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移民作家林湄的小说创作体现了边缘作家创作的独特视角。前期的小说创作,作者把关注的焦点指向女性。通过处身于对物欲横流的香港社会中的女性以及为取得外国居留权的女性命运遭际的刻画,展示了男权制下女性的多舛命运。作者旨在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探索出一条女性独立自主的道路。后期的小说创作,主题发生了转变,由关注女性转向探索人性、神性,思考个体“小我”向人类“大我”的超越。从这一小说创作主题的转变中,我们不仅能窥见作家自身写作意识与创作视角的变化,也能透过林湄审视整个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女性;男权;宗教;神性
Abstract:Novels written by the New Immigrant writer Lin Mei are featured by the marginal writers unique perspective. In her early writings, Lin focuses on the vicissitudes of lives of women under patriarchy by depicting the female images in the materialistic Hong Kong society,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who strive hard for the rights of residence abroad, thus to arouse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and blaze for them a path of independence. Thematic changes occur to her later writings as the attention is shifted to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and divinity. In light of this transition, we can not only discover Lins writing consciousness and her focus changes, but also get a general view of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Key words:female, patriarchy, religion, divinity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006-0677(2009)4-0048-06
近年来,新移民作家及其创作慢慢成为文坛关注的对象。他们以漂泊的经历和独特的文化感受为华文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众多的求索者中,林湄不可不说是坚忍、执着且影响颇大的一位。她以丰富的人生经历及女性独特的敏锐意识,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漂泊》、《浮生外记》、《艾琴湖》,中篇小说《不动的风车》、《情网》,短篇小说集《罗经理的笑声》等,并在2004年,推出了被誉之为“坐云看世景”的长篇小说《天望》。
在创作之路上,林湄以“边缘者”自居,“我从边缘的特殊视角,将人文精神、书卷经验、生存感观、生命意识以及对于灵魂、肉体的哲学和美学的思考,编织成串串问号,然后抽离掉自己的位置,坐在飒飒的白杨树顶上,望天兴问,沉思默想……”正是这一边缘者的独特视角,使林湄能以自身的生存体验与文化感受,审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反思现代科技与物质文明造成的社会危机,探索人类灵魂的终极意义。她笔耕不辍,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完成了从早期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到对神性精神求索的主题的转变。从这一变化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作者由自我到大我的主体意识的升华,也能窥见在边缘的基点上,作家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悲悯心态和终极的人文关怀。
一
书写女性,展现女性的时代命运及探讨女性解放的出路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在创作之初,林湄曾说:“我本身是女性,有自己的丰富经历,对女性命运特别关注。倾注于作品里的女性是来自现实的,她们的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因而,对女性命运的探讨不仅是林湄早期关注的焦点,也是她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加之作为女性所特有的敏锐感悟与多愁善感,使她早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充满鲜明的立体感,在展现她们多舛命运的同时又表现了作家对男权制的强烈批判。
林湄真正开始创作小说是在到香港之后。在这一时期,作者以香港为背景,展现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妇女的生存状态。《新婚的新娘》中的俞琳琳凭借才艺和美色嫁给了知名富商,新婚燕尔过后却突然发现被骗。面对百无聊赖的生活,俞琳琳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富商只不过将她作为花瓶看待,是一个在男权之下寄生的角色。《孽》描述了靳燕子作为情妇的痛苦与矛盾。原本把爱情看得纯真圣洁的靳燕子在知道挚爱之人的丑恶心灵之后自暴自弃,当情人的儿子用真正的爱情感化她时却又被她亲手所扼杀。《云妮的黄昏》则展现了大陆女子云妮为取得外国的居留权轻易与人结婚,最后被人抛弃并沦为疯子的悲惨结局。
整体上看,这三个女性都没有真正独立自主的意识,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职业,因此要生存就必须依靠男性。她们把男性看成是支撑自己一切的支柱,而一旦男性对她们弃之不顾,她们就如鲜花一样瞬间凋零。可悲的是,她们生活在男权制下,男子们不是把她们看成泄欲的对象,就是生育的工具,对女性的尊严毫无顾忌地践踏。作者用犀利的眼光剖析女性的生存命运,并把希望寄托在女性的自强上。因而,在《芳龄》中,作者塑造了饱受丈夫病态束缚与虐待之苦的莲馨,在自杀未遂之后,通过工作赚取路费,最后毅然离家出走。这一决绝的姿态,暗示了女性自身意识的不自觉苏醒。
林湄通过展示这些女性的被动地位与压抑命运,反思造成这一现状的社会因素,并最终领悟到要使女性独立必须首先在经济上独立。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指出:“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因此,在《泪洒苦行路》中,作者就别具匠心地塑造了三位新女性。她们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并想通过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与男权社会对抗。三位女性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类型。瑞沁是位传统的中国女性,身为文字编辑的她温柔、贤惠、善良,但丈夫不把她当人看。为摆脱这种遭遇,她毅然选择了离婚并自己抚养幼子,这是以往女性可望而不可即的。正因为她在经济上彻底的独立,因而她能冲出婚姻的坟墓,过独立自主的生活。凤萍是一位强烈的复仇主义者,她想在商海打拼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在婚姻触礁之后,她开始对曾经欺骗自己的男人进行疯狂报复。多利则是新时代的女性,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视别人的眼光于不顾。
在这里,作者旨在探讨新时代娜拉出走之后的女性命运走向。通过展示三位女性在事业与爱情之间的挣扎与痛苦,林湄敏感地觉察到了女性想要改变自身命运的艰难与挫折。在社会沉重的压力之下,瑞沁被自己钟爱的文学出卖;凤萍则在亲手杀死了骗自己的丈夫之后,开始质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多利在经历同性恋之后,也不幸遭遇车祸而残废,最后远走他乡。这一富有隐喻意义的结局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在寻求女性出路时的彷徨与痛苦。
在90年代所写的《漂泊》中,作者继续把关注的焦点指向女性及其生存状态。它以女主人公吉利为中心,展示了出国女性的命运悲喜剧。与香港女性不同的是,吉利已回复到女性真正自我的层面,即具有独立人格与自强的女性意识。吉利在面对异国文化以及丈夫迪克一开始的“狗有时比女人好”的思想时,她不卑不亢,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潜心于自己的绘画事业。当她在绘画事业上功成名就时,迪克自卑的心理开始突显,他对吉利说:“我的价值观是那么的浅薄、愚蠢,言行粗俗,欠教养,又懒又自私,而你是有身份、有前途、有魅力的女性,我不想成为你的附庸品,也不想让人因你有我而受人风言风语。”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别有用心地将男性置于自卑的位置,并采用强烈的对比,让女性的真诚与爱唤醒他们心底的自信。吉利的生活模式为女性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即首先完善自我、独立自主才能在生活面前游刃有余。
总体上看,无论是最初没有经济实权的全职太太,还是冲破婚姻不幸的“女强人”,或是在国外为取得居留权而奋斗的女子,她们走过的道路都充满了荆棘与艰辛。林湄将不同的女性作为自己早期小说创作的主角,实际上是想借文学的方式来思索女性寻求解放与独立的出路。“对于人、人生、生活,我有太多的问号、难题,太多的愤慨……就在这个时候,我找到稿纸,在一行行的空格里,填上我的血与泪,痛苦与快乐、探索和理想。”
应该说,林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自觉的,同时又是全面与深刻的。在这一关注中,除了对女性悲惨遭遇的同情外,还有对的男权思想和社会制度的批判。在林湄的笔下,“狗比女人好”、“女性只是生育工具”是男权社会的主要观念。男性就是呼风唤雨的主宰者,他们对于女人的要求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因而女性所饱受的压抑与扭曲的痛苦就显而易见了。可贵的是,作者打破了自身文化的制约,将这种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放到了文化历史毫不相同的异乡文化中。通过中国女子与异国男子结合之后,其被压抑的生存状态没有丝毫改变的描述,赋予女性问题世界性意义,从而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呼唤和解放之路的探索更具有厚重感。
二
林湄后期的小说创作,主题发生了质的飞跃,即由关注女性命运,上升到神性的探索之上。这体现在她50万字的长篇小说《天望》中。在小说的最后,作者用“人的最高特性——神性”作为小说第53章的标题,亦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体现。在这里,神性不仅是基督的神性,也是个人内在的神性。前者能使人们坚信宗教的信仰,后者能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人性达到完善的境界。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动荡混乱的世纪,垄断经济和科技革命合力冲击着传统观念,惨烈的战争、丑恶的屠戮使人类陷入了沉重的悲哀之中。在科技文明发展的同时,人类却越来越迷失自我,而科技的产品只能造成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荣格曾深刻地指出:“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其中古时代兄弟们所有的心理信心,现代人的信心都已为物质安全、幸福及高尚等理想所代替。可是,这些理想要能实现所需要的乐观成分当然更多。甚至于物质的安全现在亦成为泡影了,因为现代人已开始发觉,在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阶段,总是为另一次更惊人的浩劫带来更大的威胁。”
林湄敏感地捕捉到了人类这一深层的灵魂病症,并将它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层面。对上帝的仰望与对神性的追求,给这部小说带上了强烈的宗教色彩。“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大致上有两种现象,一为文学的创作主体有强烈天人感应的宗教色彩;一为宗教的信仰内涵借助文学的思维方式来表达。”林湄不仅是文学创作者,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因而借文学表达宗教意识十分自然。在这部小说里,现实信仰、宗教信仰相互交织,恋童癖、同性恋、吸毒、谋杀、偷渡等各种社会病症层出不穷,真正展现了后工业时代世人的生存现状。作者透过社会百态,返归到人性层面上,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了人的最高特性——神性。
小说主人公弗来得是一位堂吉诃德似的救赎者。作为农场主的孙子、生活无忧无虑的他,自小对基督教情有独钟,善良且充满了爱心。在接受了祖父与W牧师的教化之后,他毅然卖掉了农场和土地,选择了传教这条路。在他看来,人只有信仰才不会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他劝人为善,一直为“天国的大奖”而积极跋涉。他说:“我想拯救受难的灵魂!哪怕是少数。”弗来得清醒地意识到现代人精神信仰的衰微与良知的沦丧,他想用宗教的方式拯救人类的灵魂。在他看来,麦古思的放荡的性观念,比利的不修边幅,漂泊流浪的个性,以及罗华明与艾克那种违背人性的同性恋倾向都是不可理喻的。他们是病态的心灵,弗来得要拯救他们。作者这一独具魅力的角色安排,实际上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精神取向及其灵魂归属的焦虑。
弗来得想用良知与基督精神拯救世人,在现实中却不断碰壁。他出于人道主义向法院报告偷渡者的死亡事件,举报地下工厂,揭发“娱乐中心”实际上是变相妓院等等,遭到黑组织的毒打和摧残。而他救赎的对象,罗华明、麦古思以及比利、艾克等不仅没有获得灵魂净化,反而嘲笑弗来得行为过于单纯与幼稚。到最后,他的脚被人打瘸了,眼睛被人弄瞎了。然而面对这些,弗来得充满了坦然,这其实是基督受难精神的现实写照。在基督看来,“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一种能够用来为他人服务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从痛苦中产生,而不能从其他任何渠道产生。”因而,弗来得要想用基督精神拯救他人,就必须牺牲与奉献。
在作品中,弗来得经常自言自语,似乎和上帝在对话。而在弗来得义无反顾的传教过程中,这种神性的精神也慢慢地突显。在经受肉体的折磨时,弗来得尚能忍受,一旦精神遭到摧残,则整个灵魂陷入崩溃的边缘。当他得知兄弟依里克拆掉了充满儿时记忆的小教堂时,整个肉体和精神陷入了昏迷的状态。周围人无法得知其原因。在这里,小教堂已成为弗来得精神的支柱,是他与上帝交流的中介,也是他宗教信仰的精神依归。小教堂消失了,其神性精神也将受到重创。这一天人感应的奇幻刻画,正体现了基督神性的崇高与神秘。
在弗来得昏迷过程中,依里克不仅聘用了美国的名医,还试用了刚刚研发的新药治疗弗来得,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最后是妻子微云的眼泪唤醒了他。在弗来得的大爱面前,微云被感化了,最终回到了弗来得的身边。微云最后说:“是你的‘爱征服了我,这个世界没有比爱更具有征服力。”这一象征性的结局又复归到了基督之爱的精神主题。“爱确实能够使我们摆脱我们的自我,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灵,占据我们的心灵,把自我从我们的心灵中赶出去。”在弗来得真正彻悟大爱之后,也开始倾听他者对自己盲目优越感的批判,并调整自己的感受、思维和行为方式,神性使他的内心不断完善。在最后,他原谅并暗地里帮助妻子,接受了自己妻子与别人生的儿子,真正超越了“小我”而升华至人类的“大我”。在弗来得身上,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它能激发人的神性,净化人的灵魂。
在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作者的笔触已不再徘徊于女性之间,而是把视角转向了那个一味拯救人类的英雄弗来得身上。通过基督教形式的拯救,作者实际上想要探讨的是,在后工业时代,在科技文明造成人性异化的迷茫中,神性能否最终拯救人的灵魂。“在高科技的旗帜下,人类的困扰、彷徨、忧伤、惊恐感有增无减,甚至集体地进入丧失生存意义的地步,像被赶到没有出路弄子里的牛马一样。面对这样的风景,作家的心境如何?渴求的是什么?自我位置和理想怎样?如何看待文化间的异同?如何对待科学和人性、融入和反思等等问题?文明的真谛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是我的焦虑,也是我对世界人生的思考和叩问。”这一形而上层面的追求,使得作者把写作的立足点转向了整个人类生活,实现了作家对自身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真正将文学作为人的精神看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者和欣赏者,在对生命信仰的沉思中,在转身的忧叹中所达成的是对人的活动的有限性的超越,对人性有限性的超越。在精神上超越人的活动的有限性和人性的不圆满,获得一种超越生命本身的体验。”
三
林湄作为新移民作家中默默耕耘的创作者,其十年如一日的写作姿态,正证明了她对待文学的严肃与认真的态度。从她小说创作主题的转变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作者思想及其视角的变迁。由关注女性现实命运转而探讨人类精神的归宿,林湄小说创作所做的跨度是巨大的。追溯其转变原因,首先得归因于她丰富多彩的漂泊经历。林湄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经历、漂泊将我的视角、思考和文学意识带到一个崭新的位置……在中国大陆时的创作心态多注重‘自身的生存话语、‘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财富权势等问题的是非荣辱的判断和思考。出国后改变了我对世界、人生、艺术以及生存方式的看法,开始重视并体会‘人与自然宇宙、‘人与自己关系等大宇宙观。”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欧洲,她跨越了三种社会制度,体验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这一漂泊的经历不仅开阔了她的眼界,也成就了她的文学,使她能跳出芸芸琐事,站在边缘的位置看中心,审视生命与情爱、灵魂与死亡等终极意义上的人类问题,并对人性深层进行深刻拷问。
其次是宗教对林湄人生观的影响。从令人艳羡的“红标兵”一夜之间变成被人唾骂、指责的“黑标兵”;从甜蜜的家庭生活到婚姻触礁;从满腹雄心于商海打拼到被骗得血本无归,林湄所走过的路正可以用她的小说标题“泪洒苦行路”来形容。对于一个敏感的作家,这样的痛苦如何排遣呢?宗教在这时成了她摆脱痛苦、寄托感情的精神小庙。“我是在屈辱、自尊自爱、愤慨、压抑、痛苦、失望、悲伤等人生遭难中接近宗教的。宗教能引导人类从纷争凌乱的尘世中抽离出来,走向自然宇宙,在浩淼的天体里再识‘有限‘无限的奥妙,从而直接间接地帮助人脱离痛苦、不安和躁烦,令心灵平静、安然、祥和,不为外物所动心,‘无心于事,无事于心,过愉快的日子。
再次是林湄自身坚持不懈的性格使然。她原名叫林梅,之所以改林湄,是为了取“快要枯死之林,种在水之湄上”之意。以表示自己的创作决心和对写作的憧憬。她本可以安居一隅,但为着自己追求的梦想,不惜辗转于香港、比利时、荷兰等,这一特殊生活方式的选择体现了她不甘平淡、追求纵深的性格。在这一性格的驱使下,林湄小说创作的主题也就越来越深刻。她不会再执着于女性那个狭小的圈子,而是由女性而及全人类,由关注人的普遍性转而挖掘人的最高特性——神性。
对于新移民文学的发展过程,陈瑞琳曾作了一个宏观的概括:“新移民文学发端于80年代后期,滥殇于90年代,经历了由浮躁、粗糙到沉潜、过滤的初级阶段,从单纯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已逐渐走向那一代人命运的反思,对中西文化夹缝里的新移民文化心态的表现,进而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从这一论说中,我们能看到新移民文学自身主题及内容的嬗变,也能看到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创作意识的升华。
在以往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是从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差异、异国情调层面进行研究,认为在这些移民文学的关系中,指涉的方向就是“原乡”文化。陈国恩教授曾焦虑地指出:“我拜读过一些学者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文章,发现他们经常持有一种固定的观点,认为华文作家与其所居住的国家一定存在着文化上的隔阂,认为他们在与‘他者的接触中才认识了自我,因而也就比在中国时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属于‘自己的温馨成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但我敢肯定又不全是这样的情形。”
当然,不同的作家由于经历不同、思想各异,因而他们在创作时是站在一个更高层次表现万花筒似的社会人生百态,探索人类终极的价值,还是将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执拗地看成“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这是作家的创作自由。作为新移民的代表性作家,林湄的这一小说主题演变,在文学创作上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出新移民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能看到这些作家们在“边缘”的社会层面,审视世界病症、把握世界脉搏的创作视角,这是新移民文学的独特之处。它使人们能真正看到在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学打破国与国之间的藩篱之后,向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学迈进的趋势。
从立足个体、群体到立足整个人类世界;从展现物质文化之间的差异到探索人类精神、灵魂的神性特质,并用信仰来填补现代人的精神空缺,这一文学主题的转变,是林湄对自身和世俗的超越。克尔凯廓尔把宗教层面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最高层。他曾说:“人类最高的激情就是信仰。每一代人当中都有许多人走不到那么远,但也没有一个人的脚步能超过信仰。”
从林湄的创作转变中,我们看到了移民作家中一种新的价值整合,即在自身文化身份焦虑已被调适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再执着于文化一隅表现漂泊者在面对异域文化时所表现出的惶恐。恰恰相反,他们会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转向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像指点江山一样,站在恰到好处的边缘位置,去审视人类现世的风景。林湄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中苦苦求索,并找出了一副治愈人性灵魂的良药——神性,通过英雄弗来得的形象,昭示了人的灵性之光。这实际上也是作家林湄的一种理想,一种对人类灵魂归宿的企盼。然而边缘作家描写边缘人的故事是一条孤独的路。但正是这种总体意义上的孤独给了这类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性质,那就是作家在写作时是真正地呕心沥血追寻真谛,心中完全没有畅销与否的俗念。因而,林湄凭借对基督教的信仰,希望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神性精神,并通过这种神性来拯救人的灵魂,以对抗科技文明对人性造成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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