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心

　　在海外华裔作家里，一群早已脱离“母语”写作的“中国作家”越来越具有反省意识，他（她）们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自觉的将“中国语境”用法语及英语等西方强势语言写成，叙述的却是地道的“中国故事”。哈金就是在西方英语世界近年来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还有已进入主流英语文学视野的汤亭亭、谭恩美等，她们叙写的虽也是“中国语境”，但因她们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中国移民，早已对中国没有亲身经验，大多是臆想和想象中国，她们小说里的中国意象也被“东方主义”化，本论文意在研究有中国大陆亲历经验，移居海外后又叙写“中国语境”的作家，汤、谭显然不在此列。对英语文学形成影响的还有大陆的张戎、郑念，这两位不同时期出现的中国女性生活在英国和美国，其中郑念以84岁（1915～2009）高寿仙逝美国，虽然她们在西方引起关注的文本都将目光瞄准“中国文革”，但她们之间的差异性显而易见，她们的出生、成长背景大相径庭，她们的“中国记忆”是非虚构文学，叙述给西方读者听的，是她们在中国的几代亲身经历，而不是虚构性文本。法语文学里有程抱一、戴思杰、山飒、高行健（高有少数几个话剧剧本是用法语写成）等作家，他们的语境特征还是“中国记忆”，虽然，记忆是用法语来记述的。本论文将探讨上述作家英、法语营构的“中国语境”小说对故土普遍经验的反思。

　　2000年，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出版了一部用法语写成的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se》（《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长篇小说，这部描写典型“中国语境”（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的小说在西方畅销一时，已译介到二十多个国家，并先后两次获得法国文学大奖，此前作者戴思杰却鲜为人知。

　　戴思杰1954年生于中国西南四川成都，那里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同那个年龄段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他经历着中国当代史上所有的苦难和荒诞，在文革中（1971～1974）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八十年代留洋风刮起时加入洋插队……

　　2003年，戴思杰出版《释梦人》（Lecamplexe de di）（又译《狄的情结》），当年 10月，戴思杰凭借小说《释梦人》一举夺得法国文坛最有影响的费米娜奖，此前程抱一的《天一言》也曾获得此奖。在这部引起法语世界轰动的作品里，戴思杰尝试将西方黑色幽默和心理分析渗透在小说叙事中，虽稍嫌僵硬，但插科打诨的叙事趣味倒也为之弥补缺失。《释梦人》之所以引起西方特别是法国轰动，除了主人公偏执狂般的理想对现世投射的骑士行径，令人忍俊不禁的遭际，还有行文的幽默和诙谐语言外，依然还是《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拥有的所有叙事元素：法国浪漫性、思想优越性、主义先进性、强势俯瞰性、文化拯救性等，让先进遭遇落后，让理性遭遇愚昧，让开放遭遇封闭，让纯真遭遇变态，让坚守遭遇沦丧……，“法国性”特征在《释梦人》里俯拾皆是，有时已经演变成令人生厌的文化夸耀。与上部小说巴尔扎克在遥远的法国俯瞰中国、拯救中国相比，这次变成了让弗洛伊德、堂·吉诃德骑士般闪现中国，达致映射现世中国的种种乱象。

　　在《释梦人》里，还有更多的法国文化、思想名人参与揶揄现世中国（东方），法国作家、思想家还是拯救者，而中国（东方）是由千奇百怪、不可理喻的畸形、怪异欲望（追逐处女情结）组成的。在《释梦人》行文特色上，《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浪漫主义情怀完全没有了，变成了诙谐与幽默的现世讽喻，堂·吉诃德（心理学家老莫）以风车为赫赫魔阵（荒唐地寻找最后一个处女）的“骑士之旅”，在“延迟怀疑”里慢慢咀嚼中国消费社会里的苦涩和荒诞。

　　《释梦人》讲述了一个在法国学习十一年心理学的老莫，在回到中国处处陷入窘境和遇到种种荒唐现实，一连串故事在小说里是那样的令人喷饭和发人深省，让秉承法国心理解析理性文化的老莫游走于“后现代”中国，使碰触到的种种窘迫成为东西方文化对垒的可笑映像，加以“骑士般”展现和嘲弄。在《释梦人》里，戴思杰以喜剧的形式把这种荒诞感成功地表现出来。

　　小说里男主人公老莫是个四十岁的中国人，是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对析梦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法国学习十一年之后，他带着心理分析理论于2000年回到了中国：

　　“内裤暗兜中的美元，还有上衣内兜里的法国居留证。”

　　作者很为老莫的这些“法国性”而自豪，在小说叙事里反复提及。被反复提及的还有“法语”和法国术语、民谚、物质产品等。

　　这位衣锦还乡的“海归”，知识渊博，头上闪耀着令众人仰慕的学术绚丽光环。本来他可以过上舒服的理想生活，但不幸的是，他的未婚妻，那个高深莫测、神神秘秘的未婚妻，因拍摄裸体照而身陷囹圄。为了救出狱中的未婚妻，他巧妙地运用心理分析法，成功医治了一名患神经官能症的法官。起初，他打算以贿赂的方式打通一个名叫“狄”的法官，但是狄十分好色，对小恩小惠根本不屑一顾，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处女，一个从未受到玷污的纯情姑娘。于是，老莫就踏上了寻找“处女之旅”，但很快，他发现，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处女”，连火车上邂逅的面目淳朴的十余岁褓姆都已经不再是处女，不但不是处女，而且还是一个娼妓兼小偷，用惯偷伎俩偷走了老莫的旅行包。

　　在这部小说中，对处女的渴望成了狄法官挥之不去的“情结”，与其说是一种变态的举动，不如说是对这个社会的疾病“隐喻”式的讽刺。从小说叙事内容穿插来看，“狄的情结”是一种从弗洛伊德学说派生出来的“处女情结”。作为离开中国十余年的中国人，实际上已经辨认不出“消费社会途中”的中国的怪异形状，戴思杰在自己/老莫之间互为置换，以“性”的想象翅膀为叙事外化，借以观照“中国的堕落”的实迹，并产生深深的隐忧，这就是小说的主核。

　　在《释梦人》中，戴思杰用诙谐的笔调和自我嘲弄的叙述口吻，显示了他领悟中法文化差异，但又可以互为置换的异乎寻常的高超写作水准。但他对离奇故事的高蹈想象，时常在驰骋的过程中却又迷失方向，使之溢出主题的边界，但另一方面，一种绝对神奇的多边叙述魅力始终在跳跃。小说里，戴思杰让老莫通过开设心理学诊所去巡弋中国的种种尴尬现状，对各种人群的离奇梦作出解析。在行医的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处在大转型后期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态、弊端，发现这个现实世界比梦境远远要荒诞和丑陋。老莫虽然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但十年的留法生活使他对中国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为了救出自己的未婚妻，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波折和坎坷。但是他没有颓唐和悲伤，更没有失望，他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因为他希望在变化中的中国能够寻回逝去的纯真初恋。老莫不但对爱情充满天真幻象，还幻想着在中国传播他在法国学来的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大分裂”、“大转型”的“消费化”文化背景下，老莫的幻想行为当然只能是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

　　戴思杰对弗洛伊德情有独钟。在法国期间，他阅读过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的许多作品。在《释梦人》中，他畅游于精神分析法之中，把性分析与中国的俗世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追求的是西方文学与东方意识的碰撞，是极端个性化的西方心理分析与极端集体化的中国文化摩擦。在谈到“狄的情结”的创作目的时，戴思杰曾说：“中国正处于一段引人注目的时期……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对目前中国表达自己想法的欲望。”戴思杰想要表达的，是没有纯真、正义、信仰、真理，向下沦陷的中国，在“寻找处女”的荒唐游戏中凸现着、沉沦着一个“中国道德黑洞”。

　　狄法官是一股邪恶力量的外化再现，他有饿鬼——嗜血——变态的全部特征，他甚至喜欢吃“血冻”，要享用“处女”：“以满足他那饿鬼一般的饕餮食欲。”、“他做的事情，是惩罚他人。每天晚上，当他回到家中，想到他又消灭了几条生命，粉碎了几个家庭，他感觉自己又年轻了许多，他的步子就变得稳当多了。”他是众多邪恶幻影的汇总，是堕落中国的中枢和导引，小说叙事很明显地确认了这一点。最后，他能否享用到老莫苦苦寻觅的“处女”已不显重要，因为他本身就是木乃伊式的以折磨人为职业的活死人，没有正常男人的一丝“阳物生气”。虽然老莫还在魔症般地寻找“处女幽灵”进献，以至于小说结尾，老莫还在说：“你是处女吗？”这样别有意味的话。《释梦人》是一部隐而不发的面向中国丑陋现实和批判现世的小说，它用荒诞外表裹挟起真诚的“感时忧国”之心。虽然，它在迎合西方强势文化上有些过于热衷，并刻意为之，但仍不失为一部不错的小说。从《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拯救、改造”主题到《释梦人》的“寻找纯真”，戴思杰的叙写主题在日趋全球化，但也流于表象化迷惑，对本质意义还稍缺质问勇气。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英文文学界，有两本有关“中国语境”的英文书在西方世界畅销不衰，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两本书现今已是英、美著名大学文学专业的必读书，与莎士比亚、福楼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开在同一张书单上，这是来自大陆的两个中国女人郑念（Nien Cheng）、张戎（Jung Chang）一前一后出版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1987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1991 年），后者出版后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行销一千二百万册以上的天文数字，在西方世界引起强大影响力。《上海生与死》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亦曾在《时代》杂志发表摘要及评论，震荡欧美学界，这两本书都被视为了解中国“文革”的必修课。两本书都是英国老牌出版社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

　　郑念与张戎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家庭，郑念1915年出生于北平的崇尚西学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留学英国，1949年后留在上海工作，文革身陷囹圄达六年半之久，唯一的女儿也受牵连致死，1980年离开上海前往美国，直至2009年11月2日她在美国华盛顿去世再未回到中国。而张戎则与郑念生活经历大相径庭，她1952年出生于高干家庭，其父曾是四川省高级干部，她也长期享受高干子女待遇，文革中其父遭冲击致疯而死，高干待遇也随之中断，1978年后，她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公费留学。

　　了解这两人的文化背景极其重要，因为她们都不是写作“虚构文学”的作家，她们都无法走出“小我”家族的阴影而达致民族“大我”的反思，但意义在于，她们提供了一个个遭摧残的生命标本和大时代下各类中国人的受难缩图文本，这就够了。正如张戎所说：“书里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的描述都是真实的，出版十几年以来，没有一个书中写到的人提出疑义。”毫无疑问，这两部书并非小说，但却有小说具有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所有元素，前者回忆自己坚持西方人道主义、法治信仰观念在癫狂中国的崩溃过程，虽然她本身是渺小的，但靠一种有宗教感支撑的人权立场活下去，宗教感使郑念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不顾利害地坚持她西方近代文化背景下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她在文化心理上不向迫害她的某一时段政治文化秩序认同，所以小说从一开始就割断了与快乐的所有关系，全是迫害和自我的申辩，让人有足够细节瞻仰中国癫狂岁月的恐怖。《鸿》更是在叙事版图上延展至一个中国百年，从姥姥的被动嫁人为妾，到父母亲的主动参加革命成为新政权领导，再到人身失去自由的文革，最后落幕到主动被动兼具的改革开放，一个充满戏剧性和轮回感的中国世纪就在眼前。从两者叙写面向来看，《上海生与死》充满着愤怒和深深的隐忧，《鸿》则在戏剧性之余，还兼具对中国的本质性回望。

　　《上海生与死》于1987年出版后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库切感到惊异的是女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道：“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

　　面对同样的压迫（外部、内部和民族殖民），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在2003年颁奖辞中，指出库切的获奖理由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这似乎也是对郑念一个人面对信仰战争和愚昧压迫抗争的赞同。

　　《上海生与死》一开始记叙郑念在丈夫去世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留学欧洲的女性，郑念十分胜任工作。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和最有知识的职业妇女之一。在50年代她仍然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可以把女儿送出去，但是，女儿是在新中国成长的，她热爱这个新社会，不想出国，女儿因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母女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洋楼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7月初，文革冲击波延伸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监狱里，她呆了六年半，经受了无数精神、肉体的折磨，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罪，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半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坠楼死去。据说是自杀，但是郑念不相信，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

　　1980年9月20日，细雨 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过去曾多少次从这里上船，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离开的答案是用漫长的31年时间来回答的。当年她接受了丈夫的请求，于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从香港回到上海，回来参与新中国建设，但是唯一的孩子在23岁的花样年华却惨死于“文革”。“我这一生有许多次都由上海坐船出国，就像现在一样站在甲板上，任凭微风吹拂头发，看着中国的海岸线消失。我从未像此刻这么伤心。我在1949年4月应先夫的要求，将女儿自香港带回来，我相信她死亡的悲剧是由于那种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幸决定仍然留在国内的结果。所以我对一个人活下来感到罪恶。我希望是女儿站在甲板上，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毕竟，自然的法则应是老的先死，年轻的留下来，而不是相反的啊。同时我感到难过的是因为自己将永远离开生长的国度——这个最后破碎的地方。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努力地希望保持对国家的真诚，但是却完全失败，而错不在我。”

　　郑念是一个坚强的现代东方女性，她一改中国女性的低眉柔弱和自甘受辱、逆来顺受形象。她在《上海生与死》中明确地指出，癫狂运动并非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癫狂行为。并将中国文革十年以来的政治口号、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节详备描述，为全世界特别是西方读者，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多层次立体生活的画面。她对文革现场的客观逼真描述，具有现场标本的意义，对自我信念的坚贞和执着，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女性坚忍不拔的形象。

　　如果说，在《上海生与死》里，生动描述的文革疯狂细节为全世界提供了文革受难标本，具有在场的历史画面感；那么，一个还有自由独立思考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这个荒诞机制作西方式分析，并在当时就意识到这种荒唐，则显得更为难得。作为一个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文革开始、结束到她离开，虽然她被大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实纵然使她失望，但也使她对所处时代的本质（民族主义的新面孔）有了新的认识。

　　郑念说：“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我们每个人其实体内都藏有兽性。如果我很年轻、具有劳工阶级背景；如果从小就被教导要尊敬毛、对他绝对信任，我难道不会像红卫兵这样做吗？”、“在他们眼中，我们是不吉祥的象征，危险思想的预兆。”、“在文革中国，没有所谓的‘法律’”、“每当党要一个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官员就会问那个人：‘难道你不愿意为人民服务吗？’”、“在文革时期，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是不管何时何地人民都在互相斗争，使得人伦关系为之破坏无遗，丈夫、妻子互相监视，父子疏远，人类所有的沟通方式为之断绝，以致人们不想再有朋友。为了保护自己，人们更学会如何告密与伪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可是当有一天他被强迫说话时，说谎常常是他保护自己和家庭的唯一方法。”……《上海生与死》中这些简短但一针见血有独立判断的句子俯拾皆是，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理解、对文革的思考、对制度荒唐性、对红卫兵的产生、对信仰骗局的揭穿都有深思熟虑的论说，藉以勾勒中国的内貌。

　　在《上海生与死》里，对造反派红卫兵对“我”的伤害和反思方式、申辩姿态的描述尤为详细，让人看到完全不同于大陆七十年代末流行的反思文革小说模式，那里都是主动认罪和坦白告密。来看看第一部第三章作者与前来抄家的红卫兵的对话：

　　“我们是红卫兵，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愤怒的眼神）

　　“没有拘留令私闯民宅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平静地回答）

　　“宪法已经废止了。那是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所写。我们只承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只有人代会才有权利修改宪法。”（冷静地回答）

　　“我们已经把它给废了，你要怎么样？”（生气地说）

　　下面是郑念在监狱里与审讯官的对话，同样显示了受过法治精神教育的知识分子秉承的一贯勇气：

　　“‘……这里是第一拘留所，一个政治犯监狱，这是一个反抗人民政府反革命分子犯了罪后，被关和被调查的地方’。

　　‘既然如此，我不应当被带到这里来。’我坚定地说。

　　他没被我的话搅乱，而是镇定地继续说，‘你确实被关在这里，因为你犯了反抗人民政府的罪行。’

　　‘这一定是个错误。’我说。

　　‘人民政府不会弄错。’

　　……‘你必须有证据来证明你所说的。’……‘你不要低估群众’。”

　　在西方读者看来，这是一个荒诞的离谱的对话，但在现世中国真切的上演着，这段受审记录中郑念一直坚持要对方“证实她有罪”，并认为对方不出示任何证据便随意处罚人是错误。这段坚忍不拔的描述细节，在有关中国文革的文学中是空前绝后的，面对一个法制秩序全面崩溃到达疯狂顶点的国度，作者理性的西方人文主义道德操守就凸现了出来。

　　郑念力图将《上海生与死》写成一部个人编年史，既记录宏大史实，又详细记录这些政治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部书以编年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所有劫难，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历时性与共时性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中国文革史缩图，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像在中国文革癫狂运动中的沉浮一览无余。

　　《上海生与死》是当今描述中国文革中最有价值的文本之一，它由一个坚持法治、人文、人道、自由道德理想的中国女性完成，是20世纪一个个人的劫难史，它背后是文革带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所有人民的普遍灾难和内心伤害，永不能愈。“我常常回顾那个时代，为那么多生灵遭到无谓的牺牲而难过。”《上海生与死》有如一阙挽歌，伤心痴绝之处令人动容，它写给所有的现在与将来的中国人：集体记忆就在不远处哭泣。

　　相较于《上海生与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远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的痛，虽然它的传播面在全球相当大，但显而易见的是，它的深度与在场，对时代本质性批判则逊色很多。它有的只是混乱年代的一个“中国传奇”，虽然，它同样是作者的家族编年体自传，且跨度达百年之久，人物跌宕传奇，将中国近代史到当代史都揽括在内，命运也是坎坷、流沛，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无论是动荡年代的人物遭际，还是对中国历史迷雾的认识深度，抑或对信仰的坚持和质疑，都没有达致《上海生与死》的叙事张力的深刻与悲情。与前者粉碎梦想出走相比，后者主人公结局也是出走，但她是喜剧性和幸福式的出走。

　　导致两者出现阐释中国意义失衡的（至少在认识深度上），是作者的身份和教育的不同。郑念是长期身受西方法治理性、人道主义、自由思想浸染的中国人，其丈夫家族前人郑观应也是接受西学、宪政思想赫赫有名的维新、改良思想家，其真理信仰追循现代人类文明普世价值观，不会采用极端思维和妥协思维，即使身处逆境也同样恪守，这在疯狂的文革迫害中尤其难能可贵。而张戎则不同，她本身是高干子女，是长时间的既得利益者（文革开始终止），这是她很难改变的事实，虽然她父亲在文革后期被打倒致使他家族沦落，但文革尚未结束（1975年）就已平反，这至少说明他家族受迫害的时间比起其他人大大缩短，中国打开国门后张戎通过公派留学西方，接受郑念在1949年留下来之前就已接受完毕的价值观，所以，张戎在《鸿》中批判中国文革的荒诞性方面只有平面的愤怒和局部的剖析，没有本质性的追问，但也显示了作者非凡的勇气。

　　《鸿》叙述了近一个世纪里，由作者姥姥（一个民国早期军阀政府警察总监小妾）、母亲（民国时期地方学运领导、地方政府的中层干部）、张戎（地方政府高级干部女儿、享受第一批跨出国门公派留学英国待遇的留学生）编织的三代“中国女性传奇”，与大多数中国人相比，她们都是乱世里的“抗争者”和“前瞻者”，书中最大的磨难是身为高级干部的父亲被批判致疯并在文革结束前死去，与郑念坐监六年半受尽折磨相比，文革中，张戎兄弟姐妹和母亲只是再也享受不到高干待遇了。可以说张戎的高干子女身份是写作《鸿》的障碍，但她还是表达了对文革这场人类灾难的耻辱性观感：

　　“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在文革中面临灭绝的危险。”、“我反复想着父亲的一生，想他白费了的忠诚，粉碎了的梦。”、“由于他煽动、滋养了人性最恶劣的本质，他制造了一个道德荒野、一片仇恨的土地。”、“文革最恐怖的地方——笼罩全国的使千千万万的精神失常、自杀、死亡的高压空气——都是人民集体做出来的。”

　　在有关20世纪历史中，也许只有文革代表了中国人最为邪恶的荒唐、疯狂和人人自危。除了文革，《鸿》还将20世纪乱世与治世里的所有中国苦难与家史对接呈现，传奇、理想、动荡、忠诚、田园、特权、落魄、平反等，好好坏坏、反反复复、柳暗花明，一部家史正在演绎二十世纪中国史，正如作者在《鸿》里最后写的那样：“我享受过特权，也遭受过磨难；有过勇气，也有过恐惧；见过善良、忠诚，也见过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在痛苦、毁灭和死亡之中，我更认清了爱及人类不可摧毁的求生存、追求幸福的能力。”

　　《鸿》在西方世界传播很广，同《上海生与死》一样，它引起西方唏嘘的是“公主落难、监禁和欺凌故事”式的同情，她们的苦难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她们的身后是遭到欺凌和欺骗的全体中国人，从这一点上看，《上海生与死》、《鸿》这两个样本展示了中国从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过渡到社会主义演变带来的阶段性剧痛，而且来自两个参与身体的生命呐喊，应当具有相当的深刻意义。

　　在西方用英文和法语创作的中国作家还有许多，有影响的如汤亭亭用英文写成的《女战士》、《金山勇士》等，谭恩美的《喜福会》、《接骨师之女》等，在西方影响很大，有的甚至被选为美国大学英语系必读书目。但她们早在父辈即已归化美国，与中国早已割裂文化、历史脐带，只在种族族性和历史想象上还游弋在华人历史里，与本论文研究重点“中国语境”相去甚远。

　　2004年，哈金出版长篇小说《战废品》（War Trash），书名下另有一行补白：“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一群被遗忘的人。”这很明确地指出了这部叙事作品在为一场被遗忘战争里的人勾起回忆的决心。哈金早年曾是一名军人，在动荡的中国文革高潮期间服役在箭拔弩张的中苏边境，小说里叙述的同江边境，2001年笔者曾去过，那里与苏联只一江之隔，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在此交汇，至今还看到到处是废弃工事和壕沟、碉堡，两岸军事对垒程度可见一斑。哈金的小说背景，大多与部队内景、中苏战争、朝鲜战争和驻军城镇生活形态有关，这当然与他家族的军人背景有极大关系，像《好兵》、《等待》、《光天化日》、《战废品》、《池塘》都在上述范围内。他也坦言：“对《辞海》（即《好兵》）最有感情，我在东北当了4年半的兵，这本书全写的是那时的故事。而且在美国的很多大学，这本书是教科书，是关于年轻士兵的书，学生喜欢读”。

　　世界上许多作家最初都是由“根性”叙事开始进入的，尤其是伟大的经典作家，那种原乡的叙事贯穿始终，他们的成名作多反映根性色彩，根性语境的叙写成为他们一生作品的“象征资本”，不断闪现，哈金也不例外，根性阐释是如此让人着迷，以至于许多作家一生最出色之作就是描述根性的作品，这种现象展现了写作者内心对家乡摆脱不掉的精神回望。纵观世界文学创作的规律性，作家首先是属于他/她成长、栖息、启蒙的地域，那或许是城市的某条街道，或许是一个小城，或许是一个小镇，甚至就是一个村落、一条沟壑、一条山谷、一处树林，总之，是直抵作者根性深处的。有时，作者即使早已远离家乡以外营构叙事语境，却总是自觉地将叙事场景放置在家乡山山水水和街道里弄演绎传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张爱玲、凌叔华、贾平凹、莫言、阎连科、余华、苏童等概莫能外，根性释放似乎是所有作家发轫的原点，这对东西方作家来说，概莫能外。写出经典名著《包法利夫人》的19世纪伟大作家福楼拜是从法国偏僻的西北部小城鲁昂出发，他一生都在抵抗、远离巴黎，他的小说大多以他根性所属的西北小城镇作为背景，《包法利夫人》更是如此。而那个被称为“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第17位”作者的卡森·麦卡勒斯索性就专心写她的美国南方小镇，她的传世著作《心是孤独的猎手》写的就是那个偏僻的佐治亚州哥伦布小镇上一个中性女孩的忧郁生活。

　　哈金早期生活是军人式动荡和不断地迁徙，他父亲也是一个军人，流徙于东北各地驻防，他自己成为军人后又驻防在中苏边境，退伍后又在佳木斯市工作，之后更是漂荡外省，直至西方，严格来说，他并没有真正地标意义上的“根性原乡”，他的“根性原乡”是军队大院和驻防各地，所以他倾注很大力量与热情写军队“辞海”，并成为他的精神“根性原乡”。这就不难理解，哈金在九十年代初，在异邦用英语展开根性叙事回忆了，《好兵》、《光天化日》里面收汇的小说就是这种“根性语境”的再现，也是他浓浓军人情结的体现。

　　《战废品》则已经脱开了“根性”的阐释范围，虽然还是军队，还是战争，还是军人，还是禁锢，但里面早已没有了前者带有的温情脉脉的怀旧、凝视眼光，在这里，是残酷的人性与冰冷政治信仰的对峙和磨损，是用叙事推进来直面手术刀下的解剖真相，将对人性血淋淋和不动声色的残忍一一呈现出来。与早期的军人小说相比，两者共通的是，都是关于政治信仰压抑、扭曲人性的“中国样本”。毫无疑问，这是对前者“根性”叙事更纵深思考的结果。

　　《战废品》的故事主构，是以1951年志愿军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为历史原型。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来自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刘伯承的二野部队。事后不久，第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第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惩处。

　　哈金要写的当然不是历史真实和军事失利那样宏大的叙事，他在《战废品》里着力要展现的是这六千余名志愿军里，几个有代表性的军人被俘虏后，囚禁中的生活状态、人性状态以及信仰状态的演变、萎缩、磨损、绝望。《战废品》是人性和遗忘的抚慰之书，对抛到绝境里的人施以深深的怜悯目光，用人类普世关怀抚慰他们被战争和信仰挤压的破碎的心，对诱惑力强大的虚构信仰（价值观）如何引起战争、压制自由、扭曲人性作了十分明了的探究，对绝境中人的惰性、惯性和懦弱也作了细节处理。《战废品》还是一部“小我”的书，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俞元命运演变的故事，它要呈现的是以俞元为代表的脆弱灵魂的致命缺憾，同《等待》里孔林一样，俞元也是一个被大时代迷人外表裹挟和蒙蔽的小人物，在他内心有时也有清醒和愤怒的挣扎，但面对汹汹如潮的政治话语，最后又一切都归于无奈，成为大多数中国人中的一个。

　　小说最后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小说一开始，引子里描述的令俞元到美国害怕的刺青文字“Fuck…U…S”的形成，这是一个黑色幽默般的政治信仰游戏，像极了美国作家海勒在其小说《第22条军规》中所表述的主人公轰炸员尤索林所发现的荒诞规则，敌我的隐遁，“疯了”的作战游戏，那些细节是海勒存在主义意识的怪异变形延伸，使第22条军规成为现代社会的黑色幽默寓言。《战废品》里也将政治信仰转换游戏作为反讽对象，设置了冷峻而不乏讥诮的黑色幽默细节，对五十年代后即将要开启的冷战大幕发轫作了黑色幽默的处理，嘲弄和苦涩意味令人忍俊不禁。

　　上面讲军队、军人和战争是哈金的“根性原乡”，他对于这种题材有着出色的叙事发挥和人性内质领悟，即使他并未参加那场战争，他的军人背景也可以帮助他作到这一点。他说他在写作《战废品》时：“内在有‘某种东西’不断涌出，后来他才意识到那是什么，是恐惧。‘所有士兵都害怕被俘。’这也是他自己曾经历的恐惧”。哈金14岁时加入军队，曾在韩国的一个小村落驻扎过半年，这段经历对他描写《战废品》第三节“三个月的游击生活”里韩国风俗民情非常有帮助。

　　《战废品》讲述了战争状态下的垃圾的命运，其实，中国战俘回国后遭遇如此凄惨下场，美国战俘也同样如此，美国战俘在回国后也大多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废品、垃圾的阴影伴随战俘们一生，成为东西方战俘的命运，哈金写的就是这样一种“多余人”和这样一种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令人尊敬和肃然起敬。无疑，《战废品》的具象式描写，挑战着中国至今对朝鲜战争垄断式的官方诠释，但也证明了他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小说家。

　　今天看来，《战废品》是一本无国界、值得放置在全球视阈中拷问的“人性之书”，既拷问战争，又拷问人性，还拷问信仰。它对政治信仰的冰冷有历史性的反思，忠实地为一群被遗忘和被视为战争废品的人群作有关良心真相的记载，还原了那群人被政治信仰压抑和扭曲人性的记录。就像主人公俞元接受裴山临死委托：“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受难者是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的。”

　　①②④⑤⑥⑦戴思杰：《释梦人》，余中先译，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版，第28页、第32页、第272页、第271页、第275页、第298页。

　　③周冰心：《“混乱时代”的中国文学地图》，《西湖》，2007年第十期。

　　⑧⑨⑩????????????? 郑念［美］：《上海生与死》，陈小安、曾国清译，新陆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8月版，第2页、第1页、第658页、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66页、第94页、第596页、第603页、第612页、第340页、第84-85页、第177页、第656页、第658-661页。

　　?????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张朴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14页、第436页、第452 页、第 454 页、第 460 页。Jung Chang，“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1.

　　?沈颢：《哈金访谈：失败中的等待》，收入《距离幸福还有几米：听大师们怎么说》一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 哈金：《战废品》，季思聪译，中国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11 月版，第 9页、第9页、第7-8页、第138页、第362页、第364页、第362页、第257页、第358页、第366页、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