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柯倩婷+冯芃芃

　　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一百多位获奖者中第十三位女作家。消息公布后，国内许多媒体纷纷开始挖掘素材做文章，其中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邀请了男性作家或学者来点评门罗及她的作品。门罗的创作以短篇为主，题材多是加拿大小镇女性的爱情婚姻与生命经验。女性眼中的门罗是否会与男性不同？为了听到更多“女性视角读门罗”的声音，2013年10月20日，新媒体女性和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合作，组织了一期读书会，邀请到艾晓明、柯倩婷、冯芃芃等多位女性主义学者，一起讨论门罗的作品《逃离》。

　　女性生活中的那根“针”

　　艾晓明：我不认为门罗的小说是传统的小说。很多人说门罗的作品很像契诃夫，但是我没看出来哪里像，契诃夫的小说很短，而且契诃夫也是个男作家，为什么说一个女作家像一个男作家呢？去年莫言得奖了，门罗的作品和莫言简直是冰火两重天。莫言的东西是很热闹的，虽然他故事中的现实很荒诞很冷峻，但他在其中调动的小说手段非常多：情节有强烈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描绘用浓墨重彩，语调夸张，词汇繁复，结构上也有多条线索。跟莫言相比，门罗就是他的反面。门罗这样一位作家，如果不是这次获奖，她的作品在中国可能卖不出去。而且，没办法推荐别人去看，因为她的小说完全不励志。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位作家，和莫言那样的作家一样，他们都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很钦佩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胃口那么杂，能够看上这些艺术风格、主题取向、文学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作家。我想这也体现了这个奖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强调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

　　门罗的作品表面上看冷静，不动声色，反戏剧性，而且反浪漫。这么没意思的事情她怎么把它写出来了？如小说《逃离》中的女主人公，如果换个中国女作家来写，一定要用几十万字来写她的经历。而门罗只是描述了几个普通的生活场景，要重复其中的故事情节都不容易。但是她能看出非常平淡生活中不人道的东西，她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不建立在廉价的同情和励志目的上。她深刻地写出了女性生活的处境，《逃离》中有一句话，很能概括这个小说给我的感受：“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这是写女主角内心无法言述的隐痛，这要有多么敏捷的观察力，才能发现到女性生活中有这么一根针，而且是那种感受：“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我们看这些小说里的女主角，她们的生活和中国的女性不一样。如果是一个中国女作家来写中国女性，会写什么呢？可能有四种情况：第一是一个女性家长，儿女都外出了，她在家里不断操持，像老母鸡一样把家里护住。儿女回来团聚，她就感到满足了。和门罗小说里的女主角作比较，你会发现这个表面上满足的女性家长，从来没有人写过她们的自我。这样的一种叙述是不是一种假象？是不是我们文化建构出的一种“母性的满足”：一天到晚为了家里付出，并不觉得自己是一粒尘土一个炮灰，不觉得自己心里“有一根针”。第二种，可能是处在各种困顿中的贫民女性，病也看不起，孩子也上不起学等。第三种中国女性形象，可能属于“失足女性”，在灯红酒绿里被当做男人的欲望对象，一方面能够肯定自我，另一方面也觉得失落，总还是想要有一个家庭归宿之类。第四种可能是知识女性，上学了，独立了，有能力做出自我选择，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她因为角色逾越了传统女性就麻烦了：女博士变成第三种人，女上司被叫做女强人、女汉子。她们被再现为脱离社会常轨的另类人物。

　　总而言之，我们对女性的想象难以达到门罗那一步：不动声色地描述女性的处境和心理状态。

　　我对她的作品有这样的共鸣：我们的文化给女人的出路多么少啊。她的写作触及很多女性生活中的日常经验，没有人用语言把这些呈现出来，让女性可能反省一下：为什么一生会这样度过呢？为什么是这样无趣、没有成就、很盲目、很漠然的一生呢？怎么生命会变得这么不绚烂、没色彩，究竟为什么人们会走上同一条轨道，消耗和自我消耗，生活在怨言、不满和盲目中呢？比如在中国，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向往中产阶级的生活模式：貌似生活无忧，有一个稳定的家庭、长久的爱情；尽管在这方面繁衍出来的罪恶、暴力等问题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从新闻、微博上看到对女性的伤害，杀妻、性侵……很多人性沦丧的事情，而门罗的小说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有没有好好观察过什么是人性？有没有观察过人性的状态？门罗以一种不太投入、比较疏离的态度写出女性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从这种距离感中去思考：这可能是很多女性在生活中都感觉到的不满足、平淡和抑郁，只是她们没有办法把它说出来。

　　丹丹：我在看门罗的作品，很像在新浪微博主持“我遭遇了性别歧视”时读到的一些投稿。很多女孩子会写信来讲述自己的性别故事，她们对发生的经历是有体察、有很细微的感受的，而正因为这些生命经验的细微，会让她们在讲述时带有一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的故事太平淡了，似乎不值得被发布出去，被人看到。而门罗的小说也是一样，那么平淡，没有很大波澜，就像艾老师说的，里面的情节甚至看了都没法复述出来，但是正是这样的平常的生活下面，就隐藏着一些伤人的东西：对女性的歧视、偏见等。如果不是门罗把它们好好地写出来，把底下的纠结和伤痕显露出来，我们很多人会觉得那不值得去讲述，不值得被看见。从这一点上，我很感谢门罗。

　　艾晓明：我们读书可能都会在书中找认同，认同这个人或者不认同那个人。其实好的小说是反道德的。门罗的小说，它的功力就在反道德和反戏剧性上。但是为什么我们愿意看下去呢？因为她在平淡的描述中是有发现的。她的发现是什么呢？比如，我们视作非常浪漫的邂逅，可能是个很可笑的事情；可能就是无意识的冲动，或者只是性而已。比如她写两个人的邂逅，其中男的喝醉了，刚离别就被撞飞了。难道她要写的是哪一种选择比较好么？不是。有可能她写到了两种女性，但处境都不尽如人意。比如《逃离》讲一个女佣和一个诗人的妻子，女佣很苦闷，诗人的妻子就给她帮助，让她出走。但是女佣走到一半，却没有能力承受外面的世界。车都没到终点她又回去了。但是回来就好么？其实也不是。门罗提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找怎样的伴侣才是好的，而是“女人的选择怎么那么少？”我最近推荐给研究生一个法国电影《爱》，最后那个老先生也处理不了妻子的衰老；他做出一个让观众很震撼的动作。我们一般看别人写爱情故事，不会处理到这个阶段。这部电影是反浪漫的，是写人垂老时候的需求和经验。门罗小说《匆匆》中的朱丽叶，她给自己丈夫写信，描述父亲和母亲的生活情况。在小说结尾时，朱丽叶翻出了自己给丈夫写的这封信，其实信里面写的都是虚构，她把父亲和母亲的情况写得很欢快。朱丽叶突然就不能面对这个，但是她很快就不去想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些恰恰是我们应该去细读的地方，就是我们内心不能面对的东西，在某一个时刻。如果仅仅用伦理判断去拆解她的小说，那就错过这些瞬间了。而这样的瞬间，正是小说家对人性的揭示。逃离是在各种意义上，心理意义上的逃离也就是回避，有一些困境、矛盾，女主角解决不了。门罗一开始写到一个状态，假如你尝试去做伦理判断，要区分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作者很快又把它混淆了。你再要去判断，她再次混淆了。这样的小说，她对简单化的阅读，对于道德判断取向的阅读是一种挑战。

　　物质与女性经验

　　靖子：门罗小说里面有大量对物体的描写。比如怎么挤奶，地毯的碎屑，怎么做黄油。莫言《透明的胡萝卜》中也有大量的物体描写，但是它们都是与情节的起伏和感情的浓烈联系在一起的。而门罗的小说就像是一个摄像机对生活的浏览一样。这些生活化的描写在文学中常见么？

　　柯倩婷：这算是常见，但各有章法。早年我写博士论文时，和艾老师讨论到王安忆、铁凝，这些女作家有很多关于生活和物质细节的描写，她们会细致描述一张沙发、一个床单的颜色和质地，描述一顿美食的制作。上世纪90年代，这些细节的意义在于肯定生活，反对宏大叙述，反对以革命取代日常生活，说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但王安忆与门罗的风格不同，《长恨歌》中的日常生活是浓墨重彩的，而门罗则代表了一种对生活细节的描写。门罗与加拿大的女作家阿特伍德也不一样。阿特伍德也写物质，其中有很强烈的隐喻和政治性立场。比如她的《可以吃的女人》，写女主角把大蛋糕做成女人的形状，自己婚前吃掉了这个蛋糕，隐喻女性被婚姻吃掉。阿特伍德是讽刺的，王安忆是对抗革命和政治运动的，门罗则不动声色地描写生活和劳作本身，并暗含着欣赏。《逃离》写精力充沛的卡拉为西尔维亚清洁房屋，让这个刚刚办过丧事的家浑然一新，西尔维亚为她的干练与利落所感染，感到欢乐无比，她“直觉得这阵大笑像股嬉闹的溪流，贯穿了她的全身。”《法力》写泰莎做黄油，垫子怎么铺都写出来，《匆匆》写艾琳操持各种事务，无人可替代。靖子刚才提到门罗小说中有大量的物质描写，确实如此，但这些都是在写家务劳作现场时带出的，门罗写她们的能干，也写这活儿的劳累、繁琐和令人厌倦。

　　冯芃芃：我认为门罗这些关于加拿大小镇的细致入微的日常描写，呈现的是一种加拿大身份的表达。这涉及加拿大文学在英语国家文学的地位的问题。英语国家文学长期以来以英美文学为主流，加拿大文学处于一个边缘位置，自1980年代开始就有一种焦虑感，即如何确立加拿大文学的身份、位置。另外我认为这种风格也跟门罗的身份有关，门罗自幼成长于相对比较底层的社会环境，她嫁人以后很长时间也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曾说自己写短篇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时间去写长篇。在她没成名的时候曾经申请一些写作基金的支持，但是都没有成功，她自己总结说，之所以没申请下来这些基金，是她申请经费的目的往往是请人帮忙看孩子、打扫卫生，而不是像男作家一样去旅行、访学。她这种对日常细节的描写也是她生活经验的积累。

　　越看越不幸福？

　　小安：我觉得她写的这些日常生活对我是有意义的。最后我的感悟都回到了自己生活当中，我想从书中去获得一些人生的智慧，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幸福一点。

　　艾晓明：我觉得看小说不要太投入，那样会越看越不幸福的。看心灵鸡汤可能会感到幸福，因为心灵鸡汤告诉你，容忍、善良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小说是探索人性的混沌、幽暗之处，然后把这种经验呈现出来。它不是给我们心灵鸡汤、短暂安慰，也不提供行为指南。你容忍，你不知道多少女人是多么地容忍，但最后一样不幸福。这不是容忍的问题，一个社会为什么要规训女人，让她们觉得家庭是最重要的；家庭幸福就是个人幸福呢？这种幸福观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感受可能会被当成本能，但其实很多感受是文化给予的。文化为什么会制造这样的幸福观？为什么不觉得肖美腻为女权千里徒步是幸福的？其实很多男人去探险登山去干什么啊也觉得幸福死了。但是女性呢？我采访过一位老人，他在1960年代还是个医科大学生。当时他看了新闻纪录片，就说“国外就是好”。结果，就因为这个被判刑了。他晚年继续从医，有了积蓄。每年他都去国外旅游，这是他感到幸福的经历；但是他不带老婆。他的太太在家里，她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守着80平米的房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表面上也是很幸福的，她也很欣赏自己经营的幸福。我们不能判断他们个人对幸福的感受有什么不对，只是让我们在座各位自己来想想你要不要做个选择：到底是有专业技能去挣钱、有能力周游世界更幸福呢；还是一天到晚守着80平米的房子不停地收拾，收拾完了等人弄乱再收拾更幸福？人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的，你一生都在与尘土做斗争，最后不过就是被尘土埋了。一生就过去了！你感受过什么么？你看到过什么？但是为什么很多女人不会觉得周游世界是幸福？因为传统的价值观不鼓励女人走出家庭周游世界。

　　我看肖美腻一路画的画很可爱，有点像伊朗的连环画（后来拍成电影了）《我在伊朗长大》。这个连环画很不传统，作者描述了很多文化的碰撞。女主角在一个保守的、对女性有很多约束的家庭长大；她后来到法国留学受教育，经历了青春期的不安和追求，成为个性独立的少女。为什么说看小说不要把它当成指南呢？写小说的人要是想给别人指导人生，肯定写不好。小说是个弹性很大的世界，而行为指南的弹性是很小的。你说容忍，门罗写的小说人物卡拉也很能忍，但是她真的幸福么？女人可能都能忍，但是这公平么？我们的文化很容易告诉一个女人，家是你的全部，你对亲人的责任是你的全部，要做好贤妻良母。那你要怎样做好这些？只能尽心尽力，牺牲自我。其实就算你牺牲自我也做不好，但是大家看了起码觉得你是个“不错的女人”。所以文化给女人可以选择的角色实在好少，各种痛苦又差不多，又没有什么精彩。这样的文化到底有没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文化、社会规则、角色分配到底有什么问题？

　　灵子：我很同意艾老师说的，小说会越看越不幸福。我觉得我们要反抗和改变这个对女性的角色分配和要求，要逃离这样的生活，需要做很多准备。

　　门罗是女权主义者吗？

　　艾晓明：我看到一些对门罗的采访，她说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很多作家都不愿意给自己贴标签，无论你说TA是什么主义者。我能理解门罗这样说的意义，因为每个小说家，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一个。我们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有时是出于行动的需要。王安忆也说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阿特伍德好像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她们可能是觉得：当你说我是女权主义者的时候，鬼知道你心里想的女权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呢？而且女权主义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思想流派。况且小说这种艺术的东西，是很抗拒标签化的。

　　柯倩婷：是的，女权主义者这一名称在中外都有被妖魔化的现象，很多人觉得女权主义者是丑陋不受欢迎的、恨男人的。门罗是否接受女性主义的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显然受第二浪潮女性主义的影响，她剖析性别建构、批评大众文化，写女性对工作、独立和性自由的追求。《激情》的格雷斯对电影拜金女的不满，不满的原因是文化鼓励女性做拜金女，但她的男友听不懂，这是门罗的三道连环的批评，非常尖锐，但不着痕迹。其次是对女性生命选择的尊重，比如《逃离》中的西尔维亚帮助卡拉离家出走，可以读到一种很深的女性之间的感同身受，一种不需要解释的“姐妹情谊”，卡拉一说无法忍受，西尔维亚就支持她离开，还给她约好了去多伦多的落脚点。《激情》写格雷斯不满男友的循规蹈矩，拒绝他所铺就的婚姻之路，断然决定跟尼尔出去漫游，即使是只有一个下午的逃离。门罗不是宣扬女性主义的权利主张，她没有说女人就是要抛弃平淡婚姻，她只是讲故事。格雷斯就是一个小镇酒店的招待员，一个孤女，一个对爱情与性敢于主张敢于追求的女孩子。门罗的魅力在于真实和准确，让读者相信格雷斯的自主和能动性是真的。那个下午，格雷斯全情投入又有几分清醒，她感受到的激情和失落是那么细腻。一个普通女孩做出的颠覆性、革命性的选择，门罗不动声色地写了出来。她的作品与女性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

　　冯芃芃：我觉得作家拒绝标签是一件事，读者的解读是另一件事。在我看来，门罗叙事的角度和方式决定了她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她的小说打破叙事的连贯性，呈现一种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与女权主义美学摒弃线性叙事、看似无缝的叙事结构这些诉求不谋而合。在时间上，朱丽叶的三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她只提取了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来表达，而没有建构一个宏大清晰完整的故事。碎片化的另一个例子是《逃离》的结局，原本是卡拉的逃离，但是到最后却换成了由卡拉的丈夫来讲述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由她丈夫来界定她回家的决定背后原因是什么、过程是什么，卡拉到那个阶段已经被沉默了、失声了，而讲述的权力交给了丈夫。这个同样让我们看到故事碎片化的一个结果，当事人自己不说话，突显出他人讲述的故事之不可靠性。当事人的失语与现有的结构和体制允许人们采用什么语言去描述事情，这两点之间有一个差距，也留下了叙事空白。

　　再有一个就是叙事角度，就像朱丽叶的三个故事，她为什么没有用佩妮洛普的立场去讲述故事，却选择了基本上完全从朱丽叶的角度出发？我们知道对这些经验还有其他解读的可能，却只能跟随朱丽叶体会这些故事，看不到其他人的角度，通过这种方式阅读故事的感觉对我来说很震撼。

　　还有一点就是，从女权主义角度来看，我觉得门罗小说中的母女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比如朱丽叶和佩内洛普的关系，从隐喻的层面来看，朱丽叶这种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分子背景的女性多少有点像第二波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呼吁要让女性获得解放。而佩内洛普或者卡拉这样的年青一代却有不同的追求，他们没有相同的教育背景和生活体验。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门罗刻画的这种关系，像是在西方语境下女权的代际问题的表述。门罗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过程中开始发表她的作品的，在她写作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从女权到后来的“后女权”转变，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次浪潮。我们看到卡拉、佩内洛普等年轻女性，没有追求女权的解放，而是选择传统的异性恋家庭生活，好像生活得还不错。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两代人之间的不同选择，女权主义者和普通女人，feminist和women，大家需要的解放究竟是不是一样的？对这个问题，门罗也没有给出答案。

　　我在看一些关于门罗研究的文章时，看到了一个关于门罗作品的观点，感觉挺好的：她小说的叙事者，总是一个精心观察日常生活的年轻女性，她从来不去评判。门罗最好的小说都像是纪录片，记录下加拿大小镇生活的方方面面。①

　　男作家们写女性经验

　　方灵子：有没有一位男作家写女性的生命经验让人比较舒服的？

　　柯倩婷：中国的作家，王小波算是不错，很多人也都认可，他写出红拂、无双那样的奇女子形象，智慧、有尊严且有趣。不过，王小波的小说更多指向哲思，并不怎么落实到女性日常生活的经验。写日常生活经验不是王小波的特长。外国作家方面，我前一段时间读加拿大男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他对女性的刻画比较独到，没有我们常见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他著名的《英国病人》的女主角汉娜，战后选择留下来照顾英国病人，翁达杰写出一个有主见、有担当、艰难地面对战争伤痛的女性，不是自我牺牲的圣女，更丝毫没有作为欲望对象的想象；他的《菩萨凝视的岛屿》写一位为联合国工作的女法医，《遥望》的女主角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翁达杰描写的是她们的爱情经验与工作经历，而不是家务劳作。我举的这两位男性作家，他们对女性的理解来自阅读和历练，来自质疑权威、消解中心和审视自我的视野。总言之，男性作家如果对性别视角有足够敏感，是可以写好女性的经验的。那些性别盲视的作家，把男性的想象套在女性身上，把女性看做欲望与焦虑的投射对象，当然不可能写出让女性读者感同身受的经验。

　　艾晓明：像《白鹿原》里面把对女性的拷打作为一种景观，是十分陈腐的。也不一定非要是女性来写才能写得好，关键是要有对性别的敏感。

　　女性无边的世界还有大量的故事没有被讲述，还有大量的经验需要人们去理解。像门罗这样讲述女性的故事的文学艺术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就是在改变我们文化的编码。对门罗及其作品的讨论是无法绕开女权主义话题的，期待今后能够看到更多女性主义者对她的解读和研究。而对于普通的读者们来说，门罗的作品也是一扇走近女性生命经验的门，阅读她或许能够成为解除文化性别偏见的开始。

　　记录整理：“新媒体女性”余丹丹

　　① Stouck， David. Major Canadian Author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 1988：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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