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0）

　　在两岸文论的竞技场上，以“务实行动派”著称的李瑞腾是左右开弓的高手。他一边从事行政工作，一边著书立说。由33本组成的《台湾文学史长编》，便是他担任台湾文学馆馆长期间策划出来的赫赫战果。

　　众所周知，台湾文学史写作，是难度相当高的任务。仅从什么是台湾文学这一基本概念看，试看各路人马的解释，简直是一场作文比赛：有的说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人写台湾事的文学，有的说台湾文学就是母语文学，还有一种说法为凡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文学现象和作品，是为台湾文学，陈映真则说台湾文学就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反驳他的人说：“台湾文学既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日本文学，而是独立的文学。”

　　台湾文学馆出版的《台湾文学史长编》，没有完全采用他人的说法。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李瑞腾在总序中认为：“我们把台湾文学视为在台湾这个地理空间所产生的文学，不论其族群、国籍及使用语言。”这个定义在某些人看来也许不合时宜或不够新潮，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容纳性很强的定义，它不以护照、籍贯和使用的语言为分界线，把本省和外省乃至旅居国外的台湾文学家均包括进去，这显示了撰写者的宽阔胸怀。从科学性来讲，台湾文学定义的包容性，符合当下台湾作家写作的现状，有利于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台湾文学教学的开展，有利于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作为一门学科的台湾文学本已进入大学讲坛，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这类的教材奇缺，《台湾文学史长编》的问世，正满足了两岸研究者和读者的渴求。

　　在台湾，已出版了两本以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即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无论是叶著还是陈著，均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但台湾文学史的编写，充满了不同思想路线和文学观念的碰撞，故这两本书出版后有掌声也有骂声。写一本能为各界接受的文学史，几乎不可能。为了减少碰撞，《台湾文学史长编》不走叶石涛、陈芳明“通史”的老路，而改为专题史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新的选择。正由于是专题史，无前例可供借鉴，故这套文学史，主要不是采取“泯众家之言”的写法。当然，再怎么出新也要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但编著者在吸收时尽可能发挥一己之见，而不像某些团队编写的文学史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在这种思路下，《台湾文学史长编》基本上是由两大板块组成：一是重要的思潮、社群、论争、流派，如《断裂与生成——台湾50年代的反共/战斗文艺》、《跨越时代的青春之歌——五六○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燃烧的年代——七○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史略》、《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作家群体、时代文体和特种文类等，如《一线斯文——台湾日治时期古典文学》、《女声合唱——战后台湾女性作家群的崛起》、《从边缘发声——台湾五六○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正面与背影——台湾同志文学史》、《电子网络科技与文学创意——台湾数位文学史（1992～2012）》。从实际情况看，作为基础课的台湾文学，正是按照这种清楚的文类或作家群去引导学生进入台湾文学史殿堂的。

　　要写出超越前人、自成一格的文学史，就必须抛弃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论争再加作家作品老一套的写法，对“文学”与“史”的概念进行重新整合，克服“实证”与“审美”之间的矛盾。按时序排列当然无法摆脱，所不同的是《台湾文学史长编》虽是从原住民口传文学开始，接着是明郑时期“汉文学的萌芽”，以后历经清领、日据以及光复后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最后是原住民汉语文学及母语文学，但编撰者们尽量做到不预设立场，充分尊重原住民的口头传说及后来发展出来的汉语文学。这里既有宏观的论述，也有微观的考察。由于是分头编写，每位执笔者对分期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这套书并没有严格按具体年代整合。打开《台湾文学史长编》，可看到每本书有点类似中国古代山水画说的“散点透视”。编著者们所追求的目标是达成某种专题或某个作家群的真实。所以在这套书中，在重复前人论述过的问题时均尽可能做到有新意。对别人说过的少说，对别人忽略的多谈。在框架上还注意出新，如蔡明谚论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史“现代诗论”部分时，用“台大教授”、“华冈才子”、“海外学者”、“数学博士”的标题来阐释颜元叔、高信疆、关杰明、唐文标等人的文学主张，就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这套书注意外省作家与本省作家的互动，如《从边缘发声——台湾五六○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第三章《林海音时代的〈联合报〉副刊》。还注意西潮与本土的消长，如同书第三章的有关部分。另注重圈内文学家与圈外文学家的互动，如《正面与背影——台湾同志文学简史》，就把圈外作家写的作品《禁色的爱》（李昂）、《击壤歌》（朱天心）、《红楼旧事》（宋泽莱）列入同志文学的范畴。

　　《台湾文学史长编》的长处可用“广博”和“精深”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广博”，系指《台湾文学史长编》面的宽广与宏博，即台湾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几乎为“长编”所涵盖。如《电子网络科技与文学创意——台湾数位文学史（1992～2012）》，将数位文学分为三个时期：1998年前为数位文学的萌芽期，1998～2005年为数位文学蓬勃发展期，2005～2012年为数位文学的蛰伏期，其内容之丰富和详备，使其当之无愧成为当今论述台湾数位文学最系统的著作之一。《断裂与生成——台湾50年代的反共/战斗文艺》，从文学体制与时代文学谈起，第二章《反共文学的前历史》“上溯其源”，第三、四章《谁在行动》、《谁在说话》“中考其实”，第七章《老兵不死，只是渐渐走向缪斯女神》“下述其变”，做到既“广”又“深”，不少地方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黑暗之光——美丽岛事件至解严前的台湾文学》的“精深”则体现为点的精细与深入，尤其是对监狱文学的论述，既系统又深入，这表明唐人写唐史的学术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已达到精耕细作的地步。

　　《台湾文学史长编》也有值得检讨之处：

一是“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不均衡。

所谓“小历史”，是指局部史，如“长编”中的《“曙光”初现——台湾新文学的萌芽时期（1920～1930）》和《想象帝国——战争期的台湾新文学的诸相（1937～1947）》。所谓“大历史”，是指“宏大叙事”关乎全局性的历史，如台湾文学书刊查禁史、“自由中国文坛”的建立及崩盘、“南部文学”的形成及走向……这些在“长编”的选题中均缺席。当然，“大历史”是由“小历史”构成的，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且“长编”中已涉及这些“大历史”，但未能独立出来，给人“常态的文学史”论述有余而“非常态的文学史”阐释不足之感。

二是理论探讨与史料考证不均衡。

《从边缘发声——台湾五六○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对反共文学的评价和重要报刊的时代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在史料考辨上存在着不少瑕疵，第25页说：“‘中国文艺协会’的诞生，是由左翼作家巴人的一篇文章而起，巴人本名王任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共文艺政治的重要作家，1949年10月18日他在台湾《新生报》副刊发表《袖手旁观论》。”刘心皇也曾一口咬定“作者正是共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王任叔”，其实，“巴人”的笔名很普通，不只王任叔用过。据笔者向大陆有关方面了解，王任叔当时根本不可能向台湾投稿，因大陆严禁作家和“敌方”接触，这正如台湾也规定作家不许向“匪区”投稿一样。当时两岸老死不相往来，这位“巴人”很可能是岛内另一位作家的化名。第73页说林海音因刊登“一首名为《船》的诗”而惹祸下台，其实这首诗不叫《船》而叫《故事》。第77页说：“1954年10月，痖弦、洛夫、张默三人创刊《创世纪》。”这三人的排名次序完全颠倒了，科学的说法应是“张默、洛夫两人创办《创世纪》，痖弦于次年加入”。

三是岛内研究与岛外研究的成果吸收不均衡。

《女声合唱——战后台湾女性作家群的崛起》的参考书目虽然有一些岛外即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但郑州大学樊洛平的《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及陕西师范大学程国君的《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创作论》未列入。这是研究台湾女性作家群的重要著作，台湾方面还没有人写过。也许后一本较难找到，但前一本已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繁体字版。其他《台湾文学史长编》著作如《黑暗之光——美丽岛事件至解严前的台湾文学》，也较少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这说明这些著者的视野还不够开阔。

四是在作者队伍方面青年学者与资深学者比例不均衡。

无论是岛内学者还是岛外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编撰，有一个共同毛病是未能超越政治、超越政党或明或暗的掌控。李瑞腾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内在危机已有清醒认识，因而尽量启用年轻学者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笔，以让他们多年从事的研究对象及其成果，在一个尽可能超越蓝绿的整体性框架内给予表达，尤其是让陈政彦们以一种集体“崛起”的态势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并借此树立台湾文学史写作的新典范。

　　这个新典范有三个特色：

　　1.强调台湾文学史是文学的台湾史，而不是思想史、文化史，更不是“两国论”、“一国论”的文学版。

　　2.提供了研究台湾文学的新视野，尤其是下限写到成书前的2012年，有鲜明的现实性与当下感。

　　3.台湾文学专题史最丰盛的产地不在大陆而在台湾，这为两岸文学诠释权的争夺写下新的一页。

　　但这套丛书资深评论家执笔者极少，这影响了丛书的质量。如果由应凤凰执笔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部分，就不会出现痖弦系《创世纪》最早创办人这类的史料错误。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台湾文学史由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来写好？其实，这各有长处。局外人因未曾参与当年文学运动，不是其中一角色，写起来就会出现“隔”。局内人写由于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不会出现不知情的情况，写起来较有现场感，如《正面与背影——台湾同志文学简史》由圈中人纪大伟执笔，许多地方如数家珍，就克服了“隔”的现象。但局内人写容易“走私”即借史扬己，如《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虽然还不是黄锦树所说的“怪书”，但撰写者陈大为把自己及其伴侣钟怡雯用这么多篇幅论述并评价这么高，的确容易授人以柄。

　　有人认为，《台湾文学史长编》“原本就是个通俗读物计划”。其实，《台湾文学史长编》不是啤酒式的大众饮品，而是类似金门高粱的佳酿。它既有文献史料价值，同时又是台湾文学史编写蹊径独辟的有益试水。这套书从缘起到出版，只有三年时间，乍看起来未免匆忙了些，其实发起者、撰写者和出版者有过长期积累的过程。他们在许俊雅教授的具体主持下，先后议论过多次，拟定了近40个主题，后来由研究团队讨论，再将计划送外审查，可见他们谨慎从事，抓住时机和志在必成的雄心壮志。

　　台湾文学史研究要改变传统思路，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选题新或切入点独特，而应深入探讨同类文学史著述中阐述得不深不透的问题。它可以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样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或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文学的整体精神，但如何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史著述，其研究重点毕竟应放在台湾文学不同于大陆文学的主体性及其建构过程上，包括建构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文学经验，这种经验是各族群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一位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台湾文学史长编》的出版给我带来惊喜和愉悦。我们对台湾文学馆寄予厚望，也就是对台湾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寄予希望。

　　①《台湾文学史长编》，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2013年版。

　　②刘心皇：《自由中国50年代的散文》，台北：《文讯杂志》1984年第9期。

　　③台湾就有一位小说家笔名为“下里巴人”。

　　④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程国君：《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⑦黄锦树：《这只斑马——评陈大为〈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台南：《台湾文学馆通讯》2013年3月，第80页；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