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批评家曾庆瑞教授遭遇著名笑星赵本山，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个案。对这个个案的解读有助于我们认知文学批评的品质与现状，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尊严，以及它们如何成为可能等问题。
关键词：文学批评；独立性；尊严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3-0057-05
旧事重提
这还是2010年的事，批评家曾庆瑞教授遭遇了著名笑星赵本山。那是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的研讨会上，老资格的批评家曾庆瑞指出：《乡村爱情故事》在展现农民生活的时候缺乏“历史进程本质的真实”，“电视剧绕开真正的现实生活走，其实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他语重心长地劝说艺术家：“本山可以发挥他的艺术优势，抓住农村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给观众看。”同时大声疾呼：“艺术家应当以追求高雅、崇高为目标和境界。”
这属于一种非常一般化的批评，没有多少别出心裁的议论和理论，作为批评也不见得就很犀利。但本来表示“抗打击能力很强”的赵本山承受不住了，立马跳出来反驳，反驳中包含着一些挖苦、讽刺，有时还有正言厉色的训斥。批评家曾庆瑞看来未曾见过这样的阵仗，立即缴械投降——“他稍显落寞地补充说：‘既然是文艺批评，就要既说优点也要说缺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刚才的话，您就当是爱管闲事的人说的一些闲话吧！”①
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个案。对这个个案的解读有助于我们认知文学批评的品质与现状，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尊严，以及它们如何成为可能等问题。这个案例当然可以说明文学批评的境遇在当下中国可能差到斯文扫地的地步。创作家完全可以将批评家视为随意教训的对象，而批评家对此也只能先是期期艾艾，然后唯唯诺诺，进而忍气吞声。然而这个例子也可以当作一个有意思的个案进行解剖，看看文艺批评尊严的危机到底存在于哪些方面。显然，一方面的问题是被批评者如赵本山等不懂得文艺批评，因而也不懂得对文艺批评的尊重，可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文艺批评家不知道如何进行批评，以捍卫自身的尊严。
赵本山的“谬误”
在这个案例中，赵本山的错误在于对批评家的态度盛气凌人，居高临下，至少是用心不纯，立意不诚，但实际上反映出整个文坛对文艺批评的漠视乃至轻视的态度。赵本山这种对提出“质疑”意见的批评家极尽讽刺、挖苦、嘲骂之能事的态度，正是文坛乃至社会共同态度的体现。
他公然暗示曾庆瑞的批评并非出于善意，因为他本来“想听一点善意的话”。他甚至认为这样的批评简直就是一剂毒药，“开一付药我吃了就死的”那种。他在后来的场合还讽刺“有人以质疑别人为己任”，并尖刻地说：“有些人不质疑别人就不会干别的了。”如果说对这种坦言批评的批评家还说了一些肯定的话，赵本山发现：“和一些在背后骂人的网民比起来，当面的批评也是一种真诚。”如果这不是对批评家的讥讽，那么问题更严重：在他的心目中，批评家原来就是普通网民的档次。看来他无法接受批评家是一种职业这样的事实，他觉得这些人要么就是专门“质疑”别人，要么就是发表不负责任批评意见的一种网民。
即使他的表白是真的：是带着电视剧请批评家“开药方”的，他对文艺批评的功能性认识也相当肤浅。尽管他能够说出类似于善意的批评不啻是一剂良药这样的真言，以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家根本说不过去。他不知道文艺批评家不是修车行的老板，你的车子出了问题就来这里找师傅。批评这个行里并不像修车行那么灵，一般总会帮你解决问题排除故障，文艺批评这行当完全不会这么实用。像要求修车行伙计那样要求批评家对剧作会诊，解决不了问题就说人家开出的是毒药方，这对于文艺批评来说完全可以算是简单粗暴。这既是中国的文艺批评界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坛的创作者缺少相应的批评素质和理论修养的体现。
面对《乡村爱情故事》这样的电视剧，面对赵本山的小品等这一类作品，批评家祭起“高雅”的法宝，颇有些方枘圆凿的味道，在这意义上，赵本山反唇相讥的确占尽优势。赵本山的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往专家们意念中的“高雅”处整。理论上更加不吃这一套，而且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我从来都不是高雅的人，也从来没装过高雅。高雅是从民俗进化来的，没有大俗就不会有大雅。”不高雅的人能够弄一句“没有大俗就不会有大雅”这样的警句，也就已经够高雅的了，虽然这高雅的警句内涵并不像赵氏理解的和表述的那么简单：从大俗到大雅须有漫长的和艰巨的路可走，并非大俗就等于大雅，大俗就能够立即抵达大雅；这其中的路程之复杂，恐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走完，甚至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认知。更重要的是，赵本山没有资格“得理不让人”，对要求他“追求高雅”的批评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一个从事艺术创作的创作者，同时也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他可以在风格上不认同所谓的“高雅”，但却没有理由在情趣上和精神上对一切“高雅”嗤之以鼻。公然放弃精神、美学和艺术、情感意义上的高雅，甚至以此作为标榜，以此作为百毒不侵的金盾，抵挡一切类似的批评声音，这是一种拒绝美学拒绝理论的过于市井的态度，绝不是一个明智的艺术家之所该为。
赵本山对付曾庆瑞的另一个杀手锏是“生活的真实”。他质问批评家：“这位教授提到的农村生活，我想知道，您熟不熟悉农村生活？您去没去过？如果没有发言权的话，那考虑好再说。”这是针对曾庆瑞说他“绕开真正的现实生活”而发表的盛气凌人的反批评。赵本山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显然不对，在盛气凌人的态度中阐述出来的观点，特别是在这种阐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思维逻辑，都非常错误。人家即便没有去过你那个农村，不等于对农村题材的作品没有发言权，且不说作品中确实存在着拿农民的生理缺陷取笑的毛病，便是表现农村生活的浅俗化的立意与展开，以及所带来的情节上的虚假、生硬、琐碎与重复，即便是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观众也能看得十分清楚。认识农村生活的熟稔度，或者把握农村生活的深度，并不一定是与农村生活时间的长度成正比。即便是谈农村生活的时间长度，赵本山也未必就有气使颐指的资格：他1974年（17岁）就离开农村，先进入公社文艺宣传队，又加入威远乡业余剧团，后借调西丰县剧团主演二人转，此后其生活离农村越来越远。这样的农村生活底子，用来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自然是非常有效的，但还不足以拿来在批评家面前夸耀，更不应该以此作为教训别人的资本。如此绵薄的农村生活资本，在小品和电视剧中已经取用殆尽，他应该倍加珍惜才是。
总之，赵本山对批评家本来缺少真诚，缺少尊重的态度，当然也缺乏了解，同时也就缺乏理解。他质疑批评家“质疑”的善意，他将批评家视为普通网民的一种（虽然在让步的意义上说是较为真诚的一种），认为不对路的批评就是一剂毒药。他以乡村生活的俗为自己的挡箭牌，挡住一切“高雅”的要求及相应的质疑，使得自己永远处于优势的居高临下的地位。他认为生活的熟稔度高于一切，没有相应的熟稔度一切否定性的批评都毫无意义，甚至没有发表的权力，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用于批评的理论简直一文不值。这一切使得他永远高踞于批评家之上，可以对批评家严加呵斥，可以对批评家气使颐指，可以对批评家冷嘲热讽，可以视批评家和批评为无物。这一切都是赵本山在对待批评和批评家问题上的“谬误”。“谬误”打上引号，是因为他不会承认，甚至不会意识到，是强加给他的，不过那才更加可怕。
曾庆瑞的“问题”
当然，批评的尊严主要是靠批评家自身的素质，靠批评的质量和信服力，靠批评家富有创造性和富有魅力的批评劳作取得，而不是靠创作家有求于己的一种功利性交换，或者靠创作家的友情赞助式的承认，甚至靠创作家施舍式的“倾听”与“将养”，这样得来的可能是勉强的文坛地位，但绝不会赢得真正的尊严。在上述这个批评个案中，曾庆瑞教授丢尽批评家的尊严，除了创作家的赵本山强词夺理甚至蛮不讲理而外，与批评家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这些问题不单单存在于这一次电视剧讨论中，也不单单存在于曾庆瑞教授一个人身上，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批评写作和文学作品研讨之中，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批评家之中，因而，当代文学批评总体来说独立性不强，尊严性不够，这些都主要是由于自身的内因不强、不够造成的。
曾庆瑞对《乡村爱情故事》的批评，既体现了一个批评家说真话的良心，也表述出相当中肯的批评意见。但被批评者不服，幸好这不服主要还是因为雅量不够，而不是理论上的辩驳。其实，对于批评家来说，这种雅量不够的被批评者是比较容易对付的，批评家可以发扬“天津青皮”的精神，无论他认同与否，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对方作不妥协的争论。但如果面对那些在理论上与你“死磕”的被批评者，那还真会令你骑虎难下。尤其是你所侍弄的理论那么陈旧，很容易被人家使用较为新潮的理论辩驳得下不了台。曾庆瑞教授主要还是从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质疑赵本山主创的带有搞笑意味的电视剧，这使得他的理论面貌呈现出难以挽回的陈旧感。现实主义是在普遍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理论环境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文学和美学理论，这种理论追求文学和美学表现对于生活所构成的某种批判性，要求这样的批判性能够体现生活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并且达到历史的和美学的深度。这样的理论背景使得现实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青睐，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历史与现实、社会与美学的意义上建立起批判的功绩。现实主义理论高度发达的时代，往往都是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大行其道的时代，例如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19世纪后期，例如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左翼时期，以及1950～1970年代的政治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并不是说现实主义理论就此过时，不能再用了，但你操持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现实主义理论来批评远离了那个时代的作品，就难免会唤起一种明日黄花之感。波德莱尔说得好：“最好的文学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②文学批评就是要包含着有趣而又有创造性诗意的成分，不能过于僵死教条。虽然那种越新越好，越外国越好的理论观念必须严加警惕，但用于批评的理论带有某种学术应用的性质，它必须随着创作的发展而频加更新，以适应新的创作动向，这样方能体现文学批评家应有的意识与素质，也是保持文学批评自身尊严的重要一环。显然，已进入初夏季节的时候仍然穿着隆冬的棉装，这样的样貌除了令人侧目而视以外，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用来针对别人、质疑别人、批评别人的理论，须带有某种时代感和鲜活的生命力，显得过于陈旧的理论面貌不是令人觉得缺乏真诚，便是让人感到轻慢。
重要的是，特别是商榷性的文学批评，必须把准批评对象的脉息。文学批评同其他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一样，要想获得自身的尊严，必须把准脉象，把握分寸，言必有中，一语中的，直触其痛痒处；商榷性、否定性的批评应触动被批评者的痛处，即便是对被批评者说好话，如果说不到痒处，同样不会赢得应有的尊重。因此，有威力有威严的批评从来不是那种从本本出发，从现成的概念出发，从一种既定的框框出发所展开的批评，而是针对对象的实际，靠船下篙，切中要害，由对象的分析上升到理论批判，令其折服。曾庆瑞对赵本山作品的批评，试图用一种沿用了上百年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框，像展开一张魔床去衡量作品的弱点，远离了创作的初衷，远离了作品的旨趣，当然很难令被批评者信服。现实主义地反映生活中的本质方面，在典型环境中再现典型人物，是当年革命导师针对拉赛尔、哈克纳斯等追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所进行的高屋建瓴的批评，那是一种旨在建立无产阶级文学典范的理论探讨，将这样的理论探讨成果搬用到赵本山等人的作品中，对《乡村爱情故事》这种立意于开掘农村生活趣味，搜集和捕捉乡民社会中的笑声的作品而言，确实大而无当，而且颇感错位。一般而言，要求作品表现“高雅”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但一个以农村粗俗生活为题材的轻喜剧，很难融入“高雅”的构思，你仍然用这样“高雅”的标准去指责，怎能令其信服？再说，雅与俗本来就是在非常苛刻的相对意义上也不一定说得清楚的美学的甚至是哲学的命题，当人们不想从雅俗角度谈论事理的时候，任何一种关于“高雅”的言说都会被修理得非常尴尬。鲁迅就曾对那种无的放矢的“高雅”论提出质疑，认为“高雅的人”之所以与一般人不同，就是因为他们忽然能“雅”：“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③这是对平白无故的“高雅”论的极好讽刺。幸好赵本山没时间看鲁迅的这一段议论，否则套用鲁迅的寥寥数语便让批评家担待不住。怪谁呢？谁让你死搬硬套一些大而无当的理论来对别人指手画脚的？
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家至少需要通情达理，光抱着书本光搬弄现成概念甚至哲学名词，给人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曾庆瑞批评人家的作品未能反映生活的本质，这更是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事情，好像批评家仅仅是生活在理论中。首先，文学作品能够反映生活的本质固然是好的，但未必所有的作品一定都要穿透生活的现象去反映本质的真实。生活现象的刻画，对于现象惟妙惟肖的灵动反映，难道不能构成文学的某种价值？类似于《乡村爱情故事》甚至于赵本山的小品，就停留在生活的现象层面展开戏剧想象，表现出生活现象中的趣味，有何不可？其次，是否一定要生活的本质是一种理论总结的结果，而且是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远非文学和美学的层面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其中必然含有主观的判断和思辨的成分；界定什么样的内容属于生活的本质，又是什么样的内容才反映了本质的真实，这需要强势的理论话语权力，一般的批评家和一般的创作者如何能在这方面言之凿凿，斩钉截铁？曾庆瑞说《乡村爱情故事》未能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本质方面，我确信这一点，因为它确实存在“绕开”乡村社会主要矛盾的粉饰性倾向，但如果赵本山坚持说我所反映的就是农村生活本质真实，你将如何应对？如何辩驳？你即使说你同样熟悉农村生活，你能有他更熟悉东北那嘎哒的农村生活？
赵本山没有想到用这种“说不清”的“本质”论与曾庆瑞进行辩论，看来是他不知道“本质”论及其先天缺陷。他其实是想反驳甚至迎头痛击曾庆瑞的本质论的，于是他祭起了“生活真实”论的法宝，质问批评家：你熟悉农村生活吗？你有发言权吗？他把“真实”当作“本质”，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将自己列为生活真实的最权威的鉴定人。其实，某个地方生活的真实总体来说只能是片面的真实，不仅不能代表生活的本质，而且不能代表别处的生活真实。赵本山自恃对东北某地农村生活的熟悉，就强词夺理指责批评家没有发言权，正犯了以片面真实代替全部真实甚至代替生活本质的错误。而我们的批评家对此却木讷无语，不加抗辩，以至于批评草草收场，被批评者满贯而返，得意洋洋。
上述分析揭示的是批评家曾庆瑞的“问题”。其实不是曾庆瑞个人的“问题”，可能反映了文艺批评界的通病，所以同样打上引号。对于批评家来说，教训是深刻的。我们的批评如果只是从一些大而化之的、想当然的概念和理论入手，而不是从被批评作品的实际出发，不切近文学创作的个性与特性，不充分理解创作旨趣和作品风格，就很难得到被批评者的尊重，也就很难赢得文学批评的尊严。
赵曾之辩的启示
这次的赵曾之辩，赵本山缺乏真诚，缺乏雅量，缺乏相应的文学艺术理论修养，缺乏对待批评家应有的态度与风度；曾庆瑞虽有批评的勇气但缺乏相应的批评智慧，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缺少必要的理论创新能力，虽有一定的理论见解但都流于陈旧老套的僵化与生硬。尤为重要的是，在与赵本山的辩论中，这位批评家显得底气严重不足，面对赵本山盛气凌人的步步紧逼，他只是且战且退的胡乱招架，一面与虎谋皮式地要求赵本山听得见不同意见，一面忙不迭地自我“缴械”：“您就当是爱管闲事的人说的一些闲话吧！”。在赵本山多少有些蛮横不讲道理的反驳之下，批评家不仅失去了批评的锐气和魄力，而且完全放弃了争辩甚至自我辩解，这时候的曾庆瑞颇像孤立地站立在七老爷堂上的爱姑，或者像咕咕哝哝地为自己作“君子固穷”之类申辩的孔乙己。这种穷酸的可怜相如何让人看得起文学批评，看得起文学批评家？批评是堂堂正正的事业，批评家虽然是除了质疑别人什么也干不了的人群，但批评家的发言并不能因此就变得理不直气不壮。事实是，非常多的批评家连“质疑别人”这样的事情也干不了或者不肯干，他们或者胆气勇力不够，或者是理论素养缺乏，或是根本就没读过什么书，只能像南郭先生一样混迹于批评队伍之中，只能对文学创作者作不疼不痒的阿谀抚摸或者理论按摩，这才是赵本山应该嗤之以鼻的什么也干不了的人。曾庆瑞教授不属于这样的人，他比前述南郭先生式的“孱头”批评家优秀得多，也有水平得多，有勇气得多。但他的一触即溃的应对策略还是未能很好地捍卫文学批评的尊严。这种一触即溃的情形主要来源于理论底气的不足——从书本上学来的或者通过记忆获得的现成理论无法让理论家获得足够的底气，必须是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和艰苦探索的理论才能使得理论主体获得足够的底气。缺乏理论底气的批评家注定没有批评的锐气与魄力，他因此很难获得被批评者发自内心的尊重，甚至也很难获得自身的尊重，因而他无法感受到批评家的自信与尊严，当然也无法赢取属于文学批评的尊严。
① 《〈乡村爱情故事〉被批不够高雅，赵本山发飙：我不高雅，也不装高雅》，载2010年4月13日《广州日报》。
② [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版，第215页。
③ 鲁迅：《论俗人应避雅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责任编辑：庄园）
How to Maintain the Dignity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au]Zhu Shoutong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The encouter between Professor Zeng Qingrui and Zhao Benshan， the famous comedian， is an interesting case. Its interpretation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quality and status of literary criticism， reflect on its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and find ways of establishing its independence and maintaining its dignity.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independence， 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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