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雯

　　摘要:史书美的新书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通过对美国华裔导演李安、华裔艺术家刘红、香港导演陈果和“大陆妹”、“寻根”等社会现象的分析,探讨了她所界定的Sinophone世界——生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环太平洋的华人圈如台湾、香港和美国华人等——的身份政治。该书研究路径的关键是她进行了跨学科的话语整合,如把“后殖民主义”批判和“中国研究”整合起来、把国际民族政治和国内少数族裔政治整合起来,从而把对太平洋地区华人的离散族群的身份的思考向着中国和美国同时展开。本文循着她书中的两种整合——“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研究”的整合、“美国少数族裔研究”和“地区研究”的整合——对其书中两组关键词展开分析,既分析她的话语利用策略,析出其中的话语偏转,又肯定她跨界整合的视野与深度。

　　关键词:身份政治;话语;整合;海外华人

　　Abstract:With case studies of Ang Lee(American film director from Taiwan),Hung Liu (American painter from Mainland China),Fruit Chan(Hong Kong film director)and such social phenomena as “Mainland Gal” and “root-seeking”in her new book 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Shu-Mei Shih exploreshow,in the ageof globalization, the marginal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ies across the Pacific like Taiwan,Hong Kong,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U.S.,construct their own identity. One thing noticeable is Shihs discourse integration across several academic fields,e.g. her integrating the China Study with Post-colonialism,and integrating the national with the ethnical. She intends topush the Chinese Diasporic Study further,now in her bookconfronting both the Motherlandand the West, for both in her eyes are essentializing the concept of “China”,“Chinese”and “Chineseness”. This paper tries to do a close reading of this book, and by meansofdiscourseanalysis(namely analyzing its discoursive linkings and turnings)probeinto its four keywords about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overseas Chinese, to see how Shih integrates discourse of different academic sections against both the unifying appeal of concepts like “China”, “Chinese” and “Chineseness”, and the degrading positioning of the U.S. WASP tradition to other peoples.

　　Key words:politics of identity, discourse,integration,overseas Chinese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4-0064-08

　　史书美(Shu-Mei Shih),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同时任教于该校的美国亚裔研究中心、比较文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2007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专著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中文名为《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呈现》)。总体说来,《视觉与身份》一书探讨了受全球化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即她所界定的Sinophone世界——生活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环太平洋华人圈,如台湾、香港和美国的华人等的身份政治,探讨他们在全球化了的今天,在既面对美国/西方的东方主义又面对中国的大国中心话语的情况下,如何用传统的书写文化方式外的视觉文化等手段去表达自己,去建构自己的身份。全书由八个部分组成——“引言”、六个章节和“结语”。“引言”是她的问题提出和理论铺设部分;六个章节以分别不同的华人艺术家为对象进行案例分析,推出她的身份和民族政治议题;最后的“尾言”则对她所提出的“Sinophone研究”的范式和路径提出建议。

　　该书把对华人离散族群的身份的思考向着美国和中国同时展开,对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来说颇有启发性,但也有很多论述与判断背离了我们的感受,与我们的民族原则相抵牾。比如她赋予“China”的符号价值是典型的当代西方对中国的东方主义话语: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被表述成一个利用“欲望地理学”,通过“大陆妹”、“大陆表姐”等形象来性化自己以壮大自己的可怕力量(第三章《欲望的地缘政治学》),新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大陆又被表述为具有威胁性的中心“帝国”形象(第五章《民族隐喻之后》),而台湾和香港是夹在美国/西方的殖民和中国的“亚殖民”(史书美语)势力间的易受伤的牺牲品(第四章《“暧昧”的难以置信之重》)等。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她的以文化差异为由追求分裂、否定团结的民族观,并把台湾视作当然独立的国族,甚至香港也被她看作是China之外的,完全无视香港回归的历史和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

　　但这些“去中国化”的内容不是本文将要展开分析的部分,笔者将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在细读全书的基础上分析一组她特别界定或阐发的、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相关的关键词。这本书虽然谈论的是影视、传媒、绘画、行为艺术等视觉艺术,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和话语,如中国性和华人的身份政治、再现与再现的策略、西方的宰制和中国的民族问题等,完全是当前华人文学研究沉浸其中的问题与话语,因此笔者认为对此书的研究是必要而值得的。笔者对其关键词的分析将循着她在书中体现出的两路跨学科的话语整合进行,这两种整合一是“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研究”的话语整合、二是“美国少数族裔研究”(ethnical studies)和“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话语整合。

　　一、“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研究”的整合

　　“引言”是这本书的题解,并提出了全书的问题意识:在史书美看来Sinophone world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西方和中国的两个世界的本质主义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下,港台和海外的华人离散群体或被正常的国际格局或所在国排斥在外,或被“大中国”强行纳入。

　　史书美首先思考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的背景下身份形成的路径。她首先借用多家的说法描述“视觉”的地位,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说法:全球化的大众文化是图像主宰的文化,图像可以迅速地、毫不费力地穿过语言的障碍。接着她提出问题,既然视觉文化产品那么能够调动起全球化的世界里跨语言、跨国际社区的消费力,视觉便被委以了重任成为我们说明自己是谁的主要手段,视觉实践即身份实践,但是,问题是“眼见为实”是不可靠的,即视觉产品不是客观的,它从被生产到被诠释都有人的主观意志的投射。史书美提出的是当代人对“视觉时代”的文化焦虑之一:既承认视觉有越过巴别塔的强大力量,又意识到它和意识形态勾结起来欺骗性和愚民性会更大更可怕。

　　在证明了视觉和图像的社会性后,史书美强调分析视觉和身份的关系必须要历史地看, “当务之急,是要区分可用的和不可用的身份、抗争性的和霸权性的身份、坚固的和过渡性的身份。”尽管史书美有话在先地列出了当代对“差异政治”或不屑或批判的说法(见书中P.16-23),实际上她还是以“区分”的名义选择了差异政治,“Sinophone”是她以差异政治的眼光来加以特殊的界定的一个关键词。

　　Sinophone

　　“引言”是从李安的武侠片《卧虎藏龙》谈起的。兴起于港台的武侠片对于当代具有凝聚力的“中国性(Chineseness)”的形成起了直接而突出的作用,史书美要指出的是在这样一部得到西方承认的、两岸三地加海外华人明星云集的关于“中国”的大片里,视觉上统一完整的“中国性”掩盖不了听觉上可以感受到的分裂与差异,那些演员说话的口音是不一致的,有普通话、有国语、有香港腔。“我们听到屏幕上四个男女主角不同口音的汉语。同一标准语的不同口音强有力地传递出一种活着的语言,而不是标准化了的语言的讯息。没有用统一的口音掩盖不协调的口音,这种直接的再现颠覆了标准语的一统霸权。”“电影在语言上的不协调标志着中国语言形态的多样,以及说话人其实生活在不同的地域背景里。”史书美将这种口音的“不纯”(inauthenticity)与武侠片一向象征的文化的“纯正”(authenticity)作一并置,并将它上升到文化反讽的层面,以感性的语言烘托出她的问题意识:“从来没有任何武打片中有如此多的口音呈现,敢如此大胆地令观众扫兴,他们多年来对这一体裁电影的期待从未变过。”

　　史书美说这种语音上的不协调“最终促成并合法化了一种我称之为Sinophone的异质存在:一个由中国之外的和处在中国或‘中国性的边缘的文化生产地区组成的网络体系,这些地区将中国的大陆文化进行异质化和在地化的的历史进程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史书美认为《卧》片里有一点是听得出的,听得出自然也就看得出,那就是确实一直存在着一种Sinophone社区(Sinophonecommunity),它们是重要的文化生产地点,与“China”、“Chinese”和“Chineseness”等理念的建构关系复杂。这里史书美对她的Sinophone进行了大致的界定:一个由中国之外的和处在中国或‘中国性的边缘的文化生产地区组成的网络体系,但是我们该如何用汉语翻译她这个Sinophone呢?一般Sinophone在中文里叫“华语语音”,史书美这本书的中文名是《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呈现》,但她这个Sinophone其实绝不应被翻译成“华语”!这里要分两步说。首先,一般意义上的英语Sinophone和汉语“华语”并不一致;其次,史书美的Sinophone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英语Sinophone。我们把“华语”、“Sinophone”和史书美的“Sinophone”比较一下。

　　先看“华语”这个中文词。关于中国的语言,有“华语”、“汉语”、“中文”、“普通话”和“国语”等多种称法。汉语中有许多口音的差别,于是就需要有标准语。《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汉语的标准语是近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汉语研究专家郭熙曾在一篇论文中梳理了“华语”的命名和它在今日中国及华人圈的复兴。据郭熙观察,大概在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后用“华语”代替“国语”,“它源于华侨在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后的族群名称选择。”成了族群,有了华族,自然就有了华语。“华”字头词语在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盛行。80年代,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新加坡因华人比例高、华语为官方语这两个因素立刻成为对当时中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新加坡华语成为一种高阶语言(high language)”,对社会高阶层语言时尚的追求“使得‘华语这个词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称谓。”所以,几乎所有新潮概念都用“华语”而不是“汉语”,如华语金曲、华语乐队、华语电影等。到了今天,国际国内正式使用“华语”名称的情况很多,譬如许多国家的华语电台。有一点郭熙的文章没有展开,那就是“华语”这个词在汉语中的复兴,是和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的全球化相关的,因为就在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投入其中这时,海外的华人身份的跨国性使得他们扮演了积极、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话语进入了中国,多少也修改了中国的话语。把“华语”解释为海外华人社会的共同语是历史上的定义,这个定义在当今汉语语境下因过于狭义而被重写,从而可以起一种建构世界各地的华人共同的身份认同的历史作用,如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定义:“华语:指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不包括方言,新加坡已经用开,台湾、港澳和大陆有时也用。”应该说“华语”一词在当代的盛行源于海外华人族裔性质的自我称呼,但它在今天无疑是指全世界华人共同的语言。

　　Sinophone应是来源于Sino-Tibetan family(汉藏语系)这一语言学术语,与Chinese(中国话、中文、华文)相比,Sinophone是个从语音而不是书写的角度来界定的语言学术语,它指“中国(包括港台)、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的语言”,是统称,与我们今天汉语中的“华语”在指示上(外延上)基本一致。但是,在跨语言的对应中,内涵也同样重要。实际上,比如在美国语境下,“Chinese”一向可用来表示“华语”,如美国华文/华语文学,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但问题是,Chinese太容易与作为国家的“China”联系起来,对于要做出区分、划清界限的需求便不适宜了。笔者认为“Sinophone”这个词在当代的使用是个微妙的文化政治现象。sino-前缀既可以表示“汉”(如汉学sinology)也可以表示“中国”(如中美关系Sino-U.S. relationship), 具体到Sinophone这个词,Sino-前缀有着一种语言和文化上的“汉”的意味,同时phone的后缀使得它在话语流通中很容易与具有现代殖民色彩的“法语语音”francophone和“英语语音”anglophone产生虚假的互文关系,实际上Sinophone在英语世界里的学术的“延异”(德里达语)中恰走向它的汉语对应语“华语”的反面,成为一种隐约的文化霸权的符号。

　　但史书美的Sinophone world不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也就是说她在这个有着殖民暗示的符号上又加了一层分裂的意思。史书美的意图在要在语言上做一切断,把大陆的普通话和台湾的国语、闽南语、香港的广东话以及历史上离散于东南亚等地的华人族群说的华语分隔开,但同时还要保证后面那些离散族群的一致与团结,于是她做出这样的定义,以人为的“中心”与“边缘”制造这个词的政治色彩。

　　当人们无法切断词与物、词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时,在旧词的边缘推出新词,借新词和旧词的比较来重划地界、重新洗牌、重组格局是最好的话语对抗的策略。也许史书美的Sinophone和一般意义上的Sinophone、甚至Sinophone和Chinese正是这样的新词和旧词的关系。可在现实中,“普通话”、“国语”和“华语”一方面各称各叫,一方面互相补充着,实现华人群体的语言通用。

　　发声

　　“发声(articulation)”一词令人不由联系起美国的亚裔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作为当代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词,它指向亚裔作为历史上失声的族裔终于打破沉默、言说自我的实践。史书美有这方面的学术背景,她对这个词的界定也与之相关,“发声”是指“少数人的发声”:“也就是少数派的或被少数化了的群体的用主流的语言进行的发声”,“在使用主流语言的过程中,主流语言卷入争辩,并被分配进了不同的或建构或解构的目的中去。”史书美把这个“发声”推到关于“华人”和“华语”的身份政治的语境下,自然指的是在她Sinophone的世界里不同文化群体用华语进行的言说自我。

　　史书美从语言的声音切入她要说的“亚殖民”(sub-colonialism)。中国话(Chinese)不应等于汉语,同样中国人不等于汉人,但西方人以为“中国”就是汉人、汉语和汉文化。她说“因此‘华族(ethnic Chinese)一词是个严重的误称,因为所谓‘中国的不是一个族裔,而是包括很多族裔。”(since Chineseness is not an ethnicity but many ethnicities.)“通过这一族裔的约简,这一汉中心主义的‘中国的和‘美国就是盎格鲁-萨克森的白人的大而粗的认知不可谓不似。”

　　史书美这一“Chinese”的例举实则在打通两个学术领域:一是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这里是美国亚裔研究),二是西方关于中国的“中国研究”,她要将前一领域积累的后殖民话语与经验调用到后一领域的研究中去,进行学术的比较与整合。接着史书美通过举例来证明其将“西方”与“中国”联系起来的合法性:比如中国“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和官方对“学成归国”的颂扬正好呼应了西方社会长久以来的排华话语之一——中国人是暂居的(sojourner);比如与现居澳洲的社会学家洪恩美的《关于不会说中国话》(On Not Speaking Chinese)类似的观察:西方对华裔的英语能力总是太过轻易的赞扬哪怕其实已经是三代以上的移民,而中国国内人见到“侨胞”就觉得对方一定该会说华语, 在“第三空间”的文化学者们看来,这些对语言能力的判断是不自然的,它表明两个世界的人们都没意识到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而这关乎排斥或强性纳入的身份政治。

　　这些现象例举说明西方与中国都对“中国”、“中国性”进行了种族主义式的本质化,在对“中国的”种族化的建构(racialize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ness)中,中国和西方的话语有时会出现跨越历史时期的不期而遇。于是,作为第三空间的知识分子,她明确推出她的学术倡议:“中国离散研究的两大盲点,一是我们不能看到把中国性作为组织原则之外的情况,二是缺少和其它学术范式的交流,如和美国‘少数族裔研究、东南亚研究和各种以语言为基础的后殖民研究——像法语语系的文化研究。”

　　整合和比较本身是富有吸引力的学术路径,但也是非常需要谨慎的路径,它必须能经受得住跨语境的考验,即我们把A语境下的理论与术语用在B语境里是否合理。抛开她的学术倡议(这类倡议本身就理念上说当然是没有问题且受人欢迎的),该如何看待她这里所做出的具体的“发声”理论的整合呢?

　　这一整合的目的在于推动学界把美国“少数族裔研究”的思想和话语与中国的民族问题结合起来。按史书美的绝对的语音决定文化、文化决定民族的政治逻辑,“海外华人”这类说法是内部殖民性质的,应该说“美国台湾人”、“美国西藏人”、“美国香港人”甚至“美国广东人”、“美国福建人”,这样就民族的归民族,族裔的归族裔了。但实际上,就在这段强调“Chinese”一词的混淆性的文字中,史书美自己也在混淆语境。

　　首先在美国语境下,用统称性质的词来命名一个族裔是合法的历史必然。了解美国多元文化背景的都知道,“族裔”政治是美国60年代反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的延续:当种族斗争的双方互相妥协于“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说法时,有色人种便面临着以文化来确立自己是美国民族想象的一部分的建设任务。在此背景下,“少数族裔”本身就是带有政治色彩和斗争策略的文化结盟,如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语裔等。其中“亚裔研究”这一支随着当代亚洲移民的增多与素质的提高以及文化作品的不断涌现而发展很快,在八九十年代出书众多,成就斐然,与此同时这一研究领域的分化出现,华裔、日裔、韩裔、越南裔研究等的细分使得如“美国华人”等词不再只是大众话语中的随意表达而进入学术。就亚裔研究的传统来说,“美国华人”的说法不但不是殖民性质,反而是解殖性质的,宣布了美国华人在美国文化构成上的合法存在。而且,如果连这点团结都不能实现的话,华裔研究、连带亚裔研究都会在分裂的话语中失去学科的重量。

　　其次,中国语境下的少数民族不能等于美国语境下的“ethnicity”,尽管在跨文化交际上人们习惯这样约等、互译。书中也提到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书中没有指出这55个只是建国后行政上的划分、操作性的区分,实际上人们几乎无法划定明确的中国各民族间的分界。而Ethnicity背后有个顽固的种族主义,它可在人的身体上作明确的划界,这并不只是文明的差异和文化的冲撞的层面上的问题。福柯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人们把血缘传统和性的控制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了种族主义。“由此形成了种族主义(以现代的、国家的和生物学化的形式出现的种族主义):一切有关人口分布、家庭、婚姻、教育、社会等级化和所有权的政策,以及在身体、行为、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一长串的干预,从以保护血缘的纯洁和促成种族的胜利的神秘关心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和根据。”他看到了种族主义既上承了君主时代的血缘传统,又渗透了现代社会的身体规训的技术。无论大熔炉还是多元文化都克服不了种族主义,不是因为人不能改变自己的文化,而是因为人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体;不是文化不能多元共生,而是这种血缘加身体的政治始终在把握着权力。因此当我们把族裔/种族斗争的术语与思想用于谈论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时,那很可能只是后殖民的话语在自我言说。

　　另外,我们回到史书美这一整合的起点,会发现这里有她逻辑上最草率的一环,同时也是这本书在学术上最令人不信服的一点,那就是当她从语音的角度切入身份政治时,她没有解释她的“不同的发音”和我们常说的“方言”概念的区别。这点仅在书的最后“尾言”部分两笔带过:“当语言由于历史变迁和不同的社会结构等原因发生分化时——不管怎样,语言,一种一向随具体语境的使用而变化的活物——他们还能叫同一种语言吗?”“譬如,Victor Mair就曾提出,我们所认为的方言其实就是不同的语言。”很可能她的“语音政治学”(笔者语)在台湾是有着历史心理背景的,比如国民党在刚到台湾时采取了野蛮的民族政策和强制性的国语推广。但是,跳开这孤案,是否发音不同就是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就是文化不同,文化不同就应该民族不同呢?中国自古不就是有南腔北调、有“八里不同村,十里不同俗”的吗?但史书美似乎就按这个逻辑解构“中国”和“中国性”的。如果从西方语音语言、以及由语音语言产生的民族政治的思想出发,这个解构或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效的,但对于中国的民族构成来说,当然不必然有效。

　　二、“少数族裔研究”和“地区研究”的整合

　　此一整合简单地说就是“族裔的”(the ethnical)和“民族的”(the national)整合。该书第一章《全球化与少数族裔化》(“Globalization and Minoritization”)与第二章《女性主义跨国性》(“A Feminist Transnationality”)都是针对美国/西方对华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身份宰制的,两章都探讨了在美国社会里成功的华人视觉艺术家——导演李安和画家刘红——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被美国接受。尤其是李安,和刘红不同的是他的成功是一种跨国的成功,如果东西方之间有着严重的殖民对立关系,则他何以能够?在对二位艺术家的分析中,史书美认为李安的产品成功的关键是它们可以被整合进美国的“少数族裔化”,刘红作品则展现了一种的“女性主义跨国性”。

　　少数族裔化(Minoritization)

　　史书美是从“全球化”貌似的自由平等和实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开始论述的。“全球资本主义最青睐的主体是身份灵活的居民”, “灵活性”(flexibility)意味着有“流动”(flow),资本、产品、人力、文化等种种事物的流动。但实际上无论“灵活”还是“流动”,都不可能实现为真正的自由,因为“‘灵活只将力量赋予持有资本的人,而不是工人或商品生产者——它是极不平等的实践。”以此眼光来看意义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首先意义是不确定的、流动中的;其次意义又总是要固定下来的;那么表达意义的差异的话语总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有一个占优势的“截面”。

　　史书美用流动性与确定性之间的这个张力来解释主体在跨国语境下的定位情况,认为华人导演李安早期的影片在台湾和在美国是沿着完全分岔的路径被阐释、被接受的。李安早期的电影“父亲三部曲”(Father Knows BestTrilogy)——《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在台湾被看作是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父系传统的文化作品,从造型为父亲打太极拳的电影的海报中我们可以确认这一点。看到这样一部作品在美国产生影响,台湾人是非常自豪的,基本上中国人都会从这些作品的成功中得到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满足。与这种民族感形成反讽的是其作品在美国是被当作少数族裔文化来欣赏和接受的,可象征性地体现在美国的电影海报设计是美丽性感的女性占据整个版面。如此,李安早期作品的成功的关键是它有“节点”允许被灵活地“翻译”,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社会语境。“《父亲三步曲》对于台湾观众来说通过复苏的父性力量体现出一种民族主义的吸引力,也体现了台湾人对国际名望的渴望,同时它也迎合了异国情调这一标准,这是得到美国观众首肯的必要前提。”史书美尤其提到这些片子里的父性/男性力量的呈现是架构在美国的“性别结构”(economy of gender)之外的,他们是老年的或同性恋的男性,他们的女友也是华人,这不会动摇美国主流的男性叙事。

　　接下来也就是史书美比其他许多学者深刻的地方,她不只是把李安的作品看作体现了族裔话语策略的美国华人文学(那样的研究在亚裔研究中已经做得很多了),而是把它又放回华语世界,看作是华人作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台湾作品。她把对李安的解读推到了民族政治的层面,提出在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时代里,作为政治上依附美国的台湾,它的文化身份与生活在美国本土的华人移民或华裔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要么在乎美国的承认,要么接受美国对它的文化定位,美国对它的文化霸权就和美国本土上所谓白人主流对少数族裔的文化霸权一样。她还引用李安的话语:“在西化的过程中,台湾人已经做了很多移民性质的工作。尽管他们的身体不在美国,他们是心理上的移民……”

　　笔者体会,史书美用“少数族裔化”一词一方面指美国的内部殖民机制对外来文化的处理方式——把它按照权力的要求放入一个既定的等级模式中去,另一方面也指一种跨国的外部殖民,殖民的开始是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台的扶持,使得后者依赖于它,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台湾自觉的“自我少数族裔化”。史书美这一章通过“少数族裔化”一词进行“台湾区域研究”和“美国少数族裔研究”的话语整合,这一整合是思辨的。其实中国的比较文学中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一向都有与这整合类似的问题意识,表现为中国学者带着中国的主体意识去解读海外华裔文学。这种主体意识的带入并不必然是出于“大中国”的傲慢或地缘政治的目的,而是一种客观的跨国的关联的存在使我们对海外华人文化地位和身份认同的不得不关注。譬如美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的“排华”的话语和当代“反华”的话语是几乎一致的,尽管这两个“华”在史书美这里是严格区分的。当下这一领域的出版物中,也有论述指出中华文化在美国被少数族裔化(the minorit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s ethnic culture in America),这不仅是文化误读,更是权力在进行着文化重量的分配。应该说,史书美在这一章从理论上为此类“民族的”与“族裔的”整合的实践做了很好的提升。

　　女性主义跨国性

　　在之前对李安的分析中史书美已经暗示到一种“全球文化多元主义”(global multiculturalism)的现象,即按史书美的定义:“全球层面上的民族文化经常被降格为族裔文化”,美国/西方在全球文化流动中将他国或他地区的文化再现为自己国家的少数族裔文化来接受、传播。从大陆赴美的女画家刘红和李安一样也是在创作中调用大量的中国素材,这在史书美看来就不仅只是个少数族裔艺术家了,而且同时还是代表“中国”的主体。她的艺术在美国得到承认和接受,但令这种接受打折扣的是她代表了三种受美国欢迎中国女性的“气质”——“追求自由的、追求人性解放的和女性主义的(liberal,humanist and feminist sentiment)”,具体体现为她的作品的种种可以用女性主义来理解的对抗性:有对抗中国封建父权社会的,如她临摹老照片的清末妓女画像系列《奥林匹亚》,表现出那时妇女被性化、物化、商品化的处境;有对抗毛泽东时代的“灭人欲”的,如《先锋队员》中女红卫兵毫无性别色彩的装束与姿态;有对抗西方猎奇猎艳的凝视的,如《纪念品》系列中把中国古代淫器或清代死囚与观看他们的西方人的奇妙的表情并置。显然史书美认为这类女性主义气质是身份政治的策略,是借“女性主义”实现自身的跨国性流通。

　　这种女性主义思想的运用也与西方对东方、对中国的文化定位有关吗?史书美认为是的。实际上很可能是艺术家知道女性主义会怎样解读作品,于是就按那种思路去创作以获得理解、接受和市场,而这种创作反过来更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牢牢固定在某种话语里、某种价值里。那种话语就是“你怎么来救我?”那种价值就是“很便宜,很假。”(Very cheap,very fake.)史书美把这一“女性主义”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家赵健秀在70年代关于“少数族裔自传体”的评价联系起来:赵认为这一与忏悔录有关的文体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基本上少数族裔作家只有用它写作才能得到社会的接受。虽然这里史书美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但她提到“批评的共谋”(…can criticism itself be complicit?),笔者理解她想说的是就像少数族裔创作一定要用自传体和回忆录一样,用于少数族裔以及被等同于少数族裔的东方民族的文化批评一定得是女性主义的,艺术家的作品如果能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释得通,它就有了跨国的合法性,即跨国性。笔者对她这一观察深有同感,萨义德说东方主义既是有着学术机构的学科“东方学”,又是一种无意识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还是西方处理和控制东方的机制,我们现在的批评很善于发现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控制机制,但往往忽视了它首先是学术、它本身就是学术!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在批判或戏谑东方主义,我们往往还是在东方主义的话语里说话。学术从来都不见得一定是公正科学、没有偏见的,更何况,学术本质上也是流通中的话语,理论和思想最初的进步不能保证它们日后不被滥用和扭曲,女性主义原本是弱势的、边缘的群体的思想武器,但现在它越来越为权力所操纵,成为巨大的话语控制机制。

　　总体说来,这本书体现了史书美一贯的后殖民研究的学术气质:理论深厚、文笔锐利、观察面广。另外,她文中多处对台湾身份、中国性和跨国性等敏感而复杂的话题的思考和表达令人动容,其中既有感情的投放,又有学术的思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她利用自身跨学科的学术背景对华人的离散研究进行的话语整合中,既有闪光点也有盲点,有睿智也有偏见。笔者在深受启迪的同时不由担心,跨语境的后殖民理论的运用会不会通向一种后殖民的“陷阱”——把身份政治推向无穷的去中心化的碎片,把一切差异政治化,最终不给团结的政治以任何余地。

　　因为史书美书中对Sinophone一词有她个人的界定,和一般的相对于“华语”的Sinophone并不一样,所以本文在意指史书美的Sinophone时仍用英文表示。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22, 4, 4, 4, 31, 24, 27, 189, 42, 43, 45, 52, 63, 76, 76.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郭熙:《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周有光:《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北京三联书店2002版,第66页。

　　其实Sinopone大多英文字典,包括语言学字典都没有收入,此界定来自网页http://encyclopedia.farlex.com/Sinophone。

　　关于英语Chinese的指涉,徐颖果有专文探讨,认为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它有不同的指向,不可大而粗地认为它一定是指“中国人”,往往在国外它指人种上的“华人”(徐颖果:《全球化语境下如何翻译“Chinese”》,《译林》2007年第5期)。

　　在近代和现代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大国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法语——在地化,强制推行到殖民地中做官方语言,从而将这两个语言系统扩大到欧洲之外,所以francophone和anglophone在今天具有了殖民色彩。

　　这种中国大陆不在sinophone world内的界定也没有Francophone和anglophone的类比依据,这两个词是包括该语种和文化最集中层在内的,如francophone包括法国,anglophone包括英国。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