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维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描述中,张爱玲的的小说往往被认为关注私人生活而缺少时代意识。实际上,张爱玲的创作依然曲折而深沉地回应了社会现实问题,其代表作《倾城之恋》中女主角白流苏的三次“出走”与“回归”是关于女性启蒙状况的隐喻,反映了20世纪前期普通女性生存与启蒙之间的对立冲突,间接传达了五四启蒙范围和深度的有限性。

　　关键词:启蒙;生存;冲突

　　Abstract:In the historical canon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Eileen Changs novels are regarded as only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life but indifferent to her time. In fact, some social issues are indirectly but profoundly addressed by Changs writings, as represented by her novel Love in a Fallen City wherein the heroine Bai Liusus three“absences”and “returns”suggest her difficult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Bais acts have reflected the psychological struggle of ordinary women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tween existence and awakening, and thus indirectly allegorized the limitations in width and depth of the succes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 words:awakening, existence, conflict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006-0677(2009)4-0031-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夏志清在1957年就称她“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张爱玲的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个人与时代的脱轨:时代在发生迅猛的变化,小说描写的时间却静止得像停摆了的时钟,小说描写的人物几乎脱离了时代、政治和民族意识的主流。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关注私人的世俗生活状态,而缺少直面时代与历史的宏大命题。然而,张爱玲的创作不可能超脱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她曾说:“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记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只不过她关注的焦点是与时代脱节的一群遗老遗少的私人生活,通过对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生存状态的描写,她隐晦地表达了对于时代变迁的认识。正如艾晓明所说:“当许多新文学的作家,尤其是40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见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思想启蒙与改革发展、救亡图存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潮流和关注热点,透过《倾城之恋》女主角白流苏的启蒙状况,我们可以窥测张爱玲对于社会问题尤其是女性启蒙问题的沉重思考。

　　一、启蒙的星星之火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根据康德的定义,启蒙就是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摆脱别人的管教,自己变得成熟,有自我判断和行动的能力,无需过分依赖父母、传统等外部权威就能做出自我决断,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赛亚?伯林指出:“自我决断——通过理性思考作出决断,不受某些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特别是别人,即康德谓之的‘一个家长式专制政府的驱使或摆布”,这就是成熟。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启蒙的首要任务是“立人”,将人从几个世纪以来的纲常名教中解放出来,取得自我意识和自主权,使人的内心真正获得自由,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尤其是对中国女性而言,白流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出走”与“回归”是《倾城之恋》中围绕女主角白流苏的两大主线,也是她整个启蒙状况的隐喻。张爱玲以婚姻为核心、以家庭为走向描写了流苏从结婚、离婚到再婚的经历,流苏的人生据此大致可以分为三次“出走”和“回归”。结婚,离开父家,是流苏一生中的第一次“出走”,嫁入夫家是她的第一次“回归”。婚姻给流苏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离开那个时间几乎停滞了的没落封建家庭白公馆,然而嫁入的夫家却是另一个坚守着封建宗法的家庭。第一次婚姻带来的最大差别不过是使她从父之家长专制的驱使和摆布中转入夫之家长专制的驱使和摆布,至此,她的生命不仅受到父权的压迫,还加上夫权的压迫。

　　如果说结婚前后流苏思想启蒙的状况还无法得知,那么离婚与再婚则是她主动掌握自己生活,追求自己人生的表现,透露出自我意识的痕迹。离婚是流苏的第二次“出走”。结婚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流苏唯有被动接受,而离婚却是流苏本人的强烈要求。白家三爷说流苏当初“哭哭啼啼”,“闹着要离婚”。“夫为妻纲”依然是20世纪初婚姻观念的核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是女性必须接受且不容置疑的道德观念,再加上贞洁这一所谓的“美德”的枷锁,绝大多数女性从思想到行动都被“一夫终身制”牢牢地束缚,不会轻易提出离婚。然而流苏全然不顾封建婚姻观念,执意离婚,最终靠自己的努力通过法律手段解除了婚姻关系,摆脱丈夫的控制,为自己赢得做人的起码权利,这是她自我意识的表现,是对传统女性体贴、温柔、无私、恭顺、牺牲形象的挑战。在旧中国,挣脱男性的控制和摆布,解开套在脖子上的“夫权”枷锁,取得与男性平等的身份地位,是女性启蒙和解放运动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流苏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离婚后的流苏没有走向社会,而是“回归”父家,回到那个与整个世界都慢了半拍的白公馆,再次遁回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中去。流苏第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就这样刚刚开了个头,就匆匆煞了尾。

　　去香港,与范柳原谈恋爱,建立自己想要的婚姻,是流苏第二次主动追求自己的人生、开创自我生命的勇敢、惊人之举,也是整部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熏陶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伦理核心,建立起“上下有序,尊卑有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从”(顺从、服从)是此等级观念的突出表现之一。儒家经典《礼记》有一段论述:“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女性群体可以划入斯皮瓦克提出的“属下”一类,斯皮瓦克认为“属下”一生都服从他人的管制,自己绝对不能做主,没有政治权、经济权、生活权,没有自由,包括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然而在女性生命中,爱情和婚姻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同事业在男性生命中的地位,爱情和婚姻不仅是女性出于本能的追求,更是女性肯定自我、完成自我的一种方式,但是在“三从四德”的礼教之下,旧社会的中国女性甚至在没有出世时,人生之路就已被安排完毕,她的人身权依次被授予父、夫、子这三个不同男人,一生做不得自己的主,永远活在别人的管制之下。所以当流苏前夫的死讯传来时,流苏的母亲、兄嫂不顾流苏本人的意愿,又一次安排她的人生,极力劝逼她为死去的前夫守孝主丧,守节做寡妇,这种安排虽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却符合伦理纲常的规定。依照封建等级秩序,作为“属下”的流苏没有话语权,即使万般不愿也应当顺从母亲、兄嫂的安排。然而流苏再次表现出叛逆精神,她坚持拒绝了家人的安排,拒绝伦理纲常的规定,同时也彻底粉碎了她与家人间的最后一丝感情。对家人既失望又伤心的流苏跌跌撞撞地冲上了楼,注视着镜子,她第一次从中看到了自我。这里的“自我”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指实体性的身体,即通常意义上的肉体,也是张爱玲描述的镜子中的流苏形象:纤廋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半透明的轻青的玉的脸、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第二层指主体性的自我,透过自己的躯体,流苏看到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看到自己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个体。伴随主体意识的萌芽,流苏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的人生。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立。”自立不仅仅是行动上的自立,更重要是思想意识的自立,独立思考是实现自立必不可少的前提,女性也只有首先获得独立思考力,才有可能彻底改变自己“属下”的地位。致力于发现和探索自己的身体,是女性独立思考,建构主体身份的开始。流苏在对着镜子凝视自己的过程中开始了一次重大蜕变,她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她要依靠自己谋求个人的幸福。她的首要结论是必须跳出这个神仙洞府,跳出几千年伦理纲常的枷锁。“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关了。”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流苏抛弃了伦理纲常,不顾他人的鄙视和遣责,下舞场与范柳原跳舞;去香港与柳原相会。这是流苏的第三次“出走”。就在她差点成为柳原的情妇时,一场战争炸毁了一切既有的轨道,在纷飞的枪林弹雨中,个体生命显得如此渺小脆弱、不堪一击,“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流苏与柳原最终登记结婚,成了他的合法妻子,“回归”到自己亲手组成的家庭之中。一个城市的倾覆成全了她,让她得到了大家眼中理想的丈夫,实现了她的心愿,从此,这个世界千千万万人的痛苦生死,这个时代惊天动地的变革都不与她相干,她收起了当初的叛逆,回归为一名传统女性,依附丈夫安心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曾经独立、自我的启蒙意识也随之灰飞烟灭。

　　二、启蒙与生存的斗争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塑造出了流苏这个“出走”的女性形象。世界文学中“出走”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出走在于她自觉地意识到女人也是人,跟男人一样的人,男女平等,“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这是娜拉的名言,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力支持她毅然决然离家出走。然而流苏没有娜拉那样的觉醒,缺少对自主、独立、平等、人权等启蒙思想的清醒意识。纵观流苏后二次的“出走”与“回归”,可以发现她的启蒙程度与生存状况直接紧密相联,她所有叛逆、反抗封建宗法与礼教的行为都是源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流苏第二次“出走”主要是因为她的生存受到丈夫的威胁。流苏的前夫不仅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而且还毒打流苏,“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心有不忍,”最懦弱的白家三爷竟然都一拍胸脯站出来支持流苏离婚。流苏选择离婚并不是因为她认识到女人也是人,有决定自己婚姻的自由与权利,而是迫不得已。离婚成功,摆脱了丈夫的虐待,暂时解除了生存的直接威胁,流苏就失去了进一步启蒙的动力,因此流苏离婚后不是走入社会,而是退回到那个与整个世界都脱了节的白公馆。

　　去香港是流苏的第三次“出走”。抢夺妹妹宝络的相亲对象范柳原,背负着众人的目光与非议,二次去香港与柳原相会,费尽心机最终成为柳原的合法妻子,这一系列行为从表面看似乎是流苏在自觉追求恋爱与婚姻自由,追求个人的幸福,其实质却仍然停留在自我保存的层面上。前夫的死讯彻底撕毁了流苏与家人之间残存的一丝和谐,这个封建思想浓厚的家庭奉天理人情、三纲五常为永远不变的真理,即使流苏与前夫已经在法律上解除了夫妻关系,仍坚持认为她“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流苏违抗母亲和兄嫂的意愿不为前夫守寡,让她失去了最后的容身之所。如何生存下去?这个人类基本问题再一次摆在流苏面前。《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唤醒了众多女性自由、平等的思想,离家后的娜拉该怎么生存下去,易卜生没有回答,鲁迅给出的答案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伤逝》中塑造的人物子君反映了中国“娜拉”出走后的遭遇。子君接受了启蒙思想,读过易卜生、泰戈尔、雪莱,对家庭专制、男女平等、旧习惯也有所认识,对女性问题她比娜拉思考的更深刻,她曾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一个有着清醒启蒙思想的女性,离开家庭追求恋爱的自由,由于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生活渐渐陷入困境,与涓生的关系也日益恶劣,最终走上了绝路。“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子君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发出的警告。对于旧中国的女性来说,没有谋生能力,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启蒙思想许诺的美好希望只会增加人的痛苦,加速人的毁灭。流苏离开家人,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生活来源问题,“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这不仅是流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大多数旧中国女性面对的问题。没有工作的能力和资本,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女性靠什么活下去呢?流苏从镜子中看到自己唯一拥有的资本——年轻的身体,利用这个女性的天然资本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既让自己避免了堕落也解决了生存问题。经过一番权衡,流苏决定“不顾廉耻”与妹妹争夺大家心目中的理想丈夫人选范柳原,不顾伦理礼教的规定二次去香港与柳原谈恋爱。最后一场战争成全了流苏,使她获得柳原合法妻子的身份,彻底解决了生存问题,于是她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庭中,遵循礼教要求过着夫唱妇随的生活。

　　三、艰难的女性启蒙

　　西方启蒙运动伊始是将人从神学和宗教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自由与理性,而中国的启蒙迫切需要的是将人从伦理宗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是中西方启蒙的共同核心,发现“人”,确立“人”的地位,将人从压迫、愚昧、迷信的奴役与束缚中释放出来,追求人性的解放,改善人的生存状态,这是启蒙的根本目标。卢梭宣称:“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己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的关怀。”个体生存是启蒙首先关注的对象。由于20世纪前期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救亡图存成为历史赋予那个时代的任务,因此中国的思想启蒙不单只是改造国民的思想、文化、心理,更与国家、民族、政治紧密相联。“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由立人而立国成为启蒙先驱的共识。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起点,一场以“立人”为目标的思想启蒙运动如狂风暴雨铺面而来,强烈冲击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秩序,自由、独立、主权、平等等现代文明思想如雨后春笋般疯狂生长,一批批热血青年怀抱着激动人心的新思想走上街头,一切都似乎昭示着光明的前途。然而张爱玲对此却并不乐观,她从个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看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对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有限影响力。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可以推测出张爱玲对启蒙运动不抱乐观的三大原因。首先,礼教宗法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启蒙新思想欲破旧立新难度很大。白公馆就是人们头脑中封建思想的象征,生活在其中的人封闭在自己的时间之流中怡然自得,既不过问国家、民族、政治问题,也不接受新知识、新观念,他们对启蒙无动于衷,他们需要的只是自己当下的生活。鲁迅《药》、《孔乙己》中强烈批判这种愚昧的国民性格。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封建思想虽然落后、破旧、封闭却依然坚固如昔,顽强抵抗着外来新思想的冲击。启蒙思潮固然来势汹汹,但离彻底摧毁这座思想堡垒还有很长一段差距。其次,启蒙思想传播范围有限,尤其是对女性启蒙这一领域关注不够,而这个群体又迫切需要启蒙思想。旧社会的女性是饱受压迫特殊群体,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和礼教使女性在神权、族权、父权之外,比男性多背负夫权、子权的压迫,在一重又一重的“权威”之下,女性早已忘记了何谓独立人格、自我意识,中国女性的启蒙和解放可谓任重而道远。从白流苏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伦理宗法观念在女性思想中根植之深之牢。虽然流苏冒天下之大不韪离婚,摆脱夫权的枷锁,去香港争取自己的婚姻,摆脱家庭的束缚,但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依附性的人格。离婚后,她从依附丈夫转而依附家人;离家后,她从依附家人转而依附柳原;与柳原结婚,她取得了终身依附丈夫的合法权利。她唯一关心和努力解决的只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对宗法礼教的“叛逆”行为也同样是因为生存而非对“人”的觉悟。范柳原提出带她去马来亚的森林,让她能在其中尽情奔跑的建议时,他希望的是解开流苏身上重重无形枷锁,释放她的天性,享受个人的自由,但是流苏并不能理解柳原的真正用心。当柳原痛苦地说“我要你懂得我”时,流苏答应着却茫然不知“懂我”是何意。启蒙思想“人”的核心还没有触及到中国女性的意识,经济独立是最大的障碍之一。流苏是一个有头脑的女性,不单纯为柳原的相貌和魅力吸引,但她理性思考的全部内容都围绕着如何名正言顺地依附这个男人,求得安稳。当流苏成为柳原的妻子时,她得到了依靠,有了家,她“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盘踢到桌子底下去”。张爱玲将女性的这种性格和心理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启蒙思想与普通女性之间的差距也一目了然。第三,启蒙者自身启蒙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应付现实生活,导致启蒙的失败。启蒙本是为了人能更好地生存,但在旧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启蒙却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在生存这一人生第一大问题面前,启蒙的思想力量显得那么薄弱、无力。鲁迅《伤逝》中的子君最后走上绝路,主要因为涓生和子君的启蒙精神都并不完全、彻底,导致同居生活中二人都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最终造成子君的死。如果说子君是不彻底的启蒙输于生存的例子,那么流苏则暗示了未受启蒙带给女性的福祉,是生存战胜启蒙的例子。接受启蒙精神洗礼的子君最后凄凉地死去,未受启蒙精神洗礼的流苏却在乱世里心满意足地活了下来。鲁迅从正面直接描写中国女性启蒙的艰难,张爱玲则从反面曲折暗示中国女性启蒙的艰难。子君是一则悲剧,流苏是一个喜剧,无论悲喜,都反思了残酷的生存与启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张爱玲给流苏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结局有多少可能?恐怕也只有一个传奇。

　　在那个严峻的时代里,当众多作家关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革命斗争等宏大命题时,张爱玲的小说却以个人为本位,描写个人时间、特殊时间和私人时间,时代的动荡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她更多思考的是个人在这个严峻时代中的生存问题。张爱玲的小说人物多是些凡夫俗子,既没有激动人心的理想,也没有救国救民的抱负;既无意于推动历史进步,也不求名垂青史,他们谋求的仅仅是个人生存,此时此刻的存在。从这些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状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对那个时代启蒙命题的特殊思考。

　　夏志清:《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再读张爱玲》,刘绍铭等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页。

　　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艾晓明:《反传统——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女性的张爱玲》,刘琅、桂苓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34页。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的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219页。

　　[挪威]易卜生:《易卜生戏剧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99页。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页。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