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在开篇直陈《雄鸡唱暮》的文本是一份写邻居老王的人物作业，小说却首先呈现了叙事设置上的精巧。故事以“我”（小鹿）作为第一人称限知视角，通过牵引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架构了一个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到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跨越近五十年的叙事空间。
以“我”出发的叙事明线，从“我”八岁到二十多岁，共分为三个时间层次：第一层是八岁的“我”所在的时间线，讲述了“我”从对年逾七十的邻居老王心怀恐惧，到发现老王性格古怪的秘密，并从情感上逐渐走近老王，与老王的创伤深度共情的故事。在此层次中，小说从八岁“我”的主观视角出发，对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复杂微妙的亲子关系以及城市化进程给“我”的生活和心理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忠实的还原与讲述。第二层是成长为一名写作者的“我”站在二十多岁的当下再次回忆起老王，同时也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回望八岁时的自己和那个已经略微有些遥远的21世纪初，隐藏在八岁“我”的身后书写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人与人的离合聚散。第三层是文本中点到即止的“成长中的日日夜夜”，说明“我”经常怀着思念和祝福的心情想起老王，起到了增加叙事明线层次感的作用。
以老王出发的叙事暗流，则是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到“我”搬离小区的21世纪初，跨度三十年，凝缩了一对因地震痛失多个孩子的夫妇从中年走到暮年的生命历程，探讨了命运的无常以及受伤的人怎样带着创伤活下去。在明暗两条叙事线组成的立体式叙事结构中，作者写出了创伤的代际传递过程，大地震带来的伤痛不只落在老王一个人的肩上，这些伤痛属于所有唐山人甚至所有河北人、中国人，成为一个地区的集体创伤记忆，乃至传递到年幼的“我”的心头。同时，立体的叙事结构还容纳了作品多义的主题，使得小说触及了灾难与创伤、青春与衰老、误解与隔膜、城市变迁与故土情怀等诸多哲理向度。
老王的人物形象也在上述叙事空间中得以呈现。作者采用了剥洋葱式的塑造手法，通过八岁“我”的限知视角，对老王的不同侧面进行精准描写。在“我”眼中，老王从一开始外表病弱衰老、性格高深莫测、家庭关系冷淡，遭受了因大地震青年丧子的不幸命运，到他对邻里尤其是孩子的默默关爱，再到其奋不顾身从人贩子手中救“我”的壮举，老王的形象逐漸从一个令“我”不愿靠近的怪老头儿变成了一位令人同情、尊敬和牵挂的长辈，也从肉体的弱者变成了内心充满善意与温暖的精神强者。
在形象不断完整的过程中，老王本人依然孤独而沉默，没有什么机会袒露心声，这也让读者不禁想要探究真实的老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与此同时，作者给老王安排了一只宠物大公鸡作伴，它强悍、漂亮、勇敢、有教养，与垂暮、干瘪的老王形成了反差但也是一种“对影”，小说题目“雄鸡唱暮”也正是老王内心的象征。此外，幼小而生机勃勃的“我”也与行将就木的老王形成了第二重对照。作者精准把握住了儿童对老年人的恐惧，这是充满无限可能和未来感的年轻生命，对活在创伤之中、散发着腐朽气息的迟暮生命的误解，也切近了世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回避，甚至我们可以理智而残忍地推断出在“我”写出这篇文章的当下，老王很难还在人世。幸而还有“雄鸡唱暮”，这是作者的情感选择与道德立场，也是给读者的莫大安慰。
在创伤与生死之外，作者还用孩子式的、戏谑幽默中带有忧伤的笔调写出了“我”与生俱来的敏锐与个性。作为一名在城乡接合部跟着爷爷奶奶快乐成长的留守儿童，“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抗拒离开老旧小区到城里的新家去生活，这对幼小的“我”来说无异于一种连根拔起。但面对家庭迁移这种大事，孩子的抗拒和反抗几乎是无效的。在祖辈、父辈怀抱着喜悦的心情为即将进城不停忙碌时，“我”和“我”心中悲伤、不舍的情绪被“非刻意”地无视了。乐景哀情之下，“我”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心声叛逆而独特，此刻哪怕是真心关爱的人之间也会产生隔膜的现实也显得有些心酸。这是有些人比如老王终究会被时代的列车抛下的残酷真相，也是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庞大的笼罩。
（李硕，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外现当代小说、叙事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文艺评论，评论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河北日报》、光明网、中国作家网等。）
编辑：? 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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