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伯察是法国天主教入华遣使会会士，他于19世纪40年代用了六年时间穿越中国内地，与多个民族各阶层人士，包括各种信徒、各级官员、各类商人、平民，更多的是穷人亲密接触，写就了两部游记《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观察之细之深是许多西方人无法达到的。在他的笔下，中国是一个好与坏、恶与善杂处五方的大国，但也依旧是一个落后的、残缺蛮荒的停滞的帝国。由于传教士的身份以及身处19世纪中叶的历史时期，古伯察的“客观认知”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修正了当时一些西方人的观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中国观”的倾向性又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古伯察；传教士；游记；鞑靼；中华帝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3-0042-07
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e，1813-1860）是19世纪法国天主教入华遣使会会士。自1839年3月起，古伯察即离开法国开始他的中国之旅，直至1852年他才回到阔别13年的法国。在这期间，他在中国内地旅行的时间长达6年。1847-1849年间，古伯察在澳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国游记《鞑靼西藏旅行记》，并于1851年用法文在巴黎刊行。他的第二部中国游记《中华帝国纪行》也于1854年在巴黎出版。
古伯察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观察之细之深是许多西方人无法达到的，他曾说道：“我们很少发现在描写有关中国人的资料中，除了矛盾百出外，还有什么符合事实的东西。一些人痴迷于中国人，还有一些人则总是咒骂和嘲笑中国人。”①古伯察的这一批评似乎直接指责了其他西方人评述中国时缺乏更具实证的“客观认知”。事实上，由于传教士的身份以及身处19世纪中叶的历史时期，古伯察的“客观认知”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修正了当时一些西方人的观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中国观”的倾向性又是不可避免的。
一、鞑靼人与汉族人的形象
18～19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概念，要么极美，要么极丑。正如古伯察在游记中所说：“伏尔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迷人的中国图画，……相反地，孟德斯鸠用最黑暗的颜色，把中国人描绘成一个可悲的、怯懦的民族。”②古伯察认为：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两者均有夸张。而以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能了解中国的真相。要真正了解中国，应该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寻觅。于是，古伯察便在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间开始了他的寻觅。而他最为关注的，便是鞑靼人与汉族人。他的两部游记中，占据大量篇幅的即是对鞑靼地区和鞑靼人的描述，不仅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在《中华帝国纪行》中也不时谈及。古伯察常常将汉族人与蒙古鞑靼人进行比较性的描述，而且往往倾向蒙古鞑靼人而指责非难汉族人。
《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充满了对鞑靼人的赞誉。古伯察对鞑靼人的赞誉，除了鞑靼地区是他们的归化地以外，在他们艰难地穿越这充满危险的整个鞑靼区域期间，如果没有鞑靼人给予他们的友善援助，他们即使不在缺衣少食的沙漠中贫困潦倒而饿死，也会淹没于草原的泥潭或毙命于歹徒和豺狼。正是鞑靼人这种兄弟般的友善和援助，使他们能够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生存下来，并到达拉萨。因此，游记中古伯察常常以赞誉的笔调来描述这些鞑靼人，赞美他们的宽容与好客、灵巧与勇气，他们诚实纯真以至于常常被汉人欺骗。而出现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的汉人，也就常常成了狡黠诡诈，生性贪婪的人。
古伯察笔下的别咧沟——翁牛特旗鞑靼人地区是一个多灾难的地区，干旱、风暴、冰雹不断，土地贫脊，连年饥荒。而让这片曾经风景优美秀丽的草原变得如此贫脊荒芜的，便是汉人的耕耘和开采。汉人像强盗一样掠夺蒙古人。显然，古伯察非常鲜明地站在蒙古人的立场上对汉族人进行了批判。在他的游记里，出现在鞑靼区域的汉族人多为商人，他们生性贪婪，狡黠诡诈。古伯察尤其记录了他们在青城寻找客店遭遇汉族人的经历：一个青年中原人把他们当作鞑靼人连哄带骗拉到他们的客店里，而他极尽献媚和殷勤行为的背后，所关心的其实是他们骆驼身上驮的两只大箱子。③古伯察随后评论道：“再没有比中原人与鞑靼人之间所从事的交易更为不公正和更为令人愤慨的事了。如果天真和纯朴的蒙古人到达一座商业城时，那么他们立即就会被中原人包围并如同强行一般将他们拉到自己家中。”④
在古伯察笔下，蒙古鞑靼人皆善良友好、宽容好客、诚实纯真、正直勇武，而汉人则贪婪、狡黠、诡诈。至于鞑靼人中个别另类，也是受到汉人的不良影响。古伯察尤其描述了青年鞑靼喇嘛桑达拉：“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语言学家”，“他的雄辩才能是天生的和引人入胜的。”⑤然而他却又是个另类狡猾的喇嘛，因为他曾加入汉人的喜剧团。
古伯察也会描述汉族人的力量、勇气、坚韧、沉着、机灵与乐观，游记中偶尔也称赞汉族工人“能非常廉价地巧妙工作，尤其是令人惊奇的和蔼可亲”⑥；称赞贫穷的汉族渔夫也会感恩，因为传教士给他包扎治腿，渔夫于是设法帮他们摆渡；称赞给他们抬肩舆的轿夫是汉人之中最地道的一类人之一，他们具有力量、勇气、坚韧、沉着、机灵、乐观。然而，他们一天最多赚不到五便士，即使如此他们还要用余下的大部分钱在夜里赌博和抽大烟；他称赞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实在了不起，他们的工艺制造精巧卓绝⑦；他们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古伯察尤其对宝囊之子的教书先生赞赏有加：“在法国，这种人绝迹了，但在中国却依然人数众多。这位学者习惯于在充分表达自己时很自信且游刃有余，没有丝毫虚荣心，也不炫耀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观十分坚信。”⑧
对于鞑靼人的愚昧落后，古伯察也对之批判。他抨击鞑靼奴隶制，希望它终究被废除，但应该“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实现的。绝不会是由政治理论家们解放这些游牧民族”，并宣称“这仍是耶稣—基督的牧师们和神圣福音书的传播者们的事业。”⑨他也抨击鞑靼人的一夫多妻制，不只因为“它成了生活放纵不羁和伤风败俗行为的一道屏障”，更主要的是“一夫多妻制已被《福音书》废除”。⑩
随着旅行的深入以及对鞑靼人和汉人的更深切的接触，古伯察对鞑靼人的这种抨击更激烈。在描述蒙古鞑靼人的统治时，尤其在叙述和分析这个帝国的体制时，古伯察对蒙古鞑靼人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认为蒙古人为自我毁灭而工作，他们被汉人同化已不可挽回地要彻底消失。并认为自鞑靼人统治以来，这个帝国密封得如水桶一般，他们的统治使这个曾经如此繁荣、如此有序的帝国正急速地走向颓败，且某种毁灭很快就会来临。
古伯察评述道：鞑靼人一当上统治者，就感到恐惧，因为他们人数太少，被淹没在广大的汉人之中。于是不得不寻思，怎样才能治理一个如此庞大而又天生仇视外族统治的国家。{11}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比清朝的这支军队“更可怜，装备更差，更无纪律，对荣誉更冷漠。总而言之，更十足荒唐。”{12}然而，中国却具备了组建世界上最强军队所需的所有条件。中国缺乏的是一个天才，一个能使鞑靼人和汉族人攥在一起的天才：“究竟有什么能阻止这个国家在人类事务上发挥巨大的影响？所缺的仅仅是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伟人，一个能集合这个国家力量与活力的人。”{13}
古伯察所描述、评价的鞑靼人和汉族人，皆是他所亲密接触的人与事，对于他笔下这些人，古伯察融入了他亲身的经历和深切的情感体验，可以说他所描述的这些鞑靼人和汉族人，即是中国人的代表，他们或许丑陋也不乏美好。无论他们是美好或丑陋，都是最具实证性的，也是在这之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述中难以达到的最为客观的。在他所描述的这些中国人中，他看到了中国潜在的力量，也看到了中国的缺失。然而，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传教士的身份特征也是极其鲜明的。他以其基督教的立场看待和评述众多他所接触的人与事，他对其传教归化的对象蒙古鞑靼人倾注了情感，即使对他们进行批判也对蒙古鞑靼人被汉人同化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和惋惜。
二、家长式王权下的中国社会
古伯察对家长式的中国王权有其奇特的看法。在古伯察看来，中国的王权是绝对专制的，却并不残暴，因为这是一种家长式的王权。在这样一个家长式的王权里，“皇帝是无比庞大家族的头领”，他可以把权力授给他的大臣，而这些大臣又可以给其管辖的下级官员授权。“权力的细分就这样逐渐向下扩展到家族，父亲自然地成了家族的头领，在家族的范围内的绝对权力比任何人都大。”{14}
而在王权这个大家庭里，皇帝作为家长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是“君权天授”，因此“皇帝”又称“天子”。古伯察认为，家庭观念是中国社会基础的大原则，而维持这一家庭观念的是孝道。“孝道对道德家和哲学家来说是经常论述的主题，一代代皇帝们的谕旨，清朝官员们的讲话，都一直称赞孝道，孝道已成了其他所有美德的基础。”{15}
而皇帝既然是天子，是帝国的父母，依照中国的家庭观念，他之所以有权受到其子女的尊重、敬仰和崇拜，便是基于孝道这一观念，而非中国人麻木不仁。在王权这个大家族中，“一切的方法和手段都被用来激发孝道的情感，以便使它成为绝对的激情；它采取所有的形式，与一个行动相结合，并把它用作公众生活转动的轴心。”{16}正是在这一孝道观念的支配下，作为家长的皇帝，便有权对他的子女行使绝对的权威。而在这样一种家长式的专制王权之下，人民仍享有其自由的权利。古伯察认为，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想象的要多。{17}古伯察谈及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包括：择业自由、外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与言论自由、说书人集会自由。基于中国人所享有的这众多自由，古伯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一贯把亚洲看作专制与奴隶制的场所，这实在大错特错。”{18}
这些描述与评论中，似乎体现了古伯察独特的思考与看法。然而他用中国的家庭观念比喻中国王权的专制，将儒家孝道传统作为王权专制的基础，并对之赞美，也反映了他对中国这一传统观念理解的偏颇。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上的偏颇，在谈及中国人的自由时，也就很显然地存在着他的误判和臆想。对于这一孝道观念的原意及其在中国的演变，古伯察并不理解，他的看似独特的思考与看法，其实也正是沿袭了封建统治者的国家政治哲学，体现的也是中国专制王权的哲学理念。从这点来说，他确实是“客观”的。但作为一个从已经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推翻了专制王权大革命的国度出来的“现代人”而言，古伯察的这一观点似乎也过于“停滞”了。他其实还是沿袭了18世纪伏尔泰的描绘，将中国专制王权这种以孝治天下，把大国小国、天子诸候、官吏百姓、家主臣妾之间的阶级对立、等级差异，全都隐藏在宗法血缘之中的君主专制社会，视为理想的社会。
如此一来，他还是陷入伏尔泰式的赞美声中了，这与他的初衷却是相违背的。因此，他又不得不努力跳出这一陷阱，在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之间寻求平衡。于是又言：“我们对中国的机构及其这个政府的机制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结果表明，肯定不应该对其专制政治大加痛骂，也不应当对其古风和父权制的智慧大唱赞歌。”{19}
从这些评述可以看到，古伯察对当时中国政府专制的评价并非极其恶劣，然而这些评价又显然并非如其言论一般对专制加以肯定。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用中国的家庭观念比喻中国王权的专制，将儒家孝道传统作为王权专制的基础并对之赞美的修正。他否定对父权制的智慧大唱赞歌，看似与其将“以孝治天下”看作理想社会的观念自相矛盾，其实正是他努力在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
三、中国的教育与科学
古伯察认为，“在世界各国，中国在初等教育方面肯定是最普及的国家。在小村落甚至在庄园不会见不到教师。”{20}然而中国人一切科学的基础却是“四书五经”，古伯察对此则不以为然。他说，“必须承认，我们发现‘四书五经很少适合欧洲人的趣味或需要。在这些书里找不到科学思想，这些书在政治和道德上有一些极为重要的真理。但我们发现里面夹杂着极严重的错误和最荒谬的传说，因而混淆不清。不过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教诲在思想深处美妙地倾向于创造一种对古代习俗的依恋感和对权威的极度尊重，这两样总是中国社会的两根支柱，而且惟独它们能帮助解释为何这个古代文明持续了这么长时间。”{21}除了“四书五经”，中国人对文字也有着奇特的尊重和崇敬，他们的语言具有惊人的独创性。古伯察甚至认为，这个民族的古怪性格主要根源于他们奇异的语言。{22}中国人还喜爱读书，因此尤其重视文献典籍，他们“对‘神圣的经典崇敬有加，他们尤其重视经典的历史、道德著作，犹如宗教一般，这恐怕是他们唯一严肃对待的事情”{23}。虽然中国不像欧洲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但古伯察对中国人读书的习惯尤其赞赏，认为整个中国便是一个大藏书楼。{24}即使走进最衰敝的荒村里最贫穷的人家，也许这家人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有，但仍然一眼就可以瞥见写在红纸上的金玉良言。
游记中，古伯察不仅一次称赞中国人的智慧和坚毅，及其对语言文字文学以及古代技术方面的贡献。他肯定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就具备了一些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有时以家族秘密的形式，有时则散见于古籍秘方代代相传。因此他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也有化学家、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但中国的科学并不系统，没有固定的原理，他们只会根据经验照着老方子上说的做，因此中国人的科学知识总是处于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状态。他尤其对中国人对现代科学不求甚解的印象极为深刻，认为中国人的物理学还处于启蒙阶段，只图能现学现用。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头脑喜欢简化问题，对于复杂的科技和机器会茫然失措，但也能凭着智慧和坚毅，努力完成最艰难的工程。古伯察尤其看到了近几年中国读书人中间出现的一种研究地理和外国的趋势，称赞这是朝着喜爱欧洲科学迈出的一大步。
关于中国的教育方面，应该说古伯察的观察和评述皆是客观的。他在游记里称赞了中国极为普及的初等教育以及极具创造性的语言文字和中国人对文献典籍的喜爱，这其实也是中国这一几千年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古伯察在穿越中国各地期间，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这一古老文化的强大。然而，在他看似赞扬的书写中，他的批判态度也是极其鲜明的：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初等教育的普及，除了在政治和道德上可以传达一些重要的真理，以及可以创造和培育发达的语言文字和文献典籍以外，这样的教育无法培育现代科学思想。而正是缺乏现代教育，所以民智不开，错误和荒谬的传说流传。中国人只会创造出一种对古代习俗的依恋感和对权威的极度尊重。由此，古伯察实际上也就证实了这一“落后的”“停滞帝国”。
四、中国人的宗教态度
作为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古伯察对于宗教问题更为敏感。而且他来华的主要目的即是在中国传教，因此他更多的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观察和评述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问题。
古伯察认为，中国人属于对宗教信仰最不专一的亚洲人。{25}当中国人蒙受了各种教义的摆布之后，便陷入宗教冷漠状态之中。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宗教国家，古伯察谈到，“很难把中国说成是个宗教国家，但是，只要是不被视为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宗教，均可得到容忍。三大宗教虽然曾经有过长期的激烈冲突，但它们都获得了认可。处于第一位的是最古老的儒教，孔夫子被视为其祖师爷。它建立在泛神论的基础上，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解释。其实，孔子在其著述中并无宗教思想，他仅仅满足于倡导孝悌，顺应天理，以使人类行动永远保持和谐。”{26}在这样一个非宗教的国家里，人们更关注的是实用性，而非宗教信仰。即使是对孔子的崇拜，也只是出于政治和功利的需要，孔子的学说与信条，实质上就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在对儒教的崇拜中，最模糊的东西和最严肃的东西全都被对儒教的崇拜兼收并蓄了。{27}
中国的第二大宗教道教是古代先民的原始宗教，其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堪称是古代东方智慧，孔子也为老子的智慧所折服。即使如此，道教最终却陷入了纯粹的迷信：“不管老子的哲学思想多么受到推崇，但作为其徒子徒孙的道士们如今却无多大声望。他们后来陷入了纯粹的迷信，其中有些人愚蠢透顶。使整个教派沦落为人们的笑柄。他们大炼长生不老之药。把自己的名声搞得很臭。”{28}。
至于佛教，古伯察从鞑靼地区走到西藏地区，最广泛接触了中国的喇嘛教徒（佛教徒），对喇嘛教的教义礼仪以及鞑靼和西藏地区的喇嘛教徒做了详细的描绘。他描述这些喇嘛不大有学问，他们的教理始终不明确。因为教理不明，盲目与愚昧也就是普遍的。一些喇嘛医生以驱除魔鬼的方式行医，收敛大量钱财{29}；一些喇嘛寺则以一种残忍的邪法手段吸引信徒和大量布施。古伯察详细描述了鞑靼地区和西藏喇嘛教粗野和邪恶的仪轨。那些喇嘛以残忍的、令人恶心的自我剖腹显示其法力，以此吸引大批愚蠢和无知的祟拜者。而这些可怕的仪式在鞑靼地区和西藏的大喇嘛寺中相当频繁地进行。{30}他也描述那些行走在蒙古沙漠地带和西藏山区一队队到喇嘛寺朝圣进香的虔诚信徒，他们不知疲倦、从不畏惧，尤其是那每步一叩的虔诚跪拜，甚至让人不免同情。{31}
自然，古伯察在描述这些虔诚的信徒时并不忘记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批评这种虔诚的叩拜是出于一种虚假的宗教动力：“当看到这些谬误教理的不幸受害者们徒然地忍受难以形容的苦难而产生悲痛的可怜相，大家为此而感到痛心。大家不禁衷心希望这些可怜的鞑靼人把他们每天花销和浪费于一种虚假中的这种宗教动力用于为真正上帝服务时刻的到达。”{32}而在谈及佛教改革及其改革家宗喀巴时，古伯察则一厢情愿地分析了佛教改革与天主教的相似及原因在于佛教徒或许借鉴了天主教。{33}
如果说《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古伯察在描述虔诚的佛教徒时，只是留意他们不虔诚及其愚昧的某些因素和现象，随后，当他横穿了大半个中国后他便认为，中国人对佛教并不虔诚：“从我们所访问过的佛教国家来看，最不虔诚的就是中国人，他们已经落到了彻底怀疑的地步。”{34} 中国有众多寺院宝塔，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人笃信宗教，只是对古老传统的继承而己。古伯察如此说到：“看到中国各地建有如此众多的寺院、宝塔和小庙，你也许由此认为中国人是笃信宗教的，但若是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外在表现不过是对古老传统的继承而己，根本不能说明思想虔诚。当代中国人已经完全被物质利益和现世享受所吸引，对各种形式的宗教都已淡漠了。”{35}“道士和僧尼被遗忘在破屋中过着贫困的生活。这种后继乏人，行将绝迹的宗教只能通过奇特的办法吸引新人，寺庙里的僧侣花上一点铜钱把贫苦人家的孩子买过来剃度一下便使之成为自己的门徒。僧侣借此方法可以代代相传”{36}。
从中国各种宗教的现状和神职人员的境况中，古伯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确确实实是过着没有宗教的生活。他们中间保留着一些迷信活动，那不过是来自于传统习惯，而不是来自于精神信仰，很容易脱离。立法部门对宗教信仰毫不关心，各地官员只把它当作笑料谈资。”{37}
在古伯察笔下，中国的宗教热情被扑灭了，整个民族陷入了怀疑主义状态，其精神生活受到侵蚀而迅速地涣散。{38}中国人包括“政府，知识分子，乃至于全国人民，都把所有的宗教看成是无趣又无用的东西。”{39}因此腐败堕落也就是必然的。古伯察如此描述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同样是他在中国旅行的非常“客观”的认知。然而在这一“客观认知”里，也同样贯注着其鲜明的宗教立场。而且，当他如此描述缺乏信仰的中国时，他也正是在行使着其传教士的职责，并向其教会及所有西方人传递了一个非常可信的来自于蛮荒区域的信息，一个极需上帝之光普及的信息。
五、中国万花筒
“在中国同像在其他各地一样，好与坏、恶与善杂处五方”。{40}古伯察如此评价中国，并非毫无依据。他首先看到了中国社会腐败贫困的现状。古伯察穿越中国期间，时值清朝末年，古伯察无论是行走在边陲沙漠或山地的少数民族区域，还是在内地汉族人中间，都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了底层民众生活的贫苦和悲惨，他的游记中，大量记录了底层民众的贫困以及由贫困衍生的各种丑陋，同时描绘了各地各级官吏的贪腐蛮横：鞑靼地区客店官老爷的蛮横无礼、戍边军官的敲诈勒索、随行官员的欺诈及花招，梁山知府的愚蠢软弱……“我们不可能无视中国人的确进入了恶胜过善的时代之一，道德、艺术、工业似乎都在败落，快速陷于贫困匮乏之中。我们目睹了最可怕的腐败渗透到整个社会，执法官把正义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各级官吏不保护平民百姓，相反却不遗余力地滥用权力压迫他们、掠夺他们。”{41}对于政府的高级官员，古伯察评述他们虽然专横，却也和蔼可亲、才智横溢。
就百姓而言，老百姓对官员屈从恭顺，无论在街上或在路上，他们对“称作‘父母官的人表示恭敬；而官员则高傲地通过人群。从轿子里对大众不屑一顾地瞧一眼。那些疏忽或忘记了行礼的人被一些脸色土黄、眼露凶光的仆从粗暴地吆喝行礼，对这些仆从稍表不敬时便要受到一顿鞭打，即使受到最严厉的教训也要对官员表示恭敬”{42}。而老百姓之所以如此恭顺，则是长期的习惯养成的屈从，他们谁也不想对这些要求是否合理进行辩驳。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不反抗，在中国也不时地发生不顺从接受这些教训的吵架，甚至动武的事件。
就中国人的品性而言，中国人能吃苦耐劳，然而中国人却存在许多陋习：在正式场合，中国人太拘谨、太作态、太遵循古代的礼节{43}；他们说话总是喜欢拐弯抹角，以方便说谎{44}，中国人说谎打诳的那一套早已发展得完备精妙，就算他们说的是真话，也很难让人相信{45}；中国人性格里面最奇异的地方是善变{46}，但对于祖先建立起来的传统，他们又总是不愿意改变{47}；中国文人还常常表现出一种道学气和自大狂{48}。
不难看出，古伯察所描述的“好与坏、恶与善”，其实体现更多的还是“坏与恶”。而且当他评述“好与善”时常常隐含着一种嘲讽的语气。当他描述中国百姓的顺从与反抗时，其字里行间所体现的则是中国人的顺从与反抗似乎皆没有任何原则性，不去思考其正义性，仅仅是从个人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罢了。而且当他作出好或坏的评述时，他仍然无法摈弃其自身的利益关系。
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存在的这些“好与坏、恶与善杂处五方”的状况？古伯察认为并不能单纯把这些混乱和弊病逐渐渗透到权力行使中的状况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形式。存在这些弊病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政治体制的弊端、民智不开、教育失败、缺乏信仰等）。联系其前后的描述与评价，很显然古伯察想说明的是中国如此之现状——政府如此之昏庸而百姓又如此的愚钝，这个社会实乃一大怪状！但古伯察还是说：“无可争辩的是，中国政府的机制值得欧洲政治家不带偏见地仔细研究。我们不应该全盘鄙视中国人，在他们古老而奇异的体制里有许多令人羡慕和富有启发性之处。”{49}对于19世纪已经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法国人而言，一个古老而专制腐败的封建帝国能令人羡慕并富有启发性，这是奇怪的。而且细读他的游记，透过他的评述不难看出，他其实深深地鄙弃这个国家的官员和民众。之所以如此言说，或许，这只能说是古伯察对欧洲封建社会衰亡的惋惜以及对教会失势的一种无尽的怀念？
中国的社会现状“好与坏、恶与善杂处五方”，同时，中国也并非整齐划一的国家。古伯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再从西北到东南环游了大半个中国，他看到了这个统一的帝国各地有着迥异的风土人情，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方言、服饰、风俗、课税、签约和建房都存在差别，甚至每个人的面貌和举止都让人感到特别的不同。因此他希望纠正欧洲人普遍流行的一种误解，他们以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高度统一的，只要了解一个中国人，那就等于了解全体中国人了，只要在中国城镇住过一段时间，就能够讲述整个中国的生活状况。其实绝非如此。“欧洲出版的很多有关中国的著作，总有诸如此类的欠缺，细读过后，很难想象中国真的就是那个样子。书里所描写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不过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这里且不说关于中华帝国整齐划一这个大大的误解，另外还有不少的谬论。”{50}身为一个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能如此评说自己同行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伯察力求的客观公正。而且他的确也比他们更为客观求实，只是他的“客观认知”无法摆脱其自身的立场及固有的倾向性罢了。
六、结语
古伯察的身份和时代皆很特殊。他首先是一个传教士，其次才是一个旅行者。在《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中，古伯察记录的所见所闻，包括宗教信仰、王朝政体、礼仪习俗、教育科学、生活方式、婚姻丧葬、妇女现状、山川物产、社会经济、商业贸易、艺术建筑，还有官吏的贪腐蛮横、声势浩大的饥荒、持续的贫困和难以承载的人口增长等方面。他记录了中国人的知书达礼、吃苦耐劳、聪明才智、勇武敏锐，也记录了中国人的“善变”、“屈从”和中国人的陋习。由于他带着明确的传教目的，在观察描绘与评述各种人物与事物时，常常带着宗教的立场。而作为身处19世纪中期的观察者，他在对比西方进步的原因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老大帝国堕落的原因在于没有现代教育，而根源则在于缺乏信仰。在他的两部游记中，他的确尽可能“客观”地把处于19世纪时期的一个立体的，善与恶、好与坏杂处五方的中国呈现给了世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描述与评价中，中国依旧还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只不过是有着其更多亲身体会的、更多实证的落后的、残缺蛮荒的停滞帝国而已。在如此的描述和评价里深深地隐含着他对中国更为全面和深刻的否定及其对西方文明洋洋自得的优越心理。
①②⑦⑧{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 [法]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张子清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第48页；第63-64页；第61页；第196页；第222页；第225页；第50页；第49页；第49页；第42-43页；第46页；第49页；第61页；第66页；第169页；第167页；第174页；第29页；第90页；第91页；第95页；第100页；第90页；第103页；第109页；第101页；第103页；第48页；第57页；第89页；第62页；第100页；第150页；第165页；第119页；第147页；第57页；第26页。
③④⑤⑥⑨⑩{29}{30}{31}{32}{33} [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第143页；第358页；第51页；第210页；第225页；第95-98页；第233-235页；第244页；第246页；第390-392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China as a Kaleidoscope：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Image in
Evariste Regis Hucs Travels and His Missionary Standpoint
Pang Xiyun， Qian Lins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Evariste Regis Huc was a French Catholic Lazarist missionary in China. In the 1840s he spent 6 years travelling across China， forming intimate contact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classes， including all kinds of believers， officials， merchants， civilians， but mostly the poor people， and writing two travel journals Travels of Dada in Tibet and The Chinese Empire. In his writing China is a country where good and evil co-exist， an empire which is backward， babarian and stagnant. As a missionary in the mid-19th century， Evariste Regis Hucs objective knowledge did to some extent modify the ideas of his contemporary western people， but it is also undeniable that he was inevitably tendentious.
Key words： Evariste Regis Huc， missionary， travels， Dada， the Chinese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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