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乡、异乡和旅行中的世界是新移民小说中三重典型的地理空间。“河流”景观凝结了深切的怀乡情感和决绝的离乡意识；异乡城市景观体现了新移民由陌生冲突到积极融入的人生体验；旅行景观说明作家往往是以跨文化视野思考人类命运的世界主义者。新穆民小说由地理跨界出发走向文化跨界，而这种双重跨界正是其内在特质。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地理景观；空间意识；文化跨界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6－0039－07
新移民作家一方面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文化根性，另一方面对于居住国文化又努力融入，文化冲突在他们身上远没有前人那样势不两立。正如饶芃子教授所说：“纵使移民过去，也是多了一种身份，‘移民并非离家去国，而是改换发展的方式而已，时时可以回来，时时可以过去，渐渐出现了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太空人，他们是新时代的散居者。”新移民“飞来飞去”的生活，也使他们笔下的人物处于一种流动性状态，他们时而回首故乡往事，时而关注异国故事，时而又旅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原乡、异乡和旅行中的世界正是新移民小说中构建的三重地理空间，各有不同的文化表征。文学地理学主要“研究作为作家的人所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间与作为作品反映与创造的具有虚拟性的地理空间，它们与文学作品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与作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从新移民小说中的地理景观出发，探讨作家在对现实地理景观的取舍中如何赋予虚拟的地理空间以种种特别的意义。
一、河流：原乡地理景观
故乡，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空间如何确立?在对于故乡图式的追溯中，“河流”往往标示了故乡的所在。虹影在《饥饿的女儿》中如此描述故乡重庆的地理位置：“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的中心……”在这里，作家如同专家绘制地图一般，通过“河流”标记出山城重庆的地理位置。张翎的故乡也与河流有关，《雁过澡溪》、《空巢》、《尘世》、《邮购新娘》等小说中的故乡，就叫做“澡溪”，那一条溪流，俨然成为故乡的称谓。《金山》对广东原乡地理的刻画，也是借助于一条河流，甚为有趣的是她还专门画了一张广东自勉村的地图插画，延河而绘，那条贯穿整个村子的无名河流，成为了故乡村落的地理标记。
河流的地理意义不仅仅是标记领土。在陆上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里，河流是一条离家和回家的路。虹影对自己的归家之路，是这样描写的：“我的家在长江南岸……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口。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我的家。”这条路线的起点是“家”的对岸，也就是长江的北岸。南岸是家，北岸是无数次被眺望的远方，很显然，这是一条从远方归来的回家路。《金山》中金山客的回家路也是延河而行，移民局的人要拷问“家”的具体位置时，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自然无从下手，当得知有一条河时，立刻就找到了地理坐标，于是问道：“从河里上来往你家走，中间要经过谁的家?”那张被用作应付拷问预先绘好的家乡地图，便是从无名河上的下河台阶为起点，延河而绘，终点就是家。每一个离家的人在回首故乡的时候，总是沿着河流的路线进行记忆追溯，因为他们当初也正是沿着它离了自己的家。
河流作为地理景观的意义，还表现在它不仅是故乡的地理标记，更是故乡的文化标记。对水有着特别依恋的张翎和虹影，她们一个生长在温州瓯江边一个叫澡溪的地方，一个来自重庆嘉陵江和长江汇集的岸边。尽管“择水而居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不同的水孕育了不同的人生”(张翎)。在张翎的笔下，故乡的澡溪“水有深有浅，深处不见底，浅处露着一排大小不一的石头，是让人涉水过河垫步。水色依稀有些浊黄，不是水本身的缘故，却是水底石头的颜色。水心空荡着，沿岸却长了黑压压的一片败草，将水剪得凌乱起来。秋虫声声，聒噪不止”，一派清丽、幽静的景象与江南文化的婉约、细腻相对应。而虹影笔下的长江，却是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孔：“锯屑总把那一段江水，扰成一种怪怪的浓汤。尸体沾裹着木屑，颜色不明不白，肿胀得像一段树木，很难辨认出淹死的是什么人”。在长江上看死尸成为重庆人刻板生活中的乐趣，重庆人火爆耿直、无所畏惧的麻辣性格，恐怕与此不无联系。
张翎的小说即便是描写苦难，也有那温婉内心的不忍。《金山》主人公总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捡到或接受老天和朋友的馈赠，从而改变固有的穷困；她也总能在主人公受尽磨难时峰回路转，譬如阿法的洗衣店遭当地反华的白人打劫，十几年付出付诸东流，却意外地在好友瑞克的帮助下打赢官司，获得巨额补偿而另谋出路；在阴暗的生活中还会有一些星微的亮色，阿法一贫如洗、受尽磨难的乞丐时期，唐人街上有着特意为他留在后门的炉火。张翎对人际和命运还存着善意的温情。2005年，她曾经这样说：“我曾经打算把生活撕他个鲜血淋淋，皮开肉绽。可是写着写着，笔下一软，又回到了那个温软的老路。”时隔四年后写作《金山》的张翎，依然保存着那温软的内心。
而虹影却与张翎截然相反，令人绝望的苦难正是她钟情的主题。在《孔雀的呼喊》、《一个流浪女的未来》等小说里，她尽力刻画人生的酸楚，那样一种无处可逃的人生处境，正如她自己所说：“苦难于我是‘带发修行。”《饥饿的女儿》中的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不幸，人与人之间短暂的温情立刻让作者掐灭。养父对“我”还有一丝温暖，生日时特意给“我”钱买稀罕的包子，“我”特意留给辛劳的母亲，结果却被母亲绘声绘色地告知这有可能是人肉包子，因此温情的基调立刻变得狰狞起来。而这刚刚施“我”以温暖的养父，却没有好人好报，不久就跌进长江，成了瞎子。在她和小说里，如此决绝而冷酷的描写，随处可见。童年在长江边看“死尸”的经历，磨砺了虹影无所畏惧的性格，哪怕是人生中最深重的苦难和最残忍的无奈，她都直言面对、绝不回避。陈瑞琳说张翎是“水做的女儿”；无独有偶，虹影《饥饿的女儿》英文译本译作《河的女儿》，说明她们都是河流的女儿，故乡的河流则是“母亲”，是其生命的孕育者与源头，是根。地理跨界不是对母国文化的舍弃，而是带“根”旅行。以河流为表征的故乡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鲜明的地域文化，铭刻在张翎和虹影的原乡文化记忆中，成为她们挥之不去的文化根性。纵使游走海外，也不改其本色，所以张翎的小说是一惯的海派风格，阴柔婉约如清丽的江南小溪；虹影的小说，却是劲砺严酷，若重庆长江的浊江咆哮。
新移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流景观，因其是故乡地理与文化的双重标记，引起新移民小说作家长久的怀乡情感，此外，也正是这同一条河流以其流动不拘和无限延伸的特性，往往触发他们的离乡情怀。故乡的山石树草都是不可移动的，唯有河流不独属于故乡，它总是流
向不知名的远方，对河流的迷恋也就成为对远方的迷恋。每一个逐走他乡的人，总会在心里听到了远方的召唤，而自觉地进行自我的放逐。张翎《邮购新娘》有这样一个片段，描写一位美国牧师约翰怀揣着救世理想来到温州，当他来到瓯江边，他想起家乡有一条叫鱼溪的河流：“在许许多多有阳光的日子里，他也曾站在河岸上最高的那块石头上，看着河水闪闪烁烁地流向没有尽头的远方。即是在童年，他就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水都是相通的。水在他们终结的地方汇集成一个点，那个点的名字就是上帝。”正是听从水的尽头，那远方上帝的召唤，约翰才远走异乡，在战乱的东方乡村，他不顾战争、疾病和贫穷，不计得失地通过兴办教育以实现其救世理想。远方的召唤，在张翎小说《向北方》中体现得尤为深刻：生长在南方的他，从少年时就感到“轻巧的南方压在他身上千斤重担”，“江南的城郭就像一件小号的金缕绣衣，他轻轻一动就能挣破那些精致的针脚”。于是，当他仅仅只是查到其目的地和中国最北城市同一纬度时，就迫不及待地要抛妻别子，奔向北方。和远方意象相连的是“寻找”，当问及张翎小说是否有一个母题时，她脱口而出的是“寻找”。这个母题，不仅仅是张翎的写作状态，更是所有新移民作家共同的精神体验。
新移民文学和以往移民文学最大的不同，便是新移民作家对于故土的追忆与怀念并非以“叶落归根”为旨归，与此相反，在怀乡的同时他们更渴望自我放逐、走出家园。从新移民小说作家对“河流”这一地理景观的刻画中，可以看出深切的怀乡意识与决绝的离乡意识并存。
二、街道：异乡城市地图
跨越遥远的故乡来到异乡城市，现代城市是一副色彩斑斓的镶嵌画，容纳了众多属于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人。当陌生的异乡城市向新移民作家展开它的地图时，新移民作家们最先记住的地图标记便是“街道”。某条街道对于城市的意义，好比“河流”对于某一地区的意义。在王瑞芸《巴黎来客》里，一个北京的工人在结婚生子、人生安稳之前，耗尽所有积蓄自费来到巴黎，仅仅因为儿时看过一个电影镜头，激发了他心中的异国情调，从此许下心愿：“要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亲自走一走，而且要和一个漂亮姑娘一起在街上喝上一杯咖啡”。巴黎的浪漫由香榭丽舍大街、咖啡和漂亮的姑娘组成，香榭丽舍大街也成为了巴黎的文化标签，巴黎喝咖啡的行情，是在街上喝比在店里喝贵一倍不止，其差价正是街道所代表的巴黎城市的浪漫。“街道”作为新移民认识城市的起点，无疑是浮光掠影般停留在城市生活最光鲜的表面，承载了最直观与最感性的城市意象。
“车站”是城市地图中的枢纽，它连接着街道，从而使城市成为一个整体。在车站里，往往聚集了各色人等，他们本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目的，等候着通往城市的不同角落。等车无事可做时，对于艺术感觉极为敏感的人来说，在车站里观察世态人生，可谓得天独厚。《少女小渔》是严歌苓初踏上异国国土所写的一个短篇，开篇是对一段车站的描写，小渔在车站等候男友的那段工夫里，观察着出入车站的人群：“前一拨是各个工厂放出来的，后一拨是从写字楼走下来的”。作家似乎想告诉读者，西方大城市里的诱惑和欲望大抵如此，表面光鲜，却未必更好，却招引着人拼命牺牲内在的便利，以换取表面的光鲜。在《无出路咖啡馆》里反复出现的地铁、车站、机场等，也成为城市特有的枢纽。其小说里的“车站”描写，往往透着沁人心骨的寒冷：“一切都带着冰冷的清晰。所有墙上、柱子上，椅子上狂舞的涂鸦都在这冰冷透彻的能见度中显得格外生猛”。与彻骨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流浪汉们好似夏威夷浴场般的姿态：他们抓紧时间享受的唯一温暖，是悬在候车长椅上方的电取暖器那橙黄色的光晕；但即便是那橙黄色的光晕，也只是短暂的温暖，因为警察会随时将他们驱赶，让他们进入城市寒冷的夜里。这是现代作家们所批判了无数次的城市生活缩影，冰冷的不仅仅是城市之夜，还有城市里人际的疏淡和冷漠拒绝给陌生人温暖。从“街道”的直观体验到“车站”里对城市生活的细微观察，新移民作家利用“车站”这个放大镜，刺探着陌生城市那真实的内核。
如果说街道和车站还仅仅停留在城市地图的表面，那么，当新移民作家关注的眼光越过街道、穿过车站、进入那一个个房间时，他们才开始真正的进入城市的腹地。在凌波的《纸鹤》中，三个来自不通国度的城市边缘人，在中国餐馆周记小馆相遇，开着寒碜餐馆的中国人阿威，有着不幸家庭和失意爱情的越南女安，曾参加越战现沦为停车场守门人的美国老兵。他们每个人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出发，对他人进行想像性虚构。阿威在安来到餐馆见工时，他对越南女孩有着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当他试探着问起安的父母，得知安并非“美国大兵在越南下的种”，不免“觉得扫兴”。他认定从很小的时候就过来生活的安，其实已经很美国化了，特意提醒她要庄重。殊不知安的刚烈和保守，她不齿于母亲曾和美国兵生下孩子，在越南沦落为吧女。当被男友叫做“西贡玫瑰”时，安毫不迟疑就要吞安眠药自杀。美国老兵更是把安想像成在越南杀死的女孩，于是每日折纸鹤放进安的车里，表达他的忏悔，事实证明，这只是美国老兵一厢情愿的举动。纸鹤勾起安对堕落和离开的爱人种种爱情的猜测，最后谜底揭开，安对美国老兵一阵鄙弃，声称自己绝不是母亲那样的女人。不管安是否愿意，她都成为中国雇主想像的类型符号和美国老兵的历史记忆符号。在异质文化的交流场里，对“他者”的想像性理解是造成交流阻碍和彼此误读的主要原因。凌波的思考代表了新移民小说家们对于异域文化的态度：跳出对“他者”的刻板想像，以跨文化、跨民族的跨界思维理解和接纳“他者”，才能做到对“他者”的客观理解，和对彼此历史的谅解。
新移民作家不仅要超越原乡文化客观理解异乡文化，在异国文化的参照系下，他们也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而产生新的思考，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异国文化。在《邮购新娘》的主人公林颉明的咖啡馆里，有象征着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两个女人：一个是经理——异域的混血儿塔米；一个是准老板娘——来自中国的未婚妻江涓涓。林颉明时时反思和对比这分别来自异域和母国的两个女人：塔米是典型的西方女性，独立自主、崇尚自由、肯定自我价值，她有自己的家族餐馆，却独自一人来到一个中国人的餐馆，从招待员做起；江涓涓却是辞掉中国的工作，仅仅凭着几次电话联系和一次见面。便以“邮购新娘”的身份来到多伦多投靠未来的老公。两人在餐馆里难免发生冲突，塔米瞧不起江涓涓“邮购新娘”的身份，经常在背后打趣，而江涓涓也不满意塔米经常擅作主张，从来不把老板放在眼里。江涓涓希望拿出大部分资金供其求学，而塔米希望买下新店面开拓事业，这让林颉明左右为难。在餐馆惨遭火灾之后，备受打击的林颉明卧病在床，精明的塔米处理索赔的琐事，并物色好新的店址，为他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未来。
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林颉明选择了塔米，是他对异乡文化和观念的接纳。因为曾经走进他生活的女人，都让他联想起花朵——娇柔，温婉，开落无常，需要他无时无刻的呵护与关注：“惟独这个叫塔米的女人让他联想起树木——一棵采集阳光采集水汽采集大自然一切力量的树，一棵在风雨里高扬着长矛般的枝叶的树，一棵在冰雪里孕育着来年生命的树，一棵在他疲惫的时候可以让他靠上去歇息片刻的树”。这是西方女人在家庭中独立、开放、平等的形象，塔米与他并肩站在一起给他以无穷的力量，这不同于东方观念里需要照顾与呵护的女性形象。林颉明并没有因为选择塔米而遗弃江涓涓，而是和塔米协商依旧为她出那笔为数可观的学费，东方男人的责任感使林颉明把江涓涓作为亲人来照顾。接纳了异乡观念的林颉明，并没有丢弃他的族裔身份，对他来说，只是多了一个身份而已。林颉明既不固守在本民族的文化中作茧自缚，也未向异域文化作谄媚的趋附，在塔米和江涓涓的比较中，他找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并接受了异域文化中的健康因子，从而体现本土与异国之间的文化张力：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作为混血儿的塔米，母亲是牙买加人，父亲是爱尔兰人，林颉明和她的结合，将是更复杂的混杂。混合的不仅仅是血统，更重要的是文化。正是在他们身上，实现了由单一身份向混合身份的跨越。
三、旅行地理：《阿难》的宗教之旅
实现从原乡母国到异乡居住国的跨越，新移民作家跨界的脚步从未止步。在全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他们的行踪不再囿于一时一地，交通的便利使他们在地理上跨越五大洲的界限，开放的心胸使他们自由穿梭于不同国度的文化与历史中。频繁的文化撞击，必然导致混合文化的生成，成为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世界公民。
虹影在《阿难》中讲述一位中国女子的印度之旅，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对主人公来说，这既是一场“地理之旅”，更是一场“文化之旅”。虹影的视角是中国人的视角，其思考的出发点是本民族文化，这是新移民作家无法摆脱，也不能丢弃的文化根性。但是，她真的是跨越了本族文化，甚至跨越了居住国熟悉的文化；与此同时，已经超出移民文学以往书写乡愁、乡情和文化冲突的惯常主题，将思考的深度迈向超越一切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主题。印度之旅的目的本不是接受宗教的洗礼，而是受两位朋友所托，寻找恋人阿难和追捕罪犯阿难。浸染本族文化的“我”，尽管对恒河所代表的印度佛教保持着理性的距离，但仍然不得不受其影响，在大壶节前夜完成了在恒河的忏悔礼。“我”的旅行线路：黄河——帕米尔高原——德里帝国旅馆——亚格拉泰姬陵——婆罗尼斯大壶节——恒河。小说开篇就说：“飞机过了黄河，继续朝西南方向飞”，黄河是此次印度之旅的起点，暗示了书中主人公的文化身份。在帕米尔高原的上空，我有一瞬间的灵魂出窍，“我觉得身体忽然轻飘，脑子轻得干脆消失了。一刹那间，我觉得已经离开飞机，飘在空中”，暗示此次之行将是触及灵魂和心灵的旅行。第一站新德里是全印度的商业中心，这里“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互相辉映，与全世界有面子的大城市一模一样，现代化被擦得铮亮地展出”。在这里，“我”住进了全球最高消费一夜三百美元的五星级旅馆，享受顶级豪华的“香汤沐浴”，于是“我”在欲洗涤灵魂前，让肉体在尘世间好好腐败了一回。那里过于奢华的铺排，在赎罪的道路上，象征人性的第一重罪恶——“物欲”。第二站亚格拉，那里的泰姬陵是一个古迹，更是一段爱情的见证。于是，在亚格拉的思考与话题，都与爱情有关。“我”拒绝拜访这座爱情的华厦，因为“我”不相信爱情，因为丈夫肆无忌惮带着别的女孩回家，面对这种羞辱，“我”只能保持沉默。亚格拉之旅象征人性的第二重罪——“情欲”。穿越象征“物欲”和“情欲”的德里和亚格拉，“我”来到旅行的终点婆罗尼斯，恰逢印度十二年一次的大壶节前夕。在大壶节这一天，人们举行恒河沐浴仪式，以祈求洗净每一个人身上的业障。印度佛教的文化教旨有很多，而婆罗尼斯的大壶节所代表的，正是那种涤罪的思想——通过清洗肉身来忏悔自己的灵魂。面对恒河里集体沐浴的宗教仪式，“我”嗤之以鼻，认为那是万众狂欢式的俗事，迟迟没有去拜访近在咫尺的恒河。直到有一天，因为寂寞和无助，与老友孟浩在旅馆开房，“好像两个快溺死的人共同抓住一个像救生圈的东西”，醒来后却是无边的痛苦和莫名的罪恶感。“我”在极度沮丧下，到旅馆外空无一人的街上，漫无目地摸索着，却不由自主来到清冷的恒河边。清晨一二点，独自一人走向一月冰冷刺骨的恒河，浸入只有三度的河里，浑身打着激灵。“我赤裸着浸入河水，包括头发，然后一身水淋淋仰起头，双手合十，顶在额前”于是“我”开始忏悔。起初，“我”在为自己忏悔，忏悔作为一个女人面对荒唐的婚姻，忍受羞辱时的软弱和逃避。继而，“我”忏悔和孟浩的荒唐一夜，正是这种行为打破了他一贯秉持的理性和秩序。接下来，“我”不再独独为自己忏悔，我为家乡那些“吵架打架说闲话挑事非”的邻居忏悔，同时为“文革”中武斗两派的人忏悔。最后，“我”为整个民族忏悔和反思，在空无一人的恒河上，“我”经受着一月里河水的刺骨寒冷，“我轻轻祝福着，我不知道我心中的你是谁，我是个可怜的中国女子，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但我此刻强烈地感觉到我需要一个你：高尚的存在，超越的终极，一个绝对纯粹的你”。这个“高尚的存在”，正是在印度佛教文化比照下中国文化中所缺失的某种宗教般的忏悔和涤罪。
在这条旅行线路中，起点和终点都是“河流”。“河流”在虹影的每一部小说中不再是普通的地理景观，而是承载着某种独特的思考。黄河孕育中国人的文化一心理结构是“乐感文化”，它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充满感恩和乐观豁达，却惟独缺失对于罪恶的反思。恒河沐浴的涤罪仪式，的确表现的是对罪恶的反思和忏悔，正可以作为一种补充。“人们都依赖于某种文化而生，却又恐惧沉溺于某种文化而变得平庸。”印度之旅让“我”这个中国人的视点发生了转移，从黄河所代表的固有文化的根源走了出来，在异国文化里看到了自己，于是不由自主受其感染。但是，在文化接受的过程中，必须在民族文化记忆和接受“他者”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为文化跨界走向的总是多元文化而非一元文化。“我”在清晨忏悔之后，并没有成为虔诚的教徒，依旧以极度调侃的语调，不屑于万众狂欢式的宗教仪式。
“跨界”是新移民小说的典型特征，绝大多数新移民小说中都存在由“地理跨界”引发“文化跨界”的现象。“移民”本身就是跨越国家与地区地理疆界的行为，而移民小说的价值也在于它是一种跨越了文化边界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倘若失去了这种双重的跨界，也就失去了新移民小说的内在特质。“跨界”理念不是跨界分离而是跨界合作，是不同领域的合作和交融。走向跨界的多元文化，正是新移民小说呼应全球化大趋势的必然选择，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民族想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已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新移民作家出发于“原乡”，思考在“异乡”，终极于“世界”，其文化身份在不断的地理空间流变中，形成既坚守文化根性又吸纳异质文化的混合性，最终打破民族与文化的藩篱，成为以跨民族、跨文化的思维来思考人类普遍命题的世界主义者。自然，新移民作家笔下的地理空间书写，往往也存在某种缺失。首先，在对居住国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中，多半还限于城市边缘文化景观，随着新移民在居住国对于主流文化的融入，相信会出现更丰富的城市景观。其次，缺少对中国当代城市空间的描写。尽管裘小龙创作了一系列以20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为背景的侦探小说，但从总体而言对当代中国城市的描写仍有所缺失。最后，地理空间开拓经历了由“原乡”到“异乡”再到“世界”的演进，那么，能否再往前一步，随着人类对太空的开拓，特别是美国与欧洲的科学家日益频繁的太空探索，新移民作家能否开拓日新月异的宇宙空间，体现当代人类全新的生命观与宇宙观?
(责任编辑：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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