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必要把“大国风范”作为一种方法，去解读《史记》和李杜，解读他们的体制、特质、精神空间和文化哲学，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打根基的工程，提供盛世表达的历史文化资源。
关键词：大国风范；千年情结；中国故事；盛唐时空的李杜错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2-0005-08
中国文化有两项无可比拟的特长，一是千古不磨的深厚根柢，二是举世瞩目的大国气象。自孔孟老庄以降，中国文化经历风风雨雨而根基牢固，中国土地上这种既能一以贯之、又能与时偕进的文化生命力是举世罕见的。自上古三代、秦汉隋唐以来，中国文化山负海涵，展现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海纳百川的涵攝力量，其在延续力与兼容力并进中的非凡气象，也是举世罕见的。
因此，对于中国文化根深叶茂而形成的汉唐魄力和盛世气象，应该从本质和内涵、精神特征和动力源泉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辨，使之成为富有生命再生力的精神文化遗产，进入中国国族引以为荣的历史记忆。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谓：“说话者，谓之舌辨，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①其中反映了民间倾慕大国气象的心理。鲁迅《看镜有感》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②这又反映了在民族危机关头，文化精英对大国气象的呼唤。从宋到民国，存在着一个寻找大国气象的“千年情结”。因此，作为大国文化气象的典型，盛汉的《史记》和盛唐的李杜，都必须以现代意识和世界视野进行深度解读。而且无论对《史记》、对李杜，都应该把揭示其“大国文化”特质，作为方法论来解读。
第一篇 《史记》论要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具有大国胸襟、特质和规模的文化。全书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叙述了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到当时的汉武帝时期的各种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和谱系编年，展示了一个民族历久弥坚的文化共同体气象，是当时中国的旷世大书。它的史学体系极其丰厚周密，历史眼光穿透各个社会文化层面，属于当时世界范围内无以伦比的天才创造，对中国历史的传承、文化的积累和精神的建构，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能设想，没有《史记》，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可能会落到何种贫乏和紊乱的境地。
这部历史巨著的文化价值，起码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写历史，成为历代正史的典范。诚如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所说：“自汉以来，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③章学诚《文史通义》又说：“后史皆宗《史》、《汉》。”④
第二，唐宋至明清一千多年的古文写作，亦以《史记》为法式。韩柳欧苏之文，前人每以为源自太史公。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⑤又如清人毛先舒《诗辩坻》卷二引何大复语：“昌黎之文，既革隋、唐之响，复祧《史》、《汉》之法者也。”⑥唐宋散文八大家把太史公之文，变成一个强大的传统，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概括当时文风，就说：“今人作文，动辄便言《史》、《汉》。”⑦
第三，《史记》共写了四千余人，约有百十人的道德、智慧、处事方式等方面，携带着一个个生动有趣、发人深省的“中国故事”，形成典故，深入人心，从古至今散布于各种书籍、流传于各种小说戏曲中，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深层的人格结构。在接受这些“中国故事”时，中国人把浓郁的历史意识，转化为深广的人格气质。若论对整个民族的影响之巨大，《论语》之外难有他书可与之比拟。
一、《史记》的书名、宗旨、写作过程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太史令，显然它是以司马迁父子的官名尊称来命名的。战国时期的诸子书，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用思想家的姓氏来命名，可见，《太史公书》继承了战国诸子以个人名号命名的传统，在战国诸子“成一家之言”基础上，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自觉追求。在历代正史中，《史记》最有诸子气质。到了东汉桓帝年间，书名才被定为《史记》，史记本是史书的统称，至此，就变成司马迁这部书的专名了。司马迁百代史家之祖的地位，由此奠定。
《史记》的完成，汲取了秦汉大一统的时代气魄，它以史书的方式，成为一个伟大民族实现大一统格局的象征。因此，《史记》属于一种大国文化。从史料搜集而言，有以下因素使这部史籍变得博大而深厚：第一，司马迁父子能够看到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从全国汇集来的遗文古事资料，以及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史记自序集解》如淳引《汉仪注》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⑧所谓“位在丞相上”，不应理解为官秩，而是图书版本的收藏顺序。第二，司马迁在历史学家中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走访了许多朋友，尤其是王侯大臣的后人或事件的经历者，获得可靠材料；他远游二三万里路，进行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和采访，获得丰富的地方文献和民间传闻。第三，36岁时，其父司马谈临终嘱咐他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修史传统，完成著述的心愿，这赋予司马迁以历史和家庭的使命感。第四，48岁时，他遭遇宫刑，家贫无力自赎，便发愤著书，实现个人价值。所以，《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搜集、积累和整理材料，由司马迁从42岁到55岁，用14年时间写成的。
史学有二司马之称，即所谓“龙门《史记》、涑水《通鉴》”⑨，若论开辟作用，前司马并非后司马可以并肩。梁启超《新史学》第五章说：“君不读龙门《史记》乎，史公虽非作史之极轨，至其为中国史家之鼻祖，尽人所同认矣。《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如庐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龂龂于缌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⑩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第一部完整形态的中国通史。之所以能通，其一，武帝时期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综合国力，知识分子也就有了思想魄力。其二，司马迁盘活了先秦复杂的材料，创造了异于前人的结构，这就是：①十二“本纪”，②十“表”，③八“书”，④三十“世家”，⑤七十“列传”。他的史学体例博大多样、富有立体感及缜密的互补性，其发凡起例之功，一举奠定了中国正史之格局。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11}卷九十九又说：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自汉至今，代已更八，年几历千，其间贤人摩肩，史臣继踵，榷今古之得失，论述作之利病，各耀闻见，竞夸才能，莫能改其规模，殊其体统，传以相授，奉而遵行”{12}。而《史记》文章之妙，又增加了这个格局的灵性。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所说：“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13}也就是说，《史记》处于硬件强、软件也强的“双强”状态。
“本纪”十二篇是全书总纲。它们分别记载五帝、夏、商、周、秦列代的帝王世系和重大事件，以及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和武帝（今上）编年记述的国家大事和兴亡的脉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14}本，就是根，本纪就是根本的记事，用以作为全书的纲，牵引着全书的各个关节。其功能就是司马迁说的“科条”，如《文选·王褒〈洞箫赋〉》说的“科条譬类”，以品位的高低、聚散、中心和边缘，编织着全书的网络。十二本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是：1. 司马迁根据当时资料，并且实地考查，寻访黄帝、尧舜的线索，从而把华夏民族的主要部族始祖，确立为中华民族的血缘始祖和精神始祖，以表达这个大一统民族的千古一贯。2. 司马迁勾勒了夏商两代王位父子或兄弟相承的世系，经过考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基本是可靠的。即便是文字尚未形成和逐渐形成时期的中心王朝的世系，他也根据可靠的口传材料以及信实的典册，郑重传录，并在《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声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5}3. 在《秦始皇本纪》和《（汉）高祖本纪》之间，把悲剧英雄项羽写入本纪，见识非凡。这就为历史注入了悲剧英雄的血性，又对其“何兴之暴”而至死不悟，扼腕叹息。4. 司马迁具有历史实录、秉笔直书的精神，“景帝本纪”、“今上（汉武）本纪”等十篇，他生前未写。在《吕后本纪》中，既写了吕后在宫廷斗争中的阴险毒辣，也写了她比较清明的统治政策，可谓实录精神。
“表”十篇，排比列朝的谱系学、年代学，这十表尤以《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最为重要，虽有一些错误，但这两个表把诸子并起、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复杂纷纭的年代，用表格排列得头绪分明，实在是中国文化史的大功臣。“书”八篇，则展示上古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记述礼、乐、天文、历法、祭祀、财税的制度史，《河渠书》显示了治理江河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国策。这种年代学、文化学的发凡起例，在二千年前的世界史学史上，堪称独步。
三、以人物为本位的史学体系
《史记》五体中，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地方。唐人刘知几《史通》说：“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16}从传述经义，转换到传写人物，《史记》的体例创造，显示人的意识上升为历史的核心意识。《史记》由此记述了许多中国人的典型，抒写了许多深入人心的“中国故事”。
“世家”三十篇，主要记载西周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势力膨胀的诸侯列国史，以及汉初主要王侯、外戚家世相传的历史，因此它的写法既重世系，又重人物，介于“本纪”和“列传”之间。三十“世家”把《吴太伯世家》排在第一，很有深意。这当然有吴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的理由，但是按照中原礼制，《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爵位更显。司马迁超越了中原中心的意识，首列《吴太伯世家》，突出了华夏入蛮夷、蛮夷通华夏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真实过程。在三十“世家”中，最能在破格中显示胆识的是《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孔子无诸侯之位，本不合世家的格式，为孔子立世家，实际上是在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为中国思想文化立传。为陈胜立世家，实际上肯定由民心民气爆发出来的历史推动力。《汉书》是把陈涉、项羽都归入传的体例的，此足以显示司马迁审视历史潜流的巨大眼光。司马迁应该学着陈涉的口吻，叹一口气：“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17}
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的地位、重要性和事迹材料的多少，采取五种结构列传的方式：①基本是一人一传的专传；②业绩相连、彼此相关的多人合传；③行事同类、品质相近的一系列人物，或同代、或异代而以类相属的“类传”；④边疆少数民族与邻国，及其与汉族关系的方域传；⑤还有一篇司马迁作的自传，即《太史公自序》。
专传二十二篇，多是司马迁高度关注的人物。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而饿死，司马迁出于历史道德意识，赞赏他们的气节，置于七十“列传”首篇。列传注意揭示人物思想行为背后的生存哲学，往往能以小见大，增加描写的深度，如《李斯列传》，描写李斯少时目睹仓中鼠与厕中鼠区别，揭示他的生存哲学。在《伍子胥列传》和《李将军列传》中，伍子胥与李广的人生遭遇，引起司马迁的共鸣，渗透着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生命哲学和命运意识。《史记·伍子胥列传》“太史公曰”发了这么一番感慨：“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18}如此一唱三叹，倾泄了太史公蒙冤忍辱著述《史记》的生命意志。他认为发愤著书的精神，照亮了人类的精神史，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9}逆境著书，就是反抗命运的生命结晶。
合传二十六篇，在列传中数量最大。由合传中的人物，也能看出司马迁对人与社会认识之深。《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自然是“完璧归赵”、“将相和”、“负荆请罪”、“渑池会”脍炙人口，连廉颇受排挤逃到魏国，又被仇人诬蔑，编造“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20}，不能再为国家效力，也写出了英雄末路的苍凉感。《卫将军骠骑列传》，卫青、霍去病舅甥二人的不同境况，如“大将军（卫）青日退，而（霍）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21}等，透视出历史的多重性和世态的炎凉。连霍去病说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一语，也对于民族抗击外敌的意志，起了深远的激励作用。南宋刘过《沁园春·寄辛稼轩》词写道：“古岂无人，可以似吾，稼轩者谁？拥七州都督，虽然陶侃，机明神鉴，未必能诗。常衮何如，羊公聊尔，千骑东方候会稽。中原事，纵匈奴未灭，毕竟男儿！”{22}
四、史学精神的民间性和开放性
在强盛的汉帝国中，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工作方式，以及“发愤著书”的写作心态，都使《史记》具有民间性和开放性。从体例上看，列传中的类传和方域传，更能突出体现《史记》的民间性和开放性。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说：“班固尝讥（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爱迁者多以此论为不然，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彫弊，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论大道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辄下吏诛，而当刑者得以货免。迁之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于祸，故曰‘士穷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耶？其羞贫贱者，盖迁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23}也就是说，类传的设置，有司马迁的身世之感存焉。
类传有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十篇。刺客、游侠与酷吏、佞幸相对抗，它们张扬的是一种社会秩序之外的反抗暴虐和讲究信义诚诺的血性男儿精神，司马迁遭难无援，对这种精神在汉代的收敛和消失，深有感慨。对于朱家、郭解等游侠的记述，主要是针对汉代风气的污浊、虚伪和趋炎附势。写得最有社会思想创新的，是主张商业经济的《货殖列传》，它主张因民欲而利导，各地物产相异，通商以乐民。在道德论上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4}；在财富论上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25}。因商致富的人物，秦以前写了陶朱公范蠡、子贡等七人，汉以后写了临邛卓氏、程郑等十二人，还写出了这些人对待财富的比较客观的态度。
方域传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六篇。《史记》的一大贡献，是在强调历史的纵向演进中，展示了历史的横向融合。他开辟了中国正史写四夷传的传统，显示了他历史视野的开放性，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保留了古代少数民族和邻近国族弥足珍贵的官方文献。司马迁关注西南夷事务，顺理成章地把这个方域引进历史视野，为出使西南夷有功的司马相如立传，紧跟《西南夷列传》之后。
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夫匈奴者，百蛮之最强者也。天性憍蹇，习俗杰暴。贱老贵壮，气力相高。业在攻伐，事在猎射。儿能骑羊，走箭飞镞。逐水随畜，都无常处。鸟集兽散，往来驰骛。周流旷野，以济嗜欲。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追之则奔遁，释之则为寇。是以三王不能怀，五伯不能绥，惊边扤士，屡犯刍荛，诗人所歌，自古患之。今圣德隆盛，威灵外覆，日逐举国而归德，单于称臣而朝贺。乾坤之所开，阴阳之所接，编结沮颜，燋齿枭瞷，翦发黥首，文身裸袒之国，靡不奔走贡献，欢忻来附，婆娑呕吟，鼓掖而笑。夫鸿均之世，何物不乐。”{26}因此四夷传入史，与汉代国力强盛、四夷归附的大一统国家魄力有关。司马迁论“百蛮之最强者”匈奴，认同它为华夏系统，“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27}。又并列《李（广）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反对伐匈奴的公孙弘（平津侯、御史大夫）、主父偃而作的《平津侯主父列传》，四篇列传构成关于匈奴问题的单元。
《大宛列传》，写了张骞通西域，把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引向西北方的广袤土地，张骞要联络的大月氏，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一带，他所逃奔的大宛，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之东南，回到长安后，他又把乌孙（今伊犁河到天山一带）、安息（伊朗境）、条枝（叙利亚）、大夏（阿富汗境）、康居（哈萨克斯坦境）等西域大国的信息告诉武帝，汉代便通西域。引进了麦子、葡萄酒、大宛汗血马，汉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三十六国，顺理成章。汉武帝为此曾作《天马歌》，如《史记·乐书》说：“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28}这唱出了汉朝的盛世雄风。
在《史记》五种体例中，互见、互动、互补之处甚多，这使得《史记》结构相互勾连，具有建筑美；又气脉流贯，活力充盈，深邃苍茫，司马迁以其杰出的器识和旷世才华，铸就了史学和文学的“《史记》世界”。
第二篇 李杜论要
李白和杜甫，是诗歌上的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元人杨士弘《唐诗始音·序》说：“夫诗莫盛于唐。李杜文章，冠绝万世。后之言诗者，皆知李杜之为宗也。”{29}李白生于公元701年，杜甫生于公元712年，李白比杜甫年长11岁。唐朝极盛的开元天宝年间，是公元714—755年。李白器宇轩昂的是开元漫游，杜甫刻骨铭心的是天宝动乱后的流离。因此早得大名的李白享受着盛唐，晚趋老成的杜甫慨叹着盛唐的沉落。由此，李白诗俊爽，俊爽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30}；杜甫诗凝重，凝重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31}。他们见证着盛唐诗歌的伟大魄力，兴奋得有魄力，感伤得也有魄力，从不同的侧面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诗歌的气魄和能力。
一、盛唐气象的文化哲学
讨论诗人的开门见山的方法，是从诗入手，诗是其志趣、性情、欲望、苦恼和梦思的最直接最动人的见证。李白《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32}这是他40岁，也就是开元二十八年全盛之日，写于兰陵（今山东枣庄），呈现好酒任侠、四海为家、英姿勃勃的习性。有脱口而出，磊落清壮，举杯即成的抒情风采。
杜甫《赠卫八处士》的格调，就完全发生了变异：“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是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33}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杜甫48岁，是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发生四年后，由洛阳回华州的途中所见，“明日隔山岳”之后，就写下著名的“三吏三别”。人间百感，世事沧桑，使杜甫活得很沉重。但他还在追求人际深情、旧友生死，长于忧郁的叙事。
从李、杜二诗差异，起码可领略：1. 鲁迅说，李白从天上看人间，杜甫从地上看人间，他们作诗的立场、风格和姿态存在巨大的差异。盛唐的气场鼓舞着李白的精神浮升，看到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34}；观赏的是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35}；听闻的是“嬴女吹玉箫，吟弄天上春”{36}；流连难返的是“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37}；担心的是“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38}；感慨的是“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39}；梦想的是“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40}，如此超拔灵妙的语句，令人感到李白真是个“谪仙人”，登高望远、把酒追梦，都忘不了他所自来的那个苍天。
2. 李杜共同代表中国诗歌的盛唐气象，但只是相差那么11岁，李就代表前盛唐，精神自由，意气风发，文采风流；杜就代表后盛唐，王朝盛极而衰造成沉重的忧郁和深刻的命运感。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41}还可发现，杜甫《赠卫八处士》重视历史时间维度，重视“焉知二十载”的历史意识；李白《客中行》重视空间维度，重视“不知何处是他乡”的自由精神空间的开拓。李杜合论，可从丰富维度上认识盛唐气象的文化魄力和审美能力。
然则，何以会造成如此共通的魄力、不同的风调呢？察其根本，与唐朝广大而强盛的国势、国力的凝聚和崩散，存在着深刻的关系。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读得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唐朝是历史上幅员最大、国力最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国家，充满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唐朝有两个盛世：第一个是“贞观盛世”，创造了三种政治哲学：首先是“水舟哲学”，唐太宗在《自鉴录》中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42}这是把国家的创立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放在民众之上，放在民心之上。其次是“镜子哲学”，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43}这就把权力的使用，放在镜子面前，懂得自我省察和儆诫。其三是“天可汗哲学”。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4}李唐王室在崛起的数代，其母系，属于少数民族。在唐朝创立的几十年间，李世民以雄才大略，对四方少数民族恩威并重，广为包容。唐杜佑《通典》卷二百说：“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馀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45}这是唐朝建国才十三年，即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的事情。这就是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的，“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46}。这种大唐胡气，对李白诗浸染甚深。
第二个是开元天宝盛世。武则天曾称玄宗为“吾家太平天子”，国库收入是贞观的十几倍，人口达到五千万。贞观盛世生产了开元盛世，开元盛世消费了贞观盛世。李白生于开元前12年，杜甫是开元盛世的同龄人。李白在作了上述“兰陵美酒”诗之后的两年，天宝元年（742年）八月，李白应诏入长安为翰林供奉，次年春写了《清平调》三首，第一首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问瑶台月下逢。”{47}第二首是“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48}第三首是“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49}这不一定是李白写得最好的作品，但是把神话、历史、名花和倾国嫔妃交织掩映，美轮美奂中极是绮丽风流。后世从中造成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的掌故，彰显了诗在唐朝的至高光荣。再过一年，天宝三载（744年）春天，做翰林供奉前后一年半的李白，赐金放还，与杜甫、高适作梁宋游。年长而名高的李白，此时成了杜甫的偶像，杜甫对李白其人怀念不已，对李白其诗推崇备至：“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50}；“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51}。李白对杜甫这位新秀的苦吟作风，却流露出调侃的意味：“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做诗苦。”{52}这是明星型的天才诗人对苦吟派的调侃。后世论者由此为杜甫打抱不平，这是离开李杜年龄少长、成名迟早的具体历史环境所致。
盛唐诗人在意象选择上，重体量和力度，这是盛唐国力在诗人心中注入的那股劲的审美象征。意象史由此成了精神史。上述李白写牡丹，杜甫在青年时代则刻画了苍鹰、骏马的意象。如《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53}这首诗没有李白春风拂槛、行云流水的风姿，它在苦吟中锤炼语言，使之有些拗口，生发出语言盘曲的反弹力。因而前人评论这首诗“落笔有一瞬千里之势，批、峻字，今人以为怪矣”{54}，以怪异陌生的字眼，蕴蓄着“一瞬千里”的力度。杜甫又有《画鹰》诗：“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55}它照顾到画上鹰及真的鹰，左顾右盼，语句曲曲折折，如元人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七所说：“此咏画鹰，极其飞动。‘身、‘侧目一联已曲尽其妙。‘堪擿、‘可呼一联，又足见为画而非真。……‘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子美胸中愤世疾邪，又以寓见深意。谓焉得烈士有如真鹰，能搏扫庸缪之流也。……诗至此神矣。”{56}这类咏物或题画诗，都是杜甫在开元后期，他二十余岁时写的。他从年青时期，就以凝重盘曲之笔，吸收着盛唐的魄力。杜甫写愁，白发变短：“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57}。李白写愁，白发变长：“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58}。愁也愁得匪夷所思，愁得有盛唐魄力。
二、李杜分别代表两个文化子系统
更具本质性的是，李杜代表着中华民族两个不同的文化子系统的特长和创造。中国文化哲学的特点，如陈寅恪讲：“文化重于种族”。文化可以超越种族分割，成为推动种族融合的深层动力。杜甫是中原文化的产物，生于河南巩县，祖父杜审言是格律诗成熟过程中的关键性诗人。《新唐书·文艺传》谓“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59}。他曾经对人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60}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记载：严武当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常在酒席上对客人显摆他的笔札。杜甫乘醉说：“不谓严定之有此儿也。”严武怒视他很久，说：“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61}合座皆笑，将这件事情遮掩过去。由此可知，杜氏祖孙对家族诗学，是相当自信、自负的。由于有杜审言这样出色的诗人祖父，杜甫说“诗是吾家事”，小时家庭作业大概就是练习格律。杜甫的远祖杜预，是个“左传癖”。杜甫在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三十岁时，以十三世孙的身份，作《祭远祖当阳君文》，称赞其远祖杜预“《春秋》主解，膏隶躬亲”{62}，矢志“不敢忘本，不敢违仁”{63}。因此从远近两重家族文化基因上，杜甫养成了“诗史思维”。
李白则出生于碎叶，其地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为唐朝安西四镇之一。中唐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的《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说：“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64}这篇碑文的写作，离李白去世只有五十年。《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得清楚：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以苏州刺史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65}。范传正政事、诗文兼长，他找到李白的孙女，得到李白儿子的手稿残卷，并将李白坟迁至青山之阳。因此他写的新碑铭文关于李白家族世系的说法，比起其他记载更足凭信。李白《与韩荆州书》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66}李白《江西送友人之罗浮》又说：“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67}这些自白，都为范氏墓志铭所说的李白祖籍陇西，生于碎叶，提供了佐证。碎叶是西域胡人聚居之地，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西突厥中分其国为十部，五部居碎叶以东，五部居碎叶以西。西突厥既灭，诸部皆内附。唐高宗调露初（公元679年），也就是李白出生前22年，安西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因此胡人风俗乐舞，是出生于此地的李白的童年记忆。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丝路商贾，在李白5岁时迁徙到四川绵州青莲乡定居。李白24岁出川，漫游长江中下游的名山胜迹，41岁才入长安待诏翰林。因此李白以西域胡地文化和长江文化，丰富和改造了中原诗坛。
谈论李、杜所牵连的子文化系统之异，可以从他们先后写作的《登岳阳楼》诗，体验到其中消息。杜甫诗云：“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68}宋人方杓《泊宅编》卷二说：“诗中用‘乾坤字最多且工，唯杜甫。记其十联：‘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纳纳乾坤大，行行郡国遥，‘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胡虏三年入，乾坤一战收，‘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开辟乾坤正，荣枯雨露偏。”{69}“乾坤”一词使用的广泛，足见杜甫受盛唐气象感染之深。此诗作于杜甫58岁时，此时长期飘泊流离的他，已是糖尿病、肺病、风痹症缠身，临楼北望，诗中感慨深沉，在盛唐时汲取的气魄犹存，诚如宋人所说：“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70}而属于杜甫家学的格律对仗和炼字，也更加精细，如清人王士祯《渔洋诗话》引汪畹的话说：“《杜诗》‘吴楚东南坼，‘坼字‘汩字，正以独造为奇。”{71}至于戎马关山之叹，思念故乡和亲朋的殷切而感伤之情，也流露了他心底里农业文明落叶归根的意识。
于此十年前，59岁的李白与夏十二同游这一洞庭名楼，赋《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云：“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逢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72}李白虽是流放遇赦归来，却无杜甫那份沉重的心情，他依然是天上云间，行杯舞月，一派胡地游牧游商者，以天下为庐帐，“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73}的作派。不久前，李白遇赦放归时，作《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74}这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明人胡应麟《诗薮》说：“太白七言绝，如‘杨花落尽子规啼、‘朝辞白帝彩云间、‘谁家玉笛暗飞声、‘天门中断楚江开等作，读之真有挥斥八极，凌厉九霄意。贺监谓为谪仙，良不虚也。”{75}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分析了此诗的结构形态，认为：“太白七绝，天才超逸，而神韵随之。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如此迅捷，则轻舟之过万山不待言矣。中间欲用‘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句垫之。无此句，则直而无味，有此句，走处仍留，急语仍缓，可悟用笔之妙。”{76}
其实，更有深意的是“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个“还”字，读懂了这个“还”字，就读懂了李白。李白活了62岁，因永王李璘事件牵连而流放夜郎，于唐德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三月到白帝城遇赦，已是59岁。他如果是农业文明之子，谈到“还”，就应该还到他的家乡绵州青莲乡，但是父辈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贾，那里没有他根基深厚的家族，所谓你“西望长安不见家”，因此就反方向还到江南了。称李白为“谪仙人”的贺知章《回乡偶书》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7}贺知章是告老回到他的家乡会稽的，“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即所谓“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78}。因此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回”字，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还”字，存在着不同的精神指向，一者指向农业文明，一者指向游牧商业文明。
李杜合论，实际上是对盛唐时代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边疆文明的合论。本人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上，曾从醉态思维、远游姿态、明月情怀三句话上分析李白，从诗史思维、沉郁顿挫、语必惊人三句话上分析杜甫。宋人洪迈《容斋四笔》卷三说：“《新唐书·杜甫传》赞曰：‘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予读韩诗，其称李、杜者数端，聊疏于此。《石鼓歌》曰：‘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酧卢云夫》曰：‘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荐士》曰：‘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醉留东野》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感春》曰：‘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并唐志所引，盖六用之。”{79}从韩愈到洪迈，都是持平论李杜的。假若拘执于某种文化立场和诗学偏见而扬此抑彼，就可能遮蔽了博大视野，埋没了某些诗学智慧，无益于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精神谱系和精神历程的整体性把握。平等而深入地比较李杜，可以展示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精神历程；综合而论之，可以彰显中华民族诗学智慧的博大精深。我在2001年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针对20世纪百年1600部文学史，基本上是不写少数民族、或写而语焉不详的“汉文学史纲”的状况，强调在展示文学史时间维度的同时，强化空间维度；在展示中心（中原）动力的同时，强化“边缘的活力”；在进入丰厚的文献考订的同时，强化深层文化意义的发掘。以此探讨中华多地域多民族共同创造文明的文化哲学、合力机制和审美原则，就可以深入到李白、杜甫在呈现盛唐审美魄力时，各自不同的文化根系和精神脉络。正在全面振兴的中华民族应该有一幅广博、深厚、完整、体面而富有创造魅力的“文学地图”或“文化地图”。而《诗》与《骚》、李与杜等光焰万丈的经典和文化巨人，在人文地理学上、族群文化谱系学上的充分展开，则可以使我们的文化地图变得根深叶茂、生机勃勃，由此建立同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的学理体系和知识体系，是可以增强我们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元气和力量的。
司马迁的史学，李白、杜甫的诗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门显学。即便经学史家，也推许“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80}（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即便旷世文豪也称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这个民族因史学而脚踏实地、根基牢固，因诗学而情感深沉、意气发扬。这是一个有骨头、有血性、有文化创造能力的民族。史与诗的双构，绵延和拓展了群经诸子的文化基因，必将在现代大国文化建设上重现其熠熠光彩。
2014年2月整理
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清学津讨原本，卷20。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09页。
③ 【宋】朱熹：《晦庵集》，《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卷81。
④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75页。
⑤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9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5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90页。
⑦ 【明】何良俊撰：《四友斋丛说》（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8页。
⑧{14}{15}{17}{18}{19}{20}{21}{24}{25}{27}{28} 【汉】司马迁撰：《史记》（全10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7页；第3319页；第3179页；第1949页；第2183页；第3300页；第2448-2449页；第2938页；第2132页；第3274页；第2879页；第1178页。
⑨⑩ 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2页；第751页。
{11}{12}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校点：《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第926页。
{13}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全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7页。
{16} 【唐】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22} 【宋】刘过撰，王从仁校点：《龙洲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23}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176页。
{26}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1-432页。
{29}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30}{32}{34}{35}{36}{37}{38}{39}{40}{47}{48}{49}{52}{58}{66}{67}{72}{73}{74}{78}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全8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7页；第3099页；第358页；第3027页；第868页；第2902页；第4457页；第290页；第2104页；第766页；第769页；第773页；第4422页；第1139页；第4018页；第2562页；第3051-3052页；第3099页；第3131页；第3366页。
{31}{33}{50}{51}{53}{55}{57}{68} 【唐】杜甫著，【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第207-208页；第32页；第282页；第5-6页；第6页；第128页；第952页。
{41}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全2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7-278页。
{42}{62}{63}{64}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全1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9页；第3662页；第3662页；第6199页。
{43}{65} 【后晋】刘昫：《旧唐书》（全16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1页；第443页。
{44}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全20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47页。
{45}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芳点校：《通典》（全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94页。
{46}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54} 【清】赵执信、【清】翁方纲著：《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56}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全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3页。
{59}{60}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5页；第5735页。
{61}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卷20。
{69} 【宋】方杓撰，许沛藻、杨立扬点校：《泊斋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70} 【明】王良臣：《诗评密谛》，明天启刻本，卷3。
{71}{76} 王夫之等撰：《清诗话》（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第998页。
{75}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77} 王启兴、张虹注：《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唐诗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79} 【清】永瑢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683-684页。
{80}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页。
（责任编辑：庄园）
Manners of Superpower in the Classical
Writers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Macau]Yang Yi
（Chair Professor of Macau University， Memb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of manners of superpower as an interpretative method and to employ i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hiji and the poetry of Li Bai and Du Fu， understanding their structure， peculiarities， spiritual realm， and cultural philosophy， so as to prepare a basis for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and provid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expression of this flourishing age.
Key words： manners of superpower， the millennium complex， Chinese story， transplacement of Li Bai and Du Fu in the space and time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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