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小团圆》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盛九莉对于自己30年人生的回忆,回忆极具私人性质。表面看来,女主人公既不属于社会,也不属于家庭,归属感的缺席从头至尾都在困扰着她对自我的处置。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现实情势决定了女主人公自我中心主义生活立场的形成。她不关心家族,也不关心民族,民族生死攸关的时代命运始终难以成为她的叙事中心。近乎残酷的冷漠似乎是女主人公唯一的鲜明个性,而此种个性之下掩盖的则是历史感深度匮缺的实质。
关键词:张爱玲;《小团圆》;家族;民族;冷漠;历史感
Abstract:Eileen Changs novel Little Reunion is about its heroine Sheng Jiulis personal reminiscence of her life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It seems that she neither belongs to the society nor to the family, suffering all through the novel from the lost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draws her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identity. However, it is this predicament that decides the formation of her egoistic attitude toward life. Her indifference to her family and her country epitomize her resistant character, beneath the cover of which is in essence the absenc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Eileen Chang,Little Reunion,family, nation, coldnes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5-0025-07
《小团圆》再一次向我们证实,遣词造句似乎是张爱玲写作的唯一特长,其所有气力几乎都一如既往地耗费在了如何表达那个人乐于咂摸的半明半暗感觉上。然而,也正是由于此种用心,注定了张爱玲在鸿篇巨制上的无所建树。设若说《秧歌》、《赤地之恋》所暴露出的是历史容量层面的干瘪,那么《半生缘》和《小团圆》昭示的则是思想分量上的严重先天不足。需要声明的是,并非我不重视那独具张氏特色的半明半暗感觉;我只是想说,由于这半明半暗之间的张力压根就未能把持住美学上的均衡张力,因而迫使你不得不有意无意地总要往半明处去。如果是可以待在半暗处也好,那至少还能容忍它所制造出的某种朦胧幻觉。可问题是,一旦到了半明处,你便再也无法抑制向往明处的冲动;而等真正抵达明处,最初耐人寻味的感觉自然也就回复为自欺欺人的真相抑或是莫名其妙的沧桑,恰如于《小团圆》首尾两度出现的这样的句子:“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在此,一个痴情人自欺欺人的寂寞等待也许还算自知,但紧随下来的故作沧桑可就没那么清醒了:“过30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栏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30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不管怎样,这着力营造的情调终究还是掩饰不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态。其实,两次若即若离的爱情差不多便是主人公盛九莉30岁人生的全部,所谓的沧桑再怎么沉重也不过就是这些实际内容。因为视野始终顾及不到身边远为宏阔的社会景象,一己片刻间的狭小心思便肆无忌惮地恒久蔓延到了整个天地之间。一副落落寡合的形象,不仅是缘于疏离了社会,亦是缘于家庭的疏离。换句话说,盛九莉不属于社会,也不属于家庭,归属感的缺席从头至尾都在困扰着她对自我的处置。这样一种现实情势决定了盛九莉只能将自我当作生活的中心,她的诉求就是她的全部。而在独立之前,她的诉求除了金钱又能是什么呢?金钱是其生活唯一牢靠的保证。应该说,也就是这种近乎偏执的物质关注断送了盛九莉同他人可能产生的一切情感交往。
姑且先不论盛九莉与亲人间的交往,就拿她和密友比比间的关系来看,心灵沟通的场合也是难见其中的。从她眼里,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位密友也仍旧摆脱不掉一副重财好利的嘴脸:“比比是精明惯了的,饿死事小,买上当了事大。”尽管在她和比比之间并不存在着金钱依赖的关系,但是在打量对方时,盛九莉依然想不到要去撇开金钱的视角。对于关怀自己的外籍教师安竹斯先生,温情照旧是建立在金钱上面的。这一样决定了盛九莉不可能将温情置于比金钱更重要的地位。在收到安竹斯先生寄来的“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的八百港币时,盛九莉随即涌出的感想几乎全部集中在了这钱而非人的身上:“邮包原样包好了,搁在桌上,像一条洗衣服的黄肥皂。存到银行里还有点舍不得,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千万别以为女主人公对于这破烂八百港币表现出来的无比多情是由于爱屋及乌,很快我们便会看到,得知安竹斯先生阵亡前线的消息在她那里引出的反应不过就是“震撼抽搐半天才迸出几点痛泪”,而且毫不影响她“继续洗袜子”。但是,接下来的一番心理活动却委实让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她最不信上帝,但是连日轰炸下,也许是西方那句俗语:‘壕洞里没有无神论者。这时候她突然抬起头来,在心里对楼上说:‘你待我太好了。其实停止考试就行了,不用把老师也杀掉。”倘若说是痛苦让盛九莉一时间有了神经错乱的后果,那这痛苦我想应该也不是因为安竹斯先生的死讯,倒该是因为那场即将到来的大考带给她的持续紧张,诚如作品一开篇所描绘的那样:“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此后的事实也在证明,安竹斯先生显然并未在盛九莉的心里占有什么位置,他不过就是其生命中一个不走运的过客而已。至于爱情这一最具个人私密性情感在盛九莉那里的姗姗来迟,这与其说是机缘的宿命,还毋如说是她个人情窦的自我封闭。
不能不承认,在经验上,盛九莉同张爱玲本人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重合,前者身上的落寞气质直接诉说的就是后者压抑的心声。事实上,《小团圆》很难不让人将其视为张爱玲一次漫不经心的私人回忆。说其“漫不经心”,是因为我不知道张爱玲究竟意欲通过这样一部文本表达什么。或许张爱玲本来就不想表达什么,毕竟,她的此次回忆完全属于一种私人化行为,倾听者绝非其所需。故此,《小团圆》更酷似一种呓语,没有起承没有转合,随心所欲思路恍惚。对于枝蔓繁芜的家族人物谱系,张爱玲根本无心梳理交代,她以为面对这些的只是她自己,而不是作为读者的陌生人。处处显得有些任性随意的语焉不详和指代不明,对于读者像是考验更像是遮掩。显而易见,即便是在她和读者之间,张爱玲也没有信心建构起某种良性关系。这样的隐衷说明的无非就是一种爱之能力的匮乏,此种匮乏反映在盛九莉身上,则是激情的不在和冷漠的拒斥。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盛九莉非但不致力于人际关系的建构,反而从一开始就试图淡化甚至是抹去自己与生母之间的亲缘关系。生母被她称之为“二婶”,这种错位的亲情关系是“她因为伯父没有女儿,口头上算是过继给大房”的缘故。然而,盛九莉执意要在心理上解除生母的历史地位,却也并非是想重新确认或者理顺自己同伯父伯母之间的契约关系。实际上,在弟弟面前,“她又跟着他称伯父母为大爷大妈,不叫爸爸妈妈”。也就是说,她并没有从内心接受这一人为确定的亲子关系。这也难怪,她仅是“口头上算是过继给大房”,伯父伯母不过是担当了一个养父养母的名分罢了。其实,一直主要还是由生母供给着她独立之前的所有开销。倒是可以一怪的是,如此名不副实的扭曲亲缘关系似乎竟然并未招致盛九莉的任何不适。“过继”没有给盛九莉造成某种被抛弃的失落感,相反,称亲生父母为“二叔二婶”,反叫她“从小觉得潇洒大方”。由此不难见出,血脉的固有联系在盛九莉那里是压根无效的。盛九莉是个不需要历史的孩子,历史无法在她的身心扎根。当然,这并不表明盛九莉生来就是个怪胎,一切皆取决于历史自她那里是如何开始的。她从父母那里得到历史的馈赠,而父母却未能在这历史之中付出应有的情感。没有情感的历史注定难以成为维系的力量,进而无法使人拥有在世的根基。要知道,所有的关系都必须仰仗这个根基的支撑,这个根基乃是爱和善的根基。换言之,一切真正关系的确立皆只能借助于爱和善的力量;恨和恶仅有摧毁真正关系的可能。根基的缺失促使盛九莉沦为了永久的漂泊者,安全感之于她始终是陌生而又渴望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盛九莉无需对此负责;亲子关系的松散是其父母角色失职带给她的必然不幸,这一不幸极有可能是终生性的。如替盛九莉说句公道话,不是她本人不想承认既有的历史关系,实是她没有承认这种关系的能力。在此,承认所需要的是宽容的能力,而宽容归根结底还是爱的能力。作为能力,爱同样是历史性的,因为它是传承性的。盛九莉没能从父母那里传承到这样的历史,所以便不可能继续发扬这样的历史。假如父母不把自己看作父母,孩子也就不能把自己看作孩子。简而言之,父母没有让盛九莉体会到爱,因此才导致了她不会去爱。
相较而言,母亲比父亲更多地介入了盛九莉的生活,她自然应同母亲存有着更为亲近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同母亲相处时,盛九莉从来就没有自在过。母亲去学校看她,跟她一起散步,这也会让她深感意外:“跟她母亲并排走着,非常异样。”这种不得不亲近却又彼此厌嫌的母女关系,或许能从下面她关于儿时的一段回忆里寻出些许端倪:
蕊秋难得单独带她上街,这次是约了竺太太到精美吃点心,先带九莉上公司。照例店伙搬出的东西堆满一柜台,又从里面搬出两把椅子来。九莉坐久了都快睡着了,那年才9岁。去了几个部门之后出来,站在街边等着过马路。蕊秋正说“跟着我走;要当心,两头都看了没车子——”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紧了点,九莉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在车缝里匆匆穿过南京路,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刚才那一刹那的内心的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
由身体接触产生的剧烈心理反应,已然说明了母女二人之间遥远的心灵距离。而“蕊秋”或“她”的指称,则仿佛意在将母亲置于一个与己无关的视点上。盛九莉冷漠内心的惊人之处就在于,她好像打一开始便能独立于母亲对于自己的好恶,丝毫不期待一位母亲该为幼女所能担当的一切。而母亲已然为她所做的一切,又无不被其简单折算成了金钱冷冰冰的数字。童年经验赋予盛九莉的认识是,金钱是她与母亲之间亲情关系的唯一提示。显然,在她和其他亲人之间,包括其亲人彼此之间,金钱也是唯一的媒介。前面谈及她试图淡化甚至是抹去同生母之间的亲缘历史关系,即体现于其“二婶的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还的”这种执着意志上。母亲的存在令她意识到的永远是一种痛苦的亏欠,只有偿还了这种亏欠,她方能彻底获得心理上的安宁,而这所谓的安宁其实就是可以做到将母亲平静遗忘。就此说来,盛九莉的偿还愿望事实上更接近于一种报复,同感激之心绝无任何干系。与爱的感激相比,恨的报复总是难以抑制住急切的躁动。因此,同样是存在亏欠的关系,恋人邵之雍之于她却不构成丝毫偿还的压力。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前者身陷困窘,最需资助的时刻,即使是此刻的她也完全有能力为其提供资助,积极的行动在盛九莉身上却也还是迟迟无以显现;致使她无所作为的一个根本原因即是“二婶就要回来了,我要还二婶的钱”。很明显,因为彼此关系中有着爱的情感(毋宁说这种关系是由她个人自主建立的,不具有历史性),所以她之于邵之雍的亏欠,产生的便不再是偿还的焦虑而是回报的善意了。回报可以等待,偿还却急不可耐。直到母亲表示坚辞她的偿还念头时,盛九莉才终于舍得对落泊的恋人慷慨解囊,出示一下自己的爱意了。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我看来,盛九莉对于邵之雍的爱应当算不上纯粹,或者说,在他们之间,真正的爱压根就不存在。盛九莉仅仅是一直在理念上相信爱情的存在,然而这并不就能够弥补其在爱之能力上的先天匮缺;“相信”只不过是保证了她爱情幻觉开始的可能。无论如何,在没有关爱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盛九莉是无从领会爱的意义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能给予她的教化除去势利之外别无其他,她的爱必须得落实到物化的形式来。作为一个孩子,她的诸多早熟表现皆与这势利有关。譬如,对于三姑“喜欢纯姐姐还是蕴姐姐”的戏问,她的回答是“喜欢蕴姐姐”。她给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不及纯姐姐,再说不喜欢她,不好。纯姐姐大概不在乎。人人都喜欢她”。无疑,这样的“喜欢”肯定和同情无关。而当竺大太太问到“喜欢二婶还是三姑”时,她经过了一番思索,得出的答案是“喜欢三姑”。思索的过程是这样的:“但是她知道她跟二婶有点特殊关系,与三姑比较远些,需要拉拢。二婶要是不大高兴也还不要紧。”更小的时候,父亲“抱她坐在膝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只金镑,一块银洋”,问她要哪个?她的反应仍然没有那么直接:“老金黄色的小金饼非常可爱,比雪亮的新洋钱更好玩。她知道大小与贵贱没关系,可爱也不能作准。思想像个大石轮一样推不动。苦思了半天说:‘要洋钱。”表面看来,盛九莉自幼便懂得为他人着想,十分在意别人的感受,然而这样的体谅之心充其量也就是一种知趣罢了。成人之后的盛九莉在某个场合自我昭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心理:“其实就连那时候,在儿童的眼光中她们也已经不年轻了。永远是夕阳无限好,小辈也应当代为珍惜,自己靠后站,不要急于长大,这是她敬老的方式。年轻的人将来日子长着呢,这是从小常听蕊秋说的。”有鉴于此,每当我们遭遇“绪哥哥矮,九莉自从窜高了一尺,简直不敢当着他站起来,怕他窘”之类的多情场景时,确亦无需将其理解为具有爱之实质的情感。爱是给予他人的好,势利则是在向他人讨好,讨好最终不是为了他人的好,乃是为了自己的好,是基于自我保护策略的一种取悦和谄媚。如果说爱所表征的是强者的品质,势利表征的却是弱者的德行。从根柢上来说,势利源于弱者的自私本性。爱的匮乏加之自私的贪婪,在相当程度上合力促成了盛九莉自恋的禀性。邵之雍之所以能够顺利被其所接纳,原因首先即在于是他而非别人满足了她自恋的心理需求。汤孤鹜虽然较早认可了盛九莉的写作才华,但对此并不表示欣赏;邵之雍是第一个认真撰文对其作品给予赞誉的人,这极大地刺激了盛九莉的虚荣心。此外,邵之雍在她面前总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在别人面前却又是一副傲慢蛮横的样子,这迥然不同的两副作派更是令她的自我中心期待感有了空前的增强。她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崇拜他,一反保持已久的矜持者形象,实质上只是意欲借此强调对方所给予她的热烈崇拜罢了。她真正崇拜的是他对她的崇拜,她给予他的回应终究还是要回到她自身上来。她爱他,但更爱她自己,也恰是缘于此,面对他的急需帮助和自己偿还母亲的急切意愿,她才会作出选择后者的举动。在一个极度自恋者那里,爱她的人永远不及她恨的人更重要,因为她不可能领会爱所蕴藉的实质性珍惜内涵。既然自恋的主体关注的仅仅是其自身,因而所谓的爱情发生时,这一主体往往不会在对方那里投入多少能够令其“忘我”的精力。毕竟,对方的存在只是一个幻象,它仅有的价值就是为了确证其自恋的真实发生。所以,盛九莉不必考虑自己是否真爱这个邵之雍,也不必介意他当时有妇之夫的身份,更不必顾及他所充当的民族罪人的角色。即便是他淫乱成性,盛九莉也照样无意计较。爱情排他性规律在盛九莉这里的失效,与其说揭示的是其胸襟的博大,倒不如归之于其爱意的分外浅淡更加合理。等到邵之雍的替代者燕山轻易出场时,等到她自认“她对他是初恋的心情”时,等到“她再看到之雍的著作,不欣赏了”时,一切已经昭然若揭。可见,对盛九莉而言,该不该爱某个男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故此,尽管在她和邵之雍的情感纠葛里有着道德甚至是罪过的重重界限,但盛九莉却是可以全然做到视而不见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道德或罪过不都是属于历史的吗?而盛九莉始终在致力的不恰恰就是清除自我身上所有的历史联系吗?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人是无需在乎外界的利益的。在偿还母亲的意愿搁浅之后,我们看到,盛九莉并没有就此停止她对母女等亲情历史关系的刻意抹煞。先是把母亲送给她的一副翡翠耳环卖掉,因为“那副耳环总使她想起她母亲她弟弟,觉得难受”;后又是将母亲给她的仿紫玛瑙珠项圈转赠予南西阿姨。盛九莉无时无刻不在不动声色地作着走出既有历史的努力,历史之于她是桎梏是悲哀,是不堪回首的没落废墟,恰若其对于回忆的这番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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