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小说界》为我所用的传播策略中，作为期刊转型的有力武器，留学生文学在“可读性、世界性和新闻性”的视野中得到了整体凸显；它亦作为文学上海的重要表征被整合进入了海派文学传统之中，获得了继续发展的空间。但《小说界》对其定位也有随意含混的一面，与学术话语保持了一定距离，未能形成有关“留学生文学”的理性认知与整体观感。正是媒介话语在有序与无序间的张力关系，为考察文学存在的复杂流变提供了可能，《小说界》为留学生文学的研究保存了鲜活的文学现场。
关键词：留学生文学；《小说界》；文学现场；媒介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6－0069－07
有关文学期刊的研究已经成为洞察文学的新入口，但如何定位文学期刊仍是众说纷纭。它究竟是文学史料的仓库，还是文学潮流的创造者?在我看来，超越这种对立的方式是把文学期刊作为流动的社会语境来看待，既关注它如何与特定时空交换能量以缔造一个文学存在的特定语境，又探究这一语境之下的文学存在具备怎样的特性；也就是说当“文学期刊与文学”的关系命题转换为“文学期刊中的文学存在”，这一类研究或许能够有新的突破。
《小说界》是一本有一定知名度但并非声名显赫的期刊，不过，在时代的风云突变中，《小说界》并非无所作为，从留学生文学到七十年代作家群，它也积极主动地介入了文学生产，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它的探索，就如写普通人的传记一样，不会神化文学期刊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与位置。本论文尝试运用上述视野研究《小说界》与留学生文学的关系，以深入考察文学期刊介入文学生产的过程与特点。
一、期刊转型中的留学生文学
1988年的《小说界》为留学生文学在中国内地的整体凸显提供了机遇。在此之前，内地文学期刊上零星刊载的一些留学题材作品，既没有得到编者的特别关注，也没有引出读者和批评家的回响。当1988年1月《小说界》特辟[留学生文学]专栏，并全文登载了纽约留学生组织“晨边社”的《“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时，这一文学潮流在内地便得到了正式命名和初步定位。此后，《小说界》一直以留学生文学为特色，不断刊载相关作品和进行理论建树。从1988到2006年间，仅[留学生文学]专栏就刊载了作品100多篇，相关引荐与理论文章10余篇，有意识地推出和培养了不少新作者。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期刊中，《小说界》是留学生文学最重要的倡导者、建设者和支持者。
《小说界》之所以在1988年积极介入留学生文学，与期刊的整体转向与角色转换直接相关。1988年是大陆文学期刊发展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文学创作失去了先前的轰动效应，出现了所谓“疲软”现象；另一方面是国家对于书刊业的财政支持减少，文学期刊开始直面经济压力与市场竞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主管主办的《小说界》，处在十足的商业化环境之中，不难体验到这种迫近的危机感。与那些引领潮流、历史悠久、占据了有力位置的文学期刊相比，1981年才创刊的《小说界》显然缺乏品牌优势与政策保护优势，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因此，1987年前后，它开始酝酿变革，重新定位期刊个性以寻求发展。可以说，留学生文学不但是其角色转换的有力武器，也是其转换过程所历经的种种曲折的表征。
留学生文学的凸显，首先与《小说界》开始重视“可读性”有关。《小说界》的最初定位处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或谓“严肃文学杂志”)，注重刊载贴近现实的作品。但1980年代末后，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阅读市场，他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与改变。编者提出“从题材风格论，着重反映现实、着重现实主义，但而对其他题材、其他风格流派者，只要有新意、有鲜味，皆受欢迎”。所谓“有新意、有鲜味”其重心都指向作品的“可读性”。显然，在编者看来，作为“拓展小说题材”尝试而出现的留学生文学具备了可读性。作品中常有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异国风情与财富幻象”等情节元素，对于内地读者来说自然不无新鲜之感；而在留学热方兴未艾的1980年代末，留学生文学尚有“西游指南”的实用色彩和新闻价值，能引发潜在留学群体的热情关注，也有利于增强刊物的销量与影响力。但正出于对“可读性”的重视，《小说界》在选择留学生文学时表现出策略性，文本尽可能在题材情节的新颖性、主题寓意的独创性及出国欲望的激发力等方面追求平衡，以求刺激读者的胃口。某种程度上，这也使得《小说界》忽视过于深涩实验的文本，倾向于纪实性与情节性强的作品。如李金发、吴民民、于濛等的报告式文学和夏云、易丹等人的爱情叙事成为早期的代表作品。
其次，留学生文学的出现还与《小说界》强化世界性的立场有关。1980年代中期大陆文学界兴起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潮流，素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海派期刊也不甘落后。从1987年开始，《小说界》进一步强化海派期刊的“海纳百川”的形象，“世界性立场”日渐清晰。《小说界》不但在每期刊物后增加了英文题录，而且倾向选择具有“世界因素”的文学作品。继1987年设置[海外华人作品]和[台港文学]两个专栏之后，留学生文学也作为世界性的直接体现进入了期刊视野。正如《小说界》前期的重要编辑，第一任主编江曾培先生在着力推出“留学生文学”时说到：“留学生题材的作品，往往站得高，有一种世界意识或者叫全球意识”。所谓的“世界意识”或“全球意识”，编者并未有深入阐释，但从其选择文本来看，显然指向了空间变迁和跨国经验所带来的开阔视野与多重文化体验。于是，《小说界》中的“留学生文学”一开始就被纳入“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学想象之中，作品思想与文化内涵的重要性超越了艺术技巧。
第三，留学生文学的凸显，与《小说界》在文学生产中的角色转换密切相关。1980年代初期，《十月》、《花城》等文学期刊中，早已刊载了一些留美学生的作品，1988年前，《小说界》也刊载了8篇涉及留学生活的作品。然而，零星出现的这些作品，并未有意识地作为“留学生文学”来整体引荐与传播，这虽与创作状况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下的文学期刊缺乏策划意识和制作意识，没有积极介入文学生产之中。而《小说界》对“留学生文学”的传播，从设置专栏，约稿、专访、开文学座谈会，继而批评造势与理论建树的一系列行动来看，初具“制造事件”的意识，传媒主体性得到了凸显。可以说，《小说界》抢先一步，在全国范围内首创有关“留学生文学”的专栏，类似新闻记者的“独家报道”，试图以时效性与新颖度赢得冲击力与知名度，因而“留学生文学”的“新闻性”及其所能引发的“轰动效应”成为关键。但运作之始，编者对此举能否引发效应尚存疑义，似有些缩手缩脚，举棋不定。1988年第1期首次推出该专栏时，刊载了两篇留学题材的小说和长达数页的留学生会议纪要，耗占空间之大足
见其重视程度；但在代表编者立场的卷首语中却对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与对《巴金传》的浓墨点染相比，似乎并非宣传重点。在长达一年的尝试中，得到多方的热烈反映，《小说界》才在1989年第l期宣布这一专栏已是期刊的特色栏目，坚定了继续办下去的决心。这种边走边看的传播心态，使得留学生文学的新闻性在传播过程中被进一步彰显。
无疑，《小说界》对“留学生文学”的传播是期刊转型的重要举措与具体表现，是期刊为立足文化市场所作的成功尝试。而对刚冒出嫩芽，趋向不清的留学生文学创作而言，《小说界》的转型是其生长的重要契机，在编者的有意建构中，松散流动的作者与多样杂乱的文本逐渐被整合，以其可读性、世界性和新闻性迎合了特定时期的大陆文化与阅读市场的需要，成为汉语文学中不容忽视的文学景观。
二、“文学上海”中的留学生文学
“文学上海”不仅包括以上海为对象的文学表述，也包括了上海的作家作品、海派美学的影响与流布等有关上海的一切文学资源。新时期以来，“文学上海”逐渐成为有关上海的意识形态幻觉的重要来源，影响着人们对上海的现实观感。而与声名远扬的《收获》和《上海文学》相比，《小说界》的地缘意识更为明显与坚定。《收获》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简写本”，其地位自不可轻视，《上海文学》也在1980年代引导文学潮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奠定了某种权威地位；但正因此，它们的编辑视角反而不能过于拘泥于上海本地，而是有意无意间与“地方情结”保持距离。作为新秀的《小说界》既不可与大家争锋，似乎也少了些拘束，打出了“立足上海”的鲜明旗帜，表现出自觉的地缘意识，成为了“文学上海”的积极建构者。《小说界》对留学生文学的选择与建构，也汇入了1980年代以来浩然成势的“文学上海”之潮中。
从作家群体的构成来看，《小说界》中留学生文学的作者多可定位为上海作家。有上海出生的王周生、刘观德、潘向黎、黄惟群、郑芸、蒋濮、薛海翔、张浩音、吴民民、戴舫、严歌苓、於梨华等，有在上海华中师大与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求过学的朱慧玲、于红远、寿文颖、袁玮、刘珏、邬峭峰、欧阳昱等。他们的文学创作被纳入到“文学上海”的想象体系之中，自有理有据。王安忆在定位出生成长在香港、90年代再次移民于香港的程乃珊时认为“在上海成就作家事业、又在上海具有影响力，可算作是上海作家”。按照这一标准，那些活跃于上海出版界的留学生文学作者，如小楂、王渝、于仁秋、林火、严力、易丹、叶冠南、小草、坚妮等未尝不可说是“文学上海”之构成呢?
新时期以来，上海从落后落寞、奋起直追到巍然屹立的国际大都市的想象进程，《小说界》中不同时期的留学生文学作出了形象表征，同时，那些有着异域视野观照的都市想象经验，进一步拓展了文学上海的想象内容与方式。1980年代中后期，文本集中展现了前往欧美日本等发达地区的留学者所遭遇的感情震荡与生活波折，充斥着文化失落感与自卑感、边缘心态、无家园感等情绪，空间焦虑成为主题。如小楂的留美故事系列(1984－1986)、易丹的《天路历程——一个留学的故事》(1987／06)与《卜琳》(1988／04)，吴民民的《他山攻玉一中国留日学生心态》(1989／01－1989／03)。1990年代初中期，文本中空间的焦虑感趋向缓和；题材呈现多样性形态，既有在生活重压下的挣扎、愁苦，也有从容反观自身与环境的自在与镇定；幽默、戏谑、感慨等多种元素并杂，从中呈现的是趋向多元、接近和谐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如于濛的《啤酒肚文明》(1990／01)；叶冠南的《我拨错了电话》(1992／02)、蒋濮的《东京恋》(1991／04)、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1991／03)、严力的《趣味的抽象》(1991／05)、王周生的《陪读夫人》(1992／06，1993／01)、林火的《幸福追寻记》(1992／01)。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异域空间”往往不再是叙事核心和心灵动荡的起点，而仅是人物的寻常经历和故事开展的背景因素，叙事开始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回归到心灵世界和生存本身的复杂性之上，同时一种对自身文化与空间的自豪与自信开始流淌出来。在郑芸的《眺望上海》(2001／02)中，主人公丽文是一个在日本求学工作、结婚生子过了大半辈子的上海人，安逸却孤寂的生活让她不时沉浸在对上海往事的追忆与想象中；在思乡情绪的背后，沸腾的却是上海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文本充溢着当代上海人对上海的归属意识和自豪感，与上海日兴的怀旧潮相得益彰u而朱晓琳的《法国男孩尼克尔》(2004／01)中，一反以往留学生文学的叙事结构——中国人在西方——展现了法国少年尼克尔在上海的留学生活。文本中的上海是一个吸引并感化西方人的文化磁场，自私、蛮横、不求进取的、孤独的“坏男孩”尼克尔在上海语境的感召之下(特别是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与英语的上海女孩萧依依的帮助)变成了一个善良的、合群的、富有进取心的“好孩子”，一种有关上海的优越性想象游荡在字里行间——开放但却恪守传统，优雅而具有包容性的上海精神成为了叙述的真正主题。
从表述风格来看，《小说界》中的留学生文学也有一些共同特色。这与作为海派期刊的《小说界》在定位留学生文学时的独特取向与话语方式分不开。与同期某些传媒如《四海》注重爱国主义与政治宣传相反，《小说界》以个人的具体存在作为考察视角来定位留学生文学，在一些理论指引性文章中将那些出国求学者定位为边缘人，强调留学生身处中西文化的夹缝中，作为个体在情感、事业等方面所遭遇的困惑与痛苦，成功与失败，从而给人以鲜活真实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受。如小楂的《水床》(1988／01)、易丹的《卜琳》(1988／04)、蒋濮的《东京梦》(1993／04)、王周生的《陪读夫人》(1992／06，1993／01)、严歌苓的《抢劫犯查理和我》(1994／03)、潘向荣的《恋人日记》(1995／04)、陈谦《硅谷丽人》(2001／06)等文本重视从感情变异与生活纠葛的层面展现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重大话题，具有从风月看风云的特点，集中展现了海派文学的美学倾向。总体而言，非政治化的视角，情感生活的主题，个人意识的凸显，乃至消费通俗性的品格等共同风貌，使得《小说界》的留学生文学基本融合在上海自1980年代末日盛的日常生活叙事之流中，与海派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中还有不少作品获取大奖，成为了上海文学的经典之作。如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分别获得上海第一、二届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二等奖与三等奖。
值得重视的是，自1980年代以来，游荡在宏大叙事之外，保持着对日常生活的、情感的、个人的、新历史主义话语的认可与建构的海派美学正不断侵袭整个汉语文学的审美阵地，起
到了指引方向的作用。如郜元宝所言，在有关上海的制度性想象之下，一种相对独立于中国文学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引领整体的随它一起发生变革新的上海文学正在形成。留学生文学也以它日常生活的旋律与中西文化交汇的主题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和谐成分。
留学生文学对于都市经验与跨国经验的表述，丰富了文学上海的想象内容与方式，稳固了《小说界》作为海派文学期刊的形象与位置。同时，“留学生文学”被整合进入了以日常生活叙事为主导的海派文学传统中，获取了相应的位置与继续发展的空间。
三、专栏内外的留学生文学
《小说界》中，留学生文学在题材风格上呈现的上述特点，与学界对留学生文学的总体认知是一致的，显现出媒介话语对学术话语的积极影响与介入。但《小说界》中有关留学生文学的定位与运作也有含混歧异的层面，以至于难以形成有关“留学生文学”的整体感知和清晰印象。
在学界，对于什么是留学生文学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从作者和题材两个纬度去考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留学生文学最好作者是留学生，取材是写留学生生活的”，另一种说法则只关注题材，认为留学生文学“是那些以描写求学的中国人在国外的故事为主要内容，着力反映留学生群体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情感表现的文学作品”，作者是否为留学生并不重要。前一种观点自过于狭窄，而后一观点更符合留学生文学的写作实践，广为人们所接受。但《小说界》对留学生文学的定义更为宽泛随意。从专栏中的文本来看，除了留学生写的留学生活外，还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非留学生写的留学生活，如《小说界》编辑孙顒写的《此岸·彼岸》(198903)；二是留学生写的非留学生活，如朱慧玲的《山形县的哭声》(199305)写了在中日跨国婚介中被欺骗、被凌辱的中国女性的遭遇；三是非留学生写的非留学生活，如王渝(夏云)的《底牌》、《朋友的丈夫》、《归人》等表述的是海外华人感情世界的琐碎经验，与有关“留学生文学”的想象和典型主题相距很远，作者也早已不是留学生身份。此外，可见，《小说界》中的“留学生文学”的刊载并没有根据统一逻辑进行，因而难以对其刊载的作品做出概括梳理，更不用说下严格定义了。如果一定要总结的话，笔者认为他们唯一的相似处在于文本中流溢的“跨国经验”，但在改革开放以来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频繁的语境中，内地的汉语文学创作也频频传递这种经验，这样定位已经过于宽泛，毫无边界可言。
《小说界》中留学生文学定义的开放性，导致了“专栏不专”的有趣现象。除了“留学生文学”专栏外，《小说界》还设立了“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台港文学”两专栏引荐大陆之外的汉语文学，但三专栏间的作品常可相互替换。在[海外华人作家作品]栏中，有不少以留学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甚至更接近人们对于留学生文学的直观认定。於梨华的《姐妹吟》(198804)、《回头不是岸》(199906)都以留学生活为背景；而木马的《红手》可谓不折不扣的留学故事，小说展现的是大陆留学生林振所经历的异域求学噩梦。专栏的差异命名根本不具备对作品的相应约束力，相反，由于作者身份的多重性与作品题材主题的形似性，所有专栏都由此产生了形同虚设的观感。同样，在“留学生文学”等专栏之外，《小说界》中还流散了大量海外学子或华裔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在《小说界》开放的视野中，均可进入“留学生文学”栏中。如罗英、薛海翔、董红婴、彭小莲等华裔作家的作品，成为解构“留学生文学”栏的鲜活文本。而“留学生文学”栏的基本作者王渝、严力、於梨华、叶仁秋、易丹、严歌苓等专栏内外作品的相似性也造成了“留学生文学”栏的逻辑困境。
1990年代中期后，《小说界》中留学生文学在专栏内外徘徊的趋势愈加明显。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留学生文学也不再具有先锋性和新闻性，从题材、作者等维度来鉴定作品的意义已经不大，专栏内外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与创作风格方面日趋一致，“留学生文学”专栏的设置显得有些尴尬。在诸如柳岩的《金戒指》、唐颖的《糜烂》(199504)、薛海翔的《情感签证》(199805)、禾家的《去是朝云无觅处》(200102)等大量存在的“泛留学生文学”的冲击下，《小说界》中的“留学生文学”栏在1990年代中期后逐渐弱化，从1996开始，该专栏的出现频率和作品数量都呈下降趋势，2005年则被取缔。
《小说界》有关“留学生文学”的运作中出现“定义含混”、“专栏不专”“非连续性”等现象，与其说是编辑者缺乏思量、不够严谨而造成的，不如说这些运作本身就不是学术建构行为，不需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在期刊“为我所用”的传播策略中，作品选择和编排设计都有自己的变化轨迹。对于《小说界》而言，“留学生文学”的运作一方面服务于期刊转型的内在需要，出于“引人注目”的策略和即时编排作品的方便；另一方面则试图展现海派期刊的个性，在“留学生文学”的整体定位、作家作品选择以及刊载形式方面与变迁中的上海语境产生呼应。此外，作为出版社的平台，它的运作还将受到某时期出版议题的直接制约。因此，它的运作与专业期刊和专业研究领域之间必然存在一定距离。除了忽视“留学生文学”的定义与运作的严谨性与稳定性之外，《小说界》对最新的学术走向也不亦步亦趋。如1993年左右，当偏重“大陆学留群体创作”的新移民文学呼之欲出替代留学生文学成为考察话语时，《世界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等专业性期刊迅速随之更改，取缔了留学生文学专栏，而《小说界》的“留学生文学”栏依然故我，未做调整与改变。正是由于媒介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存在着差异，《小说界》虽然率先举出“留学生文学”的旗帜，却未着力建构出有关“留学生文学”的理性认知与整体观感，在学术话语体系中也未取得足够的主动权与发言权。
然而，媒介话语的不稳定性与含混性，正可谓文学期刊与多种语境力量交换能量的过程与结果。《小说界》中有关留学生文学的破碎印象，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大陆语境下有关“留学生文学”的纷争与歧义的折射。在学界，留学生活的题材或作者的留学生身份作为“留学生文学”的核心内涵，能否具有更高意义上的涵盖力，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潮流，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留学生文学”只是海外华文文学或移民文学的一个过渡现象而已；有的认为“留学生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无须另划入海外华文文学之中；还有论者则强调“留学生文学”自有历史脉络与发展规律，甚至已编撰出《留学生文学史》之类的宏大叙事。而《小说界》中，在设置“留学生文学”专栏的同时，又无视定义规则，常与海外华人文学、大陆文学、上海文学等重叠混杂的现象，不正是对上述立场的同时展现吗?
作为当代文坛的反映器，文学期刊呈现各种力量的交织与冲突，构成的是杂语共生、鲜活流变的文学现场，带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新闻性，能够充分显现文学现象与文学潮流的复杂流变性。《小说界》有关留学生文学的紊乱感知和话语歧异，为研究者反思简单化与线条化的研究思路提供了重要参照。
结语
《小说界》是留学生文学的重要倡导者和建设者。然而，由于它并非当代文学期刊中的权威，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加之一些影响较大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如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与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并未刊载于其中，因而一向被研究者所忽视，更谈不上对它进行专门研究。但是，有关“传媒与文学”的关系命题若要深入，就不能忽视媒介群中的任何一个关节点。《小说界》应是具有“关节点”意义的有关“留学生文学”的媒介空间。从上文论述来看，《小说界》为留学生文学的研究保存了鲜活的文学现场，有利于呈现和解决一些以往所未能关注的重要问题。第一，有关留学生文学的兴盛与大陆文学传媒转型及阅读走向的关系。正是作为《小说界》转型的有力武器，“留学生文学”才被整体凸显，因而一开始就被定格在“可读性、世界性和新闻性”的视野之中，迎合大陆读者的阅读期待。其次是留学生文学与都市想象及海派文学的关系，由于《小说界》是一本具有海派风格的文学期刊，留学生文学被整合进入文学上海的秩序之中，凸显了都市想象的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叙事风格，成为了海派文学的重要支流，显现出留学生文学整体审美风格的特点与走向。第三，呈现了有关“留学生文学”的定义与定位走向的混杂性。由于媒介话语的不稳定性和含混性，《小说界》未能形成有关“留学生文学”的理性认知与整体观感，和学术话语体系保持了张力关系，大陆语境下有关“留学生文学”的纷争与歧义得到展现。总之，作为留学生文学的鲜活现场，《小说界》的研究视角敞开了以往所未能关注的现象与问题，对它的深入探究，将有利于避免简单化与线条化的研究思路。
(责任编辑：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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