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湘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关于台湾光复初期文学史的讨论已不少，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1987）在第三章“四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专门讲述这一段文学史；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1991），则在第二章“战后初期的重建运动（1945～1949）”专章处理；最近出土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见诸陈映真、曾健民编的《1947～1949年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版）、曾健民编的《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说·诗·报道·评论》（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曾健民、横地刚、蓝博洲合编的《文学二二八》（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曾健民著的《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综观迄今为止挖掘出土的史料，我有一个印象：从1945年至1949年这短短四年间，文学者为在战后的台湾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领域着力最多，尤其是从日据时期走出来的台湾省籍知识分子，以其自创的刊物汇入这一时期“重建”、“复员”的浪潮之中，然而，最为人所忽略的，却是他们甫从异族统治的阴影下走出来的困惑、伤痛，为一片同质化的欢呼声所遮蔽，直到关于台湾人是否被日人“奴化”的争论浮出地表，本省籍人才有机会细察在欢呼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声浪之下，他们与外省人的“差异”问题。这不仅是语言的隔阂，更重要的竟是历史记忆的差异。为了赋予这些“差异”以某种合法性，这个时期出现的各种报纸刊物，尤其是本省人创办的刊物，无不在潜意识地争取着某种被承认的权利。这正如《牡丹亭》里的柳梦梅和杜丽娘一般，他们在梦里相识相亲，毫无挂碍，梦醒之后，却要为这个梦的实现克服各种现实的障碍。这个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中日文报纸杂志，构成了台湾历史上最丰富复杂的生态。因此，我认为，战后台湾建立的公共领域——介于政治领域、军事强权和家庭个人之间的市民社会形态——为中国战后历史和政治、社会形态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它既不同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文化形态”，也不同于五十年代后在国际性冷战和国共内战结构中“建构”起来的威权支配的形态。在这方面，它与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文化、社会生态是比较相近的。然而，二二八事变和此后的国共内战，把这一正在建构之中、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之重要指标的公共领域，给彻底摧毁了。

　　值得注意的是，光复初期“公共领域”的建立，颇有赖于文学的助力。文学者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介绍、翻译等，完成了从日据时期向战后时期的“复员”（“复员”是当时重要的关键词）或“蜕变”。从日据时期走出来的台湾作家，例如吕赫若、吴浊流等，不再只是沉迷于艺术技巧的完善，而是用文学作品来完成其“解殖”、“批判”、“认同”的功能，使文学介入到“承认的政治”之中。

一、“公共领域”：观察社会转型的重要指标

公共领域是观察社会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所谓“公共”一词，英文为public，据《美国传统辞典》解释，源自拉丁文publicus，原意为“people”，即“公众”、“（特定的）人群”之意。因此，所谓“公共领域”，意为“有关公众事务的领域”，这个涵义，确切地包涵在“republic”一词的意义中。我们从Republic一词的辞源，也可以得到相关的佐证。Republic一词，古法语写作répub lique；拉丁语写作 Respublica，其中 Res意为“Thing”（事务，事情），publica则是“people”的阴性名词，因此，从词源上，Republic应是“人民事务”的意思。日本人把它译为“共和”，其实不太确切，因为中国周朝厉王“动乱”时期的“共和”，主要还是从周公、召公一起执政的角度说，是贤人摄政，重点在执政者，而不在“民”。因此，当年章太炎主编《民报》时提出“中华民国”的概念，以“民国”对译“Republic”，可能更准确一些，它不仅意味着邦国、种族、文化等含义，而且包涵着“民众”执政的意义。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t）“The Human Condition”（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1959）谈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时，花了不少篇幅去谈论古希腊的相关概念，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的定义，在翻译为拉丁文之后，其“political”（政治的）一词被译成“social”（社会的）。汉娜·阿伦特指出：“这表现出一种深刻的误解。这种误解再清楚不过地体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一番讨论中。在那里，阿奎那试图对家庭统治和政治统治的性质进行比较：他发现，一家之主与王国首脑有某种相似性，不过，他又补充说，一家之主的权力不如国王的权力那么绝对。然而，事实上，不仅在希腊和城邦，而且在整个古代西方，即使是暴君的权力也不如 paterfamilias（一家之主）或 dominus（家长）借以统治他的家奴和家庭的权力那么充分和‘绝对’，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城邦统治者的权力要受到众多家长们的联合权力的制衡，而是因为绝对的、不容争辩的权力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是互相排斥的。”

　　阿伦特认为“家庭”和“政治”之间还有一个“社会”领域，而后者基本上属于一个近代的事件。她说：

　　“根据希腊人的思想，人类的政治组织能力不仅不同于以家（oikia）和家庭为轴心的自然关系，而且还直接地与之相对立。城邦的兴起意味着，‘除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外，人还接受了第二种生活，即政治生活（biospoliticos），现在每一位公民都隶属于两种生活秩序，在他自己的生活（idion）与共同体的生活（koinon）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分。’在建立城邦之前，一切基于亲族关系的组织单位，如phratria和phyle都已经遭到了毁灭。这不光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或理论，而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在人类共同体的所有主要活动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治性的，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即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从中产生了人类事务的领域（柏拉图经常称之为ta ton anthropon pragmata），一切仅仅具有必然性和实用性的东西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

　　汉娜·阿伦特解释说：“无疑，只是伴随着城邦的建立，人们才得以在政治领域里，在行动和言语中度过自己的一生。然而，早在城邦兴起以前，人们便开始相信，这两种人类能力是携手并肩的，同属最高级的人类能力。这种信念在苏格拉底前已露端倪。”

　　我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political”这个词儿，源自“polis”，意为城市、国家。由此才引出“治理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这样的“政治”的概念。因此，当小托马斯·奥尼尔（Thomas P.O'Neill,Jr.）说“allpolitics is local”时，他实际上就把“城市”或“国家”的“公共事务”放在第一位，这样，很自然把一个很重要的空间“社会”也包括在其中。其次，把“言语”和“行动”看作“政治生活”的两种基本的形式，也是很重要的看法，特别是“言语”，作为一种人类交流的“信息”，在多大的程度上，它是“公共”的？有没有“私人”的语言？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当代的“媒体”上时，我们会注意到，这种“言语”行为借助麦克卢汉所谓“人的延伸”的媒体而扩散在不同空间，包括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影视媒体（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体（以电脑和各种光碟为载体）和立体媒体（电脑网络）上面。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1964）对公共领域有一个很清楚的解说：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之区别于例如文学的公共领域）。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恰好是政治的公共领域的对手，而不是它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国家权力通常被看作是“公共”权力，它的公共性可以归结为它的照管公众的任务，即提供所有合法公民的公共利益。只有在公共权力的行动已经从属于民主的公共性要求时，政治公共领域才需要以立法机构的方式对政府实施一种体制化的影响。“公共意见”这一词汇涉及对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权力进行批评和控制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定期的选举时期由公众完成的。有关国家行为的公众性（或原初意义上的公共性）的规章，如法律程序的公开性（原文为the public accessibility，直译为公众的可进入性——译注），也与这种公共意见的功能相关。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

　　哈贝马斯的这一解说，有这样几个重点：一、公众的意见（言语）可以在“公共领域”里自由表达，形成一种民主、平等对话的关系；二、公共领域使公民们可以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这个“群体”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三、公众在公共领域可以自由集合和组合；四、媒体是公共领域的载体；五、政治的公共领域有别于“文学的公共领域”，“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恰好是政治的公共领域的对手，而不是它的一部分”；六、公共领域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七、公共性“公众”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取得的成果，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把“公共领域”看作是汇集了“公共意见”的、介于政治领域、社会领域之间的“媒介”。这样一个“公共领域”是怎样出现于光复之后的台湾的？这是我想在下文清理的问题。

二、台湾光复：文化·民族认同的重建与政治认同的挫折

你在天之灵

　　遥遥来看我们的光复

　　好像一场的大梦!

　　你死啊？

　　你家里……老父老母

　　等着不能回来的你

　　刚结婚的新娘抱着婴儿泣哭

　　是你唯一的宝贝

　　你又不知道他的存在了

　　——张冬芳：《一个牺牲——被强征到南洋死去的一个朋友》（写于1945年12月12日）

　　上引张冬芳的诗发表于台湾光复之后，它却写出了台湾人所特有的悲伤：虽然光复了，但被日军强征到南洋死去的人，却不能活着回家。光复激发了他们的战争经验和记忆，而战争也是迫使台湾人产生认同的分裂症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湾的战时体制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建立，它的主要标志是日本统治当局在台湾禁止汉文使用，同时掀起一场洗脑性质的“皇民化运动”，改姓名，说“国语”（日语），穿和服，除了在政治上强化所谓“国家认同”，还企图诱导台湾青年改变族性，尤其是在精神和文化上彻底“日本化”。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殖民当局通过所谓“志愿兵”制度，强征台湾青年入伍参战，战争的气氛笼罩全岛。另一方面，它对于殖民地的“国民”，却怀有深刻的猜忌和敌意。1942年9月23日，律师欧清石与吴海水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严刑拷打后以谋逆罪在高雄法院判处死刑，后上告台北高等法院，乃于1944年11月15日罪定无期徒刑，这是轰动一时的“欧清石案”。比欧清石更早被逮捕的，是仁医赖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1941年12月8日），48岁的台湾作家赖和医生就在自己的诊所突然被警察叫走，他不安地骑上自行车出门，这一去，却被囚禁五十日，直到他因病释放，出狱不久便病逝了，年方五十岁。这是赖和第二次被日本人逮捕入狱，但一直到死，没有一个警察或法官明确告诉他这一次入狱的原因。赖和为人世留下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他用监狱中粗糙的卫生纸和小记事本写下的日记，这部日记始于1941年12月8日，至1942年1月15日因病终止，赖和不期然成了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的许多无辜者的目击证人。

　　无独有偶，因战争而流寓香港的新闻记者萨空了，也目击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沦陷的经过，他的《香港沦陷日记》，恰也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进攻香港之日起，到1942年1月25日逃出香港止，一共49天，与赖和的狱中日记只差了十天时间。如果说赖和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囚系何堪更病缠”的肉体经验和“难得金刚不坏身”的精神状态，那么《香港沦陷日记》则记录了香港从“自由港”沦为没有围墙的巨大“监狱”的过程和文化人在困境中生活和抵抗的情形。这两本日记，均写于日本帝国主义最疯狂的时期，记录了那个黑暗时代里中国文化人在台湾、香港的真实处境。而华人的这一处境，在战争爆发之后，竟是如此相似。此前，1937年至1941年间，从内地到香港的许多作家，早已在香港开展文化抗日运动。他们创办文艺刊物，编辑文艺副刊，创作文艺作品，如茅盾主编《文艺阵地》（1938年4月16日创刊），茅盾、叶灵凤先后主编的《立报·言林》（1938年4月1日复刊），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月1日创刊），萧乾编的《大公报·文艺》（1938年8月创刊）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戴望舒，抗战爆发之后，他与许多南下的作家从沦陷后的广州到了香港，与茅盾、萧乾等人分别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等作家组织，香港成了又一个抗战的文化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许多作家撤回内地。日军侵占香港，先实行“军政厅”统治，1942年乃设立“总督府”，采取以华制华的政策。这一年的春天，戴望舒在香港被捕，囚禁于香港中环多利监狱，他的《狱中题壁》（写于1942年4月27日）犹如赖和的《狱中日记》一般，为这一段痛史留下了文学的记录：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我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香港、新马作为英国殖民地，成为中国文化人用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阵地。流寓于香港、新马的中国文化人，他们与台湾知识者也许彼此并不相识，却面对着共同的命运，萨空了以《香港沦陷日记》，正如戴望舒以《狱中题壁》，郁达夫以流亡新加坡、印尼并终于难逃日军魔掌的悲剧，解答了作为日本“国民”的赖和入狱的原因。文学在这里，不可能仅仅是技巧的显耀，形式的讲求，而是血与火中的生命的呐喊。

　　1943年“皇民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一向以写出最优美的艺术作品来自我鞭策的吕赫若，在6月7日的日文日记里却写道：“今天买了《诗经》、《楚辞》、《支那史研究》三本书。研究中国非为学问而是我的义务，是要知道自己。”想要“知道自己”的压力，其实来自战时的特殊环境。台湾光复前，不论是赖和、杨守愚、陈虚谷、杨云萍等的中文写作，还是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王昶雄等的日文写作，其文化、民族的身份认同，并未因书写语言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一旦国土重光，“身首合一”，亦即文化、民族和国家（政治）认同的弥合为一，才有了可能。正因如此，光复初期的台湾知识分子才会情不自禁地全力投入到战后台湾文化、台湾政治、台湾经济与新社会的重建工作，把这看作新中国重建和复兴的重要一环。

　　台湾光复给台湾人带来的震撼和狂喜，可以从这个时期突然涌现出来的报纸、期刊看得出来。战争期间，日本殖民当局曾取缔中文报刊，只留下一些通俗文学刊物。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公署采取“发行不必申请登记，内容不必接收检查”的政策，随后虽然也规定依出版法采取登记许可制度，仍然不影响报业的勃发，使光复后的台湾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办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形成短暂的享有充分自由的公共领域，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变爆发，这个百花齐放的局面才被改变。

　　中文或中日文报纸大量涌现，使光复初期台湾知识分子的言论得到最为充分的表达。日据末期（1944年）军政当局强行合并六家报纸（包括《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报》、《台湾新闻》、《东台湾日报》、《高雄新闻》、《兴南新闻》即原《台湾新民报》）而成的《台湾新报》是台湾战时惟一一家报纸，八月十五日台湾光复后，该报也随之转向，从1945年8月17日开始陆续刊登《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全文，对中国的态度也一改往常。随着主导权落入台籍知识分子的手里，该报的中国民族主义色彩日益明显。10月2日，出现中文栏目，10月10日之后，变为以中文为主、日文为副的报纸。这一天刊登了王白渊的新诗《光复》，表达了台湾和祖国“求不得见不得/暗中相呼五十年”的母子分离的悲苦，抒发了“一阳来复到光明”的喜悦。该报10月11日开始连载《中国民族运动》，介绍了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还开辟了批判性的各种小专栏。

　　10月25日，《台湾新报》由长官公署派李万居接收，改为《台湾新民报》，其创刊词强调“本报……言论记事立场，完全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报纸”，其三项主要任务为：第一、介绍祖国文化；第二，传达及说明政府法令；第三，做台湾人民的喉舌。来自大陆的作家黎烈文曾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而编辑部主任王白渊、记者吴浊流、徐琼二都是台湾重要作家。作为官报的全省第一大报《台湾新生报》在文学上的两个贡献。其一，是何欣（1922～1998）主编的《文艺》副刊（1947.5.4.～1947.7.30），这是继龙瑛宗在《中华日报》主编日文版“文艺”栏（1946.3.15～1946.10.24）之后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园地之一。何欣在该副刊的发刊词《迎文艺节》中说：“‘文艺’降生在台湾，他有双重的重大责任。台湾踢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重归民主自由的祖国，就台湾本身而论，这是个不亚于‘五四时代’的巨大变化。在思想上，要清除法西斯的余毒，吸收进步的民主思想，同祖国的文化合流，这是新的革命，从世界各国的文艺思想发达史上看，每逢一个崭新的改变期，就是文学的蓬勃的发展期。我们断定，台湾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崭新的文化运动，那就是：清扫日本思想余毒，吸收祖国的新文化，在这新文化运动中，台湾也会发生新的文学运动。”在经历了二二八事变之后，“文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译介世界文学，为台湾文学提供世界的视野，另一方面坚持为省内外的作家提供园地，使本省、外省作家得以就台湾新文学建设的问题展开讨论。“文艺”连续发表沈明的《展开台湾文艺运动》（第四期，1947年5月25日）、《我们需要这样的新文艺——再论展开台湾新文艺运动》（第九期，7月2日），得到本省作家廖毓文的回应，发表《打破缄默谈“文运”》（第十二期，7月23日），认真讨论了光复以后文艺界沉寂的原因。第九期还刊发本省作家王锦江《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这是较早介绍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文章，用以反驳有些外省人以为台湾是“文艺处女地”的偏见，说明台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内在精神联系。不过，何欣主编的“文艺”副刊，重点还是发表创作和译作，文学论争只是开了先声。

　　《台湾新生报》的第二个贡献，是歌雷（史习枚）主编的“桥”副刊（1947.8.1～1949.3.29）所掀起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论争，何欣所期望的战后“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以“桥”副刊的讨论作为开端的。参加这场论争的一共二十七人约四十一篇文章，这是继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1930年代白话与台湾话文之争和普罗文学之争之后的一场重要理论争鸣，二二八事变之后，省内外作家之间仍能在“桥”副刊上运用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和现实主义理论来讨论台湾文学的重大问题，意义深远。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例如台湾社会性质问题，台湾文学史的评估问题，新写实主义问题，文章下乡与台湾新文学运动问题，大众文艺问题，台湾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等，与中国内地的左翼文坛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又紧密联系台湾战后的脱殖民或解殖的问题来展开，成为光复时期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

　　与《台湾新生报》言论不太一样的是民营的《民报》。1945年10月10日创刊的《民报》是台湾战后第一份中文报纸，该报以继承日据时期《台湾民报》的精神自许，其社论、小专栏充满了批判色彩，经常批评时政，抨击接收人员贪污腐化，报道经济恐慌和社会不安等实情，然而因1947年二二八事变爆发，该报社长林茂生不幸罹难而停刊。1946年1月1日创刊的《人民导报》是具有左翼色彩的报纸，由大陆来台知识分子与台湾本地进步人士合办，二二八事变中，该报前后任社长宋斐如、王添灯被害，主编苏新逃往大陆，报纸被迫停刊。除了这些报纸，还有大量的新兴的杂志，如杨逵创办的《一阳周刊》以《易经》复卦“一阳来复”之说来表达台湾光复的喜悦与期许。最早公开发行的杂志《台湾民主评论》（旬刊，1945年10月1日创刊），也具进步色彩，它以民主而不仅仅是“民族”的立场来讨论台湾诸问题，与当时左翼的报刊如《人民导报》、《台湾评论》、《政经报》等一样致力于战后台湾民主社会的重建。

　　除了上述主要报纸，光复后创刊的中日文期刊更多了，其中综合性的刊物，除了发表政论、新闻分析、史料、国语学习资料等非文学作品，还刊登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创作和译作，最为集中地呈现了这个时期文学的复杂面貌。如“台湾留学国内学友会”创办的《前锋》（光复纪念号），反映了光复之初台湾知识者的精神状态，他们欢呼光复，介绍孙中山的传略和“三民主义”，呼吁台湾同胞对这次战争和收复台湾“应有认识”，讨论台湾知识阶级所面临的新任务。廖文毅《告我台湾同胞》指出“回到祖国，做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能够与世界任何的民族并肩的一等国民”、“我们的乡土也已经完全受着祖国的风气，这样的台湾和大陆融合变成一体，才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毅生《光复的意义》认为光复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振兴、台湾与中国合一、国土重圆、家人再聚、统一国家与政府的出现，因而台湾人应该团结起来，为台湾、中国而努力。林萍心《我们新的任务开始了——给台湾知识阶级》认为当前台湾知识分子的新任务是介绍中国文化、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启蒙民众，去除日本“大和魂”的思想，使台湾能走向新中国的大陆。他还呼吁以中国通用的白话文写作，让台湾老百姓学习白话文。

　　《前锋》也刊发了文学方面的文章。林金波以“木马”笔名写了一篇《学习鲁迅先生——十周年忌辰纪念》，这是光复后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在欢呼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应该如何来纪念鲁迅？这位十年前从上海返回台湾家乡的作者说，他是在尝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领教了殖民地侦探走狗的残酷之后，才更深切地领会了鲁迅的精神。因此，台湾人要学习鲁迅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直视人生的精神，为学不倦的精神，不屈不挠的精神，如此才能“负得起这建设新中国建设新台湾的担子”。廖文毅的三幕剧《为国牺牲》（只刊第一幕）表现的是前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陈有为父女、女儿与男友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据时代曾发起台湾话文论争的作家郭秋生（介舟）发表了两篇作品，一是用流畅的白话文写的论文《我们要三大努力》，称五十年来在侵略者蹂躏下“几乎不知有祖国、不知有己身的六百万同胞”，光复后“始得从暗黑里解放”，因此，当前的急务，“第一是努力做得国民”，“第二是努力乡土的复兴”，“第三是努力做得四大强国之一的国民”。郭秋生还拟台湾民间歌调写了一首“台湾光复歌”，把台湾“复归咱祖国”比为“拨开云雾/解消风雨/霎时间重见天日!”林耕南（林茂生）以旧体诗写了一首《八月十五以后》：

　　一声和议黯云收，万里河山返帝州。

　　也识天骄夸善战，那知麟凤有良筹。

　　痛心汉土三千日，孤愤楚囚五十秋。

　　从此南冠欣脱却，残年尽可付闲鸥。

　　“台湾政治经济研究会”创办的《政经报》，在光复初期的基本言论倾向，也与《前锋》相同。它的主要特色是左翼的或批判的立场，这也是它较早试图把日据时期台湾抵抗的反殖民的文学传统、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融合起来的原因，然而，这种融合终因现实的重重弊端和困境而失败，从1946年1月25日二卷二期发表王白渊的社论《告外省人诸公》开始，《政经报》的言论趋于激烈，其批判的立场变得鲜明，早期的民族主义转化为日益明显的民主主义。此外，该刊也刊载了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除了赖和的《狱中日记》，还有王白渊的《我的回忆录》，吕赫若的中文小说《故乡的战事》（一、二）和江流（钟理和）的《逝》等。

　　“台湾文化协进会”发行的《台湾文化》，这是光复时期最重要的综合期刊，它为省内外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开放、多元、自由的舆论平台。其中许寿裳、李何林关于鲁迅的介绍，台静农的文学史研究，黎烈文的外国文学评论，袁珂的民间文学介绍，杨云萍、黄得时、吕诉上的台湾文学史论，王白渊、吴新荣的诗和散文，雷石榆、苏新、洪炎秋的杂文，杨守愚、钟理和、吕赫若的中文小说，黄荣灿的美术论文和木刻作品，均为一时之选，构成当年重要的文学风景。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9月15）同时刊出杜容之《抗战期中我国文学》和杨云萍《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有意识地将海峡两岸抵抗的文学传统汇合在一起。林紫贵《重建台湾文化》也是战后“重建”浪潮中的声音之一。小说《生与死》是大陆返台作家钟理和以“江流”的笔名正式亮相台湾文坛后的第二篇作品。第一卷第二期推出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是战后台湾首次汇集省内外作者的文章纪念鲁迅，与上海之鲁迅纪念遥相呼应。第三卷第四期（1948年5月1日）推出“悼念许寿裳先生专号”之后，该刊的时政批评文章仅见诸杨云萍婉而多讽的“近事杂记”之中，而学术类的论文，包括文学、史学、语言、社会学、人类学，渐成主体，显见二二八事变后台湾公共领域的逐渐萎缩。

　　具有民间同仁杂志性质的《新新》月刊，中日文并重，致力于介绍祖国情况，它的特色是以中日对照的方式介绍文学作品，让读者便于从日文过渡到中文。除了刊登创作，如龙瑛宗小说《汕头来的男子》（日文）、散文《台北的表情》（中文），吕赫若的小说《月光光——光复以前》（中文），林熊生的《深夜の客》（日文），林德明《纯情十七岁》（日文）和林秋兴《乱爱》（中文），该刊还用国文日译或日文国译的方式介绍中日文学作品，如沈从文《柏子》、老向《村儿退学记》都被译为日文，而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的《巡查》、《少年的悲哀》、林房雄的《百合子的幸福》则被译为中文。1946年10月第七期刊发的“谈台湾文化的前途”，记录了9月12日该报在台北举办的座谈会的纪要，出席者有政论家苏新、作家王白渊、学者黄得时和张冬芳、画家李石樵、人民导报发行人王井泉、作家刘春木、剧作家林博秋等人，这是光复后最早集中讨论台湾文化前途的座谈会，涉及面大，议题深入，而其民主的、左翼的立场特别引人注意，它是《台湾新生报》“文艺”副刊和“桥”副刊关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讨论的先声。其中，黄得时关于“世界化”与“中国化”的思辨，王白渊关于“普遍性”、“民族性”和“民主主义文化”的讨论，攸关台湾文化的发展方向。正如本期卷头语所说，“所谓‘民主’是以‘为了人民’为前提”，“政治要为了人民，经济也要为了人民，文化也要为了人民”，因此，他们主张“台湾文化运动的民主化和大众化”。

　　这些于光复后创刊的中文或中日文并行的报纸、期刊，构成这个时期重要的公共领域，对事关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民主、民生、民族问题都有及时、深入、敏锐的观察和讨论，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内地政经形势形成互相呼应和对话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台湾文学出现了新的气象和趋势。除了这个时期从大陆涌入许多作家，为台湾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据时期进步的、批判的文学传统，无论是使用中文写作的，还是使用日文写作的，在经过了战时高压时期的沉寂之后，像“压不扁的玫瑰花”突然绽放，形成这个时期非常独特的风景。

　　被尊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的鲁迅”的赖和（1894～1943），从出生到去世，几乎见证了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的变迁。然而，在狱中写下“闻道边庭罢征戍，无穷希望在明朝”，却没能活下来看到台湾光复。但赖和并没有消失，他的遗作经过日据时期另外一个重要作家杨守愚的整理，问世于光复初期，汇入这个新时期的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中。由台籍人士创办的中文杂志《政经报》（1945年10月25日创刊）从第二期开始至第四期，连续刊出已故作家赖和的《狱中日记》。从赖和的《狱中日记》，读者可能看不到一个横眉怒目型的文化英雄的形象，而读到更多的是他的惊恐、不安、疑惑、反省、无奈、盼望以及对难友们的同情、怜悯，对被释放的难友们的羡慕、祝福。三十九天的日记，用的是简洁的白话文，而不是日语，里面还有他所擅长的旧体诗，抒发其婉转含蓄的情感。这部日记的价值，不是愤怒的呐喊，不是激烈的抗议，而在于它记录了一个受到监禁的身体的最可能的灵魂形态，记录了一个无辜者在被暴政囚禁的状态下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记载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台湾人的艰难困境，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这部看似“软弱”的日记，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日据时期台湾代表性作家在战后重现的首位。

　　杨守愚（1905～1959）为赖和的遗稿的刊出，特意写了一篇序，这篇序的末尾，杨守愚特别地注明写作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光复庆祝后二日”，称“这一篇狱中记，是大东亚战争勃发当时，先生被日本官宪拘禁在彰化警察署留置场，所写成的。可以说是先生献给新文坛的最后的作品。在这里头，我们能够看出整个的懒云底面影。这一篇血与泪染成的日记，就是他高洁的伟大的全人格的表现，也就是他潜在的热烈的意志的表现。”杨守愚欢呼“台湾已经是光复了！被压迫的兄弟都得到自由了!”但在这欢呼中，却为“被凶暴的征服者压迫而死”的赖和不能“等着光明的日子到来”而流出了眼泪，他谴责日本殖民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赖和，乃是因为赖和对“残虐的征服者，虽然不太表示直接抗争，但是他却是始终不讲妥协的”。接着他谈到赖和与鲁迅的关系：

　　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所以先生对于过去的台湾议会请愿、农民工人解放……等等运动，虽也尽过许多劳力，结果，还是对于能够改变民众的精神的文艺方面，所遗留的功绩多。

　　以文艺来改变民众的精神，正是以赖和为代表的台湾文学的重要的文学启蒙与批判现实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不仅是台湾作家了解中国近代文学精神的重要典范，也是战后台湾作家用以表达他们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内在的精神联系的象征。

　　除了《狱中日记》，赖和的遗稿《查大人过年》（小说）和《溪水涨》（新诗）、赖和先生的“绝笔”诗也刊发于杨逵、王思翔编的《文化交流》第一辑（1947年1月15日创刊），杨守愚的小说《阿荣》则发表于《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二期。《查大人过年》和《阿荣》这两篇小说反映的都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在殖民当局压迫下艰难生活的情景，它们在光复时期的重现，再现了台湾作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文学抗日的独特方式。杨逵也在1946年3月出版其左翼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集《鹅妈妈出嫁》（日文版），并于同年7月由台北的台湾评论社出版中日文对照本的《送报夫》（中文为胡风翻译）。1947年至1948年，杨逵编纂了一套中日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收入他翻译的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郁达夫的《微雪的早晨》等，以其对中国左翼文学的浓厚兴趣和热情，投入两岸文化交流的事业之中。

　　以赖和《狱中日记》为发端，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大批“狱中诗文”，如蒋渭水《送王君入监狱序》（写于1933年1月31日台北监狱），也是旧作重刊，这篇以文言文写成的讽刺文章，对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和趋炎附势之徒，有绝妙的刻画，文章“盛赞”日本统治者的监狱之现代而先进：“监狱之中，久住而休肥，卫生进步，居囚不少”，反语正说，苦中作乐。对“利权求于官，名声臭于时，走于衙门，谄媚百官，而佐桀纣为虐”的所谓“大丈夫”者，则嬉笑怒骂，入木三分。欧清石的《狱中吟——呈林茂生先生》云：“无端百日见蜃楼，祸起萧墙竟作囚。云我啸凶怀越轨，笑他吠影喘臭牛。居常本是鲠鲈骨，临变何曾屈膝头。生死只凭天赋命，息妄随处是忘忧”，傲骨冷霜，浩气干云。林幼春“狱中十律”，其中“入狱”诗云：“又到埋忧地，俄成出世人。犹思托妻子，从此绝风尘。一念生千劫，馀 待后身。丈夫肠似铁，得死是求仁”，视入狱为出世，赴死为求仁。而赖和的绝笔诗更是预言了日本帝国终将灭亡的命运：“日渐西斜色渐昏，发威赫赫意何存，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天月一痕”。吴鹏搏《出狱有感》：“别也忧兮归也忧，人生悲苦莫如囚”，“几时重到中华地，了却今朝满面愁”；王溪森《狱中别同志》仿古诗十九首，用杜甫诗意，有“鸟飞草木青，萋萋满别意”，“缧绁迫偷生，归家少欢趣，硝烟天地黑，欲去尚踌躇”之句，将台湾人面对囚禁和战火的困苦无奈，寄望祖国的深情，表达得令人动容。这些诗作，为日据末期台湾知识者的精神史留下宝贵的篇章。

　　日据时期活跃的日文作家，也在光复初期展现头角，其改用中文写作的速度十分惊人。原以日文创作的吕赫若，在战争时期思考文学的问题时，不免也有“归根究底，描写生活，朝着国家政策的方向去阐释它，乃是我们这些没有直接参与战斗者的文学方向吧”的话，但在实际创作中，强调“内心的生活!精神性的生活!表面的生活无关紧要”的吕赫若，并没有使自己成为殖民当局的宣传工具，而是努力于写“优美的小说”，“描写人的命运的变迁”，譬如1942年4月发表的《财子寿》，同年10月发表的《风水》和《邻居》；1943年 1月发表的《月夜》，4月发表的《合家平安》，7月发表的《石榴》，12月发表的《玉兰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这个非常时期达到了高峰。真正代表了他的创作风格和成就的作品，都没有把笔触放在当时炙手可热的“皇民化”运动题材上，而是转向台湾社会家庭、婚姻与民情风俗的深度描写。他在1943年11月获得第一回“台湾文学赏”的作品《财子寿》，首开战时描写乡村社会家庭伦理崩溃过程的风气。这种突然激发出来的创作热情，是否源于外界的压力，已不可考。然而，吕赫若运用日文来委婉隐晦地叙事的冷静笔触，和关注现实问题的创作倾向，显然是战时台湾文学最令人瞩目的景观。光复之后，吕赫若的中文作品风格不变，不再含蓄委婉，而是非常直接地呈现日本战时皇民化运动的荒诞，光复后发表的《故乡的战事》（一、二）、《月光光——光复以前》，虽然中文的运用尚嫌粗糙，却非常质朴而真实地描述了战时皇民化运动中台湾苦闷的社会生活。

　　光复后四个月，从1946年初开始，由于陈仪接收当局用人施政不当，加上战后经济凋敝，波及台湾，接收官员良莠不齐，乱象丛生，台湾社会危机四伏。面对来自“祖国”的陌生的“政治文化”，岛外报纸、期刊的言论已从原来的欢呼、期待，变为失望、批判。省内外作家及时用文学作品表现了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吕赫若以其艺术和政治的敏感，写出了《冬夜》，这是二二八事变爆发前夕发表的作品，也是吕赫若的小说第一次出现了逃亡和枪声，他像是先知似的，以相当流畅的中文深刻描写了当时台湾社会新的矛盾冲突及其起源，揭示了事变的深层原因，为这个时期台湾人民精神状态的变化，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学记录。在这以后，吕赫若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以其政治实践活动，寄望于红色祖国，直到1951年因蛇吻而去世。

　　吴浊流从1943年开始偷偷写日据时期台湾人独特的精神史《胡太明》（后改名《亚细亚的孤儿》）、《陈大人》等，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小说之一。光复两年之后，他又在失望中写下了《波茨坦科长》（1947年写，1948年出版），从关注日本殖民者给台湾人造成的精神创伤，转而揭露国民党“接收当局”的腐败和他们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新的伤痛，以文学汇入了光复后期的民主主义潮流。

　　杨逵在光复时期的活动，除了出版自己的作品，主要是创办《一阳周刊》（1945）介绍孙文思想和三民主义，刊载大陆地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担任《和平日报》“新文学”编辑；与王思翔合编《文化交流》（1947年1月），为《台湾力行报》主编《新文艺》专栏（1948.8.2～11.15），直到因二二八事变而在1949年起草《和平宣言》，触怒当局，于4月6日被捕入狱，1961年4月6日才获得释放，整整坐了十二年牢，比坐日本人的牢长了数倍。

　　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变，让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分省籍，拍案而起，对国民党接收当局的贪腐和暴政给予了强烈的谴责。以二二八事变前后的台湾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最早揭示光复后人民的精神创伤的“伤痕文学”。它不仅由本省作家创作，也见诸外省作家发表于岛外的作品，如欧坦生（丁树南）的《沉醉》和《鹅仔》均发表于上海的《文艺春秋》，这篇作品与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和吕赫若的《冬夜》一样，都致力于解剖光复初期台湾的社会乱象，对省籍矛盾及其根源有深刻的认识。范泉的《记台湾的愤怒》，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贪腐横行给台湾人民造成的新的精神创伤。诗人臧克家也以最快的速度写下了一首非常感人的诗《表现》，以声援台湾人民的抗暴斗争：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颗热泪把它洗干

　　祖国，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触到的母体

　　不再是只许压在深心里的

　　一点温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还没有过完，

　　祖国，祖国呀

　　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

　　换上武器和红血

　　来表现！

　　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文学活动，是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一道重要的风景，正如杨逵反映战时台湾精神的小说“压不扁的玫瑰花”所寓言的那样，这批台湾作家和作品在台湾文坛的重现，更多地具有抵抗的、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左翼）的象征意义。然而这一朵朵有刺的压不扁的玫瑰花，只在光复后的公共媒体上绽放了四年左右，很快就被随国民党内战失败而来的另外一条反共的、右翼的传统给毁灭了。

　　国民党当局接收伊始，对台湾日据时期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抗日传统是相当肯定的，当时所任用的台湾人，主要也是这一批人。光复后，台湾律师协会曾为日据时期被冤屈的、杀害的烈士进行调查、申冤。原日据时期抗日人士组成“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委员会”，新竹县长刘启光任主委，杨逵、简吉等人任常务委员。1945年11月17日，曾在台北大稻埕举办“台湾革命烈士追悼会”，并在会后举行大游行。1946年1月20日，在瑞芳公会堂举行了“瑞芳惨案”的追悼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家赖和也获得了崇高的地位。1951年4月14日，根据当时“内政部部长”余井塘的正式褒扬令（字号为台内民字第7576号），赖和作为民族英雄入祀彰化县忠烈祠。然而，七年后，由于有人诬指赖和为“左派”，当局竟然推翻前议，于1958年6月把赖和逐出忠烈祠。经过学界和政界人士的不断辩诬、抗争，直到1984年1月赖和才得到平反。赖和的出入忠烈祠，竟成了国民党的最大的讽刺，也说明了国民党当局对“左翼”的猜忌和冷战时期反共环境的严酷性。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节节败退而全面撤守台湾，以许寿裳被暗杀，杨逵被捕，吕赫若在逃亡中被蛇咬死，宋斐如、林茂生、朱点人等人被枪毙，这一系列作家的悲剧和大批省内外无辜者的被捕入狱、逃亡、失踪、死亡和沉默，光复初期自由而浪漫的气氛彻底消失，因光复而汇合在一起的两岸社会主义的、左翼的、批判的文学传统开始受到扑杀而断裂了。杨逵的进入监狱，赖和的走出忠烈祠，使得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对国民党执政的乐观期待逐渐消失，它也突显了台湾和大陆不同阶级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经验上的差异，它更宣告了战后台湾冷战·反共体系的建立之后，光复初期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的崩溃。

　　从1945年到1949年，台湾光复后，即经历了两次生死攸关的震荡：一是二二八事变，二是国共内战。甫从日据时期的殖民阴影中走出来的台湾同胞，从情感上的狂喜，堕入深深的失望、疑惑、痛苦和愤怒之中。四年时间，两次震荡。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这对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而言，都是一个巨大而诡异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五十年代以后，就因为随之而来的国际性冷战格局，而被简单化约为二元对立的政治问题，其中复杂的历史、文化、语言、社会等相互纠缠的因素，为国际和国内政治对立所化约，一直到七十年代，以风起云涌的“保卫钓鱼岛”运动（1971年1月）和“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1971年10月）为契机，所有积压下来的历史问题才得到深入的反省。因此，七十年代对台湾历史而言，又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说，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连续两次震荡，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以各种方式去修辞、解释和遮蔽起来的，文学上的“乡愁怀旧”，“反共抗俄”，“战斗文艺”，“现代主义”，文化上的“文艺复兴运动”，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为减轻两个震荡带来的冲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经过了二十余年的累积后，“两个震荡”已变成日益沉重的历史压力，这些压力到了七十年代的初期和末期，突然爆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政治、社会、文化反省的力量，文学上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反西化等论述和政治上标榜“自由民主”的党外运动，实际上即凝聚着相当复杂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诉求，从精神的脉络上看，它上接四十年代末即告中断的批判传统，下开九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一系列变局，都不过是四十年代中后期那两次震荡的冲击和七十年代的反省批判与社会运动的结果，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不断地遭到质疑这一严重问题的明朗化和延伸。如何面对、表现和诠释这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震荡，也就是如何面对、表现和诠释自己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成了战后迄今台湾文学的基调。

　　①《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索隐共音如字。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位”。共音恭。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正义共音巨用反。韦昭云：“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 政事，号曰共和也。”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 子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於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世家云：“ 侯十三年，周厉王出 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 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袭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 侯羡自杀，卫人因葬 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後，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 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

　　②章太炎认为“中华”一名，既包括邦国之义，也包括种族之义；“民国”就是百姓当家之国，让曾为百姓者议政和行使管理权，方能贴近百姓事务。（他当时出于“排满”，不赞同“金铁主义者”所谓“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混淆了华、满的差别。章太炎认为并非有文化者都是中国人。“引异类以剪同族，春秋所深诛”，“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第254页））。《章太炎全集》第四卷“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云：“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於夏水则为同地，於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命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言益。”“近世为长吏者，都邑之士必不如村落之儒，经世之通材必不如田家之讼棍，岂非讲习虚言不如亲 实事之为愈 ？昔满洲伪高宗欲尽去天下州县，悉补以笔帖式。刘统勋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以曾为百姓者为之。然则代议士者为百姓代表者也，可弗以曾为百行者充之乎？议士之用，本在负担赋税，不知稼穑之艰难，闾阎之贫富，商赀之赢绌，货居之滞流，而贸焉以议税率，未知其可。今彼满人，於百姓当家之业所谓农工商贾者，岂尝知其毫 ，而云可为议士，何其务虚言而忘实事也。且近世为僧侣者，即不得充代议士，彼僧侣者岂绝无学术耶？正以寺产所资，足以饱食与农工商贾之事相隔故也。然而欧美之僧侣，比满洲之法政陆军学生，则明习民情与否，又相 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第258-259页。）

　　③④⑤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收入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第61页。

　　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1964），汪晖译。同上书，第125-126页。

　　⑦张冬芳《一个牺牲》，原载《政经报》第一卷第五期，1945年12月25日初版。

　　⑧把赖和日记和萨空了的日记比较着阅读是很有意思的。例如，1942年1月4日，日军攻陷马尼拉。赖和此日日记写道：“近三点，闻军乐乐队声，知是举行庆祝游行，使我哀愁愈多，想书来，心可少慰，不谓反添我苦闷，因为觉得释放未可预期啊。”萨空了当天的日记记载了街头死人的情况，感慨“香港完全变成‘力’的世界，什么社会秩序都当然无存了”。赖和在狱中想读书消解愁烦，萨空了那天恰好也读到《小妇人》，他写道：“这两天因为读《小妇人》心上感到人与人间不应有什么仇恨，一切仇恨未尝不可因双方之了悟而言归于好。……为了这个，我想到我们眼前需要一部小说，写三十年来，中国在革命过程中人与物的损失，希望以这种损失之惨痛，唤起在政治上的工作者，懂得如何互爱互谅，今后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香港沦陷日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9～120页）

　　⑨《政经报》一卷五期（1945年12月25日出版）在连载赖和《狱中日记》之外，特意刊登了一则“历史文件”，把曾引起日本当局抗议的易水的《闲话皇帝》（原载《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1935年5月4日出版）刊出，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刊出一则中央社发自新加坡的关于郁达夫的消息，称“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逃亡苏门答腊之前新加坡报人及教育人士一行十人已安返新岛，内有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邵宗汉等。郁达夫曾于苏门答腊西匿部名开设酒铺三年半，现忽于八月二十九日失踪，谅系日人所捕，现正寻觅中。”此外，该期还发表了张冬芳的诗《一个牺牲——被强征到南洋死去的一个朋友》（写于1945年12月12日），既是在悼念被强征到南洋战死的台湾籍日本兵，又何尝不是在怀念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同胞们？

　　⑩《吕赫若日记》中译本，台南，国家文学馆2004年12月初版，第358页。

　　[11]苏新说：“过去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文化史是汉民族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抗争史”，参见《新新》月刊第七期“谈台湾文化的前途”，1946年10月17日出版。

　　[12]据叶芸芸调查统计，光复初期（1945～1949）台湾出版的期刊杂志有四十三种（包括日报十五种、周刊和月刊二十八种），参见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1945～1949）》，台北《文季》第二卷第五期，1985年6月。

　　[13]李万居，台湾云林人。1926年留学法国，期间加入中国青年党，1932年回国。参见沈云龙《追怀我的朋友李万居》，《八十年代》，第一卷第五期，1979年10月，第70页。

　　[14]李万居：《本报创刊的经过和今后的工作》，台北，《台湾新生报》，1945年10月25日第三版。

　　[15]《台湾新生报》“文艺”副刊第一期，1947年5月4日第五版。

　　[16]关于这场论争的专题研究，参见《噤哑的论争》（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9年秋季号），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版；陈映真、曾健民主编《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版。

　　[17]曾健民：《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第六章“百花齐放的时刻”，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8月初版，第149～189页。

　　[18]《前锋》，1945年10月25日创刊，廖文毅主编。廖文毅，1910年生于台湾云林西螺。1928年前往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理工科，193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45年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简任技正，兼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局长及工矿处接收委员。1946年8月，国民参政员选举时，因选票字迹不清而落选。同年九月在《前锋》上提出“联省自治论”，遭国民党抨击。1947年2月25日离台赴上海，但仍成为陈仪发布的“二二八事件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中的要犯。同年夏天到香港，筹组“台湾再解放联盟”，1950年到日本，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组织“台湾民主独立党”，是海外第一个台独组织。

　　[19]林茂生，生于1887年，别号耕南，台湾屏东人。1903年赴日就读于京都同志社中学，次年考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主修东方哲学，1916年毕业，是获得文学士的第一个台湾人。192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29年或哲学博士学位，是台湾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日据时期是台湾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战后出任台湾大学先修班主任，后接任文学院院长，担任《民报》社长，因爱国而批评时政，引起当局不满，1947年二二八事变，3月10日被捕遇害。

　　[20]《政经报》，1945年10月25日创刊，社长陈逸松，主编苏新。

　　[21]赖和《狱中日记》（1～4）以遗作连载于《政经报》第一卷第二至第五期；王白渊《我的回忆录》（1～4）连载于第一卷第二至四期和第二卷第一期；吕赫若《故乡的战事》（一、二）分别发表于第二卷第三、四期；江流（钟理和）的小说《逝》发表于第二卷第五期。

　　[22]《台湾文化》，1946年9月15日创刊，发行人游弥坚，主编先后为苏新、杨云萍、陈奇禄等，1950年12月出版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之后停刊。

　　[23]钟理和（江流）1946年3月返台。此前曾在北京出版作品集《夹竹桃》（北平马德增书店1945年4月印行）。《逝》1945年写于北京，《政经报》第二卷第五期（1946年5月10日）首次发表。

　　[24]《新新》月刊1945年11月20日创刊，黄金穗主编，中日文综合性月刊，1947年新年号开始全部使用中文，因二二八事变爆发而停刊。

　　[25]这里特别罗列光复初期由台籍人士创刊的各种中文报纸和杂志，意在说明1937年以后日本全面禁止中文写作、推行“国语”（日语）运动的彻底失败。用中文撰稿的台籍人士，有些固然是所谓“半山”（即从大陆归来的台湾人），但也有在日据时期即以中文写作的作家，如杨守愚、杨云萍、王白渊、钟理和等。也有主要用日文写作，但战后却能迅速改用中文的作家，如吕赫若、杨逵、张文环等。说明以闽南语和客语为母语的作家复归汉语和中文，比以日语为母语向中文的转换要容易得多。

　　[26]苏新主编的《政经报》是当时最具有批评精神的左翼中文媒体。该刊的主体是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全部用中文写作。该刊从第1卷第2号至第5号（1945年11月～12月）连载了赖和的《狱中日记》（1～4），这是赖和遗稿的首次发表。

　　[27]懒云是赖和的笔名之一。

　　[28]杨守愚：《〈狱中日记〉序》，1945年11月10日《政经报》第1卷第2号，第11页。

　　[29]鲁迅的作品在日据时期就已被介绍到台湾文坛，如《阿Q正传》1925年即转载于《台湾民报》；1934年，带有左翼色彩的《台湾文艺》曾四期连载增田涉的《鲁迅传》，这是鲁迅生前就见诸台湾媒体的较早的鲁迅生平介绍。鲁迅于1936年10月去世后，杨逵主编的《台湾新文学》11月号立即刊登了两篇用日文写的悼念文章，其一是杨逵执笔的卷首语《悼念鲁迅》，左翼的杨逵将鲁迅与高尔基并列，提到蒋介石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苦斗的艰辛；其二是黄得时写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忆了他在东京开始接触鲁迅著作的经过，介绍了鲁迅文学生涯和主要作品。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台湾最后一次介绍鲁迅。台湾光复后，随着许寿裳赴台，鲁迅的介绍和纪念成为很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1946年9月创办的《台湾文化》杂志，是两岸因内战而分裂之前，由两岸知识分子共同耕耘的刊物。该杂志创刊伊始，就在第二期刊出“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这是台湾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用“特辑”的形式纪念鲁迅。这个特辑除了杨云萍的文章，还发表了许寿裳的《鲁迅的精神》，高歌翻译的《斯沫特莱记鲁迅》，陈烟桥的《鲁迅先生与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田汉的《漫忆鲁迅先生》，黄荣灿的《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以及雷石榆《在台湾首次纪念鲁迅先生感言》等文章。参见中岛利郎编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

　　[30]杨守愚的这篇《阿荣》曾于1936年12月在杨逵的《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十期“汉文创作特辑”上发表，原题为《鸳鸯》，该期因被日本当局禁止发行，没有与读者见面。这一次“出土”，与《台湾文化》专门策划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1946年11月出版）放在一起，其承续鲁迅精神，自是意味深长。

　　[31]蒋渭水《送王君入监狱序》重刊于《政经报》第二卷第六期，1946年7月25日出版。

　　[32]欧清石诗原载《政经报》一卷四期（1945年12月出版）；林幼春、赖和诗载《文化先锋》第一辑（1947年1月15日），该刊特辑“纪念林幼春先生·赖和先生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有陈虚谷、杨守愚、叶荣钟等中文作家的悼念林、赖二位作家的诗作。

　　[33]吴鹏搏、王溪森诗原载《政经报》第二卷第三期，1946年2月10日出版。

　　[34]日据末期，台湾作家创办的日文杂志《台湾文学》在赖和去世后立即刊出了“赖和先生追悼特辑”，第三卷第二号（1943年四月发行）发表了杨逵的《回忆赖和先生》、朱石峰的《怀念懒云先生》、守愚的《小说和懒云》以及赖和的文章《我的祖父》（赖和的文章原是中文，由张冬芳译为日文），对不屈的台湾精神之象征的赖和的追悼，分别出现在日据末期和光复初期，政治环境已然不同，其意义也耐人寻味。

　　[35]1942年1月16日吕赫若日记，《吕赫若日记》，台北，印刻出版社2004年12月初版，第46页。

　　[36]1943年6月7日吕赫若日记，《吕赫若日记》，同上，第358页。

　　[37]《财子寿》，原载1942年4月28日出版的《台湾文学》第二卷第二号。

　　[38]《风水》，原载1942年10月《台湾文学》二卷四号。

　　[39]《邻居》，原载1942年10月《台湾公论》。

　　[40]《月夜》，原载1943年1月1日出版的《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一号。

　　[41]《合家平安》，原载1943年4月28日出版《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二号。

　　[42]《石榴》，原载1943年7月《台湾文学》三卷三号。

　　[43]《玉兰花》，原载1943年12月《台湾文学》四卷一号。

　　[44]《政经报》二卷三、四期，1946年 2、3月出版。

　　[45]《新新》第六号，1946年8月出版。

　　[46]《台湾文化》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2月出版。

　　[47]欧坦生《沉醉》，原载《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五期，1947年11月15日出版；《鹅仔》，原载《文艺春秋》第七卷第四期，1948年10月15日出版。

　　[48]范泉：《记台湾的愤怒》，上海文艺出版社1947年3月6日出版。参见曾健民、横地刚、蓝博洲合编《文学二二八》，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初版。

　　[49]臧克家：《表现——有感于台湾二二八事变》，原载1947年3月8日《文汇报》。

　　[50]曾健民：《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第六章第六节“追悼台湾革命烈士”，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8月初版，第187～189页。

　　[51]王晓波：《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平反的经过》，原载《文季》第一卷第五期，198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