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秋天，我与北美华语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合作，共同主编了繁体版小说集《一代飞鸿》，选取了自中国开放国门之后活跃在北美华文文学舞台上的四十多位作家的优秀短篇小说。这本书的面世，有如一声惊雷，惊动了在美华文文学界和学术界，部分专家和学者，纷纷从美国各地聚首纽约，参与新书发布和研讨会。三年之后，新移民文学方兴未艾，《一代飞鸿》简体升级版也在中国顺利出版，当年，此书曾进入“当当网”书店销售前十名。新移民文学由此旗开得胜，长袖善舞，被称为海外文学“军团”，响当当地登上了大陆当代文学的舞台，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一代飞鸿》的成功出版标志着新移民文学走向成熟，的确令人鼓舞。然而，正当北美新移民作家以文学想象与表述长驱直入，批评界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时，大陆的文学批评研究却遇到了一个瓶颈——史料的匮乏。此外，与多数批评者缺乏海外生存体验也不无关系，缺乏“历史在场”贴切感，凭个人印象显然是隔靴搔痒，甚至会带来某种误读。
“历史的在场”提供更为客观和真实的解读，这也是文学研究者一直不断呼吁“重返文学现场”的原因。虽然历史已成过去，没有完全恢复的可能，但回归文学现场显然是学术的务实追求，也是当代研究者对文学历史演变的把握。新移民文学的产生与大陆文学批评界有隔岸的距离，也有历史的距离。新移民文学发展虽然只有30多年的历史，但从更远的历史来考量，新移民文学跟百年中国移民潮、西方全球化渗透有着同步的关系，一直深陷历史的漩涡之中。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不无异质性的碰撞：异质的空间、异质的身份、异质的人文风俗、异质的文化等。以此，体现出了中国文学特殊的另一面。本文从“历史现场”的演变、空间比照中的表述、前景堪忧下的建构三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对新移民文学研究的认识：
一、“历史现场”的演变
新移民文学同新移民（本文主要指北美）一样，早已不是什么新名词。一般意义上，新移民指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生在母国（中国）而移居他国的第一代移民，都属于“新移民”。由于他们身处异国他乡，在心理和身体上兼有着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乡愁与文化冲突。其次是解决生存问题，并想方设法寻求立足，即中国传统所说的“安身立命”。最后是如鱼得水，获得外国国籍，融中西两种文化于一身。每代移民的发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便是早期移民，当苦力的，没有受过教育，不能说多少英语的，在根植于北美这片土地之后，主动或被动地入乡随俗，遵守当地法律和礼节，或多或少地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换言之，在人的文化上形态上表现为一半是中国人，另一半是外国人，一体的双面性。这种双面性内在潜含了文化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的冲突、断裂与融合的张力，而这不无是酝酿文学生产的充分条件。对有过一段出国经历的人来说，这种感触并不陌生。一直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确切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洋插队”的留学生如波浪汹涌澎湃而来，聚集在北美的就有几百万，被称为“胜利大逃亡”。他们很快用母语向父老乡亲汇报了生命移植他国中的甜酸苦辣。然后，落地生根，融入洋人社会——获得绿卡（长期居住身份），活着成为美国、加拿大的公民，安居乐业。文学也因随之孕育、发育、成长，至此北美新移民文学才形成了它的完整雏形——北美新移民文学指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目的（如留学、打工、经商、陪读、访学）由中国大陆移居美、加两国的第一代移民作家依据其特定的迁徙、迁流经历，用华文母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本文主要指小说）到了21世纪最初十年，也只用了30年的时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不同寻常的30年，正如陈涵平所言“无论是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审视，还是对中西关系的横向考察。”①这30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30年来北美新移民文学特征日益彰显，观察新移民文学的发生、发展，不难发现它的概念的界定还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有大陆生存背景的第一代移民；二是指拿了绿卡或者成为美、加两国公民的华人作家，三是指这些作家在异国用华文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
就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而言，这些作品与留学生文学无论是在表现母题上，还是主旨思想、创作手法、文学风格上有着“质的规定性”上的区别。留学生文学可上溯到晚清末年，“我国最早的晚清官费留学生之一容闳，1854年赴美，返国后撰写了《西学东渐记》，可谓我国留学生文学的鼻祖。1910～1940年间，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外的天使岛（Angel Island）上，曾经有175000名华人被强行滞留，接受甄别。在接受体检和各种询问的等待中，许多华人在他们居住的木屋壁板上，留下了诗句。这些诗歌创作在1980年由 HOCDOI（History of Chinese Detained on Island）项目组搜集整理，经Him Mark、Lai Genny Lim和Judy Yung编辑后，于1991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以《埃诗集（Poetryand Historyof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1910～1940）》 之名出版”②。到了现代，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巴金、冰心等出国留学或者进修，写了很多作品。他们的作品，一是比较注重于社会功用和教化功能，更多的集中介绍西方科技文化和海外生活，而较少在意作品的文学价值；二是带着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动机，希望学成之后要报效祖国。他们都没有移民，他们的创作也谈不上新移民文学。比如，郁达夫在《沉沦》里通过主人公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③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美出现的“留学生文学”，则主要来自台湾的作家群体，如聂华苓、於黎华、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李欧梵等人。这些作者人生心路历程上大多数经历了两次漂流：一是国民党战败之后，由大陆漂流到台湾，属于无奈的政治漂流；二是背井离乡的情感割裂。如果没有第一种漂流，恐怕不需要出国留学。双重的无奈和失落，有家难回，有国难归，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和绝望。这些作家笔下，不是文化的冲突升华为融合，而是内化为对抗、坚守，最后往往以自杀得以解脱。比如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等。后来这些作家有的回到台湾，有的继续留在美、加两国，转为学者，只有极少数的继续写作，但是，在海外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文学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留学生，首先不是为了救国，也不是出于无奈的漂流，而是为了救自己，为了寻找更好的前途而做出的自我抉择。他们以拥抱异国他乡的姿态闯荡北美，急于立足、移植，而把乡愁推向边缘。这一群体从历史性角度看，已不同于早期的胡适、林语堂等公派留学生，已经不具有救国救民的启蒙意识，也有别于“以於黎华、白先勇为代表的被动放逐的留学一辈，再不会产生历史弃儿意识和无根的漂泊的忧愁。”④他们是自愿走出国门的一群，多数身负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的历史烙印和学业荒废、生活贫困、身处囹圄的痛楚记忆。一旦跨出国门，他们犹如脱缰野马，风驰电掣，所向披靡，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在文学上，最初是大批以“美国梦”为主题的、艺术性比较粗糙的自传性作品，比如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等，虽然影响很大，却离文学的要求很远。后来也出现一些专业作家的好作品，比如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和阎真的《曾在天涯》（海外出版的书名为《白雪红尘》）。但是，都不属于成熟的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是自我赞助的精神产品。正如人们在评价《一代飞鸿》时，称这本书是新移民文学的里程碑。我觉得，名副其实，这不是编辑的功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是水到渠成，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结果。2005年的秋天，我们相聚纽约时，中国的留学生生涯也已经走过两个十年的准备。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是留学的十年，那么第二个十年则是落地生根的十年。留学生文学游离漂浮，去向未定，存在两种发展可能，一是完成学业，返回祖国；二是申请移民，改变身份。同样是留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新移民要比留学生对异国的体验更深入、更广阔，更有条件和能力从冲突的层面升华为人性的普遍关怀。
上世纪末，美国政府给予1990年4月11之前的中国非移民以绿卡身份（加拿大先于美国，成千上万），留下来的几十万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就此扎根于北美土壤，成为新移民作家的后备队伍。有了绿卡就能合法工作；有了工作就有休闲的时间和得到法律保护的安全环境；有了物质的收获，就有精神的高攀和不满。于是，平静的生活变成外表，心灵的充实成为文学追求的目标。
《一代飞鸿》中，大多数作家最初是来北美留学的，沉静了很多年后，才提笔写作。比如加拿大作家张翎，为文学准备了十年。本人也是在十年之后开始小说创作。朱琦、少君、王瑞芸、陈谦、孙博、施雨、范迁、李彦、曾晓文、夏维东、沙石等等，都是在解决生存之后才踏入创作领域的。海外的生存需要专业和外语，母语写作是专业之外的一种奢侈。外语是立足的根本，是实际的工具，母语则是割舍不断的感情纽带。用母语写作，不为别的，只为释放心灵，飞驰思想，得到精神的满足。母语写作在英语世界的包围中，无法带来物质利益，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棵小草，无足轻重。但是，正是与现实生活虚接实离的关系，造就了文学创作所需的距离和理性审视，成全了新移民作家的文学表述和想象。鲁鸣的职务是纽约花旗银行副总裁，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写作，然后再去上班。陈谦是硅谷资深工程师，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写作。刘荒田的工作是在酒店里端盘子，已经写了十几本散文集。我在《一代飞鸿》的前言“新移民作家的视野和特色”中，专门写了一节“不为生存而写作”，可以说，几乎所有新移民作家都是见缝插针，用拧挤出来的时间，从事业余写作，无利益的业余写作。而这种写作正巧是在解决了永久居留身份之后，又同时赶上世界最早的华文网站的诞生。生存的保障有了，时间也有了，发声的平台也有了。具体有影响力的网站如1992年的ATC、1993年的《枫华园》、1994年的《新语丝》、1995年的《橄榄树》、1996年的《花招》、1999年的《国风》，美国著名的中文网站万维网也是创办在二十年之前，以及最大的文学网站《文心社》，今年进入第十个年头。《一代飞鸿》的作者中，少君被称为网络文学的鼻祖。施雨、陈谦、王瑞芸、刘荒田、沙石、夏维东等都在《国风》网站开设专栏。本人最早的作品也于90年代发表在《汤本论坛》。很多作家在成名之前，曾经练笔于海外华文网站，至今仍旧活跃在网络上的新移民作家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家目前是文学网站《文心社》会员和顾问。网络给了新移民文学一条宽敞的阳光大道，让作者从写字台后面走出来，聚集在文学的旗帜之下。同时北美几家著名的华语报纸的副刊版面处处可见新移民的身影。
由此可见，新移民文学的产生，经过了留学生文学的过渡，落地生根的机遇和自我赞助的途径，借助于网络平台的练兵，涓涓细流汇川入海，才有了今天波澜起伏的壮观局面。
二、地域空间比照中的表述
新移民文学兴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细读新移民文学作品中的新移民形象，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汇入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显然是一致的，二者共同建构着作家的主体形象，并与中国当代文学在地域空间上形成了某种内在的比照关系。新移民文学与大陆文学就像一对双胞胎，一棵同根不同杆的大树。出生之后和出国之前，大陆作家和新移民作家生活和成长于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中，都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迷路、与世界隔绝的一代。比较于台湾和其它地区的华文文学，这代人的文化底气尤嫌不足。他们是中国半军事化制度下执行命令的年轻一代，集体无意识的年轻一代。一旦目标明确，则全力以赴，肝脑涂地。这样的后果是惨痛的，其代价是缺乏个体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探索精神。
现代小说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洋货，与中国的戏剧等文体嫁接之后也只不过有百年历史。相比较于西方文学众多流派的广度与敲打灵魂的深度，现代小说在中国只是一棵稚嫩而脆弱的秧苗。到了1949年建国以后，文艺政策、文艺动向受“我们的文艺是为了人民大众”，“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⑤阶级论分析的影响，文学走向了革命文学的端点，被当作服务于政治（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介绍翻译西方作品也不例外，批判资本主义）。小说也因此散失了它本身的丰富性。自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开国门，人们的视野一旦被打开，即刻眼花缭乱，饥不择食，追随模仿，无所适从。一时间，四方突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或后现代……风起云涌，却难免在吸收和消化外界营养的过程中，依稀保留“文学战士”的风格——在历史的沉重中，观察周围的形势，寻找安全的突破口等，如阴影伴随，驱之不散。留学生也是带着这样的风格走向海外的。可幸的是，学业、生存和孤独，犹如三座大山，逼迫他们得到将近十年的沉淀。这十年中，大陆文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流派接着另一个流派，一个潮流冲击另一个潮流，到了第二个十年，文学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作品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写者超过读者”的地步。走到今天，仿佛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大陆作家怎么努力也摔不掉套在头上的紧箍咒，有的习以为常，有的愤世嫉俗，有的麻木不仁。隔岸看大陆文学，不是没有好作品，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但是，正如洪治纲教授所说：“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尽管当代文坛也出现了《白鹿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心灵史》、《长恨歌》等标志性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家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明显地受制于文化消费与大众传媒的规约。这种被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所劫持了的作家主体意识，已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艺术实践，并导致了很多作品只是在‘表意的焦虑’中滑行，文学并没有真正地回到主体的内心深处，没有回到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度追问，而只是一些作家的谋生手段或娱乐方式。”⑥
显然，洪治纲揭示了市场经济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就在市场之手把握大陆文学之际，海外的新移民文学才刚刚起步。北美文坛没有大陆那么动荡沸腾，新移民们在海外经历着十年的法治生活秩序，得到的是内心的熏陶和提升，其切肤之痛，脱胎换骨的程度远远超过大陆的“隔墙听众”。众所周知，一个没有心灵自由的作家，是写不出有创造力的好作品的。所以，像贾平凹那样的名作家都会感叹自己形而上的力量不足。新疆出现了一个写散文的李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造物主的崇拜，让众多大陆名家感到绝望，也是一例。北美至少具有心灵自由的条件，允许胡思乱想和胡乱涂鸦，并呼吸着不同信仰并存的新鲜空气。我们身在海外，没有资格对大陆文学说三道四，南帆先生斥之：“群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件轻松而解气的活计，谁都有资格顺手掴一巴掌。”⑦我们只能通过自己作品在大陆的经历，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第一，出版要掏钱，发表要走关系；第二，批评西方的容易出版和发表，千万不能把西方说得太好；第三，中国题材容易被接纳，非中国题材受到冷落。第四，名气第一，新手自我淘汰。这也是我们出版《一代飞鸿》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名家之外，我们还选择活跃而有后劲的作家。这本书有相当的篇幅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手作品，比如老摇的《路口》、沙石的《窗帘后面的考夫曼太太》，瞎子的《杀楚》、施炜的《日食》、张慈的《风自由》、曾宁的《硅谷女娲》、邵丹的《咸淡人生》等，空灵脱俗、旷达豪迈，闪烁迷人的智慧光芒。
让人欣慰的倒是最近大陆文学评论界和学术界露出了“柳暗花明”的曙光，对于文学的一些基本定义、评价坐标、作家的主题意识和心灵自由等，出现越来越多的反省和展望，而且对海外华文写作也给予了充分的兴趣和重视。这与《一代飞鸿》繁体版面世时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大为改观了。
三、前景堪忧下的建构
正是因为大陆文学面临难以逾越的瓶颈，也正是因为大陆学术评论界把触角伸向海外，新移民文学暴露在研究者的显微镜下，很容易被发现许多不足之处：第一，在文学上，新移民文学具有比较扎实的人文关怀，但是，在文字基本功方面可能不够纯粹，因与英语相伴而容易“洋化”。这些作家具有非专业的创新优势，但是，也可能在故事的叙述和结构上缺乏老练。新移民作家的视野比较敏感和广阔，但是，也可能比较零碎而不够大气。
第二，新移民作家的母语写作，并没有在北美华人中拥有一定规模的读者市场，比较集中于网络和大陆本土。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容易滋生对大陆市场的依赖，而改变其锐气和新颖的风格，另一方面，很多好作品也只能自生自灭。
第三，新移民作家始终面临着文化认同的挣扎及危机。一方面拥抱西方文化，一方面又回归民族文化传统，承认在其内心深处永远是中国文化人。哪怕拿了外国公民的护照，也只是权宜之计。据我所知，真正把自己当作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的新移民作家几乎是零。他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传统复兴和中国历史的兴趣远远超过大陆作家，都是基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矛盾，如果得到超越，可能像黄万华教授所说：“从现实功利性的种种关联中解脱出来，在时间所指上也滤掉了现时代的特征，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中华性’，而在新移民所写的‘香蕉人’形象中，原先数典忘祖、文化失根的叙事轨迹，被代之以中西文化互补层面上的某种体认，甚至‘双重拒斥’也不只是生存的悖谬，而有超越的意义。但是，当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谈何容易！”⑧正是在这个超越的意义上，依然肯定了文化身份在新移民文学中是一个始终无法逃避的问题。在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新移民文学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现代处境的变迁与表现。总的说来，新移民文学所体现的身份焦虑问题终归只能放入“中国问题”的思考中才能辨明。
第四，缺乏理论的深度建构。新移民文学缺乏整体性的文学思潮，在群体特征上还不是很明显。新移民文学诞生于偶然的机遇，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从横向来看，对新移民文学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号角，拉开了整段历史研究的序幕；纵向看，新移民文学是否将会随着这代人的消失而终结，依然是令人堪忧的问题。
综上所论，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既要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探究其存在的史学价值，甚至诗学内涵，又要从文本实际挖掘文学性、艺术性、人文性、普世性的东西；但在笔者看来，当务之急还是从文本建构和理论建构上寻求突破和创新。
因为作家的文本世界，是评判作品能否达到某一艺术高度的主要依据，除了扎实的语言功底，个性化的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外，还需要有终极的人文关怀，以作品的真情感动读者。遵循“作品的证据是据其形式和逻辑的、尤其是可能的语义条件来质疑的……涉及到材料的假设重构——内容、叙事范式、风格和语言的实践——这些都必须事先给出以便让那个特殊文本得以在它独特的历史特性中生产出来”⑨的原则来体现终极价值和意义，并在不断的批评中实现理论上的建构。
再者，对于读者层面而言，大陆读者作为北美新移民文学作品的阅读主体，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今，海外移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先验图示——是小说赖以运作的素材，它们将“讲述”转变成“再现”，依靠某种预想不到的“真实”的新颖性来表现异域空间，既突出常规本身，又把它作为读者迄今用以接受事件、心理、经验、空间和时间等概念的方法，具有某种无限的诱惑力，但如何实现依然是个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此外，值得深思的是，长期以来新移民作家都是渴望完全进入所属国的主流文化，占据有利位置，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但现实恰恰事与愿违，美、加主流社会将我们定性为“华人作家”。显然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实践行为来建构其在另一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文化身份是行不通的。这种情况，就如赛义德所言：“这赋予我一种奇怪的但也不算怪异的双重视角。此外，我当然也是一个学者。所有这些身份都不是清纯的，每一种身份都对另一种发生影响和作用”⑩下的冲突，文化的杂糅与交融，冲击着作家自我的心灵。由此，新移民作家不得不先认同所在国的民族文化，以此获得了所在国生存权并进入其民族文化主流。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认同自己的本民族文化。严歌苓、张翎、阎王真等诸多作家就曾在文学世界的想象里苦苦追寻，思索自我的文化身份，凸显本民族的精神特征。这固然重要，但仍需超越，其必然的途径就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对话与交融。因为“各个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而当代中国公民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中正由“地域人”走向“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个人”的世界公民转变。
诚然，新移民文学的汉语书写固然与大陆传统的汉语书写有着特殊的关系，也同样需作进一步的钩沉，如果我们要使这些问题更深入一步，仅停留在诸如此类的概念的牵引，显然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回归新移民文学本身具“中国性”的当代文学史的语境当中。同时，不可否认，新移民文学的前景是喜中带忧。也不可否认，新移民文学是离散文学的一部分，针对新移民面临的实际，并从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具体论域出发，我们的新移民文学是怎样一种内外时空的格局？这种格局中作为新移民的作家，他们的身份导致他们的心灵世界又是怎样的，他们通过文学的维度来表达的又是怎样一种（或多种）文学观、审美韵味？《一代飞鸿》的出现，既是对此的作答，更是对此问题的诘问。
或许我可以这么乐观地看待：在全球化扩张的历史变迁中，新移民的特质，也正因为它所特有的历史属性和它所形成的社群结构的差异性存在，与其作家个体兼具“东-西”文化二重性格的矛盾的冲突之下，坦然面对现实与追求自由的个性化写作。这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海外作家用汉语书写下的大陆记忆、海外经验的另类叙事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一样异彩纷呈。
①④陈涵平：《北美新华文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刘俊：《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③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一卷《沉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2年版，第5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章，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55-869页。
⑥洪治纲：《如何重估中国当代文学？》，《北京日报》2010年7月12日。
⑦南帆：《我们这一代人的表述》，《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⑧黄万华：《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研究》，见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506/219508/219525/14640162.html
⑨［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7页。
⑩赛义德：《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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