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进

　　摘要:旅居英国的女作家虹影在海外华文世界是颇受争议的获奖专业户,《英国情人》堪称其坚持女性重写历史的先锋作品之一。运用相关女性主义理论,探讨性别视域的书写争议与文化冲突的焦虑母题,通过这种渗透历史叙述与文化冲突的女性主体意识来解读虹影式的性别焦虑情节。

　　关键词:英国情人;虹影模式;焦虑主题;性别困惑;女性主义批评

　　Abstract:Hong Ying,now living in England,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rize-winner in the world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The English Lover is her most pioneering work on rewriting history from a female point of view. This essay employs feminist theories,and explores into the reading problems in gender writings and the anxiety motifs in cultural clashes.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assimilated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flects some gender anxiety complex of Hong Yin herself.

　　Key words:The English Lover,Hong Ying style,anxiety motif,gender predicament, feminist 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006-0677(2009)5-0020-05

　　作为当下华文文学世界中颇受非议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旅居英伦的虹影尤为擅长以直白显露的性别书写不断刷新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焦虑主题。在2001年她曾经被国内书评界推选为海外华文文坛的十大女性作家之首,在大众传媒眼中更是被誉为“脂粉阵里的女英雄”。国内文坛对虹影小说的研究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脱离各种媒体的刻意渲染和市场炒作,部分读者的阅读兴趣似乎也大多是盲从于诸如“搅动国人心灵禁区的文字魔女”、“中国情爱小说女王”之类的骇人头衔 。不管情愿不情愿,她确实是享受着大众传媒的巨大眼球经济,同时也承受来自文学批评界的各种质疑声音和批判意见。无论是在欧美书评界,还是在国内文坛,虹影始终都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先锋作家。她的代表作品《英国情人》更是以跨文化视域的狂放性别书写来极力挑战中西方文化的性幻想极限。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各种阐释争议,她本人却不以为然,反而利用小说的再版序言呼唤“16世纪全世界最健康的中国人性心态”。实际上,虹影小说的性别书写在中西方文化所遭遇的尴尬境遇中并非偶然,它反而是合乎当下中国读者在跨文化视界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心态。因此,本文从历史叙述的女性视角来探讨性别视域的书写争议与文化冲突的焦虑母题,而这种渗透历史叙述与文化冲突的女性主体意识实际上正呈现出一种虹影本人所特有的性别焦虑情节。

　　一、文化视域的性爱母题

　　正如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指出,“西方文化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东方和性编织在一起”,不断凝结出对于东方他者的各种性别母题,因此“‘东方的性像大众文化中其他类型的商品一样被标准化了,其结果是读者和作家们不必前往东方就可以得到它”。由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历史原因,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自说自划的制定世界文学版图的话语规则,同时掌控着对于东方性别母题的知识权力,而作为其对立面的东方文化则毫无避免地沦为被消声的他者群体,充当起慰藉西方书写权力的各种性别符号。然而,虹影的《英国情人》却勇于担当起“逆向书写”西方窥视话语的历史义务,它精心设计出历史人物裘利安来开展西方文化自我发现的东方之行,以跨文化的性别经验来挑战中西方文化的阅读经验和审美期待。常驻英伦的特殊经历使得虹影能够直面国人讳忌莫谈而西人却习以为常的性别母题,而她在英国文化的散居身份也使其能够呈现西人无法想象而国人却不愿涉及的书写视角。因此,无论是在华人文坛,还是在西方世界,《英国情人》的嘎然问世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可谓是填补了某种跨文化性别书写的历史性空白:通过男主人公裘利安自我放逐而偶然获得性别启蒙的东方之行,西方人最终发现东方文化对于人生性爱的极乐艺术和至情至性,而东方人却不断发觉西方文化对于性别母题的直白显露与寡情薄义。

　　作为英伦剑桥学院的登徒子,裘利安混迹于母亲特奈莎的布鲁姆斯伯里社交圈,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是洋溢着相当的艺术气质和男性魅力的。他坦言其人生目的有二:一是作为有志向的男人而拥有最美丽的情妇,二是作为有理想的西方人而拼杀异国战场。因此,裘利安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看作为另一个哥伦布,“找到了金银铺成的东方,豪华美丽的古国神州”。然而,他在异国他乡尚未投身革命,却对大学系主任的夫人闵产生非份之想。面对他的东方猎物,裘利安不断展开各种语言和心理攻势,在闵面前肆无忌惮地表现出西方世界的自由性爱观念。他甚至直接拿男女性事来极力引诱这位外表优雅的东方知识女性,面对后者的慌乱掩饰和惶恐无助,他似乎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征服他者的心理快感。他的理智无法控制他的男性欲望,他甚至不断臆语:“我中魔了!中国魔女!”在这种征服欲望的心理驱动下,他无法自拔地步步进逼,不断强迫闵了解自己家庭的奇特性属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自由无忌的性爱关系。闵在经历过这一番西方性爱观念的启蒙攻势之后,一改之前的各种矜持和惶恐态度,转而流露出对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欣赏兴趣甚至幻想欲望。她一边稍显羞涩地仔细聆听裘利安的经验描述,一边更是激动不已以至于手脚见拙地掩饰自己的种种失态。当裘利安强迫闵接触其性器,后者更多的是显示出惊慌失措,甚至“脸色吓的发白”和“震惊的发抖”。或许是出于这种阳物崇拜的心理作祟,裘利安得手之后并不珍视玩弄他者的异国恋情,却不时怀疑闵对自己的激情“仅仅是好奇”;或许也是出于这种东方主义情节的心理阴影,闵也同样不敢正视玩火上身的婚外恋情,不断质疑裘利安作为西方人对自己的情感是否只是“猎奇而已”。

　　在经历过自由性爱的这些暴风骤雨之后,裘利安和闵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段不伦的异国婚外恋情,他们发现彼此兴趣仅仅是在于肉体层面的“好奇“或是“猎奇”。对于裘利安来说,与有夫之妇的闵发生关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道德问题,西方伦理观念已经让位于神秘莫测的东方房事技艺,他期待的是培养达到布鲁姆斯伯里自由精神境界的东方女性。然而,对于知识女性的闵来说,与裘利安的性爱关系确实能够揭开她尘封已久的身体经验,但是作为西方过客的裘利安却不足以慰藉她内心逐渐燃起的情感欲望,结果只能是肝肠寸断的接受裘利安背信弃义和悄然退场。应该说,单纯婚外恋的情节设计和东方之行的书写模式本身并不鲜见,但是这种跨文化视域的性爱母题却显然刺激了不同文化读者的中枢神经,而小说中关于古代闺房秘术的刻意渲染更是不断激发出中西方文化的各种阅读幻想。为了拒绝西方读者的窥视阅读,同时抵制中国读者的虚妄阐释,虹影宣称《英国情人》“是连结中西文化必读的一本书”。然而,这种世界性的小说主题在中西方文化却存在着天壤之别的现实差异:在西方世界它造成轰动、热度非常,甚至被盗版书商数易其名而啼笑皆非,在法国叫“卧室秘密”、在德国为“中国情女”、在西班牙叫“爱的艺术”;在中国内地它却官司缠身、几遭封杀,被视为“中国版本的查太莱夫人”,而且“比《金瓶梅》还下流淫猥”。显然,这种跨文化阅读的截然差异不但来源于中西方性爱伦理的道德界限,同时也关涉到男女两性经验的历史书写策略。

　　二、身体经验的书写策略

　　英国BTJ杂志的评论或许比较恰当,《英国情人》是“摄人心魄的小说,写西方人的偏见,写生活的意义。其中的爱情充满神秘,因此远远超越了凡人的俗气”。显然,西方读者对裘利安的东方之行兴趣非凡,尤其着迷于虹影描述的中国古代房术的迷幻意境;而国内读者却对女同胞闵的不伦恋情颇有微词,甚至迁怒于作者渲染的西方自由性爱的超俗观念。实际上,借助这种跨文化视域的阐释差异,虹影重视的却是身体写作的女性体验和历史叙述的女性视角。肖瓦尔特曾指出,“女性被强求认识男性经历,因为它是作为人类的经历呈现在她们面前”。女性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以女性自我的身体经验为思想基点,主动去深度发掘和打捞女性主体视角的本体意义和历史记忆。正是在这种思想层面上,虹影本人不断强调性别书写的政治意识,指出:“我的女性主体,是隐蔽的。我进行一种超性别写作,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跟男作家抗衡。”因此,在这种文化视域的性爱母题背后栖居的是历史叙述的女性视角,而在女性主体的诗性经验之间潜伏的却是自我身体的书写策略。

　　正如福柯指出:“性不能视为知识揭示的模糊地带。它就是历史建构物的特定称谓。”也就是说,性或者性别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超越历史、无法澄明的知识边界。因此,西方读者从《英国情人》解读出的是性别启蒙的东方之行,感叹的是东方房术的文化魅力以及作家本人独特的性别书写艺术。与此相对的,国内读者却不无失落地发现东方主义的性别书写模式,极力批判虹影这种泛性爱论调。当然也有极个别评论家倒是隐约读出了古老东方性文化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历史性胜利,甚至因为这种“性别征服”的文化寓言而躁动不已。然而,在虹影的超性别写作观念之后,我们发现的却是作为历史建构物的性别意识和作为身体经验的书写欲望。作为新派女性的知识分子,女主人公闵并不像与男性同胞们那样关心社会政治时局、热衷谈论革命话语,她宁愿作为丈夫郑先生的小鸟依人,沉浸于徐志摩一派的温婉诗意。丈夫却无法承受闵引以为傲的家传《玉房经》,在实践中竟然犹如中毒一般昏迷不醒,自此她只能无奈地孤守在自我压抑和自我慰藉的心理空间。与裘利安的不伦交欢或许才使得闵真正有机会来尝试古老东方的房术之迷,她竟然毫不掩饰自身被压抑许久的女性经验和身体欲望,面对犹如“凶猛的动物”一般的西方客裘利安,她甚至情不自禁地惊叹“中国没有你这样的男人”。正是执着于女性身体经验的自我表述,闵才这样不顾一切地投入与裘利安的婚外恋情,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对裘利安的身体欲望;正是为了达到与男性作家抗衡的女性书写策略,虹影也才这样渲染文化视域的性爱母题,以至不惜猛烈刺激本土男性自尊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身体与性别的权力关系,女性理论家巴特勒指出:“性不仅是作为功能性的标准,也是生产身体的调节实践。”性别并不仅仅是身体经验的自然状态,而更多的是身体建构与权力关系的历史意识。面对古老神秘的东方房术以及闵日益旺盛的身体诉求,作为西方过客的裘利安自然是非常满意自己对闵的性别启蒙,不断感叹“找个中国情妇,才不枉度他的一生”,然而他同时也明显具有某些东方主义的性别观念,不时流露出自己遭遇闵的身体权力关系的恐惧心理,总是感觉“太疲倦了,我恐怕会死在这个女人的欲望之中”。裘利安信奉“有性就行,有性就去”的西方自由性爱观念,他却并不懂同样充满自由意识的中国阴阳之术,也无法理解“从性交中得到生命力”的东方文化,而闵这种无休止的身体欲望总是让他感到无力控制甚至无所适从,他总是感到一种来自闵代表的东方性爱观念的神秘莫测和潜在威胁。应该说,这种极度渲染身体经验的女性书写策略不仅使得主人公闵具有与同时代中国女性所不同的先锋性别意识,同时也使得作家本人不再拘泥于历史叙述的男性视角和性别书写的寓言模式,从而转向某种对于男性作家来说或许是赤裸裸的泛性论的肉体书写。或许诚如王德威指出,此中问题确是“虹影探寻、定义男女情色神秘狂野的牵引时,每每易放难收,使人无所适从”。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身体经验的行动层面上,虹影坚持自己的超性别书写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前理论的女性主义者,命运预设的女性主义者,行动的女性主义者”。

　　三、性别焦虑的文化误读

　　针对海外华文作家在中西文化边界的各种文化想象,饶芃子先生指出研究重点应该“显示出作家所向往的是一个怎样的虚构空间,作家怎样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他者和‘他者文化,通过他们提出和表现了哪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范式,这种想象和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出于何种原因而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偏离和美学效果”。也就是说,由于海外华文文学相对于两种文化的历史距离,我们读者必须首先尊重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语境和创作心理,对其作品的接受和阅读不能简单地因袭国内文坛的批评风尚,更不能对作家本人作牵强附会的任意阐释。实际上,对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女性写作来说,从陈染、林白的女性视角到卫慧、棉棉、木子美的身体写作,再走到当下“流氓燕”、“芙蓉姐姐”之类的无厘头炒作,在性别书写形式日益喧杂的同时却愈显女性主体意识的日渐颓靡。作为海外华文作家的重要代表,虹影宁愿选择专注于那种“跨越疆界”的生命体验,以跨文化的性爱母题重新开拓出女性意识和身体经验的文学想象空间。虹影主张从女性经验来重构历史叙述,但是这种渗透于历史叙述的女性主体意识却也同时呈现出她对行动女性主义的超性别写作观念。

　　国内读者对于《英国情人》的争议焦点可能莫过于虹影对跨文化性爱母题的极度渲染,然而这部小说看似轻浮的身体经验却根本掩藏不住作家本人作为新移民作家的焦虑心理。实际上,在裘利安、闵和郑先生之间充满戏剧性的三角关系中,裘利安仿佛喧宾夺主的配角演员,郑先生犹如技艺不精的主角演员,而闵则如同左右为难的幕后导演,在这三者之间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这种性别经验的焦虑情节。裘利安出自西方文化的男性尊严在成功诱惑闵之余,暗自庆幸自己能够享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极乐性趣,同时却又显露出对闵和神秘东方房术的种种惶恐,不时警惕自己不为东方文化和异族婚姻所最终束缚;郑作为闵的丈夫角色充满着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温文儒雅,然而在裘利安所代表的西方文化面前却又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缺乏自信,充斥着自我阉割的乏力无奈,甚至在他当场发现闵的不伦之事,也只能以弱者特有的沉默来消极对抗:脸都气白了,气的发抖,手指着裘的脸,却说不出话;闵无法压制的身体欲望和无法平衡的猎奇心理,使得她全心投入与西方过客的婚外恋情,独自承受遭遇辜负的心理压力,她在鬼节的神秘死亡充满着艺术性和隐喻性,象征着东方文化的至情至性。虹影借用裘利安的话也委婉表达出她的焦虑意识:虽然闵的美丽有如“浪漫文化熔铸的完美的青铜器”,然而他不能接受她就是因为“一个民族文化很难与另一个民族文化交流,交合多少次也无用”。在此,作者本人为当代读者提出的历史思考题则是:自称西方世界主义者的裘利安经历这一段性别启蒙的东方旅行之后,“他只能回到西方文化中闹恋爱,闹革命”;但是作为东方他者的郑先生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男性文化又该面向何方,而作为文化与性别双重他者的小女子闵最终归宿又在何处?

　　对《英国情人》的阅读阐释过分集中在跨文化的性爱母题阐释,反而遮蔽住女性身体经验背后的历史叙述视角和性别焦虑母题。正如汪民安指出:“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在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因此,与其像那些提倡“上半身写作”的女作家那样扭扭捏捏的故作高雅,倒不如真实地呈现出女性自我的各种身体经验与焦虑心理,与其像“下半身写作”的女作家那样毫无掩饰地自现其丑,还不如真诚地再现出女性主体的历史视角与文化想象。在适度放纵与合理收敛之间,虹影小说就像揭露“皇帝的新衣”那样,道出了国人心知肚明却顾虑未言的文化禁忌,而作家本人在国内文坛也逐渐受到所谓学院派批判家的高度青睐:朱大可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洛丽塔》,陈晓明则强调这是一部“创建东方文化的奇观”的专业化写作小说。应该说,这部小说不仅是郑、闵和裘利安之间的情感历程,而且也反映出的作家自身心理的《洛丽塔》小说。对于虹影来说,流连英伦的散居经历使得她自然偏向于一种海外边缘生活的生命体验,而不再徘徊于两种文化的任何思维极限,因此她自认为是“一个自己文学世界的漫行者,在生活和想象的世界永远漂流”。然而,在历史想象的文学世界中,如何安抚和慰藉这种性别焦虑的心理问题,在虹影看来,或许也只有当我们国人回到那个谈性不再羞涩掩饰的“16世纪全世界最健康的中国人性心态”。

　　胡辙:《解读虹影-虹影访谈》,《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2期。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6页。

　　虹影:《英国情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第12页,第22页,第25页,第1-3页,第223页,第99页,第78页,第226页,第120页,第220页。

　　虹影《英国情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封底内容。

　　Judith Butler, “Introduction”, Bodies that Matt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16.

　　王德威:《K?附录?李昂,快看!》,虹影著,《K》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页。

　　虹影:《谁怕虹影》,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