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海外华人文学创作中，亚纪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从张爱玲到今天的很多华人作家，都会使用亚纪实的方式进行创作。其中既有在海外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以及生活局限，同时也是中外文化震荡的结果，分析这个现象，对于了解海外华文创作的现实主义特点有着全局性的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亚纪实；原创性；文化震荡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6－0029－05
一
1、《小团圆》是一部长篇小说吗?张爱玲最新出版的小说《小团圆》是她移居到海外之后的最后一部作品，完成时间约在1975年到1976年左右，但直到她1995年去世，这部稿子还一直在修改之中。她生前还多次表示要将这部稿子销毁，不愿公诸于众。其中隐情颇引起猜测。我当时曾经参加了张爱玲逝世之后在洛杉矶的所有事务的报道工作，包括在举行葬礼问题上的纠葛矛盾、悄然往海上撒骨灰等等，张错教授等人非常圆满地完成了张爱玲的遗嘱。张爱玲在洛杉矶居住，几乎与世隔绝，即便在逝世之后也不希望惊动他人，不举行葬礼，不留任何痕迹地走完人生。而这部最后的稿子相反地却留下了太多张爱玲生活的痕迹。我们可以说张爱玲这部作品介乎于写实和虚构之间，把张爱玲的一生都剖析给一向风靡她的读者，她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按照张爱玲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揭发自己的”小说。她自己描述道：“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忙着写长篇小说《小团圆》，从前的稿子完全不能用。现在写了一半。这篇没有碍语。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的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我也不是否定自己。”但是当我们读完这部作品之后，竟然惊讶地发现，书中的情节和生活中的张爱玲从小生长的环境、家庭、遭遇以及她本人的经历是如此的吻合。甚至连主人公盛九莉的生日和作者的生日都一模一样。有人说这是张爱玲的一部自传，也有人说这是一部记录张爱玲一生的报告体文学，或者简直就是一部纪实体文字。陈子善先生在张爱玲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怎样将文章的虚构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正确的联系”是研读《小团圆》的根本，“《小团圆》是张爱玲历时20多年反复斟酌的故事，甚至到去世前也未完全定稿。她既想还原自己的一生，又避免不了戏剧式的想象。”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认为本书是张爱玲对自己30岁人生感觉的描述，是旅美后的张爱玲“写作——回忆”二元生活的心境写照，也是张爱玲“等待的一生”最好的刻画。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尊重作者本人的定位，也就是说它是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着张爱玲本人独特的构思和情节展开的节奏，而且书中大量的张氏语言描写也都和张爱玲此前的小说相类似。有人曾经质疑这是不是张爱玲的东西，仅从文本出发，我们就可以知道应该是的。但为什么这部作品与以前的反差如此之大，引得人们不禁怀疑其真实性?我个人认为，这是张爱玲到了海外之后文风迥变的一部代表作品。
考察这部作品，小说所有的人物在现实中都可以找到，我们找到的似乎已经超出了原型这样一个概念，尤其是张爱玲本人在书中成为用英文名字翻译而成的盛九莉，胡兰成成了邵之雍，他们的对话，证之以胡兰成的纪实散文《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纪实性非常强的小说。但我们无法把它归纳到新闻纪实的题材，由于书中的人物都并非现实中的人物名字，这就不符合新闻纪实的所谓五个W的要求，当然还是应该把它归入文学创作类。但是当你静下心来慢慢读这部作品的内容，然后将内容与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相比较，那你就会觉得，如果把这部作品不算成是张爱玲的真实自传也很难。
最明显的例子是主人公的一生经历。很多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已经对于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证，《小团圆》贯穿始终的女主人公盛九莉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张爱玲的传奇一生。她与邵之雍的相识相知到私定终身，也都符合生活中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交往过程。例如书中写到的两人结婚证书的日期，上面所用的语言，都可以在胡兰成的纪实散文《今生今世》中找到蓝本。盛九莉与邵之雍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书中的其他人物、很多情节都是在张爱玲的周围发生，而且不加润饰，完全照搬了生活中的情节，甚至作者还添加了几个不为人所知的个人秘闻。尤其是当你对照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关于民国女子张爱玲的真实描写，《小团圆》的纪实性是非常明显的。此处我不举具体的例子，读者可以从《今生今世》一书的第146、153、154、163页等多处找到连文字都相似的章节。
既不能归类为纪实体，又不按照小说创作的规律、用张爱玲所擅长的手法进行花团锦簇的创造性写作，就像张氏40年代“出名要趁早”的一批精彩文学作品那样，那么，象这样的纪实性的小说，在文学理论上似乎还没有一种分类。有评论家用“自传体小说”来分类，但我觉得不然，自传和小说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类别。自传要求的是尽可能的真实，而小说要求虚构。从海外创作的规律来看，我认为，张爱玲的这部作品可以用“亚纪实”文学创作的分类来指认。
2、“亚纪实”文学。所谓“亚纪实”文学，是我根据目前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而构拟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别。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说，纪实与虚构是截然不同的两类文学体裁。我们研究文学作品，往往重视虚构类而忽视纪实类，但这两者实际上都是文学作品，或者说是文字作品。中国传统观念对于能够写字写文章的读书人是特别重视的，在现代汉语中把搞创作的人称为作家，而写新闻报道纪实类的就是记者，一个是专家，一个是记录者，显见两者之间的差异。而西方文学界从来没有去忽视纪实而重视虚构，所以他们的笔会成员或者作家就是：写手(writer)。这两类作品从文体上分类而不同，但其文学意义是相同的。从19世纪开始，纪实类文学一向得到读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到了今天，生活有时真的比虚构的还要精彩，很多纪实类作品都成为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题材，甚至成为奥斯卡得奖作品。这些作品，都标注着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在美国的任何图书馆和书店，对于文字作品的分类首先用虚构还是非虚构来划分。英语中就用“fietion”和“nonfiction”之分，但中国作品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并非首先用这两类来划分，而是用报道、小说、报告文学、新闻作品等等，界线并不如英美划分的如此斩钉截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虚构和非虚构之分。虚构的作品使用想象力来讲故事，非虚构的作品则按照真实生活来描述故事。
张爱玲的这部《小团圆》正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纪实和非纪实之间，所以我称之为“亚纪实”文学作品。
“亚纪实”这个概念就是，运用纪实的方法写出一部貌似虚构的作品。看上去是一部小说，内容是虚构的，但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按照
生活曾经发生的情节和顺序来描述。如果把它定位为纪实作品，所有的人物姓名、场景却都用了虚拟的方式，而且作者确实进行了文学加工，调换了叙事场景和时间，人物从外形到命名都重新做了安排或者替换，作者当然也不承认是纪实作品；如果把它定位为小说，所有的情节人物却“无一字无来历”，小说的结构、语言、技巧不太明显，所以叫“亚纪实”作品。
3、海外华人作品的“亚纪实”现象。如果说张爱玲《小团圆》可以归类为海外华文作品的话，那么她就参与和奠定了海外华文作品的“亚纪实”作品的写作，也符合海外华文作品的“亚纪实”现象，或日特点。
按照文学的分类，小说是最大的虚构文学，可以通过想象，创造人物和事件，来安排情节和矛盾的发展。新闻报道、纪实长篇、传记等等应该是最大的非虚构类作品。在小说中，作者塑造的人物也许有着生活中存在的原型，但是通过作家的想象力，就像鲁迅谈创作体会时说“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文学创造通过虚构的方式，使人物比起生活中的原型更加鲜活，也更加集中地表达了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个性。
亚纪实文学虽然也冠以小说之名，但往往用一个人的形象和经历，甚至主要就是用作家自己的形象和经历贯穿故事，作家本人的生活逻辑发展也成为小说中的人物逻辑发展。通过如实的描写，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就等于生活中的原型。这样的作品就会呈现出双重特点：虽然是小说，但是并不虚构，虽然是纪实，却并没有真实的姓名和地点，作品也冠之以小说之名。“亚纪实”文学带有强烈的回忆或者现场直播的特点，通过对于事件及人物的回忆，或者通过事件的现场发生特点加以报道，比较质朴和忠实地记录事件和人物，有的时候连时间、地点都与生活中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也许就是稍微改变了一些人物的姓名。
“亚纪实”文学不太使用文学的创作技巧和结构，追求的不是文学的逻辑而是生活的逻辑。由于具有纪实的特点，它比虚构的文学作品更具有震撼力。从近年海外华人文学作品来看，很多都带有亚纪实的特点。
二
1、“亚纪实”文学发生的原因。张爱玲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当她的生命中走到了1975年之后，差不多就是她在五十岁以后，最喜欢阅读的东西是“记录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纪实”作品。
近年来看的书大部分是记录体。有个法国女历史学家佩奴德(Regine Pernoud)写的文莲娜王后传——即《冬之狮》影片女主角，离婚再嫁，先后母仪英法两国——里面有这么一句“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向来如此。”
张爱玲非常欣赏这位法国女历史学家的这句话，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作为一个用中文作为母语创作小说的作家，她的土壤和根系是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母国。只有在中文的土壤中，在那个环境中，才可以获得最大的表达氛围，也能够做到象鲁迅所说的用各地的人物故事作为创作的基础。一旦来到海外，这种母语的根系断了，土壤中的营养无法直接输入到母语作家的心灵中，而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些媒介来传送，她的营养就不够，要形成多种多样的丰富的人物个性，就要深入外面的与传统生活完全不一样的这片土壤。试想，张爱玲原先在上海那幢西式公寓中的华丽氛围突然消失，转而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中，文化迥异，创作对象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的积累很难置于一个新的语境，张氏语言要在此时改换成另外一个语种，形成一种外语风格，这对于习惯于使用汉语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等到一个人在陌生环境中的身份认定成为第一需要之后，她用母语创作的源泉便开始凝固。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活水已经遥在天边，创作灵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渐渐趋于枯竭。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张爱玲，其他作家把自己的私事作为写作题材、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创作对象也就很自然了。在一个动荡的社会中，在一个社会制度、思想、政治甚至语言等等方面变化特别巨大的时代中，世态炎凉，环境裂变的情况会激发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国人向有关注现实生活的传统，对于真实的事件和故事具有强烈的阅读兴趣。鲁迅曾经在《怎么写》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中国读者对于作品的真实性诉求，这种阅读感觉已经影响了中国很多作家和作品。他指出，读者在阅读虚构类作品时，“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中国读者纪实性阅读习惯的形成，与中国文学长期借助于历史故事敷演成书有关。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西游记》和《红楼梦》，必借助于史实来展开创作，非如此不足以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样由于阅读习惯，日记类著作在中国阅读群中也有很大影响。在上文中，鲁迅揭橥纪晓岚攻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认为该书将两人的密语都记录下来，而“这种密语，绝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而知?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中国的笔记类小说流行千年，与这种阅读习惯莫不相关。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旧时代知识分子惶恐不已，吴宓就在其日记中详尽地记录下这些变化，他的纯粹纪实的日记就成为一代历史真实的描述。翻看他的日记，你会真正感到“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的戏剧性”的意义。在一个靠谎言堆砌的环境中，唯独纪实类作品还能够保持原创的风骨。现在有更多人关注纪实类作品，并有“新史记系列”出现。湖北有一位作家野夫说：“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录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藉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如今，野夫在云南租了一个农家院子，在此生活、写作。2008年四川地震前，他在四川德阳市罗江县调查有关乡土社会的问题，准备写作《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和忧思》一书。地震发生后，他就在当地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的精神重建，现在这部书已经完成一半“危机篇”，即危机应对的内容，正在写另一半“常态篇”。据悉，野夫此书的“危机篇”，已先在海南《天涯》杂志上发表了，反响特大。有评论认为，是反映四川地震的文章中最具深度的佳作。其中《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馀震绵延的大地》，前两篇在2008年中国散文学会评选的优秀散文奖中并列第四名。
2、文化震荡引起的纪实冲动。海外华人离开中国，在一个文化、语言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工作、学习、生活，最先发生的是CULTURESHOCK。(译作“文化冲击”或者是“震荡”)这种震荡会激起人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的欲望。《北京人在纽约》就是真实生活的记录。海外华文
作家可以说是对于写作最钟情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功利性，没有熟悉的语言环境，也就激起了个人的记忆。这时候他会很自然地想到用笔把自己最值得纪念的事情记录下来。当然另一方面，离开自己最熟悉的创作环境，灵感得不到有效的泉水灌溉，渐渐地就会枯竭，通过灵感编织故事的素材也就减少了许多，这些作家反而更加珍视自己的经历。来到海外之后，文化震荡冲毁了昔日的记忆，让人们必须在新的环境中开拓新的生活。这种震荡几乎在每一个出国留学、定居、结婚、开创事业的人群中都会发生。文化震荡的回声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抚平的，那是一种整个生活颠覆的感觉，整个生命都在一种炼狱中重新涤荡之后的新生。细腻的带着观察生活细节的作家首先会把这种震荡在心灵上的冲击记录下来。这时候，把真实的故事描述下来真的会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的戏剧性，会更加精彩和丰富。两种文化相撞之后产生的强烈震撼把人们的记忆持久地带到一种故事环境中，没有一种虚构的故事可以代替这种震荡出来的强烈的纪实写作的欲望。作家永远都在用犀利的目光去审视生活中的一切，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无法理解的社会环境以及永远抹不去的思乡恋情，都会使作家沉浸在难以言说的环境中，于是就有了要记录、要纪实、要把这种震荡如实反映出来的冲动。
但是海外作家又希望不仅仅限于真实的记录，尤其是在真实和虚构之间还存在着法律的分界线。一部全纪实的作品，要求无论从人名到地名，乃至情节、事件，无一不用真实的身份。对于写作者来说，有时候是一种束缚。我当年写的《海外孽缘——纪然冰命案纪实》，是一部新闻报道类的纯纪实作品，对于故事的来源和对话，要求准确、精确、正确。因为这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用真人真事讲述新闻案件的长篇新闻报道，其中的人物牵涉到谋杀、欺骗、爱情、忠实等人伦道德和法律、法责等重大问题，稍一不慎就是另一场名誉、民事或者版权官司，于是就力求全部记录事实。我在该书前言中说“这本书无一字无来历”。虽然从人物到情节，乃至法庭记录、审理过程，都是按照法庭档案、法庭录音、采访录音及记录，甚至一些对话我都要找到原始证据。我发现的证据还曾经在法庭上成为证词，而我找到的证人也被警方约谈成为证人。全部按照真实情况来写，是新闻纪实类文章的要求，在每天的即时报道中我都这样做了。但是当我要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书的时候，出于叙述的考虑，我也对其中一些人物进行了虚化。例如书中写到台湾妇女和大陆妇女对待林黎云和纪然冰的态度截然相反。来自台湾的太太们到法庭前举着牌子要求释放林黎云，来自大陆的人士也到法庭举牌子，要求法官和陪审团严判林黎云。两方还发生了口水战。这些人的名字我都虚化了，对于他们每个人的描写我也尽可能地文学化，还有一些人士在事发之后发表的对于这个案子的评论以及侦查线索，我也都虚化了，因为成书之后就是一部历史作品，不是象报纸杂志那般随看随丢的东西，我就要通过这种描写来避免更多的法律纠纷。由此可知，为了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自由地写作，亚纪实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责任编辑：燕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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