融合绘制成异彩纷呈的文学风景。{15}个人以为，周先生所提的三个传统可说是建构海外流散文学本体性的文化与美学资源，这是所有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者必须具有的先见，在这多元构成的文学结构中，相应的须以多元视角的研究向度去诠释它的深刻意涵。
另外，陆士清以马华文学为论述对象，提出了海外华文文学本土传统的五个特点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五个特点基本上与赵毅衡互相呼应，从创作主体的视角为出发点：1. 在国家认同方面已认同居住国；2. 在价值认同上与中国人不完全相似，特别是以维护居住国利益为优先；3. 拥抱所生存的土地，珍爱在居住国的事业发展；4. 与中国人有不同的追求与梦想；5. 是自然风土与人文环境的不同。{16}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聚焦于创作主体与文体特征的考察，我把流散文学的本体分成四个层面：（一）在叙事视角上的边缘性；（二）在身份认同上的流动性；（三）在文体建构上的“混杂性”；（四）在意识形态上的“抵抗性”。
（一）边缘性
华文流散文学的边缘性，在于文本叙述视角的边缘性，它们即不会选择大中华的视角，也不会从纯粹的在地土著视角去书写，而往往是超越中国与在地之外的第三视角，甚至无固定视角。这种视角相对于中华或在地来说，都属于边缘，甚至是双重边缘、多重边缘。这种边缘的观照经常使文本叙述有着很特殊的开展，甚至不断地变换视角，使文本结构倾向于零散化、个体化、不统一、不协调等特征。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离开母土，不管是先辈先行或个人的选择，这种行为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原罪”，而这种“原罪”与基督教所描述的人离开上帝的光景一样，后果就是漂泊流离，永远找不到精神的家园。海外华人带着先在的原罪，不管是出于被迫或自愿，他们的位置总是边缘的，既有挤不进中心的无奈，也有不愿进入中心的自在，在无奈与自在当中形成了文本内部的张力与对话。
所谓的双重边缘，一方面是作为汉语语系的文学，他们无法真正被中原接受为汉语文学的正宗，例如海外华文文学在内地的学科设置上无法被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或相等的学科，也无法被接纳竞逐内地最高级别的茅盾文学奖等。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国别文学，也无法被接受成为居住国的主流文学。以马华文学为例，她没有被接纳为国家文学，而被官方定位为族群文学，因此无法享受官方的资源、支援或礼待。这种双重边缘往往非常孤立无援，而处于中心位置的中原学者与作家是难以体会的。因此，不能只从单一的中华视角去理解这种边缘性，而必须从文本产生的不同地域、国别及在地文化的语境去探勘与诠释。
边缘的叙事视角与中心的话语不同，因为中心经常只有一个，就如圆圈里那唯一的中心点，反之，边缘可以处在中心以外的任何一个/多个分散点，因此边缘的视角总是变换不定、不按理出牌、声东击西、隐蔽性高。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边缘的叙事策略也有区别。一般来说，新移民文学总喜欢从海外人对现实大陆生活进行不同反思与批判；反之，东南亚华文文学比较深入虚拟的古典情境，例如1970年代以温任平温瑞安兄弟为首的天狼星诗社与神州诗社的创作，与旅台马华作家李永平的成名作《吉陵春秋》。马华文学由于和内地生活脱节，鲜少介入大陆的现实社会生活。另外，在同一国别文学中，处于不同年代的文本，边缘性策略也有所不同，例如在独立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以左翼文学去批判殖民统治与资本霸权；独立后，面对土著民族国家的霸权，他们又选择以现代主义的乌托邦美学或后现代的玩世不恭与嬉戏调侃蔑视霸权者。
再者，用非汉语书写的流散文本，不管是以居住国语言或通行的英语写作，他们的位置更加边缘。在马来西亚，有华裔马来文学与华裔马英文学。这类文本中的中国传统相对稀薄，但里头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更具张力。他们或许有更强的国族认同，但经常又在残酷的种族政体下遭受排挤和压抑。同样的，英文书写在马来西亚也不被接纳为国家文学，至今仍未有任何一位华裔马英作家可突破这道魔咒。同样的，华裔马来作家虽然有些曾经获得东南亚文学奖，如林天英（Lim Swee Tin），但是尚未有人染指国内的国家文学奖。这种被边缘化的境遇，很少让他们重新去召唤祖辈传统，即走华文作家的艺术道路，因为他们对这传统并不熟悉。他们通常会走向西方，再移民到西方国家如澳洲、英国或北美，如目前在美国有一定名气的林玉玲（Shirley Geok lin ling）及在英国赢得文学大奖的年轻作家欧大旭（Tash Aw）。因此当我们分析他们的作品时，这种多重的边缘性必须作为先在的认知，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作品的复杂性与深层意涵。
（二）流动性
华文流散文学作品的流动性表现在文字的飘忽不定、身份的流动变化、意象的游离漂移、结构的断裂零散等。具体来说，此类作品喜欢运用似是而非、虚实相间、散漫漂游的语态，如“流放是一种伤”、“由岛至岛”、“不如归去”、“流离失所”、“异国他乡”、“漂移国土”、“狂欢与破碎”等；专爱漂泊不定的意象如白云、风信子、浮萍、吉普赛人、无根、故土、故乡、家园、浪子、海水等。文本结构上多趋向断裂、碎片、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甚至无头无尾等。流动性可说是流散文学很独特的文体形态。
霍尔（Stuart Hall）在其最著名的一篇论文“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17}（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提出，身份认同并非一次性完成或者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建构。这句话非常适用于流散族裔，似乎是开启了流散文学研究的可能。流散族裔既然离开了母土或祖籍国，他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国籍认同等，也就处于开放与流动的状况，不会像生活在祖籍国的人们那样从一而终。
旅台马华学者张锦忠观察到很多海外华人的“再离散”现象，这种描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海外华人落脚在某个地方之后，并非就从此落地生根，终此一生。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孙过后又可从那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从这个国度移民到另一个国度，从这个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再上演的“落叶归根”剧目，华人流散族裔又从居住国回归到母土，在内地称为“海归”，当然“海归”群中以新移民居多，像东南亚地区的第三、四代以后的华人回归的例子不多，但比较特殊的现象是，在马华的创作群体中，选择留在台湾定居的现象却很常见，例如林绿、陈鹏翔、李永平、李有成、张贵兴、张锦忠、林建国、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等，在台湾形成了一股相当有实力的马华写作与评论兵团。
就以李永平与张贵兴为例，他们虽然沉潜在台湾已相当长久，也选择加入台湾籍，照理他们应该完全以表现台湾的经验为主轴。但是，他们或许曾以婆罗洲青年的身份步入台湾文坛，也曾尝试走纯粹台湾化/中华化的路子，但好像走得并不太远，最后还是选择重返婆罗洲，如李永平热情地追寻婆罗洲的童年与青少年记忆，同时借着婆罗洲书写来进行生命的忏悔；张贵兴则以狂欢式的文字重构婆罗洲雨林的神话与传说，用魔幻的技巧来揭示雨林的原欲与华人的历史足迹。李、张二人不只同时涉入婆罗洲书写，也若隐若现地呈现了台湾的场景，或者作为对比参照、或者作为故事的过程与延续、或者作为叙述的内外线索，这样的双重场景是一种重要的隐喻策略，折射出他们的由岛至岛的双重认同。李永平曾自我表述说，台湾与婆罗洲在他手上秤一秤，竟然分不出孰重孰轻。张贵兴虽然已经在台湾定居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仍然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到婆罗洲，在拉浪江畔买一块地搭建一间自己所喜爱的居所。
李张二氏不管在美学的选择上或生活的抉择上，都是典型的“再流散”的例子。他们的祖辈从唐山漂洋过海落脚在婆罗洲，他们这一辈离开婆罗洲再流散到台湾，但是不管是他们的创作或他们个人的意愿，都仍然想象着/回忆着本身的原土原乡，但他们最后是否将会回归婆罗洲，还是继续定居在台湾，这连他们自己也迷茫了。因此，正如赵毅衡所说的，“漂泊”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母题；“寻找”也是，流散文学更是不断在“漂泊”与“寻找”、祖籍国与居住国、继续流散或回归故土，这一连串的拷问，这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成为流散文学的美学张力。
（三）混杂性
海外华文文学不只延续了多元的传统，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资源在文本中呈现为混杂的文体特征，这种混杂（hybridity，也可称为杂交、混血）的形成，是各种文化话语与形态在文本里撞击、冲突、互动、收编、交汇、融合等，进而互相涵涉对方，最完美的例子是创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体模式。
华文流散文学的混杂性这论题，我曾以马华文学为个案写了好几篇专文讨论。{18}实际上，华文文学的混杂性，与后殖民文学消解殖民余绪的高贵性有些不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多元文化的的撞击与磨合所形成的。流散文学不只流连在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也踟蹰在祖辈文化、土著文化及西方文化之间、现实与幻想之间、当下与远古之间等，写作主体也具有多重身份与经验，因此它的形式肌理无可避免是混杂的。易言之，创作主体的文化混血直接形成了文体结构的混杂。例如汤婷婷的《女勇士》，就是一种混杂体，创作主体彻底的美式教育加上从长辈口中听来的祖辈故事与传说，使她融合了现实与虚构、自传与传说、真实与想象、当下与远古等。
王宁对流散文学的混杂性形成有过精彩的描述，“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种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19}虽然王宁的这段描述比较适用于新移民文学，但也勾画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某些特征，特别是那种“第三种经历”的混杂身份。赵毅衡把这“第三种经历”的书写称为纯粹写作，我把这种具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经历写作称为文学混血。
流散文学的混杂性还在于多重文化的冲击与融合。身在海外，即便对大中华再怎样的孺慕，要建立纯粹的、原汁原味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是本土化之后的中国性，存在着融合本土与母土的形式肌理。反过来，有些文本虽然只表现着异质的色彩，并没有显著的中华表现，但是再怎样本土化的华文文学，还是难以完全尽扫华夏的余辉，包括现代性意味较浓的文本，隐隐约约仍然有着传统文化的遗留，这或许正如荣格所讲的集体无意识吧。
华文流散文学的混杂性正是来自于族裔传统和异质文化（本土的或西方/现代的）的碰撞与融合。中国性与异质色彩的互相渗透应是文本建构的闪光点。不管在大陆或台、港，不论是在战前或战后，包括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都在努力吸收异质色彩，无论如何这过程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方式不尽相同。海外华文文学的异质性是预定的，由外在的力量强加给它的，饱含被动与无奈。反之中国文学的异质性，很多时候是创作主体为创造创新性而主动向外求索，带着较多的能动性与自由意志。
马华文学除了吸纳现代性之外，与中原文学最大的不同是马华本土性，不管是外在的蕉风椰雨、热带雨林、奇卉异兽、热带水果、少数民族，或者社会历史内涵的援华抗日、马共斗争、华教运动、五一三排华事件、茅草行动、族群关系、马来文化霸权等，研究马华流散文学不能不重视这些具体因素，它对文本混杂性的构成具有关键的影响。
文本的混杂性开拓了文体上的创新，正如王宁所言，“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混杂）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20
（四）抵抗性
海外华人所处的边缘处境，甚至是双重边缘或多重边缘的无奈与遭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抵抗的意识。从居住国的的角度窥视，是对不平等、不公正的土著话语霸权的抵抗。我曾在《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中运用了大量的文本实例论证了隐蔽在马华各种书写类型背后的政治抵抗，是对土著当权者文化霸权的回应。{21}
除了抵抗本地的土著精英的霸权，海外华人创作主体为了建构本身的审美主体性，有时也抵抗母体文化的压抑。从中国中心论的视角看，海外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或海外版，在这样的视野下，海外华文文学是不具有主体性的。她只是内地学者研究流散文学的对象，或者是作为透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的一扇窗户，以了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软实力，或作为中国移民史的一个注脚。海外华人研究权威王赓武曾经细腻地描述说：中国仍然抱有一个希望，最终把所有海外华人视为侨居者，是中国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忠诚与爱国主义在切实需要时是可以指望的。{22}
但是，在许多海外学者及创作主体的立场中，为了建构华文文学的主体性及独特性，就不能对中国文学与文化过度依赖，凡是以中国审美标准马首是瞻，过度陷入文化中国的乡愁或成为中国的海外注释，都是主体性建构的障碍。马华文学界对这方面的反应最为敏感与强烈。原籍马来西亚但却有多重身份的王润华最早从后殖民主义思维对左派现实主义文学的评论时，便指出过于依赖中国作家或中国美学的供应，难保中国文化最终也可能演变成一种文化殖民主义。过后，几位旅台作家与学者，尤其是林建国、黄锦树及张锦忠，在批判天狼星诗社与神州诗社文化乡愁的余绪时，甚至提出马华文学必须向中国断奶，这样才能更好地建构本身的独特性。虽然这样的激进观点不完全获得文学界的认同，但是它却也反映了一部分，特别是新生代作家与学者的思维，因为第二、三、四代华人已经不像第一代华人那样具有强烈的中国情结。无论如何，由于受到居住国政府的边缘化，中华文化往往被召唤成为安慰创伤情感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又戏剧性地成为抵抗土著霸权的话语资本，这又是无法完全摆脱中华文化的缘由，与中华传统形成微妙的纠葛。{23}
赵毅衡提出了“纯粹的写作”，来解说流散文学的产生是非常具有洞见的看法：“不是中国文学需要海外兵团的写作，而是海外作家需要写作才能生存下去。只有完全献身于艺术的人，才能推挡母体文化与借居文化同时施加的压力”{24}解释了海外华人在母体文化的接受上，不管是出于护根或抵抗动机，都不是一种自然的延续，与居住国文化的强加于己身如出一辙，只是方式上的差别。处于这样的两面压抑的情况下，海外创作主体唯有借着创作来逃离生命本质被异化，如此而走向更纯粹的写作，完全不同于居住国文学与中原文学，正是这样，海外华文文学往往创造了很另类的文学风格。
四、余论
以上所谈的华文流散文学的本体性，主要解释它的创作心态与文本内在的形态与结构，以及形成这样的本体性的文化、历史、地域等因素。本体性不能纯粹只从文本中去揭示，而必须深入到创作主体的实际在地语境与生存体验，以及他们对国别文化、政治生态、族群关系、风土民情等的微妙联系，才能全面与精准地对流散文学进行诠释。
为避免以单一视角作为绝对的诠释法则，个人倡议一个吸纳与参照多元视角的交叉阐释的方法，任何研究若能够同时融会以下四种阐释观点，将能对流散文学甚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一、来自同国别/区域的学者如何阐释他们的作品与文学（包括那些激进的观点如断奶论）；二、其他海外华裔学者如何理解不同国别/区域的文学（如美国的王德威如何看待马华文学、理解马华文学）；三、中华圈的其他地区（如台港澳）如何解释马华文学，如陈芳明、李瑞腾等如何看待旅台马华作家的创作；四、大陆的学者如何理解马华文学，包括早期的陈贤茂、刘登翰、黄万华、陆士清等以及新生代学者如刘俊、刘小新、萧成、朱文斌等。
流散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一种新的写作类型，承载着许多华文文学生命所难以承受的重。在这充满门户之见的中文学术领域，流散文学的研究突出地召唤着我们的对话与交叉诠释。从内地学术的观点来看，由于并没有生产流散文学，必定得以海外文学为研究对象，而研究过程是否继续坚持单一视角，还是越界参照海外学者的阐释观点，将决定流散文学能否在内地更有学理化与精准周全的开拓。从海外的学术研究立场来看，流散文学也必然深入到对传统文化与母土乡音的分析中，纯粹从国别或区域作单一的诠释，而忽视内地学者的观点，也无法扩展研究的向度，最后也容易掉入阐释的循环而无法超脱出来。个人认为是时候我们进行更坦诚的对话，调度学术分工并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为提升流散文学的研究厚度，甚至对整体华文文学研究的拓展注入更多元的养分。
① Michel Beine， Frécdéric Docquier. ？覶a-lar ？魻zden，“Diaspora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msterdam： May 2011. Vol. 95， Iss. 1；p.30.
②③{22} 王赓武著，赵红英译：《单一的华人散居者？》，《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8页；第8页。
④{12} 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认同——兼论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总第63期），第79页；第77-89页。
⑤⑦{11}{19}{20} 王宁：《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特征》，《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总57期），第12页；第6页；第2-14页；第9页。
⑥{16} 陆士清：《世界华文文学双重传统问题浅议》，复旦大学“马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9年1月9-10日。
⑧ 有学者认为是寄生理论（parasite theory），依附在后殖民与后现代理论之下，本身没有它的理论主体，这是可以延伸讨论的课题。
⑨⑩ Sudesh Mishra，“Diaspora Criticism”， Julian Wolfreys， ed.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6； p.14.
{13} 赵毅衡：《仓颉之后何以鬼神夜哭？》，《今天》2000年第三期，哈金专辑代前言。
{14} 笔者不太认同钱超英所说的，华文流散文学应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国别来看待研究；个人认为，整体虽然重要，但国别研究也不能忽视，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开拓出丰硕的成果。
{15}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北：万卷楼2004年版，第412-413。
{17} 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Nocholas Mirzoeff（ed）， Diaspora and Visual Culture： Representing Africans and Jew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25.
{18}许文荣：《混合的肉身在文学史中的游走——论马华文学混血及其他》，《中国比较文学》（上海），2009年第3期（总第76期），第90-105页；许文荣：《马华文学中的三江并流》，《思想文综》（广州）2007年第10期，第260-277页；许文荣：《如何文学，怎样杂交》，《现代中国文学》（台湾）2005年第八期，第101-136页。
{21}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新加坡：八方出版社2004年版。
{23} 许文荣：《马华小说和诗歌对中国文化的背离与回望》，《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总一九九期），第81-88页。
{24} 陈涵平：《边缘的视角—赵毅衡论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3期，第40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Abstract： Does diaspora literature in Chinese have its essence？ What is it？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diaspora literature in Chinese， but in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here are still two blind spots： too much attention to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and a single Chinese perspective.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essential traits： marginality of perspective， mobility of identity， stylistic hybridity and ideological resistance. Therefore the knowledge of loc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of the writers living condition will better our interpretation and indu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iaspora mode.
Key words： diaspora， single perspective， margin， mobility， hybridity，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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