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画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浙江杭州，310013）

　　1960年代末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亚裔文学在数量与质量上的长足进展，也为亚裔文学批评带来更多的研究视角。从文化民族主义，到同构型与异质性的相互辨证；从男子气概与女性主义的二元对立，到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将族裔、性别、性态三者有机结合；从泛亚时代对亚裔共同体的集体想象，到“后”理论潮流中的各种困境与可能。此处对研究状况的线性描述，绝非说明后者替代前者，学科成熟至今，各种理论方法因势利导，齐头并进。本文综观美国学界四十年来对华裔文学的研究状况，厘清学术演进的来龙去脉，辨析研究成果的利弊得失，试图对该学科的发展与现状作出全面深入的评断。

一、期待视野

1976年《女勇士》出版后，虽然好评如潮，但汤亭亭撰文“美国批评者的文化误读”①以反驳批评者的误解——超过半数的评论都加深了“不可理解的异国神秘东方人”的刻板形象，而汤亭亭本人被认为是东方文化大使，与汤的初衷背道而驰。随后，汤的另两部非自传且多少与政治相关的作品，接受程度则差强人意。相比《华女阿五》、《喜福会》等作的畅销，赵健秀等人为对抗美国主流偏见，抨击亚裔自我同化，而勾沉旧作、苦寻出版的艰难愈加突显。据此，我们看到美国主流对亚裔作家与文学所抱持的期待视野与接受标准：作家应是“模范少数族裔”的一员，作品中的人物应符合白人读者的东方主义想象。

　　期待视野在亚裔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亚裔作家的种种发言立场、书写角度、写作策略几乎无不围绕“期待视野”展开。在鼓吹“自由、平等”的“美国梦”里，“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众声喧哗，貌似兼容并蓄的百家争鸣，实则改头换面的霸权回音，它表面乐于接受一切差异，却将负面现象归结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局限，暗中为权威掩盖谎言、推卸责任。当亚裔被冠以“模范少数族裔”的光环，他们既被利用为打压黑人的工具，也被白人拒之门外，“模范”的潜台词即“差异”，于是“不可理解、无法融入”的亚裔是美国主流的臆造，此即“文学唐人街”②的立论所在。Partridge认为内/外、我们/他们、美国/中国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制约着美国主流读者对华裔文学的接受状况，而任碧莲的小说正在修改主流成见，重新界定族裔性，以突破文学唐人街的桎梏：任摈弃亚美文化冲突的二元对立模式，转而用人物周旋于各种经验与影响的过程去表现亚裔移民。

　　与Partridge的观点相似的是Youngsuk Chae的《政治化亚裔美国文学：走向一种批评的多元文化主义》③，创造一个反叙述的空间，探讨亚裔作家如何看待种族间的不平等，是默认成规以符合主流的期待视野，抑或挑战主流做文化的独行者。Chae对多元文化主义亦持批判态度，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将文化差异商品化、本质化，突出异国情调的美学话语，造成差异的等级化。赵健秀对汤亭亭等人的批判不无道理，后者迎合主流的写作多少造成了华裔文学的刻板模式化。以《喜福会》为例，小说的整体结构建立在压抑的中国文化与自由的美国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上，一一应和美国主流的期待视野。Chae不禁要问有没有让亚裔文学获得主流认可的固定模式？成功的亚裔文学中是否真有不可取代的本质成分？Chae追溯主流期待视野形成的历史脉络：1965年后，因本国政治、经济动乱且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来美的亚洲移民作家，许多已不再热心政治议题，并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缄默不语，以政治中立的姿态书写充满亚洲文化特色的题材，美国主流读者的期待视野由此形成。Chae借叛逆十足的亚裔作品为例，指出它们和默认亚美多元文化主义的作品之差别在于，它们有意识的反抗体制性的歧视与不平等的权力，超越文化、种族的单一视角，将“阶级”、“经济结构”这些广为忽视的问题纳入劳资关系，触及多元文化掩盖的真相，挑战“本质上有别的族裔他者”的刻板形象。所谓亚裔文学的成功秘诀，正是今天应重新检讨并试图挑战的美国主流的期待视野。

　　赵健秀以“种族主义的爱与恨”提醒亚裔作家反抗的对象，Viet Thanh Nguyen提出“顽劣主体”④对抗“模范少数族裔”，赋予亚裔在美国的社会定位新的政治意义。一分为二的看，“模范少数族裔”以向美国不平等的结构妥协为代价，有条件的融入美国社会；而“顽劣主体”虽然挑战了美国多元主义的霸权，代价却是无法深刻理解有意识形态矛盾的亚裔美国人，其持续对抗的姿态也难以理解Partridge所说的与时俱变的亚裔族性。

　　黄秀玲的文章《族裔主题、族裔符号及复原再现之困难：部分华裔文学中的唐人街》⑤深入研究期待视野。一方面在东方主义窥淫癖的目光下，唐人街里的华人整体淡出，每个独立的个人都被简化为他者的标本，抽空了个性与内在属性；另一方面，某些唐人街华人以自己的外来者身份为资本，靠编造东方特色为生，取悦西方的猎奇目光，久而久之，面具化身为面孔，因此华裔的主体性在他者再现与自我再现中终至耗尽。当华人作为“被看者”反观作为“看者”的白人，由于他们被宰制的地位，他们的“看”并不具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力。只是，如何确定唐人街的华裔美国属性，如何在承认唐人街毕竟不是中国的前提下，又不落入异国情调和无历史的本质主义圈套？赵健秀的小说从来不乏唐人街的描述，赵熟谙这里的点点滴滴，对各种显示异国情调的符码烂熟于心，然吊诡的是，这一文化局内人反倒成为极端窥淫癖者，铺陈符号的过程中已遗失了初衷，较西方局外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人街书写内蕴否定的辨证，殊难解决。

　　“期待视野”看似文学的外部研究，但对亚裔/华裔文学研究而言却有特殊价值。Partridge探讨“什么是族裔作家”，他们在文学场中所起的作用，徘徊在市场考虑与艺术创新之间，主流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否是他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或障碍？也激发出他们各种书写策略？《哎呀》出版多年之后，编者之一的徐忠雄在访谈中透露，他们的编写从一开始竟受惠于一位对亚裔文学知之甚少的白人女性作家Kay Boyle。⑥《哎呀》的绪论堪称“亚裔文学的独立宣言”，然其结构与力度均得到这位非亚裔专家的斧正。准此，亚裔文学的主体无论是模范还是顽劣，“期待视野”都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二、想象共同体

1998年出版了两本专著，研究亚裔在美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别是凌津奇的《叙述民族主义：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形式》⑦和李磊伟的《想象国家：亚裔美国文学和文化允诺》⑧，两书显然都受到“文化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的启发，探讨的重点是亚裔美国文学中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效用。但对二人的研究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刘莉萨于1996年出版的《移民法案》⑨，此书深刻改变了亚裔美国文学文化研究的格局，将国家、资本与文化的关系理论化，特别是启蒙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刘以二战结束为界限，将1850年到现在划分为两个阶段，指出美国试图通过将亚洲移民种族化，以解决民族国家和资本二者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指出亚美文化在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必然与执意要抹杀负面历史的美国民族文化相捍格。与国家文化的距离，使亚美文化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其文化表述在素材与审美上与国家公民的决议产生龃龉。此处指向亚美文学的写实主义，刘认为亚美文学用“目的论的发展主义”去构建写实主义的论述，将弱势族裔融入宰制的西方文化的标准与规范中，进而将弱势族裔的主体之成熟过程纳入主流文化，或将族裔写作纳入主流文学。

　　此一目的论的发展叙述揭示了属性的政治如何复制弱势族裔作家批判的种种融入主流的方式，但在凌津奇看来，这种理论往往简化了文学作品中的暧昧与矛盾，从而对作品政治化、去历史化。凌认为亚美文学中的写实主义有政治参与的渴望，但写实主义表现出的解决方法又因为亚美作家的边缘地位而一再受挫，因此亚美文学深陷矛盾之中，它想建构一种抵抗的共同体属性，但主流文化却要求可被主流接受的文化生产与自我再现的形式。于是之故，凌反驳了亚美文学的写实主义是和西方霸权合谋的观点。

　　李磊伟延续刘莉萨对美国将亚裔种族化历史的划分，但将分析的重点从资本转移到民族国家上，针对目前对属性政治、差异与离散的研究，李认为后结构主义到底无法撼动亚裔在美国受排斥的状况。李修正了“国家”的概念，认为拥有美国不是白人男性的特权，国家应“文化多元”，承认各群体的差异，但应平等对待。通过分析文学如何再现亚裔美国，揭示美国处于民主共识的乌托邦冲动与国家传统的实践之间的历史矛盾，还原历史，以便认识亚裔既搅扰对美国的定义，又被美国的定义所搅扰。凌与李都探讨了亚美文学的写实主义与美国的官方历史之间的关系，凌认为《中国佬》的断裂结构与官方历史的线性叙述相对立，李认为《骨》置换了官方历史的某些叙述逻辑。

　　共同体的想象不仅可以是自己对自己的想象，也可以使他人对自我的想象，Jeffrey F.L.Partridge在《走出文学唐人街》指出，文学唐人街正是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的、他者想象的共同体”。当华裔作家将唐人街的异国风味依主流口味炮制，作品便会畅销，反之则会滞销。此书考察读者期待和晚近华裔文学质疑读者设想之间的动态关系，种种质疑修正我们对多文化社会的理解，提出“复调文化”而代之，即一种新的种族观，是异质的、发展的、流动的，而种族这种“共同体”将长期存在于美国经验的核心。

三、种族与性别

金惠经、黄秀玲、张敬珏等早已指出亚裔的种族与性别二者无法区分主次，密不可分。金惠经在《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与社会脉络》⑩以赵汤之争为例，认为亚美的阳刚气概与女性主义的辨证，始于文化民族主义时期；将诸多社会现象（如单身汉社会、反通婚法等）与亚裔的性别联系起来，并在“如此对立的造物：亚美文学中的男性与女性”?一文中有更精练的分析。金列举大量一再重复的主题，比如亚裔男性渴望和白人女性结合，象征他们对融入美国的梦想，而亚裔男性与亚裔女性的结合，则隐喻他们与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系。凌津奇认为1970年代中期是亚美文学的转折点，之后“性别问题成为亚美文学中有意识采用的属性政治”?。

　　在分析资本、阶级、性别与种族的关系时，刘莉萨认为劳动已性别化，性别已种族化，种族又与阶级关联；艾斯比利图展示对美国亚裔男性、女性的压迫，如何重构亚裔的性别规则，邪恶又无性的亚裔男性和超级柔弱又有男性气质的亚裔女性，他们看似双重的种族化性别，取决于特定历史情境中主宰社会的意识形态需要。?

　　《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专以“性别角色与再现”为研究视角之一。其中一篇探讨好莱坞电影中的全球化、男性气概与变化的危机，透视电影工业在主流、独立电影中对亚裔再现的全球化影响，以亚裔男演员为切口，分析媒体是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和为少数种族争取权利的场所，不仅因为流行文化是感知种族主义与自我认同的主要来源，也因为媒体之肤浅不仅能树立刻板形象，也能改变刻板形象。

　　黄秀玲与圣塔安那合作的文章“亚美文学中的性别与性态”?将性别、性态、种族、历史四者结合，特别指出“亚美历史”的叙述化是近来出现的一个复杂课题，女性主义对亚美历史编撰的质疑，迫得我们反思以往的定论，在还原历史的分析中，认识到种族的形成无法先于性别、性态的形成。将百多年来的亚美文学分成三个阶段，依次是“暴力与偏离”阶段（1850年代到1950年代），“自我定义与自我再现”阶段（1960年代到1980年代）和“多重自我、场域、越界阶段”（1980年代末至今），将第一、二阶段以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分别加以讨论，第三阶段从“异质性、特殊性别问题、多种越界和酷儿写作”四个角度考察，分析入里，例证翔实，是华裔性别研究的单篇力作。

　　以下从“女性写作”、“男性写作”、“酷儿写作”三个方面回顾华裔/亚裔文学研究。

（一）女性写作

林英敏的《两重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百年来18位华裔女作家，她们或是移民，或是欧亚混血，或是在美国出生。写作对于她们来说“不仅是自我肯定，而且是向历史与社会命令的挑战”，在父权制和种族刻板印象等禁锢中，她们既在两重世界间周旋，也可能被两重世界忽略。林研究伊顿姐妹的自传揭示了他者的凝视与判断，也试图重建或改变这些他者的看法；《偷听的人》与《孙行者》可称书中有书，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另一面镜子的形象，均有意识的看待别人对自身的看法，意识到自我表达的必要、痛苦与快乐，最终带来对自我的反省。林用作品的聚焦点——中国或美国——来分别研究这些女作家，无论她们是用爱国的热情书写中国，抑或在美国为破碎的属性寻求平衡，面对西方读者，她们几乎都在“用书写错误来纠正错误”。

　　张敬珏的《尽在不言中》?以三位亚美女作家为例，推导出三种“沉默”：修辞的沉默，刺激的沉默，专注的沉默。在历史上，集体的消音/沉默对弱势种族造成的破坏，二十年前《哎呀》以愤怒的呼声针锋相对。如今张力图矫正重言说轻沉默的美国主流价值观，截然相反的言说与沉默构成等级化与性别化的关系。借助质疑阳具中心语言的欧美女性主义作品与挑战宏大叙事霸权的弱势话语批评，张探究三位亚美女作家的双重声音话语——规避专制的叙述，展开无声的情节，营造一种独特的双文化风格。用“刺激的沉默”解读《女勇士》与《中国佬》，显示父辈与历史的沉默驱策了作家的创造力。沉默的价值随文化环境而变，在西方帝国扩张中意味着被动，在东方儒家体系中却意味着沉思、警醒与优雅。沉默通常以文化与政治的方式置入亚美女作家的书写，沉默并非一无是处，而是辨证的发音策略。张寻求艺术与政治、女性主义与文化特殊性的“恰当混合”，以此期待“多样的调和”。然而，当张孜孜以求一种兼顾女性话语与美学技巧的双重声音时，读者是否会将女性作家的双重声音与黄哲伦等男性作家的旁敲侧击混为一谈？

　　将汤亭亭和托妮·莫瑞森作对比研究的单篇文章所在多用，Reshmi J.Hebbar的著作《模范少数族裔女性》?系统对比研究非裔与亚裔美国小说中的女主角，并将经典白人女性文学纳入比较视野，探究“经典女性文本”与“少数族裔女性文本”二者有何结构差异等问题。该书第一章研究伊顿姐妹小说中情绪矛盾的爱情与族性，质疑“经典传统”与“少数族裔”的简单对立。

（二）男性写作

文学的典范与传统向来以男性为导向，“写作”被默认为“男性”的特权，文学研究因此殊少提出“男性写作”这一概念。但在美国的主流文学场域中，“男性写作”对少数族裔而言却有重大意义。在种族主义的压迫下，华裔一向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美国一手造成的单身汉唐人街，更使华裔男性从生理到心理双重去势。华裔男性为颠覆主流偏见，还我本来面目，从早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有善意的亚洲大使”，到之后的唐人街牛仔赵建秀，及被赵批判的黄哲伦，以不同的书写策略塑造各自心中的华裔男性形象。

　　Nguyen在“重振华裔雄风”?一章里，以李健孙和赵健秀的成长小说为例，辨析暴力在华裔小说中的运作机制。在美国国内，亚裔由于诉诸暴力被美国主流蔑为他者，而亚裔又因为受益于暴力，跻身美国主流，得享“美国人”这一称号。年深日久，亚裔越来越清楚美国的暴力，进而分辨暴力的合法与非法——合法是白人为自己编造的神话，非法是白人对黑人强加的指控。1968年以降，由赵健秀发起的重振华裔男性雄风的运动得到响应。美国身份——特别是国家与男性之间的关联——之前有大量的美国作家用暴力来定义，长此以往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传统。准此，赵断言借助暴力，男性身体可在言说上转化为宏大的种族与民族共同体的代表，并且阳刚十足的男性身体正是暴力的产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美国因为越战，正经历霸权的危机，美国神话因此遭受反战运动的冲击，逢此薄弱关头，华裔粉碎刻板形象正当其时，用暴力恢复华裔男性气质的宏图，既属于又对立于美国主流的阳刚话语。经由男性身体的暴力演出，让种族恢复男性特征，成为华裔男作家主要的政治美学抱负，而成长小说无疑最能展示华裔男性学会暴力的转化历程。然而，成长小说通过暴力为主角建立的新属性自有代价，即对矛盾和不公正的压制，对差异的肆意挪用。暴力的身体政治因此展现三重维度：亚美男性身体因暴力获得公民权的资格；美国男性在经典的成长小说中被典范化，传诸后世；集各种暴力于一身的国家，成为最庞大的身体政治。

　　Wenying Xu在《吃的属性：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中的食物》?中，从饮食的角度探讨社会对性别的界定——茹毛饮血、大快朵颐是西方的、雄性的特征，精致烹调、细嚼慢咽是东方的、女性的特征。以赵建秀的《唐老亚》为例，主角唐老亚因为东方主义的教育后而自我厌恶，他对华裔的批评之一即对华人饮食的痛恨，认为美国饮食能将自己由内到外彻底美国化。赵建秀则将华裔的厨房变成暴力和破坏的象征场域，将所有能联想到女性的特征从厨房中一扫而光，华裔的烹饪变成阳刚十足的武术打斗。

　　鉴于上述种种，Jachinson Chan的《华裔男性气质——从傅满洲到李小龙》?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不应只看到赵的性别偏见，其实赵关注的是亚美作家与主流宰制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文化以及“伪”亚美文化，如何系统的阉割亚美男性。赵将“关公”——智慧与勇气兼具的阳刚形象——树立为亚裔男性的理想，善虽善矣，但将亚裔男性气质定为一尊，又在无形中将不合“规范”者排除在外。Chan受Michael Kimmel在《美国男性》中提出的“民主的男性气质”之启发，认为亚裔男性气质亦应如此。作者梳理四位有代表性的华裔男性形象，傅满洲表现了美国人对中国劳工的恐惧，陈查礼掩盖了美国文化难以察觉的种族歧视，李小龙和Shang-Chi逆转了负面的华裔男性形象，其阳刚勇猛足以与白人男性抗衡，但同时又制造了新的刻板形象。Chan列举四种性别策略，分别是补偿、转移、否认和批判，打破异性恋和标准男性气质的同等关系后，提出一种两性模式的男性气质，支持男性气质的非父权特征，认同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这一根本原则，从而走向更民主更包容的男性气质。在“从男孩到男人”一章里，以李建孙、徐忠雄、赵建秀的小说为例，描述一条亚裔男性气质的话语体系，并建议华裔男作家应设身无权的位置，以便思考如何摆脱美国主流流行文化建构的男性气质。

（三）酷儿写作

亚裔酷儿写作起源于1980年代的同志组织，抵抗、颠覆白人父权制的政治经济体制，挑战建立在统一性和排外性之上的亚裔文化政治。1990年代开始了对亚裔酷儿写作的深入研究。David L.Eng发表于1997年的文章“此来彼往：亚美研究中的酷儿与离散”?梳理亚裔的社会运动与亚美研究的理论演变，探讨亚裔追寻家与国的曲折，指出离散在酷儿身上所繁衍的新的意义。

　　主体与他者间的悬搁，个人与集体间的游移，出发点与目的地间的往返，象征“出”与“入”之间的延宕，离散的种种隐喻营造出一种“抵达的虚无感”，在这一特殊语境中，遭多重伦理放逐的酷儿，又何以为“家”？而酷儿肉身的存在又何尝不是离散最具体的隐喻？在美国主流话语的宰制下，异性恋意味占据家国之内的核心地位，白人中产阶级的性态伦理与民族国家的霸权机制混淆不清又相辅相成，亚裔不被主流认可的边缘状态早已将自我酷儿化。在异性恋伦理的威胁下，亚裔局限在主流价值框架内推进自身的文化、政治诉求。依此逻辑，“家国的内部”繁衍出双重内涵，既是阳刚霸权的国的公共空间，也是女性特质的家的私人领域，双方迫于外力，强制和解，必然带来前者对后者的压制。循乎此，当亚裔男性往主流靠近，争取与白人男性同等的身份，必然要通过占有私人领域来实现，于是亚裔女性和酷儿等而下之。当酷儿王国这样的同志运动愈演愈烈，上升为一种政治符号，与民族国家若有似无的关联中，家应运为一种调节机制，为酷儿发出声音铺设了独特场域。然而此国非彼国，此家非彼家，在亚裔被异国化、他者化的社会语境中，酷儿与离散可否提供另一种批评方法，以便对亚美的种族与性态建构带来新的读解？当酷儿与离散质疑传统的国与家的关系时，在亚美研究和酷儿研究架起对话桥梁时，是否能让异性恋与主流霸权的结合不再那么自然而然，是否有未见的话语体系浮出历史地表？

　　亚裔酷儿不只是一种属性的认同，也是一处构建的位置。各种资本的全球重建，将以往阶级、政治话语重塑为亚裔主体的酷儿批评，那么我们承认并思索这一位移，全球化时代和亚美研究中的酷儿理论的互动带来何种新的批评视野。如果从前亚美文化民族主义的建立，围绕异性恋与家国之内的共生关系而展开，如今再思亚美研究中家与国的多重建构，则难以回避酷儿与离散的辨证关系，“此来彼往”，家国何方，不正是酷儿与离散跨越多重属性与场域的写照么？跨越新世纪，酷儿与离散互动视角的生成，不仅让我们反思亚美研究的来路曲折，更为预测亚美研究的未来走向提供参考。

四、心理分析

亚裔的性别受美国主流的宰制，规定亚裔男性的女性化和亚裔女性的极端依附性，由此造成亚裔的刻板形象。那么，亚裔的心理是否同样受制于美国主流的掌控？

　　陈安琳的《种族的忧郁：心理分析、同化与隐伏的悲伤》?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依据，规避种族差别的二元对立模式，揭示种族属性的根源，展示政治与欲望的难分难解。参考弗洛伊德的文章“悲伤与忧郁”，二者之差别在于，悲伤是内心创伤的自然反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调试，慢慢消弭于无；而忧郁是人对创伤的病态反应，不是外部创痛的瞬间爆发，而是内里伤痕的铭心刻骨，任时光流转，依然隐隐作痛，不断揭开往日的伤疤，终至溃烂腐朽。陈将种族的属性与身份的认同归结为忧郁的形成，以此显现亚裔女性面对他者的再现时带来的失落感。失落绵延无止的忧郁，让人耽溺其中无法自拔，甚或认为忧郁是安身立命之必要。作为一种形成自我的方式，忧郁代表了一种促人深思的比喻，显现在美国，种族或种族化如何运作，美国文化的形成可说是在“合法”的排除某些历史，也是在误忆某些被排除的历史。

　　Monica Chu的《不洁的小说》?继续陈安琳的心理分析，深入亚裔女性内心幽微之处，一种“不洁的情节”如影随形，与后文将讨论的亚裔男性的阉割恐惧堪成对比。“白色”是心向往之的圣洁，还是歇斯底里的引诱？该书第一章辨析庄华的小说《逾越》，指出其中的不堪、错置与心理的不和谐。Chu借用克莉丝蒂娃“不堪”的概念，当不堪的意识在小说女主角简的心头萦绕不去时，自卑、委屈、避世等等心理纷至沓来，对人我的关系殊难确定，从而有了自暴自弃又自救自赎的矛盾冲动。不堪是莫可明状的时刻，也是身不由己的处境，非此非彼，非表非里，是己身之错位，还是外物之误置，让人无言以对。简的跨国之旅，一路伤痛不已，笼罩在不堪的阴影下，国族、种族、家族、个人属性一一显露病相。简逾越了国家、洲际的界碑，却逾越不了身为华裔、移民与女性的界线，禁锢在不断适应文化与家庭期待的负面循环中，简在身心两方面永远无法定位，难寻一己安身之所。

　　亚裔男性因“阉割”而惶惑的心理在《种族的阉割》?一书中有深入分析，作者在熟谙弗洛伊德、拉康、法农的理论基础上，询问性态在种族形成中扮演的角色，发掘种族在性别属性中所处的位置，进而探究亚裔男性如何被阉割。作者分析雷祖威的《爱之恸》跳出两代冲突与同性伦理的分析模式，以歇斯底里为切入，探讨模范弱势族裔、多元文化主义与后现代唐人街，辨析歇斯底里的身体、空间与室内陈设，华裔对白人的一味模仿，拒绝自身的种族差别，导致精神分裂，注定以失败告终。分析《蝴蝶君》时，藉助弗洛伊德的著作“论自恋”和《图腾与禁忌》，探勘无意识、原始人、同性恋、异性恋、种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连环，翻转弗洛伊德的“恋物癖”，心灵受创的外交官不再幻视西方女性身上子虚乌有的阴茎，而是拒绝正视东方男性身上货真价实的阳具，东方男性在臆造中被阉割了，西方男性的阳具特权话语于是勃然而立。此偏见渗透进白人东方主义的意识，积淀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心理机制，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一大源头即在于此，于是乎东方男性永远不能成为完整的男性。而笔者以为《蝴蝶君》模拟乾坤颠倒的性别反串，动摇了西方逻辑推理、实证自居的特权话语。性别的混淆，身体的暧昧，欲望的模糊，更暗示了身份的游移，认同的焦虑，与属性的莫明。《蝴蝶君》因“东方主义”的介入而别有不同，华裔的性别不是在西方人的据理求证中确定，而是在想象他者中臆造，可知后果之荒谬。有鉴于此，弱势族裔有权质疑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等西方主流话语，所向披靡的“东方主义”亦到了该自身反省的时候。

总结

以上简要回顾了美国学界对华裔/亚裔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迄今最受忽略的是亚裔文学中的阶级分析，蒋希曾的《出番记》、伍慧明的《骨》等华裔小说描绘的资本剥削、阶级特权都有待深入探讨。这种近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看似陈旧，但随着亚美文学批评的发展，阶级分析不仅揭示亚美不平等的生存状况，更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混杂”与“离散”等批评概念：高层的亚裔精英与底层的亚裔工人因阶级地位不同，前者得益于混杂带来的双语文化，后者却因不谙双语而阻碍了交流。《吃的属性》第三章?专门分析雷祖威的《野蛮人来了》中的阶级问题，以烹饪为切入点，说明饮食区别不仅划分种族，也划分阶级。

　　此外，文学性的审美批评值得深思。《文学的姿态：亚裔美国文学中的美学》?将文学的美学分析置于亚美文学研究的中心，力图扭转普遍存在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现状，深入文学内部研究。但有没有通用的、本质的美学标准？如果以西方正典为依归，是否暗示“美学价值”与“少数族裔文学”相互排斥？有没有亚裔作家共享的美学准则？当我们如此界定亚裔美国文学时，我们根据的是其中共同的主题还是相似的美学特征？《问谱系》中“美学转向”一章，马德森的文章《人工制品、商品、恋物：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美学转向》?，认为美学批评也并不能更深入分析作品中的“亚裔美国性”或“华裔美国性”。

　　在中国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梳理、辨析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势在必行，他们身临其境的研究所取得的深度往往让我们难以企及。但任何研究都是有选择性的，有时洞见未尝不是偏见，我们受到的限制也未尝不是我们独特的角度。化缺憾为动力，抛开陈规，取长补短，正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①“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New Cultural Identities.Ed.Guy Amirthanayagam.London:Macmillan,1982.PP55-65

　　②Jeffrey F.L.Partridge.Beyond Literary Chinatown.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2007.

　　③Youngsuk Chae.Politiciz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Towards a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Routledge,2007

　　④Viet Thanh Nguyen.“Conclusion:Model Minorities and Bad Subjects”,Race and Resistance: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Asia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2002

　　⑤Sau-ling Cynthia Wong.“Ethnic Subject,Ethnic Sign,and the Difficulty of Rehabilitative Representation:Chinatown in Some Works of Chinese American Fiction”,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Vol.24,pp.251-262.

　　⑥Jeffrey F.L.Partridge,Shawn Wong.“A Conversation with Shawn Wong”.MELUS,Vol.29,No.3/4,pp.91-102.

　　⑦Jinqi Ling,NarratingNationalism:Ideologyand Form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8.

　　⑧ David Leiwei Li,Imagining the Nation：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sen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⑨Lowe,Lisa.Immigrant Acts: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⑩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of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

　　?Elaine Kim.“Such Opposite Creatures:Men and Wome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Michigan Quarterly 29（1）:68-93.

　　?Jinqi Ling,Narrating Nationalism:Ideology and From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13.

　　?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Labor,Laws,and Love,Sage Publication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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