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从1945年至1970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1945年至196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与英国殖民地政府从原本的军事合作状态转而处于政治与军事上的对峙状态，马共从194 6年起便公开提出其政治构想图：打倒英国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人民共和国；而英国政府为了自身在远东占领地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把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分而治之，并对煽动工潮和学潮的马共党员及左翼阵营进行大力度的打压。在这短短二十年内，新加坡经历了多次政治变动，例如：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以李光耀为首、遵循宪制谈判途径的人民行动党获得英国政府的信任和委托，1959年组成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新加坡在1963年正式脱离英国管治，加入包括沙劳越和沙巴在内的马来西亚大家庭；由于政治理念分歧，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李光耀团队带领新加坡向世人宣告独立。虽然马新相继独立，但新加坡境内马共与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对峙状态仍然持续不断，政治氛围诡谲多变。二、1965年至1970年：新加坡建国初期，沉稳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积极进行经济建设，马共党员和左翼人士仍然对推翻新生政权抱有希望。196 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新加坡左翼人士凭据风云骤变的国际局势，误以为这股文革浪潮会席卷新加坡，故而活动频仍、举动激进；然而，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没有让左翼阵营有喘气的机会，对左翼阵营的取缔行动丝毫没有松懈，包括逮捕入狱和驱逐出境，结合一系列经济措施的成功推行，民生问题得以解决，左翼活动最终在新加坡销声匿迹。
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是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体，它形成于1920年代中期，比新加坡左翼政治运动更早地出现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以下简称“新华文学”）90年的发展历程中，因着国际政治形势和新加坡本土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动，曾出现过数次左翼文学运动，尤其是1945年日本投降结束二战，成为合法组织的马共以抗日英雄的姿态出现，其属下党员不遗余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马来亚国家”；以及1960年代中期过后，因中国文化大革命而输出到新马一带的左翼文学运动，深重地影响了新华文学的生态，特别是产生了与主体国家意识背道而驰的诗歌，留下为数不少具有左倾意识的作品。中国学者周宁在199 6年与李一平联合出版《新加坡研究》一书时说：“两年前庄钟庆教授出于厦大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考虑，敦促我写一本讨论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的书，并提供我许多资料。我半信半疑地开始写作，其间遇到的一些困难，有的解决了，有的规避了。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一事实。”笔者相信周宁在这段话中所谓的“有的规避了”，应该是指1970年代以前新华文坛的左翼文学运动。
在新华文学史的研究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讲师李庭辉是第一个提出“左翼文艺”这一概念的学者，他在1983年完成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The open united front: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1945-1966，为日后学者们论述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提供了资料和论点的参照依据。1980年代末期，李庭辉在《时代和文艺：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初探》一文中从历史的高度鸟瞰本土的文学发展，并无可避免地以新加坡当时的政治事实和国际形势来界定新华左翼文艺，他认为196 6年左右，“因为马共的斗争路线实际上改变了，所以它在新加坡的公开合法活动就逐渐衰退，一方面是它本身把工作人员调到地下和非法的场合中去，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它的活动愈加克制。马共的公开合法活动鸣金收兵，左翼文艺于是跟着也就退入低潮”。
詹道玉在1990年代中期书写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论文《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中的第二章《新加坡战后初期的时代背景》，对二战以前紧随中国上海左翼文坛的马华文艺思潮略有提及。此外，冷战学者陈剑（陈松沾）也撰写了《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概要》一文，对1958年至197 2年之间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和论述。2004年，新加坡新闻工作者朱成发出版了他的南京大学文学硕士论文《红潮——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一书；同年，朱成发的同事韩宝镇完成其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论文《新华左派诗歌研究（1965～1975）》的书写；尔后，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程映虹前来新加坡搜集资料，撰写了《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一文，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一时蔚为风气。2004年至2006年之间，新加坡资深作家田流一口气出版了五辑《田流回忆录》，当中不少篇章涵摄新加坡左翼政治运动和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的描述；此外，槐华的《槐华的诗长征》（2002年）和原甸的《我的文学不归路》（2003年）等类回忆录出版物，也隐约呈现了新华左翼文学的发展痕迹。
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历程中，发生于1954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也是一次维护民族文化的体现，它让华校学生运动迅速地从政治觉醒的阶段成长为一股备受各方势力努力争取合作的反殖民主义政治力量。2011年，陈仁贵、陈国相、孔莉莎合编的《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文集中，撰稿者包括曾广萤、吴文国、孔莉莎、纪燕、丘淑玲、林清如、林增如、林焕文、卢妙娥（卢妙萍）、柯思仁、陈仁贵、陈国相，他们之中有新加坡前学运份子、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者，也有学术界人士。本书收集了1950年代站在反殖民主义最前方的学生运动参与者的回忆，也收集了学者们对那个年代的历史框架如何被套进主流叙述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五一三事件”官方叙述的不足，让读者清楚了解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脉络。
陈剑认为，新华左翼文学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左翼文学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受马共领导的新华左翼文学服务于当时的新加坡左翼政治运动，而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学则服务于中国共产革命运动。陈剑进一步阐述了“新华左翼文学”的基本定义：
举凡新华文学中那些受左翼政治思潮影响而产生，并具有明显左倾意识和左翼政治立场的文学作品皆为新华左翼文学。更具体地说：即是作者受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而崇尚于这种政治理想，并积极在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有意识地从事左倾思想作品的创作，在作品中贯彻左翼政治立场和主张，并以左翼文艺观点去阐释和批评当时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和活动，以推展左翼文学运动为宗旨。
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是新华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学界过去在谈论左翼文学时，经常把它看成是纯意识形态的东西。本文尝试从多元化的视野来检视这个在1990年代以前仍属于敏感话题的文学运动的原生态，由此建立理论上的新华左翼文学；本文也尝试建立新华左翼作品和典型的新华左翼作家，并且进行一些个案研究。为了方便论述，本文将以“新华左翼文学运动”一词来统一称谓这个曾经在新华文学领域中发挥过巨大影响的文学运动。
多元视野下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笔者认为可以定义为下列三种形式：第一、左翼文学是源自后五四运动的文学团体或文学流派如太阳社、创造社和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等的理论，并由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如永刚、许杰、罗依夫、杨实夫、衣虹（原名潘国渠，另署潘受）、胡愈之、张楚琨等个别带来新马文坛的一种论述；第二、左翼文学是马共地下外围势力的政治武器，例如以严思为代表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第三、左翼文学是当时不参加任何政党而纯粹反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左倾作家的一种书写方式，例如以杜红为代表的作家群的文学创作。
一、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
新加坡华人在很早以前就深受中国革命文化的熏陶，从五四运动开始，鲁迅、茅盾、巴金和郭沫若等左联作家的作品便在新加坡华校校园内广泛传播。左联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进程中所成立的一个联合团体，1920年代末，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党越来越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日军的大举侵入，中国左翼知识分子认识到应当结束内部的争吵，集中精力共抗外敌。1928年，中共在第六届代表大会上，决定团结所有的革命力量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930年3月2日，各路左翼文人在上海汇聚一堂，成立了在“随后数年里成为中国激进的文学观念的主要论坛”的左联。1920年代中期，新加坡出现了第一个左翼文学运动，那就是曾盛极一时的“新兴文学运动”。事实上，它是当时中国太阳社的蒋光慈和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新马的延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发起和展开的，它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生活，并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个运动在中国展开后，左翼文学的理论或论述分别由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如永刚、许杰、罗依夫、杨实夫、衣虹、张楚琨和胡愈之等人带来新马文坛。鲁迅的《呐喊》和《彷徨》，郭沫若的《女神》和《星空》，蒋光慈的《新梦》和《鸭绿江上》，茅盾的《子夜》、《蚀》和《林家铺子》，巴金的《家》、《春》和《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田间、臧克家、艾青、冯雪峰和曹禺等作家带着革命意识和改造社会理想的作品，都深深影响新马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根据陈剑的观察：“他们的作品一直被采用作华文课本的教材，新马华文作家可说都是在中国新文学浸润下成长的，左联作家以及延安文艺作品的唯物文艺观、无产阶级文学论点在影响着新马左翼华文文学。”中国学者朱崇科也指出：“以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对马华文学的影响为例，某种程度上，在中国曾经风靡一时、甚至成为文学主流之一的左翼文学近乎同步共振式地传染了马华文学，当然也影响了当时的马华评论界。1930年滔滔提倡的‘穿普罗衣裳的地方色彩’文学的理论呼吁其实就是以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为理论前提，将南洋文学定义为具有地方色彩的普罗文学。”
1927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共分裂，国民党大规模追捕共产党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除了前述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之外，还有新加坡学者林万菁在《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 8）·修订版》一书中所研究的归侨作家如洪灵菲、艾芜、吴天、高云览、金山、王纪元、杨骚、王任叔（巴人）、沈兹九、陈残云、汪金丁、杜运燮、夏衍、岳野、马宇等人——南逃至新马，并积极地投入新马的文艺场域，从而掀开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的序幕。由于忌讳英国殖民地政府，革命文学作家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易名为新兴文学运动。
新马华文坛新兴文学运动的发轫，可以追溯至1927年初永刚发表于《新国民杂志》副刊的《新兴的文艺》一文，该文号召新兴文艺作家们要有反抗性，“在这特权阶级压迫劳动者的时代，要启发民众，揭露特权阶级的残忍、无耻、淫荡和穷奢极欲的罪恶生活”。永刚认为，文艺作家如果不站在这个观点去表现这畸形的人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文艺。1928年，许杰在其所主编的《益群报·枯岛》上极力提倡“革命文学”，接着，郑文通主编的《南洋商报·曼陀罗》以及陈炼青主编、张楚琨和衣虹协编的《叻报·椰林》等副刊也先后响应。罗依夫、杨实夫和衣虹等人所提及的“新兴文学”，即许杰笔下“革命文学”的代名词。他们一致认为新兴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其内容应着重于正面描写，其文本应致力于提高大众意识、改造社会，从而鼓舞大众前进，促进时代进步。
除了上述三个副刊之外，1928年至1930年底，新马颇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章文艺副刊如《南洋商报》的《荔》、《海丝》、《涛声》、《混沌》和《野马》，同善校友会创办的《抗育》、《微光》、《诗》、《怒涛》和《喇叭》，槟城《新报》的《椰风》，槟城《中南晨报》的《南针》，《星洲日报》的《野葩》等，一度成为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的摇篮和温床，发表了许多具左倾意识的作品，包括一批宣扬革命与改造社会主题的小说，如春光的《云霞姑娘的转变》、槐才的《血泪》、王哥空的《夜》、浪如的《征途》和旱苗的《旧恨》等现实主义作品。以王哥空的《夜》为例，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当时中国文学创作中典型的革命结合恋爱的故事，鼓励青年人抛弃私欲，投身于社会变革事业，作品中不乏概念化的革命说教。除了小说之外，这个时期的新华文学在诗歌、散文和戏剧创作上，也出现了新兴意识高涨的作品，例如依夫在《高压国的人民》一诗中呼吁人民奋起抗争：
高压国的人民已不像从前那样驯良
他们现在已有他们具体的主张
在《原始遗民》一诗中发出面向东南亚的咆哮：
你们失却你们的主权
他人的旗帜飘扬在你们的天空
你们有吗？参加政治的权利
你们能吗？好好地做工
在上述南来新加坡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张楚琨曾以张亡、张楚云、楚云、郁如和楚琨等笔名在各报章上发表了不少文艺作品，除了与依虹协助陈炼青编辑《叻报·椰林》之外，他所主编的《南洋商报·狮声》也开辟许多专栏，吸引不少读者，对传播华文文学做出了贡献。张楚琨还经常举行文艺座谈会，探讨华文文学的普及问题，从而推动了新华文学的发展。至于胡愈之，他曾在日军侵占新马期间邀集文化界朋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训练一批青年干部担任民众武装的工作；同时组织文艺宣传队，到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此外，归侨作家王啸平当年是一个在五四运动启蒙影响下觉醒的青年，也是一位极富使命感的作家。1937年至1940年，他在旅居新加坡的三年里曾发表戏剧、小说、散文、杂感约百余万字，在新华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回返中国参加革命后，王啸平主要从事导演工作。198 2年退休之后，他以六十多岁的年龄重新提起笔杆，自198 6年起接连出版《南洋悲歌》和《客从南洋来》等自传体长篇小说，为读者重现了1937年至1957年这二十年的已逝岁月。《南洋悲歌》写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正当中国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侨如何支持抗战。在这部被新加坡学者孙爱玲视为“没有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小说中，主人公方浩瑞是满怀着爱国（爱中国）理想的新加坡左翼分子，这位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分子带有一定的浪漫色彩，他与多属赤贫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左翼分子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除了小说和诗歌创作之外，新兴文学运动下的一条支流“南洋新兴戏剧运动”也在1930年代初期发微于槟城，并在整体运动中取得丰硕成绩。柯思仁在分析这个戏剧运动的理论重点时说：“‘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的推动者所提出的新剧概念，意识上是结合新马政治和经济状况，内容上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现实，表现上则是提出南洋色彩。所谓南洋色彩，是以南洋的人民和生活为创作和表现的素材。这样的路线，可以说是极具有本土性的。”总的来说，这时期的左翼文学运动取得了良好的影响。自此之后，新华左翼文学思潮一直处于新华文学界的主导地位，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新马沦陷，日军残酷杀害大批知识分子，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才稍微沉寂下来。
二、左翼文学作为马共地下外围势力的政治武器
二战过后，全球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如火如荼地展开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新马人民也勇敢地投身于历史的洪流中。马共与其他政党、工会和组织建立统一战线，通过工人、学生和商人，以罢工、罢课和罢市等方式，向英国殖民地政府发动艰辛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斗争中，处在文艺战场最前线的新华左翼文学作者在从事文艺创作之余，也肩负教化群众和灌输国家意识的任务。他们在不同左翼文艺组织中通过几种方式组织配合左翼政治运动的文章和活动：一、举办文艺写作讲习班，出版刊物发表时事评论和文学创作，以传播左翼文艺理论和鼓励左翼文艺创作；二、学习共产党著作和左翼文艺经典，强化政治思想；三、举办大型公演或小型的团体内部演出。1960年代在社会主义阵线（新加坡左翼阵营的政党之一，简称“社阵”）党报《阵线报》文艺副刊《旗》上积极发表诗作的严思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他曾指出：“50年代中期以学生运动为突破口，掀起了社会各层面长久而广泛的斗争，把反殖争取独立的运动，推展到一个空前高潮。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先把新加坡从马来半岛剥离出来自治，但此种退居幕后操纵傀儡的伎俩，并没有能欺骗和平息群众的反殖斗争。在自己的大时代面前，诗人和诗歌始终是斗争中的号角与鼓点！”关于新华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曾在1950年代为人民行动党填写党歌歌词的田流给予中肯的评价：“令人惋惜和不安的是，当年的‘左派’大行其道的时候，许多写作者、文艺工作者或作家，往往因抵受不住太多的精神压迫诸如被批评、被检举、被批判、被鞭策而掷笔从商或停止写作。……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左派文艺在岛国争取独立自主之前，可也真正地发挥了它们的功能。起码可以说，没有‘左派’的力量，‘反殖’运动又岂能在‘热火朝天’的情况下，鼓励着数以百万人民的情绪与意愿，加速了让这弹丸小岛迈向自治、独立而建国的脚步。”
1960年代中期，严思以诗集《风雷集》在新华诗坛上崭露头角。他是一个不轻言屈服的文学斗士，早年肄业于南洋大学先修班，但后来因涉及学运而被政府逮捕并被校方开除学籍。严思明确地认识到这个特殊的时代里自己所肩负着的战斗任务，他在这本诗集的后记中说：“在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中，我发现了一个诗歌写作的无限广阔的天地。这使我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取材于劳动人民，并且和人民斗争相结合的诗歌，才有它的永葆的青春。……好的诗歌是蕴藏在感情深处的翡翠和宝石，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语言，是时代的旗帜和炸弹。诗歌艺术，要求诗人用整个生命来歌唱。所以，诗歌之为战斗的武器，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风雷集》的《序诗》第二节和最后第二节中如是写道：
我是在赤道上长大的
一个普通的人民
由于你们那善良的脸上
也和我们一样
显映着屈辱的忧伤
这使我们如此深刻地了解到
我们奴隶的岁月的辛酸
…………
在我们被屈辱的命运里
我了解到自由的可贵
纵使前面是千艰万险
我也要高歌向前
三、左翼文学作为反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左倾作家的书写方式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新华左倾作家们在政治思想上受到了国际政治形势、马共武装斗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左右。在国际政治局势方面，1950年代初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洲学生会议上，新加坡学生因对国事时事漠不关心而被他人讥笑为“乐园里的猪”；1956年9月15日，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民主独立运动的浪潮是阻挡不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胜利。……在过去，亚非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他们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后方，但是现在却变成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和支持和平共处的力量了。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在发展。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阻挡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但是这个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它最后必将席卷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而永远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
这些言论，都触动了新华左翼文学作者对于独立自主的政治觉醒。杜红是活跃于当时文坛，但不参加任何政党，而纯粹以反英国殖民地政府和反映现实为己任的诗人；然而，像他这样倾向左翼或受其影响的现实主义诗人，“并不一定就得到左翼革命现实主义阵营的认同”。杜红在1955年以诗集《五月》崛起于新华文坛，他曾写下《树胶花开》这首反殖意识浓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叙事诗。此诗是写一个住在马来半岛霹雳河尽头，像老鹰一样勇猛的年轻胶工，他热爱自己的割胶工作，却在一天凌晨于前往胶林工作途中，不幸被英殖民地政府的军队开枪误杀。《树胶花开》分27节共106行，诗的第18和第19节如是写道：
胶汁淌在他的手上，
鲜血染在地上，
杀人者底记号，
刻在他的胶刀上。
在他最后的记忆中，
闪过了一根带血的枪，
一只狮子，
和一株椰树。
马华作家陈雪风在《谈〈树胶花开〉》一文中指出：“这是一个悲惨的事件，如果作者对这样的题材处理得好，给予艺术的构思，加以集中和引深来表现，它会是一首富有社会意义，而能激动读者的好诗。可是作者却把它和树胶花开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写成一则类似神话的传说故事。”新华作家槐华却持有不同意见：“必须指出，‘狮子’、‘椰树’，原是英军军徽，所以诗句暗示的，是英军射杀了‘他’——那青年胶工。显然，这首富有大地悲歌味与民间传说笔致的叙事诗，确是杜红早期的优秀作品。”在南洋——尤其是在新马一带，橡胶树已经超出了一个植物物种所具有的功能，它同时也是南洋早期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相互对立的一种图腾，“橡胶树不仅仅是英国殖民者用来割取胶汁直接猎获财富的对象，同时也是其经济上疯狂扩张和强取豪夺的见证人”。无论如何，作为反殖民主义的先行者，杜红的《树胶花开》已成功地站在殖民地政府的对立面，代表弱势群体发出了他们的呼声。尽管《树胶花开》所叙述的胶林悲剧可能只是个别的不幸事件，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基于殖民地政府一贯的蛮横统治与霸权作风，诗中的悲剧更可能代表着当时社会上被压迫的普遍典型。
1950年代末期，杜红曾义愤填膺地写下《我的生命挂在半空》一诗，这首诗道尽了一个失去土地的马来族采椰工人 朱翁的悲苦生活。 朱翁的青春岁月在椰林中一天天地消逝，血汗被一滴滴地榨干；辛苦了大半辈子，却落了个被园主赶出椰林无家可归的结局。在殖民统治时期，朱翁这种悲惨的命运只是大时代中的一个例子：
我的生命挂在半空
我是个采椰的马来人 朱翁
啄木鸟给椰树看病
它睡在山中
我替园主采椰
我就住在椰林中
早上的太阳照得通红
椰林下还是雾气重重
我给自己双脚绑上粗索
把园里的椰树都爬通
杜红曾如是表达自己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这伟大时代的本身就是一篇美丽而悲壮的史诗，而我——一个二十世纪赤道上的青年，荣幸地生活在这个伟大而苦难的土地上，聆听着这伟大的诗篇；而我，能够表达的只是这伟大诗篇的一两个符号而已。”自此之后，杜红诗歌创作中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忧愤的情感音符便已形成，《我的生命挂在半空》是其中一例。中国学者周可在综述杜红的诗歌特色时说：“将自己置身于大时代的洪流之中，以一个觉醒了且富于深广人道同情心的知识青年的敏感触角，迅速地捕捉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予以艺术的反映，及时而广泛地再现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真实地传递他们挣扎、奋斗和反抗的心声，乃是杜红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点。”这样的评语置诸《我的生命挂在半空》之上，应该是非常贴切的注脚。
四、小结
无论是在文学传统上、左翼文学运动的传承上还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上，新华文学与中国新文学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支流，也是新华文学生态的一部分；它带有一定成分的中国性（C h i n e s e n e s s），又与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那个特定时空下它对新华文学原生态的影响。多元视野下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可以定义为三种形式：一、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二、左翼文学作为马共地下外围势力的政治武器；三、左翼文学作为反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左倾作家的书写方式。当然，这只是笔者粗略的分野与界定，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它们与另一种或两种形式基本存在着彼此共通或前呼后应的关系。由于早期中国南方人南来移民，新加坡与中国一直有着极为相似的人文背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的政治形势很容易使新华左翼作家认同五四现实主义诗歌的政治宣传功能。1920年代和1930年代，基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适合新华作家介入现实、抒发情感，新华作家们在潜移默化中继承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最终成为新华文学的主流，是有着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
新华左翼文学从早期的“侨民文学”从属关系，尝试摆脱中国革命文学的主导，发展成具有南洋色彩的本土文学。然而，有论者指出，新华左翼文学终究是以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为主导方针，也因此躲不过文革的冲击，最终因偏离了新兴国家的现实，并违背了文学审美的规律，导致左翼文学在1970年代后匿迹于新华文坛，结束了在新加坡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主流地位。
①见《战后的新加坡（1945-1955A.D.）》，罗佩恒、罗佩菁合编《新加坡简史》，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12页。
②见《新加坡华文文学论稿》后记，李一平、周宁合著《新加坡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 6年版。周宁的《新加坡华文文学论稿》后经作者修改，2003年12月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时，书名改为《新华文学论稿》。
③李庭辉：《时代和文艺：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初探》，见李选楼、林君丽、胡春来编选《〈新加坡文艺〉再十年（198 6-1995）》，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8年版，第6 6-67页。本文也刊载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东南亚研究中心联合出版的《南洋问题研究》1989年第2期（总第58期），第56-65页。
④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版。
⑤⑩??陈剑：《建国前后的新华左翼文学运动概要》，2010年10月《随笔南洋网》网站：http://www.sgwritings.com/724/viewspace_5797.html
⑥朱成发：《红潮——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版。
⑦韩宝镇：《新华左派诗歌研究（1965-1975）》，2011年9月新加坡国立大学《ScholarBank@NUS》网站：http://scholarbank.nus.edu.sg/bitstream/handle/10635/14334/Han%20Poh%20Tins%20th esis.pdf?sequence=1⑧ 程映虹：《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研究》2008 年第1 期
⑧程映虹：《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1期（总第100期）。
⑨陈仁贵、陈国相、孔莉莎合编《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1年版，英文版本书名：The May13Generation: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1950s。
?见《“血与泪的文学”——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理论》，Marston Anderson（安敏成）著、姜涛译《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对于陈剑的这个观察，自幼在新加坡接受中文教育的笔者深有同感。1980年以前，在新加坡传统华校的初高中的华文科课本中，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和曹禺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一直是必修课文。马来西亚学者潘碧华在《疏离与沿袭：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统计数字也可印证陈剑的这个观察：“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大约40年的时间内，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采用了170位现代文学作家300多篇的作品。其中最为流行，广为各中学（包括国中和独中）所采用的华文课本是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选用的白话文散文和诗歌计有107篇，作者56位，包括包公毅、冰心、蔡元培、陈衡哲、陈兼善、陈纪莹、陈之藩、陈醉云、丁西林、董作宾、丰子恺、甘绩瑞、顾颉刚、胡适、老舍、梁启超、林良、刘大白、吕梦周、罗家伦、朱光潜、朱湘、朱自清、宗白华等。”见2010年10月《学术论文网》网站：http://www.csscipaper.com/literature/waiguowenxuepinglun/115665.html
?见《从部分缺席到集体失语——试论马华文学批评贫瘠的要因》，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详见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 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199 4年版。
?转引自黄松赞《中国新文学运动对马华文坛的影响和马华新文学的建立》，饶芃子主编《中国文学在东南亚》，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 2页。
??引诗见徐 翔执笔《初创时期的新华文学》，黄孟文、徐 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10月版，第31页，第32页。
?见《华侨题材小说的文学特色》，孙爱玲《论归侨作家小说》，新加坡：云南园雅舍199 6年5月版，第225页。《论归侨作家小说》是孙爱玲的香港大学硕士论文。
?柯思仁：《槟城的“南洋新兴戏剧运动”（1930-1931）——新马戏剧运动左倾意识的开端》，杨松年、王慷鼎主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5年3月版，第120页。
?严思（1943-），原名杜丕勉，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新加坡。著有诗集《风雷集》、《春华集》和《木麻黄恋歌》。
?严思199 6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槐华编《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 8热带诗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发式上的讲话。
?田流（1930-），原名钟文灵，又署铁流，祖籍广东顺德，生于新加坡。著有小说集《生活线上》、《幕后人》、《远处闪着金光》、《田流微型小说集》、《案中案》和《大喜临门》；长篇小说《沧海桑田》、《金兰姐妹》、《高山·流水·虹》和《爱的河流》；剧作集《田流剧作集》和《西滨园命案》；游记《港华行》；相声集《田流相声集》和《笑眼看人生》；评论集《四言集》；诗词集《诗词敝帚集》；文论与散文合集《话匣子》；回忆录《田流回忆录·第一辑至第五辑》等。
?见《反殖时代的新华文艺界》，田流《田流回忆录·第二辑》，新加坡：天际制作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8月版，第50页。
?严思：《风雷集》后记作于1965年10月1日。引文见严思诗集《风雷集》，新加坡：高山文化出版社1965年11月版，第4 2-4 4页。
?引诗见《风雷集》，第1-3页。
?见《惊心动魄的罢考学潮“五一三”》，《田流回忆录·第二辑》，第6 4-69页。
?见刘少奇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201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网站：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60/65452/4526566.html
?杜红（1936-），原名郑亚本，又署杜丝工，祖籍福建，生于新加坡。著有诗集《五月》、《六月的晚上》、《树胶花开》、《抒情诗集》和《抒情诗二集》；小说集《我爱上了她的衣裳》等。据杜红在2010年1月24日告诉笔者，《六月的晚上》是他的第二本诗集，但这本诗集在1960年代初期付印后立刻因内容问题而被英国殖民地政府悉数查禁。然而，《六月的晚上》绝大部分诗作已收入他在较后出版的第三本诗集《树胶花开》内。
?见《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方桂香《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89页。《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是方桂香的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引诗见杜红诗集《杜红诗选》，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7年版，第6 8页。
?陈雪风：《谈〈树胶花开〉》作于1959年9月。引文见《杜红诗选》，第196页。
?槐华：《导言》，《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 8热带诗选》。
?朱崇科：《后殖民本土：去殖民化和回归本土——论王润华的热带丛林》，《联合早报·文艺城》，2006年3月30日。
?杜红：《我的生命挂在半空》作于1958年1月7日。引诗节录自《杜红诗选》，第77页。
?见《后记》，杜红诗集《五月》，新加坡：生活出版社1955年11月版，第131页。
?见周可执笔《新加坡华文文学（下）·杜红》，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7 4-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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