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安忆；小说；《启蒙时代》；文革；反讽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4-0009-09
前言
2007年王安忆在两岸同时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这部小说把叙事时间设定在文革的某一年，以一群青少年为主人公，细腻地描绘他们在那动乱时代里得到的启蒙：知识上的、心理上的、甚至是生理上的。迥异于伤痕文学以来的大量文革书写（不只小说，包括散文、自传、回忆录）多半从创伤的角度着墨（因此有诸如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的谈法），王安忆的书写策略很显然是要赋予文革正面的价值，或者说，给予积极的评估。该部小说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最全面、集中的赋予文革正面的意义者。这样的给予文革全面的积极评估，或许恰可以把它议题化为“文革作为启蒙”这样的论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启蒙时代》最令人吃惊的无疑是，它企图全面地开展“文革作为启蒙”这样的命题。《启蒙时代》说不定也暴露了王安忆自身的思想底蕴。也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或许恰可以提供我们一探这复杂问题的契机①。
本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把《启蒙时代》放进王安忆自身的书写脉络（个人思想史、小说史）；再者是与同时代的“文革小说”做一番平行比较，尤其是王小波的写作；三是有限度地针对中国当代思想史的“启蒙”议题做一番讨论。
光与真理？文革作为启蒙
王安忆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也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几乎每一两年都有一部中长篇推出，而且一直坚持一种社会写实的进路，藉由小说去描绘、思考大陆的现实变迁。在她数量庞大的小说中，《启蒙时代》有一种特殊的位置，诚如张旭东所言，“王安忆实际上是在以一个作家的笔法、资源和能力来处理一个中国当代思想界应该来处理的问题。”②而张旭东针对《启蒙时代》已经做了从内在视野出发的详尽讨论（包括把里头的人物分成几个系统、指出各自的思想体系等），可以说已对该书做了最全面、强悍的辩护③。因此本文不拟，也不必从零开始讨论，张文已经讨论的，就可以略过，或引述，而直接进入核心。譬如张把《启蒙时代》界定为“成长小说，青春小说，教育小说”（特别是成长小说），“几乎是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剧”，认为个中的启蒙并非“资产阶级启蒙”或“小资产阶级启蒙”，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文化革命意义上的启蒙”，因而这部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革命文学或现实主义范式的。”（83）这些判断都有路标的作用，为本文的讨论省下不少篇幅与力气。毕竟张和作者是同代人，同为共和国的儿女，成长于上海，高干子弟，在同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受教育、长大，有相近的支持意识与世界观。经过张的这番梳理，《启蒙时代》可能会变得意外的单纯、明晰。
在中国当代小说史里，文革一直是个重要的主题，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写作人（不论是年轻世代还是复出的一代），都亲历过那段不寻常的岁月。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里，许子东以普洛普式的民间叙事模式来建构文革小说的叙事模式。他建构了四种模式：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先锋派文学对文革的荒诞叙事、“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王安忆的文革小说在分类上应比较接近许子东的第四种模式：“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然而王安忆的作品却一向不在举例之列，或许正因为它不那么典型。其情节模式也迥异于一般“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而更像是“无伤”的成长故事。许子东所举第四类中最典型的大概就是张承志的《金牧场》（或其修改本《金草地》），那是一支赞歌，宣扬“红卫兵理想”，把文化大革命与知青历练解释为一场精神的考验。相较于其他类型，这样的作品和《启蒙时代》的视域算是比较接近，然而相较之下后者还是稍微复杂一些。也就是说，前者太过强调“青春无悔”，企图赋予文革一种乌托邦色彩（精神昂扬），以对应改革开放后集体精神的颓丧（竞趋于利），那是比较标准的毛泽东信徒的做法。
《启蒙时代》写几个不同出生、不同个性的时代青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里的精神成长，同时涉及两代人的精神状态。父叔代的压抑或忧郁，面对时代的大变革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出路或往往找不到出路，但主轴还是青年一代。从王安忆的访谈里可以看出，她尝试以此来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界、文化界那些骨干们的知识、精神气质的养成（《对话启蒙时代》），那一代人在青春成长的年代恰恰受过文革的洗礼。
《启蒙时代》尝试去思考那对文革时已过中年的人（不管是一度得势的共产党干部或党内知识分子，更别说是1950年代后即被打压的“右派”）是大灾难的文革，对某些新一代（文革时进入青少年）而言如何可能是一种启蒙。换言之，《启蒙时代》其实赋予它的视域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历史本身已做了确认。如果文革不是启蒙，当代中国的知识界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正是那批经历了“文革作为启蒙”的青年，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界的骨干。在这里，许子东的四种文革小说的模式，可以做不同的解读。那明显的分为两个不同世代，知青（1. 灾难故事、3. 荒诞叙事、4. 红卫兵—知青视角）和他们的父辈（1. 灾难故事、2. 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有意思的是，是不是可以从这样的世代观点来补充《启蒙时代》？也就是说，《启蒙时代》里的“文革作为启蒙”是不该同时考虑这三者？因而除了以张承志作为对照之外，我们也需要灾难故事、荒诞叙事来补充《启蒙时代》之所未言——在《启蒙时代》里（这是个关于光的故事），那都退入背景里去了。那都是些别人的故事。
这样子来写文革，当然是个相当特别的视角。“文革作为启蒙”也只有在那样的有限视角下方能成立。王安忆夫子自道：“（相较于认为文革是个蒙昧的时代），我的看法是另辟一路，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是那么糟，所有的教育都停止了，年轻人才有可能用自己的脑子去看一看世界了。”④所以整部《启蒙时代》洋洋数十万言，题旨或许意外的简单：“这是青春的人生价值，在任何无价值的时代里，人总是有价值的。”⑤纵使是文革那么残酷的时代，“青春”本身“总是有价值的”，但王安忆的主人公不是被毁家、送去边疆劳改的那群人（如李锐《旧址》中的李氏家族），也不是因政治暴力而心智被摧毁、此后再也走不出灾难的废墟的（史铁生，《务虚笔记》），而仿佛是被庇护的一群人（尤其是高干子弟），“南昌他们”：南昌、陈卓然、七月、小兔子，“……这城市所谓高级干部子女，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他们的被服用品多半出自军需和供给制度，朴素里就带有特权的意思了”。“要等到1966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就在某一天，他们这些人，齐刷刷地穿上军装，……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⑥这段描述非常关键，这群高干子弟，红卫兵，是因特殊的历史机缘而被推上历史舞台，成了历史主人公的。因此文革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启蒙时代，而是这群特定的人；不是别人的青春（譬如被红卫兵伤害的那个阶级），而是这群人。小说第一章的这几页就为全书定了调子：《启蒙时代》写的是共和国的孩子的精神启蒙。因此这样说应该并不过分：这本小说可以说是王安忆所有小说中最具官方色彩的，毫不保留地为文革时一个既得利益的阶层辩护。
由于弃绝了对既有文化的继承，也选择了与父辈（斗争中暂时失势的高干）决裂，那他们怎么启蒙呢？去哪里找思想资源？王安忆的回答其实惊人的简单：生活，青春本身。我们只需要看看小说中的若干段落，譬如南昌：
文化大革命初起，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开启了。少年期的抑郁，是需要契机来转变的。……这时候，倘若有正面性质的变故来临，就会将暗影一笔抹去。好比一下子从阴影走到阳光下，豁然开朗。（21）
南昌觉得自己很幸运，身逢其时。事实上，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时代里，最不济的还有青春。当然，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因有着过多的激情，多到有些盲目了，可连这，也是青春的性格。（21）
这语调，是种理所当然的语调，一句句都是对现实的合理化。因此这部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都是用话语堆栈着论证。但那论证其实也不像是论证，而是循环的断言，不断地用肯定句来重复地加重它，意不在说故事的人的喃喃自语——更像是一种信念的陈述──青春无悔：
文化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23）
南昌心里有一种感激，感激在他还没有老、还年轻的时候，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页。（23）
这是“南昌们”共同的存有基础。存在决定意识。生活体验取代了学校知识。从被动学习到自主学习。其后小说藉由三个历史主人公（两个高干子弟、一个作为对照的市民子弟），区分出三种启蒙（自我教养）的路径。
南昌的启蒙有两个关键时刻，一是把女孩嘉宝给搞大肚了，带去堕胎。遇上一个有牧师气质的“牛鬼蛇神”高医师，向他宣布“光与真理”的教义，而这脉络中区分两者的“青春体验”的用语：“他想，他是痛苦，嘉宝是疼痛”（203）也是令人费解的。她在《启蒙时代》里处于被伤害的位置（她是革命时代的受害阶级，因此南昌敢占她便宜），而他的“痛苦”相较之下未免抽象，或甚低廉，是从受宠的角度被叙述的，其实有点无耻。这样的“启蒙”未免轻浮。
再则是小说最末章的“父与子”写红色中国两代历史主人公的对话甚至对峙。父亲凭他的知识教养开书单，黑格尔《小逻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原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父亲显然说服不了儿子。从叙述者的口吻来看，前者不够坚决（“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又攫住你”（317），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抑郁病”；那显然不能给“共产主义的继承人”予启蒙，还远不如伟大毛主席的一纸下乡令。后者受到召唤，离开，虽然去处未定，但光和真理在等待他——未知的体验将给他启蒙，一个空白的未来的允诺，那在作者的《隐居的时代》早就论证过的（详后文）。不管那是什么，总之是正面的，迥异于父亲的小资抑郁。这也不过是正当化了一种历史事态。
陈卓然是第二种路径，这个角色透过阅读自我教育成学者，藉由从图书馆、旧书香世家里被释放出来的藏书，也藉由被打落民间的学者的滋养，成就自己。这一路径强调的还是学术传承。
阿明（何向明）非高干，来自民间，小市民。可以说是文化革命理想的投射，一方面着重的是民间的传承，民间处处有高人（这里可以听见陈思和民间论清楚的回声），“在南市，尽是这样的老头，身后都带着一串来历。”（225）教画画的老师、打落底层的右派——如“王校长”的科学启蒙及引导他走向大学的憧憬；但这一路径主要还是审美的，他有着“饱满的内心生活”，“在内心里，积蓄着许多无可名状的感性体验，自成一体”（266）。
针对这三种类型，书中的旁白者又用总结性的语气下结论：
在成长里，确实有着一些辉煌的时辰，在更长久的盲目时间之后，厚积而薄发。简直就像母腹中的胎儿，在昏暗中沉睡，汲取养份，突然那一个诞生的时刻来了，陡地降临光明。当你渐渐适应这光明，光明便转为昏暗，醒又转为睡眠，汲取养份，等待下一次光明。这一次光明是比前一次更为堂皇，更为亮……你就是从一重光明走入再重光明，继而走入三重、四重、五重，无数重光明。（269）
这是全书最具宗教意味的一段宣谕，关于光明的辩证扬弃上升的“启蒙的辩证法”。如果只是这段说明，它像是自主的、纯观念的。但在这部小说的脉络里，作者让这三个路径交汇、互补，经由对话、对话中的沉思，“在他们中间，总是有一块静默的空间，选择着停留，徘徊和看听，就像宗教里的隐修室。”“就是这种隐修的作用，浅俗的经验会提炼成纯粹的思想情感。”（276）在这一节最后有一个长长的段落为这三条路径及全书的宣谕做了总的说明，是全书大旨所在（为方便引述，我给它取个篇名叫《自然启蒙论》）：
他们这三个人，都未受到高等教育，思想没经过训练，许多概念都是自创的，方法也是自创的。他们更多的是在运用想象，他们有着无限的想象力，他们努力要做的，是给这些想象以纪律，使其走上合理的轨道，这才可抵达彼岸。彼岸是什么？是这世界的真相。……这个革命的时代，旧有的观念全打个粉碎，新的还未建立起来，他们就像活在废墟上，无遮无拦，裸着的向着天地。时间和空间全是涣散无形，从他们身边铺张流淌。要说，他们的世界真是大，浩浩荡荡，他们穷极视力，还是看不到边。正因为如此，他们看见了天地的大──这就是理性，自主自长，自己找食，自己拉拔自己，养成的理性，只须有那么一点点，空茫的天地就绰约划出了分界，有了立足之地。……他们懵懂中遭受的际遇，以及断章取义得来的知识，七拼八凑，组合成世界观，企图给无名以有名，给无以规定的以规定。不晓得出了百错还是千错，在错过中犁开一条路径，危险是危险，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更为无知的运命，那就是向善，那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自然中来。万幸、万幸，他们还是保持着自然的天性，对强力的逼迫起反感，对侮辱起反抗，对伤及他人起忏悔之心。……他们所得的那一些可怜的教化，总算顺着自然的驱使，自然总是劣退优长，这个运命笼罩着他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受过苛的考验，那会丧失信心。好在，他们尚有信心。（278）
这段话有多个层次，首先当然是“南昌们”（共产主义的继承人，人民共和国未来的历史主人公）没有受正规教育，只能靠自学，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而那又是个价值转换的时代。这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疑点是，为什么“南昌们”不是直接继承“无产阶级的真理”而必须迂回绕道？有两个可能，一是能传授该真理的人（父亲辈）在文革中都被打倒了，正当性荡然（几乎都是小资出身，不彻底）；二是唯物主义的真理必须来自亲身体验，而非仅凭书本知识。文革的让教育停摆因此有了正面意义：正是那样的契机，让唯物主义的“启蒙”有了可能。在这一意义上，那真的是场文化革命：重建出一种文化（关于光与真理）。这长段辩护辞可以看出是合理化文革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化宣言──简言之，即是“文革作为启蒙”的宣言。
但它把不同的分析层次混在一起，审美活动、认识论、世界观、伦理学、宇宙论、人性论──我们看它勾勒出来的从无到有的步骤。依其叙述，一层层加进去。
1想象力→合理化（纪律）→世界的真相
2想象力（理性的能力）→合理化（纪律，形式化，世界观形成）→世界的真相
3（自然）→（向善）→（自然的天性-信心）想象力（理性的能力）→合理化（纪律，形式化，世界观形成）→世界的真相
在逻辑上，个中箭头→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出现断裂、差错，并不总是能平顺地过渡。是叙述保障了它的平顺过渡。这需要某种更为本体的依据。（自然）→（向善）→（自然的天性-信心）便是个中的信念结构。令人好奇的是，这有着善的意志的自然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思想来源是什么？并不是来自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没有意志，它是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自然神论？似乎也不是，在这段叙述中看不出上帝或作为上帝之“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那和共产主义的教义也直接冲突。因此，那似乎是传统儒家的某些概念被偷渡进来了。向善→自然的意志。那信心，是叙述者对那历史主人公的信心。而他们对世界、对自己的信心，已经是人性论、信仰层面的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中国思想的古老地层？那不是“四旧”吗？
在《上种红莲下种藕》里也可以看到这一层闪现。
在这里，绕道王安忆其他的文革小说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文学修饰了我们荒凉的青春”
在王安忆自身写作的背景里，《文革轶事》（1993）、《纪实与虚构》（1996）、《叔叔的故事》（1999）、《隐居的时代》（1999）等中、长、短篇小说均直接涉及文革。尤其《纪实与虚构》的第五章，短篇《隐居的时代》都可说是《启蒙时代》的预写。因而或许可以藉此追踪她如何藉由小说来思考文革，以及尝试解释何以她会采取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文革，寻踪“文革作为启蒙”在王安忆作品里的精神史路标。
《”文革”轶事》写的是在文革特殊背景下，上海弄堂里一个新兴得势的阶级、一个“青工”（考不上大学、没有受教育、胸无大志）和女知青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和《叔叔的故事》一样谈不上对文革有什么独特的思考。《纪实与虚构》就不同了，整个第五章都直面文革，用的已经是《启蒙时代》的论断性修辞。开篇的句子：“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一个充满奇遇的社会，它消除了社会一贯的逻辑性组织结构，偶然事故层出不穷，并且往往具有决定命运的功用。我们这些孩子打散与弄乱以往严格的编组，我们乱七八糟地成了一堆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毛主席有一句话非常符合我们当时的情况，那就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⑦叙事者用一种近乎节庆的语调诉说“我们”，共和国的儿女们在那种状态下过节般的喜乐，“这是我们从我们自小居住的街道游离出去的一个短暂时机，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浪漫插曲，它使我们稍稍有了奇遇。”（同页）这章描绘了主人公的三次奇遇，前两次是对底层世界的触知，那些生活的黑暗面，不无悲惨意味的故事，是“我们光明的同志家所看不见的景象”，是都市弄堂里的民间。叙事者说：“这是我生命中故事最多的季节”是作家养成难得的机遇。更重要的毋宁是对同志的阳刚草莽味的认识，对红卫兵的认识。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肯定的称述：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它将我们卷入命运的漩涡。在正常的日子里，我们的生命走在平静安全的轨道，而革命的动乱解散了秩序，我们的生命出了轨道，互相碰撞，交织在了一起。（170）
这里的“我们”和《启蒙时代》的历史主人公是同一伙人呢，“命运”这关键词出现了，但还没有具体的论述，没有找到相关的概念群。但它显然是正面的，给主人公带来生命的启示，认识另一个世界。
《隐居的时代》（“一个意识型态最狭隘和最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⑧写文化人的潜隐，知青的勇于思考，都是《启蒙时代》的基调。它的故事时间后于《启蒙时代》，但写作时间早于它。对下乡的思考，《隐居的时代》是充满审美意趣的。那是个重要的文件，对下乡知青的“下乡启蒙”（借《启蒙时代》的修辞格式）做了全面的、主观的集体分析。在那里头已蕴含一种自然审美论：“农民们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80）那是民间；“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成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81）这是自然。这脉络中最有趣的大概就是论证文学为什么对我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好像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想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95）
依前面的图式——想象力→合理化（纪律）——其实是个文学化的过程。想象力即审美的观照。文学在这脉络里即是那“给无名以有名，给无以规定的以规定”的特定机制。乱七八糟的思考、空洞抽象的思考“充实了我们空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种痛苦的意义。文学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可以叙述，它为它们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时期里，凡是苦闷的青年，就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则是苦闷的青年。文学修饰了我们荒凉的青春”（95-96）前引“自然启蒙论”不过是预示，它的发酵则要到后来，下乡，再后来，离开下乡情境，有了审美距离后的回望，它方事后的被赋予正面意义。“文学修饰了我们荒凉的青春”是比“自然启蒙论”更为白话的告白。反过来似乎也可以说，“自然启蒙论”其实或许也不过是一种文学修饰。
从《隐居的时代》的描述确实可以更好的理解《自然启蒙论》中暧昧难解的部份。譬如为什么那么强调想象力，《启蒙时代》里谈的抽象的“痛苦”在这里也较为具体化了——苦闷（以及性的渴求）。《隐居的时代》描绘了知青间书本的流通，流通的是什么书呢？几乎都是旧俄时代的小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作者也不讳言说是因为哲学太过艰难而假道文学，甚至把哲学概念审美化。其实是这特定的文学，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
在那个世界，有民间的奇人，有被整肃下放的右派（其中多的是高人），以一种审美的目光诉说了乡间的美好──消化了外来文化，让它柔软、好吸收。于是那成了崭新的教育空间（显然，毛主席又对了），“我们”成了隐居者，“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们的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藤蔓植物”（105）其中有个关键段落比较全面地勾勒了这种“文化积淀”论，叙述中的五河县：
这里不仅师承了严肃端正的儒风，也师承了放荡不羁的老庄，有着这样的准备，什么样的乖戾都可容忍了。但这乖戾，是必以知识作前提的。那个时代确实扼杀知识，许多文化传统被灭绝了，成了文化的荒漠时期。可是，在我们县城这样的地理的夹缝里，倒正相反，被排斥逐杀的文化和知识，退居到了这里，比平时更加聚集起来，变得突出和鲜明。它们有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这种固定不变，保护了我们人类积攒了很多时间的优良训练，使其不致流失，得以传承。（122-3）
“自然启蒙论”中的自然教化的基础，就在这里吧。这看来都是些共和国时代被划入“四旧”的历史遗留物，也即是某些文化论者说的中国文化的底盘。在《启蒙时代》里那城市的空间里它被废弃、冻结了，因此《启蒙时代》里的“启蒙”的主体竟是青春成长的经验本身。三条路径里只有第二条直接和书本知识产生联系，但仍被批评“抽象”。《启蒙时代》推出的“自然启蒙论”在那有限的时间里并无法完成，而必须要等它走到下一阶段，上山下乡，“回到民间”；在那乌托邦化的民间，经由苦闷的试炼，在文学中找到表达的格式，并接受儒道遗风的濡染，辩证的完成文化革命。换言之，文化是不可能归零从简单的生命经验、青春体验出发，自然而然地形成、建构出它的形式——就如同语言是继承而来的，没有语言不可能思考——而符号形式，不论是语言，还是比语言更大的单位（譬如文学、文类形式）都必须仰赖继承，从批判地继承既有的基础上加以开展。比文学更大的，属于文化的方方面面，更不能仅凭个人有限的经验从零无中生有。《启蒙时代》的启蒙论还是必须面对被文化轻率地革掉的部分，面对它自身的赤贫。《隐居的时代》其实更早承认了，这些知青其实是从残存的“封建文化”（而不是位居政治宰制的主导文化）那里得到养份。从这样的联结是不是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历经下乡-寻根，这启蒙仪式就是不完全的？如果是这样，岂不是承认文化革命本身的空洞、缺乏基础？
如果说到最后只剩下青春体验、青春本身的意义，那王小波的小说就很有意思了。如果“文革作为启蒙”这样的命题成立，那灾难故事、荒诞叙事里也该看到启蒙之光。或许有必要拿王安忆的同代人李锐、史铁生等的文革-知青小说做一番比较。
文革灾难的启蒙
王小波和王安忆的小说在各方面都差异极大。相较于王安忆的过度认真（现实主义-革命文学），有某种集体代言人的意味；王小波的小说显得游戏趣味浓重，语调有时近乎吊儿郎当，刻意地略显轻佻。然而身为同代人，两人有部分经验是相似的（经历文革时的教育体制解散、下乡）。更甚者，王小波由系列中篇组成的长篇《黄金时代》整个的就以文革-知青下乡为叙事的舞台，以那样的特殊背景为条件来说故事。也就是说，《黄金时代》可以说是王小波以自己的方式反思文革-下乡这回事。他的主人公不是王安忆笔下的“历史选民”，而毋宁是它的对立面，右派子弟。但如果“文革作为启蒙”是个历史命题，如果文革真的是个“启蒙时代”，如果青春终归有它自身的意义（如王安忆所言），那《黄金时代》其实也是另一版本的《启蒙时代》，只不过那已不在王安忆《启蒙时代》的准官方视野内。
相较于《启蒙时代》之把文革的暴力剔除得干干净净，像个血迹被洗干净尸体被收拾掉杂物都被清除了的明净得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过的舞台，王小波笔下的文革则毫不避讳地写暴力，尸体、涂地的肝脑、整肃；官僚与愚昧，那世界也比较接近我们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及“伤痕文学”里知悉的那个世界。但我这里意不在全面的比较，二王根本上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世界观。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来看，他很直率地指出，青春的核心就是性爱，不是别的；也唯有美妙的性爱能为革命时代荒凉的青春带来温暖与救赎。以知青下乡为背景的《黄金时代》，正是性与爱把荒废的青春提升为“黄金时代”，这大概是对“文革作为启蒙”的深刻反讽。《革命时期的爱情》（1994）直写文革，用两段男女关系来框定它，一在文革的开端，1967年，是青少年的裸裎纯爱；一在末尾，1974年，与团支书x海鹰世故的SM通奸。小说以直叙-倒叙的方式展开，主人公因疑似犯了错（被怀疑在厕所墙上画淫画）而求助于团支书，接受“帮教”，在被要求告白的过程中叙述出“与有颜色的大学生”的性爱启蒙。那背景是文革时期红卫兵各据校园大楼投掷石块武斗，且已发展到枪战，少年主人公十六岁，刚开始对那局面还有青少年式的浪漫期待，游戏式的憧憬，“等到校园里动了枪，工宣队解放军冲了进来，把武斗队统统解散，我就永远失了这份天真。”⑨儿戏式的武斗结束了，只剩下她，黄金之物：“假如在臭气熏天的时期，还有什么东西出污泥而不染的话，她就可算一件了。”小说花了不少篇幅细写正式性交以外的视触嗅味诸感，纯粹的情色滋味，女体之美。“她教给了我女人是什么。女人不是世界上惟一的奇迹，但是连这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更是白活了。”⑩那也是美的启蒙，全然从体验出发，这样的体验被视为是那无聊时代唯一可以留下来、可以珍视之物。
就文革作为灾难而言，李锐的《旧址》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都是有力的对照文本（当然，还有不少相似的案例）。
《旧址》写一个中国古老家族的彻底崩解，在文革里，甚至连那家族里唯一的功臣李乃之也遭到清算，迫害致死。因而象征传统中国的大家族被政治暴力冲刷殆尽，沦为一块碑址。《旧址》里展露的暴力是全面的，远不仅限于文革，从土改到反右的连串暴力，文革不过是最后一击。因而在《旧址》中，最后留给历史的主人公（李乃之的儿女，新中国的儿女，同样作为知青）的是一片废墟。因而在《启蒙时代》仅出现于黯淡背景里的灾难全面的被前景化，那稠密的黑暗，甚至也几乎窒息了“文革作为启蒙”的可能性。在《务虚笔记》错综复杂的叙述中，Z的叔叔和N的父亲都在文革里受到严重的迫害，前者很接近李乃之（背叛自己的家族，但在文革里被判定为叛徒），以致文革如一场残酷的、宗教式的考验。而后者或许更具代表性，因为连串的迫害让他失去了昨日。失去了昨日也失去了未来，留下了伤残的形象。然而新生代却在那样绝对黑暗的心灵废墟里重新找到各自的、颇为虚无的救赎意象。如果有所谓的启蒙，那也是在事后，还得在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藉由写作，藉由艺术，藉这样那样的方式，方能勉强走出文化革命加诸于身体与精神的伤害。“文革作为启蒙”对这一类而言不啻是风凉话{11}。
另一方面，如果说王安忆《启蒙时代》着眼于集体，王小波则关注个人。而性爱恰恰是最个人最私密的层面，也是青春的必有之义。因此相较之下王安忆笔下的“苦闷”也是抽象的。王小波的个人主义，就下面这段文字也可看出：
在革命时期所有人都在“渗着”，就像一滴水落到土上，马上就失去了形状，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土粒和颗粒的间隙；或者早晚附着在煤烟上的雾。假如一滴水可以思想的话，散在土里或者飞在大气里的水份肯定不能。经过了一阵呆若木鸡的阶段后，他们就飘散了。{12}
这段话可说是对革命时代集体主义的尖锐批判。主人公在文革中如果有什么启蒙，无疑是对它的反叛。如何重新找回个人，这问题已优先于张旭东为王安忆勾勒出来的《启蒙时代》里头蕴含的系列十九世纪旧俄小说中常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在干甚么？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爱情？”{13}王安忆革命小说中的“我们”一直是政治立场正确的，但王小波里的那个“我”可能更贴近一般的小知识分子。他们最根本的“启蒙”是对那企图抹平所有个体的“我们”的挑战。这个姿态，或许已接近“启蒙”本身。也就是说，我们最近还是必须面对康德于二百多年前对“何谓启蒙”的界定──虽然，前引王安忆-张旭东文化革命论的视野似乎暗示了启蒙也有阶级性，但真的是如此吗？
关于启蒙
关于启蒙，必须重返康德《什么是启蒙？》（此文有多个中译）对启蒙的界定：“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14}在康德的那篇小文中，召唤自由、理性（王安忆“自然启蒙论”中也用了这词汇，但在其脉络中是种“自生自长”的事物），强调“其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始终是自由的，而且唯有这种运用能在人类中实现启蒙。”（29）这其实预设了公共领域与个人权益的保障，但文革时代恰恰没有相应的条件——因此它只能被归类于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自由如果阶级化之后，那何来启蒙的可能？康德小文特别强调针对宗教强制的超脱（“在宗教上的未成年状态也是所有未成年状态中最有害且最可耻的”），但其实可引申至对一切的思想的宰制（理性公开运用的不自由），以此对应《启蒙时代》，只能说它近乎不可思议。除非它是反讽的，但不论在小说里，还是小说外的访谈，王安忆其实都非常认真{15}。
其实没必要再往下谈了。但就启蒙论题而言，福柯在《什么是批判》里有进一步的发挥。他把康德所谓的启蒙称为批判，是指“不愿被统治”。“怀疑、挑战和限制统治艺术，寻找它们的尺度，改造它们，希求逃脱它们，或者起码置换它们。{16}简而言之，是对权力的质疑。而在其《什么是启蒙？》中更清楚的指出，启蒙问题关涉三个广泛领域的实践体系（知识、权力、伦理），而涉及如下的问题：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我们自己的知识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操作或服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的道德主体？”{17}《启蒙时代》离这轨道太远了。
其实《启蒙时代》意不在反思文革本身，而是以没有受到伤害的历史当事人的立场为它辩护，间接的为文革的存在提供正当性论证。这样的立场因此可说是非常接近官方的，也可以看到作为作家的王安忆的意识型态的底蕴。
非常吊诡的，这本思想剧的思想是惊人的贫乏，而且努力正当化它的贫乏。从结果来看，它其实是在嘲弄启蒙本身。
2013年7月5日初稿
参考暨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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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启蒙时代》，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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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傅柯著、汪晖译：《什么是启蒙？》收于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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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王安忆著：《对话启蒙时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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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志煕：《欲望的文学风旗：沈从文与张爱玲文学行为考论》，台北：人间出版社2012年版。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康德与启蒙》，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① 本文有两千余字截取自本人的国科会计划“文革作为启蒙”（101-2410-H-260-035-）申请书“计划内容”的背景说明部份。因计划书原本就是这小研究计划的蓝图式试写。本文为该计划的成果报告，曾宣读于“第三届叙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主办，2013年10月18，19日。
② 张旭东、王安忆著：《对话启蒙时代》，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2页。
③ 张旭东：《“启蒙”的精神现象学》，《对话启蒙时代》，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④⑤ 王安忆、张旭东：《成长·启蒙·革命──关于〈启蒙时代〉的对话》，《对话启蒙时代》，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页；第38页。
⑥ 本文引文依麦田版（2007），为免繁冗，《启蒙时代》的引文改文内注。
⑦ 本文引的是麦田版（1996），147。由于接下来整段的引文出处同此，为免繁冗，引文改文内注。
⑧ 麦田版，95。
⑨⑩{12} 《王小波文集》第一卷，318； 297； 305。
{11} 北岛、李陀编的《七○年代》、查建英访谈的《八○年代》中的许多访谈者的口径都是“青春无悔”论，以他们在九○年代后取得的成就回头对文革或上山下乡做正面陈述。就历史当事人从自身经验出发，那无可厚非，历史的灾难并不全然是负面的——但有的人会得意忘形的去批评那些受迫害以致未能尽情发挥才华的（四0年代成熟起来的多少天才被毁掉了，陈梦家、钱钟书、沈从文、穆旦……），反而指控他们本来就不怎么样，譬如当今西学祭酒刘小枫之讥钱钟书为类书家；解志煕之倒果为因的说一九四九以后前后的沈从文本来就不出东西来了（《欲望的文学风旗：沈从文与张爱玲文学行为考论》）都是缺德的风凉话，就像对一个腿被打断的赛跑选手说：你不是很会跑吗？怎么在地上爬呢？可见你本来就不行嘛。不论是文革肯定论还是下乡肯定论，都漠视了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把晚清五四以来的累积一下子毁掉了，以致历史必须重新开始。因此我们也就没有估算，如果让那一代天才（及那一批留学回来的）尽情发挥才华，中国的学术会是怎么样的一幅景观。只凭劫后烬余就下判断，难免予人落井下石之感。
{13} 张旭东，96。
{14} 康德著、李明辉译：《答“何谓启蒙”之问题》、《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5} 包括那个主标题有刻意误导之嫌的《文革是个蒙昧的时代：王安忆德国谈启蒙》书评网www.china.Review.com.2011其实王安忆在答复中说，文革一向被称为蒙昧的时代，但她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不无启蒙的契机。
{16}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对话》，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90页。
{17} 收于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0页。
（责任编辑：庄园）
Abstract： This article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Part one place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Wan Anyis own writing career（personal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of novel）； part two is a parallel comparison with other contemporary cultural revolution novels， especially Wang Xiaobos works； part three discusses the topic of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ideas in a limited way.
Key words： Wang Anyi， novel，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cultural revolution， ir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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